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缉思：美国大选后的中美关系

 　　本文系2020年11月27日太平洋论坛第五期“美国大选后的中美关系”讲座纪要，原题目：“美国大选后的中美关系”讲座纪要。该讲座是为纪念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建系95周年，暨汪熙先生诞辰100周年而举办的太平洋论坛系列讲座之一。

　　非常高兴参加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举办的太平洋论坛，我在准备今天的发言之前，看到一些关于太平洋论坛的过往讲座，今天能够参加这个论坛，我觉得很荣幸。

　　这次论坛是为了纪念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建系95周年和汪熙先生诞辰100年。刚才金教授说我算是新一代，其实我应该是“垂垂老矣”，只能说比汪熙先生年轻。这让我回忆起八九十年代和汪熙教授的一些交往，对他非常尊敬，特别回想起80年代初汪熙先生提出的关于中美关系的一些重要问题，比如说“门户开放”问题，当时引起了一些争论。但我觉得汪熙教授坚持他自己的信念，也可以说是坚持真理。所以我向汪熙教授学到很多东西，所以感谢金光耀老师、马建标老师和王栋老师的主持和参与。

　　今天我的主讲题目定为“美国大选后的中美关系”，但是既然是与历史学家一起座谈，我想我还是谈一谈历史。因为现在关于中美关系也有很多真知灼见，比如拜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团队是怎样的，上台以后会在外交政策、内政方面有哪些调整?现在这些讨论已经很多了，如果继续重复，我觉得也对大家没有什么帮助。所以，我想从我个人对于历史的感受，来谈谈中美关系及其现状。

拜登当选美国第46任总统

　　我是1948年出生的，我认为我所经历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大家年纪比我轻，比如说70年代以前的中国和世界是什么样子，可能大家的个人体会不多，我在70年代以前也没有出过国，但是在国内还是有很多体会的。

　　70年代以前，我们对时代主题的概念，认为“战争与革命”是时代的主题。我现在回想起来，20世纪的前70多年一直到中国改革开放，都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中美双方发表的《上海公报》，中国方面声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那时我们都坚信，这个时代就属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现在我们讲和平，但在当年我们并没有突出和平作为奋斗的目标，而是刚才说的独立、解放、革命。而且在60年代，毛泽东主席在1963年和1968年分别发表了两次关于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运动的声明。这都是我们现在不能忘掉的一段历史。

　　而到了80年代中期，由于中国和世界发生的变化，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就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的两大问题，或者说是时代主题。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国际上发生了变化，中国对国际问题的认识、对整个世界潮流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不再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提出了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时期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今天我们党的正式文件，还是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的时代主题。

　　但从我个人认识看，我觉得实际上从80年代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之后，到本世纪初以来，尤其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世界又发生一次很大的变化，我觉得这种变化需要关注。当初我们欢迎经济全球化，到后来有逆全球化的潮流，我也很重视王栋老师最近出版的《再全球化：理解中国与世界互动的新视角》。

　　有人认为中国和美国会打仗，但我觉得打仗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即使双方出现某些军事上的危机，但是双方会加以控制，不至于发生更大规模的战争。所以“和平”这个主题其实更多的是安全的问题，有安全就会有和平，但是有和平不一定有安全，就拿现在的新冠疫情来说，这不是和平的问题，这也不是发展的问题，更多的是安全的问题，比如说人身安全，健康方面的安全。又比如说，拜登上台以后，可能会重新关注气候变化，这就涉及到生态安全问题。那么我们现在非常关注的安全问题，不仅是军事安全，也是更多的是政治安全、政策安全、网络安全、医疗卫生安全。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变化，我希望大家对这个问题有所关注，和平的问题仍然重要，但是和平的问题已经在很多方面被安全的问题所替代。

　　另外，我认为时代非常突出的问题，就是公正。我们也提出，这个世界需要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国际秩序，或者说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这什么意思呢?公正的意思含义是什么?我觉得最重要的含义就是平等，所以公正问题更核心的就是平等问题。

　　美国政治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现在已经出现的这些问题，都产生于不同的族群、不同的阶层之间的对抗。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在对抗，不同的族群之间也在对抗，老移民和新移民都觉得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虽然白人觉得黑人的命也是命，但是白人或者说白人下层仍认为自己受到的待遇是不公正的。在全世界也是这样，全世界现在出现了很难逆转、甚至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就是贫富悬殊差距越来越大，而贫富悬殊的差距又往往与所在的族群、民族、社会团体有关系。贫富悬殊问题已经渗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地方都存在着分配不平等的问题，这就带来了全球政治、经济、社会的历史性变化。

　　全球性的社会、经济、政治的历史性变化，带动和影响了中美两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化。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发生变化，世界本身的趋势也发生了变化，所以中国才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由此角度，外交的根基是在于国内政治。我们谈外交时可能有很多不同变量，我个人坚持认为，外交的基础是国内政治，而大国外交尤其如此。

　　从2009年以来中美关系中的波动和滑坡，我觉得根本上是两国国内政治变化造成的。比如说，现在美国在新冠疫情上甩锅中国，和美国国内的族群矛盾的激化是有关系的。美国把自己国内的问题说成是外国问题，打中国牌、打移民牌，捞取选民的支持，这个倾向在特朗普执政4年间表现得非常明显。而在特朗普没有上台、奥巴马担任总统期间就已经发生了比较左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和比较右的“茶党运动”。也就是说，美国现在国内遇到的种种难题，不管是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还是文化的，都不会因为政党更迭而化解。现在拜登上台，我们仍然会看到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美国国内的变化，是一个很持久的变化，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它面临的各种问题仍然会存在。

　　我们讨论拜登上台后的中美关系，我首先要强调，拜登上台后的对华政策和对华基本态度是没有变化的，我们不能对他上台后的中美关系寄予太多的希望，也就是说，美国对华政策的实质是不变的。当然，美国对华政策包括两面，一方面是竞争或者是遏制中国，另一方面也要寻求某些范围内的合作，但是竞争为主、合作为辅的实质是不会变化的。虽然两者侧重点和具体做法会有一些变化，比如说特朗普政府高度重视两国贸易赤字问题，通过关税调整令中国多进口美国产品。拜登上台以后他还会争取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他的重点可能不放在贸易赤字，而可能更多的涉及到一些贸易规则，也包括中国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态度，中国对知识产权的态度，也就是说，拜登高度关注的是经济规则问题。特朗普已经提到这个问题了，而现在拜登政府上台以后也还会继续强调“对等”，也就是说中国向美国开放多大的市场，美国就会对中国开放多大的市场。

　　在人权问题上，也许拜登政府会比特朗普政府走得更远或者做得更多。比如说，对中国的新疆问题、西藏问题、香港问题，还有中美关系中核心的问题之一，台湾问题，这些基本态度是不会变化的，但对中国施加的压力大概不会比特朗普政府小。

　　现在美国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我们所说的“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美国人会问“我们是谁?”，美国人会说他们是黑人、白人，或者会说他们是新移民、老移民等等，这些问题都是所谓的认同政治或者叫身份政治。

　　从全球角度看这个问题，认同政治演变为现在全球政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侧面。不仅在美国，也包括在欧洲、在中东、在非洲，世界任何地方的认同政治都在上升。从中国来看，我们认为我们都是中国人，特别是在北京、上海这些地方，在这个社会中我们认同我们是中华民族，认同中国这个国家。但是我们也要承认，在中国的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中也存在认同问题，比如说香港、台湾的部分人开始对中华民族、对中国的认同开始淡化，或者有其他想法。在新疆、西藏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分裂势力还是很活跃，这也是认同政治问题。

　　因此中美关系与认同政治是分不开的，我在观察中美关系时，我更多观察的是两国的国内政治，这当中也包括了经济的变化、社会的变化，价值观的、意识形态的调整。比如，我们很清楚地知道，美国传统的价值观是什么。但是今天，美国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价值观，有不同的意识形态诉求。那么对于中国来说，我们也希望同样关注中国国内各方面的发展，包括十四五规划、实现两个一百年伟大目标等等，这些都涉及到中美关系。

　　我还要补充一点，当然这也是有争议的。我认为，中国而不是美国，能在历史关头扭转中美关系的方向。例如，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成功，然后中美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美国对中国采取敌视态度。但是这根本上是由于中国发生了变化，中美关系才发生变化。而在1979年中美建交以后，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进程，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发生变化，我们在国内出现了重大的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美关系。1979年以后，中美在经贸关系方面突飞猛进，我们派了大量的留学生、访问学者到美国，与美国进行了一系列的的技术合作，这也是中国的变化造成的。

　　而最近几年中美关系也跟中国的变化非常有关系。我当然不是说中国对中美关系的恶化负有更大的责任，我完全没有这个意思。但是不可忽视的是，中国的实力上升对美国造成了影响，对美国的心理状态造成了影响。我们有人说美国在衰落，我就认为如果拿除了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相比，就很难说美国的军事实力、经济实力、技术实力在衰弱，但是跟中国相比确实在下降。这也就是说，中国在这个程度上改变了中美关系的现状。

　　而中国国内，特别是从十八大、十九大以来，政策方面有一些更多的强调，比如说强调党的领导，强调四个意识、两个维护、四个自信等等。美国人非常关注中国国内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们觉得他们所希望看到的中国没有看到，所不希望看到的现象却在中国发生了。这不是我们的问题，更不是我们的责任，但是我们中国在国内的举动、在世界上的举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美国对我们的态度。

　　也就是说，如果拜登上台会给中美关系带来一些变化，那么我们必须要去抓住这个机遇，做一些事情。但是我又觉得，我们在新疆问题、西藏问题、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人权问题等方面，我们不会有重大的政策调整，我们不会对美国的诉求产生很多回应。如果说我们现在可以在国内作出什么调整，能够对中美关系产生影响的话，那就是我们在经济领域的一些改革。比如说对外资政策上的调整，在外贸方面，欢迎外资进入中国市场。我们在很多经济领域的调整，可能会对美国拜登政府产生一些影响。同时我们在生态环境方面发挥重大影响，包括自然环境的保护，还有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态度，也是可以改进中美关系的重要方面。

　　我又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谈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时候，我们主要在谈些什么?我自己曾经在做课题的时候，就把实力对比的变化看成是中美关系的一个主要因素，比如说修昔底德陷阱等等。但是最近一段时间我的的思想发生变化，中美实力对比还会进一步发生变化，可能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那么中美关系会更好还是更不好?或者如果中国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了一些障碍，而美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更多的进步，那么这在什么程度上会影响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方向?我想了半天，没有想出什么道理。有人说中国现在已经比美国强了，或者说未来几年中国会比美国发展更快，那么这会怎样影响中美关系?会使中美关系更好还是更不好?这个我不太能想明白。我想说的是，中国在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方面发生的变化，可能会比双方实力对比的变化产生更大的影响。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简单提一提，那就是美国的华人华侨问题。我们现在有550万的华人在美国生活，其中有200万是在中国出生的，也就是所谓第一代移民。这些人对于美国的政治开始产生影响，比如说我们现在国内关于特朗普、拜登、中美关系之类问题，我们最大的信息来源是中文媒体，而不是英文媒体。我们有多少人能每天看美国的媒体，英文在说什么，我们基本上是看华人媒体，包括在美国的华人网站的媒体。

　　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是，在身份政治里他们是忠于中国还是忠于美国?他们是倾向于用中国文化的观点看待美国社会，还是带着美国人的价值观来看美国社会?这其实会成为中美关系未来的一个重要观察点。而美国社会现在对华人、对亚裔人的排斥，或者说某种程度上的一种偏见，对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也是起作用的。

　　我认为，在领土安全、政治安全方面，我们妥协的余地是很小的。但是我仍然认为，经贸关系对中美关系来说，还是一个相当稳定的因素。特别是美国企业家依然认为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市场，一个不可能逃脱的市场，人文交流也许会缓慢地有限地恢复。

　　但另一方面，两国经贸界都对双边关系的发展有一定的期待，或者说都希望中美关系能够恢复到过去的常态，但是这又涉及到我们国家国内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现在高度重视中国的政治安全、政权安全、网络安全等等这些安全问题，美国对国家安全的考虑也压倒了对经济利益的考虑。美国政府反复告诉美国的企业家，说你们是美国的企业，甚至有人说美国企业家在中国多赚一点钱，都等于帮助中国的经济发展，你们应该回到美国来，你们应该考虑国家安全对企业发展的影响，不要忘记你们是美国企业。

　　所以，在两个国家都产生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安全的考虑会压倒对经济利益的考虑。由此，我认为中美之间经贸关系的恢复，或者人文交流的恢复，很难改变中美关系中竞争大于合作的新格局。

　　在这之中，我高度重视的还是技术问题，这是中国和美国各个方面竞争中的决定性因素。美国之所以成为超级大国，西方国家之所以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在世界上起着领头羊的作用，就是因为他们技术上的先进。从英国工业革命蒸汽机、纺织机，到后来的互联网技术，技术创新给西方带来了很多的好处，所以我们中国需要在技术创新方面迈开新的步伐。而现在，技术创新给两个国家带来了很多的好处，但是给双边关系带来的消极因素也很多。而且这种消极因素可能会大于技术创新给中美关系带来的积极因素。

　　最后我想强调，我们需要加强历史学习，总结历史经验，历史学对国际关系的重要性是需要进一步强调的。让我主讲拜登上台会对中美关系产生什么影响，我首先想到的是过去美国新政府上台，曾给中美关系带来了什么影响?如果带来的影响不是那么大的话，那么这就不是一个关键因素。那么哪些是关键因素?我们就需要从历史经验角度去看，也就是说我刚才谈的，比如说，我认为中国是中美关系中间更为决定性的因素，以及两国内政治变化带来的中美关系的变化，这些都是基于我对于历史的观察，我也非常关注我所尊重的一些学者做出的学术贡献。比如，我看到徐国琦老师提出中美之间“共有的历史”，共有的历史是两国的非政府机构或者很多个人塑造出来的。还有一位年轻老师是王元崇，他最近有一部新作是关于晚清时期中美关系，包括晚清政府对美国的态度，美国在中国的经济活动、传教活动等等，这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认为，在研究中美关系时多看一看历史非常重要，晚清时期或者民国初年的中美关系很重要，这几十年来中美关系的历史同样重要或者更重要。但是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还不是很多，我希望我们能够在这方面多总结一些经验教训，推进我们对中美关系的了解，也推进我们对美国的了解。

 　　本文系2020年11月27日太平洋论坛第五期“美国大选后的中美关系”讲座纪要，原题目：“美国大选后的中美关系”讲座纪要。该讲座是为纪念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建系95周年，暨汪熙先生诞辰100周年而举办的太平洋论坛系列讲座之一。

　　非常高兴参加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举办的太平洋论坛，我在准备今天的发言之前，看到一些关于太平洋论坛的过往讲座，今天能够参加这个论坛，我觉得很荣幸。

　　这次论坛是为了纪念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建系95周年和汪熙先生诞辰100年。刚才金教授说我算是新一代，其实我应该是“垂垂老矣”，只能说比汪熙先生年轻。这让我回忆起八九十年代和汪熙教授的一些交往，对他非常尊敬，特别回想起80年代初汪熙先生提出的关于中美关系的一些重要问题，比如说“门户开放”问题，当时引起了一些争论。但我觉得汪熙教授坚持他自己的信念，也可以说是坚持真理。所以我向汪熙教授学到很多东西，所以感谢金光耀老师、马建标老师和王栋老师的主持和参与。

　　今天我的主讲题目定为“美国大选后的中美关系”，但是既然是与历史学家一起座谈，我想我还是谈一谈历史。因为现在关于中美关系也有很多真知灼见，比如拜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团队是怎样的，上台以后会在外交政策、内政方面有哪些调整?现在这些讨论已经很多了，如果继续重复，我觉得也对大家没有什么帮助。所以，我想从我个人对于历史的感受，来谈谈中美关系及其现状。

拜登当选美国第46任总统

　　我是1948年出生的，我认为我所经历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大家年纪比我轻，比如说70年代以前的中国和世界是什么样子，可能大家的个人体会不多，我在70年代以前也没有出过国，但是在国内还是有很多体会的。

　　70年代以前，我们对时代主题的概念，认为“战争与革命”是时代的主题。我现在回想起来，20世纪的前70多年一直到中国改革开放，都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中美双方发表的《上海公报》，中国方面声明，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那时我们都坚信，这个时代就属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现在我们讲和平，但在当年我们并没有突出和平作为奋斗的目标，而是刚才说的独立、解放、革命。而且在60年代，毛泽东主席在1963年和1968年分别发表了两次关于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运动的声明。这都是我们现在不能忘掉的一段历史。

　　而到了80年代中期，由于中国和世界发生的变化，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就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的两大问题，或者说是时代主题。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国际上发生了变化，中国对国际问题的认识、对整个世界潮流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不再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提出了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时期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今天我们党的正式文件，还是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的时代主题。

　　但从我个人认识看，我觉得实际上从80年代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之后，到本世纪初以来，尤其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以来，世界又发生一次很大的变化，我觉得这种变化需要关注。当初我们欢迎经济全球化，到后来有逆全球化的潮流，我也很重视王栋老师最近出版的《再全球化：理解中国与世界互动的新视角》。

　　有人认为中国和美国会打仗，但我觉得打仗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即使双方出现某些军事上的危机，但是双方会加以控制，不至于发生更大规模的战争。所以“和平”这个主题其实更多的是安全的问题，有安全就会有和平，但是有和平不一定有安全，就拿现在的新冠疫情来说，这不是和平的问题，这也不是发展的问题，更多的是安全的问题，比如说人身安全，健康方面的安全。又比如说，拜登上台以后，可能会重新关注气候变化，这就涉及到生态安全问题。那么我们现在非常关注的安全问题，不仅是军事安全，也是更多的是政治安全、政策安全、网络安全、医疗卫生安全。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变化，我希望大家对这个问题有所关注，和平的问题仍然重要，但是和平的问题已经在很多方面被安全的问题所替代。

　　另外，我认为时代非常突出的问题，就是公正。我们也提出，这个世界需要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国际秩序，或者说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这什么意思呢?公正的意思含义是什么?我觉得最重要的含义就是平等，所以公正问题更核心的就是平等问题。

　　美国政治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现在已经出现的这些问题，都产生于不同的族群、不同的阶层之间的对抗。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在对抗，不同的族群之间也在对抗，老移民和新移民都觉得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虽然白人觉得黑人的命也是命，但是白人或者说白人下层仍认为自己受到的待遇是不公正的。在全世界也是这样，全世界现在出现了很难逆转、甚至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就是贫富悬殊差距越来越大，而贫富悬殊的差距又往往与所在的族群、民族、社会团体有关系。贫富悬殊问题已经渗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地方都存在着分配不平等的问题，这就带来了全球政治、经济、社会的历史性变化。

　　全球性的社会、经济、政治的历史性变化，带动和影响了中美两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化。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发生变化，世界本身的趋势也发生了变化，所以中国才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由此角度，外交的根基是在于国内政治。我们谈外交时可能有很多不同变量，我个人坚持认为，外交的基础是国内政治，而大国外交尤其如此。

　　从2009年以来中美关系中的波动和滑坡，我觉得根本上是两国国内政治变化造成的。比如说，现在美国在新冠疫情上甩锅中国，和美国国内的族群矛盾的激化是有关系的。美国把自己国内的问题说成是外国问题，打中国牌、打移民牌，捞取选民的支持，这个倾向在特朗普执政4年间表现得非常明显。而在特朗普没有上台、奥巴马担任总统期间就已经发生了比较左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和比较右的“茶党运动”。也就是说，美国现在国内遇到的种种难题，不管是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还是文化的，都不会因为政党更迭而化解。现在拜登上台，我们仍然会看到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美国国内的变化，是一个很持久的变化，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它面临的各种问题仍然会存在。

　　我们讨论拜登上台后的中美关系，我首先要强调，拜登上台后的对华政策和对华基本态度是没有变化的，我们不能对他上台后的中美关系寄予太多的希望，也就是说，美国对华政策的实质是不变的。当然，美国对华政策包括两面，一方面是竞争或者是遏制中国，另一方面也要寻求某些范围内的合作，但是竞争为主、合作为辅的实质是不会变化的。虽然两者侧重点和具体做法会有一些变化，比如说特朗普政府高度重视两国贸易赤字问题，通过关税调整令中国多进口美国产品。拜登上台以后他还会争取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他的重点可能不放在贸易赤字，而可能更多的涉及到一些贸易规则，也包括中国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态度，中国对知识产权的态度，也就是说，拜登高度关注的是经济规则问题。特朗普已经提到这个问题了，而现在拜登政府上台以后也还会继续强调“对等”，也就是说中国向美国开放多大的市场，美国就会对中国开放多大的市场。

　　在人权问题上，也许拜登政府会比特朗普政府走得更远或者做得更多。比如说，对中国的新疆问题、西藏问题、香港问题，还有中美关系中核心的问题之一，台湾问题，这些基本态度是不会变化的，但对中国施加的压力大概不会比特朗普政府小。

　　现在美国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我们所说的“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美国人会问“我们是谁?”，美国人会说他们是黑人、白人，或者会说他们是新移民、老移民等等，这些问题都是所谓的认同政治或者叫身份政治。

　　从全球角度看这个问题，认同政治演变为现在全球政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侧面。不仅在美国，也包括在欧洲、在中东、在非洲，世界任何地方的认同政治都在上升。从中国来看，我们认为我们都是中国人，特别是在北京、上海这些地方，在这个社会中我们认同我们是中华民族，认同中国这个国家。但是我们也要承认，在中国的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中也存在认同问题，比如说香港、台湾的部分人开始对中华民族、对中国的认同开始淡化，或者有其他想法。在新疆、西藏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分裂势力还是很活跃，这也是认同政治问题。

　　因此中美关系与认同政治是分不开的，我在观察中美关系时，我更多观察的是两国的国内政治，这当中也包括了经济的变化、社会的变化，价值观的、意识形态的调整。比如，我们很清楚地知道，美国传统的价值观是什么。但是今天，美国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价值观，有不同的意识形态诉求。那么对于中国来说，我们也希望同样关注中国国内各方面的发展，包括十四五规划、实现两个一百年伟大目标等等，这些都涉及到中美关系。

　　我还要补充一点，当然这也是有争议的。我认为，中国而不是美国，能在历史关头扭转中美关系的方向。例如，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成功，然后中美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美国对中国采取敌视态度。但是这根本上是由于中国发生了变化，中美关系才发生变化。而在1979年中美建交以后，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的进程，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发生变化，我们在国内出现了重大的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美关系。1979年以后，中美在经贸关系方面突飞猛进，我们派了大量的留学生、访问学者到美国，与美国进行了一系列的的技术合作，这也是中国的变化造成的。

　　而最近几年中美关系也跟中国的变化非常有关系。我当然不是说中国对中美关系的恶化负有更大的责任，我完全没有这个意思。但是不可忽视的是，中国的实力上升对美国造成了影响，对美国的心理状态造成了影响。我们有人说美国在衰落，我就认为如果拿除了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相比，就很难说美国的军事实力、经济实力、技术实力在衰弱，但是跟中国相比确实在下降。这也就是说，中国在这个程度上改变了中美关系的现状。

　　而中国国内，特别是从十八大、十九大以来，政策方面有一些更多的强调，比如说强调党的领导，强调四个意识、两个维护、四个自信等等。美国人非常关注中国国内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们觉得他们所希望看到的中国没有看到，所不希望看到的现象却在中国发生了。这不是我们的问题，更不是我们的责任，但是我们中国在国内的举动、在世界上的举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美国对我们的态度。

　　也就是说，如果拜登上台会给中美关系带来一些变化，那么我们必须要去抓住这个机遇，做一些事情。但是我又觉得，我们在新疆问题、西藏问题、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人权问题等方面，我们不会有重大的政策调整，我们不会对美国的诉求产生很多回应。如果说我们现在可以在国内作出什么调整，能够对中美关系产生影响的话，那就是我们在经济领域的一些改革。比如说对外资政策上的调整，在外贸方面，欢迎外资进入中国市场。我们在很多经济领域的调整，可能会对美国拜登政府产生一些影响。同时我们在生态环境方面发挥重大影响，包括自然环境的保护，还有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态度，也是可以改进中美关系的重要方面。

　　我又想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谈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时候，我们主要在谈些什么?我自己曾经在做课题的时候，就把实力对比的变化看成是中美关系的一个主要因素，比如说修昔底德陷阱等等。但是最近一段时间我的的思想发生变化，中美实力对比还会进一步发生变化，可能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那么中美关系会更好还是更不好?或者如果中国在前进的道路上遇到了一些障碍，而美国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更多的进步，那么这在什么程度上会影响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方向?我想了半天，没有想出什么道理。有人说中国现在已经比美国强了，或者说未来几年中国会比美国发展更快，那么这会怎样影响中美关系?会使中美关系更好还是更不好?这个我不太能想明白。我想说的是，中国在国内政治经济社会方面发生的变化，可能会比双方实力对比的变化产生更大的影响。

　　还有一个问题，我想简单提一提，那就是美国的华人华侨问题。我们现在有550万的华人在美国生活，其中有200万是在中国出生的，也就是所谓第一代移民。这些人对于美国的政治开始产生影响，比如说我们现在国内关于特朗普、拜登、中美关系之类问题，我们最大的信息来源是中文媒体，而不是英文媒体。我们有多少人能每天看美国的媒体，英文在说什么，我们基本上是看华人媒体，包括在美国的华人网站的媒体。

　　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是，在身份政治里他们是忠于中国还是忠于美国?他们是倾向于用中国文化的观点看待美国社会，还是带着美国人的价值观来看美国社会?这其实会成为中美关系未来的一个重要观察点。而美国社会现在对华人、对亚裔人的排斥，或者说某种程度上的一种偏见，对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也是起作用的。

　　我认为，在领土安全、政治安全方面，我们妥协的余地是很小的。但是我仍然认为，经贸关系对中美关系来说，还是一个相当稳定的因素。特别是美国企业家依然认为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市场，一个不可能逃脱的市场，人文交流也许会缓慢地有限地恢复。

　　但另一方面，两国经贸界都对双边关系的发展有一定的期待，或者说都希望中美关系能够恢复到过去的常态，但是这又涉及到我们国家国内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现在高度重视中国的政治安全、政权安全、网络安全等等这些安全问题，美国对国家安全的考虑也压倒了对经济利益的考虑。美国政府反复告诉美国的企业家，说你们是美国的企业，甚至有人说美国企业家在中国多赚一点钱，都等于帮助中国的经济发展，你们应该回到美国来，你们应该考虑国家安全对企业发展的影响，不要忘记你们是美国企业。

　　所以，在两个国家都产生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对国家安全的考虑会压倒对经济利益的考虑。由此，我认为中美之间经贸关系的恢复，或者人文交流的恢复，很难改变中美关系中竞争大于合作的新格局。

　　在这之中，我高度重视的还是技术问题，这是中国和美国各个方面竞争中的决定性因素。美国之所以成为超级大国，西方国家之所以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在世界上起着领头羊的作用，就是因为他们技术上的先进。从英国工业革命蒸汽机、纺织机，到后来的互联网技术，技术创新给西方带来了很多的好处，所以我们中国需要在技术创新方面迈开新的步伐。而现在，技术创新给两个国家带来了很多的好处，但是给双边关系带来的消极因素也很多。而且这种消极因素可能会大于技术创新给中美关系带来的积极因素。

　　最后我想强调，我们需要加强历史学习，总结历史经验，历史学对国际关系的重要性是需要进一步强调的。让我主讲拜登上台会对中美关系产生什么影响，我首先想到的是过去美国新政府上台，曾给中美关系带来了什么影响?如果带来的影响不是那么大的话，那么这就不是一个关键因素。那么哪些是关键因素?我们就需要从历史经验角度去看，也就是说我刚才谈的，比如说，我认为中国是中美关系中间更为决定性的因素，以及两国内政治变化带来的中美关系的变化，这些都是基于我对于历史的观察，我也非常关注我所尊重的一些学者做出的学术贡献。比如，我看到徐国琦老师提出中美之间“共有的历史”，共有的历史是两国的非政府机构或者很多个人塑造出来的。还有一位年轻老师是王元崇，他最近有一部新作是关于晚清时期中美关系，包括晚清政府对美国的态度，美国在中国的经济活动、传教活动等等，这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认为，在研究中美关系时多看一看历史非常重要，晚清时期或者民国初年的中美关系很重要，这几十年来中美关系的历史同样重要或者更重要。但是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还不是很多，我希望我们能够在这方面多总结一些经验教训，推进我们对中美关系的了解，也推进我们对美国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