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斯蒂略&舒斯勒&普里贝：特朗普的外交政策为何难以捉摸

　　人们经常听到有人将候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描述为孤立主义者。批评者认为，特朗普之所以被贴上孤立主义者的标签，是因为他放弃了美国长期以来的深度接触战略，该战略主张利用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来促进和维护自由主义的全球秩序。但这种将他定义为孤立主义者的描述是片面的。它夸大了那些呼吁特朗普第二届政府采取更为克制国际政策的人的影响力。当然，会有一些团体呼吁对欧洲和中东采取不那么军事化的做法——其中也包括来自共和党内部的呼声——但他们要说服政府采纳这些建议，将面临艰巨的挑战。

　　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内绝非孤立主义者。尽管他确实摒弃了前几届政府战略中的一些多边主义和自由主义元素，但他并未显著削弱美国在全球安全事务中的作用。他接受了与中国在经济和军事领域的竞争。他还对伊朗采取了极限施压政策，并退出了旨在限制德黑兰核计划的协议。此外，他还通过“欧洲再保证倡议”增加了在欧洲的支出和军事活动，以安抚紧张的盟友。

　　特朗普第二届政府中，关键外交政策职位的潜在提名人选也包括支持美国在这些地区进行军事干预的鹰派人士。更广泛地说，共和党内部的许多人仍然致力于深度参与战略：他们希望美国继续成为东亚、欧洲和中东等核心地区的主要安全提供者。

　　不过，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内也面临着一些相反的压力，其中也包括来自他自己党内的压力，这些压力要求他改变策略。一些保守派支持另一种战略——克制——它要求美国最多成为一个或多个地区最后的安全提供者。克制的核心理念在于，相信美国不可能真正维持深度接触，因为正如历史上其他大国所经历的那样，这会危及国家的财政健康，并使其面临众多海外冲突。因此，这些“克制者”呼吁美国通过解决与对手的分歧、减少前沿军事存在、降低部分联盟承诺以及提高使用武力的门槛，使其外交政策更具可持续性。

　　特朗普有时会表达或采纳克制派的政策偏好，这增加了这些团体未来产生影响的可能性。例如，在他的第一任期内，他对美国盟友分担负担持更为批评的态度，并就从阿富汗撤军进行了谈判。最近，他呼应了克制派对向基辅提供无条件援助的怀疑态度，并呼吁美国利用其影响力结束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战争。

　　在此背景下，保守派克制者可能对欧洲和中东的政策产生最大影响，他们也将获得外交政策现实主义者以及一些左翼人士的支持。事实证明，克制是一种能够跨越党派分歧的策略。但就其对任何政府(包括特朗普政府)的影响而言，这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克制有多种理论基础，植根于现实主义、保守主义和进步主义原则。简而言之，现实主义者认为，深度接触适得其反，因为美国权力过度扩张，而其他国家则与之抗衡。

　　保守派反对深度接触，因为他们认为深度接触会损害美国主权，或者因为美国的军国主义威胁公民自由、提高税收，或使追究政府责任变得非常困难。进步派认为深度接触会延续不公正，并使用军事手段解决需要替代解决方案的问题。现实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都将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失败战争视为深度接触的体现，他们都有理由主张纠正路线，首先是减少在中东的军事参与。大多数主张限制的学者还呼吁美国逐步撤出欧洲，尽管一些进步主义者在面对俄罗斯最近的侵略时并不那么坚定。

　　另一方面，正是因为克制是一个大方向，它才被相互竞争的观点所驱动，这使得克制派很难在其他问题上达成一致的论点和一套共同的政策。这在美国印太战略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一些克制者担心大国战争的风险越来越大，以及中美竞争加剧阻碍了在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上的合作。但许多主张在其他地区保持克制的现实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并不认同这种观点。他们越来越警惕中国的崛起，认为如果中国成为地区霸主，像美国主宰西半球一样主宰东亚，可能会对力量平衡和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构成威胁。因此，即使是一些克制者也支持美国深度参与印太战略。

　　回到特朗普身上，这位候任总统的宏观战略本能是复杂的。“美国优先”可能意味着特朗普会将美国利益置于其他国家之上，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会始终奉行克制原则。

　　他将面临来自两党深度参与人士的压力，他们会要求他更多地参与以色列的防御，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以便在与俄罗斯的谈判中占上风，并加倍遏制中国。这些论点很可能与特朗普坚持己见和讨价还价的本能产生共鸣。不过，特朗普要求盟友付出更多努力的倾向，以及他对将资源从国内问题上转移的担忧，也为那些倡导战略变革的人创造了机会。他们最有可能影响美国在中东和欧洲的战略，在这些地区，他们可以发出一致的声音，支持克制。

　　作者简介：贾森·卡斯蒂略(Jasen Castillo)和约翰·舒斯勒(John Schuessler)均为德克萨斯农工大学布什政府与公共服务学院国际事务副教授，并共同担任阿尔布里顿大战略中心联席主任。米兰达·普里贝(Miranda Priebe)是兰德公司美国大战略分析中心主任，同时也是兰德公司的高级政治学家。本文由“钝角网”译自《外交事务》网站。

　　人们经常听到有人将候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描述为孤立主义者。批评者认为，特朗普之所以被贴上孤立主义者的标签，是因为他放弃了美国长期以来的深度接触战略，该战略主张利用美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来促进和维护自由主义的全球秩序。但这种将他定义为孤立主义者的描述是片面的。它夸大了那些呼吁特朗普第二届政府采取更为克制国际政策的人的影响力。当然，会有一些团体呼吁对欧洲和中东采取不那么军事化的做法——其中也包括来自共和党内部的呼声——但他们要说服政府采纳这些建议，将面临艰巨的挑战。

　　特朗普在其第一任期内绝非孤立主义者。尽管他确实摒弃了前几届政府战略中的一些多边主义和自由主义元素，但他并未显著削弱美国在全球安全事务中的作用。他接受了与中国在经济和军事领域的竞争。他还对伊朗采取了极限施压政策，并退出了旨在限制德黑兰核计划的协议。此外，他还通过“欧洲再保证倡议”增加了在欧洲的支出和军事活动，以安抚紧张的盟友。

　　特朗普第二届政府中，关键外交政策职位的潜在提名人选也包括支持美国在这些地区进行军事干预的鹰派人士。更广泛地说，共和党内部的许多人仍然致力于深度参与战略：他们希望美国继续成为东亚、欧洲和中东等核心地区的主要安全提供者。

　　不过，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内也面临着一些相反的压力，其中也包括来自他自己党内的压力，这些压力要求他改变策略。一些保守派支持另一种战略——克制——它要求美国最多成为一个或多个地区最后的安全提供者。克制的核心理念在于，相信美国不可能真正维持深度接触，因为正如历史上其他大国所经历的那样，这会危及国家的财政健康，并使其面临众多海外冲突。因此，这些“克制者”呼吁美国通过解决与对手的分歧、减少前沿军事存在、降低部分联盟承诺以及提高使用武力的门槛，使其外交政策更具可持续性。

　　特朗普有时会表达或采纳克制派的政策偏好，这增加了这些团体未来产生影响的可能性。例如，在他的第一任期内，他对美国盟友分担负担持更为批评的态度，并就从阿富汗撤军进行了谈判。最近，他呼应了克制派对向基辅提供无条件援助的怀疑态度，并呼吁美国利用其影响力结束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战争。

　　在此背景下，保守派克制者可能对欧洲和中东的政策产生最大影响，他们也将获得外交政策现实主义者以及一些左翼人士的支持。事实证明，克制是一种能够跨越党派分歧的策略。但就其对任何政府(包括特朗普政府)的影响而言，这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克制有多种理论基础，植根于现实主义、保守主义和进步主义原则。简而言之，现实主义者认为，深度接触适得其反，因为美国权力过度扩张，而其他国家则与之抗衡。

　　保守派反对深度接触，因为他们认为深度接触会损害美国主权，或者因为美国的军国主义威胁公民自由、提高税收，或使追究政府责任变得非常困难。进步派认为深度接触会延续不公正，并使用军事手段解决需要替代解决方案的问题。现实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都将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失败战争视为深度接触的体现，他们都有理由主张纠正路线，首先是减少在中东的军事参与。大多数主张限制的学者还呼吁美国逐步撤出欧洲，尽管一些进步主义者在面对俄罗斯最近的侵略时并不那么坚定。

　　另一方面，正是因为克制是一个大方向，它才被相互竞争的观点所驱动，这使得克制派很难在其他问题上达成一致的论点和一套共同的政策。这在美国印太战略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一些克制者担心大国战争的风险越来越大，以及中美竞争加剧阻碍了在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上的合作。但许多主张在其他地区保持克制的现实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并不认同这种观点。他们越来越警惕中国的崛起，认为如果中国成为地区霸主，像美国主宰西半球一样主宰东亚，可能会对力量平衡和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构成威胁。因此，即使是一些克制者也支持美国深度参与印太战略。

　　回到特朗普身上，这位候任总统的宏观战略本能是复杂的。“美国优先”可能意味着特朗普会将美国利益置于其他国家之上，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会始终奉行克制原则。

　　他将面临来自两党深度参与人士的压力，他们会要求他更多地参与以色列的防御，加大对乌克兰的支持，以便在与俄罗斯的谈判中占上风，并加倍遏制中国。这些论点很可能与特朗普坚持己见和讨价还价的本能产生共鸣。不过，特朗普要求盟友付出更多努力的倾向，以及他对将资源从国内问题上转移的担忧，也为那些倡导战略变革的人创造了机会。他们最有可能影响美国在中东和欧洲的战略，在这些地区，他们可以发出一致的声音，支持克制。

　　作者简介：贾森·卡斯蒂略(Jasen Castillo)和约翰·舒斯勒(John Schuessler)均为德克萨斯农工大学布什政府与公共服务学院国际事务副教授，并共同担任阿尔布里顿大战略中心联席主任。米兰达·普里贝(Miranda Priebe)是兰德公司美国大战略分析中心主任，同时也是兰德公司的高级政治学家。本文由“钝角网”译自《外交事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