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缉思：中日相互认知的特殊性是理解两国关系陷入长期难以自拔的陷阱的关键

　　三、国际环境和地缘战略竞争

　　中日两国在相似的国际背景下，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一方面固然是各自的选择，另一方面也是国情的差异使然，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地理条件不同。日本是岛国，同中国相比国土狭小，自然资源不足，缺少战略纵深和回旋余地。因此在近代西方入侵面前，日本的妥协与合作是理性的选择，而一旦强大起来，就要向海外扩张。太平洋战争后，日本被迫从朝鲜半岛、台湾等地撤回，借助新的国际秩序下的有利条件，洗心革面，通过技术立国、贸易立国，实现了经济飞跃。今天的日本再也不需要通过领土扩张来获取自然资源和劳动力，完全可以通过海外贸易、投资和在必要时吸收移民，来解决原料、能源与人力资源短缺的问题。

　　不过，地理环境决定了当代日本所需的资源仍然需要通过海上通道获取。在本国不能大幅度扩充军力的条件下，依靠美国来维护远洋航线的畅通，便成为日本眼中确定无疑的战略选择。承诺不发展核武器的日本，同已经拥核而尚未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的朝鲜仅一水之隔，于是依仗美国的核保护伞和军事联盟来保障国土安全，在日本看来也是理所当然的。

　　中国地处亚欧大陆东端，国土辽阔，邻国众多且情况千差万别。近代以前的中国是大陆国家，然而被西方列强打破国门之后，更多的安全威胁和通商机遇来自东方海上，但民族分裂和领土分割的危险也来自其他方向。中国所处的地缘战略环境和自身的巨大规模，决定了中国的国家安全不可能依赖任何单一大国的保障，20世纪50年代同苏联的短暂安全同盟被证明是失败的。中国要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必须依靠自身强大的军事力量和面向四围的成功外交。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国际国内环境远比日本要复杂，而亚太地区的安全问题对中国的挑战也远远大于对日本的挑战。比如，20世纪50至70年代，在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半岛发生的两场严酷战争，中美在台湾海峡的军事对抗，均给中国造成了巨大资源消耗和人员损失，日本却置身于其外，不仅毫发无损，反而发了几笔“战争财”。后来的柬埔寨战争、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直到最近缅甸国内局势的动荡，都在不同程度上给中国带来了损失，而对日本的负面影响并不大。

　　日本基本上不存在民族宗教、领土统一等中国遭遇的国内难题。只要能理顺与美国和中国的两对关系，适当处理朝鲜半岛和东南亚的问题，日本的安全就有了保障。日本早已进入现代社会，成为发达国家群体的当然成员，现存国际经济秩序对日本是有利的。所以，日本有条件集中精力处理其国内经济和社会问题(其中很多是“后现代”问题)。对中国来说，美国、日本、俄罗斯(苏联)、印度都同中国发生过严重冲突，必须谨慎处理同这些国家的关系。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国内现代化的任务远未完成，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对中国有利有弊，存在诸多需要改革的方面。可以说，双边关系在中日两国各自政治和外交议程中的权重是不同的。

　　100多年来中日两国的实力对比变化，也是影响双边关系的决定性变量之一。明治维新之前，中国的实力和国际地位远超日本，但日本后来居上的速度是惊人的，几十年内就形成了对中国的压倒性优势，同西方列强平起平坐，直至在第二次中日战争中企图占领中国全境。战后的日本只用了很短时间，就又一次超越中国实力，成为非西方国家中唯一的发达国家。然而中国反超日本的能力也是惊人的，在二三十年内便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8年的经济总量已经是日本的2.6倍，这一差距还会继续扩大。

　　于是在亚太地区的国际博弈中，中日之间的地缘战略竞争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如果处理不好将可能日趋激烈。“一山容不得二虎”的心态，在两国社会精英中都是长久存在的。十几年以来，日本数次提出建立“自由繁荣之弧”或“亚洲民主繁荣之弧”的战略构想，即围绕欧亚大陆外围画出一条弧线，以东北亚为起点、绕过东南亚、印度次大陆、中亚、南高加索，直至欧洲。日本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一直拒绝做出明确的积极反应。在加强自身国防力量和日美合作的同时，日本近年来又侧重于同澳大利亚、印度、越南等进行战略协调。这些构想和政策的实施其实很难，不过日本并不隐讳其目标，即要“应对中国快速崛起”。中国对日本的态度也不含糊。前些年中国动用了大量外交资源，力图阻止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一努力获得了成功，但也在日本人心中留下了阴影。中日两国在亚太地区的一系列多边问题上，一直在合作的同时暗中“较劲”。

　　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一场更大的地缘战略博弈正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展开。虽然中国一再表示无意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但美国特朗普政府已明确认定中国为最大的战略对手，制订了“全政府”对华战略，其主导思想是对中国全面施加压力，要求中国大幅度修改现行的内外政策。一方面，中美关系趋于紧张，中国会因防止腹背受敌而努力推进中日关系的改善，日方也会借此机会减轻来自中国的战略压力。另一方面，在中美战略博弈中，日本显然站在美国一边，这就必然加剧中日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和相互疑忌。此外，日本在台湾地区留有一定的政治和社会资源，“台独”支持者在日本政界大有人在。日美两国政府都没有真正承认过台湾属于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是中国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的最大外部隐患。

　　四、中日相互认知

　　中日战争结束之后，两国都没有用武力威胁过对方，也没有对对方构成国内政治稳定的重大挑战。在可预见的将来，两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竞争没有酿成严重冲突的危险。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中日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扩大了许多倍，使双方都获益良多。令人遗憾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双方关系从“政冷经热”转入“政冷经冷”，总是磕磕碰碰，风波不断，迄今为止从未重新热络过，未来几年估计也很难再热起来。这种状况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近二三十年来，中日关系的困难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战争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和历史认识问题，另一类涉及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纷争，包括台湾问题。这两大类问题可能波及两边国内政权的威信以至合法性问题，却无关重大经济利益纠纷和意识形态对立。一旦一方遇到更严重的内部或外部挑战，就可以掩盖争议，暂时偃旗息鼓，这种情形已被历史所证明。不难看出，这两类问题的本质是民族感情的纠葛，是民族主义的碰撞。

　　中日两国之间相互看法之重要，感情之复杂，不亚于当代世界上任何一对双边国际关系。理解中日两国相互认知的特殊性，才能理解中日关系为何陷入了一个长期难以自拔的陷阱。

　　一些研究表明，日本自古至今从来没有以平等、正常的眼光看待过中国。古代日本怀着敬畏、崇拜之心仰视中国，全方位学习、模仿和接受中国的文化和政治制度。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中国，特别是在日俄战争中取得对俄国的胜利之后，日本开始同欧美列强平起平坐，不再对中国有任何的尊重感，而是开始滋生“引领亚洲”、对中国居高临下进行“启蒙”的心态。这种自命不凡的“亚洲使命感”，是日本在全面侵华战争中提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前奏。日本轻视乃至蔑视中国的民族沙文主义甚嚣尘上，直至最终发动侵华战争，奴役中国。

　　中国赢得抗日战争之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按理说应当怀抱悔恨之心，转而尊敬中国。可惜的是，中国很快陷入内战，新中国成立后，联合国的中国席位长期被台湾当局占据。日本同台湾当局是“邦交国”，彼此交往甚密。“中国”的概念在日本出现了错乱。

　　不过，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民族独立浪潮之下，日本民间反美情绪高涨，不少日本人开始羡慕中国的革命精神，崇拜毛泽东和周恩来，认识到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所犯的种种罪行，萌生了一层反省和赎罪的意识。然而好景不长，在中国“文化大革命”及其后几年里，日本视中国为“理想之国”的观念彻底崩溃，“羡慕崇拜”转为“彻底失望”。

　　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日本对中国的社会实际有了更多了解。当日本的经济实力远强于中国时，不少日本人又开始同情中国，希望能够帮助中国改变相对落后的面貌。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实力迅速上升，对日本的态度随之发生变化。特别是钓鱼岛等争端发生之后，日本的中国观又一次发生转变，可以说既非“仰视”或“俯视”，又非“平视”，而是近年来一些民意调查中所说的“不服气”“恐惧”，甚至“厌恶”。民意调查显示，即使在最近中日官方关系升温的环境下，日本人对中国的好感也并没有增加，远远低于对美国的好感。

　　近代以来，中国人对日本的感情和认知同样经历了很多波折。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人没有致力于报仇雪恨，反倒有许多社会精英开始“仰视”日本。光绪皇帝于戊戌之年启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试图效法日本，变法图新。从君主立宪到辛亥革命的一段时期内，日本成了中国实现富国强兵之梦的榜样。大批中国知识分子和年轻学生留学日本，在政、法、理、工、农、医、军事等各个领域开展学习，其中包括李大钊、周恩来、鲁迅、蒋介石、戴季陶等诸多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1905年，孙中山领导的反满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在日俄战争中，清政府宣布“局外中立”。但是上至朝廷，下至民间，中国人的感情大都倾向于日本。

　　以1915年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为开端，日本对中国不断采取蛮横的扩张，激起了中国强烈的反日情绪，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意识日渐增强。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其导火线便是中国民众坚决反对日本对中国主权的粗暴侵犯。此后中国人理所当然地将日本视为中华民族生存的头号威胁。日本在1931年至1945年侵略奴役中国的罪恶行为，连同对这段历史不可磨灭的记忆，构成了至今中国人对日本负面印象的主要来源。

　　中日战争结束之际，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提出对日本“不念旧恶”，形成后来被称为“以德报怨”的对日处理政策，在很短时间内协助将二百余万日本战俘和侨民安全遣返回国。在此过程中，中国民众在艰难的生活环境下，救助、收养了很多被遗弃的日本妇女和战争遗孤，体现了中国民众的宽大胸怀和深切同情心。

　　新中国成立之初，最大的安全威胁来自美国和美国扶植的台湾国民党政权。新中国和台湾当局都没有深究日本的战争责任。在20世纪50至60年代，中国支持日本人民反对美国军事占领、摆脱美国控制的斗争，大力开展对日民间外交。毛泽东多次说过“日本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也说过中国和日本是平等的两个伟大民族。在毛泽东和周恩来会见的外国来宾中，日本客人所占的比例最高。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和1972年中日建交后，中国明确支持日本收回苏联在1945年占领的北方四岛。除了“文革”中的个别情况以外，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感情总的来说是友善的。1996年中国出版的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其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主要针对的是美国。它的书名就借鉴了1989年出版的《日本可以说不》(盛田昭夫、石原慎太郎著)。《中国可以说不》和当时的民间情绪(以至某种官方思想)，对日本的态度是“怒其不争”，希望中日能携手对抗美国霸权主义。

　　此后中国人对日本的反感，随着历史问题和钓鱼岛问题的升温而越来越强烈。一段时间内，中国电视节目里几乎每天都会上映“抗日剧”。2005年春，中国不少城市发生大规模的反日游行，有一些过激的言行，对中日关系伤害很大。201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之后，对日本“轻视”“鄙视”的态度，在一部分中国人中间十分明显。中国国民乃至官员和社会精英的普遍印象，是日本从来没有为侵华战争道歉，或者没有过真正的反省(日方则认为历史认识问题是中方在需要时“敲打”日本的一个工具，道歉多少次都不会产生真正效果)。2007年4月12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讲时指出：“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政府和日本领导人多次在历史问题上表明态度，公开承认侵略并对受害国表示深刻反省和道歉。对此，中国政府和人民给予积极评价。”温家宝同时还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得到了日本政府和人民的支持与帮助，对此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不幸的是，后来激化的中日钓鱼岛争端又一次挫伤了两国间的感情，而温总理的话当时就没有多少人关注，后来更很快被忘却在脑后。

　　2015年中日官方关系再次回暖之后，中国人对日本的态度又一次发生显著的积极转变。赴日中国游客在2011年只有130万，到2018年猛增到800万以上，其中将近一半是“80后”“90后”的年轻人。日本的社会安全、科技教育、服务态度、商品质量、生态环境等方面，以及对文化传统的保护，在中国游客心中普遍留下了良好印象。

　　五、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与日本在人种和文化方面最接近，而日本对中国所造成的民族灾难和心理创伤也最严重。纵观历史，中日两国的相互认知和感情一直处在不断波动的过程中，俯视、仰视、平等、鄙视相继出现，循环往复。这种波动反映了两国文化传统的相互借鉴、发展道路和政治价值观的差异、相对实力和国际地位的变化，同时也深受双边官方关系和两国总体内外政策的影响。当代日本的发展变化比较缓慢而平稳，可预测性较强;当代中国的发展变化相当迅速，其前景预判容易引起争议。就此而言，中国在中日双边关系中所起的作用大于日本。

　　中国国内经常听到的一种观点，认为日本民族生性缺乏平等意识，只懂得尊崇和服从强者，轻慢弱者;日本人之所以现在还不尊重中国，是因为中国还不够强大。这种观点说，等到中国的实力足够厉害，在国际上跟美国平起平坐乃至超越美国，日本人就会乖乖地服气，就像现在对美国那样，对中国俯首称臣。不过，中日关系180年的历史事实，难以支持这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立论。日本崛起之后对中国弱肉强食的态度和政策，不仅深深伤害了中国，也最终给日本招致了民族灾难。所以，在180年的中日关系历史中，最应当吸取的教训，是国家间关系不能只遵循实力原则，外交政策不能诉诸狭隘民族主义，而必须遵守国际行为规范与人类共同的道德准则。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发展中日合作，假以时日，到21世纪中叶中日战争结束100年之时再回首，两国间和平与友好的记忆一定能超过惨痛和仇恨的记忆。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原文刊载于王缉思主编：《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9(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12月版。原题《浅论中日关系的鉴往知来》

　　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之际，博源基金会总干事何迪先生主编了一本画册，选取那些具有典型意义的摄影作品，对19世纪中期迄今约180年的中日关系历史进行回顾，为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友好合作聊尽绵薄之力。画册编辑委员会以近年来中外的学术研究成果为基础，努力探索切磋中日关系的内在规律以及影响双边关系的诸多因素。我在参考了汪朝光、于铁军、李寒梅等学者观点的基础上，在此提出一孔之见，以为序言。

《中日关系180年》

　　一、简单的历史回顾

　　过去180年中日关系之历史，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进行阐述。

　　第一阶段是从1840年的中国鸦片战争至1915年日本强迫北洋政府签署修改过的“二十一条”。在这一阶段，面对西方列强向亚洲的扩张，中日两国都被迫“开国”。但两国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日本相对成功地融入了国际体系，并学习西方国家的殖民主义政策，向其周边地区扩张。1894年，中日之间因朝鲜问题而爆发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根据1895年的《马关条约》，中国割地赔款，日本则攫取台湾和澎湖列岛，中日国势完全逆转。甲午战争从根本上颠覆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1904—1905年，日本又在日俄战争中战胜俄国，将势力范围扩张到中国的辽东半岛，随后又独占朝鲜半岛，进而觊觎满蒙和中国内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后，日本向德国宣战，借机出兵中国山东省，接管了德国在山东强占的权益。中国政府要求日本撤军无果。日本于1915年1月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强行勒索在华的各种特权，试图谋求日本在满蒙权益的永久化。1915年5月，北洋政府在日本的军事威胁下，签署了经过修改的“二十一条”(即《中日民四条约》)，激发了中国的反日浪潮。

　　第二阶段是从1915年到1945年。在中国革命和内战的背景下，日本对华政策的侵略性逐步增强，于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武力占领中国东北，建立了“满洲国”傀儡政权。1937年发生了“七七卢沟桥事变”和“上海八一三事变”，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场战争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物资损失，中国的命运一度危在旦夕。凭借坚强的民族意志、庞大的人口数量、辽阔的国土，也凭借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合力，中国于1945年赢得了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

　　1945年至1972年，是中日关系的第三个阶段。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没有严厉追究日本的战争责任，致使中国的战胜国权利不能得到充分的彰显。1949年新中国成立，朝鲜战争随即于1950年爆发。新中国政府和台湾(地区)国民党政权都没有参加1951年旧金山对日和约的签订。旧金山和会实际上成为美国主导的对日片面媾和，在台湾回归中国主权等问题上留下了严重的后果和隐患。

　　在中美对抗、美日结成军事同盟、中美官方关系难以推进的情况下，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决定通过民间外交，逐步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20世纪60年代初，中日民间交流初具规模，双边贸易也得到官方认可。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日本政治向右转，中国政治向“左”转，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双边关系遇到了更大阻力。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解冻，带动了中日关系的突破。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1972年两国建交，标志着中日关系进入了第四个阶段。从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日双边友好合作取得巨大进展。这一时期正值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日本则处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可以称为中日关系发展的“黄金时期”。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官方修改教科书、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等事件，使历史认识问题成为中日关系的主要摩擦点。此时，钓鱼岛争端开始浮现，但中日政府当时在领土问题上达成了“搁置争议”的共识，使之未酿成冲突。

　　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中日关系在各个领域取得新进展的同时，双边摩擦开始增多、加剧，甚至几度呈现危机状态。日本历史教科书、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钓鱼岛领土争端等问题连续发酵，在2012—2014年间将中日关系推入谷底。直到2014年11月习近平主席和安倍晋三首相在北京会晤之后，中日关系才开始回暖。2018年安倍首相正式访华，会见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标志着双边关系重回正轨。但是要保证中日关系不再“脱轨”，维持长期稳定合作，还有待双方艰苦的努力。

　　二、中日两国的不同发展道路

　　决定近代以来中日关系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是两个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在发展道路上，中日有两次决定性的分道扬镳。第一次分道扬镳发生在两国面对西方列强向亚洲扩张而被迫“开国”后。中日两国同受西方资本主义商品、资本入侵的冲击和安全威胁。清朝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指导思想的洋务运动予以回应，即保留传统的政治制度和思想体系，仅引进坚船利炮，学习西方器物层面的技术和经验。虽有所谓“同治中兴”，清朝在进入现代化进程后步履蹒跚，危机四伏，无法建立先进的工业化体系和经济模式。日本则进入明治维新时代，以“脱亚入欧”为指导思想，大踏步融入了国际体系。在政治上，日本向欧美思想意识靠拢，在国内建构了一个合乎资本主义发展需要的政治体制，部分采取西式政体，又保留了日本特色，天皇高高在上，独揽权威，却不管理具体政务，政党政治不成熟。在经济上，日本走上了国家主导的私人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全面模仿西方的工业化。同是以富国强兵为目标，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产生了迥异的结果，并在甲午战争中导致了中国的屈辱和惨败。

　　清朝覆亡，民国初立，中国的内忧外患不断，在发展道路上依旧徘徊犹疑。“以日为师”“以(苏)俄为师”“以美(英)为师”，都分别有中国各党各派和一些志士仁人进行理论倡导和实践尝试。国民政府中据称有“亲日派”和“亲美派”之分，孙中山在执政后期提出“联俄容共”政策，中国共产党则在1931年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定都江西瑞金。

　　彼时，由于国内市场和资源越来越难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日本开始严重依赖对外扩张，发展以军事工业为主的重工业，形成对周边发动战争的强烈冲动，首当其冲的对象国即是中国。欧美国家日益深重的经济危机加速了释放这种冲动的紧迫感。以极权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为特征的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和德国两国抬头，与之遥相呼应的是日本国内军部势力的嚣张和军国主义的鼓噪。在截然不同的政治背景下，中日之间爆发战争就有相当大的必然性了。

　　中日发展道路上第二次决定性的分道扬镳，出现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美国军事占领日本后，解除了日军武装和军事机构，取缔了军国主义的思想教育。在美国指导下，日本制订了保障基本人权和自由的和平宪法，天皇只有象征性权力而不干预政务。战后的日本进行农地改革、劳动立法，解散财阀，促使日本向民主制迈进。与战后日本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949年中共建国后，在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经济模式等方面，全面学习苏联经验，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和计划经济，剔除美国和其他西方对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冷战初期，日本和中国分属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大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军事阵营。这次发展道路上分道扬镳的后果，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乃至今天，仍在双边关系中时隐时现地产生影响。

　　耐人寻味的是，将中日在国家发展道路上的差异，同现代中俄(苏)、中美及中欧相比，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色彩要浅得多。即使在两次战争和民族矛盾尖锐时期，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问题也没有在中日关系中占据突出的位置。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中日两国基本上不对对方国内政治秩序构成威胁。两国都没有将自己的发展道路强加给对方的意图，对方的政治制度对本国亦缺乏吸引力。将中日双边关系同两国各自同美国的关系相对照，这一现象尤其明显。此外，日本自知其侵华战争给中国带来过巨大伤害，问心有愧，在西方关于中国“人权问题”的鼓噪声中一直比较低调，在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后比西方国家更早恢复了对华正常关系。

　　在比较中日两国不同的发展路径时，还有一些值得回味的地方。比如，日本虽然提出过“脱亚入欧”的发展方向，步入过同西方列强争夺殖民地的歧途，二战后在政治上追随美国亦步亦趋，但在社会习俗、文化教育、精神信仰、伦理道德等方面仍然保持着东亚传统，从来没有“全盘西化”，日本人也没有被很多西方人认可为“自己人”。反观中国，文化传统在100多年里不断受到巨大冲击、批判、损害。五四运动前后高喊“打倒孔家店”，“文化大革命”前后“移风易俗”，市场经济大潮下“金钱至上”。一部分知识精英比日本人更激烈地批判西方，另一部分知识精英则在“西化”方向上比日本人走得更远(或愿意走得更远)。移民美国的中国人也远远多于移民美国的日本人。直至今日，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和儒家传统观念的关系仍然剪不断、理还乱。

　　又如，战后日本在基本完成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之后，通过实施指导性经济计划，较为有效地实现了国家对宏观经济的间接调节。当代日本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中独树一帜，可以说是建立在东亚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体制，或可称之为“日本特色的资本主义”。日本的贫富差距在主要发达国家中是最小的，社会和谐稳定，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体系相对完善，注重环境保护和基础设施建设，强调人文关怀，教育和科技水平相当高。这些优势，在中国刚刚走上改革开放之路时，立即引起中国领导人和社会精英的注意。40年来，学习借鉴日本经验，对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功不可没。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处理同美国的政治经济矛盾的经验教训，无论是在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对于中国如何应对当前中美经贸摩擦，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三、国际环境和地缘战略竞争

　　中日两国在相似的国际背景下，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一方面固然是各自的选择，另一方面也是国情的差异使然，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地理条件不同。日本是岛国，同中国相比国土狭小，自然资源不足，缺少战略纵深和回旋余地。因此在近代西方入侵面前，日本的妥协与合作是理性的选择，而一旦强大起来，就要向海外扩张。太平洋战争后，日本被迫从朝鲜半岛、台湾等地撤回，借助新的国际秩序下的有利条件，洗心革面，通过技术立国、贸易立国，实现了经济飞跃。今天的日本再也不需要通过领土扩张来获取自然资源和劳动力，完全可以通过海外贸易、投资和在必要时吸收移民，来解决原料、能源与人力资源短缺的问题。

　　不过，地理环境决定了当代日本所需的资源仍然需要通过海上通道获取。在本国不能大幅度扩充军力的条件下，依靠美国来维护远洋航线的畅通，便成为日本眼中确定无疑的战略选择。承诺不发展核武器的日本，同已经拥核而尚未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的朝鲜仅一水之隔，于是依仗美国的核保护伞和军事联盟来保障国土安全，在日本看来也是理所当然的。

　　中国地处亚欧大陆东端，国土辽阔，邻国众多且情况千差万别。近代以前的中国是大陆国家，然而被西方列强打破国门之后，更多的安全威胁和通商机遇来自东方海上，但民族分裂和领土分割的危险也来自其他方向。中国所处的地缘战略环境和自身的巨大规模，决定了中国的国家安全不可能依赖任何单一大国的保障，20世纪50年代同苏联的短暂安全同盟被证明是失败的。中国要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必须依靠自身强大的军事力量和面向四围的成功外交。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国际国内环境远比日本要复杂，而亚太地区的安全问题对中国的挑战也远远大于对日本的挑战。比如，20世纪50至70年代，在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半岛发生的两场严酷战争，中美在台湾海峡的军事对抗，均给中国造成了巨大资源消耗和人员损失，日本却置身于其外，不仅毫发无损，反而发了几笔“战争财”。后来的柬埔寨战争、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直到最近缅甸国内局势的动荡，都在不同程度上给中国带来了损失，而对日本的负面影响并不大。

　　日本基本上不存在民族宗教、领土统一等中国遭遇的国内难题。只要能理顺与美国和中国的两对关系，适当处理朝鲜半岛和东南亚的问题，日本的安全就有了保障。日本早已进入现代社会，成为发达国家群体的当然成员，现存国际经济秩序对日本是有利的。所以，日本有条件集中精力处理其国内经济和社会问题(其中很多是“后现代”问题)。对中国来说，美国、日本、俄罗斯(苏联)、印度都同中国发生过严重冲突，必须谨慎处理同这些国家的关系。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国内现代化的任务远未完成，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对中国有利有弊，存在诸多需要改革的方面。可以说，双边关系在中日两国各自政治和外交议程中的权重是不同的。

　　100多年来中日两国的实力对比变化，也是影响双边关系的决定性变量之一。明治维新之前，中国的实力和国际地位远超日本，但日本后来居上的速度是惊人的，几十年内就形成了对中国的压倒性优势，同西方列强平起平坐，直至在第二次中日战争中企图占领中国全境。战后的日本只用了很短时间，就又一次超越中国实力，成为非西方国家中唯一的发达国家。然而中国反超日本的能力也是惊人的，在二三十年内便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8年的经济总量已经是日本的2.6倍，这一差距还会继续扩大。

　　于是在亚太地区的国际博弈中，中日之间的地缘战略竞争不仅不可避免，而且如果处理不好将可能日趋激烈。“一山容不得二虎”的心态，在两国社会精英中都是长久存在的。十几年以来，日本数次提出建立“自由繁荣之弧”或“亚洲民主繁荣之弧”的战略构想，即围绕欧亚大陆外围画出一条弧线，以东北亚为起点、绕过东南亚、印度次大陆、中亚、南高加索，直至欧洲。日本对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一直拒绝做出明确的积极反应。在加强自身国防力量和日美合作的同时，日本近年来又侧重于同澳大利亚、印度、越南等进行战略协调。这些构想和政策的实施其实很难，不过日本并不隐讳其目标，即要“应对中国快速崛起”。中国对日本的态度也不含糊。前些年中国动用了大量外交资源，力图阻止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一努力获得了成功，但也在日本人心中留下了阴影。中日两国在亚太地区的一系列多边问题上，一直在合作的同时暗中“较劲”。

　　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范围内，一场更大的地缘战略博弈正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展开。虽然中国一再表示无意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但美国特朗普政府已明确认定中国为最大的战略对手，制订了“全政府”对华战略，其主导思想是对中国全面施加压力，要求中国大幅度修改现行的内外政策。一方面，中美关系趋于紧张，中国会因防止腹背受敌而努力推进中日关系的改善，日方也会借此机会减轻来自中国的战略压力。另一方面，在中美战略博弈中，日本显然站在美国一边，这就必然加剧中日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和相互疑忌。此外，日本在台湾地区留有一定的政治和社会资源，“台独”支持者在日本政界大有人在。日美两国政府都没有真正承认过台湾属于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是中国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的最大外部隐患。

　　四、中日相互认知

　　中日战争结束之后，两国都没有用武力威胁过对方，也没有对对方构成国内政治稳定的重大挑战。在可预见的将来，两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竞争没有酿成严重冲突的危险。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中日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扩大了许多倍，使双方都获益良多。令人遗憾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双方关系从“政冷经热”转入“政冷经冷”，总是磕磕碰碰，风波不断，迄今为止从未重新热络过，未来几年估计也很难再热起来。这种状况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近二三十年来，中日关系的困难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战争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和历史认识问题，另一类涉及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纷争，包括台湾问题。这两大类问题可能波及两边国内政权的威信以至合法性问题，却无关重大经济利益纠纷和意识形态对立。一旦一方遇到更严重的内部或外部挑战，就可以掩盖争议，暂时偃旗息鼓，这种情形已被历史所证明。不难看出，这两类问题的本质是民族感情的纠葛，是民族主义的碰撞。

　　中日两国之间相互看法之重要，感情之复杂，不亚于当代世界上任何一对双边国际关系。理解中日两国相互认知的特殊性，才能理解中日关系为何陷入了一个长期难以自拔的陷阱。

　　一些研究表明，日本自古至今从来没有以平等、正常的眼光看待过中国。古代日本怀着敬畏、崇拜之心仰视中国，全方位学习、模仿和接受中国的文化和政治制度。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中国，特别是在日俄战争中取得对俄国的胜利之后，日本开始同欧美列强平起平坐，不再对中国有任何的尊重感，而是开始滋生“引领亚洲”、对中国居高临下进行“启蒙”的心态。这种自命不凡的“亚洲使命感”，是日本在全面侵华战争中提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前奏。日本轻视乃至蔑视中国的民族沙文主义甚嚣尘上，直至最终发动侵华战争，奴役中国。

　　中国赢得抗日战争之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按理说应当怀抱悔恨之心，转而尊敬中国。可惜的是，中国很快陷入内战，新中国成立后，联合国的中国席位长期被台湾当局占据。日本同台湾当局是“邦交国”，彼此交往甚密。“中国”的概念在日本出现了错乱。

　　不过，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民族独立浪潮之下，日本民间反美情绪高涨，不少日本人开始羡慕中国的革命精神，崇拜毛泽东和周恩来，认识到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所犯的种种罪行，萌生了一层反省和赎罪的意识。然而好景不长，在中国“文化大革命”及其后几年里，日本视中国为“理想之国”的观念彻底崩溃，“羡慕崇拜”转为“彻底失望”。

　　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日本对中国的社会实际有了更多了解。当日本的经济实力远强于中国时，不少日本人又开始同情中国，希望能够帮助中国改变相对落后的面貌。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实力迅速上升，对日本的态度随之发生变化。特别是钓鱼岛等争端发生之后，日本的中国观又一次发生转变，可以说既非“仰视”或“俯视”，又非“平视”，而是近年来一些民意调查中所说的“不服气”“恐惧”，甚至“厌恶”。民意调查显示，即使在最近中日官方关系升温的环境下，日本人对中国的好感也并没有增加，远远低于对美国的好感。

　　近代以来，中国人对日本的感情和认知同样经历了很多波折。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人没有致力于报仇雪恨，反倒有许多社会精英开始“仰视”日本。光绪皇帝于戊戌之年启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试图效法日本，变法图新。从君主立宪到辛亥革命的一段时期内，日本成了中国实现富国强兵之梦的榜样。大批中国知识分子和年轻学生留学日本，在政、法、理、工、农、医、军事等各个领域开展学习，其中包括李大钊、周恩来、鲁迅、蒋介石、戴季陶等诸多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1905年，孙中山领导的反满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在日俄战争中，清政府宣布“局外中立”。但是上至朝廷，下至民间，中国人的感情大都倾向于日本。

　　以1915年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为开端，日本对中国不断采取蛮横的扩张，激起了中国强烈的反日情绪，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意识日渐增强。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其导火线便是中国民众坚决反对日本对中国主权的粗暴侵犯。此后中国人理所当然地将日本视为中华民族生存的头号威胁。日本在1931年至1945年侵略奴役中国的罪恶行为，连同对这段历史不可磨灭的记忆，构成了至今中国人对日本负面印象的主要来源。

　　中日战争结束之际，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提出对日本“不念旧恶”，形成后来被称为“以德报怨”的对日处理政策，在很短时间内协助将二百余万日本战俘和侨民安全遣返回国。在此过程中，中国民众在艰难的生活环境下，救助、收养了很多被遗弃的日本妇女和战争遗孤，体现了中国民众的宽大胸怀和深切同情心。

　　新中国成立之初，最大的安全威胁来自美国和美国扶植的台湾国民党政权。新中国和台湾当局都没有深究日本的战争责任。在20世纪50至60年代，中国支持日本人民反对美国军事占领、摆脱美国控制的斗争，大力开展对日民间外交。毛泽东多次说过“日本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也说过中国和日本是平等的两个伟大民族。在毛泽东和周恩来会见的外国来宾中，日本客人所占的比例最高。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和1972年中日建交后，中国明确支持日本收回苏联在1945年占领的北方四岛。除了“文革”中的个别情况以外，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人对日本人的感情总的来说是友善的。1996年中国出版的畅销书《中国可以说不》，其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主要针对的是美国。它的书名就借鉴了1989年出版的《日本可以说不》(盛田昭夫、石原慎太郎著)。《中国可以说不》和当时的民间情绪(以至某种官方思想)，对日本的态度是“怒其不争”，希望中日能携手对抗美国霸权主义。

　　此后中国人对日本的反感，随着历史问题和钓鱼岛问题的升温而越来越强烈。一段时间内，中国电视节目里几乎每天都会上映“抗日剧”。2005年春，中国不少城市发生大规模的反日游行，有一些过激的言行，对中日关系伤害很大。201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之后，对日本“轻视”“鄙视”的态度，在一部分中国人中间十分明显。中国国民乃至官员和社会精英的普遍印象，是日本从来没有为侵华战争道歉，或者没有过真正的反省(日方则认为历史认识问题是中方在需要时“敲打”日本的一个工具，道歉多少次都不会产生真正效果)。2007年4月12日，中国总理温家宝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讲时指出：“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政府和日本领导人多次在历史问题上表明态度，公开承认侵略并对受害国表示深刻反省和道歉。对此，中国政府和人民给予积极评价。”温家宝同时还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得到了日本政府和人民的支持与帮助，对此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不幸的是，后来激化的中日钓鱼岛争端又一次挫伤了两国间的感情，而温总理的话当时就没有多少人关注，后来更很快被忘却在脑后。

　　2015年中日官方关系再次回暖之后，中国人对日本的态度又一次发生显著的积极转变。赴日中国游客在2011年只有130万，到2018年猛增到800万以上，其中将近一半是“80后”“90后”的年轻人。日本的社会安全、科技教育、服务态度、商品质量、生态环境等方面，以及对文化传统的保护，在中国游客心中普遍留下了良好印象。

　　五、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与日本在人种和文化方面最接近，而日本对中国所造成的民族灾难和心理创伤也最严重。纵观历史，中日两国的相互认知和感情一直处在不断波动的过程中，俯视、仰视、平等、鄙视相继出现，循环往复。这种波动反映了两国文化传统的相互借鉴、发展道路和政治价值观的差异、相对实力和国际地位的变化，同时也深受双边官方关系和两国总体内外政策的影响。当代日本的发展变化比较缓慢而平稳，可预测性较强;当代中国的发展变化相当迅速，其前景预判容易引起争议。就此而言，中国在中日双边关系中所起的作用大于日本。

　　中国国内经常听到的一种观点，认为日本民族生性缺乏平等意识，只懂得尊崇和服从强者，轻慢弱者;日本人之所以现在还不尊重中国，是因为中国还不够强大。这种观点说，等到中国的实力足够厉害，在国际上跟美国平起平坐乃至超越美国，日本人就会乖乖地服气，就像现在对美国那样，对中国俯首称臣。不过，中日关系180年的历史事实，难以支持这一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立论。日本崛起之后对中国弱肉强食的态度和政策，不仅深深伤害了中国，也最终给日本招致了民族灾难。所以，在180年的中日关系历史中，最应当吸取的教训，是国家间关系不能只遵循实力原则，外交政策不能诉诸狭隘民族主义，而必须遵守国际行为规范与人类共同的道德准则。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发展中日合作，假以时日，到21世纪中叶中日战争结束100年之时再回首，两国间和平与友好的记忆一定能超过惨痛和仇恨的记忆。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原文刊载于王缉思主编：《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9(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年12月版。原题《浅论中日关系的鉴往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