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金麦芝：在人性与政治的张力之间，戈尔巴乔夫是“圣愚”吗？

　　俄罗斯民间文化里有“圣愚”(Holy Fool)崇拜现象。这源自与传统社会格格不入的东正教“圣愚”人物。“圣愚”人物说的是真话，尽管在别人听起来像是胡说八道。“圣愚”在人生中跌跌撞撞，却是一种失败的成功。“圣愚”也能成为先知。与其他人都专注于现实世界不同，“圣愚”能凭直觉感知世界的真面，也许还能感知世界未来的样子。大智若愚，大愚若智。

戈尔巴乔夫2001年4月在华盛顿特区

　　8月30日去世的91岁的前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有可能被视为“圣愚”。他与他1931年出生的传统苏联社会格格不入，这恰恰是因为他是如此真诚的苏联人——而且他从未停止过对苏联的热忱，即使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也是如此。他讲述了一个关于国际政治的真理，那就是国际政治应该关心人类，而不应仅仅是“各人自扫门前雪”，这个真理在核时代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最大的成功是1980年代末的苏联改革，结果却成了他最大的失败，改革导致了整个苏联帝国的和平革命。戈尔巴乔夫使苏联不复存在。

　　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戈尔巴乔夫并不是一个“圣愚”，因为他绝不是先知。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他确实凭直觉感知了世界的真面。他的乌托邦以耀眼的列宁主义为核心的苏联和和平地从里斯本延伸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欧洲为特色：自由、博爱和平等最终实现。但他并没有凭直觉感知到他的改革实施后的世界。他没有凭直觉预知到苏联的解体。他没有预知到1990年代的欧洲是碎片化的，一些国家加入欧盟，一些加入北约，还有一些在两者之外。他没有预知到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崛起，普京与戈尔巴乔夫一样是苏联人，但对苏联理想主义没有兴趣。普京想要的是苏联(以及俄罗斯)的那种国际权力，而戈尔巴乔夫却不是这样。

　　说到底，戈尔巴乔夫身上的谜团在于作为个人的戈尔巴乔夫和作为政治家戈尔巴乔夫之间的区别。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

　　苏联体制中，一个难得的体面之人

　　在他的巅峰时期，戈尔巴乔夫可能是傲慢的。关于知识分子掌权的研究，他是一个典型的案例，知识分子容易受到时代大思潮诱惑——一直到自我牺牲的地步。尽管如此，戈尔巴乔夫身上所呈现的体面是非同寻常的，而且不仅仅是在罪行与国家权力含混一体的苏联体制中。因为他的体面做法，他会承受其他政客很少会接受的代价。戈尔巴乔夫的傲慢并没有阻止他为原则而牺牲。

　　这种体面本身在世界上将具有历史性意义。戈尔巴乔夫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和平主义者。当1991年1月苏联士兵在立陶宛杀害了14名和平抗议者并打伤140多人时，他使用国家暴力来压制他不赞成的政治倡议。因此，戈尔巴乔夫的体面不在于他拒绝暴力，而在于他拒绝大规模暴力和虚无主义暴力。他本可以使用大规模暴力手段，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选择不使用这些手段来对付波罗的海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东德、匈牙利和波兰的异见人士或分裂运动。他不想让那些苏维埃共和国和卫星国离开。但他还是放过了它们——这是欧洲历史上罕见的礼物。

　　另一个不那么显著但更复杂的礼物是戈尔巴乔夫放弃自己权力的方式。1991年12月，他被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鲍里斯·叶利钦击败。那年早些时候，也就是8月，戈尔巴乔夫被苏联强硬派发动的一场未遂政变削弱，他被软禁起来。政变者的无能注定了阴谋的失败。仅仅几个月后，当叶利钦和他的乌克兰及白俄罗斯的政治伙伴们开始解体苏联时，戈尔巴乔夫最终被迫下台。但戈尔巴乔夫没有召集军队，没有在街头呼吁暴力，也没有在克格勃(KGB)内部寻找效忠他的人以武力维持他的权力。相反，戈尔巴乔夫决定成为苏联解体中的乔治·华盛顿。他表明，和平移交权力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不像约瑟夫·斯大林和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这样的苏联领导人，也不像普京，戈尔巴乔夫认为最好不要死在办公室里。对于那些拥有权力的人来说，不惜一切代价紧握权力不放并不是什么好的选择。

　　他留下了俄乌战争的历史线索?

　　戈尔巴乔夫是一个体面正派的人，但他同样是个糟糕透顶的政治家。尽管戈尔巴乔夫自信满满，才智出众，举止端庄，但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以维护一种对苏联的实际运作几乎不起作用的列宁主义为名，采取了一系列导致迅速失控的行动。在为了拯救苏联而给予个人和团体更大的自由之后，他不得不看着他们利用这种自由来破坏苏联。他不了解他统治的人民的动机。他不理解他们的民族主义。他不理解他们的犬儒主义。他不理解“强制力”在维持苏联运转中所起的作用，因此他对通过他任期内的流行词“公开性”(glasnost，开放)和“改革”(perestroika，重组)来削弱这种“强制力”会发生什么的认识也很天真。

　　不能把普京在乌克兰发动的可怕战争归咎于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可能在公开反对他不喜欢的普京时态度不一，但他不会打这些战争。然而，戈尔巴乔夫确实要为一系列作为普京发动战争的先决条件的情况以及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灾难性状态承担责任。没有足够政治才能的戈尔巴乔夫在东欧和中欧制造了巨大的权力真空。他对这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没有长远的规划和愿景。他太正派了，不愿让其处于莫斯科的掌控之下，不愿让其太苏联化了，也不愿就其他安排进行谈判，因此他只是被随之而来的混乱所冲昏了头脑。

　　1991年，戈尔巴乔夫被迫下台，在这些地区留下的权力真空给俄罗斯和西方都带来了问题。普京将这一权力真空解读为俄罗斯的损失，普京在这方面代表了许多俄罗斯人的看法。普京认为，俄罗斯失去的东西必须重新夺回——必要时通过军事力量。2008年在格鲁吉亚，2014年在乌克兰，普京在苏联解体后不到20年的时间里发动了继承苏联权力的战争。在西方，戈尔巴乔夫的权力真空期大多被解读为西方的收获，而1991年大批新独立的国家证实了这一论点。但是，如果西方在上世纪90年代就为欧洲制定出一套可行的安全架构，如果它真正看清楚戈尔巴乔夫留下的权力真空，那么今天的乌克兰就不会发生战争。北约和欧盟填补了大部分的权力真空，但并不是所有，在空隙中，一场新的冷战已经形成。

　　对政治家戈尔巴乔夫的批评不能掩盖对戈尔巴乔夫本人的赞赏。他当然不那么神圣，也不是那么愚蠢。尽管许多俄罗斯人对他嗤之以鼻，但他不是恶人。正如哈姆雷特谈到他已故的国王父亲时说的那样：“他是一个堂堂男子;整个说起来，我再也见不到像他那样的人了。”

　　作者简介：迈克尔·金麦芝(Michael Kimmage)，美国天主教大学历史学教授，德国马歇尔基金会访问学者。2014年至2016年，他在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任职，负责俄罗斯/乌克兰事务。本文译自《外交事务》网站。

　　俄罗斯民间文化里有“圣愚”(Holy Fool)崇拜现象。这源自与传统社会格格不入的东正教“圣愚”人物。“圣愚”人物说的是真话，尽管在别人听起来像是胡说八道。“圣愚”在人生中跌跌撞撞，却是一种失败的成功。“圣愚”也能成为先知。与其他人都专注于现实世界不同，“圣愚”能凭直觉感知世界的真面，也许还能感知世界未来的样子。大智若愚，大愚若智。

戈尔巴乔夫2001年4月在华盛顿特区

　　8月30日去世的91岁的前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有可能被视为“圣愚”。他与他1931年出生的传统苏联社会格格不入，这恰恰是因为他是如此真诚的苏联人——而且他从未停止过对苏联的热忱，即使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也是如此。他讲述了一个关于国际政治的真理，那就是国际政治应该关心人类，而不应仅仅是“各人自扫门前雪”，这个真理在核时代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最大的成功是1980年代末的苏联改革，结果却成了他最大的失败，改革导致了整个苏联帝国的和平革命。戈尔巴乔夫使苏联不复存在。

　　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戈尔巴乔夫并不是一个“圣愚”，因为他绝不是先知。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他确实凭直觉感知了世界的真面。他的乌托邦以耀眼的列宁主义为核心的苏联和和平地从里斯本延伸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欧洲为特色：自由、博爱和平等最终实现。但他并没有凭直觉感知到他的改革实施后的世界。他没有凭直觉预知到苏联的解体。他没有预知到1990年代的欧洲是碎片化的，一些国家加入欧盟，一些加入北约，还有一些在两者之外。他没有预知到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崛起，普京与戈尔巴乔夫一样是苏联人，但对苏联理想主义没有兴趣。普京想要的是苏联(以及俄罗斯)的那种国际权力，而戈尔巴乔夫却不是这样。

　　说到底，戈尔巴乔夫身上的谜团在于作为个人的戈尔巴乔夫和作为政治家戈尔巴乔夫之间的区别。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人。

　　苏联体制中，一个难得的体面之人

　　在他的巅峰时期，戈尔巴乔夫可能是傲慢的。关于知识分子掌权的研究，他是一个典型的案例，知识分子容易受到时代大思潮诱惑——一直到自我牺牲的地步。尽管如此，戈尔巴乔夫身上所呈现的体面是非同寻常的，而且不仅仅是在罪行与国家权力含混一体的苏联体制中。因为他的体面做法，他会承受其他政客很少会接受的代价。戈尔巴乔夫的傲慢并没有阻止他为原则而牺牲。

　　这种体面本身在世界上将具有历史性意义。戈尔巴乔夫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和平主义者。当1991年1月苏联士兵在立陶宛杀害了14名和平抗议者并打伤140多人时，他使用国家暴力来压制他不赞成的政治倡议。因此，戈尔巴乔夫的体面不在于他拒绝暴力，而在于他拒绝大规模暴力和虚无主义暴力。他本可以使用大规模暴力手段，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选择不使用这些手段来对付波罗的海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东德、匈牙利和波兰的异见人士或分裂运动。他不想让那些苏维埃共和国和卫星国离开。但他还是放过了它们——这是欧洲历史上罕见的礼物。

　　另一个不那么显著但更复杂的礼物是戈尔巴乔夫放弃自己权力的方式。1991年12月，他被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鲍里斯·叶利钦击败。那年早些时候，也就是8月，戈尔巴乔夫被苏联强硬派发动的一场未遂政变削弱，他被软禁起来。政变者的无能注定了阴谋的失败。仅仅几个月后，当叶利钦和他的乌克兰及白俄罗斯的政治伙伴们开始解体苏联时，戈尔巴乔夫最终被迫下台。但戈尔巴乔夫没有召集军队，没有在街头呼吁暴力，也没有在克格勃(KGB)内部寻找效忠他的人以武力维持他的权力。相反，戈尔巴乔夫决定成为苏联解体中的乔治·华盛顿。他表明，和平移交权力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不像约瑟夫·斯大林和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这样的苏联领导人，也不像普京，戈尔巴乔夫认为最好不要死在办公室里。对于那些拥有权力的人来说，不惜一切代价紧握权力不放并不是什么好的选择。

　　他留下了俄乌战争的历史线索?

　　戈尔巴乔夫是一个体面正派的人，但他同样是个糟糕透顶的政治家。尽管戈尔巴乔夫自信满满，才智出众，举止端庄，但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以维护一种对苏联的实际运作几乎不起作用的列宁主义为名，采取了一系列导致迅速失控的行动。在为了拯救苏联而给予个人和团体更大的自由之后，他不得不看着他们利用这种自由来破坏苏联。他不了解他统治的人民的动机。他不理解他们的民族主义。他不理解他们的犬儒主义。他不理解“强制力”在维持苏联运转中所起的作用，因此他对通过他任期内的流行词“公开性”(glasnost，开放)和“改革”(perestroika，重组)来削弱这种“强制力”会发生什么的认识也很天真。

　　不能把普京在乌克兰发动的可怕战争归咎于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可能在公开反对他不喜欢的普京时态度不一，但他不会打这些战争。然而，戈尔巴乔夫确实要为一系列作为普京发动战争的先决条件的情况以及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灾难性状态承担责任。没有足够政治才能的戈尔巴乔夫在东欧和中欧制造了巨大的权力真空。他对这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没有长远的规划和愿景。他太正派了，不愿让其处于莫斯科的掌控之下，不愿让其太苏联化了，也不愿就其他安排进行谈判，因此他只是被随之而来的混乱所冲昏了头脑。

　　1991年，戈尔巴乔夫被迫下台，在这些地区留下的权力真空给俄罗斯和西方都带来了问题。普京将这一权力真空解读为俄罗斯的损失，普京在这方面代表了许多俄罗斯人的看法。普京认为，俄罗斯失去的东西必须重新夺回——必要时通过军事力量。2008年在格鲁吉亚，2014年在乌克兰，普京在苏联解体后不到20年的时间里发动了继承苏联权力的战争。在西方，戈尔巴乔夫的权力真空期大多被解读为西方的收获，而1991年大批新独立的国家证实了这一论点。但是，如果西方在上世纪90年代就为欧洲制定出一套可行的安全架构，如果它真正看清楚戈尔巴乔夫留下的权力真空，那么今天的乌克兰就不会发生战争。北约和欧盟填补了大部分的权力真空，但并不是所有，在空隙中，一场新的冷战已经形成。

　　对政治家戈尔巴乔夫的批评不能掩盖对戈尔巴乔夫本人的赞赏。他当然不那么神圣，也不是那么愚蠢。尽管许多俄罗斯人对他嗤之以鼻，但他不是恶人。正如哈姆雷特谈到他已故的国王父亲时说的那样：“他是一个堂堂男子;整个说起来，我再也见不到像他那样的人了。”

　　作者简介：迈克尔·金麦芝(Michael Kimmage)，美国天主教大学历史学教授，德国马歇尔基金会访问学者。2014年至2016年，他在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任职，负责俄罗斯/乌克兰事务。本文译自《外交事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