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迪·哈米德：后911时代，中东地区的喧嚣与骚动

　　美国人往往会通过反思在美国在“反恐战争”中的牺牲，来哀叹911恐怖袭击事件及其长期影响。的确，美国失去了很多——生命、金钱、影响力和作为超级大国所需的尊重。这次袭击事件及其后果——尤其是灾难性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也助长了美国国内的分裂和不信任，削弱了人们对政府和精英机构的信心，加剧了破坏美国民主的两极分化，从而削弱了这个国家。911事件袭击标志着美国时代开始走向终结，尽管这一时代可能本就很短暂。

　　然而，中东的情况比美国要糟糕得多。从过去发生的情况和以后可能的局面来看，过去二十年是中东地区当代历史上付出代价最多、境遇最悲惨的时期。911事件引发了全球对中东的极大关注和行动，其中一些源于对这个地区及中东人民的真正关切，但更多的是出于恐惧和愤怒。在某些时候，情况也会让人乐观，但这种局面没有持续多久。这段历史的轨道没有向正义的方向延伸，反而指向令人绝望的前景。

2011年2月，埃及开罗的一场反政府抗议活动

　　这就是民主的样子?

　　在911事件后的几个月及随后的几年中，阿拉伯政权利用美国的反恐战争，掀起了它们内部的战争，而这些战争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无关。它们以恐怖主义不断扩散的威胁为借口，指责国内反对派(大多数人都是非暴力的)破坏国家安全。极端分子都非常乐于证实这种说法，这也符合他们的目的。那些政权需要的正是极端分子所带来的混乱，以证明其采取更多的镇压措施是正确的。2003年5月，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在卡萨布兰卡造成33人死亡，这是摩洛哥历史上最严重的恐怖袭击。2005年11月，约旦安曼三家酒店发生自杀式爆炸，造成60人死亡。据信是伊拉克基地组织(Al Qaeda in Iraq)所为，它源自伊拉克叛乱，也是“伊斯兰国”(ISIS)的前身。

　　阿拉伯的独裁者们从不犹豫利用“安全威胁”来压制异议，而反恐战争让他们得以用新的方式攻击他们的对手。在911事件之后的十年里，阿拉伯国家的政府关闭政治空间，镇压非暴力的伊斯兰团体，如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以及世俗政治组织和公民社会团体。

　　尽管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求他所谓的“自由议程”，但这些情况还是发生了。布什政府认为，中东人民在缺乏用和平手段表达不满时，更有可能诉诸暴力。因此，911事件的发生并不是因为阿拉伯人不喜欢自由，而是因为镇压和政治功能失调合起来导致他们的愤怒和沮丧。从理论上讲，这是有道理的。而实际上，布什确实对中东的一些威权主义盟友施加了压力，促成了第一次(基本上被遗忘了的)阿拉伯之春，正如当时该地区的活动家所知道的那样，2004年和2005年，巴林、埃及和黎巴嫩爆发了大规模抗议活动。

　　2006年，埃及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穆罕默德•马赫迪•阿克夫(Mohammed Mahdi Akef)不情愿地向我承认，布什对埃及独裁政权的施压的确为反对派开辟了空间。正如穆兄会另一位重要人物阿卜杜勒·莫尼姆·阿布·福图赫(Abdel Moneim Aboul Fotouh)告诉我的那样:“众所周知……我们受益了，每个人都受益了，埃及人民也受益了。”穆兄会刚好在2004年3月发布了一项新的改革倡议，当时布什政府正在努力推出其所谓的“大中东倡议”(Greater Middle East initiative)。这并非巧合。

　　但布什政府所施加的这种压力并没有持续多久。在伊斯兰运动在该地区取得进展之后——尤其是哈马斯在2006年巴勒斯坦领土上意外获胜之后——布什政府认为，阿拉伯民主的前景并没有它最初设想的那么有吸引力。此外，为了稳定入侵伊拉克后的局势和对抗伊朗，布什政府迫切需要威权盟友的合作，而在威胁削减援助的同时要求这些盟友更大的合作似乎是不可行的。

　　有希望但是昙花一现

　　2008年，一位名叫巴拉克·奥巴马的年轻参议员抓住布什政府在伊拉克的错误和酷刑事件造成的道德污点，成功竞选总统，承诺开启美国外交政策的新时代。与他的共和党对手约翰·麦凯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奥巴马正确地把握到，美国人已经准备好重新开始了。2009年，他在开罗发表了备受赞许的演讲，这是他就任总统后的第一次重大活动，旨在提出美国与穆斯林世界“新开端”的愿景。

　　第二年，阿拉伯之春的第一丝曙光出现在突尼斯，然后蔓延到整个地区。2011年2月，埃及人推翻了独裁者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此后，国内外观察观察人士纷纷宣称，埃及人民永远不会再被暴君统治。他们找到了自己的声音，也许最重要的是，他们找回了自己的尊严。

　　这些事态发展引发的乐观情绪不过是昙花一现。仅仅两年后，由陆军元帅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Abdel Fattah el-Sisi)领导的埃及军方就废黜了长期担任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的穆罕默德·穆尔西(Mohamed Morsi)领导的民选政府。如果塞西的政变还不是阿拉伯之春结束的标志，那么六周后发生的拉巴大屠杀肯定意味着阿拉伯之春的终结。2013年8月14日，埃及安全部队开始清理开罗的一个大规模抗议营地，造成大约1000名穆尔西支持者死亡。

　　在经历了一年规模虽小但意义重大的反政府抗议之后，埃及各地陷入了气氛紧张的平寂之中。总统塞西实施的镇压措施不断升级，逮捕了数万人，判处数百人死刑，并颁布了一系列将异议视为犯罪的法律。事实证明，人们的精神是有可能被压垮的——至少在当时是这样。埃及的恐惧之墙被重建了，无论它的根基多么薄弱，这道墙仍然高高耸立。从历史的角度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异议诉诸镇压是有效的。1982年，哈菲兹•阿萨德(Hafez al-Assad)政权在叙利亚的哈马(Hama)屠杀了数万名本国公民。此后，叙利亚人花了29年时间才鼓起勇气再次反抗。1992年的军事政变结束了阿尔及利亚短暂的民主实验后，27年过去了，阿尔及利亚人才再次成功发起大规模的抗议运动。

　　随着阿拉伯-以色列冲突重要性的下降(尽管不时发生冲突)，阿拉伯政权把更多的资源和注意力放在自己的人民身上——尽管不一定是为了改善他们的生活。以塞西政权为榜样，巴林、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政府无情地镇压了国内哪怕是最温和的反对声响。就目前而言，这种镇压手段似乎已经成功地迫使阿拉伯民众屈服。

　　没有什么值得乐观

　　在短短二十年里，中东人民经历了诸多历史大事：反恐战争、伊拉克战争、阿拉伯之春、“伊斯兰国”的崛起，有革命，也有反革命。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等不同的国家都经历过政治动荡以及战乱。在中东人民心中，政治疲倦感已根深蒂固。然而，对于统治他们的政权来说，情况恰恰相反。矛盾的是，阿拉伯之春给看似衰弱的阿拉伯国家注入了新的活力。像埃及这样的国家长期依赖镇压措施，但也一直不愿意承认这样做的合理的——通过向大批抗议者开火来展现野蛮的武力。

　　动荡和被推翻的威胁也促使这些政权接受并强调他们的“国家权威”和“民族性”，包括以前主要以宗教而不是民族定义自己的国家。例如，在阿拉伯之春之后，作为世界上仅存的神权国家之一，沙特阿拉伯变成了一个更加典型的国家，同时也变得更加专制。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通过雄心勃勃的现代化运动和取消国内的宗教限制，塑造了一种“新民族主义”。沙特政府开始淡化其作为泛伊斯兰大国的历史角色。沙特领导人还希望凝聚民族主义情绪，在海外开展各种冒险活动，比如2011年对巴林进行军事干预，以平息那里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以及对也门胡塞领导的政府进行的残酷军事行动。

　　与此同时，约旦、摩洛哥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政府将自己重新包装成“温和伊斯兰”的拥护者，各自对从这点出发提出了自己的民族主义观点。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应对来自穆斯林兄弟会等伊斯兰组织的意识形态挑战。在他们看来，提高民族性就是加强国家，而加强国家就是集中权力，提高权威，压制反对。

　　通过强调2010-11年革命所引发的动荡，威权者宣称，现在不是民主、政治改革或任何可能挑战“国家权威”(haybat al-dawla)的事情出现的时候。如果今天的中东有一句口号，那就是“国家高于一切”。国家不再是实现其他目标的手段，无论是充分就业还是经济发展和多样化。这是不言而喻的。

　　这一点让国际分析人士陷入困境：更强大、治理更有效的国家更适合实施经济改革，打击恐怖主义网络，并声称可以控制使用武力。然而，至少在中东地区，提高国家权威往往也会加强和巩固统治者的镇压能力。这一悖论曾困扰过许多美国总统，并已经让现任总统拜登感到头疼。拜登认为，中东问题分散了他对其他优先事务的注意力。

　　中东回到“镇压状态”，可视作后911时代的悲剧性墓志铭。在过去的二十年里，阿拉伯人一再表明，他们对政治替代方案的渴望远远超出了基地组织(al Qaeda)和“伊斯兰国”等圣战组织的虚妄蛊惑。当一些抗议者和异议人士冒着生命危险追求自主权时，这种场景可以展现出中东地区的人们所具备的极大勇气。绝大多数人这样做都是诉诸于和平的方式，并为公共话语注入了一种新的、令人兴奋的能量。也就是说，阿拉伯政治其实非常活跃。但这还不够。可能带来改变的时刻已经过去，眼前没有什么希望或乐观的理由。美国人已经厌倦了中东;住在那里的人也一样。

　　作者沙迪·哈米德是布鲁金斯学会中东政策中心的高级研究员，著有《伊斯兰例外论：伊斯兰斗争如何重塑世界》一书;本文译自《外交事务》。

　　美国人往往会通过反思在美国在“反恐战争”中的牺牲，来哀叹911恐怖袭击事件及其长期影响。的确，美国失去了很多——生命、金钱、影响力和作为超级大国所需的尊重。这次袭击事件及其后果——尤其是灾难性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也助长了美国国内的分裂和不信任，削弱了人们对政府和精英机构的信心，加剧了破坏美国民主的两极分化，从而削弱了这个国家。911事件袭击标志着美国时代开始走向终结，尽管这一时代可能本就很短暂。

　　然而，中东的情况比美国要糟糕得多。从过去发生的情况和以后可能的局面来看，过去二十年是中东地区当代历史上付出代价最多、境遇最悲惨的时期。911事件引发了全球对中东的极大关注和行动，其中一些源于对这个地区及中东人民的真正关切，但更多的是出于恐惧和愤怒。在某些时候，情况也会让人乐观，但这种局面没有持续多久。这段历史的轨道没有向正义的方向延伸，反而指向令人绝望的前景。

2011年2月，埃及开罗的一场反政府抗议活动

　　这就是民主的样子?

　　在911事件后的几个月及随后的几年中，阿拉伯政权利用美国的反恐战争，掀起了它们内部的战争，而这些战争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无关。它们以恐怖主义不断扩散的威胁为借口，指责国内反对派(大多数人都是非暴力的)破坏国家安全。极端分子都非常乐于证实这种说法，这也符合他们的目的。那些政权需要的正是极端分子所带来的混乱，以证明其采取更多的镇压措施是正确的。2003年5月，自杀式炸弹袭击者在卡萨布兰卡造成33人死亡，这是摩洛哥历史上最严重的恐怖袭击。2005年11月，约旦安曼三家酒店发生自杀式爆炸，造成60人死亡。据信是伊拉克基地组织(Al Qaeda in Iraq)所为，它源自伊拉克叛乱，也是“伊斯兰国”(ISIS)的前身。

　　阿拉伯的独裁者们从不犹豫利用“安全威胁”来压制异议，而反恐战争让他们得以用新的方式攻击他们的对手。在911事件之后的十年里，阿拉伯国家的政府关闭政治空间，镇压非暴力的伊斯兰团体，如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以及世俗政治组织和公民社会团体。

　　尽管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求他所谓的“自由议程”，但这些情况还是发生了。布什政府认为，中东人民在缺乏用和平手段表达不满时，更有可能诉诸暴力。因此，911事件的发生并不是因为阿拉伯人不喜欢自由，而是因为镇压和政治功能失调合起来导致他们的愤怒和沮丧。从理论上讲，这是有道理的。而实际上，布什确实对中东的一些威权主义盟友施加了压力，促成了第一次(基本上被遗忘了的)阿拉伯之春，正如当时该地区的活动家所知道的那样，2004年和2005年，巴林、埃及和黎巴嫩爆发了大规模抗议活动。

　　2006年，埃及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穆罕默德•马赫迪•阿克夫(Mohammed Mahdi Akef)不情愿地向我承认，布什对埃及独裁政权的施压的确为反对派开辟了空间。正如穆兄会另一位重要人物阿卜杜勒·莫尼姆·阿布·福图赫(Abdel Moneim Aboul Fotouh)告诉我的那样:“众所周知……我们受益了，每个人都受益了，埃及人民也受益了。”穆兄会刚好在2004年3月发布了一项新的改革倡议，当时布什政府正在努力推出其所谓的“大中东倡议”(Greater Middle East initiative)。这并非巧合。

　　但布什政府所施加的这种压力并没有持续多久。在伊斯兰运动在该地区取得进展之后——尤其是哈马斯在2006年巴勒斯坦领土上意外获胜之后——布什政府认为，阿拉伯民主的前景并没有它最初设想的那么有吸引力。此外，为了稳定入侵伊拉克后的局势和对抗伊朗，布什政府迫切需要威权盟友的合作，而在威胁削减援助的同时要求这些盟友更大的合作似乎是不可行的。

　　有希望但是昙花一现

　　2008年，一位名叫巴拉克·奥巴马的年轻参议员抓住布什政府在伊拉克的错误和酷刑事件造成的道德污点，成功竞选总统，承诺开启美国外交政策的新时代。与他的共和党对手约翰·麦凯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奥巴马正确地把握到，美国人已经准备好重新开始了。2009年，他在开罗发表了备受赞许的演讲，这是他就任总统后的第一次重大活动，旨在提出美国与穆斯林世界“新开端”的愿景。

　　第二年，阿拉伯之春的第一丝曙光出现在突尼斯，然后蔓延到整个地区。2011年2月，埃及人推翻了独裁者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此后，国内外观察观察人士纷纷宣称，埃及人民永远不会再被暴君统治。他们找到了自己的声音，也许最重要的是，他们找回了自己的尊严。

　　这些事态发展引发的乐观情绪不过是昙花一现。仅仅两年后，由陆军元帅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Abdel Fattah el-Sisi)领导的埃及军方就废黜了长期担任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的穆罕默德·穆尔西(Mohamed Morsi)领导的民选政府。如果塞西的政变还不是阿拉伯之春结束的标志，那么六周后发生的拉巴大屠杀肯定意味着阿拉伯之春的终结。2013年8月14日，埃及安全部队开始清理开罗的一个大规模抗议营地，造成大约1000名穆尔西支持者死亡。

　　在经历了一年规模虽小但意义重大的反政府抗议之后，埃及各地陷入了气氛紧张的平寂之中。总统塞西实施的镇压措施不断升级，逮捕了数万人，判处数百人死刑，并颁布了一系列将异议视为犯罪的法律。事实证明，人们的精神是有可能被压垮的——至少在当时是这样。埃及的恐惧之墙被重建了，无论它的根基多么薄弱，这道墙仍然高高耸立。从历史的角度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异议诉诸镇压是有效的。1982年，哈菲兹•阿萨德(Hafez al-Assad)政权在叙利亚的哈马(Hama)屠杀了数万名本国公民。此后，叙利亚人花了29年时间才鼓起勇气再次反抗。1992年的军事政变结束了阿尔及利亚短暂的民主实验后，27年过去了，阿尔及利亚人才再次成功发起大规模的抗议运动。

　　随着阿拉伯-以色列冲突重要性的下降(尽管不时发生冲突)，阿拉伯政权把更多的资源和注意力放在自己的人民身上——尽管不一定是为了改善他们的生活。以塞西政权为榜样，巴林、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政府无情地镇压了国内哪怕是最温和的反对声响。就目前而言，这种镇压手段似乎已经成功地迫使阿拉伯民众屈服。

　　没有什么值得乐观

　　在短短二十年里，中东人民经历了诸多历史大事：反恐战争、伊拉克战争、阿拉伯之春、“伊斯兰国”的崛起，有革命，也有反革命。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等不同的国家都经历过政治动荡以及战乱。在中东人民心中，政治疲倦感已根深蒂固。然而，对于统治他们的政权来说，情况恰恰相反。矛盾的是，阿拉伯之春给看似衰弱的阿拉伯国家注入了新的活力。像埃及这样的国家长期依赖镇压措施，但也一直不愿意承认这样做的合理的——通过向大批抗议者开火来展现野蛮的武力。

　　动荡和被推翻的威胁也促使这些政权接受并强调他们的“国家权威”和“民族性”，包括以前主要以宗教而不是民族定义自己的国家。例如，在阿拉伯之春之后，作为世界上仅存的神权国家之一，沙特阿拉伯变成了一个更加典型的国家，同时也变得更加专制。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med bin Salman)通过雄心勃勃的现代化运动和取消国内的宗教限制，塑造了一种“新民族主义”。沙特政府开始淡化其作为泛伊斯兰大国的历史角色。沙特领导人还希望凝聚民族主义情绪，在海外开展各种冒险活动，比如2011年对巴林进行军事干预，以平息那里的大规模抗议活动，以及对也门胡塞领导的政府进行的残酷军事行动。

　　与此同时，约旦、摩洛哥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政府将自己重新包装成“温和伊斯兰”的拥护者，各自对从这点出发提出了自己的民族主义观点。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应对来自穆斯林兄弟会等伊斯兰组织的意识形态挑战。在他们看来，提高民族性就是加强国家，而加强国家就是集中权力，提高权威，压制反对。

　　通过强调2010-11年革命所引发的动荡，威权者宣称，现在不是民主、政治改革或任何可能挑战“国家权威”(haybat al-dawla)的事情出现的时候。如果今天的中东有一句口号，那就是“国家高于一切”。国家不再是实现其他目标的手段，无论是充分就业还是经济发展和多样化。这是不言而喻的。

　　这一点让国际分析人士陷入困境：更强大、治理更有效的国家更适合实施经济改革，打击恐怖主义网络，并声称可以控制使用武力。然而，至少在中东地区，提高国家权威往往也会加强和巩固统治者的镇压能力。这一悖论曾困扰过许多美国总统，并已经让现任总统拜登感到头疼。拜登认为，中东问题分散了他对其他优先事务的注意力。

　　中东回到“镇压状态”，可视作后911时代的悲剧性墓志铭。在过去的二十年里，阿拉伯人一再表明，他们对政治替代方案的渴望远远超出了基地组织(al Qaeda)和“伊斯兰国”等圣战组织的虚妄蛊惑。当一些抗议者和异议人士冒着生命危险追求自主权时，这种场景可以展现出中东地区的人们所具备的极大勇气。绝大多数人这样做都是诉诸于和平的方式，并为公共话语注入了一种新的、令人兴奋的能量。也就是说，阿拉伯政治其实非常活跃。但这还不够。可能带来改变的时刻已经过去，眼前没有什么希望或乐观的理由。美国人已经厌倦了中东;住在那里的人也一样。

　　作者沙迪·哈米德是布鲁金斯学会中东政策中心的高级研究员，著有《伊斯兰例外论：伊斯兰斗争如何重塑世界》一书;本文译自《外交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