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佩普：伊朗与全球权力的规则重塑：美式霸权的兴起与局限

　　1991年1月17日深夜，全世界的电视观众目睹了前所未有的战争奇观。在被防空火炮映亮的黑夜中，美军的精确制导炸弹精准地钻入巴格达的窗户、通风井和指挥掩体。随着CNN的现场直播，海湾战争不仅是一场军事行动，更向数百万人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降临。

　　要理解这些画面的划时代意义，必须回顾战前伊拉克所构成的严峻威胁。当时，萨达姆·侯赛因指挥着近百万大军。这支军队经历了与伊朗长达八年的惨烈战争，不仅生存了下来，还拥有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坦克部队之一。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引发了全球恐慌：人们担心萨达姆的下一个目标是沙特阿拉伯，一旦得手，他将成为波斯湾的石油霸主，直接掌控全球四分之一的石油供应。

　　彼时，很少有美国人预期能轻松取胜。越南战争失败的阴影依然笼罩全美。萨达姆在开战前曾对美国驻科威特大使挑衅道：“你们的社会无法承受一万人的伤亡。”当时许多分析人士也持悲观态度，五角大楼甚至准备了数千个运尸袋。人们预期的不是另一场第二次世界大战式的辉煌，而是另一场旷日持久的“越战陷阱”。

　　然而，随后的战局震惊了世界。在为期五周的空袭后，联军地面部队仅用约100小时便解放了科威特。原本看似强大的伊拉克军队土崩瓦解，超过30万士兵被击败、俘虏或溃逃。美军阵亡人数仅为147人。一个仅在数月前还显得不可一世的军事强国，竟以如此轻易的方式被击溃。

　　这场胜利的意义远超战场本身，它确立了美国非凡的国际地位。随着苏联解体，华盛顿发现自己正处于世界金融、技术和联盟网络的绝对核心，且没有对手可以匹敌。美国成为了现代史上罕见的“超级大国”——一个完全没有对等竞争者的国家。“沙漠风暴”行动将抽象的实力指标转化为活生生的震慑。从此，全球政府、投资者和公民都有了一个共同的认知：美国军事主导地位是不可撼动的现实。

　　海湾战争将历史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开启了所谓的“单极时代”。在那段时期，无与伦比的美国武力支撑着全球化的扩张、繁荣的增长以及相对的稳定。

　　但那个时代现已终结。美国不再享有1991年时的军事代差。得益于全球化，实施精确战争所需的技术不再是大国的专属。由于供应链的开放，一系列中小国家甚至非国家行为体现在都能对抗强大得多的对手。

　　事实上，近期围绕伊朗的冲突恰恰体现了这种轮回。如果说海湾战争展示了霸权的巅峰，那么如今霍尔木兹海峡的僵局则揭示了霸权的局限。一个新时代正在到来，后冷战时期的所有假设都被颠倒：美国无法再以低成本武力迫使他人屈服，其实力不再是稳定的保证，反而有时成为波动的源头。较弱的国家学会了“不对称反抗”的价值，并掌握了向强权施加巨大成本的工具。

　　宏大的期望与单极规则

　　重大军事胜利往往能改变世界的期望。1991年的压倒性胜利确立了支配后冷战秩序的四个假设：

　　美国可以毫不费力地强加军事结果;

　　华盛顿拥有“升级主导权”，即能迅速、廉价地消除威胁;

　　美国实力保障了全球商业动脉的畅通;

　　对美实力的反抗是徒劳且不理性的。

　　这些假设相互强化。由于美国优势显得不可挑战，盟友减少了防务开支，加深了依赖;投资者低估了地缘政治风险;企业将供应链延伸至全球，追求“准时生产”以实现效益最大化。国家不需要直接体验美军的威力，只要“相信”这种威力就足以被震慑。1990年美国空军提出的“全球参与”战略，在1991年后成了无人敢忽视的现实。

　　这种信心不仅重塑了安全格局，更驱动了现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经济扩张。贸易占全球产出的份额从1990年的38%飙升至二十年后的60%。世界假设大国战争已成过去，海上航道永远安全。1998年，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称美国为“不可或缺的国家”，反映了当时的共识：国际稳定最终依赖于美国的权力。那时的世界不仅是和平的，更是高度可预测的。

　　瓦解的种子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单极秩序的成功本身导致了它的瓦解。下一场军事革命正是由后冷战时代的经济转型所孕育的。

　　1991年展示的第一次“精确革命”高度依赖于少数先进国家才具备的工业生态。但在随后的三十年里，全球化将这些稀缺的军事资产转化为了大众商业产品。半导体产业成为了地理分布最广、规模最大的产业。2025年，全球芯片收入接近1万亿美元，由智能手机、云计算和人工智能驱动。用于民用产品的相同供应链，同样可以制造精确武器所需的组件。

　　现代智能手机的计算能力早已超过海湾战争时期的许多军事系统。民用市场为惯性导航、GPS接收器、锂电池和光学传感器创造了巨大的规模经济。曾经需要数十亿美元国家投入的军用技术，现在可以通过普通商业渠道购买。

　　人工智能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过程。开源软件和商业投资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全球可用的商品。用商业电子零件组装的小型无人机，现在可以产生以前只有精密制导武器才能达到的效果。

　　伊朗的“见证者-136”无人机便是典型案例。它并不复杂，也不依赖昂贵的军事技术，而是将民用导航芯片、处理器和传感器与简单机身结合。它的威力不在于技术多么先进，而在于它足够廉价且易于获取。这种奖励效率的全球经济，同时也奖励了技术的“可获得性”。每当智能手机变得更便宜、电池更高效，较弱国家对抗强权的能力就在同步增长。

　　秩序的分崩离析

　　“精确打击”曾被认为是大国的特权，能够替代地面占领，以极低代价实现战略目标。然而，伊朗冲突暴露了这一假设的局限，标志着第二次“精确革命”的到来。

　　如果说1991年的象征是激光制导炸弹钻入通风井，那么现在的象征则是伊朗海岸发射的、由商业电子零件组装的低成本无人机。伊朗的目标并非在传统海战中击败美国海军，而是要向全球商业行为体证明：美国海军已无法保证绝对安全。

　　这一策略已被证明极为有效。一旦不确定性蔓延，保险费率就会飙升，能源市场随之波动。当航运公司为了规避风险而宁愿绕行非洲数千英里时，即使水道在物理上是开放的，它在战略上也是失效的。

　　美国对伊朗的回应遵循了传统大国逻辑：打击雷达站、导弹阵地和无人机设施。但替换系统出现的速度超过了摧毁的速度。伊朗能够迅速分散、隐藏并重建移动发射点。这从海事问题演变成了领土控制问题——美国可以摧毁目标，却无法控制广袤的领土。一架仅需2万美元的无人机，可能毁掉一件价值数千万美元的先进军事资产。这种成本的不对称让强权陷入困境。

　　通过持续的破坏而非征服，伊朗建立起了一种新型的影响力范围。尽管其经济依然疲弱，常规军事力量仍逊于美方，但这种“作战杠杆”正在转化为政治影响力。当政府、市场和能源交易商在做决策必须优先考虑伊朗的偏好时，国际政治的期望值就已经发生了位移。

　　全球权力的新规则

　　未来的冲突将越来越多地围绕全球经济的咽喉要道展开——包括马六甲海峡、红海和霍尔木兹海峡。更高的保险率、昂贵的航运成本、重复建设的供应链以及对战略储备的依赖，将显著推高国际商业的成本。一个被全球化抹平的世界，正再次显现出地缘政治的裂隙。

　　由此，一套全新的全球权力规则正在显现：

　　军事优势不再等同于政治结果： 美国依然保留着无与伦比的破坏力，但摧毁目标和决定结局是两回事。强权虽能施加惩罚，却日益难以强加意志。

　　升级主导权的丧失： 在精确武器扩散和分散化网络的背景下，较弱行为体提升成本的速度超过了强权压制它们的速度。

　　干预不再保证稳定： 过去，美军介入意味着风险降低;如今，其介入往往伴随着更大的不确定性。较弱的国家发现，抵抗不再是徒劳的——它们不需要在战场上取胜，只需要侵蚀信心、施加成本，并比对手更有耐心。

　　这并不是说每一个弱国都能挑战强权，但随着技术持续扩散，更多国家将获得这种能力。在现代史的大部分时间里，财富转化为武力，武力转化为影响力。然而，第二次“精确革命”暗示了一种新模式：经济成功导致了技术的扩散，这反而削弱了大国的控制力。

　　一个超级大国的地缘政治力量，与其说是它控制他人的能力，不如说是其他人对其维持的系统所持有的信心。如果这种信心被廉价的技术反复侵蚀，那么国际政治的下一个时代，将不再由全球化的扩张定义，而将由保护它的沉重成本定义。

　　作者简介： 罗伯特·A·佩普(Robert A. Pape)，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安全与威胁项目主任。

　　1991年1月17日深夜，全世界的电视观众目睹了前所未有的战争奇观。在被防空火炮映亮的黑夜中，美军的精确制导炸弹精准地钻入巴格达的窗户、通风井和指挥掩体。随着CNN的现场直播，海湾战争不仅是一场军事行动，更向数百万人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降临。

　　要理解这些画面的划时代意义，必须回顾战前伊拉克所构成的严峻威胁。当时，萨达姆·侯赛因指挥着近百万大军。这支军队经历了与伊朗长达八年的惨烈战争，不仅生存了下来，还拥有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坦克部队之一。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引发了全球恐慌：人们担心萨达姆的下一个目标是沙特阿拉伯，一旦得手，他将成为波斯湾的石油霸主，直接掌控全球四分之一的石油供应。

　　彼时，很少有美国人预期能轻松取胜。越南战争失败的阴影依然笼罩全美。萨达姆在开战前曾对美国驻科威特大使挑衅道：“你们的社会无法承受一万人的伤亡。”当时许多分析人士也持悲观态度，五角大楼甚至准备了数千个运尸袋。人们预期的不是另一场第二次世界大战式的辉煌，而是另一场旷日持久的“越战陷阱”。

　　然而，随后的战局震惊了世界。在为期五周的空袭后，联军地面部队仅用约100小时便解放了科威特。原本看似强大的伊拉克军队土崩瓦解，超过30万士兵被击败、俘虏或溃逃。美军阵亡人数仅为147人。一个仅在数月前还显得不可一世的军事强国，竟以如此轻易的方式被击溃。

　　这场胜利的意义远超战场本身，它确立了美国非凡的国际地位。随着苏联解体，华盛顿发现自己正处于世界金融、技术和联盟网络的绝对核心，且没有对手可以匹敌。美国成为了现代史上罕见的“超级大国”——一个完全没有对等竞争者的国家。“沙漠风暴”行动将抽象的实力指标转化为活生生的震慑。从此，全球政府、投资者和公民都有了一个共同的认知：美国军事主导地位是不可撼动的现实。

　　海湾战争将历史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开启了所谓的“单极时代”。在那段时期，无与伦比的美国武力支撑着全球化的扩张、繁荣的增长以及相对的稳定。

　　但那个时代现已终结。美国不再享有1991年时的军事代差。得益于全球化，实施精确战争所需的技术不再是大国的专属。由于供应链的开放，一系列中小国家甚至非国家行为体现在都能对抗强大得多的对手。

　　事实上，近期围绕伊朗的冲突恰恰体现了这种轮回。如果说海湾战争展示了霸权的巅峰，那么如今霍尔木兹海峡的僵局则揭示了霸权的局限。一个新时代正在到来，后冷战时期的所有假设都被颠倒：美国无法再以低成本武力迫使他人屈服，其实力不再是稳定的保证，反而有时成为波动的源头。较弱的国家学会了“不对称反抗”的价值，并掌握了向强权施加巨大成本的工具。

　　宏大的期望与单极规则

　　重大军事胜利往往能改变世界的期望。1991年的压倒性胜利确立了支配后冷战秩序的四个假设：

　　美国可以毫不费力地强加军事结果;

　　华盛顿拥有“升级主导权”，即能迅速、廉价地消除威胁;

　　美国实力保障了全球商业动脉的畅通;

　　对美实力的反抗是徒劳且不理性的。

　　这些假设相互强化。由于美国优势显得不可挑战，盟友减少了防务开支，加深了依赖;投资者低估了地缘政治风险;企业将供应链延伸至全球，追求“准时生产”以实现效益最大化。国家不需要直接体验美军的威力，只要“相信”这种威力就足以被震慑。1990年美国空军提出的“全球参与”战略，在1991年后成了无人敢忽视的现实。

　　这种信心不仅重塑了安全格局，更驱动了现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经济扩张。贸易占全球产出的份额从1990年的38%飙升至二十年后的60%。世界假设大国战争已成过去，海上航道永远安全。1998年，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称美国为“不可或缺的国家”，反映了当时的共识：国际稳定最终依赖于美国的权力。那时的世界不仅是和平的，更是高度可预测的。

　　瓦解的种子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单极秩序的成功本身导致了它的瓦解。下一场军事革命正是由后冷战时代的经济转型所孕育的。

　　1991年展示的第一次“精确革命”高度依赖于少数先进国家才具备的工业生态。但在随后的三十年里，全球化将这些稀缺的军事资产转化为了大众商业产品。半导体产业成为了地理分布最广、规模最大的产业。2025年，全球芯片收入接近1万亿美元，由智能手机、云计算和人工智能驱动。用于民用产品的相同供应链，同样可以制造精确武器所需的组件。

　　现代智能手机的计算能力早已超过海湾战争时期的许多军事系统。民用市场为惯性导航、GPS接收器、锂电池和光学传感器创造了巨大的规模经济。曾经需要数十亿美元国家投入的军用技术，现在可以通过普通商业渠道购买。

　　人工智能进一步加速了这一过程。开源软件和商业投资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全球可用的商品。用商业电子零件组装的小型无人机，现在可以产生以前只有精密制导武器才能达到的效果。

　　伊朗的“见证者-136”无人机便是典型案例。它并不复杂，也不依赖昂贵的军事技术，而是将民用导航芯片、处理器和传感器与简单机身结合。它的威力不在于技术多么先进，而在于它足够廉价且易于获取。这种奖励效率的全球经济，同时也奖励了技术的“可获得性”。每当智能手机变得更便宜、电池更高效，较弱国家对抗强权的能力就在同步增长。

　　秩序的分崩离析

　　“精确打击”曾被认为是大国的特权，能够替代地面占领，以极低代价实现战略目标。然而，伊朗冲突暴露了这一假设的局限，标志着第二次“精确革命”的到来。

　　如果说1991年的象征是激光制导炸弹钻入通风井，那么现在的象征则是伊朗海岸发射的、由商业电子零件组装的低成本无人机。伊朗的目标并非在传统海战中击败美国海军，而是要向全球商业行为体证明：美国海军已无法保证绝对安全。

　　这一策略已被证明极为有效。一旦不确定性蔓延，保险费率就会飙升，能源市场随之波动。当航运公司为了规避风险而宁愿绕行非洲数千英里时，即使水道在物理上是开放的，它在战略上也是失效的。

　　美国对伊朗的回应遵循了传统大国逻辑：打击雷达站、导弹阵地和无人机设施。但替换系统出现的速度超过了摧毁的速度。伊朗能够迅速分散、隐藏并重建移动发射点。这从海事问题演变成了领土控制问题——美国可以摧毁目标，却无法控制广袤的领土。一架仅需2万美元的无人机，可能毁掉一件价值数千万美元的先进军事资产。这种成本的不对称让强权陷入困境。

　　通过持续的破坏而非征服，伊朗建立起了一种新型的影响力范围。尽管其经济依然疲弱，常规军事力量仍逊于美方，但这种“作战杠杆”正在转化为政治影响力。当政府、市场和能源交易商在做决策必须优先考虑伊朗的偏好时，国际政治的期望值就已经发生了位移。

　　全球权力的新规则

　　未来的冲突将越来越多地围绕全球经济的咽喉要道展开——包括马六甲海峡、红海和霍尔木兹海峡。更高的保险率、昂贵的航运成本、重复建设的供应链以及对战略储备的依赖，将显著推高国际商业的成本。一个被全球化抹平的世界，正再次显现出地缘政治的裂隙。

　　由此，一套全新的全球权力规则正在显现：

　　军事优势不再等同于政治结果： 美国依然保留着无与伦比的破坏力，但摧毁目标和决定结局是两回事。强权虽能施加惩罚，却日益难以强加意志。

　　升级主导权的丧失： 在精确武器扩散和分散化网络的背景下，较弱行为体提升成本的速度超过了强权压制它们的速度。

　　干预不再保证稳定： 过去，美军介入意味着风险降低;如今，其介入往往伴随着更大的不确定性。较弱的国家发现，抵抗不再是徒劳的——它们不需要在战场上取胜，只需要侵蚀信心、施加成本，并比对手更有耐心。

　　这并不是说每一个弱国都能挑战强权，但随着技术持续扩散，更多国家将获得这种能力。在现代史的大部分时间里，财富转化为武力，武力转化为影响力。然而，第二次“精确革命”暗示了一种新模式：经济成功导致了技术的扩散，这反而削弱了大国的控制力。

　　一个超级大国的地缘政治力量，与其说是它控制他人的能力，不如说是其他人对其维持的系统所持有的信心。如果这种信心被廉价的技术反复侵蚀，那么国际政治的下一个时代，将不再由全球化的扩张定义，而将由保护它的沉重成本定义。

　　作者简介： 罗伯特·A·佩普(Robert A. Pape)，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安全与威胁项目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