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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民粹主义领导人在很多国家得以上台执政。意大利选出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土耳其则让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掌权。委内瑞拉曾有乌戈·查韦斯,现在有尼古拉斯·马杜罗;其邻国巴西则由雅伊尔·博索纳罗执政至 2023 年。阿根廷现任总统、无政府资本主义者哈维尔·米莱伊显然也是民粹主义者。美国人在 2016 年选举唐纳德·特朗普上台,特朗普可能会卷土重来。
2024 年 9 月,委内瑞拉民众观看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的发言
民粹主义领导人风趣幽默,令人眼花缭乱,有时也令人毛骨悚然,他们遍布政治光谱。查韦斯和马杜罗是社会主义者,而米莱和特朗普是保守派。有时,这些领导人无法简单地用左右两派来划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希望通过使用同样愤怒的言论来巩固权力。民粹主义者自诩为为大众而战的局外人,代表“真正的人民”对抗腐败的精英阶层。
民粹主义正在兴起。尽管近年来人们广泛讨论了民粹主义对各国政治制度的影响以及它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民主衰败,但人们对其经济影响的研究却不够。民粹主义者推行哪些经济政策?结果如何?
为了填补这一空白,我们对世界各地的民粹主义领导人进行了全面研究。我们建立了一个涵盖 120 年历史和 60 个国家的数据库,并确定了 51 位民粹主义领导人,我们将他们定义为将“人民”和“精英”之间的冲突置于竞选或治理中心位置的人。然后,我们研究了他们所推行的经济政策及其后果。
研究结果令人沮丧。尽管从表面上看,民粹主义领导似乎对经济产生了好坏参半的影响,但我们发现大多数民粹主义者都会削弱一个国家的经济,尤其是从长远来看。他们这样做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破坏法治和削弱政治制衡来实现的。我们的研究表明,尽管民粹主义者可能自诩能解决国家弊病,但他们往往会让局面变得更糟。换句话说,民粹主义者伤害了他们声称要拯救的“真正的人民”。
延长掌权时间
纵观现代史,民粹主义有过两次浪潮。第一次浪潮出现在 20 世纪 30 年代,当时正值大萧条及其动荡的余波。冷战期间,民粹主义有所退却,但 1989 年柏林墙倒塌后,民粹主义卷土重来。如今,世界再次进入民粹主义时代。2018 年创下历史新高,我们调查的 60 个国家中有 16 个国家由民粹主义者统治,这些国家占全球 GDP 的 30% 以上。如今,民粹主义者仍然统治着十多个国家。
尽管民粹主义者跨越了意识形态的光谱,但左翼民粹主义者和右翼民粹主义者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右翼民粹主义者强调种族和文化分歧,指责精英与少数族裔和移民勾结,将他们的利益置于“真正人民”的利益之上。左翼民粹主义者攻击经济和金融精英以牺牲当地劳动人口为代价掠夺国家。左翼民粹主义主要发生在 20 世纪中叶,在 21 世纪头十年经历了短暂的复兴。但右翼民粹主义近年来却一路飙升。
在这两种情况下,民粹主义都是一个连续现象。已经由民粹主义者统治的国家出现新一任民粹主义政权的可能性更高。阿根廷是第一位现代民粹主义领袖伊波利托·伊里戈因的故乡。自 1900 年以来,该国近 40% 的历史时期由民粹主义者统治。意大利在此期间有 29% 的时间由民粹主义者领导。斯洛伐克自 1993 年独立以来,近 60% 的时间由民粹主义者统治。
这种持久性的部分原因是民粹主义者是政治斗争幸存者。他们很少会迅速或自行消失。相反,他们会尽一切可能增加保留权力的机会,无论是通过两极分化和煽动的核心策略,还是通过新选举法、接管媒体、恐吓司法机构和反对派等更激烈的手段。
因此,民粹主义者平均执政六年,而非民粹主义者执政三年。他们连任的可能性更大,可能性为 36%,而非民粹主义者只有 16%,这一差距既可以解释为民粹主义者的受欢迎程度,也可以解释为他们善于使自己免受民主制衡。
以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为例,这位亿万富翁媒体大亨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该国腐败丑闻爆发后,以反建制政治家的身份上台。贝卢斯科尼经常被反对派和国际媒体称为“小丑”,因为他在公众眼中丑闻层出不穷,但尽管如此,他掌权的时间比意大利战后历史上任何一位总理都要长。他于 2011 年卸任,断断续续执政近二十年,但意大利政治仍然从根本上受到他的民粹主义形象的影响。他的许多继任者都是民粹主义者,包括现任总理乔治亚·梅洛尼,她的反移民、反欧盟运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民粹主义策略。
经济破坏者
尽管民粹主义经久不衰,但关于民粹主义者上台后经济如何发展和表现的系统研究却很少。但很容易找到民粹主义者造成经济损害的例子。民粹主义政治家鲍里斯·约翰逊是脱欧的主要倡导者,脱欧带来了经济灾难。脱欧支持者设想的“全球化英国”自那以后一直落后于其他同类国家,过去八年,英国经济增长率比同类国家低 5%。英国经济与欧洲单一市场的脱钩导致贸易、投资和消费下滑。
贝卢斯科尼在意大利的政策同样不堪。自他登上意大利政坛以来,意大利经济一直停滞不前,GDP增长和生产力增长乏力;自2000年以来,年均经济增长率徘徊在半个百分点左右。教育体系仍处于危机之中,该国最优秀的人才纷纷移居国外。
南美洲的情况更为严重。查韦斯和马杜罗联手在 20 年内将曾经富裕的石油出口国委内瑞拉变成了一个贫民窟。保护主义、裙带关系以及石油、采矿、金融、电信和农业等行业的国有化,给现代和平国家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经济灾难——导致饥荒、医疗危机和大规模移民出国。在阿根廷,总统内斯托尔·基什内尔和他的继任者兼妻子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德基什内尔也带领国家走向了金融悬崖。几年的出口驱动型增长之后,随之而来的是猖獗的通货膨胀和国家破产。
但民粹主义领导人的经济表现却不那么容易概括。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与前几任总统相当。其他民粹主义者,如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和匈牙利总理维克托·奥尔班在任期间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经济成功。
我们的研究深入挖掘了这些案例,发现了一个共同点。为此,我们使用了一种算法,将民粹主义者崛起前后一个国家的经济趋势与非民粹主义者统治的类似国家的经济趋势进行比较。总体而言,我们发现民粹主义者掌权会造成相当大的经济损失,尤其是在中长期。15 年后,民粹主义者执政国家的 GDP 平均比非民粹主义者执政的国家低 10%。
民粹主义者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是保护主义。民粹主义者宣扬民族主义言论,上台后也理所当然地实行经济民族主义。无论左翼还是右翼,民粹主义者都征收关税,减少贸易协定,从而减缓商品和服务的流通。他们还设置障碍,阻碍外国投资,破坏经济增长。
第二个原因更为根本。民粹主义领导人为了继续掌权,不惜破坏法治。他们不怕践踏规范和法律准则,不怕削弱民主制度,解雇法官或对阻碍他们前进的企业展开调查。民粹主义者上台后,司法、选举和媒体自由的标准指标大幅下降。多年的研究表明,这种制度的削弱反过来不利于经济增长、投资和繁荣。这是因为运转良好的民主制度会限制行政部门,保护公民社会(包括公司)免受任意干涉,而这对于投资、创新和增长至关重要。
因此,1900 年以来民粹主义的经济史清楚地表明,民粹主义政府往往具有破坏性。民粹主义领导人可能会承诺保护和支持普通民众,但往往事与愿违。他们的国家经济增长和政治自由都出现下滑。民粹主义者可能通过分化选民和操纵政治制度来保住权力。但他们不能声称自己有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
作者简介:曼努埃尔·冯克(Manuel Funke)是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克里斯托夫·特雷贝施(Christoph Trebesch)是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教授和研究主任。莫里茨·舒拉里克(Moritz Schularick)是基尔研究所所长。本文由“钝角网”译自《外交事务》网站。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民粹主义领导人在很多国家得以上台执政。意大利选出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土耳其则让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掌权。委内瑞拉曾有乌戈·查韦斯,现在有尼古拉斯·马杜罗;其邻国巴西则由雅伊尔·博索纳罗执政至 2023 年。阿根廷现任总统、无政府资本主义者哈维尔·米莱伊显然也是民粹主义者。美国人在 2016 年选举唐纳德·特朗普上台,特朗普可能会卷土重来。
2024 年 9 月,委内瑞拉民众观看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的发言
民粹主义领导人风趣幽默,令人眼花缭乱,有时也令人毛骨悚然,他们遍布政治光谱。查韦斯和马杜罗是社会主义者,而米莱和特朗普是保守派。有时,这些领导人无法简单地用左右两派来划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希望通过使用同样愤怒的言论来巩固权力。民粹主义者自诩为为大众而战的局外人,代表“真正的人民”对抗腐败的精英阶层。
民粹主义正在兴起。尽管近年来人们广泛讨论了民粹主义对各国政治制度的影响以及它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民主衰败,但人们对其经济影响的研究却不够。民粹主义者推行哪些经济政策?结果如何?
为了填补这一空白,我们对世界各地的民粹主义领导人进行了全面研究。我们建立了一个涵盖 120 年历史和 60 个国家的数据库,并确定了 51 位民粹主义领导人,我们将他们定义为将“人民”和“精英”之间的冲突置于竞选或治理中心位置的人。然后,我们研究了他们所推行的经济政策及其后果。
研究结果令人沮丧。尽管从表面上看,民粹主义领导似乎对经济产生了好坏参半的影响,但我们发现大多数民粹主义者都会削弱一个国家的经济,尤其是从长远来看。他们这样做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破坏法治和削弱政治制衡来实现的。我们的研究表明,尽管民粹主义者可能自诩能解决国家弊病,但他们往往会让局面变得更糟。换句话说,民粹主义者伤害了他们声称要拯救的“真正的人民”。
延长掌权时间
纵观现代史,民粹主义有过两次浪潮。第一次浪潮出现在 20 世纪 30 年代,当时正值大萧条及其动荡的余波。冷战期间,民粹主义有所退却,但 1989 年柏林墙倒塌后,民粹主义卷土重来。如今,世界再次进入民粹主义时代。2018 年创下历史新高,我们调查的 60 个国家中有 16 个国家由民粹主义者统治,这些国家占全球 GDP 的 30% 以上。如今,民粹主义者仍然统治着十多个国家。
尽管民粹主义者跨越了意识形态的光谱,但左翼民粹主义者和右翼民粹主义者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右翼民粹主义者强调种族和文化分歧,指责精英与少数族裔和移民勾结,将他们的利益置于“真正人民”的利益之上。左翼民粹主义者攻击经济和金融精英以牺牲当地劳动人口为代价掠夺国家。左翼民粹主义主要发生在 20 世纪中叶,在 21 世纪头十年经历了短暂的复兴。但右翼民粹主义近年来却一路飙升。
在这两种情况下,民粹主义都是一个连续现象。已经由民粹主义者统治的国家出现新一任民粹主义政权的可能性更高。阿根廷是第一位现代民粹主义领袖伊波利托·伊里戈因的故乡。自 1900 年以来,该国近 40% 的历史时期由民粹主义者统治。意大利在此期间有 29% 的时间由民粹主义者领导。斯洛伐克自 1993 年独立以来,近 60% 的时间由民粹主义者统治。
这种持久性的部分原因是民粹主义者是政治斗争幸存者。他们很少会迅速或自行消失。相反,他们会尽一切可能增加保留权力的机会,无论是通过两极分化和煽动的核心策略,还是通过新选举法、接管媒体、恐吓司法机构和反对派等更激烈的手段。
因此,民粹主义者平均执政六年,而非民粹主义者执政三年。他们连任的可能性更大,可能性为 36%,而非民粹主义者只有 16%,这一差距既可以解释为民粹主义者的受欢迎程度,也可以解释为他们善于使自己免受民主制衡。
以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为例,这位亿万富翁媒体大亨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该国腐败丑闻爆发后,以反建制政治家的身份上台。贝卢斯科尼经常被反对派和国际媒体称为“小丑”,因为他在公众眼中丑闻层出不穷,但尽管如此,他掌权的时间比意大利战后历史上任何一位总理都要长。他于 2011 年卸任,断断续续执政近二十年,但意大利政治仍然从根本上受到他的民粹主义形象的影响。他的许多继任者都是民粹主义者,包括现任总理乔治亚·梅洛尼,她的反移民、反欧盟运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民粹主义策略。
经济破坏者
尽管民粹主义经久不衰,但关于民粹主义者上台后经济如何发展和表现的系统研究却很少。但很容易找到民粹主义者造成经济损害的例子。民粹主义政治家鲍里斯·约翰逊是脱欧的主要倡导者,脱欧带来了经济灾难。脱欧支持者设想的“全球化英国”自那以后一直落后于其他同类国家,过去八年,英国经济增长率比同类国家低 5%。英国经济与欧洲单一市场的脱钩导致贸易、投资和消费下滑。
贝卢斯科尼在意大利的政策同样不堪。自他登上意大利政坛以来,意大利经济一直停滞不前,GDP增长和生产力增长乏力;自2000年以来,年均经济增长率徘徊在半个百分点左右。教育体系仍处于危机之中,该国最优秀的人才纷纷移居国外。
南美洲的情况更为严重。查韦斯和马杜罗联手在 20 年内将曾经富裕的石油出口国委内瑞拉变成了一个贫民窟。保护主义、裙带关系以及石油、采矿、金融、电信和农业等行业的国有化,给现代和平国家带来了史无前例的经济灾难——导致饥荒、医疗危机和大规模移民出国。在阿根廷,总统内斯托尔·基什内尔和他的继任者兼妻子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德基什内尔也带领国家走向了金融悬崖。几年的出口驱动型增长之后,随之而来的是猖獗的通货膨胀和国家破产。
但民粹主义领导人的经济表现却不那么容易概括。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与前几任总统相当。其他民粹主义者,如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和匈牙利总理维克托·奥尔班在任期间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经济成功。
我们的研究深入挖掘了这些案例,发现了一个共同点。为此,我们使用了一种算法,将民粹主义者崛起前后一个国家的经济趋势与非民粹主义者统治的类似国家的经济趋势进行比较。总体而言,我们发现民粹主义者掌权会造成相当大的经济损失,尤其是在中长期。15 年后,民粹主义者执政国家的 GDP 平均比非民粹主义者执政的国家低 10%。
民粹主义者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一是保护主义。民粹主义者宣扬民族主义言论,上台后也理所当然地实行经济民族主义。无论左翼还是右翼,民粹主义者都征收关税,减少贸易协定,从而减缓商品和服务的流通。他们还设置障碍,阻碍外国投资,破坏经济增长。
第二个原因更为根本。民粹主义领导人为了继续掌权,不惜破坏法治。他们不怕践踏规范和法律准则,不怕削弱民主制度,解雇法官或对阻碍他们前进的企业展开调查。民粹主义者上台后,司法、选举和媒体自由的标准指标大幅下降。多年的研究表明,这种制度的削弱反过来不利于经济增长、投资和繁荣。这是因为运转良好的民主制度会限制行政部门,保护公民社会(包括公司)免受任意干涉,而这对于投资、创新和增长至关重要。
因此,1900 年以来民粹主义的经济史清楚地表明,民粹主义政府往往具有破坏性。民粹主义领导人可能会承诺保护和支持普通民众,但往往事与愿违。他们的国家经济增长和政治自由都出现下滑。民粹主义者可能通过分化选民和操纵政治制度来保住权力。但他们不能声称自己有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
作者简介:曼努埃尔·冯克(Manuel Funke)是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克里斯托夫·特雷贝施(Christoph Trebesch)是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教授和研究主任。莫里茨·舒拉里克(Moritz Schularick)是基尔研究所所长。本文由“钝角网”译自《外交事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