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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倍晋三成为首相之前的几年里,日本在多次打击下发展迟缓。经济高速增长的岁月早已过去,冷战的结束让人们对美日同盟的持久性产生了怀疑,而东京对1991年海湾战争的笨拙反应让日本被广泛认为是国际秩序的搭便车者。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以及朝鲜退出《核不扩散条约》后,朝核问题的加剧,东北亚地区“山雨欲来”。
2022年7月,台北,一位女士吊唁遇刺身亡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面对这些挑战,安倍成为日本为数不多的那种领导人,他不仅洞察着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而且对自己国家在其中的角色有了明确的定位,并与日本的伙伴一起努力渡过难关。许多日本国内和邻国的人都支持安倍保守的外交政策愿景:日本“回来了”!然而,安倍的一些同胞和邻国对他有时表现出的极端民族主义感到不安,他们不愿让一个逃避战争历史教训的日本“回归”。被迫在保守的安保政策目标和保守的民族主义之间做选择的安倍做出了妥协。从他所具备的远见、精明和应变能力看,日本失去了一位在时代巨变中积极塑造政策议程的强大领导人。他的逝去引发了关于他的愿景是否能实现的疑问。
远见卓识
7月8日,他在奈良市遇刺身亡。此前,安倍是日本最年轻、在位时间最长的首相。在一个以诸多短任期的、容易被遗忘的首相而闻名的国家,他从2012年到2020年连续执政了近8年(2006年至2007年是短暂的第一任期)。在国内,他的政策和改革被称为“安倍经济学”(Abenomics),旨在恢复日本的经济活力,并在早期取得了成功。(日本仍然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也是关键的技术领导者。)安倍还因解决日本的性别不平等问题而闻名;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将日本的性别平等排名在153个国家中仅排在第120位,这令人遗憾。他关于帮助女性“发光”的言论盖过了他在更广泛的社会和日本政治中所做努力的有限结果。但他对“女性经济学”的关注,凸显了一个多数日本领导人惯于忽视的重要问题。
外交是安倍政治遗产最为显著的领域。如今,大国竞争主导着华盛顿内外的对话。很多人可能不记得,二十年前,当安倍开始阐述他的外交政策愿景时,从对中国实力走向、领土修正主义到对国际秩序的野心,他的卓识远见超出许多日本和全球领导人,更不用提一般的日本民众。当安倍提出“印太地区安全”概念时,“印太”这个概念还不存在。安倍不仅提出了这个想法(它现在是日本和美国战略思想的基础),他还认识到,中国对该地区的挑战将需要日本的政策发生重大转变。
战后日本的安全政策以“吉田主义”为基础,以其设计者吉田茂首相的名字命名。根据这一原则,日本集中精力重建经济,同时依赖美国满足其安全需求。美日同盟(1951年签署并于1960年续签)带来了巨大的代价和风险:例如,日本有可能卷入美苏之间的核战争。日本向美国提供了军事基地,同时向美国支付了补贴,并接受了外国军事存在给当地带来的不安全感,如当地妇女被强奸、事故、环境破坏等。不过,美日同盟也让日本把防卫责任推给了美国。
日本的军费支出仅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这大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考虑到日本的财富,这是很了不起的。在冷战期间,这种不平衡的联盟发挥了作用。苏联的经济规模从来没有超过美国的三分之一,莫斯科把大部分军事力量集中在欧洲。
冷战的结束给日本的安全环境带来了新的风险。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使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将其新财富用于提高海上军事能力,同时采取更强硬的地区军事姿态。几年前,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进行的一项全面研究警告称,中国在军事上的先进传感器、武器平台,以及现在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海军,正在侵蚀美国向该地区派遣飞机和水面舰艇的能力。事实上,正如美国前海军高级官员托马斯·舒加特所说,“如果当前趋势没有重大变化”,中国应该会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内“在该地区占据军事主导地位”。
为了应对这些变化,安倍意识到日本的安全政策也需要改变。他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修改日本宪法。日本宪法第九条禁止日本拥有军事力量或使用军事手段来解决国际问题。然而,由于民众对第九条的强烈支持,安倍从未实现这一目标。相反,在2015年的国家安全立法中,安倍推动了官方对宪法的“重新解释”,这将允许日本与美国和其他伙伴开展更大的安全合作。
正如日本问题专家、安倍传记作家托拜厄斯·哈里斯(Tobias Harris)所指出的那样,安倍精心策划了日本政策的许多其他重要变化,增加了国防开支,建立了日本此前缺乏的“国家安全”。安倍政府通过了一项法律,加大了对泄露国家机密的惩罚力度,同时成立了一个由秘书处支持的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将重大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制定工作移交给了首相办公室。这些举措是否让日本更加安全?反对扩大军事动员并担心秘密法被用来压制政治反对派的批评人士说,不。但没有人会质疑安倍作为一个引人注目、一以贯之的安全愿景的设计师的深远影响力。
政治家手腕
安倍在改革日本安全政策的同时,也致力于加强美日同盟。他对日本领导受到华盛顿的支持,华盛顿长期以来一直敦促日本发挥更大作用。联合军事计划和训练不断深化,正如政治学家萨哈西(Ryo Sahashi)所观察到的,华盛顿接受了安倍的“自由和开放的印太”,以及与澳大利亚和印度组成“四方”。除了与华盛顿进行机制建设之外,安倍还与美国进行了历史性的和解。他与奥巴马总统合作,在珍珠港和广岛留下了令人记忆深刻的和解时刻,两国在纪念仪式上对双方的暴力和损失表示悲痛,并(在广岛)重申了防止核扩散的共同承诺。
安倍不仅与华盛顿的主流联盟管理者合作良好。他和他的政府顶住了2016年大选和唐纳德·特朗普意外获胜的打击。当时,安倍赶往曼哈顿的特朗普大厦,成为第一个亲自向特朗普表示敬意的全球领导人,他赠送了一个镀金的本间高尔夫球杆(后来两人在特朗普位于佛罗里达州的马阿拉歌(Mar-a-Lago)度假村愉快地打了一场球,该俱乐部也展出了该球杆)。在美国同盟政策动荡和不确定的时代,安倍与特朗普建立了友好的工作关系。
更重要的是,当特朗普政府让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时,安倍执掌了地区经济外交。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学者米雷娅·索利斯(Mireya Solis)写道,安倍领导下的日本“填补了华盛顿放弃TPP留下的真空”,并“巧妙地阻止了该贸易协定解体。
除了努力与美国建立牢固的关系外,安倍采取了比大多数日本首相更广泛的外交姿态。他与印度领导人纳伦德拉·莫迪建立了密切关系。莫迪在安倍去世后发表了一份感人的声明,指出安倍是一位“伟大的远见者”,他将两国关系从“狭窄的”经济关系转变为“广泛的全面关系”。安倍试图在印太安全事务上与英国接触。在脱欧后,英国想要在热情的盟友中找到一个全球合作伙伴。正如《经济学人》所指出的,“自2015年以来,英国将日本誉为其在亚洲最亲密的安全伙伴,派遣台风战斗机与日本空军进行演习,并成为除美国之外第一个与日本军队进行演习的国家。”尽管中国正在成为日本的主要安全挑战,但安倍也致力于改善双边关系,在2017年与中国领导人会晤并于次年访问北京后宣布了关系“新开端”。安倍不仅认识到改变地区安全关系的必要性,而且为实现这一愿景投入了巨大的外交精力。
保守派底色
批评人士和媒体经常将安倍形容为“极右翼”的“极端保守派”。虽然安倍确实是一个保守派,但这样的标签掩盖了他对民族主义和国家安全目标之间紧张关系的认识,以及当民族主义威胁到他追求国家安全目标时,他是如何妥协的。
安倍是自民党(Liberal Democratic Party)保守派的一员,因与日本历史协会(Nippon Kaigi)的关系而闻名。日本历史协会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保守派组织,其宗旨之一是教授日本历史,灌输民族自豪感。安倍在任期初期参拜了靖国神社。这是一个评价两极化的场所,因为这里供奉的不仅是普通日本士兵,还有二战后在东京审判中被判“反人类罪”的人。支持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保守派有时会抱怨审判的诸多缺陷;其他保守派人士则表示,他们只是想纪念那些为日本牺牲的人。安倍2013年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激怒了许多日本人、韩国人、中国人和美国人,他们认为靖国神社是在洗白甚至庆祝日本战时的暴行。
此外,安倍还宣布,他的政府将重新审议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河野谈话(河野谈话涉及战时“慰安妇”问题),这引发了争议。1993年的这份声明正式承认日本政府参与了该计划。二战期间,许多亚洲妇女和女孩被骗,被迫成为日本皇军的性奴隶。在这个问题上,日本国内的意见分歧很大。对日本国内外的许多观察人士来说,一方面扩大日本的军事手腕,另一方面粉饰其战时暴行,这是一种非常有害的组合拳。它对日本与韩国的关系产生的影响尤其适得其反。韩国曾是日本的安全合作伙伴,韩国人对在战时“慰安妇”计划中受害的约20万名韩国女性记忆犹新,并继续敦促日本政府给予更多的承认。
考虑到国内、地区和全球的强烈反对,并优先考虑他的外交政策目标,安倍改变了方向。他放弃了对河野谈话的挑战,再次正式道歉。他试图与韩国领导人朴槿惠解决慰安妇问题,再次正式道歉。2015年的二战结束70周年给了安倍一个瞩目时机,他可以借此描述日本的过去。在8月15日的讲话中,安倍通过包括被视为承认日本过去错误行为的必要措辞,安抚了自由派和地区观察人士。但安倍还是表示:“不能让与战争毫无关系的子孙后代担负起继续道歉的宿命。”以此,平衡保守派观点。这让人想起战后西德保守派的言论:“与过去划清界限”,而不是“永远穿着毛衫四处走动”。尽管受到自由派的谴责,但这种观点代表的保守主义远比直接逃避或否认要温和得多。有了这种克制,安倍获得了更多对他的安全愿景的支持。
安倍之后
安倍确实改变了日本的安全政策,在他促成的每一项新的安全举措下,媒体的报道一律都宣称日本变得更加“强大”(或者,可悲的是,变得更加“军国主义”)。但对于一个富裕、技术先进、旁边还有一个觊觎其领土的超级大国来说,日本在国防开支和军事原则方面仍然出人意料地克制。在安倍的愿景完全实现之前,这个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人们怀疑日本是否真的能实现。
事实上,平衡中国的努力将付出巨大的代价。日本不仅面临着巨大的债务负担,而且还面临着人口下降带来的长期经济不振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将增加国防开支。正如在安倍的领导下所表明的那样,动员各方与中国展开安全竞争,也需要挑战许多日本民众和政界人士所珍视的和平主义准则和制度。这不是开展一场安全竞争的良好信号:背负债务,拖着不情愿的人民,扩大日益削弱的国家能力。安倍是日本为数不多的具有知识框架和政治智慧的领导人之一,可以引领他的国家通过这场争论。虽然肯定有其他有才华的领导人可以承担这一重任,但没有安倍,任务会更加艰巨。公众和许多日本政客仍然专注于国内问题,并希望在一个日益由中国主导的亚洲取得最好的结果。日本人民很可能会决定,他们宁愿袖手旁观。
大多数关于安倍生平的报道都将他描述为一个“两极分化”的人物,确实如此。记者们谴责安倍政府对媒体的作为,媒体从顾问成了审查对象。安倍政府因违反选举法和竞选筹款法以及向朋友提供政治支持等丑闻而蒙上阴影。批评者猛烈抨击他的保守民族主义,即使在他缓和了最令人不安的过分行为之后。在日本国内外,自由派人士希望安倍直面并为日本过去的黑暗一面赎罪——许多人希望他保持日本长期以来的军事克制。另一方面,日本保守派对安倍的民族自豪感以及他为提高日本的军事能力和参与度所做的努力表示赞赏。但各方都承认,他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他的逝去是日本的惨痛损失。
作者简介:詹妮弗·林德(Jennifer Lind),美国达特茅斯学院政府学院副教授,哈佛大学赖肖尔日本研究所副教授,查塔姆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由“钝角网”编译自美国《外交事务》网站。
在安倍晋三成为首相之前的几年里,日本在多次打击下发展迟缓。经济高速增长的岁月早已过去,冷战的结束让人们对美日同盟的持久性产生了怀疑,而东京对1991年海湾战争的笨拙反应让日本被广泛认为是国际秩序的搭便车者。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以及朝鲜退出《核不扩散条约》后,朝核问题的加剧,东北亚地区“山雨欲来”。
2022年7月,台北,一位女士吊唁遇刺身亡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面对这些挑战,安倍成为日本为数不多的那种领导人,他不仅洞察着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而且对自己国家在其中的角色有了明确的定位,并与日本的伙伴一起努力渡过难关。许多日本国内和邻国的人都支持安倍保守的外交政策愿景:日本“回来了”!然而,安倍的一些同胞和邻国对他有时表现出的极端民族主义感到不安,他们不愿让一个逃避战争历史教训的日本“回归”。被迫在保守的安保政策目标和保守的民族主义之间做选择的安倍做出了妥协。从他所具备的远见、精明和应变能力看,日本失去了一位在时代巨变中积极塑造政策议程的强大领导人。他的逝去引发了关于他的愿景是否能实现的疑问。
远见卓识
7月8日,他在奈良市遇刺身亡。此前,安倍是日本最年轻、在位时间最长的首相。在一个以诸多短任期的、容易被遗忘的首相而闻名的国家,他从2012年到2020年连续执政了近8年(2006年至2007年是短暂的第一任期)。在国内,他的政策和改革被称为“安倍经济学”(Abenomics),旨在恢复日本的经济活力,并在早期取得了成功。(日本仍然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也是关键的技术领导者。)安倍还因解决日本的性别不平等问题而闻名;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将日本的性别平等排名在153个国家中仅排在第120位,这令人遗憾。他关于帮助女性“发光”的言论盖过了他在更广泛的社会和日本政治中所做努力的有限结果。但他对“女性经济学”的关注,凸显了一个多数日本领导人惯于忽视的重要问题。
外交是安倍政治遗产最为显著的领域。如今,大国竞争主导着华盛顿内外的对话。很多人可能不记得,二十年前,当安倍开始阐述他的外交政策愿景时,从对中国实力走向、领土修正主义到对国际秩序的野心,他的卓识远见超出许多日本和全球领导人,更不用提一般的日本民众。当安倍提出“印太地区安全”概念时,“印太”这个概念还不存在。安倍不仅提出了这个想法(它现在是日本和美国战略思想的基础),他还认识到,中国对该地区的挑战将需要日本的政策发生重大转变。
战后日本的安全政策以“吉田主义”为基础,以其设计者吉田茂首相的名字命名。根据这一原则,日本集中精力重建经济,同时依赖美国满足其安全需求。美日同盟(1951年签署并于1960年续签)带来了巨大的代价和风险:例如,日本有可能卷入美苏之间的核战争。日本向美国提供了军事基地,同时向美国支付了补贴,并接受了外国军事存在给当地带来的不安全感,如当地妇女被强奸、事故、环境破坏等。不过,美日同盟也让日本把防卫责任推给了美国。
日本的军费支出仅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这大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一半,考虑到日本的财富,这是很了不起的。在冷战期间,这种不平衡的联盟发挥了作用。苏联的经济规模从来没有超过美国的三分之一,莫斯科把大部分军事力量集中在欧洲。
冷战的结束给日本的安全环境带来了新的风险。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使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将其新财富用于提高海上军事能力,同时采取更强硬的地区军事姿态。几年前,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进行的一项全面研究警告称,中国在军事上的先进传感器、武器平台,以及现在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海军,正在侵蚀美国向该地区派遣飞机和水面舰艇的能力。事实上,正如美国前海军高级官员托马斯·舒加特所说,“如果当前趋势没有重大变化”,中国应该会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内“在该地区占据军事主导地位”。
为了应对这些变化,安倍意识到日本的安全政策也需要改变。他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修改日本宪法。日本宪法第九条禁止日本拥有军事力量或使用军事手段来解决国际问题。然而,由于民众对第九条的强烈支持,安倍从未实现这一目标。相反,在2015年的国家安全立法中,安倍推动了官方对宪法的“重新解释”,这将允许日本与美国和其他伙伴开展更大的安全合作。
正如日本问题专家、安倍传记作家托拜厄斯·哈里斯(Tobias Harris)所指出的那样,安倍精心策划了日本政策的许多其他重要变化,增加了国防开支,建立了日本此前缺乏的“国家安全”。安倍政府通过了一项法律,加大了对泄露国家机密的惩罚力度,同时成立了一个由秘书处支持的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将重大的外交和安全政策制定工作移交给了首相办公室。这些举措是否让日本更加安全?反对扩大军事动员并担心秘密法被用来压制政治反对派的批评人士说,不。但没有人会质疑安倍作为一个引人注目、一以贯之的安全愿景的设计师的深远影响力。
政治家手腕
安倍在改革日本安全政策的同时,也致力于加强美日同盟。他对日本领导受到华盛顿的支持,华盛顿长期以来一直敦促日本发挥更大作用。联合军事计划和训练不断深化,正如政治学家萨哈西(Ryo Sahashi)所观察到的,华盛顿接受了安倍的“自由和开放的印太”,以及与澳大利亚和印度组成“四方”。除了与华盛顿进行机制建设之外,安倍还与美国进行了历史性的和解。他与奥巴马总统合作,在珍珠港和广岛留下了令人记忆深刻的和解时刻,两国在纪念仪式上对双方的暴力和损失表示悲痛,并(在广岛)重申了防止核扩散的共同承诺。
安倍不仅与华盛顿的主流联盟管理者合作良好。他和他的政府顶住了2016年大选和唐纳德·特朗普意外获胜的打击。当时,安倍赶往曼哈顿的特朗普大厦,成为第一个亲自向特朗普表示敬意的全球领导人,他赠送了一个镀金的本间高尔夫球杆(后来两人在特朗普位于佛罗里达州的马阿拉歌(Mar-a-Lago)度假村愉快地打了一场球,该俱乐部也展出了该球杆)。在美国同盟政策动荡和不确定的时代,安倍与特朗普建立了友好的工作关系。
更重要的是,当特朗普政府让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时,安倍执掌了地区经济外交。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学者米雷娅·索利斯(Mireya Solis)写道,安倍领导下的日本“填补了华盛顿放弃TPP留下的真空”,并“巧妙地阻止了该贸易协定解体。
除了努力与美国建立牢固的关系外,安倍采取了比大多数日本首相更广泛的外交姿态。他与印度领导人纳伦德拉·莫迪建立了密切关系。莫迪在安倍去世后发表了一份感人的声明,指出安倍是一位“伟大的远见者”,他将两国关系从“狭窄的”经济关系转变为“广泛的全面关系”。安倍试图在印太安全事务上与英国接触。在脱欧后,英国想要在热情的盟友中找到一个全球合作伙伴。正如《经济学人》所指出的,“自2015年以来,英国将日本誉为其在亚洲最亲密的安全伙伴,派遣台风战斗机与日本空军进行演习,并成为除美国之外第一个与日本军队进行演习的国家。”尽管中国正在成为日本的主要安全挑战,但安倍也致力于改善双边关系,在2017年与中国领导人会晤并于次年访问北京后宣布了关系“新开端”。安倍不仅认识到改变地区安全关系的必要性,而且为实现这一愿景投入了巨大的外交精力。
保守派底色
批评人士和媒体经常将安倍形容为“极右翼”的“极端保守派”。虽然安倍确实是一个保守派,但这样的标签掩盖了他对民族主义和国家安全目标之间紧张关系的认识,以及当民族主义威胁到他追求国家安全目标时,他是如何妥协的。
安倍是自民党(Liberal Democratic Party)保守派的一员,因与日本历史协会(Nippon Kaigi)的关系而闻名。日本历史协会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保守派组织,其宗旨之一是教授日本历史,灌输民族自豪感。安倍在任期初期参拜了靖国神社。这是一个评价两极化的场所,因为这里供奉的不仅是普通日本士兵,还有二战后在东京审判中被判“反人类罪”的人。支持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保守派有时会抱怨审判的诸多缺陷;其他保守派人士则表示,他们只是想纪念那些为日本牺牲的人。安倍2013年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激怒了许多日本人、韩国人、中国人和美国人,他们认为靖国神社是在洗白甚至庆祝日本战时的暴行。
此外,安倍还宣布,他的政府将重新审议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河野谈话(河野谈话涉及战时“慰安妇”问题),这引发了争议。1993年的这份声明正式承认日本政府参与了该计划。二战期间,许多亚洲妇女和女孩被骗,被迫成为日本皇军的性奴隶。在这个问题上,日本国内的意见分歧很大。对日本国内外的许多观察人士来说,一方面扩大日本的军事手腕,另一方面粉饰其战时暴行,这是一种非常有害的组合拳。它对日本与韩国的关系产生的影响尤其适得其反。韩国曾是日本的安全合作伙伴,韩国人对在战时“慰安妇”计划中受害的约20万名韩国女性记忆犹新,并继续敦促日本政府给予更多的承认。
考虑到国内、地区和全球的强烈反对,并优先考虑他的外交政策目标,安倍改变了方向。他放弃了对河野谈话的挑战,再次正式道歉。他试图与韩国领导人朴槿惠解决慰安妇问题,再次正式道歉。2015年的二战结束70周年给了安倍一个瞩目时机,他可以借此描述日本的过去。在8月15日的讲话中,安倍通过包括被视为承认日本过去错误行为的必要措辞,安抚了自由派和地区观察人士。但安倍还是表示:“不能让与战争毫无关系的子孙后代担负起继续道歉的宿命。”以此,平衡保守派观点。这让人想起战后西德保守派的言论:“与过去划清界限”,而不是“永远穿着毛衫四处走动”。尽管受到自由派的谴责,但这种观点代表的保守主义远比直接逃避或否认要温和得多。有了这种克制,安倍获得了更多对他的安全愿景的支持。
安倍之后
安倍确实改变了日本的安全政策,在他促成的每一项新的安全举措下,媒体的报道一律都宣称日本变得更加“强大”(或者,可悲的是,变得更加“军国主义”)。但对于一个富裕、技术先进、旁边还有一个觊觎其领土的超级大国来说,日本在国防开支和军事原则方面仍然出人意料地克制。在安倍的愿景完全实现之前,这个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人们怀疑日本是否真的能实现。
事实上,平衡中国的努力将付出巨大的代价。日本不仅面临着巨大的债务负担,而且还面临着人口下降带来的长期经济不振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将增加国防开支。正如在安倍的领导下所表明的那样,动员各方与中国展开安全竞争,也需要挑战许多日本民众和政界人士所珍视的和平主义准则和制度。这不是开展一场安全竞争的良好信号:背负债务,拖着不情愿的人民,扩大日益削弱的国家能力。安倍是日本为数不多的具有知识框架和政治智慧的领导人之一,可以引领他的国家通过这场争论。虽然肯定有其他有才华的领导人可以承担这一重任,但没有安倍,任务会更加艰巨。公众和许多日本政客仍然专注于国内问题,并希望在一个日益由中国主导的亚洲取得最好的结果。日本人民很可能会决定,他们宁愿袖手旁观。
大多数关于安倍生平的报道都将他描述为一个“两极分化”的人物,确实如此。记者们谴责安倍政府对媒体的作为,媒体从顾问成了审查对象。安倍政府因违反选举法和竞选筹款法以及向朋友提供政治支持等丑闻而蒙上阴影。批评者猛烈抨击他的保守民族主义,即使在他缓和了最令人不安的过分行为之后。在日本国内外,自由派人士希望安倍直面并为日本过去的黑暗一面赎罪——许多人希望他保持日本长期以来的军事克制。另一方面,日本保守派对安倍的民族自豪感以及他为提高日本的军事能力和参与度所做的努力表示赞赏。但各方都承认,他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他的逝去是日本的惨痛损失。
作者简介:詹妮弗·林德(Jennifer Lind),美国达特茅斯学院政府学院副教授,哈佛大学赖肖尔日本研究所副教授,查塔姆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由“钝角网”编译自美国《外交事务》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