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对日外交的经验与启示：纪念中日建交50周年

　　(1)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了，半个世纪以来，两个国家的外交关系，走过了风风雨雨，有晴有阴。回过头来看，两国关系最为融洽的时候大致是1978年—1990年之间，那时候双方高层往来密切，国民之间的好感也很强，日本电视剧、动画片、艺术在中国很受欢迎，日本企业在华投资信心高涨，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改革开放事业也得到日本上下的欣赏，双方结成很好地互动，这段时间可以说是中日关系的蜜月期。

　　为什么这期间中日关系发展地如此平稳呢?一方面有一些客观因素，比如当时中美关系在好转，中日发展友好的阻力少多了;就主观方面来讲，跟那时候中国的两位主要领导人——军委主席邓小平和总书记胡耀邦的胸怀、视野和气度不无关系。

　　邓小平与胡耀邦都是完完整整地经历了抗日战争的老一代领导人，抗战期间邓小平担任一二九师政委，开辟了晋冀鲁豫根据地，而胡耀邦担任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副主任和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源源不断地为抗日前线输送干部。他们对日本给中国强加的民族苦难再清楚不过了，但是他们可贵之处在于，能够走出历史的仇恨，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日本和中日关系：

　　第一, 和平和发展成为世界的主流，日本也经过战后改造，消灭了法西斯主义存在的社会基础，虽然还有一些右翼力量阴魂不散，但是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已经大大不同，主流是主张和平的，中日再战可能性已经不大。

　　第二，中国的现代化无法单独靠自力更生完成，需要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的技术、资金支持，和他们搞好关系，才符合国家利益。

　　第三，苏联在长达8000多公里的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70年代末又入侵阿富汗，挑拨中越关系，完成对中国的战略包围，邓胡等中国领导人认为苏联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中国最大威胁，中国应该与美国、日本应捐弃前嫌，一起对抗苏联的霸权主义。

　　总体来说，就是要超越分歧，以长远的国家利益为导向，从世界战略格局出发，及时调整对日策略，化地缘政治被动的局面为主动。

中曾根设家宴欢迎胡耀邦，这也是新中国首次家宴外交

　　(2)基于这样的认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访问了日本，这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在为改革开放探路，也是在为现代化铺路。四十多年后回望，1978年访日和1979年访美，构成了中国重返世界的最重要两步。

　　邓小平访日期间，和日本首相福田纠夫一起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其核心就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亚太和平，虽然条约里面没有直接点名苏联，但是直接针对的第三方就是苏联。这是中国继与苏联、朝鲜之后，第三次签订带有防卫性质的盟约，可见当时中日关系的特殊性。哈佛大学傅高义教授当年是美国头号日本专家，他曾经透露过一个细节，在签约仪式上，日本特邀了28个国家的驻日大使观礼，不过应中方要求，故意没有邀请苏联大使。

　　邓小平此行另一个重点是与日本工商界沟通，寻求他们支持中国现代化，用他自己的话来讲，是徐福东渡，来寻找仙草的，也就是寻找现代化的秘诀的。他先后与稻山嘉宽、士光敏夫、松下幸之助等会晤，为新建设的宝钢等项目争取了援助。邓小平在参观日产汽车神奈川工厂时，特意题词“向伟大、勤劳、勇敢、智慧的日本人民学习致敬”。

　　1983年胡耀邦访日更是把中日关系推向高潮。胡耀邦这次访日受到了诸多特殊的礼遇，比如他受邀到日本国会发表演讲，日本此前从来没有邀请过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到国会演讲，这次算是破例行为，其实也是日本对中国改革和进步的一种认可。胡耀邦在国会的演讲共有20分钟，一共获得19次掌声，两次集体起立鼓掌，这也是罕见的。

　　胡耀邦这次访日为中国争取到了数额不小的日元贷款，共计4900亿日元，按当时汇率约合20.7亿美元;以及大量的日本投资，第二年日本对华投资就出现大的飞跃，一举超过前五年总和。最为著名的是松下集团与北京、广州、上海等地与中国本地企业合资设立了十二条生产线，80年代最知名的牡丹牌彩电、熊猫牌彩电都是这次访日的成果。

　　胡耀邦还以坦诚、开明的性格，获得日本朝野深深的好感，中曾根康弘在于胡耀邦进行两次会晤之后，深为胡的率真敏锐折服，欲直呼其为兄长，他对胡的情谊保持到胡耀邦去世之后，1989年中曾根提出要亲自到北京参加参加胡耀邦葬礼，2005年胡耀邦诞辰90周年，中曾根又托人将90棵樱花树植于共青城胡耀邦墓前，以示缅怀。胡耀邦的在日活动，全程直播，他先后两次接受NHK专访，并多次直接与日本民众互动，因此也是一次成功的公众外交，很多青年说：“如果胡耀邦来选日本首相，我会投他一票”。

　　邓小平和胡耀邦对中日历史问题和领土纠纷问题，也都采取了冷处理的方法，希望能够通过领导人之间的私人友谊和高层沟通管道去消解，避免过度媒体曝光，底层的民族主义干扰国家的外交行为。80年代中日之间也有很多敏感问题困扰，但是都没有影响中日友好大局，这跟当时中日领导人能够利用彼此互信，及时妥善化解不无关系。

　　(3)邓小平与胡耀邦的和日外交是卓有成效的，改善与美国、日本关系，其实是改善中国国际环境，能够实施改革开放的最重要两个步骤，中国也在从发展中日友好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其一是日本的对华援助贷款，成为改革初期中国现代化起步的重要资金。1979年至2005年，日本先后四次对华提供援助性贷款，总计约439亿美元，是我国接受外援的主要组成部分，约占中国接受外国贷款援助的67.2%。六五”至“八五”期间，中国建设的13000公里电气化铁路，有4600公里是利用日元贷款改造建成的;470个大型港口泊位中，有60个泊位是利用日元贷款建成的;1100万吨每日污水处理能力中，有400万吨每日处理能力是利用日元贷款建成的。

　　其二是日本的技术援助和日企投资，也为中国产业腾飞起到了助推作用。自1979年至2014年，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先后为125个大型技术合作项目，提供超过1800亿日元的支持，涉及农业、医学、环保、工业技术升级等领域。此外，日本还通过JICA共派遣9220名专家来华工作，并为中国培养了36000余名研修生。1991年至2009年，中国政府先后为1099名具有突出贡献的外国援华人士授予“友谊奖”，其中，日本专家210位，获奖人数位居各国第一。

　　在日企对华投资方面，整个80年代，中国共吸收日资32亿美元，约占中国吸收外资总量的15%，仅次于香港;至1997年中国共吸收日企投资158亿美元，中日之间先后成立了东风日产、赛格日立、首钢日电、五羊本田、广汽丰田、海南马自达等著名合资企业，中国家电、汽车、通讯、电子等很多行业的起步，与日企在改革初期投资不无关系，我们现在很多知名大企业，都在建立在80年代中日经济技术合作基础上的，

　　总之，改革之初邓小平、胡耀邦等领导人开创的中日友好局面，对于中国改革开放能够顺利进行，既创造了优越环境，又引来了助推动力，功莫大焉。很多人说中国改革成功是历史偶然事件，邓胡之胸襟与高瞻远瞩，则是创造了这种偶然的重要因素。

　　(4)那么，改革之初，邓小平、胡耀邦等老一代领导人处理中日关系的思路，对于当今处理中日关系有什么启发呢?

　　三四十年后的今天，日本仍是中国邻国中经济科技实力最强、社会最发达的一个，同时日本还是国际社会中非常重要的一员。中国现在虽然经济实力超过日本很多，但是发展崛起中的很多问题，比如产业链安全问题、中美关系问题、国家统一问题，都无法绕开日本，单独依靠自己的能力去解决。

　　很多人认为，日本不服中国，我们也没必要担心，中国过几年充分强大了，用武力驯服它就好了。其实我们从美国在阿富汗，俄罗斯在乌克兰的遭遇就可以看出驯服一个国家何其难，而日本之国力跟阿富汗、乌克兰又根本不是一个力量级的。并且，日本地理具有无比优势，足以自保，历史上不曾有亚洲大陆国家征服日本。

　　还有人说，八十年代那种中日和平基础不再了，现在我们讲中日友好时过境迁，是热脸贴冷屁股，一厢情愿。其实，现在日本仍然有一股强大的维系中日友好的力量，最近几年中日高层互动虽然停止了，但是民间往来依旧密切，双方的经贸往来更是一直在增加。中日友好是有坚实基础的，要比50年代德法和解的社会基础好的多。

　　还有人说，我们在全世界有广泛的朋友，不需要日本。朋友分两种，一种是实力弱的，只能提供道义声援，而对战略态势起不到影响作用;另一种是实力大的，真正能够左右战略格局的，这种国家才是中国需要重点经营的对象。

　　无疑，日本是其中关键的两三个之一，日本是美国印太战略的最重要抓手，在供应链、贸易战、科技战和台海等关键领域，日本在中美之间的倾斜程度，可以说决定着中美战略主动权的天平，日本在此等问题上，不说是占到中国一边，就是态度暧昧一些，都可能让中国处境大大改善。

　　所以，今天我们完全有条件，也有必要与日本改善关系。如果说四十年前，日本是决定中国改革成功的关键外部因素之一，那么今天它仍是决定中国发展崛起的关键外部因素之一。我们今天需充分吸收前人的智慧，把日本塑造成为中国的重要战略伙伴，至少让日本保持中立，而不是把日本彻底推向西方阵营。任何大国的崛起，首先必须先有一个稳定后院，家门口不清净，在国际上的任何抱负目标都是处处受掣肘。

　　(1)中日邦交正常化50年了，半个世纪以来，两个国家的外交关系，走过了风风雨雨，有晴有阴。回过头来看，两国关系最为融洽的时候大致是1978年—1990年之间，那时候双方高层往来密切，国民之间的好感也很强，日本电视剧、动画片、艺术在中国很受欢迎，日本企业在华投资信心高涨，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改革开放事业也得到日本上下的欣赏，双方结成很好地互动，这段时间可以说是中日关系的蜜月期。

　　为什么这期间中日关系发展地如此平稳呢?一方面有一些客观因素，比如当时中美关系在好转，中日发展友好的阻力少多了;就主观方面来讲，跟那时候中国的两位主要领导人——军委主席邓小平和总书记胡耀邦的胸怀、视野和气度不无关系。

　　邓小平与胡耀邦都是完完整整地经历了抗日战争的老一代领导人，抗战期间邓小平担任一二九师政委，开辟了晋冀鲁豫根据地，而胡耀邦担任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副主任和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源源不断地为抗日前线输送干部。他们对日本给中国强加的民族苦难再清楚不过了，但是他们可贵之处在于，能够走出历史的仇恨，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日本和中日关系：

　　第一, 和平和发展成为世界的主流，日本也经过战后改造，消灭了法西斯主义存在的社会基础，虽然还有一些右翼力量阴魂不散，但是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已经大大不同，主流是主张和平的，中日再战可能性已经不大。

　　第二，中国的现代化无法单独靠自力更生完成，需要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的技术、资金支持，和他们搞好关系，才符合国家利益。

　　第三，苏联在长达8000多公里的中苏、中蒙边境陈兵百万，70年代末又入侵阿富汗，挑拨中越关系，完成对中国的战略包围，邓胡等中国领导人认为苏联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中国最大威胁，中国应该与美国、日本应捐弃前嫌，一起对抗苏联的霸权主义。

　　总体来说，就是要超越分歧，以长远的国家利益为导向，从世界战略格局出发，及时调整对日策略，化地缘政治被动的局面为主动。

中曾根设家宴欢迎胡耀邦，这也是新中国首次家宴外交

　　(2)基于这样的认识，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访问了日本，这其实某种程度上是在为改革开放探路，也是在为现代化铺路。四十多年后回望，1978年访日和1979年访美，构成了中国重返世界的最重要两步。

　　邓小平访日期间，和日本首相福田纠夫一起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其核心就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亚太和平，虽然条约里面没有直接点名苏联，但是直接针对的第三方就是苏联。这是中国继与苏联、朝鲜之后，第三次签订带有防卫性质的盟约，可见当时中日关系的特殊性。哈佛大学傅高义教授当年是美国头号日本专家，他曾经透露过一个细节，在签约仪式上，日本特邀了28个国家的驻日大使观礼，不过应中方要求，故意没有邀请苏联大使。

　　邓小平此行另一个重点是与日本工商界沟通，寻求他们支持中国现代化，用他自己的话来讲，是徐福东渡，来寻找仙草的，也就是寻找现代化的秘诀的。他先后与稻山嘉宽、士光敏夫、松下幸之助等会晤，为新建设的宝钢等项目争取了援助。邓小平在参观日产汽车神奈川工厂时，特意题词“向伟大、勤劳、勇敢、智慧的日本人民学习致敬”。

　　1983年胡耀邦访日更是把中日关系推向高潮。胡耀邦这次访日受到了诸多特殊的礼遇，比如他受邀到日本国会发表演讲，日本此前从来没有邀请过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到国会演讲，这次算是破例行为，其实也是日本对中国改革和进步的一种认可。胡耀邦在国会的演讲共有20分钟，一共获得19次掌声，两次集体起立鼓掌，这也是罕见的。

　　胡耀邦这次访日为中国争取到了数额不小的日元贷款，共计4900亿日元，按当时汇率约合20.7亿美元;以及大量的日本投资，第二年日本对华投资就出现大的飞跃，一举超过前五年总和。最为著名的是松下集团与北京、广州、上海等地与中国本地企业合资设立了十二条生产线，80年代最知名的牡丹牌彩电、熊猫牌彩电都是这次访日的成果。

　　胡耀邦还以坦诚、开明的性格，获得日本朝野深深的好感，中曾根康弘在于胡耀邦进行两次会晤之后，深为胡的率真敏锐折服，欲直呼其为兄长，他对胡的情谊保持到胡耀邦去世之后，1989年中曾根提出要亲自到北京参加参加胡耀邦葬礼，2005年胡耀邦诞辰90周年，中曾根又托人将90棵樱花树植于共青城胡耀邦墓前，以示缅怀。胡耀邦的在日活动，全程直播，他先后两次接受NHK专访，并多次直接与日本民众互动，因此也是一次成功的公众外交，很多青年说：“如果胡耀邦来选日本首相，我会投他一票”。

　　邓小平和胡耀邦对中日历史问题和领土纠纷问题，也都采取了冷处理的方法，希望能够通过领导人之间的私人友谊和高层沟通管道去消解，避免过度媒体曝光，底层的民族主义干扰国家的外交行为。80年代中日之间也有很多敏感问题困扰，但是都没有影响中日友好大局，这跟当时中日领导人能够利用彼此互信，及时妥善化解不无关系。

　　(3)邓小平与胡耀邦的和日外交是卓有成效的，改善与美国、日本关系，其实是改善中国国际环境，能够实施改革开放的最重要两个步骤，中国也在从发展中日友好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其一是日本的对华援助贷款，成为改革初期中国现代化起步的重要资金。1979年至2005年，日本先后四次对华提供援助性贷款，总计约439亿美元，是我国接受外援的主要组成部分，约占中国接受外国贷款援助的67.2%。六五”至“八五”期间，中国建设的13000公里电气化铁路，有4600公里是利用日元贷款改造建成的;470个大型港口泊位中，有60个泊位是利用日元贷款建成的;1100万吨每日污水处理能力中，有400万吨每日处理能力是利用日元贷款建成的。

　　其二是日本的技术援助和日企投资，也为中国产业腾飞起到了助推作用。自1979年至2014年，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先后为125个大型技术合作项目，提供超过1800亿日元的支持，涉及农业、医学、环保、工业技术升级等领域。此外，日本还通过JICA共派遣9220名专家来华工作，并为中国培养了36000余名研修生。1991年至2009年，中国政府先后为1099名具有突出贡献的外国援华人士授予“友谊奖”，其中，日本专家210位，获奖人数位居各国第一。

　　在日企对华投资方面，整个80年代，中国共吸收日资32亿美元，约占中国吸收外资总量的15%，仅次于香港;至1997年中国共吸收日企投资158亿美元，中日之间先后成立了东风日产、赛格日立、首钢日电、五羊本田、广汽丰田、海南马自达等著名合资企业，中国家电、汽车、通讯、电子等很多行业的起步，与日企在改革初期投资不无关系，我们现在很多知名大企业，都在建立在80年代中日经济技术合作基础上的，

　　总之，改革之初邓小平、胡耀邦等领导人开创的中日友好局面，对于中国改革开放能够顺利进行，既创造了优越环境，又引来了助推动力，功莫大焉。很多人说中国改革成功是历史偶然事件，邓胡之胸襟与高瞻远瞩，则是创造了这种偶然的重要因素。

　　(4)那么，改革之初，邓小平、胡耀邦等老一代领导人处理中日关系的思路，对于当今处理中日关系有什么启发呢?

　　三四十年后的今天，日本仍是中国邻国中经济科技实力最强、社会最发达的一个，同时日本还是国际社会中非常重要的一员。中国现在虽然经济实力超过日本很多，但是发展崛起中的很多问题，比如产业链安全问题、中美关系问题、国家统一问题，都无法绕开日本，单独依靠自己的能力去解决。

　　很多人认为，日本不服中国，我们也没必要担心，中国过几年充分强大了，用武力驯服它就好了。其实我们从美国在阿富汗，俄罗斯在乌克兰的遭遇就可以看出驯服一个国家何其难，而日本之国力跟阿富汗、乌克兰又根本不是一个力量级的。并且，日本地理具有无比优势，足以自保，历史上不曾有亚洲大陆国家征服日本。

　　还有人说，八十年代那种中日和平基础不再了，现在我们讲中日友好时过境迁，是热脸贴冷屁股，一厢情愿。其实，现在日本仍然有一股强大的维系中日友好的力量，最近几年中日高层互动虽然停止了，但是民间往来依旧密切，双方的经贸往来更是一直在增加。中日友好是有坚实基础的，要比50年代德法和解的社会基础好的多。

　　还有人说，我们在全世界有广泛的朋友，不需要日本。朋友分两种，一种是实力弱的，只能提供道义声援，而对战略态势起不到影响作用;另一种是实力大的，真正能够左右战略格局的，这种国家才是中国需要重点经营的对象。

　　无疑，日本是其中关键的两三个之一，日本是美国印太战略的最重要抓手，在供应链、贸易战、科技战和台海等关键领域，日本在中美之间的倾斜程度，可以说决定着中美战略主动权的天平，日本在此等问题上，不说是占到中国一边，就是态度暧昧一些，都可能让中国处境大大改善。

　　所以，今天我们完全有条件，也有必要与日本改善关系。如果说四十年前，日本是决定中国改革成功的关键外部因素之一，那么今天它仍是决定中国发展崛起的关键外部因素之一。我们今天需充分吸收前人的智慧，把日本塑造成为中国的重要战略伙伴，至少让日本保持中立，而不是把日本彻底推向西方阵营。任何大国的崛起，首先必须先有一个稳定后院，家门口不清净，在国际上的任何抱负目标都是处处受掣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