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蒂纳&梅森：从柯克被刺事件看，美国政治暴力的根源是什么？

　　上周，右翼政治活动家查理·柯克在犹他谷大学被刺杀身亡。柯克是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亲密盟友，年仅31岁。22岁的犹他州居民泰勒·罗宾逊被指控为凶手。这是近期针对美国政治人物的一系列攻击事件中的最新一起：6月明尼苏达州两位州议员及其配偶遭到枪击，去年总统竞选期间特朗普总统两次遇袭，以及2021年1月6日冲击国会事件等。

　　我最近通过电话采访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S.N.F. Agora研究所的政治学教授莉莉安娜·梅森，她是研究政治暴力的专家。2022年，她与内森·P.卡尔莫合著了《激进的美国党派主义：暴力的敌意、原因及对民主的后果》一书。在我们的对话中(为清晰和篇幅考虑已编辑)，我们探讨了当前时代为何可能比1960年代末更危险、党派主义与政治暴力之间的联系，以及当政治对手确实是极端分子时，如何缓和党派对立。

　　问：就政治暴力而言，你觉得当前时代有何不同?

　　我们自2017年以来一直在收集美国人对政治暴力的态度数据。但通过报纸和皮尤研究中心的较早数据，我们发现对政治暴力的支持度与特朗普时代相当。因此，我认为没有一个明确的起点标志着政治暴力时代的开始。可以说，1960年代确实存在显著的政治暴力，但当时的不同之处在于，暴力并非沿党派路线组织。而今天，我们看到的暴力是按照党派路线组织的。

　　问：你说的“按照党派路线组织”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暴力源于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的敌意。在1960年代，暴力事件很多，但并非民主党与共和党站在对立两方，暴力与政治——至少不是党派政治——并不完全对齐。那时的暴力可能是随机的。但当党派帮助组织这种敌意时，暴力本身可能变得更加制度化。

　　问：这很有趣，但在当前时代，实施政治暴力的人往往不像典型的党派人士，他们的观点奇怪、极端，有时甚至疯狂。你如何将这与刚才所说的结合起来?

　　一种理解方式是，政治暴力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针对政治人物以实现政治目标的暴力，这种大家都认同是政治暴力。另一种是近期常见的，针对政治人物的暴力，但目的并非政治性的，或者目的的政治性模糊。这些攻击更像是校园枪击案，实施者往往是心理不稳定的年轻人，试图吸引关注或名垂青史。这种暴力针对的是政治人物，但不完全是为了实现政治目标。是因为对方是政治人物，还是因为他们有名?这两者很容易混淆，但攻击者的动机确实很重要。

　　问：你所在领域的学者是否认为，国家党派对立的毒性氛围可能在激励这些攻击，即使攻击者本身并非明确针对对立党派的党派人士?

　　许多政治暴力是由那些本就倾向暴力的人实施的。有些人就像上膛的武器，问题在于他们会瞄准谁?政治领导在这里有很大的影响力。政治领导可以告诉这些极不稳定的人谁是“合适”的目标。如果他们不关注政治，或者没有领导人告诉他们该恨谁，他们可能会朝另一个方向爆发。但由于政治环境的影响，他们转向了特定的目标。因此，政治环境并不是直接指示他们实施暴力，而是这些本就不稳定的人被引导了注意力的方向。

　　问：回到1968年，那时党派对立程度较低，民主、共和党的领导人也不像现在这样公开鼓吹暴力——即使他们做了其他可怕的事情，比如推动越南战争，扰乱了社会氛围。这是否意味着当时的民主受到的威胁较小?

　　从实证角度看，确实不同。现在的暴力，或者至少激励暴力的敌意，很大程度上是围绕“谁是民主党人，谁是共和党人”展开的。我认为这比混乱的政治暴力时代更危险，因为我们的党派决定了几乎一切。当我们走进投票站，我们以为自己在为政治议程投票，但也在为许多我们认为是生死攸关的问题投票。当暴力嵌入其中，政治本身可能就会被暴力渗透。

　　问：自2017年以来，你的研究中最令你不安的发现是什么?你们具体问了什么问题?

　　我们有两组问题，衡量两个不同概念。第一组问题与暴力无关，称为“道德脱离”，主要是关于对另一党派的妖魔化和非人化态度。这种态度通常在政治、种族或宗教暴力发生时存在。这些态度不一定会导致大规模暴力，但在发生大规模暴力的地方，这些态度通常先行存在。比如，如果你是共和党人，我们会问：“民主党人不仅在政治上更糟，他们是不是彻底邪恶?”“民主党人是否对国家和人民构成威胁?”或者“民主党人是否因为行为像动物而不配被当人对待?”这些问题是心理学家设计的，用来探究道德脱离的概念。从2017年开始，我们开始将这些问题应用于民主党与共和党，而不是其他国家的种族群体。

　　我们原本预期党派对手的非人化程度会很低。但令人不安的是，通常有20%到40%的人愿意说对方党派的人应该被当作动物对待。这让我感到惊讶，而且在我们的20次全国代表性调查中，这个数字几乎没有变化。我认为三分之一的人同意这种观点是非常高的，令人不安。

　　问：是的，历史上在种族或宗教对手被比作动物的国家，暴力往往随之而来。你提到一个问题是对方党派是否对国家构成威胁。人们对对方党派的这种看法确实令人不安，但是否可能因为某个党派确实对国家构成威胁，导致这些数字上升?有些人可能只是正确地感知到民主受到威胁?

　　完全有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发现高达80%的人同意这种表述，这种信念非常普遍。我们尝试将三种态度(邪恶、威胁、非人化)结合成一个整体，分析驱动因素。第三种态度是认为对方党派不仅是政治错误，而是彻底邪恶。这个比例介于两者之间，通常在50%到60%之间。非人化(动物)最少见，邪恶次之，威胁最常见。我们将它们合并成一个道德脱离的平均尺度。研究发现，道德脱离程度最高的一个预测因素是民主、共和党在社会平等问题上的分歧。例如，对黑人怀有最高种族怨恨的共和党人最可能对民主党人道德脱离;而最不具种族怨恨的民主党人最可能妖魔化和非人化共和党人。性别歧视问题也是如此。这不仅反映了普遍的道德脱离，也反映了当前民主、共和党在根深蒂固且难以讨论的问题上的分歧。

　　问：有时候人们谈到政治暴力时，会把公民之间的暴力、普通人对政治人物的暴力与国家实施的暴力等同起来。你如何看待国家暴力在政治暴力中的角色?例如，吉姆·克罗制度的恐怖之处在于它得到了国家的默许甚至积极参与。

　　确实如此。当国家对人民使用暴力时，人民对国家实施暴力的可能性会增加。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我没有足够的数据来深入探讨，因为我研究的初衷是关注公民之间的敌意深度。这种敌意可能由国家暴力引发或加剧。

　　我们还有一组明确关于暴力的提问，例如“为了实现政治目标，使用暴力是否可以接受?”以及具体问题，如“为了政治目标，你会参与拳斗吗?”或“为了政治目标，刺杀领导人是否可以?”我们发现，当问及暴力是否可接受时，只有10%到20%的人表示可以。但如果我们问“如果对方先动手呢?”结果就非常令人不安，40%、50%甚至60%的人表示可以。去年6月，我们发现60%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人表示，如果对方先动手，暴力就是可以接受的。如果国家被视为挑起暴力的一方，这种暴力可能被视为可以回应，这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所有人可能都更容易参与暴力。

　　问：柯克遇刺后，人们担心报复性暴力，担心事态失控。有人说特朗普会打击政治对手——他基本上也说过会这样做。你担心什么?

　　研究大规模暴力的学者警告说，存在一个临界点：一个暴力事件引发报复，报复再引发进一步报复，最终形成无人能阻止的暴力循环。即使是最初挑起暴力的人也无法控制，因为暴力变得比任何领导者或个体更大。这是最可怕的场景：持续的、无人能阻止的暴力。我不确定美国现在有多大可能发生这种情况。这需要更多的组织性，需要明确区分群体，便于针对特定群体。或许这种条件已经存在，但我还不完全确定，也可能只是我缺乏想象力。

　　问：这次枪击事件后，有很多人呼吁谴责暴力。普遍认为，如果暴力来自“你的阵营”，你的阵营尤其需要谴责。但问题是，在特朗普担任总统的情况下，他几乎不可能谴责自己阵营的政治暴力。有些人始终谴责政治暴力，有些人只是偶尔谴责。在2025年的美国，要求谴责暴力似乎有些荒谬，谴责还有多大意义?

　　我对此仍抱有希望。在我们的书中，我们做了一些实验，让人们阅读特朗普或拜登的引述，内容很简单，基本上是谴责暴力，强调暴力不可接受、不是我们的行事方式。我们发现，即使只读了一句简短的话，人们对暴力的支持度也会下降，无论这话是谁说的。即使是共和党人读到拜登的谴责，也会减少对暴力的支持。原因之一是我们往往认为对方阵营比实际更暴力。听到对方阵营的人说暴力不可接受，会让许多原本认为对方都热衷暴力的人感到安心。即使来自对方阵营的谴责也有帮助。

　　问：你这么说很有趣，因为如果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说“我谴责一切政治暴力，即使是我方实施的”，那会非常振奋人心。当然，这几乎无法想象，但确实会很振奋。

　　是的，这让人感到安慰。值得记住的是，我们每天面对的党派敌意和仇恨，很多都源于误解。我们认为对方比实际更极端、更不宽容，觉得他们由我们不喜欢的群体组成。正是这些误解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敌意，纠正这些误解确实能让人退一步。

　　问：我认为在个人层面上这是对的。每个人都可能与不同政治立场的人交谈后觉得“天啊，这个人不是恶魔，我应该多交一些不同政治观点的朋友”。但令人担忧的是，人们对对方阵营领导人的看法并不总是错误的。

　　没错。领导人的极端程度往往如我们所想，但在普通人互相伤害的层面上，我认为还有一些希望。可能会有针对精英的暴力，但不一定有足够的仇恨让我们普通人开始互相伤害。不过，我也不确定。我们的领导人可以引导我们相信各种事情，好的或坏的。

       本文译自《纽约客》

　　上周，右翼政治活动家查理·柯克在犹他谷大学被刺杀身亡。柯克是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亲密盟友，年仅31岁。22岁的犹他州居民泰勒·罗宾逊被指控为凶手。这是近期针对美国政治人物的一系列攻击事件中的最新一起：6月明尼苏达州两位州议员及其配偶遭到枪击，去年总统竞选期间特朗普总统两次遇袭，以及2021年1月6日冲击国会事件等。

　　我最近通过电话采访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S.N.F. Agora研究所的政治学教授莉莉安娜·梅森，她是研究政治暴力的专家。2022年，她与内森·P.卡尔莫合著了《激进的美国党派主义：暴力的敌意、原因及对民主的后果》一书。在我们的对话中(为清晰和篇幅考虑已编辑)，我们探讨了当前时代为何可能比1960年代末更危险、党派主义与政治暴力之间的联系，以及当政治对手确实是极端分子时，如何缓和党派对立。

　　问：就政治暴力而言，你觉得当前时代有何不同?

　　我们自2017年以来一直在收集美国人对政治暴力的态度数据。但通过报纸和皮尤研究中心的较早数据，我们发现对政治暴力的支持度与特朗普时代相当。因此，我认为没有一个明确的起点标志着政治暴力时代的开始。可以说，1960年代确实存在显著的政治暴力，但当时的不同之处在于，暴力并非沿党派路线组织。而今天，我们看到的暴力是按照党派路线组织的。

　　问：你说的“按照党派路线组织”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暴力源于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的敌意。在1960年代，暴力事件很多，但并非民主党与共和党站在对立两方，暴力与政治——至少不是党派政治——并不完全对齐。那时的暴力可能是随机的。但当党派帮助组织这种敌意时，暴力本身可能变得更加制度化。

　　问：这很有趣，但在当前时代，实施政治暴力的人往往不像典型的党派人士，他们的观点奇怪、极端，有时甚至疯狂。你如何将这与刚才所说的结合起来?

　　一种理解方式是，政治暴力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针对政治人物以实现政治目标的暴力，这种大家都认同是政治暴力。另一种是近期常见的，针对政治人物的暴力，但目的并非政治性的，或者目的的政治性模糊。这些攻击更像是校园枪击案，实施者往往是心理不稳定的年轻人，试图吸引关注或名垂青史。这种暴力针对的是政治人物，但不完全是为了实现政治目标。是因为对方是政治人物，还是因为他们有名?这两者很容易混淆，但攻击者的动机确实很重要。

　　问：你所在领域的学者是否认为，国家党派对立的毒性氛围可能在激励这些攻击，即使攻击者本身并非明确针对对立党派的党派人士?

　　许多政治暴力是由那些本就倾向暴力的人实施的。有些人就像上膛的武器，问题在于他们会瞄准谁?政治领导在这里有很大的影响力。政治领导可以告诉这些极不稳定的人谁是“合适”的目标。如果他们不关注政治，或者没有领导人告诉他们该恨谁，他们可能会朝另一个方向爆发。但由于政治环境的影响，他们转向了特定的目标。因此，政治环境并不是直接指示他们实施暴力，而是这些本就不稳定的人被引导了注意力的方向。

　　问：回到1968年，那时党派对立程度较低，民主、共和党的领导人也不像现在这样公开鼓吹暴力——即使他们做了其他可怕的事情，比如推动越南战争，扰乱了社会氛围。这是否意味着当时的民主受到的威胁较小?

　　从实证角度看，确实不同。现在的暴力，或者至少激励暴力的敌意，很大程度上是围绕“谁是民主党人，谁是共和党人”展开的。我认为这比混乱的政治暴力时代更危险，因为我们的党派决定了几乎一切。当我们走进投票站，我们以为自己在为政治议程投票，但也在为许多我们认为是生死攸关的问题投票。当暴力嵌入其中，政治本身可能就会被暴力渗透。

　　问：自2017年以来，你的研究中最令你不安的发现是什么?你们具体问了什么问题?

　　我们有两组问题，衡量两个不同概念。第一组问题与暴力无关，称为“道德脱离”，主要是关于对另一党派的妖魔化和非人化态度。这种态度通常在政治、种族或宗教暴力发生时存在。这些态度不一定会导致大规模暴力，但在发生大规模暴力的地方，这些态度通常先行存在。比如，如果你是共和党人，我们会问：“民主党人不仅在政治上更糟，他们是不是彻底邪恶?”“民主党人是否对国家和人民构成威胁?”或者“民主党人是否因为行为像动物而不配被当人对待?”这些问题是心理学家设计的，用来探究道德脱离的概念。从2017年开始，我们开始将这些问题应用于民主党与共和党，而不是其他国家的种族群体。

　　我们原本预期党派对手的非人化程度会很低。但令人不安的是，通常有20%到40%的人愿意说对方党派的人应该被当作动物对待。这让我感到惊讶，而且在我们的20次全国代表性调查中，这个数字几乎没有变化。我认为三分之一的人同意这种观点是非常高的，令人不安。

　　问：是的，历史上在种族或宗教对手被比作动物的国家，暴力往往随之而来。你提到一个问题是对方党派是否对国家构成威胁。人们对对方党派的这种看法确实令人不安，但是否可能因为某个党派确实对国家构成威胁，导致这些数字上升?有些人可能只是正确地感知到民主受到威胁?

　　完全有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发现高达80%的人同意这种表述，这种信念非常普遍。我们尝试将三种态度(邪恶、威胁、非人化)结合成一个整体，分析驱动因素。第三种态度是认为对方党派不仅是政治错误，而是彻底邪恶。这个比例介于两者之间，通常在50%到60%之间。非人化(动物)最少见，邪恶次之，威胁最常见。我们将它们合并成一个道德脱离的平均尺度。研究发现，道德脱离程度最高的一个预测因素是民主、共和党在社会平等问题上的分歧。例如，对黑人怀有最高种族怨恨的共和党人最可能对民主党人道德脱离;而最不具种族怨恨的民主党人最可能妖魔化和非人化共和党人。性别歧视问题也是如此。这不仅反映了普遍的道德脱离，也反映了当前民主、共和党在根深蒂固且难以讨论的问题上的分歧。

　　问：有时候人们谈到政治暴力时，会把公民之间的暴力、普通人对政治人物的暴力与国家实施的暴力等同起来。你如何看待国家暴力在政治暴力中的角色?例如，吉姆·克罗制度的恐怖之处在于它得到了国家的默许甚至积极参与。

　　确实如此。当国家对人民使用暴力时，人民对国家实施暴力的可能性会增加。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我没有足够的数据来深入探讨，因为我研究的初衷是关注公民之间的敌意深度。这种敌意可能由国家暴力引发或加剧。

　　我们还有一组明确关于暴力的提问，例如“为了实现政治目标，使用暴力是否可以接受?”以及具体问题，如“为了政治目标，你会参与拳斗吗?”或“为了政治目标，刺杀领导人是否可以?”我们发现，当问及暴力是否可接受时，只有10%到20%的人表示可以。但如果我们问“如果对方先动手呢?”结果就非常令人不安，40%、50%甚至60%的人表示可以。去年6月，我们发现60%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人表示，如果对方先动手，暴力就是可以接受的。如果国家被视为挑起暴力的一方，这种暴力可能被视为可以回应，这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所有人可能都更容易参与暴力。

　　问：柯克遇刺后，人们担心报复性暴力，担心事态失控。有人说特朗普会打击政治对手——他基本上也说过会这样做。你担心什么?

　　研究大规模暴力的学者警告说，存在一个临界点：一个暴力事件引发报复，报复再引发进一步报复，最终形成无人能阻止的暴力循环。即使是最初挑起暴力的人也无法控制，因为暴力变得比任何领导者或个体更大。这是最可怕的场景：持续的、无人能阻止的暴力。我不确定美国现在有多大可能发生这种情况。这需要更多的组织性，需要明确区分群体，便于针对特定群体。或许这种条件已经存在，但我还不完全确定，也可能只是我缺乏想象力。

　　问：这次枪击事件后，有很多人呼吁谴责暴力。普遍认为，如果暴力来自“你的阵营”，你的阵营尤其需要谴责。但问题是，在特朗普担任总统的情况下，他几乎不可能谴责自己阵营的政治暴力。有些人始终谴责政治暴力，有些人只是偶尔谴责。在2025年的美国，要求谴责暴力似乎有些荒谬，谴责还有多大意义?

　　我对此仍抱有希望。在我们的书中，我们做了一些实验，让人们阅读特朗普或拜登的引述，内容很简单，基本上是谴责暴力，强调暴力不可接受、不是我们的行事方式。我们发现，即使只读了一句简短的话，人们对暴力的支持度也会下降，无论这话是谁说的。即使是共和党人读到拜登的谴责，也会减少对暴力的支持。原因之一是我们往往认为对方阵营比实际更暴力。听到对方阵营的人说暴力不可接受，会让许多原本认为对方都热衷暴力的人感到安心。即使来自对方阵营的谴责也有帮助。

　　问：你这么说很有趣，因为如果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说“我谴责一切政治暴力，即使是我方实施的”，那会非常振奋人心。当然，这几乎无法想象，但确实会很振奋。

　　是的，这让人感到安慰。值得记住的是，我们每天面对的党派敌意和仇恨，很多都源于误解。我们认为对方比实际更极端、更不宽容，觉得他们由我们不喜欢的群体组成。正是这些误解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敌意，纠正这些误解确实能让人退一步。

　　问：我认为在个人层面上这是对的。每个人都可能与不同政治立场的人交谈后觉得“天啊，这个人不是恶魔，我应该多交一些不同政治观点的朋友”。但令人担忧的是，人们对对方阵营领导人的看法并不总是错误的。

　　没错。领导人的极端程度往往如我们所想，但在普通人互相伤害的层面上，我认为还有一些希望。可能会有针对精英的暴力，但不一定有足够的仇恨让我们普通人开始互相伤害。不过，我也不确定。我们的领导人可以引导我们相信各种事情，好的或坏的。

       本文译自《纽约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