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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俄乌战争的多重危机
俄乌战争的结局,以及它将如何和何时出现仍然是未知。然而,战争引发的多重危机(能源和粮食不安全、通货膨胀、经济放缓)循环,可能正使西方产生“乌克兰疲劳”,威胁到至关重要的支持。随着冬季来临,战事放缓,普京无疑会强化他的消耗战略,攻击乌克兰的能源和水利基础设施,试图在他的损失迫使他接受某种程度的失败之前,让乌克兰无法正常运转而崩溃。自2月24日以来,基辅收复了南部的赫尔松和东北部的顿巴斯部分地区——超过莫斯科曾经占领的50%的土地——加强了自己的实力。通过谈判达成解决方案——甚至是停火和稳定的停战协议——还为时过早,因为双方都觉得自己能赢。基辅在11月的20国集团会议上发布了十点和平计划。乌克兰要求俄罗斯撤出所有侵占的乌克兰主权领土,并赔偿损失;实际上,它要求普京彻底投降。相互矛盾的因素正在起作用:一方面,基辅要求美国/北约输送更先进的武器,包括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导弹防御系统;与此同时,美国国会一些议员希望遏制对乌克兰的支持。这场战争正在产生多重相互关联的风险:其中包括持续的、陷入僵局的冲突;如果美国/北约向基辅输送更多先进武器以回应普京的轰炸,局势将升级;如果基辅试图占领克里米亚,俄罗斯将使用核武器;随着经济衰退的到来,欧洲出现“乌克兰疲劳”;美国和欧盟在继续向基辅提供军事援助的数量和质量上存在分歧。
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在俄罗斯数月的轰炸后满目疮痍
二、日益严重的粮食危机
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强调指出,饥饿和营养不良之火从中美洲和海地,经过北非、萨赫勒、加纳、中非共和国和南苏丹,然后向东延烧到非洲之角、叙利亚和也门,并延烧到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自2019年以来,面临严重粮食短缺的人数从1.35亿飙升至3.45亿。即使俄乌战争和平解决,未来从乌克兰运来的粮食不再成问题,粮食短缺仍将存在。除了冲突之外,气候变化正在导致更严重的干旱和降水模式的改变,是粮食危机的主要驱动因素,而且在2023年不太可能得到有效缓解。俄乌战争和供应链问题(将作物运往市场和肉类/家禽加工)加剧了柴油和化肥成本的飙升,增加了饲养牲畜和奶牛的成本。由于通货膨胀,人道主义救援的成本正在增加:世界粮食计划署现在在运营成本上的额外支出,原本可以为400万人提供一个月的食物。
三、伊朗的国内动荡和国际对抗
与俄乌战争一样,史无前例的民众抗议可能会造成伊朗的多重危机。美国和(或)以色列与德黑兰爆发新冲突的迹象已经出现。就在几个月前,伊朗核协议还在成功的边缘,现在即使没有破产,也处于中止状态。伊朗正在加速生产接近核弹级别的高浓缩铀(HEU,制造核弹需要纯度至少90%的浓缩铀,而伊朗现在已经拥有60%的浓缩铀),距离拥有足以制造核弹的浓缩铀只有几周的时间,并将在两年或更短的时间内拥有可投放的弹头。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和导弹为走向对抗带来了新因素,并导致对其新的制裁。神权政治的合法性被削弱,史无前例的民众抗议遭到镇压,这增加了不确定性。伊朗可能离一场政治革命只有一步之遥——这会是一个概率低但影响深远的事件。以色列新的极右翼政府和美国的共和党众议院将加大压力,要求轰炸或破坏德黑兰在福尔多的铀浓缩工厂,以及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设施。作为回应,伊朗可能会袭击沙特的石油设施或霍尔木兹湾的油轮,随着冲突升级的风险增加,石油运输会中断。民众抗议推翻神权政体是一个概率低但影响深远的事件,它可能会改变已经动荡不安的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
四、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恶化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警告说,54个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存在“严重的债务问题”。这些国家占全球人口的18%,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人口占50%以上,在全球气候环境最脆弱的50个国家中占28个。从历史上看,债务减免来得“太少也太迟”。偿付能力问题最初常常被误认为是流动性问题,导致长期债务危机,造成严重的经济后果。索马里和津巴布韦等低收入国家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列出的经济困难国家名单中名列前茅,但牛津经济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估计,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将经受住这场风暴,因为它们已经在衰退周期的早期削减了支出。对于到2030年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来说,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严峻的财政状况是一个不祥之兆。相反,到2023年,发展中国家可能会经历更多的贫困,教育进步更难,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更弱。
五、全球债务螺旋式上升
根据国际金融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Finance)的数据,非金融企业的债务(88万亿美元,约占全球GDP的98%),以及政府、企业和家庭的债务总和(到2022年第三季度将达到290万亿美元)在过去四到五年间一直在增加。数年的低利率(在某些情况下是负利率)助长了宽松货币政策,可以解释这种情况为何会出现。尽管总量略有下降,但加息、美元走强、欧洲经济衰退、中国经济疲软以及乌克兰局势的不确定性等多重危机很可能引发另一场区域甚至全球金融危机。债务规模远高于2007-08年金融危机期间,经合组织主要国家的财政状况更为严峻。更令人不安的是国际合作水平的下降,远不如2008年。共和党控制的美国国会不太可能批准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防止违约和重新安排债务所需的资源,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但意大利也可能如此。20国集团在2007-08年金融危机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从11月在巴厘岛举行的20国集团会议来看,在管理债务方面的协调努力还不够。作为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债权国,中国更倾向于双边管理债务,而美中关系紧张表明,北京不太可能像2008年那样与华盛顿合作。一个或多个发展中国家或意大利的违约威胁,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式的企业倒闭,或者俄乌战争升级到核层面的恐慌,都可能引发一场新的重大金融危机。
六、全球合作愈发艰难
随着大国竞争的加剧,从气候变化到最不发达国家债务 (LDC) ,再到太空碎片问题,各国难以在共同的全球性问题上达成合作。世贸组织总干事恩戈齐·奥孔约-伊维拉最近警告称,多边贸易体制正严重受损,尽管大国保护主义和自给自足努力的代价将减缓所有国家的经济增长。其他机构也被证明是无效的:20国集团在化解孟加拉国、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受冲击最严重的国家日益严重的债务危机方面行动迟缓,而世界银行(World Bank)因没有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更多资金而受到发展中国家的严厉批评。如果多边机构不采取更多行动来应对今天的挑战,二战后西方自由秩序的合法性将受到侵蚀,特别是在许多全球南方国家看来,这些国家现在看到自己快速经济发展的机会正在减少。经济民族主义导致全球制度改革失败的另一个后果是国际秩序分裂为区域集群和低效的竞争性规范和标准。多边体系的崩溃只会增加更严重的贫困、民族主义和冲突的风险。
七、技术发展的极化和碎片化
波士顿咨询集团估计,如果大国试图像拜登政府所希望的那样,在半导体领域实现全面自给自足,前期投资可能达到1万亿美元,芯片成本将增加35%至65%。随着中美科技战升温,中国将无法获得许多外国产品,需要用中国制造的产品来替代,从而削弱其遵守全球标准的动力。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的一项研究发现,在对81项正在开发的技术进行检查后发现,中国迄今为止使用的全球标准超过了90%。在许多情况下,中国政府一直依赖外国跨国公司提供所需投入的20%至40%。由于半导体在所有消费品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不仅仅是电子产品或高端技术设备,所有制造业产品的市场可能会随着更高的成本(通胀因素)和更少的消费者选择而分化。从长期来看,如果世界经济分裂为西方和中国两大独立集团,全球GDP将至少下降5%——据世贸组织称,这比2007-08年金融危机造成的损失还要严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模型显示,“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前景将变得暗淡,一些国家的福利损失将达到两位数。”
八、气候变化的影响日益严重
第27届联合国气候大会(COP27)以更多的挫败感而非成就感结束。石油生产国阻止了逐步淘汰化石燃料的呼吁,尽管将气温上升限制在1.5摄氏度以内仍是一个目标。大多数科学家认为,全球气温将很快达到1.5摄氏度的升幅,除非各国承诺将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削减43%,否则全球气温将最终上升2.2摄氏度。更热的气候意味着更大范围的干旱和洪水,以及降水模式的危险变化,这将破坏农业产量。COP27会议上的些许亮点是达成了一项新的“损失与损害”基金,以帮助发展中国家支付气候变化影响的成本。然而,对于工业化国家将承诺提供多少资金,会议没有作出决定。西方国家已经为发展中国家向低碳世界转型提供了财政援助,但它们并没有兑现这些承诺。目前控制众议院的共和党人已经表示,他们不想为其他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买单。欧洲政治向右、民族主义色彩更浓厚的转变,也可能在未来几年危及对“损失与损害”基金的资助。尽管极端天气事件越来越频繁——影响到所有国家,而不仅仅是贫穷国家——但应对气候变化尚未成为西方工业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九、美中关系紧张加剧
尽管在11 月的美中领导人峰会上,两位领导人都发起了稳定关系的努力,但双方在台湾、技术规则和标准、贸易、人权等问题上仍存在根本分歧。贸易、气候和军事对话已经开始初步恢复,但双方不稳定的民族主义可能会破坏任何实质性的成果。到目前为止,北京方面对拜登政府对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芯片和芯片制造设备的出口禁令的回应是向世贸组织提起诉讼,并计划再投资1430亿美元补贴其半导体行业。拜登政府的这些措施旨在遏制中国高端科技的发展。虽然两党都对中国感到反感,但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计划在台湾、贸易和人权问题上采取更加激进的抨击中国的议程,这可能会破坏拜登的议程。尽管我们认为中国试图在2023年或几年后统一台湾的可能性极低,但即将出台的旨在加强与台湾军事和政治联系的《与台湾关系法》将重新点燃争端。稳定两国关系的努力面临严重的阻碍,双边关系可能会脱轨。
十、朝鲜半岛困局加深
平壤不断进行全方位弹道导弹试验(2022年进行86次试验);巡航导弹;具有战术核武器能力的机动中程导弹;洲际弹道导弹是朝鲜议程的一部分,目的是建立一个可生存的二次打击武器库,并为胁迫和可能的攻击提供更多选择。正如美国和韩国政府一直警告的那样,朝鲜为第七次核试验的准备工作已经进行了几个月。平壤和北京之间可能达成的以援助换克制的谅解,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平壤还没有进行这样的试验。然而,如果第七次核试验发生,而中国否决了联合国安理会旨在惩罚朝鲜的制裁措施,美中关系的裂痕可能会进一步加深。平壤的武器库已经远远超过了与美国和韩国相互威慑的需要。金正恩可能会因误判而采取挑衅行动,从而引发危机和(或)南北冲突。
作者简介:马修·巴罗斯(Mathew Burrows)和罗伯特·曼宁(Robert Manning)是美国智库史汀生中心“重塑美国大战略项目”的杰出研究员。本文节选译自《国家利益》网站。
一、俄乌战争的多重危机
俄乌战争的结局,以及它将如何和何时出现仍然是未知。然而,战争引发的多重危机(能源和粮食不安全、通货膨胀、经济放缓)循环,可能正使西方产生“乌克兰疲劳”,威胁到至关重要的支持。随着冬季来临,战事放缓,普京无疑会强化他的消耗战略,攻击乌克兰的能源和水利基础设施,试图在他的损失迫使他接受某种程度的失败之前,让乌克兰无法正常运转而崩溃。自2月24日以来,基辅收复了南部的赫尔松和东北部的顿巴斯部分地区——超过莫斯科曾经占领的50%的土地——加强了自己的实力。通过谈判达成解决方案——甚至是停火和稳定的停战协议——还为时过早,因为双方都觉得自己能赢。基辅在11月的20国集团会议上发布了十点和平计划。乌克兰要求俄罗斯撤出所有侵占的乌克兰主权领土,并赔偿损失;实际上,它要求普京彻底投降。相互矛盾的因素正在起作用:一方面,基辅要求美国/北约输送更先进的武器,包括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导弹防御系统;与此同时,美国国会一些议员希望遏制对乌克兰的支持。这场战争正在产生多重相互关联的风险:其中包括持续的、陷入僵局的冲突;如果美国/北约向基辅输送更多先进武器以回应普京的轰炸,局势将升级;如果基辅试图占领克里米亚,俄罗斯将使用核武器;随着经济衰退的到来,欧洲出现“乌克兰疲劳”;美国和欧盟在继续向基辅提供军事援助的数量和质量上存在分歧。
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在俄罗斯数月的轰炸后满目疮痍
二、日益严重的粮食危机
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强调指出,饥饿和营养不良之火从中美洲和海地,经过北非、萨赫勒、加纳、中非共和国和南苏丹,然后向东延烧到非洲之角、叙利亚和也门,并延烧到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自2019年以来,面临严重粮食短缺的人数从1.35亿飙升至3.45亿。即使俄乌战争和平解决,未来从乌克兰运来的粮食不再成问题,粮食短缺仍将存在。除了冲突之外,气候变化正在导致更严重的干旱和降水模式的改变,是粮食危机的主要驱动因素,而且在2023年不太可能得到有效缓解。俄乌战争和供应链问题(将作物运往市场和肉类/家禽加工)加剧了柴油和化肥成本的飙升,增加了饲养牲畜和奶牛的成本。由于通货膨胀,人道主义救援的成本正在增加:世界粮食计划署现在在运营成本上的额外支出,原本可以为400万人提供一个月的食物。
三、伊朗的国内动荡和国际对抗
与俄乌战争一样,史无前例的民众抗议可能会造成伊朗的多重危机。美国和(或)以色列与德黑兰爆发新冲突的迹象已经出现。就在几个月前,伊朗核协议还在成功的边缘,现在即使没有破产,也处于中止状态。伊朗正在加速生产接近核弹级别的高浓缩铀(HEU,制造核弹需要纯度至少90%的浓缩铀,而伊朗现在已经拥有60%的浓缩铀),距离拥有足以制造核弹的浓缩铀只有几周的时间,并将在两年或更短的时间内拥有可投放的弹头。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和导弹为走向对抗带来了新因素,并导致对其新的制裁。神权政治的合法性被削弱,史无前例的民众抗议遭到镇压,这增加了不确定性。伊朗可能离一场政治革命只有一步之遥——这会是一个概率低但影响深远的事件。以色列新的极右翼政府和美国的共和党众议院将加大压力,要求轰炸或破坏德黑兰在福尔多的铀浓缩工厂,以及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设施。作为回应,伊朗可能会袭击沙特的石油设施或霍尔木兹湾的油轮,随着冲突升级的风险增加,石油运输会中断。民众抗议推翻神权政体是一个概率低但影响深远的事件,它可能会改变已经动荡不安的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
四、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恶化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警告说,54个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存在“严重的债务问题”。这些国家占全球人口的18%,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人口占50%以上,在全球气候环境最脆弱的50个国家中占28个。从历史上看,债务减免来得“太少也太迟”。偿付能力问题最初常常被误认为是流动性问题,导致长期债务危机,造成严重的经济后果。索马里和津巴布韦等低收入国家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列出的经济困难国家名单中名列前茅,但牛津经济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估计,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将经受住这场风暴,因为它们已经在衰退周期的早期削减了支出。对于到2030年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来说,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严峻的财政状况是一个不祥之兆。相反,到2023年,发展中国家可能会经历更多的贫困,教育进步更难,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更弱。
五、全球债务螺旋式上升
根据国际金融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Finance)的数据,非金融企业的债务(88万亿美元,约占全球GDP的98%),以及政府、企业和家庭的债务总和(到2022年第三季度将达到290万亿美元)在过去四到五年间一直在增加。数年的低利率(在某些情况下是负利率)助长了宽松货币政策,可以解释这种情况为何会出现。尽管总量略有下降,但加息、美元走强、欧洲经济衰退、中国经济疲软以及乌克兰局势的不确定性等多重危机很可能引发另一场区域甚至全球金融危机。债务规模远高于2007-08年金融危机期间,经合组织主要国家的财政状况更为严峻。更令人不安的是国际合作水平的下降,远不如2008年。共和党控制的美国国会不太可能批准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防止违约和重新安排债务所需的资源,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但意大利也可能如此。20国集团在2007-08年金融危机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但从11月在巴厘岛举行的20国集团会议来看,在管理债务方面的协调努力还不够。作为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债权国,中国更倾向于双边管理债务,而美中关系紧张表明,北京不太可能像2008年那样与华盛顿合作。一个或多个发展中国家或意大利的违约威胁,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式的企业倒闭,或者俄乌战争升级到核层面的恐慌,都可能引发一场新的重大金融危机。
六、全球合作愈发艰难
随着大国竞争的加剧,从气候变化到最不发达国家债务 (LDC) ,再到太空碎片问题,各国难以在共同的全球性问题上达成合作。世贸组织总干事恩戈齐·奥孔约-伊维拉最近警告称,多边贸易体制正严重受损,尽管大国保护主义和自给自足努力的代价将减缓所有国家的经济增长。其他机构也被证明是无效的:20国集团在化解孟加拉国、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受冲击最严重的国家日益严重的债务危机方面行动迟缓,而世界银行(World Bank)因没有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更多资金而受到发展中国家的严厉批评。如果多边机构不采取更多行动来应对今天的挑战,二战后西方自由秩序的合法性将受到侵蚀,特别是在许多全球南方国家看来,这些国家现在看到自己快速经济发展的机会正在减少。经济民族主义导致全球制度改革失败的另一个后果是国际秩序分裂为区域集群和低效的竞争性规范和标准。多边体系的崩溃只会增加更严重的贫困、民族主义和冲突的风险。
七、技术发展的极化和碎片化
波士顿咨询集团估计,如果大国试图像拜登政府所希望的那样,在半导体领域实现全面自给自足,前期投资可能达到1万亿美元,芯片成本将增加35%至65%。随着中美科技战升温,中国将无法获得许多外国产品,需要用中国制造的产品来替代,从而削弱其遵守全球标准的动力。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的一项研究发现,在对81项正在开发的技术进行检查后发现,中国迄今为止使用的全球标准超过了90%。在许多情况下,中国政府一直依赖外国跨国公司提供所需投入的20%至40%。由于半导体在所有消费品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不仅仅是电子产品或高端技术设备,所有制造业产品的市场可能会随着更高的成本(通胀因素)和更少的消费者选择而分化。从长期来看,如果世界经济分裂为西方和中国两大独立集团,全球GDP将至少下降5%——据世贸组织称,这比2007-08年金融危机造成的损失还要严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模型显示,“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经济体的增长前景将变得暗淡,一些国家的福利损失将达到两位数。”
八、气候变化的影响日益严重
第27届联合国气候大会(COP27)以更多的挫败感而非成就感结束。石油生产国阻止了逐步淘汰化石燃料的呼吁,尽管将气温上升限制在1.5摄氏度以内仍是一个目标。大多数科学家认为,全球气温将很快达到1.5摄氏度的升幅,除非各国承诺将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削减43%,否则全球气温将最终上升2.2摄氏度。更热的气候意味着更大范围的干旱和洪水,以及降水模式的危险变化,这将破坏农业产量。COP27会议上的些许亮点是达成了一项新的“损失与损害”基金,以帮助发展中国家支付气候变化影响的成本。然而,对于工业化国家将承诺提供多少资金,会议没有作出决定。西方国家已经为发展中国家向低碳世界转型提供了财政援助,但它们并没有兑现这些承诺。目前控制众议院的共和党人已经表示,他们不想为其他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买单。欧洲政治向右、民族主义色彩更浓厚的转变,也可能在未来几年危及对“损失与损害”基金的资助。尽管极端天气事件越来越频繁——影响到所有国家,而不仅仅是贫穷国家——但应对气候变化尚未成为西方工业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九、美中关系紧张加剧
尽管在11 月的美中领导人峰会上,两位领导人都发起了稳定关系的努力,但双方在台湾、技术规则和标准、贸易、人权等问题上仍存在根本分歧。贸易、气候和军事对话已经开始初步恢复,但双方不稳定的民族主义可能会破坏任何实质性的成果。到目前为止,北京方面对拜登政府对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芯片和芯片制造设备的出口禁令的回应是向世贸组织提起诉讼,并计划再投资1430亿美元补贴其半导体行业。拜登政府的这些措施旨在遏制中国高端科技的发展。虽然两党都对中国感到反感,但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计划在台湾、贸易和人权问题上采取更加激进的抨击中国的议程,这可能会破坏拜登的议程。尽管我们认为中国试图在2023年或几年后统一台湾的可能性极低,但即将出台的旨在加强与台湾军事和政治联系的《与台湾关系法》将重新点燃争端。稳定两国关系的努力面临严重的阻碍,双边关系可能会脱轨。
十、朝鲜半岛困局加深
平壤不断进行全方位弹道导弹试验(2022年进行86次试验);巡航导弹;具有战术核武器能力的机动中程导弹;洲际弹道导弹是朝鲜议程的一部分,目的是建立一个可生存的二次打击武器库,并为胁迫和可能的攻击提供更多选择。正如美国和韩国政府一直警告的那样,朝鲜为第七次核试验的准备工作已经进行了几个月。平壤和北京之间可能达成的以援助换克制的谅解,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平壤还没有进行这样的试验。然而,如果第七次核试验发生,而中国否决了联合国安理会旨在惩罚朝鲜的制裁措施,美中关系的裂痕可能会进一步加深。平壤的武器库已经远远超过了与美国和韩国相互威慑的需要。金正恩可能会因误判而采取挑衅行动,从而引发危机和(或)南北冲突。
作者简介:马修·巴罗斯(Mathew Burrows)和罗伯特·曼宁(Robert Manning)是美国智库史汀生中心“重塑美国大战略项目”的杰出研究员。本文节选译自《国家利益》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