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理泰：ChatGPT有颠覆性冲击？在大国战略博弈上，人工智能全然无济于事

　　当下世界各国民众纷纷热议人工智能产品ChatGPT。或谓在信息时代之后，OpenAI等公司的后续产品将对科技乃至产业社会的发展构成巨大的甚至颠覆性的冲击，从而开启人工智能时代，甚至会进而在国家和产业集团的决策程序上映射出来。这一热议正在一浪接着一浪地展开，涟漪所至，无远弗届。

　　ChatGPT是崭新的人工智能产品。由于它还不是应用型的智能产品，一时尚未体现出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然而，它作为基础性的智能产品，自然起到了开创性的引领作用，象征着未来技术发展的大方向，辐射面广博而深远。它可能获得类似于当年苹果公司产品iPhone在手机行业的历史地位。各方无论如何不能低估人工智能产品的发展速度和能量。这是毋庸置疑的。

　　当然，ChatGPT的功能与表现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局限性。过去十多天，笔者在电脑上频繁地与ChatGPT进行了问答式的交流。在交流中，ChatGPT并没有显示什么不同凡响的人工智能，其搜索功能则大不如Google。面对稍微复杂的问题，ChatGPT的答复具有特色：或者避而不答，一推二五六;或者建议提问者去搜索引擎查看;或者讲些模棱两可的话，显得四平八稳;关于重大历史事件尤其是关键人物的评价，则不会出言不逊，以致开罪一方。ChatGPT在问答中显示，其人工智能仍旧立足于若干应答式套语以及大数据的归纳总结，尚未具有惊世骇俗的技术突破。

　　就各国民众而言，当前与ChatGPT进行问答式的交流，多数是出于好奇心理，才会时不时与此软件进行对话。可是，在不久的未来，倘若各国民众仍然有兴趣与ChatGPT持续进行认真的对话，则不是出于浓厚的个人兴趣，“智能共欣赏，异议相与析“，就是急于寻觅摆脱自身面对的窘境的途径，从而敦请ChatGPT指点迷津。

　　假如ChatGPT以及类似的后续版本没有革命性的升级换代，充其量仅是一种聊胜于无的对话工具而已，民众对其感到的兴趣难免会剧降热度。这一可能性是客观存在的。

　　如今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前景摆明在人类面前。事已至此，人类社会应该怎么对待这一新的事态发展呢?首先，需要对人类的智能与人工智能做一番比较。

　　人工智能的记忆和运算能力无比强大，与人类根本不处在一个数量级上。人类会频频犯错，人工智能犯错率极低。因此，人工智能在对事物进行总结、归纳时自然有其优势。可是，与人类相比，人工智能在分析、联想等方面却有显著的不足之处。此外，人类有激情、共情和信仰，更有潜能，而计算机却呈现无情、冷漠，没有信仰，也没有潜能。鉴此，人类可以有跨越性的进展，与人类相比，人工智能却很难迈出跨越性的一步。

　　至于今后OpenAI等公司开发的后续产品是否会对科技乃至产业社会构成颠覆性的冲击，进而会在国家和产业集团的决策机制上映射出来呢?笔者基于下述理由，认为至少在可以预期的未来，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尚不至于构成如此巨大的冲击：

　　其一，若论以ChatGPT为先驱的人工智能产品，说到底，电脑强劲的搜索功能是构成其人工智能的一个有力的支撑。众所周知，搜索功能的智能化离不开大数据，大数据的核心用途就是其预测功能和水平。

　　然而，正是大数据用于预测的功能和水平的局限性，恰恰制约了人工智能技术对科技乃至产业社会构成颠覆性冲击的能力。这个说法似乎有些不合时宜。然则，为什么笔者要揭櫫这一观点呢?

　　须知，大数据乃是基于广大民众在各个层面的认知、需求和希冀从而搜索、分析、综合形成的。显而易见，有力而适度地运用大数据，有助于相对准确地预测社会时尚、消费市场、各产业动态比例的变迁以及适时地调整传染病的防控政策，等等。然而，与此相反，高科技的关键突破及其边际效应的发酵以及产业方向的重大调整，往往并非源于大数据，而是依据于科技怪杰或产业界慧眼的突发奇想及其实际采取的行动所致。

　　其实，这一层原不足为怪。古人曰：“风起于青萍之末，止于草莽之间“，点出了大思潮、大变局往往发源于微细不易察觉之处。在历史上，此类现象层出不穷，似乎已经成为规律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古哲再三强调“防患于未然，消祸于未形”的重要性。

　　科技怪杰或产业界慧眼的微细想法和初始行动不易被察觉，遑论广为民众认知，焉能挤入大数据的法眼呢?既然大数据业已予以排斥，人工智能系统又岂会将其纳入考量之中呢?

　　质言之，昔日的大数据断不能映射当时科技怪杰或产业界慧眼的思绪和行为，而这些思绪和行为却会引导乃至掌控日后大数据的形成。换句话说，当年的大数据并不能真实反映比尔·盖茨、埃隆·马斯克、史蒂夫·乔布斯等引领时代的人类顶端精英的观点和做法，而日后他们的成就及实行的计划却不容置疑地会影响到全球产业链的调整和重组，从而牵动未来大数据的形成。

　　简言之，人工智能立足于智能化搜索，智能化搜索仰仗于大数据，而大数据仅能反映广大民众在各个层面的认知、需求和希冀，却难以充分反映甚至排斥科技怪杰或产业界慧眼的先知先觉。既然人工智能对未来社会精英的真知灼见具有先天性的排斥感，焉能对科技乃至产业社会构成颠覆性的冲击呢?

　　其二，至于在大国战略博弈的过程中，自从某一重大谋略的酝酿成形乃至决策层形成统一认识以及跨部门实行有机协调的复杂过程中，人工智能作为工具性使用的价值更是呈现边缘化，不值得一提了。其主要原因不外乎以下两条：

　　一是按照逻辑思维，科学决策的前提乃是根据我方和对方的近远期战略意图以及最新发生的动态变化，结合国际关系史上类似状况的经验和教训，在自上而下、再自下而上的程序中，集思广益，须经过酝酿、成形及论证的复杂过程。无论古今中外，此条规则对各国领导层均行之有效。

　　如前所述，人工智能立足于智能化搜索，而智能化搜索仰仗于大数据。 有鉴于此，人工智能充其量仅能真实反映国际关系史上类似事件的经验和教训，在大国战略博弈的其他环节中就无能为力了。高明的战略家自然大开大合，在决策上不落窠臼，岂会墨守成规，等待对方按照过去的规律对我方瓮中捉鳖呢?症结乃在于，战略博弈的要点往往就是反其道而行之，所谓“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

　　约2500年前，伟大的战略家孙子对此做了总结。《孙子兵法·虚实篇》揭示：“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此即一个谋略手段运用之后，第二次就不再运用了。谋略的精髓在于方法和手段决不是一成不变的。

　　由此可见，人工智能立足于智能化搜索，其作用仅是提供历史上类似事件的经验和教训，供决策者参考而已，全然无关乎原创性的、灵犀在心的谋略策划。倘若高估人工智能在战略博弈中所起的作用，不免自贻伊戚。

　　二是大国展开战略博弈后，在双方较量、角力的过程中，自然关键在于战略谋划。战略谋划之精髓，運用之妙 ，存乎一心。看似双方以综合国力及国际话语权为后盾，倾力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一场博弈，其实也就是双方领导层在大脑思维上的较量、角力，关乎长期培育的顶层设计能力。

　　论及顶层设计能力，仅涉及领导层成员及其智囊班底的大脑思维是否灵活、敏感及其判断力是否正确。这方面，其实与领导层是否拥有先进的技术设备并没有什么关联。在政治、军事、科学、经济、教育诸领域中，与技术关联最紧密的当推军事。

　　可是，即使在军事领域，是否拥有先进的指挥、通讯、情报装备与军事较量结果的关系，也仅体现在诸军兵种联合作战中的战役、战术层面。至于军事战略方针是否合宜，军事战略决策是否科学、合理，则主要取决于军政领导层的大脑思维是否活跃、敏感及其判断力是否正确。

　　不惟如此，就个人而言，战略思维能力是否高强，除了上述标准以外，又要看此人是否具有与生俱来的悟性，还存在着微妙的、不可言喻的天人感应的因素。一言以蔽之，在浩瀚无际的宇宙中，人类作为万物之灵，人工智能难以超过人类的智能，更不可能超越高人的智能。

　　无独有偶，与人工智能相比，人类的直觉能力也是一个强项。凡是大政治家、大企业家，与众不同之处，往往就是直觉能力强。毛泽东、邓小平往往就是凭直觉能力做一些事的。

　　高人作为人类顶端精英，往往有非凡的直觉能力，加上他们在紧急时刻发挥的潜能，这可不是人工智能所具备的。人工智能缺乏直觉能力和潜能，也是限制其在大计方针的决策程序上有所作为的因素。

　　聊举一个例子：2016年，在特朗普在准备总统大选之时，笔者撰文分析他可能有超强的直觉能力，或许是他最终胜选的关键之一。直到特朗普赢得大选两个月后，一名美国记者方才发表文章指出，他曾经有近两年与特朗普朝夕相处，发现特朗普从来不读书，做事就凭直觉。而笔者写的文章是2016年9月就寄出了。

　　如果在国际战略博弈的过程中，某一方顶层设计能力卓越，领导层成员大脑思维灵活、敏感，又具有正确的判断力，则根本无须从大数据中广征博引，仅由多位高人居中擘画，即胜券在握矣。古人曰：“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原因即在于此。

　　基于前述两条原因，在大国战略博弈的过程中，仰仗于大数据的智能化搜索全然无济于事，然则显而易见，人工智能技术缺乏立足的余地了。

　　当年笔者进入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军备控制中心，与本中心主任刘易斯教授保持着最密切的合作关系，一起联名著述所有的学术专著及学术论文。本中心是美国大学中规模最大的智库。笔者在本中心工作35年期间，自然浸润于国际关系领域，频繁地出席研讨国际热点问题的学术会议。每当某个国际热点问题出现以后，诸如海湾战争、苏联解体、朝核危机、台海风云、伊拉克之战、美中关系恶化、南海争执等以及中国国内政情迭次变动，众多专家、教授热烈地参与讨论其未来走向。

　　这么多年以来，本中心举行了无数次学术研讨会。笔者可以坦率地指出，却尚未有一位资深专家就某个热点问题的未来走向作出过一次准确的预判。由此可见，且不说人工智能未来是否真的能与人类相比，即使未来人工智能达到了斯坦福大学知名教授的水平，是否就能对国家或企业集团的大计方针的制定起到有益的作用呢?

　　综上所述，笔者可以断言：在可以预期的未来，人工智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作者系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科学家（Research Scientist），原题《论人工智能技术对科技产业和决策的冲击》

　　当下世界各国民众纷纷热议人工智能产品ChatGPT。或谓在信息时代之后，OpenAI等公司的后续产品将对科技乃至产业社会的发展构成巨大的甚至颠覆性的冲击，从而开启人工智能时代，甚至会进而在国家和产业集团的决策程序上映射出来。这一热议正在一浪接着一浪地展开，涟漪所至，无远弗届。

　　ChatGPT是崭新的人工智能产品。由于它还不是应用型的智能产品，一时尚未体现出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然而，它作为基础性的智能产品，自然起到了开创性的引领作用，象征着未来技术发展的大方向，辐射面广博而深远。它可能获得类似于当年苹果公司产品iPhone在手机行业的历史地位。各方无论如何不能低估人工智能产品的发展速度和能量。这是毋庸置疑的。

　　当然，ChatGPT的功能与表现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局限性。过去十多天，笔者在电脑上频繁地与ChatGPT进行了问答式的交流。在交流中，ChatGPT并没有显示什么不同凡响的人工智能，其搜索功能则大不如Google。面对稍微复杂的问题，ChatGPT的答复具有特色：或者避而不答，一推二五六;或者建议提问者去搜索引擎查看;或者讲些模棱两可的话，显得四平八稳;关于重大历史事件尤其是关键人物的评价，则不会出言不逊，以致开罪一方。ChatGPT在问答中显示，其人工智能仍旧立足于若干应答式套语以及大数据的归纳总结，尚未具有惊世骇俗的技术突破。

　　就各国民众而言，当前与ChatGPT进行问答式的交流，多数是出于好奇心理，才会时不时与此软件进行对话。可是，在不久的未来，倘若各国民众仍然有兴趣与ChatGPT持续进行认真的对话，则不是出于浓厚的个人兴趣，“智能共欣赏，异议相与析“，就是急于寻觅摆脱自身面对的窘境的途径，从而敦请ChatGPT指点迷津。

　　假如ChatGPT以及类似的后续版本没有革命性的升级换代，充其量仅是一种聊胜于无的对话工具而已，民众对其感到的兴趣难免会剧降热度。这一可能性是客观存在的。

　　如今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前景摆明在人类面前。事已至此，人类社会应该怎么对待这一新的事态发展呢?首先，需要对人类的智能与人工智能做一番比较。

　　人工智能的记忆和运算能力无比强大，与人类根本不处在一个数量级上。人类会频频犯错，人工智能犯错率极低。因此，人工智能在对事物进行总结、归纳时自然有其优势。可是，与人类相比，人工智能在分析、联想等方面却有显著的不足之处。此外，人类有激情、共情和信仰，更有潜能，而计算机却呈现无情、冷漠，没有信仰，也没有潜能。鉴此，人类可以有跨越性的进展，与人类相比，人工智能却很难迈出跨越性的一步。

　　至于今后OpenAI等公司开发的后续产品是否会对科技乃至产业社会构成颠覆性的冲击，进而会在国家和产业集团的决策机制上映射出来呢?笔者基于下述理由，认为至少在可以预期的未来，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尚不至于构成如此巨大的冲击：

　　其一，若论以ChatGPT为先驱的人工智能产品，说到底，电脑强劲的搜索功能是构成其人工智能的一个有力的支撑。众所周知，搜索功能的智能化离不开大数据，大数据的核心用途就是其预测功能和水平。

　　然而，正是大数据用于预测的功能和水平的局限性，恰恰制约了人工智能技术对科技乃至产业社会构成颠覆性冲击的能力。这个说法似乎有些不合时宜。然则，为什么笔者要揭櫫这一观点呢?

　　须知，大数据乃是基于广大民众在各个层面的认知、需求和希冀从而搜索、分析、综合形成的。显而易见，有力而适度地运用大数据，有助于相对准确地预测社会时尚、消费市场、各产业动态比例的变迁以及适时地调整传染病的防控政策，等等。然而，与此相反，高科技的关键突破及其边际效应的发酵以及产业方向的重大调整，往往并非源于大数据，而是依据于科技怪杰或产业界慧眼的突发奇想及其实际采取的行动所致。

　　其实，这一层原不足为怪。古人曰：“风起于青萍之末，止于草莽之间“，点出了大思潮、大变局往往发源于微细不易察觉之处。在历史上，此类现象层出不穷，似乎已经成为规律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古哲再三强调“防患于未然，消祸于未形”的重要性。

　　科技怪杰或产业界慧眼的微细想法和初始行动不易被察觉，遑论广为民众认知，焉能挤入大数据的法眼呢?既然大数据业已予以排斥，人工智能系统又岂会将其纳入考量之中呢?

　　质言之，昔日的大数据断不能映射当时科技怪杰或产业界慧眼的思绪和行为，而这些思绪和行为却会引导乃至掌控日后大数据的形成。换句话说，当年的大数据并不能真实反映比尔·盖茨、埃隆·马斯克、史蒂夫·乔布斯等引领时代的人类顶端精英的观点和做法，而日后他们的成就及实行的计划却不容置疑地会影响到全球产业链的调整和重组，从而牵动未来大数据的形成。

　　简言之，人工智能立足于智能化搜索，智能化搜索仰仗于大数据，而大数据仅能反映广大民众在各个层面的认知、需求和希冀，却难以充分反映甚至排斥科技怪杰或产业界慧眼的先知先觉。既然人工智能对未来社会精英的真知灼见具有先天性的排斥感，焉能对科技乃至产业社会构成颠覆性的冲击呢?

　　其二，至于在大国战略博弈的过程中，自从某一重大谋略的酝酿成形乃至决策层形成统一认识以及跨部门实行有机协调的复杂过程中，人工智能作为工具性使用的价值更是呈现边缘化，不值得一提了。其主要原因不外乎以下两条：

　　一是按照逻辑思维，科学决策的前提乃是根据我方和对方的近远期战略意图以及最新发生的动态变化，结合国际关系史上类似状况的经验和教训，在自上而下、再自下而上的程序中，集思广益，须经过酝酿、成形及论证的复杂过程。无论古今中外，此条规则对各国领导层均行之有效。

　　如前所述，人工智能立足于智能化搜索，而智能化搜索仰仗于大数据。 有鉴于此，人工智能充其量仅能真实反映国际关系史上类似事件的经验和教训，在大国战略博弈的其他环节中就无能为力了。高明的战略家自然大开大合，在决策上不落窠臼，岂会墨守成规，等待对方按照过去的规律对我方瓮中捉鳖呢?症结乃在于，战略博弈的要点往往就是反其道而行之，所谓“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

　　约2500年前，伟大的战略家孙子对此做了总结。《孙子兵法·虚实篇》揭示：“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此即一个谋略手段运用之后，第二次就不再运用了。谋略的精髓在于方法和手段决不是一成不变的。

　　由此可见，人工智能立足于智能化搜索，其作用仅是提供历史上类似事件的经验和教训，供决策者参考而已，全然无关乎原创性的、灵犀在心的谋略策划。倘若高估人工智能在战略博弈中所起的作用，不免自贻伊戚。

　　二是大国展开战略博弈后，在双方较量、角力的过程中，自然关键在于战略谋划。战略谋划之精髓，運用之妙 ，存乎一心。看似双方以综合国力及国际话语权为后盾，倾力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一场博弈，其实也就是双方领导层在大脑思维上的较量、角力，关乎长期培育的顶层设计能力。

　　论及顶层设计能力，仅涉及领导层成员及其智囊班底的大脑思维是否灵活、敏感及其判断力是否正确。这方面，其实与领导层是否拥有先进的技术设备并没有什么关联。在政治、军事、科学、经济、教育诸领域中，与技术关联最紧密的当推军事。

　　可是，即使在军事领域，是否拥有先进的指挥、通讯、情报装备与军事较量结果的关系，也仅体现在诸军兵种联合作战中的战役、战术层面。至于军事战略方针是否合宜，军事战略决策是否科学、合理，则主要取决于军政领导层的大脑思维是否活跃、敏感及其判断力是否正确。

　　不惟如此，就个人而言，战略思维能力是否高强，除了上述标准以外，又要看此人是否具有与生俱来的悟性，还存在着微妙的、不可言喻的天人感应的因素。一言以蔽之，在浩瀚无际的宇宙中，人类作为万物之灵，人工智能难以超过人类的智能，更不可能超越高人的智能。

　　无独有偶，与人工智能相比，人类的直觉能力也是一个强项。凡是大政治家、大企业家，与众不同之处，往往就是直觉能力强。毛泽东、邓小平往往就是凭直觉能力做一些事的。

　　高人作为人类顶端精英，往往有非凡的直觉能力，加上他们在紧急时刻发挥的潜能，这可不是人工智能所具备的。人工智能缺乏直觉能力和潜能，也是限制其在大计方针的决策程序上有所作为的因素。

　　聊举一个例子：2016年，在特朗普在准备总统大选之时，笔者撰文分析他可能有超强的直觉能力，或许是他最终胜选的关键之一。直到特朗普赢得大选两个月后，一名美国记者方才发表文章指出，他曾经有近两年与特朗普朝夕相处，发现特朗普从来不读书，做事就凭直觉。而笔者写的文章是2016年9月就寄出了。

　　如果在国际战略博弈的过程中，某一方顶层设计能力卓越，领导层成员大脑思维灵活、敏感，又具有正确的判断力，则根本无须从大数据中广征博引，仅由多位高人居中擘画，即胜券在握矣。古人曰：“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原因即在于此。

　　基于前述两条原因，在大国战略博弈的过程中，仰仗于大数据的智能化搜索全然无济于事，然则显而易见，人工智能技术缺乏立足的余地了。

　　当年笔者进入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军备控制中心，与本中心主任刘易斯教授保持着最密切的合作关系，一起联名著述所有的学术专著及学术论文。本中心是美国大学中规模最大的智库。笔者在本中心工作35年期间，自然浸润于国际关系领域，频繁地出席研讨国际热点问题的学术会议。每当某个国际热点问题出现以后，诸如海湾战争、苏联解体、朝核危机、台海风云、伊拉克之战、美中关系恶化、南海争执等以及中国国内政情迭次变动，众多专家、教授热烈地参与讨论其未来走向。

　　这么多年以来，本中心举行了无数次学术研讨会。笔者可以坦率地指出，却尚未有一位资深专家就某个热点问题的未来走向作出过一次准确的预判。由此可见，且不说人工智能未来是否真的能与人类相比，即使未来人工智能达到了斯坦福大学知名教授的水平，是否就能对国家或企业集团的大计方针的制定起到有益的作用呢?

　　综上所述，笔者可以断言：在可以预期的未来，人工智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作者系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和合作中心研究科学家（Research Scientist），原题《论人工智能技术对科技产业和决策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