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大伟：该接受美中冷战2.0并去适应它了，避免热战应是首要目标

　　让我们现实地承认吧，美国和中国现在正处在冷战2.0中。它开始的确切时间值得商榷，但是相关的迹象已经存在一段时间了。

　　两国政府都把对方视为战略对手。双方都进行全球地缘战略竞争，在世界各地——尤其是亚洲——操纵培养合作伙伴和被庇护者，并防止它们投向另一方。双方军队互相对峙，同时为可能发生的直接或代理人冲突做准备。两国军方都在采购专门用于威慑或打击对方的武器。两国政府都认为对方在颠覆自己的政治体制。双方高层官员的互信度极低，对对方疑虑重重。两国政府都在收集情报，以了解和揣测对方的敌对行为，也都体验过来自对方的间谍活动。双方都在为对方设置技术和商业壁垒。在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华春莹的引领下，极端民族主义言论在官方话语中日渐流行。新闻媒体和社交媒体越来越多地抨击对方国家，民调显示，民众对对方国家的“非好感率”也达到了历史新高。

　　我们已经到达谷底了吗?没有，情况也许、而且可能会变得更糟。螺旋式下降的对抗势头仍然很大。尽管中国政府继续经常性地呼吁加强合作，使之成为两国关系的唯一逻辑基础，但是，特朗普政府内外的外交政策实践者并不同意这种看法。如今，大多数美国人都把与中国存在有争议的敌对关系视为新常态，许多人在准备着手制定一套类似于冷战的新的对华竞争政策。不是所有的政治家、战略家和中国问题专家都如此，但两党的大多数人肯定是这样的。拜登政府也许不会改变美国更强硬的对华政策——策略也许不同，甚至有可能使强硬政策更加系统化，但其整体策略也许与特朗普政府非常相似。

　　中国官方需要问问自己：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出美国的这一重大战略转变?中国的美国问题专家和情报分析人士确实未能预测或理解过去十年来美国人对中国看法的深刻变化。往深里说，中国官员应当深思，中方做了什么以至于“失去美国”。而美国方面，则体会不到中国领导人真正的方向以及中国国内民族主义和反美情绪的深度。

　　虽然自省是面对未来的重要一步，但双方现在的问题(用列宁的话说)是“怎么办”?两个大国该如何处理它们的新冷战关系，而不至引发一场热战?换句话说，让冷战保持“冷”应该是首要的目标。

　　然而，该如何建立能够约束和控制敌对关系的缓冲区和护栏，抑制不必要的挑衅行为，构建一系列稳定机制呢?我同意王缉思(自从1983-85年在北京大学成为同学，40年来一直是我的朋友和同事)的观点。他的相关文章提出，需要有新的措施来稳定关系，以减缓这种大出血。王教授谈到设立“地板”和“底线”，不过我并不在意地板和底线，我更关心建立“墙”和稳定机制。要做到这一点，就应该仔细地重新审视冷战1.0的教训和手段，并在适当的时候借鉴。在敌对的关系中，“缓和”这一概念框架是双方都需要采纳的。

　　中美两个核大国之间(与冷战1.0时期的美国和苏联不同)没有双边战略武器控制协议，也没有管控冲突升级的“交通法规”。这本身非常危险，故当务之急应该是进行双边核军控谈判(而不是像特朗普政府提议的与俄罗斯进行三方谈判)，重点是中程弹道导弹，要加强现有的、同时建立新的两军和国家安全机构间的沟通机制，建立非常精确的程序，以便在发生意外军事冲突时控制事态的升级。在亚太地区，对常规部队的部署设限也许可望而不可及(尽管在冷战期间达成过《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理想的情况，是应该探寻一个《赫尔辛基协定》式的全面关系框架。

　　在冷战1.0期间，美国和苏联不仅有各自的“红线”，而且还构建了各式各样的避免冲突、建立信任、管理危机的机制和文化交流协议。美苏缓和是一个长期的、多层次的巩固过程。专门指定但属于非官方的“第二轨道”专家交流，以及所谓“知识共同体”的建立，在减少相互误解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还记得1986年与一群苏联的美国问题专家会面，除了交换意见和拉关系，我们大家还一起看了电影《奇爱博士》)。

　　然而，与美苏经验不同的是，美国和中国有40年专家和学生的直接交流。但是最近几个月和近年来，专家交流严重缩水，需要重建。那些还在继续碰面的人，往往是志同道合的“接触”与“合作”的支持者。这样的讨论往往有回声室效应，其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我们需要让“鹰派”和那些主张“竞争”的人也加入这种交流，进行非常坦率的对话(不使用宣传口号)。不幸的是，中方回避并且不愿与这样的美国人接触(我的个人经验告诉我)。

　　这些，只是冷战1.0缓和时期概念框架和制度化架构的几个例子。为了缓冲和规范两国之间不断升级的竞争，美国和中国需要重拾这些概念框架和制度化架构。为缓和紧张局势，一些美国学者认为，华盛顿和北京需要做一笔“大交易”，就像尼克松和基辛格对毛和周恩来所做的那样，但这类总体方案并不适合当下。

　　与此同时，双方在贸易、技术、媒体、信息以及其他领域给对方设置了各种防御壁垒。在相互竞争和敌对的大国之间，这些是可以理解，也是应该有的。冷战1.0时期亦如此。只是，这些防御措施并没有同时把沟通渠道的建立、信心建立措施、军事协议和直言不讳的对话排除在外。

　　该接受“冷战2.0”并去适应它了，但是要对它进行限制。目前的情况与冷战1.0完全不同——中国的经济和全球地位都比苏联强大得多——然而两者仍有相似之处，仍有值得仔细探究和借鉴的教训。回到“合作”与“接触”框架已是幻想，现在是双方将关系重新构建为“管理全面竞争”的时候了。

　　作者系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原题《为中美竞争重拾冷战工具》

　　让我们现实地承认吧，美国和中国现在正处在冷战2.0中。它开始的确切时间值得商榷，但是相关的迹象已经存在一段时间了。

　　两国政府都把对方视为战略对手。双方都进行全球地缘战略竞争，在世界各地——尤其是亚洲——操纵培养合作伙伴和被庇护者，并防止它们投向另一方。双方军队互相对峙，同时为可能发生的直接或代理人冲突做准备。两国军方都在采购专门用于威慑或打击对方的武器。两国政府都认为对方在颠覆自己的政治体制。双方高层官员的互信度极低，对对方疑虑重重。两国政府都在收集情报，以了解和揣测对方的敌对行为，也都体验过来自对方的间谍活动。双方都在为对方设置技术和商业壁垒。在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华春莹的引领下，极端民族主义言论在官方话语中日渐流行。新闻媒体和社交媒体越来越多地抨击对方国家，民调显示，民众对对方国家的“非好感率”也达到了历史新高。

　　我们已经到达谷底了吗?没有，情况也许、而且可能会变得更糟。螺旋式下降的对抗势头仍然很大。尽管中国政府继续经常性地呼吁加强合作，使之成为两国关系的唯一逻辑基础，但是，特朗普政府内外的外交政策实践者并不同意这种看法。如今，大多数美国人都把与中国存在有争议的敌对关系视为新常态，许多人在准备着手制定一套类似于冷战的新的对华竞争政策。不是所有的政治家、战略家和中国问题专家都如此，但两党的大多数人肯定是这样的。拜登政府也许不会改变美国更强硬的对华政策——策略也许不同，甚至有可能使强硬政策更加系统化，但其整体策略也许与特朗普政府非常相似。

　　中国官方需要问问自己：为什么我们没有看出美国的这一重大战略转变?中国的美国问题专家和情报分析人士确实未能预测或理解过去十年来美国人对中国看法的深刻变化。往深里说，中国官员应当深思，中方做了什么以至于“失去美国”。而美国方面，则体会不到中国领导人真正的方向以及中国国内民族主义和反美情绪的深度。

　　虽然自省是面对未来的重要一步，但双方现在的问题(用列宁的话说)是“怎么办”?两个大国该如何处理它们的新冷战关系，而不至引发一场热战?换句话说，让冷战保持“冷”应该是首要的目标。

　　然而，该如何建立能够约束和控制敌对关系的缓冲区和护栏，抑制不必要的挑衅行为，构建一系列稳定机制呢?我同意王缉思(自从1983-85年在北京大学成为同学，40年来一直是我的朋友和同事)的观点。他的相关文章提出，需要有新的措施来稳定关系，以减缓这种大出血。王教授谈到设立“地板”和“底线”，不过我并不在意地板和底线，我更关心建立“墙”和稳定机制。要做到这一点，就应该仔细地重新审视冷战1.0的教训和手段，并在适当的时候借鉴。在敌对的关系中，“缓和”这一概念框架是双方都需要采纳的。

　　中美两个核大国之间(与冷战1.0时期的美国和苏联不同)没有双边战略武器控制协议，也没有管控冲突升级的“交通法规”。这本身非常危险，故当务之急应该是进行双边核军控谈判(而不是像特朗普政府提议的与俄罗斯进行三方谈判)，重点是中程弹道导弹，要加强现有的、同时建立新的两军和国家安全机构间的沟通机制，建立非常精确的程序，以便在发生意外军事冲突时控制事态的升级。在亚太地区，对常规部队的部署设限也许可望而不可及(尽管在冷战期间达成过《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理想的情况，是应该探寻一个《赫尔辛基协定》式的全面关系框架。

　　在冷战1.0期间，美国和苏联不仅有各自的“红线”，而且还构建了各式各样的避免冲突、建立信任、管理危机的机制和文化交流协议。美苏缓和是一个长期的、多层次的巩固过程。专门指定但属于非官方的“第二轨道”专家交流，以及所谓“知识共同体”的建立，在减少相互误解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还记得1986年与一群苏联的美国问题专家会面，除了交换意见和拉关系，我们大家还一起看了电影《奇爱博士》)。

　　然而，与美苏经验不同的是，美国和中国有40年专家和学生的直接交流。但是最近几个月和近年来，专家交流严重缩水，需要重建。那些还在继续碰面的人，往往是志同道合的“接触”与“合作”的支持者。这样的讨论往往有回声室效应，其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我们需要让“鹰派”和那些主张“竞争”的人也加入这种交流，进行非常坦率的对话(不使用宣传口号)。不幸的是，中方回避并且不愿与这样的美国人接触(我的个人经验告诉我)。

　　这些，只是冷战1.0缓和时期概念框架和制度化架构的几个例子。为了缓冲和规范两国之间不断升级的竞争，美国和中国需要重拾这些概念框架和制度化架构。为缓和紧张局势，一些美国学者认为，华盛顿和北京需要做一笔“大交易”，就像尼克松和基辛格对毛和周恩来所做的那样，但这类总体方案并不适合当下。

　　与此同时，双方在贸易、技术、媒体、信息以及其他领域给对方设置了各种防御壁垒。在相互竞争和敌对的大国之间，这些是可以理解，也是应该有的。冷战1.0时期亦如此。只是，这些防御措施并没有同时把沟通渠道的建立、信心建立措施、军事协议和直言不讳的对话排除在外。

　　该接受“冷战2.0”并去适应它了，但是要对它进行限制。目前的情况与冷战1.0完全不同——中国的经济和全球地位都比苏联强大得多——然而两者仍有相似之处，仍有值得仔细探究和借鉴的教训。回到“合作”与“接触”框架已是幻想，现在是双方将关系重新构建为“管理全面竞争”的时候了。

　　作者系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原题《为中美竞争重拾冷战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