危险的邻邦，暧昧的盟友：中美夹缝之间的越南

　　“陆地边界问题相较于南中国海而言不再重要了，”越南边界线委员会副主席阮维战(Nguyen Duy Chien)说道。当我们在他空荡简陋的办公室拜访的时候，穿着土褐色制服的阮维战给我展示了一个越南人标准形象，让人想起新加坡政治家李光耀1970年对越南领导人印象——呆板严肃而又“迂腐”。这次拜访开始与结束得准时准点，阮维战没完没了地详细展示的演示稿把这次拜访时间占得满满的，从所有能想得到的观点来驳斥中国的立场。

　　阮维战告诉我说，三分之一的越南人口在海岸沿线生活，海洋部门总计占国家GDP的50%。越南宣称200海里划线，毫不迟疑地超过它的大陆架延伸至南中国海(越南人把其叫他“东海”。)这符合由联合国《国际海洋法公约》规定的专属经济区。但是阮维战也承认，这与中国、马来西亚以及与泰国和柬埔寨在泰国湾附近所宣称主权的海域存在“重叠”的地方。维战解释到通过东京湾(译注：中国的北部湾)确立的方式，越南和中国可以大体上解决这个问题，即通过把这个资源丰富的海湾一分为二，而在东京湾，中国的海南岛通过公海就可以大体上封锁越南北海岸。“但是我们不能接受这个牛舌头，”他的意思是指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九条历史分界线。“中国说这片地区仍存在争议，我们说不，这牛舌头侵犯了五个国家的主权。”

　　阮维战接着向我们出示了在他电脑上的一套地图，重述了一大段的历史。“明朝皇帝在15世纪有一段时间占领越南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占领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如果这些岛群属于中国，那为什么明帝国没有把他们画进地图呢?”他质问到。“在20世纪早期，如果南沙和西沙是属于中国，为什么清帝国的地图又忽略了呢?”他对我说，在1933年法国把军队派送到西沙和南沙，这就意味着是因为这些岛是法国印度支那的一部分，现在他们就属于越南。他补充说道在1956年和1988年，中国是利用“军事武力“来攫取西沙岛礁，最后，他展示了一张意大利德尔蒙特圣母玛利亚教堂的图片，那儿存有的一份1850年的地理手稿中有一张半解释了西沙群岛怎么会属于越南。他的这些细节材料只有一个目的：在他的演示稿中另一张地图里，把南中国海(包括西沙与南沙)的绝大部分分割成小块区域，让越南可以在将来把石油特许权授给跨国公司。

　　越南人反复不断地告诉我，南中国海的重要性不仅仅只是一个领土争议的问题：它是世界海洋商业的交通要道，对南韩、日本的能源需求至关重要，并且有一天在这个地方中国将会遏制美国在亚洲的力量。越南确实踩准了奥巴马政府决策者和其他人不断喧嚷的“印太” (Indo-Pacific，即印度和东亚)称谓的历史与文化脉博。

　　越南最近从俄罗斯购买了六艘最先进的基洛级潜艇，没有什么能比这更好地说明这个国家极度想成为地区性的一个主要成员的愿望。一名在河内的西方防务专家告诉我，这项买卖毫无道理：“当他们发现仅维护这些潜艇得花多少钱的时候，越南人才将会真正地感到价格震憾。”这名专家说到，更重要的是越南将不得不训练船员来操作他们——这可是一代人的事业。“为了对抗中国潜艇，”这名专家说到，“他们就得把更多的财富集中用于反潜作战以及沿海防务。”显然，越南购买这些潜艇，挟兵自重的目的是为了说明：我们可是动真格的。

　　在向俄罗斯买潜艇的数十亿美元开支计划，包含了2亿美元用于翻建东南亚最好的深水抛锚港金兰湾(Cam Ranh Bay)，这个港口横跨南中国海海路，是美军在抗美战争期间运作的一个主要基地。越南人申明他们的目的是让外国海军也可以使用可兰湾。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机构中心的职员伊曼·斯托里(Ian Storey)写到，越南人没有明说的潜意思是，可兰湾大修将会 “通过与美国以及当前美国在东南亚军事设施的联系来强化防御，以制衡崛起的中国力量。”可兰湾完美地契合了五角大楼的“重空间轻基地(places not bases)”战略，美国船只飞机由此可以正常访问外国军事哨站进行检修和重新补给，就不需要常规的又带有政治敏感性的基本部署。

　　2010年7月在河内的一次东南亚国家论坛会议上，一项实质性的美越战略伙伴关系宣布生效，当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说美国在南中国海存在着“国家利益”，美国准备参加多边努力来解决那儿的边界争议，海事请求权应当建立在地貌基础之上：那就是大陆架延伸得到的地方，这个概念与中国的历史分界线相左。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把克林顿的评论称为“实质上对中国的攻击”。美国官方对此不了了之。从那个时候开始，奥巴马政府宣布计划在澳大利亚北部或其之外部署2500名陆战队员，并公开表明五角大楼削减预算决不会触及美国军力在太平洋的支出，并声明在事件允许的情况下，重心将从中东转向太平洋。美国对世界的观点与越南不谋而合：受到不断发展的中国力量威胁。不同之处在于美国由此谋取众多的地缘政治利益，而越南只有一个目的：反制中国。

　　但是越南无论如何也无法挣脱中国而投入美国怀抱。越南过于依赖中国并因此而与中国呼吸与共。虽然美国是越南最大的出口市场，但是越南从中国进口的商品超过其它任何国家，包括棉花、机械、化肥、杀虫剂、电子、皮革以及其它许多消费品。虽然中国通过输入大量廉价产品，阻碍了越南当地制造业的发展，但如果没有中国，越南的经济就无法运转。此外，越南官员也深深知道地理位置上的不对等，用他们的话来说叫作：“远水救不了近火。”中国近在眼前而美国在世界的另一半，这意味着越南人不得不对屈辱忍气吞声，例如中国在越南苍翠繁茂的中央高地(Central Highlands)进行铝土矿开采时带来的环境破坏，这个项目与在全国的其它项目一样，雇佣的都是中国工人而不是越南人。”前副外长阮晋战(Nguyen Tam Chien)告诉我说：“我们不能迁居易地，从统计数字上看，我们只相当于中国的一个省。”

　　由于苏联在1979年对越南撒手不顾，越南人就再也不会完全信任一个远方力量。除了地理位置因素外，越南人打从骨子里不信任美国。一名官员直截了当地告诉我说，美国正处于衰退之中，华盛顿政府只盯着中东而不是在东亚崛起的中国(虽然最近的声明有所改变)，这让情况更为恶化。这样解读虽然是自圆其说，但也可能是正确的。此外还有一种害怕，担心美国为了与中国关系更密切而出卖越南：国家外事委员会的一位叫轩(Xuan)的官员，特别提到当时尼克松政府提供的地缘政治环境，让中国自由入侵越南。“历史将会重演，”他失望沮丧地摇着头地对我说。共产党政府的一名官员告诉我，“我们与美国之间在谈判时，民主与人权是很忌讳的。”越南人始终担心，某一天来自于国会、媒体以及不同的非政府组织的压力可能会让白宫出卖越南，就象出卖乌兹别克斯坦和尼泊尔这些专制的亚洲国家一样。外交部副主任李赤勇(Le Chi Dzung)告诉我：“最高价值应当是国家团结与独立。”他努力解释他的国家政治哲学。“是国家，而不是个人，让人获得自由。”

　　越南实际上资本主义的肆无忌惮，而表面上共产党统治巍然不动，一定程度上可从越南共产党的民族主义威望来解释，即是因为它管理的国家曾经在战争期间抵抗了法国、美国、中国。而且象南斯拉夫的铁托(Tito)和阿尔巴尼亚的恩维尔·霍查(Enver Hoxha)，胡志明是一名具有本国特色而不是由外国入侵军队强加扶持的领导人。越南共产党在努力宣讲“胡志明思想”和“儒教”二者在尊重家庭和政府的的共通之处。“爱国主义是儒家思想的必然推衍，”外交部官员李赤勇(Le Chi Dzung)说道。《理解越南》(Understanding Vietnam 1993)一书的作者尼尔·杰米逊(Neil Jamieson)写道：“普通越南人的‘专制主义品质’，”被当作“世界上基本而又具有决定性的道德规则。”这种个性因素反过来又与“正义”相联接，被宽泛地解说成个人对家庭和更大的集体的社会义务。

　　共产主义在越南的固执坚守，还可以有另一种解释，即共产主义的真正主旨正渐行渐远。越南人现在所处的形势与中国相似：他们由放弃共产主义的共产党统治，而接受心照不宣的社会共识，在这种社会共识下，只要共产党保证更高的收入水平，那么人们就乐于安守现状。越南统治者不可能与中国根本上完全背道而驰，因为他们正在进行相同的试验：把资本主义的富有嫁接到共产党统治的国家。

　　越南曾经的粮食配给制来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稻米供给，至今已经放弃有25年了。从统计学标准来看，越南最近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100美元，逐步进入了中低收入水平国家。越南的无所不为却又极其无效率的单一领导人体制(就象图尼萨、埃及、叙利亚以及其它阿拉伯国家一样，领导人个人图片被张挂在宣传栏上)，已经被实际上的三人统治——党主席，国家主席以及总理所取代，在过去的十年中，国民生产总值不负众望地以7%的年率增长。即使在2009年大萧条重压的时候，当地的经济增长也达到了5.5%。“这是世界历史上解决贫困令人印象最深刻的纪录，”一名西方外交家说道，“他们正从自行车跃跃升到摩托车。”那对越南人来说可能就是民主。就算不是这样，或许有人会辩解到，越南和中国的专制统治并没有象在以前的中东那样剥夺了人民的尊严。“中东的领导人脱离群众太长时间了，让国家处在危机之中几十年了，”一位越南前高级政治领导人对我说。“这里并不存在那种情况。虽然腐败、巨大的收入差距和年轻人的高失业率，我们与中东国家一样也存在着这些问题。”

　　比阿拉伯之春更让越南共产党惊慌失措的是学生，一直到最近，越南的通货膨胀率几乎与中国当时一样高，并且人们看到腐败与任人唯亲现象无法控制——这种情况在今天越南还是伴随着。然而，党的官员也同样担心政治改革可能把他们重蹈1975之前南越的垮台覆辙，其虚弱、充满派系的政府导致了国家的崩溃;或者象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的中国一样，软弱无力的中央政府受到外国控制。越南官员公开赞赏新加坡，一个由单一政党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纪律惩戒与廉洁政府——这些东西可以让越南泛滥的腐败得以根除。

　　与此同时，越共领导人仍将继续秉持他们的普鲁士主义(Prussianness)、资本主义经济政策、严历的政治控制，来保持对中国的独立自主。他们也知道他们与阿拉伯之春国家的不同之处，他们国家面对的是虽然在意识形态上相近，但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外部对手，但是他们的危胁倒接近于帮助缓和了大众对政治自由的更大期望。越南领导人与印度领导人一样也对与美国签订的正式条约协议担心不已。越南与美国的实际共同防御条约诞生的时候，那将预示着在南中国海区域的安全情境变得更为不稳定。在任何情况下，越南的命运以及不被中国芬兰化(Finlandized)的能力，可以说与越南在20世纪的命运相似，在很大程度上与21世纪美国在太平洋以及在全世界投射的影响力有关。

　　河内的印象要用心去体验。把这个越南首都如此定格成形的，是历史进程自身——这不仅仅是命定式地缘影响下的朝代更替和入侵劫掠的回响，更是一些英勇行为以及殚精竭虑累积作用的结果。这座城市中的历史博物馆、地图、塑像以及巨大的灰色石柱，纪念着越南人民在11、15、18世纪对中国宋、明、清帝国的抗争。在10世纪之前，越南都被统一进中国，但是此后从“中国”脱离的政治认同感，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仍有些捉磨不透的谜团——过去的所有理论都无法对这个问题作出完整的解释。

　　其实在越南历史想象中对此(政治认同感)有着一种异乎寻常的强烈感受。纪念打败13世纪中国元朝的玉山寺(Ngoc Son Temple)庭院深深布局繁杂散乱，它的镀钢佛像笼罩在香火之中，金箔、红木以及环绕着的碧绿如豌豆汤的还剑湖(Hoan Kiem Lake)，还有它那树木青翠的堤岸，在精神气质上烘托着更为庄严无华的胡志明(Ho Chi Minh)陵墓。胡志明，这个20世纪最伟大的不起眼男人之一，把马克思主义、儒学以及民族主义熔练成一件反抗中国、法国以及美国人的武器，奠定了越南战胜三个世界性帝国的基础。他的陵墓面对杂乱分布长达百年的欧式建筑和教堂，那曾经是法国印度支那的中枢神经——巴黎人冥顽不化地试图在二战后固步自封，延长对越南的占领，这项蹩脚的计划，被迫与越南1954年的奠边府之战(Battle of Dien Bien Phu)，成为了法国标志性耻辱的顶峰。

　　在这些宏大建筑物的背后，是这个城市的现代命运抗争：人声鼎沸充满活力的商业区、轰鸣的摩托车——驾手们在交通拥堵时趁空发送短信——以及线条明朗的前卫店面篏入光线斑驳的简朴临街小店群中。这是连锁商店资本主义的前奏，风格与设计各异的咖啡店随处可见，售卖着世界上一些顶级咖啡，却找不到星巴克的广告招牌。尽管有着漫长的历史，河内并不象欧洲的大城市一样是个露天博物馆。它仍处在跌跌碰碰的发展进程之中，变得——更接近于无序混乱的印度，而不是疏远的、资源贫乏的新加坡。

　　越南人现在正觑觎着发达国家，即为了他们自身也是为了世代的荣光，当然也是为了抗衡与他们一样充满生机活力的中国来维护他们的独立。自古以来，河内始终是带有政治意图的敏感城市，这个世界第13大人口的国家有着漫长海岸线，毗邻着蕴藏丰富的近海资源的海上主要交通要道，这些都是成为一个中等水平强国潜在可能性的筹码。在我去年越南的访问期间，我发现这个国家吸引注意力的不仅仅是紧抓经济发展的迫切心情，而且还有找到一种可与古老而又覇道的邻居大国的共处之道的挑战，这个挑战让越南愈加地寻求美国这个曾经的对手来帮助他们共同面对。

　　这要求美国至少改变他们的历史看法，努力以越南人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国民大会外事委员会副主席阮川轩(Ngo Quang Xuan)告诉我，现代越南的关键一年并非是共产主义北方推翻南越的1975年，而是越南与美国关系正常化、加入了东南亚联盟(ASEAN)以及与欧盟签署了框架性协议的1995年。“换句话说，我们加入到世界中去，”轩说，承认在作出这些决定之前，“在我们自己中间就有许多的艰难的争论。”在几个星期的一系列交谈中，他们的官员解释到，尽管他们接连战胜了法国人和美国人，可事实上越南共产党并没有觉得在这些事件之后扬眉吐气。

　　列举一些：越南在1978年曾经入侵柬埔寨，把那个国家从波尔布特红色高棉(Pol Pot’s Khmer Rouge)政权种族屠杀的疯狂状态之中解脱了出来。虽然侵略是个残酷冷血的行动，但入侵缓解了追随中国的红色高棉所构成的战略性危胁，也具有巨大而又深远的人道主义正面效果。然而，由于这项重要的解救行动，追随苏联的越南被包括美国在内支持中国的阵营实行了贸易禁运，尼克松总统1972年中国之旅后，美国就偏袒中国。1979年中国自身侵略越南，阻止越南从柬埔寨进军到泰国。与此同时，苏联对他的这个代理国家没有提供援助。越南立即陷入外交孤立，在柬埔寨泥潭之中无法脱身，并被国内的贫穷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这很大程度上是其自身军国主义的结果。1970年代的越南领导人给当时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写信，李在2000年他回忆到，那是“难以容忍的”，傲慢地自称为“东南亚的普鲁士。”但是正如越南领导人曾经告诉我的一样，傲慢自负是不攻自破的。严重的粮食短缺以及苏联在1989—1991年的垮台，迫使越南把其军队从柬埔寨撤出。现在的越南是彻底的孤立无靠，战胜美国的胜利已经是遥远的记忆。“那场战争的胜利感觉永远消退了，”一位越南外交官告诉我说，“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和平红利。”

　　“对1960至1970年的抗美之战越南人并不是健忘，”一名西方外交家说到，“当然啦，特定年代的美国人也对此恍若隔世。”越南并没有忘记，他们国家20%的领土不适宜居住是因为美国末爆炸的军火;还有落叶橙剂，让一些重要风景秀丽之地再也不会有生机。但是越南人口的四分之三的是出生在“抗美战争”后(他们用“抗美战争”来与此前及其后的战争相区别)，对这场战争没有记忆甚至比例还更大。我在越南外交学院(是外交部的后备力量来源)遇见的学生和年轻官员们离“抗美战争”的时间，比美国婴儿潮一代距二战的年代更久远。

　　越南人对抗美战争相对更不刻骨铭心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打赢了这场战争。在外交学院摆放着胡志明半身像的房间里，一次市政会议式的会见中，学生与官员们告诉我，他们有时也也会批判美国，但原因实际上也与这场战争无关。他们反感的是，当时北京当局指责菲律宾宣称拥有美济礁(在南中国海的南沙群岛的一部分)的时候，美国在1990年并没有对中国介入干涉。一名学生概括道，“美国力量对世界安全非常有必要。”实际上，在外交学院的学生与官员们，接连不断地使用均衡力量这些术语来描述美国与中国的对抗。“中国太强大了，也太有侵略性了，”一名女分析人员说道，“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主导的世界对我们造成的极大威胁。”

　　但是对越南人的过去而言，中国才是中心，美国退居次要。“越南官方历史中所侧重强调的是抗争，几乎全都是抗争中国，”罗伯特·坦普勒(Robert Templer)在他1998年《风与影》这本关于现代越南具有开创性的书中写到。“占据主导的恐惧感是始终如一，并且超越了各种意识形态分歧，造就了敏感的忧患意识与戒备的越南国家意识。”就如一名越南外交官向我提到，“中国侵略越南17次。美国入侵墨西哥才一次，看看墨西哥人对那是多么的敏感。我们从小到大读的教科书，都是抗争中国民族英雄的故事。”越南人对中国的恐惧深入骨髓，就是因为越南人无法挣脱北方强邻(这个国家的人口是其15倍)的怀抱。越南人知道地理因素决定他们的地位关系：他们可以赢得战争，但是他们还是始终要向北京而称臣纳贡。这种情势对实际象岛国的美国而言是无法理解的。

　　越南本身就是以中华文明南方前哨起家。公元前111年越南被强力并入中国成为汉帝国的一部分。自那以后，被中国占领或在其羁糜之下作为臣贡国家延续了近千年。接着，像越南李朝、陈朝、黎朝等朝代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们抵抗了来自北方中国的控制，击退了层起叠涌的优势兵力。康奈尔大学的基斯·威勒·泰勒(Keith Weller Taylor)在《越南的诞生》(The Birth of Vietnam，1983)一书中写到：“中国对越南的贡献，从老百姓使用筷子，到士大夫学者们使用毛笔，覆盖了文化、社会以及政府管理的方方面面。”越南文学实际上孕育于中国的古典传统：汉语成为越南知识分子的语言，就象欧洲的拉丁语。借助于此，越南的底层农耕文化留存下来的独特性，在范围上超越了越南精英的文化保持。就如密竭根大学东南亚专家维克多·里伯曼(Victor Lieberman)的解释，在这些精英中间，中国人的管理方法是“吸收兼蓄，独树一职。”在与南方的占城和高棉关系交往之后，这些地区的人民并没有受到中华文化的影响，而更多的是印度文化，所有越南人脱离中国的愿望愈加的炽烈。由于他们与中国极其相似，越南对其小有独特之处背负着自恋，而这又让过去的事件变得更旗帜鲜明。

　　越南人战胜了中国，征服了南方的占城和高棉，进一步强化了明晰的国家意识，这个过程被中国的软弱无能所激发，逐渐成长直至现代越南自成一脉。在1946年，中国与法国串通，让中国的北越占领军接替法国军队。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从来没有消除对越南发自肺腑的厌恶感”，坦普勒写到。除了在1979年决定派谴100000名中国人进入越南之外，邓策划了“榨干河内”的政策，使越南在柬埔寨卷入了游击战之中。

　　虽然造成冲突口实的陆界问题目前已经大部分解决，但是亚洲许多国家的民族主义斗争转向了领海权的争夺，即南中国海。越南大约2000英里的海岸线，构成了南中国海的西线边缘，越南突然发现自已处在历史与地理的漩涡中心，其展现的历史意义不亚于其在20世纪晚期的陆地战争。南中国海连接着印度洋与西太平洋，转承着马六甲海峡、桑达、龙目岛以及望加锡海峡，贯通着全球海路。全球商船年吨位的一半以上以及所有世界海上运输的三分之一，都是借道于这片咽喉之地。从印度洋通过马六甲海峡借道南中国海，往返于亚洲的石油航运，是通过苏黎世运河数量的三倍，15倍于巴拿马运河通过量。南韩能源供给近三分之二、日本与台湾近60%的能源供给、中国原油进口的近80%取道南中国海。这片海域也蕴藏着70亿桶原油和约计有900万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如果中国对南中国海将会最终生产出1300亿桶原油的计算是正确的话，那么南中国海是世界上除了沙特阿拉伯之外的任何其他地区都蕴含更多的原油。

　　南中国海有200多个小岛、岩礁和珊瑚礁——只有大约三十几个是永久性的露出水面——这是风云莫测而又愈演愈烈的地缘边境激烈争端的主要内容。文莱宣称对南中国海南部的一个珊瑚礁拥有主权。马来西亚宣称对三个岛拥有主权。菲律宾宣称对南沙群岛(Spratlys译注：按中国主权，译为南沙群岛)的8个岛以及南中国大部分海域拥有主权。但是台湾、中国，还有少不了越南，都各自宣称对所有的或绝大部分的南中国海以及所有的南沙、西沙群岛(Paracel，译注：按中国主权译为西沙群岛)拥有主权。在2010年中，中国引发了一场混乱，把南中国海称作一种“国家核心利益。”最后证明中国官方从来没有这样明确表述;但是无论如何，北京当局称之为“历史分界线”并在地图上以九条短线标注的之内的所有区域：围成的一大规则圈叫作“牛舌头”，完全包括了从中国海南岛以南1200英里直至靠近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所有岛群——这是整个南中国海的核心部分。这种扩张性主权要求的最终结果，是所有的沿岸国家在不同程度上一致反对中国。他们也更加的转向美国以求取得军事和外交支持。

　　“陆地边界问题相较于南中国海而言不再重要了，”越南边界线委员会副主席阮维战(Nguyen Duy Chien)说道。当我们在他空荡简陋的办公室拜访的时候，穿着土褐色制服的阮维战给我展示了一个越南人标准形象，让人想起新加坡政治家李光耀1970年对越南领导人印象——呆板严肃而又“迂腐”。这次拜访开始与结束得准时准点，阮维战没完没了地详细展示的演示稿把这次拜访时间占得满满的，从所有能想得到的观点来驳斥中国的立场。

　　阮维战告诉我说，三分之一的越南人口在海岸沿线生活，海洋部门总计占国家GDP的50%。越南宣称200海里划线，毫不迟疑地超过它的大陆架延伸至南中国海(越南人把其叫他“东海”。)这符合由联合国《国际海洋法公约》规定的专属经济区。但是阮维战也承认，这与中国、马来西亚以及与泰国和柬埔寨在泰国湾附近所宣称主权的海域存在“重叠”的地方。维战解释到通过东京湾(译注：中国的北部湾)确立的方式，越南和中国可以大体上解决这个问题，即通过把这个资源丰富的海湾一分为二，而在东京湾，中国的海南岛通过公海就可以大体上封锁越南北海岸。“但是我们不能接受这个牛舌头，”他的意思是指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九条历史分界线。“中国说这片地区仍存在争议，我们说不，这牛舌头侵犯了五个国家的主权。”

　　阮维战接着向我们出示了在他电脑上的一套地图，重述了一大段的历史。“明朝皇帝在15世纪有一段时间占领越南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占领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如果这些岛群属于中国，那为什么明帝国没有把他们画进地图呢?”他质问到。“在20世纪早期，如果南沙和西沙是属于中国，为什么清帝国的地图又忽略了呢?”他对我说，在1933年法国把军队派送到西沙和南沙，这就意味着是因为这些岛是法国印度支那的一部分，现在他们就属于越南。他补充说道在1956年和1988年，中国是利用“军事武力“来攫取西沙岛礁，最后，他展示了一张意大利德尔蒙特圣母玛利亚教堂的图片，那儿存有的一份1850年的地理手稿中有一张半解释了西沙群岛怎么会属于越南。他的这些细节材料只有一个目的：在他的演示稿中另一张地图里，把南中国海(包括西沙与南沙)的绝大部分分割成小块区域，让越南可以在将来把石油特许权授给跨国公司。

　　越南人反复不断地告诉我，南中国海的重要性不仅仅只是一个领土争议的问题：它是世界海洋商业的交通要道，对南韩、日本的能源需求至关重要，并且有一天在这个地方中国将会遏制美国在亚洲的力量。越南确实踩准了奥巴马政府决策者和其他人不断喧嚷的“印太” (Indo-Pacific，即印度和东亚)称谓的历史与文化脉博。

　　越南最近从俄罗斯购买了六艘最先进的基洛级潜艇，没有什么能比这更好地说明这个国家极度想成为地区性的一个主要成员的愿望。一名在河内的西方防务专家告诉我，这项买卖毫无道理：“当他们发现仅维护这些潜艇得花多少钱的时候，越南人才将会真正地感到价格震憾。”这名专家说到，更重要的是越南将不得不训练船员来操作他们——这可是一代人的事业。“为了对抗中国潜艇，”这名专家说到，“他们就得把更多的财富集中用于反潜作战以及沿海防务。”显然，越南购买这些潜艇，挟兵自重的目的是为了说明：我们可是动真格的。

　　在向俄罗斯买潜艇的数十亿美元开支计划，包含了2亿美元用于翻建东南亚最好的深水抛锚港金兰湾(Cam Ranh Bay)，这个港口横跨南中国海海路，是美军在抗美战争期间运作的一个主要基地。越南人申明他们的目的是让外国海军也可以使用可兰湾。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机构中心的职员伊曼·斯托里(Ian Storey)写到，越南人没有明说的潜意思是，可兰湾大修将会 “通过与美国以及当前美国在东南亚军事设施的联系来强化防御，以制衡崛起的中国力量。”可兰湾完美地契合了五角大楼的“重空间轻基地(places not bases)”战略，美国船只飞机由此可以正常访问外国军事哨站进行检修和重新补给，就不需要常规的又带有政治敏感性的基本部署。

　　2010年7月在河内的一次东南亚国家论坛会议上，一项实质性的美越战略伙伴关系宣布生效，当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说美国在南中国海存在着“国家利益”，美国准备参加多边努力来解决那儿的边界争议，海事请求权应当建立在地貌基础之上：那就是大陆架延伸得到的地方，这个概念与中国的历史分界线相左。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把克林顿的评论称为“实质上对中国的攻击”。美国官方对此不了了之。从那个时候开始，奥巴马政府宣布计划在澳大利亚北部或其之外部署2500名陆战队员，并公开表明五角大楼削减预算决不会触及美国军力在太平洋的支出，并声明在事件允许的情况下，重心将从中东转向太平洋。美国对世界的观点与越南不谋而合：受到不断发展的中国力量威胁。不同之处在于美国由此谋取众多的地缘政治利益，而越南只有一个目的：反制中国。

　　但是越南无论如何也无法挣脱中国而投入美国怀抱。越南过于依赖中国并因此而与中国呼吸与共。虽然美国是越南最大的出口市场，但是越南从中国进口的商品超过其它任何国家，包括棉花、机械、化肥、杀虫剂、电子、皮革以及其它许多消费品。虽然中国通过输入大量廉价产品，阻碍了越南当地制造业的发展，但如果没有中国，越南的经济就无法运转。此外，越南官员也深深知道地理位置上的不对等，用他们的话来说叫作：“远水救不了近火。”中国近在眼前而美国在世界的另一半，这意味着越南人不得不对屈辱忍气吞声，例如中国在越南苍翠繁茂的中央高地(Central Highlands)进行铝土矿开采时带来的环境破坏，这个项目与在全国的其它项目一样，雇佣的都是中国工人而不是越南人。”前副外长阮晋战(Nguyen Tam Chien)告诉我说：“我们不能迁居易地，从统计数字上看，我们只相当于中国的一个省。”

　　由于苏联在1979年对越南撒手不顾，越南人就再也不会完全信任一个远方力量。除了地理位置因素外，越南人打从骨子里不信任美国。一名官员直截了当地告诉我说，美国正处于衰退之中，华盛顿政府只盯着中东而不是在东亚崛起的中国(虽然最近的声明有所改变)，这让情况更为恶化。这样解读虽然是自圆其说，但也可能是正确的。此外还有一种害怕，担心美国为了与中国关系更密切而出卖越南：国家外事委员会的一位叫轩(Xuan)的官员，特别提到当时尼克松政府提供的地缘政治环境，让中国自由入侵越南。“历史将会重演，”他失望沮丧地摇着头地对我说。共产党政府的一名官员告诉我，“我们与美国之间在谈判时，民主与人权是很忌讳的。”越南人始终担心，某一天来自于国会、媒体以及不同的非政府组织的压力可能会让白宫出卖越南，就象出卖乌兹别克斯坦和尼泊尔这些专制的亚洲国家一样。外交部副主任李赤勇(Le Chi Dzung)告诉我：“最高价值应当是国家团结与独立。”他努力解释他的国家政治哲学。“是国家，而不是个人，让人获得自由。”

　　越南实际上资本主义的肆无忌惮，而表面上共产党统治巍然不动，一定程度上可从越南共产党的民族主义威望来解释，即是因为它管理的国家曾经在战争期间抵抗了法国、美国、中国。而且象南斯拉夫的铁托(Tito)和阿尔巴尼亚的恩维尔·霍查(Enver Hoxha)，胡志明是一名具有本国特色而不是由外国入侵军队强加扶持的领导人。越南共产党在努力宣讲“胡志明思想”和“儒教”二者在尊重家庭和政府的的共通之处。“爱国主义是儒家思想的必然推衍，”外交部官员李赤勇(Le Chi Dzung)说道。《理解越南》(Understanding Vietnam 1993)一书的作者尼尔·杰米逊(Neil Jamieson)写道：“普通越南人的‘专制主义品质’，”被当作“世界上基本而又具有决定性的道德规则。”这种个性因素反过来又与“正义”相联接，被宽泛地解说成个人对家庭和更大的集体的社会义务。

　　共产主义在越南的固执坚守，还可以有另一种解释，即共产主义的真正主旨正渐行渐远。越南人现在所处的形势与中国相似：他们由放弃共产主义的共产党统治，而接受心照不宣的社会共识，在这种社会共识下，只要共产党保证更高的收入水平，那么人们就乐于安守现状。越南统治者不可能与中国根本上完全背道而驰，因为他们正在进行相同的试验：把资本主义的富有嫁接到共产党统治的国家。

　　越南曾经的粮食配给制来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稻米供给，至今已经放弃有25年了。从统计学标准来看，越南最近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100美元，逐步进入了中低收入水平国家。越南的无所不为却又极其无效率的单一领导人体制(就象图尼萨、埃及、叙利亚以及其它阿拉伯国家一样，领导人个人图片被张挂在宣传栏上)，已经被实际上的三人统治——党主席，国家主席以及总理所取代，在过去的十年中，国民生产总值不负众望地以7%的年率增长。即使在2009年大萧条重压的时候，当地的经济增长也达到了5.5%。“这是世界历史上解决贫困令人印象最深刻的纪录，”一名西方外交家说道，“他们正从自行车跃跃升到摩托车。”那对越南人来说可能就是民主。就算不是这样，或许有人会辩解到，越南和中国的专制统治并没有象在以前的中东那样剥夺了人民的尊严。“中东的领导人脱离群众太长时间了，让国家处在危机之中几十年了，”一位越南前高级政治领导人对我说。“这里并不存在那种情况。虽然腐败、巨大的收入差距和年轻人的高失业率，我们与中东国家一样也存在着这些问题。”

　　比阿拉伯之春更让越南共产党惊慌失措的是学生，一直到最近，越南的通货膨胀率几乎与中国当时一样高，并且人们看到腐败与任人唯亲现象无法控制——这种情况在今天越南还是伴随着。然而，党的官员也同样担心政治改革可能把他们重蹈1975之前南越的垮台覆辙，其虚弱、充满派系的政府导致了国家的崩溃;或者象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的中国一样，软弱无力的中央政府受到外国控制。越南官员公开赞赏新加坡，一个由单一政党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纪律惩戒与廉洁政府——这些东西可以让越南泛滥的腐败得以根除。

　　与此同时，越共领导人仍将继续秉持他们的普鲁士主义(Prussianness)、资本主义经济政策、严历的政治控制，来保持对中国的独立自主。他们也知道他们与阿拉伯之春国家的不同之处，他们国家面对的是虽然在意识形态上相近，但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外部对手，但是他们的危胁倒接近于帮助缓和了大众对政治自由的更大期望。越南领导人与印度领导人一样也对与美国签订的正式条约协议担心不已。越南与美国的实际共同防御条约诞生的时候，那将预示着在南中国海区域的安全情境变得更为不稳定。在任何情况下，越南的命运以及不被中国芬兰化(Finlandized)的能力，可以说与越南在20世纪的命运相似，在很大程度上与21世纪美国在太平洋以及在全世界投射的影响力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