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卜拉欣：美欧如何塑造战后欧洲安全架构，威慑俄罗斯

　　唐纳德·特朗普当选已有一个多月，乌克兰战争非但没有结束，反而愈演愈烈。美国、俄罗斯和乌克兰向媒体提出了各种未经证实的谈判提议，三者之间几乎没有共识。对俄罗斯的不信任是普遍的，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对美国与俄罗斯达成不利于乌克兰的协议的担忧也普遍存在。问题的一部分在于，人们混淆了结束战争所必需的三个相互关联但又相互独立的步骤：进入谈判、在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达成协议，以及在欧洲建立战后安全架构以维持协议。

　　特朗普就职后，美国可能会有意与俄罗斯展开直接谈判。然而，如果没有乌克兰和欧洲的合作，美国不可能与俄罗斯达成协议。即使谈判开始，如果乌克兰和欧洲在战后环境中感到不安全，战争仍可能继续并加剧。如果不合作，美国可能会惩罚或抛弃乌克兰，这种担忧不容忽视，避免这种情况的解决方案是美欧坦诚对话和积极接触。

　　尽管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要谈判的领土、政治和文化问题非常重要，但乌克兰和欧洲的核心关切是确保战争不会再次爆发。人们确实担心俄罗斯会利用停战协议卷土重来。俄罗斯对乌克兰和西方可能也有同样的担忧。因此，战后安全架构是达成乌克兰可持续协议的关键。在与俄罗斯谈判之前，西方必须就维持停战的措施达成一致。尽管西方自战争开始以来对乌克兰提供了大量支持，但尚未建立可靠的战后威慑安全架构。

　　任何关于战后架构的协议都应体现并尊重各方的安全关切和国家利益。但如果西方对俄罗斯的关切和风险状况不同怎么办?

　　在西方国家内部，国家面临的风险和承受能力存在着不匹配。前线国家(北欧国家、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由于靠近俄罗斯，承担风险最高，但国防力量最弱，占北约国防总开支的不到5%。欧洲其他国家对俄罗斯的脆弱性较小，但国防力量更强，国防开支占北约国防总开支的30%。

　　最不容易受到俄罗斯威胁、能力最强的是美国，美国约占北约国防开支的三分之二。脆弱性决定了担忧，进而决定了风险升级的承受能力。在过去两年中，在北约-俄罗斯总规模扩大的情况下，对升级风险承受能力更强的国家最容易受到威胁。为了解决这些矛盾，美国和欧洲只有将担忧与升级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才能就战后责任划分达成一致。

　　2024年9月至11月，来自美国、欧盟、西欧、中欧以及乌克兰等前线国家的35多位专家和官员进行了研讨，旨在找出战后安全问题并寻找共同点和分歧。

　　第一个观察是，特朗普的世界观并不是独特的，而是美国真正优先事项的反映，而这并不总是与欧洲和乌克兰的优先事项一致。

　　美国专家将以下问题列为战后环境中的首要关注点：防止中长期与俄罗斯发生核战争，减少俄罗斯对其对手的支持和关系，以及限制其对美国国内和国际基础设施的混合攻击。这些担忧似乎与拜登政府所表达的担忧或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当选后可能优先考虑的问题并无太大不同。对核升级的担忧也解释了拜登政府一再表现出的对冒险行为的低容忍度——这让欧洲人感到沮丧。

　　第二个观察是，战后美国对俄罗斯的三大担忧中不包括对欧洲的任何威胁。这一点意义重大，将决定美国未来参与战后欧洲安全事务的形式和规模。欧洲人可能会进一步不安地得知，美国专家并不太担心如果华盛顿让布鲁塞尔和基辅失望，他们会在台海问题上失去威慑能力。对于美国的盟友来说，迄今为止对乌克兰的支持表明了美国愿意为一个受到攻击的非盟友做些什么，这为其未来对正式盟友的承诺奠定了基础。

　　第三个观察是，战后欧洲可能仍将重点放在俄罗斯的小规模挑衅上，这些挑衅旨在考验北约的可信度。美国和欧洲专家都没有预料到俄罗斯会全面入侵北约领土，因为这种行动对俄罗斯来说既代价高昂又风险很大，预计俄罗斯将谨慎行事，以免重蹈乌克兰覆辙。然而，与俄罗斯僻壤国家被认为更容易受到挑衅，例如俄罗斯可能会集结一支小部队夺取波罗的海的有限地区。虽然这种事件在短期内不太可能发生，但从中长期来看，这种事件并非完全不可能。与此同时，西欧和中欧集团表示担心，潜在的战争疲劳会破坏战后对乌克兰持续支持的承诺。

　　战后威慑战略

　　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唯一共同的担忧是混合攻击的持续。根据战争是以谈判停战还是事实上的停火结束，破坏和网络战等混合攻击可能仍然是美国和欧洲的担忧。尽管存在这种共同点，但对这些攻击的性质和强度的判断在美国和欧洲之间可能有所不同。

　　美国外交政策对欧洲的重视程度降低并不意味着双方关系和合作的破裂。美国和欧洲可以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找到共同点，例如防止乌克兰崩溃、保护北约前线国家免受未来侵略、缓解混合破坏稳定活动以及遏制俄罗斯对伊朗和朝鲜的支持。归根结底，美国和欧洲有着共同的安全和繁荣目标。然而，在价值观和制度方法差距不断扩大的情况下，他们必须找到有效合作的方法。

　　即使开始谈判，美国和欧洲都希望防止乌克兰军队崩溃。欧洲可以提出计划，通过紧急增加欧洲储备来支持乌克兰的防御。虽然这会带来政治风险，但比起乌克兰崩溃和 600 万乌克兰人大规模逃往欧洲和其他国家而造成的金融和政治灾难，成本要低得多。无论战后安排如何，欧洲都将承担更大份额的负担。为了表明严肃性和建立信任，可以提出一个更平衡的分担方案。例如，将欧洲国防开支增加到 GDP 的 2.5-3% 可以表明承诺。与美国军工生产商合作补充储备并建立联合生产和知识转移项目将加强欧洲的工业基础，并使美国利益与欧洲的长期安全保持一致。

　　鉴于目前的不信任程度，如果对俄罗斯战后的威慑力不可靠，那么无论细节如何，与俄罗斯达成的任何协议都无法保障欧洲的安全。为了使乌克兰与俄罗斯的谈判能够启动并促成协议，欧洲和美国应努力制定双管齐下的战略：对乌克兰采取豪猪式防御态势(例如防空、反机动)，以阻止和防御俄罗斯未来违反停战协定的行为;并在欧洲建立增强的拒止威慑结构，以增加俄罗斯未来对北约的任何侵略的成本。

　　这种方法符合美国和欧洲国家不同的担忧和风险承受能力。它也不太可能妨碍乌克兰与俄罗斯达成协议。欧洲人无意挑衅俄罗斯，战后威慑规划仍在展开。更重要的是，部署系统的具体情况将取决于特定的战后威胁、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任何协议的条款以及欧洲生产和部署此类系统的能力。

　　降低风险的措施和与俄罗斯达成的潜在军备控制协议有助于稳定局势并明确传达意图。只要俄罗斯不合作，这种战后安全结构就可能取得进展。然而，如果俄罗斯与西方进行真诚的谈判，它可能会塑造未来的安全框架。反之，它就越难以在欧洲战后措施和安排中确保其利益。

　　管理预期

　　尽管存在与美国接触的可能性，但如果华盛顿与莫斯科单独推行自己的议程，欧洲也不应该感到惊讶。这需要管理预期并为美国利益与欧洲利益出现分歧做好准备。欧洲面临的挑战是将问题区分开来，并为双方关系制定新规则，以将损害降至最低。欧洲不可避免地要管理好自己的事务，变得更加独立。但华盛顿会接受这一点吗?这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作者简介：阿卜杜拉·易卜拉欣是日内瓦研究生院冲突发展与和平建设中心(CCDP)的高级研究员。本文由“钝角网”译自《国家利益》网站。

　　唐纳德·特朗普当选已有一个多月，乌克兰战争非但没有结束，反而愈演愈烈。美国、俄罗斯和乌克兰向媒体提出了各种未经证实的谈判提议，三者之间几乎没有共识。对俄罗斯的不信任是普遍的，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但对美国与俄罗斯达成不利于乌克兰的协议的担忧也普遍存在。问题的一部分在于，人们混淆了结束战争所必需的三个相互关联但又相互独立的步骤：进入谈判、在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达成协议，以及在欧洲建立战后安全架构以维持协议。

　　特朗普就职后，美国可能会有意与俄罗斯展开直接谈判。然而，如果没有乌克兰和欧洲的合作，美国不可能与俄罗斯达成协议。即使谈判开始，如果乌克兰和欧洲在战后环境中感到不安全，战争仍可能继续并加剧。如果不合作，美国可能会惩罚或抛弃乌克兰，这种担忧不容忽视，避免这种情况的解决方案是美欧坦诚对话和积极接触。

　　尽管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要谈判的领土、政治和文化问题非常重要，但乌克兰和欧洲的核心关切是确保战争不会再次爆发。人们确实担心俄罗斯会利用停战协议卷土重来。俄罗斯对乌克兰和西方可能也有同样的担忧。因此，战后安全架构是达成乌克兰可持续协议的关键。在与俄罗斯谈判之前，西方必须就维持停战的措施达成一致。尽管西方自战争开始以来对乌克兰提供了大量支持，但尚未建立可靠的战后威慑安全架构。

　　任何关于战后架构的协议都应体现并尊重各方的安全关切和国家利益。但如果西方对俄罗斯的关切和风险状况不同怎么办?

　　在西方国家内部，国家面临的风险和承受能力存在着不匹配。前线国家(北欧国家、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由于靠近俄罗斯，承担风险最高，但国防力量最弱，占北约国防总开支的不到5%。欧洲其他国家对俄罗斯的脆弱性较小，但国防力量更强，国防开支占北约国防总开支的30%。

　　最不容易受到俄罗斯威胁、能力最强的是美国，美国约占北约国防开支的三分之二。脆弱性决定了担忧，进而决定了风险升级的承受能力。在过去两年中，在北约-俄罗斯总规模扩大的情况下，对升级风险承受能力更强的国家最容易受到威胁。为了解决这些矛盾，美国和欧洲只有将担忧与升级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才能就战后责任划分达成一致。

　　2024年9月至11月，来自美国、欧盟、西欧、中欧以及乌克兰等前线国家的35多位专家和官员进行了研讨，旨在找出战后安全问题并寻找共同点和分歧。

　　第一个观察是，特朗普的世界观并不是独特的，而是美国真正优先事项的反映，而这并不总是与欧洲和乌克兰的优先事项一致。

　　美国专家将以下问题列为战后环境中的首要关注点：防止中长期与俄罗斯发生核战争，减少俄罗斯对其对手的支持和关系，以及限制其对美国国内和国际基础设施的混合攻击。这些担忧似乎与拜登政府所表达的担忧或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当选后可能优先考虑的问题并无太大不同。对核升级的担忧也解释了拜登政府一再表现出的对冒险行为的低容忍度——这让欧洲人感到沮丧。

　　第二个观察是，战后美国对俄罗斯的三大担忧中不包括对欧洲的任何威胁。这一点意义重大，将决定美国未来参与战后欧洲安全事务的形式和规模。欧洲人可能会进一步不安地得知，美国专家并不太担心如果华盛顿让布鲁塞尔和基辅失望，他们会在台海问题上失去威慑能力。对于美国的盟友来说，迄今为止对乌克兰的支持表明了美国愿意为一个受到攻击的非盟友做些什么，这为其未来对正式盟友的承诺奠定了基础。

　　第三个观察是，战后欧洲可能仍将重点放在俄罗斯的小规模挑衅上，这些挑衅旨在考验北约的可信度。美国和欧洲专家都没有预料到俄罗斯会全面入侵北约领土，因为这种行动对俄罗斯来说既代价高昂又风险很大，预计俄罗斯将谨慎行事，以免重蹈乌克兰覆辙。然而，与俄罗斯僻壤国家被认为更容易受到挑衅，例如俄罗斯可能会集结一支小部队夺取波罗的海的有限地区。虽然这种事件在短期内不太可能发生，但从中长期来看，这种事件并非完全不可能。与此同时，西欧和中欧集团表示担心，潜在的战争疲劳会破坏战后对乌克兰持续支持的承诺。

　　战后威慑战略

　　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唯一共同的担忧是混合攻击的持续。根据战争是以谈判停战还是事实上的停火结束，破坏和网络战等混合攻击可能仍然是美国和欧洲的担忧。尽管存在这种共同点，但对这些攻击的性质和强度的判断在美国和欧洲之间可能有所不同。

　　美国外交政策对欧洲的重视程度降低并不意味着双方关系和合作的破裂。美国和欧洲可以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找到共同点，例如防止乌克兰崩溃、保护北约前线国家免受未来侵略、缓解混合破坏稳定活动以及遏制俄罗斯对伊朗和朝鲜的支持。归根结底，美国和欧洲有着共同的安全和繁荣目标。然而，在价值观和制度方法差距不断扩大的情况下，他们必须找到有效合作的方法。

　　即使开始谈判，美国和欧洲都希望防止乌克兰军队崩溃。欧洲可以提出计划，通过紧急增加欧洲储备来支持乌克兰的防御。虽然这会带来政治风险，但比起乌克兰崩溃和 600 万乌克兰人大规模逃往欧洲和其他国家而造成的金融和政治灾难，成本要低得多。无论战后安排如何，欧洲都将承担更大份额的负担。为了表明严肃性和建立信任，可以提出一个更平衡的分担方案。例如，将欧洲国防开支增加到 GDP 的 2.5-3% 可以表明承诺。与美国军工生产商合作补充储备并建立联合生产和知识转移项目将加强欧洲的工业基础，并使美国利益与欧洲的长期安全保持一致。

　　鉴于目前的不信任程度，如果对俄罗斯战后的威慑力不可靠，那么无论细节如何，与俄罗斯达成的任何协议都无法保障欧洲的安全。为了使乌克兰与俄罗斯的谈判能够启动并促成协议，欧洲和美国应努力制定双管齐下的战略：对乌克兰采取豪猪式防御态势(例如防空、反机动)，以阻止和防御俄罗斯未来违反停战协定的行为;并在欧洲建立增强的拒止威慑结构，以增加俄罗斯未来对北约的任何侵略的成本。

　　这种方法符合美国和欧洲国家不同的担忧和风险承受能力。它也不太可能妨碍乌克兰与俄罗斯达成协议。欧洲人无意挑衅俄罗斯，战后威慑规划仍在展开。更重要的是，部署系统的具体情况将取决于特定的战后威胁、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任何协议的条款以及欧洲生产和部署此类系统的能力。

　　降低风险的措施和与俄罗斯达成的潜在军备控制协议有助于稳定局势并明确传达意图。只要俄罗斯不合作，这种战后安全结构就可能取得进展。然而，如果俄罗斯与西方进行真诚的谈判，它可能会塑造未来的安全框架。反之，它就越难以在欧洲战后措施和安排中确保其利益。

　　管理预期

　　尽管存在与美国接触的可能性，但如果华盛顿与莫斯科单独推行自己的议程，欧洲也不应该感到惊讶。这需要管理预期并为美国利益与欧洲利益出现分歧做好准备。欧洲面临的挑战是将问题区分开来，并为双方关系制定新规则，以将损害降至最低。欧洲不可避免地要管理好自己的事务，变得更加独立。但华盛顿会接受这一点吗?这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作者简介：阿卜杜拉·易卜拉欣是日内瓦研究生院冲突发展与和平建设中心(CCDP)的高级研究员。本文由“钝角网”译自《国家利益》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