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一扫,即刻安装钝角网APP
如果美国停止援助,战争会变成什么样子?
科恩:简单地说,乌克兰可能会输掉这场战争。俄罗斯可能获胜。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对手将会更加大胆。而且,在一个越来越没有容错余地的地缘政治环境中,美国还会犯下另一个巨大的非受迫性战略失误。
弗雷德里克:美国现任政府不太可能完全停止对乌克兰的援助。然而,如果国会不批准任何额外的援助,这将大大减少美国可以提供给乌克兰的资源,这反过来又会阻碍乌克兰的自卫努力。如果美国不提供进一步的援助资金,来年乌克兰战场被逆转的风险将大大增加。
赫里斯蒂娜·霍林斯卡:当乌克兰人在执行战场任务时无法自卫或没有火力支援时,西方无法履行承诺或限制提供武器的类型或数量,这将立即在战场上体现出来。这也会影响士兵和社会的士气。
布莱克:美国暂停对乌克兰的援助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胜利,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刺激,对乌克兰来说是一个潜在的致命打击,对北约联盟的信誉和凝聚力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冲击,更不用说对美国在世界眼中所谓的领导力和民主价值观的质疑了。
中俄关系的演变对地缘政治有何影响?
米兰达·普里贝:早在战前,两国就将合作视为对抗主要对手美国的重要途径。这场冲突加速了这一趋势。俄罗斯和中国之间更深层次的合作可能会在许多方面影响美国的利益。例如,加强军事技术方面的合作可以使这些国家更有效地对抗美国的军事优势。美国不太可能扭转最近的事态发展,但它可以避免采取使两国关系更加紧密的政策。
科恩:如果看一下像2018年和2022年这样的国防战略文件,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这样一个观点,即美国可能有五个指定的对手(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和恐怖主义),但每次只需要在全球一个地区与一个对手打一场战争。这根本不是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美国的对手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美国的国防战略需要更新。
考特尼: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中俄领导人此前达成的“无上限”伙伴关系变得紧张。中国似乎没有向俄罗斯运送重大的致命武器,如果有,也只是一些电子产品和其他技术。与中国的金融体系与美国和欧洲金融机构的关系关系重大,它似乎并没有违反西方的制裁。
制裁力度一直在稳步增加,起效了吗?
霍华德·沙茨:制裁正在发挥作用,但肯定没有预期的那么大。俄罗斯正在大幅增加支出以支付战争费用,2023年的联邦预算赤字将达到历史第三高水平。制裁还迫使俄罗斯企业付出高昂的代价,将业务转向东方,特别是中国,并使俄罗斯在商品、金融和国际支持方面更加依赖中国。在考虑制裁的有效性时,必须提出另一个问题:如果没有制裁,俄罗斯会表现如何?制裁可能存在漏洞,俄罗斯可能已经找到了变通办法,但一个不受制裁的俄罗斯肯定会比现在更好。
F-16战机真的能送抵乌克兰吗?会带来什么改变吗?
威尔逊:F-16战机可以被证明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联合空对地防区外导弹对地攻击巡航导弹的发射平台。这将为“绿色”飞行员提供战斗经验,而不会飞到俄罗斯防空系统。F-16将提供优化的战略防空能力。要求更高的是使用F-16更接近重兵把守的前线提供直接空中支援。
普京发出一些谈判的信号;这些是真的吗?还是一种策略?西方会如何看待这些问题?
考特尼:随着俄罗斯转向战争经济,向前线派遣更多的军队和武器,克里姆林宫似乎决心继续这场残酷的战争,并寻求控制更多的乌克兰领土。到目前为止,克里姆林宫暗示对谈判感兴趣的目的似乎是为了减少战斗压力,这样俄罗斯就可以缓解前线部队的士气低落和高伤亡,并为未来的战斗重建部队。
普里贝:很难知道普京寻求谈判的真实性,但值得跟进去了解。一些评论人士认为,普京对谈判表现出开放态度将表明意志薄弱,这不利于俄罗斯继续战斗。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属实。此外,乌克兰和俄罗斯将不得不在某个时候进行谈判,以结束战争。这是一个可能需要很长时间的过程,所以尽早开始是有意义的。
俄罗斯有可能发生政权更迭吗?
考特尼:俄罗斯的政权更迭是不可预测的。目前还没有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政治力量要求政权更迭,但从理论上讲,可能会出现多种情况。一场伤亡惨重、经济紧张、士气低落的僵持战争,可能会带来要求建立一个更自由政权的压力。然而,在另一种情况下,普京和他的前克格勃同僚可能会面临普遍的动荡,并被指责为一场失败的战争负责。另一个极端民族主义的专制领导人可能上台。
普里贝:目前还不清楚新领导人何时上台,也不清楚这种变化将如何影响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因此,美国不应将其战时政策建立在希望普京将被一位结束乌克兰战争的领导人所取代的基础上。乌克兰的长期战争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所以美国不应该计划等待普京退出。相反,美国应该考虑如何在俄罗斯目前的领导下结束这场战争。
战争难民状况如何?可以做什么?
霍林斯卡:数百万乌克兰人仍在国内或国外流离失所。毫无疑问,他们的选择将基于许多因素,包括乌克兰在他们回国后可能提供的奖励。目前,乌克兰的公众讨论在胡萝卜(可能创造的机会)和大棒(那些留下并亲身经历过战争的人优先或独家获得资源)之间摇摆不定。如果乌克兰想要重建为一个经济繁荣的民主国家,那么说服居住在国外的受过高等教育、具有创业精神的乌克兰人回国可能至关重要。
在战争结束后重建乌克兰有哪些选择?
沙茨:乌克兰的重建工作将取决于美国和欧洲的共同领导,乌克兰自己确定优先事项。需要强有力的安全安排,以阻止俄罗斯再次发动攻击,并为了重建的目的,让投资者相信他们可以承担风险,他们的投资将是安全的。美国应该在安全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而欧洲应该在改革和经济复苏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尤其是考虑到乌克兰将同时为加入欧盟而努力。
霍林斯卡:乌克兰战后重建的成功与敌对行动的结束同等重要。重建成本高昂,因此乌克兰政府必须确保过程和决策的透明度。政府有能力让所有利益相关者——包括西方和乌克兰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参与决策过程,并清楚地沟通和解释所做出的选择,这对于确保许多为自由民主的乌克兰做出牺牲的人得到尊重至关重要。
作者简介:
威廉·考特尼(William Courtney)是兰德公司的兼职高级研究员,曾担任美国驻哈萨克斯坦、格鲁吉亚和美苏执行《禁止核试验条约》委员会的大使。
拉斐尔·S·科恩 (Raphael S. Cohen) 是兰德公司空军项目战略与条令项目的主任,也是兰德公司的高级政治学家。
米兰达·普里贝(Miranda Priebe)是美国大战略分析中心主任,也是兰德公司的高级政治学家。
安·戴利 (Ann Dailey) 是兰德公司的政策研究员、美国陆军预备役军官,并曾担任国防部长办公室俄罗斯战略高级顾问。
霍华德·J·沙茨 (Howard J. Shatz) 是兰德公司的高级经济学家,也是帕迪兰德研究生院的政策分析教授。
布莱恩·弗雷德里克 (Bryan Frederick) 是兰德公司空军项目战略与条令项目的副主任,也是兰德公司的高级政治学家。
玛尔塔·凯佩 (Marta Kepe) 是兰德公司的高级国防分析师。
彼得·A·威尔逊 (Peter A. Wilson) 是兰德公司的兼职高级国际和国防研究员,在奥舍终身学习学院教授军事技术创新史课程。
詹姆斯·布莱克 (James Black) 是兰德欧洲公司国防与安全研究小组的助理主任。
赫里斯蒂娜·霍林斯卡(Khrystyna Holynska)是帕迪兰德研究生院的候选人和兰德公司的助理政策研究员。
本文由“钝角网”译自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网站。
2月24日是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两周年的日子。持续的冲突使人们重新关注俄罗斯复仇主义构成的地区威胁,并对该地区和其他地区的安全与稳定构成挑战。地缘政治影响是巨大的。这场冲突为现代战争树立了新的基准,并再次证明了世界是多么危险。
我们邀请了兰德公司的专家们来讨论冲突的现状和前景,它的全球影响,可能的结果和解决方案,以及西方和世界其他国家现在和一旦敌对状态结束可能会做些什么。
2023年3月31日,乌克兰首都基辅郊外,一名仪仗队成员在升旗仪式上做准备,纪念布查镇解放一周年。
去年的情况有什么变化?
威廉·考特尼:在2023年的地面战争中,双方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发动的攻势都以失败告终,战事陷入僵局。在海战中,乌克兰创新型无人机和反舰导弹击沉了俄罗斯黑海舰队的军舰;莫斯科将剩下的一些船只重新安置到黑海东部,这让乌克兰得以恢复通过土耳其海峡的粮食和其他商品运输。在空战中,乌克兰的防御部队击落了越来越多的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美国提供的爱国者拦截导弹甚至击落了普京声称无懈可击的“匕首”高超音速导弹。
拉斐尔·科恩:与去年相比,乌克兰面临两大挑战。在军事上,战线基本停滞不前,如果不是因为大规模的力量投入而改变的话,在某种程度上对俄罗斯有利。在政治上,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一直在努力为乌克兰提供维持战斗所需的军事援助。如果没有更多的西方军事援助,乌克兰无法扭转军事局势,但乌克兰将很难获得更多的军事援助,除非它能向质疑者者——尤其是美国的——证明它能在战场上获胜。
安·戴利:西方领导人终于意识到,这将是一场长期战争。这一认识可以决定一个国家对乌克兰支持的立场。爱沙尼亚和英国等国一直在努力投资国防工业基础生产,并提供长期资金,以向俄罗斯发出信号,表明其不能指望比基辅的合作伙伴坚持得更久就能取胜。今年将是决定性的一年,不仅因为战场上发生了什么,而且因为包括美国在内的64个国家会进行选举。
詹姆斯·布莱克:在经历了2022年领土控制权的剧烈变动之后,这场战争在2023年进入了阵地战和消耗战的阶段。俄罗斯损失数十万人员,大量装备被毁,随之而来的是俄罗斯经济被动员到战争状态,以补充库存,乌克兰武装部队的勇气早已打破了俄罗斯社会可以免受普京“特殊军事行动”可怕代价的任何幻想。
玛尔塔·凯佩:在过去的一年里,这场战争已经变成了一场残酷的消耗战。双方都经历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从后勤和维持局势到几乎不可避免受对方监视。
一年后新的冲突将在哪里?
科恩:坦率地说,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大选以及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是否会继续。这场战争只能在乌克兰取得胜利,但也可能在华盛顿特区输掉。
彼得·威尔逊:虽然我对俄罗斯军队的恢复能力的判断可能不对,但俄罗斯军队有可能在2024年夏天崩溃。另一方面,如果美国的主要军事援助因国会持续瘫痪而枯竭,乌克兰可能会陷入军事困境。
布莱克:阵地战的开始,双方都需要补充在过去12个月的各种反攻中损失的人员和物资,这表明2024年可能是巩固、消耗对比和准备在2024年底或2025年重新发动进攻的一年。
凯佩: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和一年里,我将密切关注乌克兰正在准备的政治和军事领导层的变化。西方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对乌克兰的军事努力很重要,但有关乌克兰未来的政治和军事决定将由乌克兰领导人做出。
去年美国的战略发生了什么变化?
科恩:据媒体报道,美国一直在敦促乌克兰采取更具防御性的姿态。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节省资源,因为进攻行动通常比防御行动更需要装备和弹药。现在,援助的未来是不确定的。
戴利:到目前为止,美国的战略一直是“只要需要”就支持乌克兰。不幸的是,这并不包括一个胜利理论,鉴于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幻莫测,它也不是一个可行的机制。
威尔逊:在乌克兰进攻失败后,美国似乎更能接受乌克兰对克里米亚和俄罗斯境内高价值目标打击的做法。目前,美国、英国和法国正在提供各种打击弹药。
冲突发生两年后,是什么推动了俄罗斯的战略?
布莱恩·弗雷德里克:就像自2022年秋季以来,俄罗斯继续依靠一种战略,认为自己可以比乌克兰及其西方支持者坚持得长久。它已经转向战时经济,优先生产弹药,从朝鲜和伊朗等国获得重要的外部武器来源,并在乌克兰领土上建立难以攻破的强大防御阵地。
威尔逊:普京的胜利理论是,美国和欧洲在政治上可能的不稳定会削弱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在战场上,领导俄罗斯战争的瓦列里·格拉西莫夫(Valery Gerasimov)的战略类似于美国内战中荒野战役中的尤利西斯·S·格兰特将军(Ulysses S. Grant)、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线战场上的英国陆军元帅道格拉斯·黑格(Douglas Haig),以及越战中的威廉·威斯特莫兰将军(William Westmorland):一种持续消耗的战略,以“摧毁”对手的抵抗意志。这一战略已经以一支俄罗斯军队为代价了,并正在消耗第二支军队。克里姆林宫至少希望像中国在朝鲜战争期间所做的那样,使冲突陷入僵局。
去年俄罗斯核威胁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
弗雷德里克:在战争的头一年半里,对俄罗斯核升级的担忧源于乌克兰胜利和俄罗斯失败可能带来的风险。也就是说,俄罗斯可能会使用核武器来避免失败。随着乌克兰在2023年夏天的反攻失败,以及那年秋天晚些时候出现的美国可能会削减对乌克兰援助的可能性,这些升级的担忧可能已经减弱。
威尔逊:由于乌克兰进攻的失败,俄罗斯核升级的威胁已经大大降低。如果俄罗斯军队今年夏天开始瓦解,这种威胁可能会再次出现。
乌克兰还能从美国和西方得到多少援助?
考特尼:去年,一些观察人士预测援助疲劳会加剧,但这并不明显。国会两党似乎都支持继续提供援助。如果国会同意边境安全计划,对乌克兰、以色列和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援助可能会得到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大力支持。
戴利:你可以从德国的情况看到,支持乌克兰的不仅包括美国和“西方”,还包括来自全球各地的参与者,即使没有美国的援助,对乌克兰的支持仍然很强。这可能是因为许多国家认为,在他们希望或预计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将短暂暂停期间,有必要加强援助。
布莱克:需要强调的是,西方的支持,虽然严重消耗了某些军事库存,并且给国防工业基地在 30 多年的低投资后急于恢复提供了相当大的压力,仍然只是美国和北约国防预算总额或GDP总和的一小部分。
如果美国停止援助,战争会变成什么样子?
科恩:简单地说,乌克兰可能会输掉这场战争。俄罗斯可能获胜。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对手将会更加大胆。而且,在一个越来越没有容错余地的地缘政治环境中,美国还会犯下另一个巨大的非受迫性战略失误。
弗雷德里克:美国现任政府不太可能完全停止对乌克兰的援助。然而,如果国会不批准任何额外的援助,这将大大减少美国可以提供给乌克兰的资源,这反过来又会阻碍乌克兰的自卫努力。如果美国不提供进一步的援助资金,来年乌克兰战场被逆转的风险将大大增加。
赫里斯蒂娜·霍林斯卡:当乌克兰人在执行战场任务时无法自卫或没有火力支援时,西方无法履行承诺或限制提供武器的类型或数量,这将立即在战场上体现出来。这也会影响士兵和社会的士气。
布莱克:美国暂停对乌克兰的援助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胜利,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刺激,对乌克兰来说是一个潜在的致命打击,对北约联盟的信誉和凝聚力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冲击,更不用说对美国在世界眼中所谓的领导力和民主价值观的质疑了。
中俄关系的演变对地缘政治有何影响?
米兰达·普里贝:早在战前,两国就将合作视为对抗主要对手美国的重要途径。这场冲突加速了这一趋势。俄罗斯和中国之间更深层次的合作可能会在许多方面影响美国的利益。例如,加强军事技术方面的合作可以使这些国家更有效地对抗美国的军事优势。美国不太可能扭转最近的事态发展,但它可以避免采取使两国关系更加紧密的政策。
科恩:如果看一下像2018年和2022年这样的国防战略文件,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这样一个观点,即美国可能有五个指定的对手(中国、俄罗斯、伊朗、朝鲜和恐怖主义),但每次只需要在全球一个地区与一个对手打一场战争。这根本不是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美国的对手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美国的国防战略需要更新。
考特尼: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中俄领导人此前达成的“无上限”伙伴关系变得紧张。中国似乎没有向俄罗斯运送重大的致命武器,如果有,也只是一些电子产品和其他技术。与中国的金融体系与美国和欧洲金融机构的关系关系重大,它似乎并没有违反西方的制裁。
制裁力度一直在稳步增加,起效了吗?
霍华德·沙茨:制裁正在发挥作用,但肯定没有预期的那么大。俄罗斯正在大幅增加支出以支付战争费用,2023年的联邦预算赤字将达到历史第三高水平。制裁还迫使俄罗斯企业付出高昂的代价,将业务转向东方,特别是中国,并使俄罗斯在商品、金融和国际支持方面更加依赖中国。在考虑制裁的有效性时,必须提出另一个问题:如果没有制裁,俄罗斯会表现如何?制裁可能存在漏洞,俄罗斯可能已经找到了变通办法,但一个不受制裁的俄罗斯肯定会比现在更好。
F-16战机真的能送抵乌克兰吗?会带来什么改变吗?
威尔逊:F-16战机可以被证明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联合空对地防区外导弹对地攻击巡航导弹的发射平台。这将为“绿色”飞行员提供战斗经验,而不会飞到俄罗斯防空系统。F-16将提供优化的战略防空能力。要求更高的是使用F-16更接近重兵把守的前线提供直接空中支援。
普京发出一些谈判的信号;这些是真的吗?还是一种策略?西方会如何看待这些问题?
考特尼:随着俄罗斯转向战争经济,向前线派遣更多的军队和武器,克里姆林宫似乎决心继续这场残酷的战争,并寻求控制更多的乌克兰领土。到目前为止,克里姆林宫暗示对谈判感兴趣的目的似乎是为了减少战斗压力,这样俄罗斯就可以缓解前线部队的士气低落和高伤亡,并为未来的战斗重建部队。
普里贝:很难知道普京寻求谈判的真实性,但值得跟进去了解。一些评论人士认为,普京对谈判表现出开放态度将表明意志薄弱,这不利于俄罗斯继续战斗。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属实。此外,乌克兰和俄罗斯将不得不在某个时候进行谈判,以结束战争。这是一个可能需要很长时间的过程,所以尽早开始是有意义的。
俄罗斯有可能发生政权更迭吗?
考特尼:俄罗斯的政权更迭是不可预测的。目前还没有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政治力量要求政权更迭,但从理论上讲,可能会出现多种情况。一场伤亡惨重、经济紧张、士气低落的僵持战争,可能会带来要求建立一个更自由政权的压力。然而,在另一种情况下,普京和他的前克格勃同僚可能会面临普遍的动荡,并被指责为一场失败的战争负责。另一个极端民族主义的专制领导人可能上台。
普里贝:目前还不清楚新领导人何时上台,也不清楚这种变化将如何影响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因此,美国不应将其战时政策建立在希望普京将被一位结束乌克兰战争的领导人所取代的基础上。乌克兰的长期战争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所以美国不应该计划等待普京退出。相反,美国应该考虑如何在俄罗斯目前的领导下结束这场战争。
战争难民状况如何?可以做什么?
霍林斯卡:数百万乌克兰人仍在国内或国外流离失所。毫无疑问,他们的选择将基于许多因素,包括乌克兰在他们回国后可能提供的奖励。目前,乌克兰的公众讨论在胡萝卜(可能创造的机会)和大棒(那些留下并亲身经历过战争的人优先或独家获得资源)之间摇摆不定。如果乌克兰想要重建为一个经济繁荣的民主国家,那么说服居住在国外的受过高等教育、具有创业精神的乌克兰人回国可能至关重要。
在战争结束后重建乌克兰有哪些选择?
沙茨:乌克兰的重建工作将取决于美国和欧洲的共同领导,乌克兰自己确定优先事项。需要强有力的安全安排,以阻止俄罗斯再次发动攻击,并为了重建的目的,让投资者相信他们可以承担风险,他们的投资将是安全的。美国应该在安全问题上发挥主导作用,而欧洲应该在改革和经济复苏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尤其是考虑到乌克兰将同时为加入欧盟而努力。
霍林斯卡:乌克兰战后重建的成功与敌对行动的结束同等重要。重建成本高昂,因此乌克兰政府必须确保过程和决策的透明度。政府有能力让所有利益相关者——包括西方和乌克兰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参与决策过程,并清楚地沟通和解释所做出的选择,这对于确保许多为自由民主的乌克兰做出牺牲的人得到尊重至关重要。
作者简介:
威廉·考特尼(William Courtney)是兰德公司的兼职高级研究员,曾担任美国驻哈萨克斯坦、格鲁吉亚和美苏执行《禁止核试验条约》委员会的大使。
拉斐尔·S·科恩 (Raphael S. Cohen) 是兰德公司空军项目战略与条令项目的主任,也是兰德公司的高级政治学家。
米兰达·普里贝(Miranda Priebe)是美国大战略分析中心主任,也是兰德公司的高级政治学家。
安·戴利 (Ann Dailey) 是兰德公司的政策研究员、美国陆军预备役军官,并曾担任国防部长办公室俄罗斯战略高级顾问。
霍华德·J·沙茨 (Howard J. Shatz) 是兰德公司的高级经济学家,也是帕迪兰德研究生院的政策分析教授。
布莱恩·弗雷德里克 (Bryan Frederick) 是兰德公司空军项目战略与条令项目的副主任,也是兰德公司的高级政治学家。
玛尔塔·凯佩 (Marta Kepe) 是兰德公司的高级国防分析师。
彼得·A·威尔逊 (Peter A. Wilson) 是兰德公司的兼职高级国际和国防研究员,在奥舍终身学习学院教授军事技术创新史课程。
詹姆斯·布莱克 (James Black) 是兰德欧洲公司国防与安全研究小组的助理主任。
赫里斯蒂娜·霍林斯卡(Khrystyna Holynska)是帕迪兰德研究生院的候选人和兰德公司的助理政策研究员。
本文由“钝角网”译自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