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斯凡迪亚尔·米尔：伊朗战争让巴基斯坦更容易走向全球舞台

　　4月7日，随着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向伊朗政府发出的最后通牒期限临近——要求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否则将面临“整个文明的毁灭”——一位巴基斯坦将军打了一通电话，帮助避免了灾难。陆军元帅阿西姆·穆尼尔——巴基斯坦军队首长，该国最强大的机构负责人——敦促特朗普和伊朗幸存的领导层停止战争。几小时内，华盛顿和德黑兰宣布停火。特朗普和伊朗外长阿巴斯·阿拉格齐公开感谢穆尼尔和总理谢赫巴兹·谢里夫。几天后，美国副总统JD·万斯在伊斯兰堡与伊朗谈判代表面对面会谈超过20小时，这是自1979年革命以来两国最高级别的直接接触。

　　由此产生的停火以及随后达成的正式停战和更广泛和解计划的前景目前极不确定。但巴基斯坦的调解仍然是一项引人注目的发展。在战后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决定国家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属性已基本固定：包括大国地位、经济分量、自由主义规范信誉以及召集其他主要国家的能力。巴基斯坦在其历史上从未符合这些标准。它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处于西方秩序的边缘，更常与地区不稳定而非冲突解决联系在一起，经济规模有限，自由民主信誉不足。然而，在一代人以来中东最危险的危机中，巴基斯坦做到了中国、法国、德国、印度、英国和其他地缘政治大国未能做到的事。

　　伊斯兰堡的努力象征着全球政治的更广泛转变。一个由多极竞争塑造的无序国际体系开始奖励那些缺乏传统地缘政治资质的不同类型国家。随着联合国和其他多边机构无法缓解现代冲突，非传统大国包括巴基斯坦、卡塔尔、土耳其等，开始通过参与稳定秩序的国家行为来填补空白。这些国家能够跨越地缘政治阵营培养信任，并在对手之间打开沟通渠道——这些对手无法或选择不直接接触——这使它们得以调解人质和囚犯释放、谈判开放商业走廊、开启有意义的政治对话，所有这些都服务于在冲突失控前加以管理。在未来十年，这种类型的国家行为将使它们成为不可或缺的地缘政治资产。

　　并非所有这些国家都会通过美国通常用来筛选伙伴的检验标准，例如民主资质、自由治理或与中国保持政治距离。华盛顿可能认为，在与北京的竞争中，它应该只依赖那些分享其价值观和战略目标的既定盟友和伙伴。但如果美国希望避免卷入世界各地的代价高昂冲突，它可能别无选择，只能与新的稳定力量建立更密切联系。

　　调解当下

      在第二个任期内，特朗普基本上放弃了传统美国外交的惯例：强调联盟、多边机构以及在国外推广自由价值观。但即使在他重返白宫之前，传统外交工具包的局限性已显而易见。美国及其盟友用来影响伙伴和迫使对手的手段——联盟结构、军事援助、经济制裁、峰会、诉诸国际法——已被证明不足以结束这个时代的战争。针对主要经济体的最全面西方制裁体系，以及数十亿美元的军事援助，都未能迫使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结束，如今已进入第五年。以色列和哈马斯多次无视多轮美国压力和联合国安理会外交，使加沙战争持续近三年。西方海军联盟无法阻止胡塞武装向通过红海的船只发射导弹，扰乱了全球最重要的商业通道之一的贸易。

　　伊朗战争是主要大国未能阻止冲突的最新例证。欧洲大国尽管因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而遭受严重经济影响，但除了例行关切声明外，对结束战争几乎没有贡献。中国虽然在2023年促成了伊朗与沙特阿拉伯的和解，并长期宣扬其在中东的军事和经济渗透，却仍置身事外。即使是自称奉行多边外交政策的印度，也拒绝扮演角色。在这一空白中，巴基斯坦挺身而出。

　　伊斯兰堡在德黑兰和华盛顿之间成为有效调解人，得益于几个日益宝贵的属性，它与双方既非条约盟友也非对手。首先，它能够维持跨越传统大国无法跨越的分歧的有意义关系。巴基斯坦一方面与中国保持战略关系，同时始终寻求与美国建立关系，即使华盛顿因顾及印度而拒绝时也是如此。它与沙特阿拉伯紧密结盟，但也因地理邻近和宗教联系与伊朗相连。这种交叉位置使巴基斯坦在华盛顿和德黑兰各自需要对方可接受的中间人时变得有用。

　　伊斯兰堡还拥有可信的强制力作为杠杆。伊斯兰堡与利雅得之间的共同防御条约意味着，当伊朗开始向海湾各地目标发射导弹时，如果冲突升级，巴基斯坦本可介入保卫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的参与反过来可能促使其他穆斯林多数国家——其中大多数当时正观望或在回应伊朗袭击时保持克制——全面参战。这一前景远比美国和以色列的打击更能威胁伊朗政权的存在及其地区地位，因为德黑兰将在穆斯林世界中被孤立。

　　然而，如果没有愿意承担使用这些杠杆的政治风险的领导人，杠杆和灵活关系将毫无意义。领导人将信誉押在成功的调解上，如果尝试失败，他们可能承受国内政治代价并损害对外关系。大多数传统大国的领导人受制于下属外交部的官僚结构，过于规避风险，无法尝试这种由最高层主导的地缘政治斡旋。但巴基斯坦的领导层符合要求。穆尼尔愿意为不确定的外交开局投入政治资本，相信特朗普仍可能愿意谈判结束地区敌对行动。

　　在过去二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巴基斯坦没有能力承担这样的角色。该国在美国反恐战争中的角色是伊斯兰堡与华盛顿之间持续摩擦的根源。2021年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后，关系进一步恶化。到2022年穆尼尔接掌军队——这使他成为巴基斯坦事实上的领导人——时，许多分析人士认为巴基斯坦正处于不可逆转的漂移状态。它与美国的关系没有恢复，国内政治仍动荡，经济接近违约，并面临阿富汗新塔利班政权支持的不断扩散的叛乱。

　　但穆尼尔设法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特别是在国际事务中。他重建了与华盛顿的关系。2025年5月与印度的战争成为这一努力的转折点。巴基斯坦坚守阵地并反击比自己大得多的对手，这帮助穆尼尔赢得特朗普的赞赏，并由此建立起一代人以来任何巴基斯坦领导人都未曾与美国总统有过的那种更温暖、更私人的关系。他签署了与沙特阿拉伯的共同防御条约，并加强了与伊朗的外交渠道，进一步提升了伊斯兰堡的地区地位并扩大了其影响力。

　　更好地拓展

       巴基斯坦并非唯一正在实践稳定秩序国家行为的非传统大国。卡塔尔同时接待哈马斯政治局和美国在中东最大的军事基地，调解了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的停火以及人质和囚犯释放。在同一冲突中，埃及利用其对拉法过境点的控制——这是加沙援助进入和难民外出的主要通道——向双方施压达成协议。土耳其利用其与华盛顿和哈马斯的关系以及在穆斯林世界的地位，塑造了加沙停战的条款，并在此前利用其罕见的与莫斯科和基辅对话的能力，主持了俄罗斯、乌克兰、联合国等参与的谈判，促成黑海粮食协议，避免了全球粮食危机。通过沙特阿拉伯和阿曼的谨慎外交，胡塞武装对通过红海船只袭击的降级得以实现。

　　美国不能忽视这一趋势。美国外交政策长期围绕争取盟友和伙伴展开：北约成员、亚洲条约伙伴、少数地区支柱国家。这种以联盟为中心的架构，以共享价值观为基础，在冷战和随后的单极时代服务美国良好，当时更稳定的国际秩序将冲突保持在局部。美国在这一时期也与核心盟友和伙伴圈之外的国家合作，但往往将此类关系视为例外——交易性的、暂时的，并且次于其联盟。即使在今天，华盛顿可能仍倾向于将巴基斯坦在促成伊朗停火中的角色归为有用但次要的事件，尤其如果停战完全崩溃。

　　但正如拜登和特朗普政府付出巨大代价所学到的，现代冲突无法被隔绝。以联盟为中心的战略承诺通过汇集多国军事和经济力量来威慑威胁，并在必要时击败对手，却已被证明无法预防或结束乌克兰、加沙和伊朗的战争。在无序世界中，这种僵化方法是一种负担。创造稳定区域需要巴基斯坦及其同类所实践的那种灵活性。

　　为了培养与这些调解者的关系，美国必须展现调解者自身所展示的跨越分歧的意愿。直到2024年，华盛顿近乎共识的观点是，由于美国需要与印度建立牢固关系来平衡中国，它必须排除巴基斯坦。特朗普违背了这一逻辑，对与伊斯兰堡的关系产生了个人兴趣。当危机来临时，这一偏离证明了价值。

　　这也可能具有启发性。如果过去十年是任何指引，未来的总统在应对新的和长期冲突时也将从灵活性中受益。欧洲安全仍不稳定，红海仍是脆弱的咽喉要道。即使在最佳情况下，伊朗和海湾的局势也将继续动荡。与不符合熟悉的朋友和敌人分类的调解国保持广泛关系组合，将帮助美国驾驭这些挑战。华盛顿仍应拥有传统意义上的盟友和伙伴。但维持秩序也将依赖那些远在这一圈子之外的国家。

　　作者简介：阿斯凡迪亚尔·米尔是史汀生中心南亚高级研究员和人道对话中心高级顾问。

　　4月7日，随着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向伊朗政府发出的最后通牒期限临近——要求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否则将面临“整个文明的毁灭”——一位巴基斯坦将军打了一通电话，帮助避免了灾难。陆军元帅阿西姆·穆尼尔——巴基斯坦军队首长，该国最强大的机构负责人——敦促特朗普和伊朗幸存的领导层停止战争。几小时内，华盛顿和德黑兰宣布停火。特朗普和伊朗外长阿巴斯·阿拉格齐公开感谢穆尼尔和总理谢赫巴兹·谢里夫。几天后，美国副总统JD·万斯在伊斯兰堡与伊朗谈判代表面对面会谈超过20小时，这是自1979年革命以来两国最高级别的直接接触。

　　由此产生的停火以及随后达成的正式停战和更广泛和解计划的前景目前极不确定。但巴基斯坦的调解仍然是一项引人注目的发展。在战后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决定国家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属性已基本固定：包括大国地位、经济分量、自由主义规范信誉以及召集其他主要国家的能力。巴基斯坦在其历史上从未符合这些标准。它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处于西方秩序的边缘，更常与地区不稳定而非冲突解决联系在一起，经济规模有限，自由民主信誉不足。然而，在一代人以来中东最危险的危机中，巴基斯坦做到了中国、法国、德国、印度、英国和其他地缘政治大国未能做到的事。

　　伊斯兰堡的努力象征着全球政治的更广泛转变。一个由多极竞争塑造的无序国际体系开始奖励那些缺乏传统地缘政治资质的不同类型国家。随着联合国和其他多边机构无法缓解现代冲突，非传统大国包括巴基斯坦、卡塔尔、土耳其等，开始通过参与稳定秩序的国家行为来填补空白。这些国家能够跨越地缘政治阵营培养信任，并在对手之间打开沟通渠道——这些对手无法或选择不直接接触——这使它们得以调解人质和囚犯释放、谈判开放商业走廊、开启有意义的政治对话，所有这些都服务于在冲突失控前加以管理。在未来十年，这种类型的国家行为将使它们成为不可或缺的地缘政治资产。

　　并非所有这些国家都会通过美国通常用来筛选伙伴的检验标准，例如民主资质、自由治理或与中国保持政治距离。华盛顿可能认为，在与北京的竞争中，它应该只依赖那些分享其价值观和战略目标的既定盟友和伙伴。但如果美国希望避免卷入世界各地的代价高昂冲突，它可能别无选择，只能与新的稳定力量建立更密切联系。

　　调解当下

      在第二个任期内，特朗普基本上放弃了传统美国外交的惯例：强调联盟、多边机构以及在国外推广自由价值观。但即使在他重返白宫之前，传统外交工具包的局限性已显而易见。美国及其盟友用来影响伙伴和迫使对手的手段——联盟结构、军事援助、经济制裁、峰会、诉诸国际法——已被证明不足以结束这个时代的战争。针对主要经济体的最全面西方制裁体系，以及数十亿美元的军事援助，都未能迫使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结束，如今已进入第五年。以色列和哈马斯多次无视多轮美国压力和联合国安理会外交，使加沙战争持续近三年。西方海军联盟无法阻止胡塞武装向通过红海的船只发射导弹，扰乱了全球最重要的商业通道之一的贸易。

　　伊朗战争是主要大国未能阻止冲突的最新例证。欧洲大国尽管因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而遭受严重经济影响，但除了例行关切声明外，对结束战争几乎没有贡献。中国虽然在2023年促成了伊朗与沙特阿拉伯的和解，并长期宣扬其在中东的军事和经济渗透，却仍置身事外。即使是自称奉行多边外交政策的印度，也拒绝扮演角色。在这一空白中，巴基斯坦挺身而出。

　　伊斯兰堡在德黑兰和华盛顿之间成为有效调解人，得益于几个日益宝贵的属性，它与双方既非条约盟友也非对手。首先，它能够维持跨越传统大国无法跨越的分歧的有意义关系。巴基斯坦一方面与中国保持战略关系，同时始终寻求与美国建立关系，即使华盛顿因顾及印度而拒绝时也是如此。它与沙特阿拉伯紧密结盟，但也因地理邻近和宗教联系与伊朗相连。这种交叉位置使巴基斯坦在华盛顿和德黑兰各自需要对方可接受的中间人时变得有用。

　　伊斯兰堡还拥有可信的强制力作为杠杆。伊斯兰堡与利雅得之间的共同防御条约意味着，当伊朗开始向海湾各地目标发射导弹时，如果冲突升级，巴基斯坦本可介入保卫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的参与反过来可能促使其他穆斯林多数国家——其中大多数当时正观望或在回应伊朗袭击时保持克制——全面参战。这一前景远比美国和以色列的打击更能威胁伊朗政权的存在及其地区地位，因为德黑兰将在穆斯林世界中被孤立。

　　然而，如果没有愿意承担使用这些杠杆的政治风险的领导人，杠杆和灵活关系将毫无意义。领导人将信誉押在成功的调解上，如果尝试失败，他们可能承受国内政治代价并损害对外关系。大多数传统大国的领导人受制于下属外交部的官僚结构，过于规避风险，无法尝试这种由最高层主导的地缘政治斡旋。但巴基斯坦的领导层符合要求。穆尼尔愿意为不确定的外交开局投入政治资本，相信特朗普仍可能愿意谈判结束地区敌对行动。

　　在过去二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巴基斯坦没有能力承担这样的角色。该国在美国反恐战争中的角色是伊斯兰堡与华盛顿之间持续摩擦的根源。2021年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后，关系进一步恶化。到2022年穆尼尔接掌军队——这使他成为巴基斯坦事实上的领导人——时，许多分析人士认为巴基斯坦正处于不可逆转的漂移状态。它与美国的关系没有恢复，国内政治仍动荡，经济接近违约，并面临阿富汗新塔利班政权支持的不断扩散的叛乱。

　　但穆尼尔设法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特别是在国际事务中。他重建了与华盛顿的关系。2025年5月与印度的战争成为这一努力的转折点。巴基斯坦坚守阵地并反击比自己大得多的对手，这帮助穆尼尔赢得特朗普的赞赏，并由此建立起一代人以来任何巴基斯坦领导人都未曾与美国总统有过的那种更温暖、更私人的关系。他签署了与沙特阿拉伯的共同防御条约，并加强了与伊朗的外交渠道，进一步提升了伊斯兰堡的地区地位并扩大了其影响力。

　　更好地拓展

       巴基斯坦并非唯一正在实践稳定秩序国家行为的非传统大国。卡塔尔同时接待哈马斯政治局和美国在中东最大的军事基地，调解了哈马斯与以色列之间的停火以及人质和囚犯释放。在同一冲突中，埃及利用其对拉法过境点的控制——这是加沙援助进入和难民外出的主要通道——向双方施压达成协议。土耳其利用其与华盛顿和哈马斯的关系以及在穆斯林世界的地位，塑造了加沙停战的条款，并在此前利用其罕见的与莫斯科和基辅对话的能力，主持了俄罗斯、乌克兰、联合国等参与的谈判，促成黑海粮食协议，避免了全球粮食危机。通过沙特阿拉伯和阿曼的谨慎外交，胡塞武装对通过红海船只袭击的降级得以实现。

　　美国不能忽视这一趋势。美国外交政策长期围绕争取盟友和伙伴展开：北约成员、亚洲条约伙伴、少数地区支柱国家。这种以联盟为中心的架构，以共享价值观为基础，在冷战和随后的单极时代服务美国良好，当时更稳定的国际秩序将冲突保持在局部。美国在这一时期也与核心盟友和伙伴圈之外的国家合作，但往往将此类关系视为例外——交易性的、暂时的，并且次于其联盟。即使在今天，华盛顿可能仍倾向于将巴基斯坦在促成伊朗停火中的角色归为有用但次要的事件，尤其如果停战完全崩溃。

　　但正如拜登和特朗普政府付出巨大代价所学到的，现代冲突无法被隔绝。以联盟为中心的战略承诺通过汇集多国军事和经济力量来威慑威胁，并在必要时击败对手，却已被证明无法预防或结束乌克兰、加沙和伊朗的战争。在无序世界中，这种僵化方法是一种负担。创造稳定区域需要巴基斯坦及其同类所实践的那种灵活性。

　　为了培养与这些调解者的关系，美国必须展现调解者自身所展示的跨越分歧的意愿。直到2024年，华盛顿近乎共识的观点是，由于美国需要与印度建立牢固关系来平衡中国，它必须排除巴基斯坦。特朗普违背了这一逻辑，对与伊斯兰堡的关系产生了个人兴趣。当危机来临时，这一偏离证明了价值。

　　这也可能具有启发性。如果过去十年是任何指引，未来的总统在应对新的和长期冲突时也将从灵活性中受益。欧洲安全仍不稳定，红海仍是脆弱的咽喉要道。即使在最佳情况下，伊朗和海湾的局势也将继续动荡。与不符合熟悉的朋友和敌人分类的调解国保持广泛关系组合，将帮助美国驾驭这些挑战。华盛顿仍应拥有传统意义上的盟友和伙伴。但维持秩序也将依赖那些远在这一圈子之外的国家。

　　作者简介：阿斯凡迪亚尔·米尔是史汀生中心南亚高级研究员和人道对话中心高级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