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恩&卡森：拜登和特朗普的高龄会成为美国外交关系的负担吗?

　　现年81岁的美国总统拜登已经老了，在6月27日与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辩论中，他的衰老状态更是引人注意。此后几周，拜登令人不安的表现引发了民主党内部的政治危机。他的竞选团队声称，总统只是“昨晚睡得不好”，并列举了他每年体检的健康状况良好，以及最近出国旅行导致的疲劳等理由。但这并没有阻止越来越多的民主党人呼吁拜登退出竞选，因为他们担心拜登几乎不可能击败特朗普。

　　然而，除了选举胜算，还有更多事情需要考虑。历史表明，那些表现出明显衰老迹象的领导人，无论这些迹象是否代表着实际的认知衰退，都会受到外国领导人的区别对待。而且，总统老龄化的问题并不只发生在拜登身上。他的辩论对手也很难说思维敏捷。78岁的特朗普在今年的露面中表现出的困惑瞬间、离题万里、惊人的无知和(可能部分是故意的)虚假陈述——尽管在针对他的暗杀事件之后，他表现出的明显活力与此相反。不过，对于拜登和特朗普来说，第二任期都有这样的风险，即对总统能力的怀疑将渗透到国际外交中，给美国的外交关系带来负担。

　　在去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中，我们研究了历史案例，以回答在国际政治中如何看待年迈领导人的问题。我们聚焦于美国高层对冷战时期亚洲两位年迈巨人(韩国的李承晚和中国的毛泽东)的评价。这些评价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领导人发生了突然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不能简单地归因于他们的生理衰老。我们发现，外国观察员使用身体、情感和认知指标作为评估老年领导人的重要线索，而那些反复出现与年龄有关的衰退迹象的领导人受到不同的对待——不仅与年轻领导人相比，而且与表现出较少衰退迹象的老年领导人相比。

　　当一位领导人显露出年迈的迹象时，对手可能会更强硬地讨价还价，或者采取更激进的外交政策，以期得到更温和的回应。盟友和合作伙伴可能会质疑一位年迈领导人做出的承诺，或者通过与其他官员合作来绕过他们眼中的老傀儡。他们甚至可能完全推迟实质性外交。但是决策者也可以通过持续接触来更新他们对领导人的评估，让年迈的领导人有机会恢复其能力和相关性的声誉。当涉及对领导人的国际政治活力进行评估时，还是要面对面进行。

　　年迈的领导人影响国际外交

　　几个世纪以来，年迈的领导人一直是世界舞台上的常客。在早期，年迈的君主是常态。如今，年迈的独裁者和民选国家元首很常见。但领导人的年龄本身并不能说明什么。年迈可以是智慧的源泉，也可以是智力衰退的驱动因素。怎么分辨呢?在日常生活和外交中，人们使用衰老的说法——也就是混乱、身体虚弱或注意力不集中的迹象，这与人们普遍持有的与年龄有关的衰退的刻板印象相一致。

　　这对白宫来说应该不是新闻。美国官员也经常仔细观察年迈的外国领导人是否有衰老的迹象，根据观察者在拜登的辩论表现后关注的许多指标做出苛刻判断——他的声音沙哑，讲话断断续续，动作虚弱，回答时含糊不清，以及明显的健忘。

　　例如，1964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对时任美国驻印度大使切斯特·鲍尔斯与74岁的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会面的总结称，尼赫鲁“虚弱”，说话“慢得令人痛苦”。(就在会议结束几周后，他死于心脏病发作。)同样，1979年，美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在与当时66岁的国王哈立德·本·阿卜杜勒阿齐兹·沙特会面后报告说，“国王看起来很虚弱;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讲话有些迷茫，而且注意力涣散。”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美国政策制定者试图确定苏联领导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衰老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他在政治局的能力和权力。1977年的一次会面后，美国国务卿赛勒斯·万斯说，这位71岁的苏联领导人看起来“呆滞”，“与周围环境脱节”，“在与听众沟通时严重依赖周围的人”。对万斯来说，这“强烈暗示着他是一位年迈的人，其精力已基本耗尽。”

　　美国官员对一些年长的领导人持更积极的态度。1959年，美国中央情报局驻西德波恩站特意警告华盛顿，83岁的西德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在柏林危机中的行为“不应归咎于衰老”，因为他在“近距离”中表现出“身体强健、精神敏锐”。在冷战期间大部分时间担任中国总理的周恩来，年迈的他与外国伙伴举行了多次会晤，展现了他的活力和敏锐的思维。在1971年与73岁的周恩来会面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在一份备忘录中写道，周“与戴高乐齐名，是我所见过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外国政治家”。

　　为了更好地理解对年迈领导人的评价是如何影响国际外交的，我们利用解密的档案记录深入挖掘了美国对李承晚和毛泽东的评价。高层决策圈对他们衰老的看法不断演变，这凸显了语言和肢体暗示的重要性。这两个案例也突显出，外国对老年领导人的怀疑可能会对外交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李承晚明显的衰老迹象使其失去美国支持

　　李承晚在73岁成为韩国首任总统后，成为美国对韩国政策的焦点。美国官员经常对李承晚处理外交和国内事务的方式感到不满，他们在韩战中保卫了李承晚的国家。但大多数人也承认，正如一位美国将军在1952年的一份备忘录中总结的那样，他是“一个精明、机敏、善于讨价还价的老年爱国者，他知道如何得到他想要的，而且通常都能得到。”正如上述描述所示，老年可以被看作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对于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来说，接下来，美国处理韩国问题的最佳方式，用1953年一位国务院官员的话来说，就是“让他相信，与我们合作是实现他为之奉献一生的目标的最佳方式”——即确保他的国家独立，抵御外来侵略。

　　然而，这种情绪在20世纪50年代末发生了变化，当时在韩国的美国官员越来越注意到李承晚明显的衰老。1956年，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访问韩国时说:“李承晚表现出明显的衰老迹象。”他还说:“我试图向他讲述我的旅行经历，但他没有表现出兴趣，也没有听我的话。”美国驻韩国大使沃尔特·道林在1957年曾多次报道，李总统“看起来和行为都开始像一个非常老的人”。两年后，这位大使写道，在许多“明显恶化”的迹象中，有一个是“他越来越健忘，需要向他反复解释想法和建议，才能使其理解其含义或重要性。”中央情报局首尔站站长皮尔·德·席尔瓦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到1959年，“大家都知道李承晚……正在迅速衰老。”

　　解密的美国记录清楚地表明，这种普遍的评估表明，人们对李承晚作为战略伙伴的信心普遍丧失，这促使华盛顿悄悄支持李承晚在国内的政治对手，后者于1960 年将他赶下台。“很明显，他已经过时了，已经失去了区分过去的政治力量与现在和未来的政治力量的能力，”中央情报局在李承晚被赶下台的五天前评论道;美国的适当角色是帮助“让他和他的党羽一起下台”。在与李承晚的最后一次会面中，美国驻韩国大使沃尔特·麦康纳传达了一个严厉的信息:尽管美国将他视为韩国的“乔治·华盛顿”，但这位“年长的政治家”是时候把政府的负担“交给年轻人”了。

　　现年81岁的美国总统拜登已经老了，在6月27日与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辩论中，他的衰老状态更是引人注意。此后几周，拜登令人不安的表现引发了民主党内部的政治危机。他的竞选团队声称，总统只是“昨晚睡得不好”，并列举了他每年体检的健康状况良好，以及最近出国旅行导致的疲劳等理由。但这并没有阻止越来越多的民主党人呼吁拜登退出竞选，因为他们担心拜登几乎不可能击败特朗普。

　　然而，除了选举胜算，还有更多事情需要考虑。历史表明，那些表现出明显衰老迹象的领导人，无论这些迹象是否代表着实际的认知衰退，都会受到外国领导人的区别对待。而且，总统老龄化的问题并不只发生在拜登身上。他的辩论对手也很难说思维敏捷。78岁的特朗普在今年的露面中表现出的困惑瞬间、离题万里、惊人的无知和(可能部分是故意的)虚假陈述——尽管在针对他的暗杀事件之后，他表现出的明显活力与此相反。不过，对于拜登和特朗普来说，第二任期都有这样的风险，即对总统能力的怀疑将渗透到国际外交中，给美国的外交关系带来负担。

　　在去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中，我们研究了历史案例，以回答在国际政治中如何看待年迈领导人的问题。我们聚焦于美国高层对冷战时期亚洲两位年迈巨人(韩国的李承晚和中国的毛泽东)的评价。这些评价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领导人发生了突然的变化，而这些变化不能简单地归因于他们的生理衰老。我们发现，外国观察员使用身体、情感和认知指标作为评估老年领导人的重要线索，而那些反复出现与年龄有关的衰退迹象的领导人受到不同的对待——不仅与年轻领导人相比，而且与表现出较少衰退迹象的老年领导人相比。

　　当一位领导人显露出年迈的迹象时，对手可能会更强硬地讨价还价，或者采取更激进的外交政策，以期得到更温和的回应。盟友和合作伙伴可能会质疑一位年迈领导人做出的承诺，或者通过与其他官员合作来绕过他们眼中的老傀儡。他们甚至可能完全推迟实质性外交。但是决策者也可以通过持续接触来更新他们对领导人的评估，让年迈的领导人有机会恢复其能力和相关性的声誉。当涉及对领导人的国际政治活力进行评估时，还是要面对面进行。

　　年迈的领导人影响国际外交

　　几个世纪以来，年迈的领导人一直是世界舞台上的常客。在早期，年迈的君主是常态。如今，年迈的独裁者和民选国家元首很常见。但领导人的年龄本身并不能说明什么。年迈可以是智慧的源泉，也可以是智力衰退的驱动因素。怎么分辨呢?在日常生活和外交中，人们使用衰老的说法——也就是混乱、身体虚弱或注意力不集中的迹象，这与人们普遍持有的与年龄有关的衰退的刻板印象相一致。

　　这对白宫来说应该不是新闻。美国官员也经常仔细观察年迈的外国领导人是否有衰老的迹象，根据观察者在拜登的辩论表现后关注的许多指标做出苛刻判断——他的声音沙哑，讲话断断续续，动作虚弱，回答时含糊不清，以及明显的健忘。

　　例如，1964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对时任美国驻印度大使切斯特·鲍尔斯与74岁的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会面的总结称，尼赫鲁“虚弱”，说话“慢得令人痛苦”。(就在会议结束几周后，他死于心脏病发作。)同样，1979年，美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在与当时66岁的国王哈立德·本·阿卜杜勒阿齐兹·沙特会面后报告说，“国王看起来很虚弱;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讲话有些迷茫，而且注意力涣散。”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美国政策制定者试图确定苏联领导人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衰老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他在政治局的能力和权力。1977年的一次会面后，美国国务卿赛勒斯·万斯说，这位71岁的苏联领导人看起来“呆滞”，“与周围环境脱节”，“在与听众沟通时严重依赖周围的人”。对万斯来说，这“强烈暗示着他是一位年迈的人，其精力已基本耗尽。”

　　美国官员对一些年长的领导人持更积极的态度。1959年，美国中央情报局驻西德波恩站特意警告华盛顿，83岁的西德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在柏林危机中的行为“不应归咎于衰老”，因为他在“近距离”中表现出“身体强健、精神敏锐”。在冷战期间大部分时间担任中国总理的周恩来，年迈的他与外国伙伴举行了多次会晤，展现了他的活力和敏锐的思维。在1971年与73岁的周恩来会面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在一份备忘录中写道，周“与戴高乐齐名，是我所见过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外国政治家”。

　　为了更好地理解对年迈领导人的评价是如何影响国际外交的，我们利用解密的档案记录深入挖掘了美国对李承晚和毛泽东的评价。高层决策圈对他们衰老的看法不断演变，这凸显了语言和肢体暗示的重要性。这两个案例也突显出，外国对老年领导人的怀疑可能会对外交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李承晚明显的衰老迹象使其失去美国支持

　　李承晚在73岁成为韩国首任总统后，成为美国对韩国政策的焦点。美国官员经常对李承晚处理外交和国内事务的方式感到不满，他们在韩战中保卫了李承晚的国家。但大多数人也承认，正如一位美国将军在1952年的一份备忘录中总结的那样，他是“一个精明、机敏、善于讨价还价的老年爱国者，他知道如何得到他想要的，而且通常都能得到。”正如上述描述所示，老年可以被看作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对于美国的政策制定者来说，接下来，美国处理韩国问题的最佳方式，用1953年一位国务院官员的话来说，就是“让他相信，与我们合作是实现他为之奉献一生的目标的最佳方式”——即确保他的国家独立，抵御外来侵略。

　　然而，这种情绪在20世纪50年代末发生了变化，当时在韩国的美国官员越来越注意到李承晚明显的衰老。1956年，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访问韩国时说:“李承晚表现出明显的衰老迹象。”他还说:“我试图向他讲述我的旅行经历，但他没有表现出兴趣，也没有听我的话。”美国驻韩国大使沃尔特·道林在1957年曾多次报道，李总统“看起来和行为都开始像一个非常老的人”。两年后，这位大使写道，在许多“明显恶化”的迹象中，有一个是“他越来越健忘，需要向他反复解释想法和建议，才能使其理解其含义或重要性。”中央情报局首尔站站长皮尔·德·席尔瓦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到1959年，“大家都知道李承晚……正在迅速衰老。”

　　解密的美国记录清楚地表明，这种普遍的评估表明，人们对李承晚作为战略伙伴的信心普遍丧失，这促使华盛顿悄悄支持李承晚在国内的政治对手，后者于1960 年将他赶下台。“很明显，他已经过时了，已经失去了区分过去的政治力量与现在和未来的政治力量的能力，”中央情报局在李承晚被赶下台的五天前评论道;美国的适当角色是帮助“让他和他的党羽一起下台”。在与李承晚的最后一次会面中，美国驻韩国大使沃尔特·麦康纳传达了一个严厉的信息:尽管美国将他视为韩国的“乔治·华盛顿”，但这位“年长的政治家”是时候把政府的负担“交给年轻人”了。

　　毛泽东的敏锐让美国对华开放成为可能

　　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很少出现在公共场合，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在外交会议上没有直接接触他的机会。华盛顿的许多人根据他们所能得到的第三方报道和传闻，认为这位隐居的领导人已经老态龙钟。根据1964年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份报告，这种间接证据的一个例子是，“毛泽东曾经是一位强有力的演说家和多产而高效的作家，但自1957年以来，他没有发表过任何重要作品。”

　　这一假设缩小了美国在对华关系中愿意考虑的政策范围。在尼克松对华开放前几年，美国政府中的一些人主张与北京修好，将其转变为对抗更大对手苏联的战略伙伴。这些提议未能获得支持的一个原因是人们对毛泽东年事已高的看法。这种观点认为，这位年老的领导人过于僵化，不可能做出值得称道的转变。

　　直到基辛格在20世纪70年代初访问中国期间亲眼目睹毛泽东的风采，美国人的观点才开始改变。基辛格在与毛泽东的面对面会谈中所做的分析，包含了大量关于衰老的线索。“他在精神上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基辛格在1973年写给尼克松的信中补充说，这位年迈的主席“主导了谈话”，“巧妙而深刻地讨论了所有重大的国际问题”。他接着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没有他自己一个笔记的情况下完成的。”在解释为什么以前的会面会引发人们对毛泽东年龄的担忧，包括尼克松在前一年与他会面后所担心的问题时，基辛格指出，“现在回想起来，很明显你看到他时，他病得很重。”

　　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面对面接触中，对毛泽东的能力做出了更为乐观的评估，这有助于扩大美国与中国外交接触的野心。毕竟，从两国关系恢复的最初阶段起，美国领导人就认为毛泽东的个人状况和在中国的国内地位是最重要的不确定因素之一，正如基辛格在1973年所说的那样，这“给我们的关系带来了巨大的麻烦”。随着这些担忧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可以达到更深层次的合作，在接下来的十年里，在包括东南亚政治、朝鲜半岛和军备控制在内的广泛问题上，为妥协和理解打开大门。

　　年迈的领导人如何修复自己的国际形象

　　特朗普上任时就创下了任期开始时最年长总统的纪录，而拜登在任期开始时就打破了这一记录。如果两位候选人中的任何一位完成第二任期，到最后他将分别是82岁或86岁。事实上，尽管拜登现在受到关注，但美国总统在国际舞台上的老龄化问题将不仅仅是拜登一个人的问题。即使有人认为特朗普的语言和身体衰老迹象较轻，外国同行也会对特朗普做出与衰老有关的判断。任何一位候选人的胜利都将引发人们对美国总统与年龄有关的衰退及其外交政策影响的质疑。而持续的老龄化只会加剧这些担忧。

　　历史表明，这种担忧带来的外交政策风险是巨大的。对手可能会认为，这位年迈的总统在美国国内政治中是一个会妥协的人物。例如，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届时可能会感到更有胆量在乌克兰承担更多风险。国家元首之间的私人关系也可能受到影响。如果总统被视为因年老而衰弱，与他国领导人的会晤可能不会被重视。

　　美国的盟友和合作伙伴可能也会重新调整他们的外交努力，以应对一位年事已高的美国总统。例如，如果欧洲各国领导人怀疑拜登在第二任期的能力，北约的团结可能会受到影响。就特朗普而言，如果盟友看到他表现出顽固不化、不愿学习等老年的典型特征，他们就会越来越怀疑他对美国传统安全承诺的忠诚。在极端情况下，就像美国领导人绕过看似年迈的李承晚而支持他的顾问一样，外国领导人可能会绕过总统而支持级别较低的部门负责人和官僚同行。

　　但历史记录也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年迈的领导人可以修复自己的国际形象。通过面对面的会谈，毛泽东改变了美国人对他与年龄有关的衰退的看法。特朗普或拜登也可以。

　　这是有先例的。在73岁开始第二任期的罗纳德·里根总统，人们对他的精神敏锐度有很多怀疑。然而，里根能够与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进行激烈的一对一外交，这为冷战的和平结束奠定了基础。在1985年日内瓦峰会期间的一次会面中，里根积极地展示自己的年轻。当戈尔巴乔夫穿着一件御寒的大衣从他的豪华轿车里出来时，里根脱掉大衣，跳下楼梯迎接这位苏联领导人。结果，用当时的白宫助手杰克·马特洛克的话来说，“尽管里根年纪大得多，但戈尔巴乔夫给人的印象却是精神上的老人。”

　　在拜登和特朗普辩论之前，许多外国领导人和政府肯定已经从面对面的会面中得出了拜登的敏锐程度的结论，就像他们肯定从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与他的会面中得出了他的敏锐程度的结论一样。但这种看法不仅是选举的不利因素。美国过去对待年迈的外国领导人的方式清楚地表明，当总统被视为饱受岁月摧残时，他们在国外的地位也会受到打击

　　作者简介：乔舒亚·比恩(Joshua Byun)是波士顿学院政治学助理教授。奥斯汀·卡森(Austin Carson)是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副教授。本文译自《外交事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