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智：中西方竞争的最终决定因素是基本制度

　　2月16日《联合早报》发表中国学者朱颖教授的文章《拜登政府联欧抗中注定失败》，其标题中所表达的核心观点的理由是：美国更多地是从政治与意识形态角度看待中国威胁，而欧盟(特别是其核心德国)则主要是从经济角度看待中国，尽管不满意中国的经济模式，但仍看重中国经济崛起所带来的巨大市场机遇，因此不会完全与美国联手对付中国。

　　笔者认为：朱教授的分析有其道理，但观点过于绝对化了。在我看来：

　　第一，欧洲在政治、意识形态、军事、安全、外交等领域都可能与美国合作而对付中国。欧洲在这些方面已经对中国高度警觉，尽管其警觉程度没有美国那么高。近年来，在包括南中国海、香港甚至新疆、西藏等问题上，欧洲与美国的表态都是一致的，尽管措辞强硬有差异。

　　前不久英国与法国都派出航母，配合美国航母在南中国海游弋。最近的西方七国集团线上峰会和慕尼黑安全峰会，则将中国列为安全方面的主要防范对象。

　　第二，欧洲与美国在经济领域也会在两方面合作，共同展开与中国的竞争：一是共同反对中国的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以产业补贴与国有企业为代表)，并合作主导新的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这在过去几年美欧日三方就中国经济的“非市场导向”问题发表的八次声明、刚刚过去的西方七国集团峰会都有体现;二是共同加强对中国的高新技术的封锁，维持西方对中国的技术优势。

　　笔者进一步认为：中西方竞争的中期结果取决于双方的技术对比，而长期结果则取决于人心向背，两者的最终决定因素都是基本制度。

　　中西方之间的经济竞争，取决于双方生产力的对比，而生产力的直接决定因素是技术水平。双方在政治领域的竞争，其背后的依靠是军事实力，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的技术水平。而技术水平的最终决定因素是一个国家的基本制度及其决定的人的创造力。

　　中国改革开放之前，与西方国家技术水平差异很大。改革开放之后，两者的技术水平有了迅速缩小。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中国的对内体制改革促进了人的创造力的提高，另一方面更是由于对西方的开放，使得中国可以迅速学习与借鉴西方已有的技术成果。

　　但中国自身的技术原创性始终较弱。这就是为什么在前几年的中美贸易战中，中方在高新技术上频繁被“卡脖子”的原因。

　　由于中国近年来的战略发展方向与美方期待不一致，美国已经将中国确定为战略竞争对手。这一战略定位在拜登政府上台后并未改变。基于这一定位，拜登政府即使可能改变与中国进行关税战的做法，也不会改变在高新技术方面对中国进行封锁的趋势。其措施包括限制对中国的技术出口、限制中国以获取高新技术为目标的对美投资、严防中国利用各种秘密渠道获得美国高新技术等等。

　　由于技术对经济与军事的重要性，无论是基于现在已有的经济竞争考虑，还是基于未来可能的政治与军事竞争考虑，欧盟都会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与配合美国的对华高新技术封锁。2020年欧盟及其多个成员国都推出了限制外资收购本国高新技术产业的相关法令与政策，其主要指向就是中国。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技术进步需要更多地依靠自己的“自主创新”。中国近年来也在大力提倡这一口号，甚至号召要重新采用“举国体制”来发展核心技术。但中国必须慎重对待两个问题：

　　第一，处处“自主创新”的成本是否太高?如果由于战略发展方向与国际主流社会不同而招致技术封锁，导致每个行业都要“自主创新”，发展自己的“备胎”技术，防止被“卡脖子”，这样做的成本是否太高?如果战略发展方向与国际主流一致，各自发挥比较优势、分工合作，是否效果更高?

　　第二，依靠“举国体制”发展高新技术的效果如何?历史实际上已经做出了回答。部分中国著名学者(譬如张维迎教授等)都已经指出：科技发展有自身的规律，新技术不是依靠主观意志与砸钱、堆人，就能发展起来的;一个体制，只有充分发挥人的自由与创造力，才能刺激科技的发展与进步。

　　中国今后的科技发展，更多的还是要依靠自身的体制改进，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体制，更好地发挥人的自由与创造力。而体制一旦向西方靠拢，与西方的发展战略方向矛盾也就基本解决了，被“卡脖子”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因此，上述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体化的。

　　过去几年来，中西方制度的各自拥趸，对两种制度相互竞争乃至对抗的未来结果充满焦虑，担心自己反对的一方是否会以各种不当手段“侵蚀”自己所支持的一方，包括在技术方面，一方认为对方“针对”自己，而另一方认为对方“偷窃”自己，，怀疑自己支持的一方能否最终胜出。部分人甚至认为：不能认为好的制度一定会战胜坏的制度，历史上邪恶战胜文明的例子比比皆是。

　　这样的焦虑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但也不必过虑。两种制度的长期竞争态势，其实并不取决于技术或围绕技术展开的博弈，而归根到底取决于哪种制度更符合人心的期待，从而最终得到民众的拥护。中国领导人最近也强调了“人心向背”的重要性(“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如果一种制度自身违背人心期待，哪怕通过各种方式取得暂时的竞争优势，甚至一时“战胜”了另一种制度，它最终也会自我消亡。

　　前苏联在与西方社会的几十年对抗与竞争中，曾经屡屡居于上风与进攻态势，但最终还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土崩瓦解。有人认为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自毁长城，有人认为是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拖垮了苏联，有人认为是更早的尼逊的和平演变战略发挥了作用。这些说法都有各自的道理。但是，苏联消亡的最根本原因，则是其制度自身不得人心，最后被民众抛弃，而且被抛弃得特别彻底(“竟无一人是男儿”挺身捍卫它)。

　　这一点，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不久就意识到了，所以，他才在1992年南巡，重启中国的改革开放，核心是改进中国的经济制度，提高经济发展成效，以此提升民众的认可与拥护程度。当然，仅有经济制度的改革是不够的，中国的政治制度也须要改革与发展，如同很多西方国家一样。

　　中西方制度的拥趸们都应该认清一个基本道理：制度的长期存续取决于人心向背。中西双方为了维护自己的制度所采取的各种短期竞争或对抗策略，固然是需要的，然而，完善自己的制度，让自己的制度更加符合人心的期待，才应该是长期的制胜法宝与战略举措。中国古语中的“内圣外王”，说的就是这个简单的道理，不可不察。

 　　原题《中西方竞争：技术、人心与制度》

　　2月16日《联合早报》发表中国学者朱颖教授的文章《拜登政府联欧抗中注定失败》，其标题中所表达的核心观点的理由是：美国更多地是从政治与意识形态角度看待中国威胁，而欧盟(特别是其核心德国)则主要是从经济角度看待中国，尽管不满意中国的经济模式，但仍看重中国经济崛起所带来的巨大市场机遇，因此不会完全与美国联手对付中国。

　　笔者认为：朱教授的分析有其道理，但观点过于绝对化了。在我看来：

　　第一，欧洲在政治、意识形态、军事、安全、外交等领域都可能与美国合作而对付中国。欧洲在这些方面已经对中国高度警觉，尽管其警觉程度没有美国那么高。近年来，在包括南中国海、香港甚至新疆、西藏等问题上，欧洲与美国的表态都是一致的，尽管措辞强硬有差异。

　　前不久英国与法国都派出航母，配合美国航母在南中国海游弋。最近的西方七国集团线上峰会和慕尼黑安全峰会，则将中国列为安全方面的主要防范对象。

　　第二，欧洲与美国在经济领域也会在两方面合作，共同展开与中国的竞争：一是共同反对中国的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以产业补贴与国有企业为代表)，并合作主导新的国际经贸规则的制定，这在过去几年美欧日三方就中国经济的“非市场导向”问题发表的八次声明、刚刚过去的西方七国集团峰会都有体现;二是共同加强对中国的高新技术的封锁，维持西方对中国的技术优势。

　　笔者进一步认为：中西方竞争的中期结果取决于双方的技术对比，而长期结果则取决于人心向背，两者的最终决定因素都是基本制度。

　　中西方之间的经济竞争，取决于双方生产力的对比，而生产力的直接决定因素是技术水平。双方在政治领域的竞争，其背后的依靠是军事实力，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的技术水平。而技术水平的最终决定因素是一个国家的基本制度及其决定的人的创造力。

　　中国改革开放之前，与西方国家技术水平差异很大。改革开放之后，两者的技术水平有了迅速缩小。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中国的对内体制改革促进了人的创造力的提高，另一方面更是由于对西方的开放，使得中国可以迅速学习与借鉴西方已有的技术成果。

　　但中国自身的技术原创性始终较弱。这就是为什么在前几年的中美贸易战中，中方在高新技术上频繁被“卡脖子”的原因。

　　由于中国近年来的战略发展方向与美方期待不一致，美国已经将中国确定为战略竞争对手。这一战略定位在拜登政府上台后并未改变。基于这一定位，拜登政府即使可能改变与中国进行关税战的做法，也不会改变在高新技术方面对中国进行封锁的趋势。其措施包括限制对中国的技术出口、限制中国以获取高新技术为目标的对美投资、严防中国利用各种秘密渠道获得美国高新技术等等。

　　由于技术对经济与军事的重要性，无论是基于现在已有的经济竞争考虑，还是基于未来可能的政治与军事竞争考虑，欧盟都会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与配合美国的对华高新技术封锁。2020年欧盟及其多个成员国都推出了限制外资收购本国高新技术产业的相关法令与政策，其主要指向就是中国。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技术进步需要更多地依靠自己的“自主创新”。中国近年来也在大力提倡这一口号，甚至号召要重新采用“举国体制”来发展核心技术。但中国必须慎重对待两个问题：

　　第一，处处“自主创新”的成本是否太高?如果由于战略发展方向与国际主流社会不同而招致技术封锁，导致每个行业都要“自主创新”，发展自己的“备胎”技术，防止被“卡脖子”，这样做的成本是否太高?如果战略发展方向与国际主流一致，各自发挥比较优势、分工合作，是否效果更高?

　　第二，依靠“举国体制”发展高新技术的效果如何?历史实际上已经做出了回答。部分中国著名学者(譬如张维迎教授等)都已经指出：科技发展有自身的规律，新技术不是依靠主观意志与砸钱、堆人，就能发展起来的;一个体制，只有充分发挥人的自由与创造力，才能刺激科技的发展与进步。

　　中国今后的科技发展，更多的还是要依靠自身的体制改进，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体制，更好地发挥人的自由与创造力。而体制一旦向西方靠拢，与西方的发展战略方向矛盾也就基本解决了，被“卡脖子”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因此，上述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体化的。

　　过去几年来，中西方制度的各自拥趸，对两种制度相互竞争乃至对抗的未来结果充满焦虑，担心自己反对的一方是否会以各种不当手段“侵蚀”自己所支持的一方，包括在技术方面，一方认为对方“针对”自己，而另一方认为对方“偷窃”自己，，怀疑自己支持的一方能否最终胜出。部分人甚至认为：不能认为好的制度一定会战胜坏的制度，历史上邪恶战胜文明的例子比比皆是。

　　这样的焦虑情绪是可以理解的，但也不必过虑。两种制度的长期竞争态势，其实并不取决于技术或围绕技术展开的博弈，而归根到底取决于哪种制度更符合人心的期待，从而最终得到民众的拥护。中国领导人最近也强调了“人心向背”的重要性(“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如果一种制度自身违背人心期待，哪怕通过各种方式取得暂时的竞争优势，甚至一时“战胜”了另一种制度，它最终也会自我消亡。

　　前苏联在与西方社会的几十年对抗与竞争中，曾经屡屡居于上风与进攻态势，但最终还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土崩瓦解。有人认为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自毁长城，有人认为是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拖垮了苏联，有人认为是更早的尼逊的和平演变战略发挥了作用。这些说法都有各自的道理。但是，苏联消亡的最根本原因，则是其制度自身不得人心，最后被民众抛弃，而且被抛弃得特别彻底(“竟无一人是男儿”挺身捍卫它)。

　　这一点，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不久就意识到了，所以，他才在1992年南巡，重启中国的改革开放，核心是改进中国的经济制度，提高经济发展成效，以此提升民众的认可与拥护程度。当然，仅有经济制度的改革是不够的，中国的政治制度也须要改革与发展，如同很多西方国家一样。

　　中西方制度的拥趸们都应该认清一个基本道理：制度的长期存续取决于人心向背。中西双方为了维护自己的制度所采取的各种短期竞争或对抗策略，固然是需要的，然而，完善自己的制度，让自己的制度更加符合人心的期待，才应该是长期的制胜法宝与战略举措。中国古语中的“内圣外王”，说的就是这个简单的道理，不可不察。

 　　原题《中西方竞争：技术、人心与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