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辛：中美要长期共存而不是以机会主义的就事论事方式应对两国关系

　　11月16日晚，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出席中国作为主办方之一的“2020创新经济论坛”时提出建议：拜登应迅速与北京恢复沟通渠道。他提出：下任美国总统首先要和中国领导人对话，双方应该建立机制性安排以保持联系，讨论需要避免出现的问题;随后双方的沟通重点应转向那些应该实现的问题。基辛格如此具体的建议暴露了下列信息：当前中国与美国特朗普政府之间实际上没有沟通管道;更谈不上管理冲突和解决冲突。

　　作为当前经济总量排名世界第一和第二、但矛盾却异常尖锐的中美两国，当下首先需要防止冲突，其次是解决问题，而双方建立制度性的联系安排是一切的前提。唯有如此，才能画出底线、谈判并解决问题，并管控冲突。从两国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来说，这比领导人的面子重要得多，也是考验一个政治家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准，谁先动议并不重要，解决问题才是核心。

　　中美已到了不谈不行的地步了

　　就当前的形势而言，尽管美国新总统尚未就任，但中美实际上已经在全球布局并摆开擂台，做好全面博弈的准备了，只要双方不想让事情弄到不可收拾，中美就不能不谈了。

　　就中国方面来说，中国已经摆出了主要依靠独立自主发展经济的准备，中共五中全会提出的以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双循环同时并举，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鉴于中国是大国，不可能离开世界市场，如笔者一向强调的，中国只要紧抓东盟、欧盟和日韩市场不放，即便中美脱钩，中国也不会过于被动。目前中国首先在“地区全面经济伙伴协议”(RCEP)方面取得了实际成果，由于日、韩两国也一并进入，于是下面的中日韩自贸区，也就是顺带临门一脚的事情了。应该讲，当前新冠疫情的国际大势，为中国实施国际层面的大循环提供了极好的时机。可以预见，即便有美国阻挠，下面中欧双边投资协定的签署，大方向也是明确的。但这一切给世界的印象是：中国的经济发展要甩开美国单独干了，而这是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之间的渐行渐远，其中的政治含义令人不安。

　　美国也是如此。美国同样已经明确了和中国意识形态对立的立场，拿出了团结盟友与中国全球博弈的态势。上周拜登在和韩国总统文在寅通电话前，专程前往朝鲜战争纪念碑致敬，向战争阵亡军人献花，并在事后同文在寅通电话时，强调韩国是“印太战略的核心轴”，同中国上月隆重纪念抗美援朝战争相比，这已经说明了一切。

　　就美国自身来说，美国仍然有力量遏制中国，核心就是技术封锁、制裁加高科技产业脱钩，以及选择通过意识形态、民主、人权等议题在全球政治打压中国。拜登政府一是可以继续在高技术领域继承特朗普的对华封锁策略，目的是尽量延缓中国赶超与美国差距的速度，尽可能久地保持美国世界第一强国的位置;对特朗普留下的对华关税制裁问题，鉴于当前美国两党的对华一致立场，一时也不大可能会撤回。

　　同时，台湾和南海问题也是美国可以操作的议题。对台湾问题，拜登政府未必会像特朗普那样极端，经济合作和武器销售将是主要操作方向;但是在南海问题上拜登政府会当仁不让、不会放手。这里的核心是，中国对南海的主权立场没有国际法、联合国和南海国家的支持。

　　此外，人权问题、香港、新疆和西藏问题等议题，都是美国民主党政府感兴趣的题材，如果配合以美国的法律和制裁手段，对中国是有现实压力的。

　　在双方毫不让步的态势下，上述热点可能引发中美激烈冲突，包括军事冲突。有鉴于此，当下中美必须坐下来解决现实的迫切问题。

　　实际上就美国来说，目前形势对美国并非完全有利，起码在世界新冠疫情稳定下来之前是如此。首先是美国国内的疫情和经济形势严峻，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美国的手脚。其次，美国在外交上也受制于两个核心障碍。

　　一是中国经济的向心力在当前世界疫情下对各国的突出吸引力，RCEP的签署就是明证。美国要求核心盟友日韩两国对中国生意照做、围攻照旧的目的就没有达到。因为一来韩国不能离开中国市场，二来日本要仿效当年的大英帝国，当世界贸易领袖式的国家，从几年前的TPP，后到CPTPP，再到当下的RCEP，日本正往世界多边贸易的旗手方向发展。面对如此态势，日韩和美国联手遏制中国至多也就是敷衍。

　　二是美国的核心盟友也深陷疫情打击，美国指望别人不顾自己的利益一心配合美国共同对华，至少眼下时机不明智，客观上也力不能及。美国盟友能做的事情，就是帮助美国在人权、西藏、新疆和香港、南海等问题上务务虚。

　　考虑到上述对美国并不有利的局势，中美坐下来以谈判方式控制两国危险局势，有着现实的可能，关键是不能政治挂帅、意气用事，这在当前形势下至关重要。

　　实现“新G2”的第一步

　　要解决中美巨大的矛盾和冲突，建立两国元首机制性联系安排，同时立即划定底线，只是第一步;还必须要解决一个中美实现长期共存，在共存中相互借鉴，实现“冲突—妥协—进步”之良性循环模式的问题。

　　依笔者看来，中美要长期共存而不是以机会主义的就事论事方式应对两国关系，笔者一直强调的“新G2”是唯一方式，否则在中国实力迅速上升的过程中，中美关系地动山摇的可能就始终无法避免。这一新模式就是：中美必须为双边关系提出新的规范性框架和定性，核心是通过权力的转移和分享，实现利益共享、责任共当。其中责任的担当可以是议题，也可以是地区性分片包干;双方必须在事前先划定底线。这种状况可以称之为“新G2”。它之所以可行或起码值得尝试，根本原因就在于它能在双方间建立最基本的信任和制约，而这对中美两大国来说是绝对不能缺少的。现在拜登当选新一届总统，也许这正是一个机会。

　　“新G2”之所以可能在中美间建立最基本的信任，是它的框架要素使然。权力的转移和分享，利益共享、责任共当，是双方建立基本信任的前提，也是基本信任的保证。彼此责任的担当可以是议题，也可以是地区性分片包干，实现了灵活性和可操作性;双方事前先划定底线，实际上体现了中国人经过检验的先小人后君子的可靠相处模式。只有两国拥有了最基本的信任，这种双边关系才能走得下去。

　　以上的“新G2”框架要素同样也为两国处理彼此关系提供了制约。其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权力的分享以及事先划定底线的、古老的“先小人后君子”的可靠相处之道。只有转移和分享权力，才能构成相互制约;事前划定底线，则事先划定了责任和义务。如此，也才能构成相互制约。

　　综上所述，基辛格的上述建议，实际上也是中美可能建立“新G2”双边关系模式的第一步，而如果相互间没有建立最基本的信任和制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基辛格这个最低限度要求的建议即便实现，也只是临时的和阶段性的，最后一切又都会回到今天的原点。若如此，中美两国和世界都可能经历劫难。

　　作者为察哈尔学会国际舆情研究中心秘书长、半岛和平研究中心研究员。原题《也谈基辛格关于“拜登应迅速与北京恢复沟通渠道”的建议》

　　11月16日晚，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出席中国作为主办方之一的“2020创新经济论坛”时提出建议：拜登应迅速与北京恢复沟通渠道。他提出：下任美国总统首先要和中国领导人对话，双方应该建立机制性安排以保持联系，讨论需要避免出现的问题;随后双方的沟通重点应转向那些应该实现的问题。基辛格如此具体的建议暴露了下列信息：当前中国与美国特朗普政府之间实际上没有沟通管道;更谈不上管理冲突和解决冲突。

　　作为当前经济总量排名世界第一和第二、但矛盾却异常尖锐的中美两国，当下首先需要防止冲突，其次是解决问题，而双方建立制度性的联系安排是一切的前提。唯有如此，才能画出底线、谈判并解决问题，并管控冲突。从两国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来说，这比领导人的面子重要得多，也是考验一个政治家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准，谁先动议并不重要，解决问题才是核心。

　　中美已到了不谈不行的地步了

　　就当前的形势而言，尽管美国新总统尚未就任，但中美实际上已经在全球布局并摆开擂台，做好全面博弈的准备了，只要双方不想让事情弄到不可收拾，中美就不能不谈了。

　　就中国方面来说，中国已经摆出了主要依靠独立自主发展经济的准备，中共五中全会提出的以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双循环同时并举，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鉴于中国是大国，不可能离开世界市场，如笔者一向强调的，中国只要紧抓东盟、欧盟和日韩市场不放，即便中美脱钩，中国也不会过于被动。目前中国首先在“地区全面经济伙伴协议”(RCEP)方面取得了实际成果，由于日、韩两国也一并进入，于是下面的中日韩自贸区，也就是顺带临门一脚的事情了。应该讲，当前新冠疫情的国际大势，为中国实施国际层面的大循环提供了极好的时机。可以预见，即便有美国阻挠，下面中欧双边投资协定的签署，大方向也是明确的。但这一切给世界的印象是：中国的经济发展要甩开美国单独干了，而这是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之间的渐行渐远，其中的政治含义令人不安。

　　美国也是如此。美国同样已经明确了和中国意识形态对立的立场，拿出了团结盟友与中国全球博弈的态势。上周拜登在和韩国总统文在寅通电话前，专程前往朝鲜战争纪念碑致敬，向战争阵亡军人献花，并在事后同文在寅通电话时，强调韩国是“印太战略的核心轴”，同中国上月隆重纪念抗美援朝战争相比，这已经说明了一切。

　　就美国自身来说，美国仍然有力量遏制中国，核心就是技术封锁、制裁加高科技产业脱钩，以及选择通过意识形态、民主、人权等议题在全球政治打压中国。拜登政府一是可以继续在高技术领域继承特朗普的对华封锁策略，目的是尽量延缓中国赶超与美国差距的速度，尽可能久地保持美国世界第一强国的位置;对特朗普留下的对华关税制裁问题，鉴于当前美国两党的对华一致立场，一时也不大可能会撤回。

　　同时，台湾和南海问题也是美国可以操作的议题。对台湾问题，拜登政府未必会像特朗普那样极端，经济合作和武器销售将是主要操作方向;但是在南海问题上拜登政府会当仁不让、不会放手。这里的核心是，中国对南海的主权立场没有国际法、联合国和南海国家的支持。

　　此外，人权问题、香港、新疆和西藏问题等议题，都是美国民主党政府感兴趣的题材，如果配合以美国的法律和制裁手段，对中国是有现实压力的。

　　在双方毫不让步的态势下，上述热点可能引发中美激烈冲突，包括军事冲突。有鉴于此，当下中美必须坐下来解决现实的迫切问题。

　　实际上就美国来说，目前形势对美国并非完全有利，起码在世界新冠疫情稳定下来之前是如此。首先是美国国内的疫情和经济形势严峻，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美国的手脚。其次，美国在外交上也受制于两个核心障碍。

　　一是中国经济的向心力在当前世界疫情下对各国的突出吸引力，RCEP的签署就是明证。美国要求核心盟友日韩两国对中国生意照做、围攻照旧的目的就没有达到。因为一来韩国不能离开中国市场，二来日本要仿效当年的大英帝国，当世界贸易领袖式的国家，从几年前的TPP，后到CPTPP，再到当下的RCEP，日本正往世界多边贸易的旗手方向发展。面对如此态势，日韩和美国联手遏制中国至多也就是敷衍。

　　二是美国的核心盟友也深陷疫情打击，美国指望别人不顾自己的利益一心配合美国共同对华，至少眼下时机不明智，客观上也力不能及。美国盟友能做的事情，就是帮助美国在人权、西藏、新疆和香港、南海等问题上务务虚。

　　考虑到上述对美国并不有利的局势，中美坐下来以谈判方式控制两国危险局势，有着现实的可能，关键是不能政治挂帅、意气用事，这在当前形势下至关重要。

　　实现“新G2”的第一步

　　要解决中美巨大的矛盾和冲突，建立两国元首机制性联系安排，同时立即划定底线，只是第一步;还必须要解决一个中美实现长期共存，在共存中相互借鉴，实现“冲突—妥协—进步”之良性循环模式的问题。

　　依笔者看来，中美要长期共存而不是以机会主义的就事论事方式应对两国关系，笔者一直强调的“新G2”是唯一方式，否则在中国实力迅速上升的过程中，中美关系地动山摇的可能就始终无法避免。这一新模式就是：中美必须为双边关系提出新的规范性框架和定性，核心是通过权力的转移和分享，实现利益共享、责任共当。其中责任的担当可以是议题，也可以是地区性分片包干;双方必须在事前先划定底线。这种状况可以称之为“新G2”。它之所以可行或起码值得尝试，根本原因就在于它能在双方间建立最基本的信任和制约，而这对中美两大国来说是绝对不能缺少的。现在拜登当选新一届总统，也许这正是一个机会。

　　“新G2”之所以可能在中美间建立最基本的信任，是它的框架要素使然。权力的转移和分享，利益共享、责任共当，是双方建立基本信任的前提，也是基本信任的保证。彼此责任的担当可以是议题，也可以是地区性分片包干，实现了灵活性和可操作性;双方事前先划定底线，实际上体现了中国人经过检验的先小人后君子的可靠相处模式。只有两国拥有了最基本的信任，这种双边关系才能走得下去。

　　以上的“新G2”框架要素同样也为两国处理彼此关系提供了制约。其中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权力的分享以及事先划定底线的、古老的“先小人后君子”的可靠相处之道。只有转移和分享权力，才能构成相互制约;事前划定底线，则事先划定了责任和义务。如此，也才能构成相互制约。

　　综上所述，基辛格的上述建议，实际上也是中美可能建立“新G2”双边关系模式的第一步，而如果相互间没有建立最基本的信任和制约，则一切都无从谈起，基辛格这个最低限度要求的建议即便实现，也只是临时的和阶段性的，最后一切又都会回到今天的原点。若如此，中美两国和世界都可能经历劫难。

　　作者为察哈尔学会国际舆情研究中心秘书长、半岛和平研究中心研究员。原题《也谈基辛格关于“拜登应迅速与北京恢复沟通渠道”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