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外部世界对准中国此起彼伏的反击并非一时冲动

　　三个参照框架的解释力和误差

　　上述三大参照框架，对解读当今的中国和外部世界的互动关系都有局部的启迪意义，也都有重要的误差。第一个重商主义的框架，原本是指互动的双方皆以私营厂商为行为主体，私人企业家被本国政府的宣传和政策所引导，不按照自由市场的原则做买卖，而是把贸易当作民族国家之间的零和博弈(参阅“重商主义”，《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译版，第3卷第477-481页)。日本战后的国际贸易主体也是私营厂商，也是被政府引导，从事违反自由市场原则的操作行为(村上薰：《通产省的挑战》，台北：创意文化公司1986年译版)。可是，有些敏锐的分析家指出，中国经济的骨干企业继续是国有的或政府控股的，拿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贸易摩擦的重商主义框架来解读中国的对外经贸作为，误差不可忽视。

　　第二个冷战性质的国际关系框架，也面对很多质疑：那个时代的苏联及其卫星国，在全球各地不仅和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枪炮对枪炮、核武对核武，不仅对外输出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且输出武装革命，向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革命组织提供武器装备和财金援助，必要时甚至派遣大军开进别国领土扶持红色政权(比如在阿富汗)，力求早日实现世界革命的目标。可是当今的中国，虽然在本国周边增强军事实力，对外进行大外宣“软实力”投射，但是远远没有在全球范围内和西方作军事对抗，更没有输出武器金钱支持别国革命组织搞武装起义和军事斗争。简言之，当今的中国，并非昔日苏联的再版。

　　有鉴于此，有些分析家就在上述两大参照框架的关键词之前加上一个前缀“新”(Neo/New)——“新重商主义”、“新冷战”。奥妙就在这个“新”里面：新要素是哪些?从何而来?有何特别功能?对互动的对方提出何种新的挑战?会把当今世界引入何种新的困境?这些要害问题我们将会进一步挖掘。

　　第三个框架是基于国家或强权之间竞争的历史经验归纳，是所谓“价值中立”、接近于“非意识形态化”的分析，被更多的评论家所采纳，认为它最适合解读当今的中国和外部世界的摩擦冲突。即便如此，这个基于第一次大战前夕国际格局的参照框架的应用，也含有内生的和大环境的困难。

　　笔者提及的第三大参照框架，分析家们拿它来解读当今中国和外部世界之间的互动，一一对号入座作比较。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英国，相当于如今的美国，都是老牌霸权强国，光荣依旧，可是综合实力却相对下降了，难保昔日的全球独占利益。一战前夕的德国，则如当今的中国，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双双急剧增长，对海外市场和经济战略资源的需求也剧增，然而却被老牌老大英国处处掣肘，忍无可忍，终于横下一条心以战争开启机会，促成加速发展，志在必得，要一步成为欧洲首强。其时的法国，仿佛是如今的日本，本来是旧大陆的头号实力大国。然而统一后的德国，民族主义高涨，发展模式强硬，一下子就猛窜上来，大大压缩了法国的生存发展空间。于是，三个大国火拼起来，打得血肉横飞，残垣满目。

　　新力量加进老框架的惊恐含义

　　不过也有少数观察家提出异议，说当下的印度而非日本，更可比照于那时的法国。印度深感在和中国的竞争中时不时地暂居下风，极力要维护并强化自己在印度洋和太平洋连接处的黄金战略地位。而且它又与中国有边境领土纠纷，再一次动枪动炮的主观客观动力都在那儿。

　　拿以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局势作参照，虽然可以向我们提供几点有意义的启发，但还是免不了带着“古为今用”的误差。在很多人的研习视野里，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新力量，令当今的中国和主要竞争对手国家之间的摩擦冲突，根本上有别于一个世纪之前的欧洲争霸格局，那就是核武器的冷峻现实。既有的霸主美国拥有一大堆核武器，迅速发展的中国和印度也各有一小堆核武器，日本处在美国安保条约的核保护伞之下。这一现实的残酷含义，令第一次大战的残酷结局也相形见绌。虽然百年前的那场大战是历史上的首场总体战，英国阵亡80万兵员(其中很多是牛津剑桥的大学生和贵胄子弟)，法国160万，德国180万;连稍后匆匆赶来参战的美国也阵亡了12万(前引《极端的年代》上册第38-39页)。与一场可能发生的核战争的后果相比，这些数字显得微不足道。所以，我们还不能严格地顺着上述第三大参照框架推理下去，还得要从其它的维度来审视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关系，以及后者对前者的反击背景。

　　最近一年来，任何关注国际关系的人士，不论在哪儿做研究，也不论在为哪一方工作，都不可能不被一个波及面广泛的势头所吸引：全球范围内，越来越多的政府机构和非官方部门，正在采取措施或准备采取措施，以应对中国在海外的“扩张和势力影响”，或曰中国在外部世界“咄咄逼人的、具有触犯他方性质的(assertive/aggressive)行为”。

《时代杂志》亚洲版封面：中国赢了

　　并非早先的“中国威胁论”余火冒烟

　　估计有些读者马上就会说：这个趋势咋看起来好像并没什么特别新奇之处，大不了就是嚷嚷好多年的“中国威胁论”再来一波嘛!然而，笔者可不是这么看待的，因为以前是为数不少的外国机构大声或小声地谈论“来自中国的威胁”，而目前却是为数日增的外国机构以实际行动或计划中的行动来对付他们视野里中国迫近的威胁。

　　外部世界最近期间对中国的多种反击，具体实例层出不穷：既有聚焦在中国官方赞助的海外宣传、教育和文化项目或所谓“软实力”投射领域的，也有针对中国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和产权结构不甚清晰的公司从事的高科技(尤其是双用技术即民用和军用皆可)转让操作的，也有阻止中方资本收购兼并所在国制造业厂家和金融机构的，也有检讨亲中的华裔人士金援所在国政界选举和影响外交政策走向游说活动的，还有追究中国留学生正规社团在留学地区接受中国驻外使馆财源、组织“干涉和操控性”活动的，甚至还有质疑中国新移民社群政治忠诚程度的。至于对来自中国的大宗进口商品有重点地进行反倾销惩罚、以单一国家军队或协调多国武力进行针对中国军事崛起的抗衡性巡逻和演习，更是被国际媒体高调张扬。

　　本文标题刻意用“外部世界”，就是因为这些针对中国在海外的项目和活动所发起的反击虽然还处于实施的起步阶段，但发起地点却不是集中在一两个国家。美国当然是最引人瞩目的发起国之一，但是，就连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这些通常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表现得相当“本分、平和、谦虚”的中小规模国家，也陡然提升了对中国海外势力和影响的防范及抗衡。这类事例近来发生得过于频繁，因篇幅所限，此处就不再一一列举。

　　理解外部世界反击的深层思路

　　对于外部世界以上的反击势头，中国官方发言人及媒体的公开解释和应对，多半是大家熟悉的那些铿锵短语：冷战思维、反华阴谋、相由心生、草木皆兵、贼喊捉贼、恶人告状、螳臂当车、不值一驳，等等。我们必须越过这些套话和成语，冷静客观地透视外部世界反击中国的深层思路，即便我们不同意众多反击方的政策取向和具体操作方式，也应该心平气和地梳理清楚它们背后的脉络，这对于未来15年的中段时期北京高层如何考量及安排中国和外部世界的相处之道，重要性不言自明。

　　在国际关系观察界分析圈里，对当今中国和外部世界摩擦冲突诸多事态的解读，最基本的参照框架是三个。第一个在时间上距离今天最近，也最容易吸引工商界人士的关切，那就是1960至1980年代日本和美国之间没完没了的贸易纠纷。这个框架在理论上是以重商主义(Mercantilism;其含义中文译名不够明晰)为分析基准的：对于奉行重商主义的国家来说，国际贸易不像体育比赛而是像战场。行为国增强本民族国家的实力是其不变的目标;尽可能出口产品以赚取他国的硬通货是其手段的“阳面”，尽可能设立贸易壁垒以保护本国市场是其手段的“阴面”。阴阳两面结合在一起，就使得行为国难以和他国合作共赢。日本在第二次大战结束后，一直实行的就是这个大战略。在战败之前，日本决策层同时抱有以军事手段在国际上谋取最大利益的期望;战败后再也不愿意重操此道，于是以经济贸易手段来谋取最大利益就成为唯一的富强之道。用当年这个领域最震撼公众的畅销书之一的作者的话说，“现在，无论本土厂商多么有竞争力，在美国没有一个行业是安全的”，因为日本的做法太厉害(帕特•乔特：《银弹攻势》，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译版第1页)。

　　第二个框架是苏联和西方之间的冷战。这个框架在理论上是以政治和意识形态为分析基准的：挑战方对抗西方是认定西方的价值体系和实践这套价值观的政治社会制度，既是邪恶的，也是注定要灭亡的。挑战方不惜以一切手段来促成西方制度的早日灭亡，包括宣传战、情报战、经济技术竞争战、代理人战、直至必要时全面热战。灭掉西方制度后，挑战方将把自己的价值体系和成套制度推广至全世界，也即是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George Kennan, “From Containment to Self-Containment”, pp. 348-423 in G.R. Urban ed., Stalinism: Its Impact on Russia and the Worl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第三个框架在时间上距离今天是最远的，那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世界格局。名著《极端的年代》作者、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对此勾勒得简明扼要：“对英德两大竞争国而言，天际才是它们的界限。德国一心想取代英国的国际霸权和海洋王国地位，如果德国意愿得逞，国势已经日衰的英国的地位自然更趋低落。因此，这是一场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霸权争夺战。法国同样攸关生死：它的人口、经济跟德国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且这种趋势好像已经无法避免。法国能否继续跻身诸强之列，资格也受到严重挑战。……当时德国的口号是：‘以德意志精神更新全世界!’”于是人类历史上最血腥的总体战爆发了。”(台北：麦田出版公司1996年译版，上册第44页。)

　　三个参照框架的解释力和误差

　　上述三大参照框架，对解读当今的中国和外部世界的互动关系都有局部的启迪意义，也都有重要的误差。第一个重商主义的框架，原本是指互动的双方皆以私营厂商为行为主体，私人企业家被本国政府的宣传和政策所引导，不按照自由市场的原则做买卖，而是把贸易当作民族国家之间的零和博弈(参阅“重商主义”，《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译版，第3卷第477-481页)。日本战后的国际贸易主体也是私营厂商，也是被政府引导，从事违反自由市场原则的操作行为(村上薰：《通产省的挑战》，台北：创意文化公司1986年译版)。可是，有些敏锐的分析家指出，中国经济的骨干企业继续是国有的或政府控股的，拿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贸易摩擦的重商主义框架来解读中国的对外经贸作为，误差不可忽视。

　　第二个冷战性质的国际关系框架，也面对很多质疑：那个时代的苏联及其卫星国，在全球各地不仅和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枪炮对枪炮、核武对核武，不仅对外输出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且输出武装革命，向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革命组织提供武器装备和财金援助，必要时甚至派遣大军开进别国领土扶持红色政权(比如在阿富汗)，力求早日实现世界革命的目标。可是当今的中国，虽然在本国周边增强军事实力，对外进行大外宣“软实力”投射，但是远远没有在全球范围内和西方作军事对抗，更没有输出武器金钱支持别国革命组织搞武装起义和军事斗争。简言之，当今的中国，并非昔日苏联的再版。

　　有鉴于此，有些分析家就在上述两大参照框架的关键词之前加上一个前缀“新”(Neo/New)——“新重商主义”、“新冷战”。奥妙就在这个“新”里面：新要素是哪些?从何而来?有何特别功能?对互动的对方提出何种新的挑战?会把当今世界引入何种新的困境?这些要害问题我们将会进一步挖掘。

　　第三个框架是基于国家或强权之间竞争的历史经验归纳，是所谓“价值中立”、接近于“非意识形态化”的分析，被更多的评论家所采纳，认为它最适合解读当今的中国和外部世界的摩擦冲突。即便如此，这个基于第一次大战前夕国际格局的参照框架的应用，也含有内生的和大环境的困难。

　　笔者提及的第三大参照框架，分析家们拿它来解读当今中国和外部世界之间的互动，一一对号入座作比较。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英国，相当于如今的美国，都是老牌霸权强国，光荣依旧，可是综合实力却相对下降了，难保昔日的全球独占利益。一战前夕的德国，则如当今的中国，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双双急剧增长，对海外市场和经济战略资源的需求也剧增，然而却被老牌老大英国处处掣肘，忍无可忍，终于横下一条心以战争开启机会，促成加速发展，志在必得，要一步成为欧洲首强。其时的法国，仿佛是如今的日本，本来是旧大陆的头号实力大国。然而统一后的德国，民族主义高涨，发展模式强硬，一下子就猛窜上来，大大压缩了法国的生存发展空间。于是，三个大国火拼起来，打得血肉横飞，残垣满目。

　　新力量加进老框架的惊恐含义

　　不过也有少数观察家提出异议，说当下的印度而非日本，更可比照于那时的法国。印度深感在和中国的竞争中时不时地暂居下风，极力要维护并强化自己在印度洋和太平洋连接处的黄金战略地位。而且它又与中国有边境领土纠纷，再一次动枪动炮的主观客观动力都在那儿。

　　拿以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局势作参照，虽然可以向我们提供几点有意义的启发，但还是免不了带着“古为今用”的误差。在很多人的研习视野里，有一个至关重要的新力量，令当今的中国和主要竞争对手国家之间的摩擦冲突，根本上有别于一个世纪之前的欧洲争霸格局，那就是核武器的冷峻现实。既有的霸主美国拥有一大堆核武器，迅速发展的中国和印度也各有一小堆核武器，日本处在美国安保条约的核保护伞之下。这一现实的残酷含义，令第一次大战的残酷结局也相形见绌。虽然百年前的那场大战是历史上的首场总体战，英国阵亡80万兵员(其中很多是牛津剑桥的大学生和贵胄子弟)，法国160万，德国180万;连稍后匆匆赶来参战的美国也阵亡了12万(前引《极端的年代》上册第38-39页)。与一场可能发生的核战争的后果相比，这些数字显得微不足道。所以，我们还不能严格地顺着上述第三大参照框架推理下去，还得要从其它的维度来审视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关系，以及后者对前者的反击背景。

　　冷战结束后的潜在敌人定位

　　美国在处理对华关系上虽然还不是最严厉的，但它毕竟是外部世界反击中国的最重要动力来源和最可能的牵线方，比如，在引发澳大利亚和中国之间关系紧张化的过程中，就能看到美国政界军界的影子(Jamie Smyth, “Australia urged to counter China by boosting US ties”, Financial Times, 24 November 2017, p. 2)。冷静回顾一下美国的战略考量，就能为我们理解更大尺度上的国际关系走势提供一个相当清晰的路线图。1990年代初期美国官方和政策研究圈里，反复争论冷战结束后，谁将是美国最可能的首要威胁，至少有四个备选对手：苏联解体以后依然拥有世界最大核武库的俄罗斯及其一两个附属国;经济技术实力和贸易措施日益正面冲撞着美国利益中坚地盘的日本;伊斯兰世界的原教旨主义支撑恐怖主义的组织和活动往区域外蔓延;中国逐渐显露的经济和军事潜力对美国霸主地位的综合挑战。

　　这场争论延续了好几年，慢慢地，越来越多的美国分析家趋向于把中国放在首要威胁者的位子上，他们的具体理由我们后文将一一列出。诸位如果翻阅1990年代末期的国际形势资料汇编，就能看到，那时美国政府已经开始作全球军力的重新配置，把重点由欧洲转向东亚。2001年5月美国主流媒体广泛报道，国防部和战略研究机构为针对中国，推动导弹防御系统的升级、海基和空中攻击力量的陆续到位。只是因为这一年9月11日的那场突发大事件，才减缓了这一战略安排的及时实施。从天而降的9•11袭击迫使美国采取救火式的紧急措施，匆忙应付原来在他们的备选对手单子上居中的恐怖主义势力。即便如此，美国政界的一些核心组群也不忘提醒最高决策层：对付恐怖主义是燃眉之急，对付来自中国的威胁才是常年大计(“Worldwide

　　threat – Converging dangers in a Post 9/ 11 world”, The CIA Director testimony, 6 February 2002, CIA Homepage)。2005年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郑重告诫美国军方，反恐剿匪之余也要准备和中国可能发生的正规武装冲突(Bryan Bender, “US needs China plan, former commander says”, The Boston Globe, 26 November 2008)。

　　大家都知道，到了奥巴马第二任总统结束前夕，规划多年的美国海军力量的50%-60%布置在靠近中国的东亚地区，基本上已经到位了。而我们不要忘记，奥巴马在美国政界和战略分析圈里，是常常被批评为“太软弱、太犹疑不决”的好好先生式的领导人。奥巴马尚且如此，遑论特朗普这样的角色!

　　从以上的简要回顾我们可以看出，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反击，从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到观点趋同初拟方案，仅仅在美国本土，就花费了好几年的时间。从初拟方案纸上谈兵到出钱出人调兵遣将，又花费了好几年的时间。从情报界军方开始安排落实操作机制到其它政府部门做出协调项目、外加工商业界的参与，还要花费好几年的时间——目前实际上就是处于这个进程之中。他们眼下针对中国的那些作为，并非出于一时的冲动，尽管在众人眼里，特朗普的具体操作常常显得是心血来潮。

　　相隔虽不久，仿佛两重天

　　在笔者的研习经历中，有一件事特别富有反差刺激的意味。十年以前，北京2008奥运会举办前夕，全球关注的这场“中国国势秀”当时也引发了国外许多地方的抗议示威活动。我们在北京召开了几场与此有关的小型国际研讨会，大部分出席者的分析得出的初步认识是：这些此起彼伏的抗议示威活动尽管非常引人注目，有时甚至导致局部的暴力冲撞，但它们基本上都属于草根运动型，主体是社会弱势群体和边缘政治组织，看不出它们背后有外国政府或大财团的有效支撑。因为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政府或该国的工商界能从“北京奥运办不成了!”这种事态中明显得分或攫取到工商利益。这期间澳大利亚的首要智库洛伊研究所(Lowy Institute)执行主任访问北京，座谈中与笔者分享对国际舞台上中国这样的“大块头秀肌肉”引发的种种反弹的评估。我们都承认，随着中国的块头越来越大，外部世界对中国的戒心就会相应提级。但我俩都坚定不移地认为：不论美国和日本如何防范中国，澳大利亚是绝不会采取同样政策的，澳大利亚从民间到工商界到政府到军方，根本就无意于和中国作任何摩擦，更不可能把中国当作假想敌，两国之间的利益重叠互惠太深厚了!

　　我们这么乐观认定，是基于对澳大利亚的近身观察和对澳中交往具体领域的跟踪了解。然而，最近两年来澳大利亚发生的多起广泛报道的与中国相关的负面事态，把我们的乐观主义结论扫除掉一大半。最近的两件，一是推动立法防止被怀疑为来自中国及华裔商界的财金渗透，影响到该国的政策走向;一是该国联邦政府与东盟各国的峰会，其协商议题，包括确保南中国海域不受到中国海军海警力量的控制。而从2008年奥运会到现在，时间相隔还不到十年!如果眼下再相聚北京，再回到那个夏天座谈会的话题，我们将作怎样的检视反省呢?这后面的深刻变异轨迹及其动力机制，值得分析界用力探索和细心辨识。

　　作者系香港科技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