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勋：大选后的美国，面临着怎样的挑战

 　　(本文为2020年12月2日“共识国际讲坛”王建勋老师讲座的文字整理稿。王老师为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博士。)

王建勋副教授

　　各位朋友们、亲友们，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大选之后的美国。我相信群里的所有朋友过去这一个月都在关注着大选。虽然大选结束马上就一个月了，明天就是一个月了，但是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一个最终的结果，双方还有分歧。虽然拜登暂时赢了，但是特朗普或者说共和党一方仍然认为大选有问题、有舞弊，所以双方在司法领域可能还有一些较量。中国的学者、知识界也加入了较量当中。这个选举很像一场大戏，可能是美国历史上非常少见的。当然，历史上惊险的选举也很多，也有一些甚至打官司，打到最高法院，特别是2000年的选举;但是像现在这个样子，像今天这个样子，双方争得你死我活、唇枪舌剑——不管是在媒体领域，还是其他领域——还是比较少见的。

　　中国人一方面是得以大饱眼福，看看自由民主的灯塔怎么来进行演练，怎么来进行自由民主的实践。另外一方面，大家为支持某一方争论得不可开交，口水四溅，甚至不惜人身攻击，乃至断交、绝情，都存在，相信大家都目睹了这一切。像骂战，我所在的几十个、几百个群里边，我看天天基本上就在争吵，有的骂得一塌糊涂，很多人不断退群，简直是闻所未闻。

　　我觉得我们暂时可以先撇开这个选举本身，因为到底最后谁能够入主白宫，我觉得是个事实问题;到底有没有舞弊、有没有大规模的舞弊，或者说即使有舞弊，会不会影响大选的结果，这些问题现在都没有定论。这些是事实问题，只有把事实搞清楚了，最终的结果才能真相大白;否则的话，只拼立场，再多的口水战都不解决问题，都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我基本上没有介入这些口水战，我觉得它对选举结果没有任何价值。因为特朗普要走司法渠道，要通过法院来解决，那就提交证据，没有证据的话，肯定最后败诉;证据充足的话，最后赢。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但是大家等不及，所以就骂得一塌糊涂。

　　今天我们暂时把这个选举本身放一放，讨论一些美国社会面临的更重要的问题;或者说无论谁当上总统，无论谁进入白宫，在2021年1月21日的时候，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是绕不开的。这就是今天我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大选之后的美国到底面临怎样的挑战。选举结束了，不管谁当上总统，这些问题都在那里;该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这才是更加根本的。过去这几年大家都注意到了，美国政治激化、两党冲突、社会撕裂，甚至过去这一年来，各种暴力事件、骚乱频发，到底美国哪里出了问题?它还是不是一个自主民主的灯塔?它面临什么样的危机?是美国的政体出了问题?美国的社会出了问题?美国的文化出了问题?美国国父们的政治遗产还能不能继续下去?美利坚合众国还能不能持续存在下去?我觉得这些问题恐怕都是值得去思考、值得去反思的。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美国现在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当然它历史上有过很多十字路口，但是这一次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说建国、废除奴隶制，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十字路口的话，那么现在也是一个十字路口。因为它现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而且是集中爆发出来。我今天主要讲它面临着哪些方面的挑战——我自己总结了一下，我认为比较重要的大概有八个方面的挑战;大家可以总结得更多，每个人对它现在存在的问题看法不同。我下面将要跟大家分享或者说讨论的八个挑战非常关键;能不能很好地应对这些挑战，也许决定着美国的前途和命运，也决定着它作为自由民主灯塔的地位，还决定着它对西方以及整个世界的影响。我下面分别来说一下这八个挑战是什么。

　　“种族歧视”问题

　　第一个挑战，种族歧视问题。过去这段时间发生很多暴力冲突，特别是当黑人弗洛伊德被警察打死之后，引发了一系列的抗议和骚乱;那么，黑人被警察打死这种事情是不是种族歧视的结果?这些抗议的导火索都跟警察如何对待黑人——犯罪嫌疑人也好，犯人也好——有很大的关系。大家很容易看出来，如果白人警察打了一个黑人犯罪嫌疑人，这在美国的舆论界马上就被认为是一个种族歧视问题。美国到底存不存在种族歧视?我觉得这个问题一直没有一个很好的结论。或者说，如果美国有种族歧视，它是在什么意义上讲的?

　　如果我们从法律、从制度上来讲，可以说美国现在没有种族歧视，因为制度上的歧视都已经废除掉了;一次是通过废除奴隶制，另外一次是通过民权运动、民权法案，它现在在制度上没有对黑人的歧视，你找不出来法律上任何的条文不利于黑人。不像一些前法治国家，大量的歧视都是制度性的，很容易找到歧视;比如某国对农民的歧视，各种各样的，对性别等，有明目张胆写在法律里的歧视。但是在美国的法律和制度上，你已经找不到歧视。如果一个人说，讲美国还有种族歧视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那是完全错误的，就是无视美国法律制度的事实。

　　如果说还存在着歧视的话，存在着什么样的歧视呢?文化和心理上的歧视。这种歧视跟制度性的歧视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是一种内在的。它不是说，我在法律和制度上剥夺了某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文化和心理上的歧视，经常是看不见的，也许一个人能感受得到。而且更加重要的是，这种歧视是无法消除的。我们没有办法到一个人内心里去看看，看这个人是不是歧视黑人。还有一点非常重要：这种文化和心理上的歧视不是限于白人歧视黑人，也可能是黑人歧视白人、黑人歧视黄种人，或者白人歧视黄种人、黄种人歧视黑人、黄种人歧视白人，或者拉丁裔的人歧视黑人、黑人歧视拉丁裔的人，等等。它是在任何的群体之间，甚至任何个人之间都会存在。同样是黑人，一个黑人可能歧视另外一个黑人，不管是因为财富，还是因为长相、因为地位，等等。这种歧视存在于任何社会当中，它不是美国所独有的。在某国，这种歧视更普遍，我可以举出来无数个例子：有钱的人歧视没钱的人，城市里的人歧视农村的人，大城市的人歧视小城市的人，首都的人歧视外地的人，有特权的人歧视没特权的人……太多太多了。这种歧视普遍存在于所有社会里，只要有人的地方就存在。如果你要说美国还存在这种文化和心理意义上的种族歧视的话，那没有人会反对你。但是，对这种歧视，你是没有办法消除的;试图去消除这种歧视，一定会带来相反或者是更加可怕的后果。因为这种歧视它不限于不同的族群之间、不同的种族之间，它在同一种族之内也会存在，所有的人与人之间都会存在;它不以族群为单位，它是普遍存在的：一个长得漂亮的人歧视一个长得丑陋的人，一个个高的人歧视一个个矮的人，一个有钱的人歧视一个没钱的人，一个有文化的人歧视一个没有文化的人，等等，它存在于所有社会当中。对这种歧视，你只能够交给历史来解决，甚至交给上帝来解决;没有任何人，通过人为的方式能够消除或者消灭这种歧视。当然，你可以在教育上，可以在舆论上，呼吁不要有这种歧视，但是你没办法消除它。

　　而且我还要进一步讲的是，美国不仅没有制度性的歧视、法律制度上的歧视，而且还有相反的、反向的歧视，就是法律界经常讲的“纠偏行动”“平权行动”(Affirmative Action)，也有人翻译成“肯定性行动”。什么意思呢?在大学招生，或者在企业、雇主招工人、雇员的招聘过程当中，要考虑少数族裔特别是考虑黑人的因素，照顾他们;比如大学招生的时候，要考虑这些因素，要降低分数，或者预留配额，等等，考虑这些所谓的“多样性”。这在过去几十年当中，是普遍存在于美国的大学和企业界，特别是在大学里。有一项对美国高等教育的研究表明，在施行这种所谓的纠偏行动的情况下，黑人学生被大学录取的可能性要高于白人学生5倍，要高于亚裔学生更多倍。一个SAT考试(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分数1250分的黑人学生与一个SAT考试分数为1560分的白人学生有同样的被录取的机会;并且，在同等情况下，一个亚裔学生的考试分数要更高。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哈佛大学一帮亚裔学生在2018年的时候，对哈佛提起了诉讼，认为哈佛在大学招生过程中歧视了亚裔学生。他们提供的资料显示，从1995年到2013年间，哈佛大学对黑人学生的录取率是13.2%，白人学生是11.1%，拉丁裔的学生是10.6%，而亚裔学生则是8.1%。我们可以看出，从录取率来看，黑人的录取率是最高的，亚裔学生是最低的;一目了然。但这官司前不久好像判决了，这些亚裔学生败诉了;也就是说，法院不认为对亚裔学生构成了歧视。从大学招生的方式或者说对于黑人的优待，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它其实是一种反向的歧视。录取的分数为什么不是一样的?为什么在同样的情况下，黑人被录取，白人不被录取?这不是一种反向歧视吗?如果一个白人考了1500，你不录取这个人，而非要录取一个考了1300的黑人，这肯定是一种歧视。好多人说：这不是歧视，这是纠正。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歧视，这是一种反向的歧视、逆向的歧视。纠正什么?纠正他们历史上曾经遭受的不公正、遭受的歧视?那他们会怎么回答?人们当然会承认，这些黑人的祖宗，而不是这些黑人自身，在历史上遭受了歧视;但是一个白人会这么回答：那是过去的白人对过去的黑人的歧视，现在的白人和其他种族的考生并没有歧视现在的黑人考生，你凭什么要让现在的白人和其他种族的考生对历史上的歧视承担责任?这种问题你怎么回答?一个白人会说，他爷爷的爷爷歧视了一个黑人学生的爷爷的爷爷;那你现在要让这个白人来为历史上他爷爷的爷爷承担责任吗?我们从法律上来讲，谁触犯了法律，谁承担责任;你不能说，一个人的爷爷犯了法、杀了人，让他的孙子住监狱，让他的孙子承担责任——这显然是不公正的，显然是背离正义的。

“黑命贵”运动

　　所以我们看得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现在不仅没有制度上的白人对黑人的歧视，而且还存在反过来的逆向歧视。现在白人和亚裔的学生受到这种逆向的歧视。当然，黑人在历史上受到歧视，这是不公正的，这是不正义的;但你不能用另外一种不正义的方式来解决此前的不正义，或者说，你不能用一种错误来弥补另一种错误。历史上的那种歧视当然是一种错误，那种奴隶制当然是一种错误，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说，你用另一种错误来弥补这种错误，你就不是错误的了——当然是。你不能用一种不正义对付另外一种曾经存在过的不正义;那么，你现在的不正义仍然是不正义，你不能说它是正义的。

　　因此，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当我们说美国还存在种族歧视的时候，其实只能说，它还存在心理和文化上的歧视，而不存在法律制度上的歧视。我觉得某国有意思，某国一些人或一些媒体动不动嘲笑美国的种族歧视，这其实很可笑，没有多少国家比某国制度性的歧视更厉害了——某国的这种歧视远远甚于美国的种族歧视。看看某国农民在过去几十年中遭受的待遇，你就知道了——他们曾经交税，但也曾经同时不享受任何福利，到现在他们也很惨;某国各种制度上对于女性以及其他一些群体的歧视，从法律上和制度上都能找出一堆来。

　　我想强调的是什么呢?美国现在面临的所谓种族歧视问题，其实是一个文化和心理上的歧视。要想消除这样的歧视、消灭这样的歧视，可以说非常非常困难。托克维尔曾经说过，这种歧视可能根本没有解。1831年，他去美国的时候，美国还有奴隶制。他甚至非常绝望地预测：如果黑人有一天被解放，他们很难和白人共存。他说：不是黑人消灭白人，就是白人消灭黑人。可以看得出来，他对他们共存在一个社会当中是多么地不抱希望。因为他注意到了现代奴隶制和古代奴隶制一些根本的区别——古代的奴隶制比如说古希腊罗马时的奴隶制，它不是在不同的肤色之间、不同的种族之间，那时候很难通过肤色、种族看出是否是奴隶，就是说，从法律和制度上废除了奴隶制之后，不是因为肤色而导致的歧视问题比较容易解决;但现代奴隶制不一样，它是在不同的种族之间，不同的文化传统等之间，很容易识别出来是否是奴隶，等等——所以这种歧视、这种冲突将会长期存在。

　　当时美国的国父们也是这么认为，他们也很担心。他们不是想要保存奴隶制——今天很多解读者对当时的历史完全无视——美国当时保留奴隶制，那是迫不得已的事情，是迫不得已的妥协;没有这个妥协的话，南北之间、蓄奴州和自由州之间不可能建一个联邦，就不可能有美利坚合众国。当时美国国父们没有几个人支持奴隶制，他们都非常反感奴隶制。杰斐逊、麦迪逊、亚当斯、华盛顿这几个人，虽然除了亚当斯之外，都有奴隶，都蓄奴，但是他们知道奴隶制毫无疑问在道德上是错误的。杰斐逊在很早之前写的一些作品当中，都已经说得很明确了：奴隶制是罪恶的，是非常糟糕的，早晚有一天肯定得废除。这些人不是空想家，不是乌托邦主义者，他们知道：在当时的大背景下，要从大英帝国中独立，不可能把奴隶制给废除，南北之间在这个问题上没法达成一致。于是，他们只能妥协。但是从内心里，他们都是反对奴隶制的，我觉得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当时他们也觉得，废除奴隶制之后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那些黑人何去何从;他们觉得，黑人和他们生活在一个社会里、融合在一块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今天我们觉得这些事情很简单，但当时的人看来，这几乎是不可思议。所以，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把那些获得自由的黑人送回非洲去，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利比里亚，一个很小的国家，在西非。这个国家还照搬了美国的宪法法律，结果发现在那里长期行不通，因为那里的民情跟北美完全不一样;后来这个国家有很多冲突，不断地内战，直到大独裁者查尔斯·泰勒这个人被逮捕之后，那里才算消停，现在还算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国家。那里也有了选举，在尝试民主，但是还有很多历史遗留问题没有解决——像很多其他非洲国家一样。

　　我们可以看出，在美国建国时的很多人看来，不是说不应该废除奴隶制，而是废除奴隶制不现实、不实际;不是说光鼓吹一下、喊喊口号就能解决当时大家面临的难题。所以，无论托克维尔还是美国的国父们看来，即使奴隶被解放之后、奴隶制被废除之后，他们面临的问题依然非常严重，面临的挑战依然非常严峻。在很大程度上讲，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奴隶制已经废除了一个半世纪还多，但是所谓的种族歧视问题——文化和心理上歧视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而且还有可能是一个无解的问题，或者说长期存在的问题。那么，以存在这样种族歧视的理由来进行烧杀抢夺，我觉得是不可思议的、是违反法律的。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最后变成了抢商店、砸汽车、砸警车，最后要废掉警察局——民主党的很多政客都主张要废除警察、废除警察局，不再给警局拨款，特别是在一些大城市里闹得比较凶的地方。那么，废除警察之后，怎么维持秩序，怎么执行法律?抢商店肯定不是为了反对种族歧视，而是趁机要捞一把。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在很多城市不断地上演，不是在一个地方。如果你呼吁解决种族歧视问题，那你就去呼吁、和平抗议。如果你抢商店、烧汽车、要求警察局关门，可能就不是所谓的反种族歧视了，那是其他的问题，是法律和秩序的问题。

　　这是美国面临的第一大挑战。不管谁上台，这个问题还会长期存在。如果一些人利用所谓的种族歧视来制造暴力事件，来制造骚乱、打砸抢，那就应该采用法律和秩序的方式来解决。我想说的是，文化和心理上的歧视没法消除，可能会伴随着人类永远存在——不是有这方面的歧视，也会有那方面的歧视，不是因为肤色，也会因为其他的理由、原因而存在歧视。这和人性有关。怎么可能把人性当中恶的部分消灭掉?如果我们承认人性当中是有恶的一面，如果我们承认人不是天使——像麦迪逊所说的一样，人有嫉妒、有歧视、有各种各样的野心——那么，没法消灭这些东西。这是第一大挑战。

　　“政治正确”问题

　　美国面临的第二大挑战，就是关于政治正确的问题。对这点大家最近关注也比较多。前几年中国人很少关注政治正确的问题，而最近闹得比较凶，特别是由新闻界、舆论界有很多不公平地对待一方的做法所导致。这种政治正确问题伤害比较大的就是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等。

　　政治正确什么时候起源的，大家不太确定。有人说至少在前苏联斯大林时代就有。斯大林说，我们不管事实上是否正确，我们要的是政治要正确;哪怕是事实上不正确的东西，我们只要政治正确，就可以;哪怕事实上正确，只要政治不正确，也不行。

　　假如说有一个科学家研究不同族群/种族的智商，发现有的族群高，有的族群低;如果他把这个研究结果发布出来，就会遭到一些群体的攻击，就会说这个是歧视，政治不正确——你怎么能说黑人智商比白人低，怎么能说女性比男性低或者男性比女性低，你怎么能说黑人智商不如亚裔或者是反过来，等等。只要你说出来，就肯定政治不正确;哪怕事实上正确，哪怕你说“我是通过科学严谨的手段研究出来的”，那也不行。发表这样的言论，是严重的政治不正确。有人总结出来，比如说你称一个胖人，绝不能说人家胖;绝对不能因为身高、肤色、种族、年龄、性别等歧视一个人或者发表一个哪怕是事实上正确的言论，因为这在政治上不正确。这种所谓的政治正确，对舆论、新闻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比如，大学招生的时候讲政治正确，说要考虑族裔：我们这个学校里要有一定的黑人的比例，要有一定女性的比例，要有一定的亚裔的比例，等等，要考虑多样性，群体不能太单一。好像单一是一种罪过，单一就不好，不利于学习，不利于大学的氛围，等等，尽管这些理由不一定站得住脚，大学还是把多样性作为招生的因素之一。就在前几天，芝加哥大学地理系的一位教授，因为对大学里所谓多样性的问题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提出一些质疑，随即遭到几十名学生联名要求芝加哥大学审查和解聘这位教授。他的几段视频出现在YouTube上，就遭到了攻击。好在有不少知识分子给芝加哥大学的校长写了联名信，要求保护言论自由，甚至引用了芝加哥大学创始人的一些说法，希望不要解聘这位教授。芝加哥大学的校长也终于顶住了压力，没有解聘这位教授。但是在过去这些年，大学教授因为政治不正确的言论被解聘的事件频繁发生，已经发生过好多起了。

　　也是在前几天，我看哈佛大学一些学生组织要求学校当局禁止在特朗普政府任职的所有人去哈佛教书、讲座或者参加其他学术活动。还没看到哈佛大学官方的回应，不知道这两天有没有出新的消息。好像说在特朗普政府工作过的人，就一定很糟糕，哈佛大学这种很左的学校，不应该接受这样的人，不应该让这样的人来讲学，不应该让这样的人参加会议之类的。这就是清教徒创建的哈佛大学现在的样子。

　　也是在前几天，我看有一些同性恋组织——其实说“同性恋”也政治不正确，因为不止有同性恋，还包括双性恋、变性人什么——这样的一些组织呼吁拜登如果上台的话，上台之后要取消对美国的教会学校——那些教会学校大部分都是基督教学校，特别是天主教学校——的认证。他们的理由是这些学校反对同性恋。好像说这些学校就不能反对同性恋，只能支持同性恋;如果要反对同性恋，政府就要把学校的认证取消掉。不知道拜登有没有看到这个消息。不知道他上台之后，会不会采取这样的措施;如果不采取的话，这些同性恋团体也会攻击拜登。

　　大学里的这种政治正确已经造成了教授们、学生们在大学里不敢发表任何政治不正确的言论，或者说，这样的言论在大学里边已经很难存在、没法存在。大学里的言论自由受政治正确的影响非常严重。过去这几年发生了多起攻击到大学里来演讲的一些人士的事件，攻击者认为要演讲的人的言论政治不正确。受到攻击的人基本上都是保守派，都是保守主义者。比如说在2017年，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保守主义学者——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研究员，叫查尔斯·莫瑞，他受一所很有名的大学的学生团体邀请发表演讲。在要演讲的时候，他遭到了大批学生的现场抗议和抵制，这导致他的演讲不得不改在没有听众的房间里通过录像的方式进行。并且，在演讲结束之后，抗议的学生又暴力阻挠他离开，导致该校一名保护莫瑞的教授受伤，被送到医院。

　　美国有一个智库叫曼哈顿研究所，也是一个保守派的智库。这个智库里有一位学者叫希瑟·麦克唐纳(Heather MacDonald)，她曾经到哈佛发表过演讲。当这位教授要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还有另外一个学校发表演讲的时候，也经历了同样的遭遇，导致讲座不得不在警察的保护下、在没有听众的情况下草草举行。

　　仅仅在2017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就发生过若干起这种讲座被迫取消的事件，几乎都是因为一些左翼的学生和教授的抗议和抵制。

　　2019年4月，哈佛大学政府系的教授，也是很有名的保守主义学者，叫曼斯菲尔德(Harvey Mansfield)，他被加拿大一个大学邀请在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结果校方给他发了邀请信之后，不久他又收到了一封不再邀请他的信，学校官方给的理由是邀请委员会的人不能达成一致。事后他了解到，真实的理由是，因为有12位校友给这所大学联名写信，表示曼斯菲尔德教授对女性不友好，所以不应该请他来讲。为什么说他对女性不友好?理由是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男子汉》(Manliness)。曼斯菲尔德在课堂上也讲过这件事情，他说他演讲的内容根本和女性无关，但是仅仅因为写过这样一本书，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就遭到了抵制。

　　面临着这种大学校园里言论自由被压制的形势，在2017年，有28位普林斯顿、哈佛和耶鲁大学的教授发表了一份声明，呼吁大学生们要独立思考，不要盲从，不要服从群体思维。声明指出，在许多大学校园里，约翰·密尔所说的，公共舆论的保证，不仅正在阻碍学生们对流行的看法说不，而且让他们认为主流的看法显然是正确的，只有极端分子或者古怪之徒才会质疑他们。这个声明发表之后，有很多大学教授参与了声明。可以看得出来，大学里的言论审查、政治正确到了什么地步。

　　还有，在过去这几年当中，因为政治正确，在美国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些拆除破坏历史纪念碑、人物塑像的浪潮，很像中国的“破四旧”——认为那些东西都是落后的、糟糕的。把早年的一些人物——特别是内战时南方的一些将领或者支持奴隶制的人物——的塑像都给破坏了。在过去这一年当中，甚至把乔治·华盛顿、林肯、杰斐逊这些国父们的雕塑也都纷纷给摧毁。耶鲁大学把卡尔霍恩学院(Calhoun College)的名字改成了格雷斯·霍珀学院(Grace Murray Hopper College)，理由是卡尔霍恩是一位白人至上主义者和奴隶制的支持者。卡尔霍恩是美国历史上一位大名鼎鼎的政治家，是很了不起的一位政治家，但是被认为是白人至上主义者。如果这样的话，美国的历史都要重写、改写，像华盛顿、杰斐逊、麦迪逊这些当过美国总统的人，这些对美国的建国、美国的制宪都立过汗马功劳、起过决定性作用的人，曾经都拥有过奴隶，是不是都应该被谴责、被清除出历史?参加1787年制宪会议的55位代表当中，25位都有奴隶，那是不是要因此废除美国宪法?是不是要推翻美利坚合众国?这种政治正确已经到了要否定历史、走向历史虚无主义的程度。

　　就在今天早上，我听新闻的时候，听到这样一则消息，说纳斯达克要求所有的上市公司——在它那里上市的超过三千家公司——董事会成员至少有一位女性、一位少数族裔，或者一位LGBTQ这样的人士，目的是增加管理层的多样性。有意思吧，连企业界也逃不过去，也要搞多样性。我就在想，如果一个企业里要没有女性怎么办?还必须得弄来一位女性。要没有少数族裔怎么办?要没有LGBTQ的人怎么办?是不是还得从外边请一位过来?假如这样的人没有能力胜任董事会成员，那我们还必须得把她/他提拔上去?太荒唐了，荒唐透顶。有意思的是，现在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有四分之三都不满足这一要求;我不知道这四分之三的公司怎么满足，它们面临着很艰难的选择。像这种配额制，以前只在那些专制国家看到过，比如对要被逮捕的人有配额，要被杀的人有配额，要生个孩子有准生配额，要吃顿饭有粮食配额;现在美国这样的自由民主国家也要搞配额制，企业里也不例外——更不用说其他领域其实早就开始通过种种方式，通过所谓的多样性，已经实行配额制。

　　这是第二大挑战，关于政治正确的问题。我相信，不管谁当上总统，这一问题一时半会儿不会远去，人们像中了毒一样迷恋政治正确，对凡是政治不正确的一概无法接受。我觉得，接下来的时间，这种情况只可能愈演愈烈。

　　移民问题

　　第三大挑战，就是移民问题。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两党在竞选的时候，移民问题总是一个争论很激烈的问题，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有很大的分歧。一方主张放开移民，甚至开放边境，欢迎所有的移民来。另外一方主张要限制移民，不能什么样的人都可以来美国。双方打得不可开交。美国现在有至少1100万非法移民，相当于欧洲的那些小国，好几个国家的人口加起来的数量。怎么处理这些人，怎么对待这些人，也是双方争论的焦点。让这些人一夜之间获得合法身份，成为美国公民或者拿上绿卡?还是说把他们遣送回去?如果你要让这些人一夜之间获得合法身份的话，其实等于说，你认同通过非法手段进入美国，你认可通过这种不合法的手段，不仅可以生活在美国，甚至获得合法性。这不等于说你放弃法治吗?你如果要遣返这些人，就面临着严重的道德指责，这些人有可能无家可归或者生活艰难，等等。那么，是不是这些人就应该待在美国，享受美国人提供的福利?孩子可以在美国免费上学?……甚至包括治安问题，它会带来一系列问题。怎么解决这些现实的问题?空头谈理想、谈同情，那都很容易，但是你没有实际、没有有效的解决渠道，那基本就是廉价的同情，可能会出现很严重的问题。对待移民的态度上，很多人在看待美国移民问题的时候，总是有一个视角：美国不是一个移民国家吗?你既然是一个移民国家，你当然应该开放移民，当然应该欢迎移民;哪怕是那些通过非法的渠道进入美国的人，你也不应该把他们遣送回去。但是，美国很多的人也看到移民带来的种种问题，不管是治安方面的，还是抢了他们的工作机会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其实让很多人感到困扰。所谓的倡导世界主义、倡导开放边境，听起来都很好听、很人道主义，但是那些现实问题的解决需要大量的钱，需要执法者付出代价，需要付出很多努力。

　　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移民所带来的国家认同问题正日益凸显出来。因为早期的移民大多来自欧洲，特别是基督教国家，他们和美国人共享着基督教的道德价值观，比较容易融入美国社会。但是20世纪之后，特别是二战之后的移民，越来越多来自亚非拉国家，这些人不仅在语言上存在困难，而且在文化、传统、宗教等方面跟美国人差异很大，甚至很难融入美国社会。早期的那些移民大都主动接受美国“大熔炉”的观念，愿意被同化，愿意被吸收，抛弃原先的身份认同，最终成为美国人。其实美国长期以来，被视为是一个高效的大熔炉，因为它接受了大量的移民，来自五湖四海。比如18世纪的时候，有一个法国的贵族移民美国之后，对美国的大熔炉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他说：什么是美国人?他是一个新的人;他或者是一个欧洲人，或者是一个欧洲人的后裔，因而是一种奇怪的混血儿，你在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找到。我可以向你指出一个家庭，其祖父是一个英国人，其妻子是一个荷兰人，其儿子娶了一位法国女士——这个人的四个儿子又分别娶了来自四个不同国家的妻子。他是个美国人，将所有旧有的偏见和习俗都抛在了脑后，从今拥抱那新生活方式，遵守那新政府及其所属的新阶层，在当中获得了新的偏见和习俗。通过被我们伟大祖国拥入怀抱，他们变成了美国人。在这里，来自世界各国的人们熔化成了一个新的族群，其努力和子孙后代有一天将会引发世界的巨变。

　　大家早期的时候有这种看法，都是认为美国是大熔炉。包括美国的国父们，当时他们也是对大熔炉这种看法予以支持：一方面他们大都欢迎移民，另外一方面他们也表达了接纳大量移民的担忧，强调要同化这些移民才能维系这个共和国。杰斐逊很担心大量来自欧陆专制国家的移民会对美国带来负面影响，因为这些移民可能会把他们政府的统治模式和气质带到美国，甚至会传给子孙后代。汉密尔顿也有同样的担忧，他说：一个共和国的安全，根本上依赖一种有活力的共同民族情感，依赖于统一的原则和习惯，依赖于免受域外偏见的影响，依赖于对总是与出身、教育和家庭密切相联之国家的热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一方面接纳移民，另一方面又有一些忧虑——如果不能很好地同化这些移民，如果这些人不能被融合在这个大熔炉里，那对美国的国家认同就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但现在人们不这么看了，今天很多人对大熔炉这种理念持反对态度，认为美国是一个文化马赛克或者沙拉拼盘，这些移民到美国之后，不应该被同化和吸收，应该保持他们自己的文化，保持他们自己的传统，保持他们自己的价值观。特别是随着所谓的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出现，这种看法被更加强化了。这将会导致美国出现部落化的倾向，出现各种各样的亚群体;如果每个群体都致力于保留自己的文化、自己的传统、自己的价值的话，那美国这个共同的精神根基就会出现问题，文化根基就会出现问题。美国长期以来，除了奴隶制时期之外，之所以没有出现严重的社会分裂，是因为它比较成功地阻止了这种部落主义的蔓延;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移民到美国的这些群体，主张要保留自己的文化，保留自己的传统，不应当被同化，不应当被吸收——这势必对美国的国家认同带来严重的冲击。

　　有一点值得强调的就是，今天我们都说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但是在亨廷顿看来，这是错误的。他认为，美国不是一个移民国家，因为最早去美国的那批人，对美国的文化、传统起决定作用的那些人，那些清教徒，他们不是移民;他们是什么呢?他们是定居者，或者是殖民者。定居者或者殖民者跟移民有很大的区别，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定居者指的是一群人离开一个社会，带着共同的目的，去创建一个新的社会、新的政治共同体。比如早期的清教徒到北美之后，他们是在那里创建一个新的共同体，后来变成一个新的国家——美利坚合众国。但是移民这个词的意思是从一个社会迁移到另一个社会，他到那里之后，并不创建一个新的政治共同体，也不创建一个新的社会，而且他们的迁移行动通常是个人化的，并没有共同的目的。这些移民一到那里之后，只是生活在那里，不是像早期的清教徒一样——清教徒们到那里，是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一个新的政治共同体、一个新的国家。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亨廷顿说，美国不是一个移民国家，因为早期的那些人，奠定美国基础的那些人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移民，而是定居者/殖民者。他说，正是当时的那些人，那些定居者的文化、传统、宗教，构成了美国文化、美国传统、美国精神。他们的基督教，他们的新教伦理，他们的语言(都用英语)，他们的普通法传统，他们的有限政府的观念，等等，这些是非常独特的，它们构成了美国精神、美国文化、美国传统。正是从这样的文化、这样的传统当中，生发出了自由平等、个人主义、代议制政府以及保护私有财产等这样一些原则和制度安排。后来迁入美国的移民，大都是被吸收同化到了这个文化当中，当然也对它的发扬光大和改良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他们没有对这种文化进行根本的改变。因为正是这种文化及其生发的自由制度吸引他们移民到美国。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值得考虑的观点，或者说一个看法。在亨廷顿看来，美国国家认同的核心是它独特的宗教和文化传统，他称之为盎格鲁新教文化。

　　那么，今天在美国兴起的这种所谓身份政治也好、多元文化主义也好，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否认这种传统宗教文化的根本重要性，否认盎格鲁新教文化优于其他任何宗教和文化传统，甚至认为盎格鲁新教文化具有压迫性的特征，所以现在的人要脱离这种传统，甚至对这种传统提出挑战、提出质疑，要反对它、要打破它、要破坏它。但是，在亨廷顿看来，如果没有这种传统，或者没有托克维尔所讲的这种独特的民情，北美殖民地和南美殖民地恐怕没有根本区别。我们都知道北美和南美几乎是同时被殖民的：北美主要是被英国殖民，法国、西班牙在北美也有一点殖民地，但南美基本上被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都是在四五百年前开始。今天我们会看到，这两个大陆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景象;我们就可以看出他们殖民的后果——英国的殖民地与西班牙的殖民地或者法国的殖民地之间的这种区别。在亨廷顿看来，如果没有盎格鲁新教文化，没有托克维尔所讲的北美这种独特的民情——其实也是以基督教为核心的这种民情，那么，美国恐怕是另外一个墨西哥或者巴西。

　　现在很多人注意到美国的人口结构所发生的一种变化：很多机构都预测，在不远的将来，白人将成为少数——这里说的白人指的是欧洲移民后裔的白人，不是拉丁裔的白人——就是非拉丁裔的白人将成为少数，到2050年的时候将降到46%左右，其他族群加起来将成为多数，黑人、亚裔、拉丁裔白人将一共占到百分之五十多。有预测说，到2050年，拉美移民将会增加80%，达到1.12亿，占到总人口的28%。到2050年的时候，美国的社会结构将发生根本性变化。那时候，亨廷顿所强调的盎格鲁新教文化，托克维尔所强调的以犹太-基督教传统为核心的民情，是不是还能存在，将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没有这种民情，它的宪法、它的法律制度是不是还能发挥作用?在托克维尔看来，这种民情是最重要的;没有这样的民情，把美国的宪法、美国的法律制度抄过去，在那里也不能有效地实施，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这对美国将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社会保障问题

　　第四个方面的挑战，就是社会保障问题，医保、社保的问题。这也是两党争论比较激烈的问题。一个是要在社会保障方面，医保方面，花更多的钱，比如说要提供更多的资源，甚至一些人主张要免费——全民免费医保，提供更好的社保，要向欧洲那些福利国家学习、看齐。问题是钱从哪里来?成本有多高?现在联邦政府的医保花费已经达到了1.2万亿美元，占到整个联邦支出的三分之一左右;如果加上社保，占联邦支出的一半还要多。联邦政府一半多的钱都花在医保、社保上。喜欢福利国家、喜欢社保的人说，这不是挺好的吗?但是别着急，你要提供这些保障的话，没有足够的钱怎么办呢?现在联邦政府是通过财政赤字的方式解决，欠很多债。比如说过去这一年，联邦政府的财政收入是3.42万亿美元，而支出是6.55万亿美元，一年的赤字就达到3万多亿美元。当然这一年我们可以说很特殊，因为瘟疫、病毒来了之后，联邦政府出手，花了大量的钱来进行援助。但是我们就总的趋势来看，财政赤字是不断扩大，现在美国的国债已经超过了25万亿美元。奥巴马当政期间，就增加了12万亿美元美国国债，而在他之前，美国历史上一共有8万亿的国债。过去一年也增加了很多国债，是因为这场瘟疫所导致的。但是我相信，如果拜登上台的话，国债应该会增加得更多更快，因为民主党更倾向于在医保和社保方面有更多的开支。所以一些人就说，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增加税收，提高税率。我看有一些民主党的议员建议，个人所得税率最高可以提到60%甚至70%——现在美国联邦层面最高的个人所得税率是37%。欧洲那些国家的个人所得税率都很高，最高档可达50%、60%、70%;瑞典是61%，比利时是60%，芬兰是58%，丹麦是55%。问题是，你要加税的话，也会带来相应的其他方面的问题——加税可能会导致很多企业关门，失业率会上升——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本来你想帮助一些人，其实结果是让一些人没了工作。如果说拜登上台的话，他能不能抵制住民主党当中那些激进的人士实施“绿色新政”的要求?“绿色新政”的开支就更大了，有人估计可能达到少则50多万亿、多则90多万亿，相当于每个家庭60万美元的开支。别说全面实施绿色新政，其实即使部分实施，对于美国经济也是致命的，因为那需要太多的钱。

　　政府花的钱越多，另外的一个副作用就是政府规模不断变大，特别是联邦政府规模的扩张——在过去一百多年当中翻了好多倍，比如说在1850年的时候，联邦政府的开支只占GDP的1.5%左右;到1900年的时候，也只是2.7%;而到了1950年，联邦政府的开支达到了GDP的13%;到了2000年达到了34%，2010年的时候竟然达到了42%。不断有人警告联邦政府可能会走向破产：开支太多了，债台高筑;一个美国人一旦生下来，就要背着几万块钱的债。现在的人等于把未来几十年子孙后代的钱都花了，对子孙后代公平吗?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是，社保和医保这种东西，也是像抽大麻一样、像吸毒一样，它会上瘾，而且只能增加、不能减少——因为人们希望增加;减少的话，人们就会抗议、就会反对。可以说，联邦政府背负着沉重的财政负担、巨额的财政赤字，对美国未来的经济、可持续发展都将是一个重担;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改变的倾向。其实，现在不管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不敢得罪要福利的这些人;当然，在这个问题上，共和党比民主党要好得多。但是，今天的共和党也不敢说一点福利不提供;不提供的话，就没有人选你，没有人选你，你就上不了台——政治家被迫要讨好选民。现在已经不再是原则政治，而是利益政治，这在一百多年前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一百多年前，不要说共和党，即使民主党，都会拒绝福利制。

　　我们如果从意识形态光谱上来看的话，今天美国两党的冲突以及社会的撕裂，不是共和党太右了，而是民主党太左了——因为一百多年前的民主党在很多方面比今天的共和党还要右。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他们现在撕裂得这么厉害。在一百多年前，在19世纪末的时候，像民主党的总统克利夫兰这样的人还都坚决拒绝联邦政府为普通百姓提供救济。当时得克萨斯一些县的农场主因为旱灾没有收成，一些议员动议国会用联邦政府的钱给这些人提供救济、提供补贴。克利夫兰总统否决了这项法案，他说：我们的联邦宪法没有赋予我们联邦政府救济穷人的权力，我们也没有这项义务，这超越了我们联邦宪法的范围。那时候他还坚持有限政府的原则和理想，而现在即使共和党恐怕也很难做到这一点，现在都在向左转。

　　贫富差距问题

　　第五个方面的挑战是关于贫富差距的问题，这也是美国社会里天天在讨论的，恐怕在所有社会都是争论很激烈的问题——中国也不例外。比如，有人谈到美国的贫富差距，首先就说美国10%收入最高的人的收入总和，相当于全国所有人收入的一半。贝索斯现在有1328亿美元财富，比尔·盖茨有912亿，巴菲特有843亿，扎克伯格有694亿。人们都非常关注这些富人的财富。人们不关心他们创造了多少财富，只关心他们拥有多少财富。不关心他们创造了多少就业机会、给其他人带来了什么样的财富，人们就盯着他们的财富，觉得他们挣这么多财富肯定是不公平的，肯定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所以很多人呼吁实行经济上的平等。以前，“平等”没有所谓经济上的含义，“平等”指的是自由和权利平等，或者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今天人们赋予了“平等”新的含义，就是经济平等。这些人认为，一个人钱比你多，那就是经济不平等，或者说叫经济上不民主。不仅要政治民主，而且经济也要民主。不能光由资本家说了算，也要由工人说了算，要工人参与决策，等等。这些我们都可以看成是这样一种体现。

　　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人们经常提出来，美国两党的分歧就在于要不要加税，要不要对富人征更多的税、扩大再分配。但问题是，这也面临一些正当性的难题，一些涉及正义的问题：凭什么一个人挣钱多就应该交更多的税?假如说比尔·盖茨应该交70%的税，而其实如果他跟你一样交15%、30%的税，那他的纳税额就已经比你多得多了，因为他基数大;你现在还不满足，让他交70%的税，那么，他可以说，凭什么这么做?挣钱多难道是一种罪过吗?这不是杀富济贫吗?为什么你的私有财产和他的私有财产不是受到同等的保护?他挣的钱当然是他的私有财产。我们不是讲“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吗?怎么轮到对待富人的私有财产的时候，这个原则就不适用了?如果政府拆了你的房子、没收了你的财产，你会说“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那么，如果让政府通过税收的方式，没收或者剥夺富人的财产，那就是正当合理的?就没有违反“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你很难为这种劫富济贫的方式进行辩护。如果一个富人的私有财产权和一个穷人的私有财产权在法律面前应该平等的话，那应该受到同等的对待，否则就是歧视，是真正的歧视——凭什么要剥夺一个有钱的人更多的财产?你的正当性何在?有人说他们占用了更多的社会资源。他们占用什么社会资源?他们使用的所有的资源，为了他们的工厂也好，或者为了他们的企业也好，他们都是交换得来的，他们都是付出了代价——“我给了你钱，你才给了我什么”——他们不是抢来的，不是无缘无故占有那些所谓的社会资源。对他们征更高税率的税的所有这些理由都站不住脚。

　　人们痛恨这些富人，痛恨这些企业家、资本家，要消灭资本家。人们对资本家，可以说是羡慕嫉妒恨：羡慕他们有钱，“我怎么不是他，我怎么没有那么有钱。如果我不能成为他，没有那么有钱，我就对他嫉妒，甚至对他痛恨”——乃至于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仇恨、仇视，认为资本主义是造成贫富差距的罪魁祸首。可是，在过去两三百年当中，正是资本主义让人类财富和繁荣实现了巨大的飞跃。很多人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零和博弈：“资本家如果挣了钱，那么工人就肯定没挣到钱;资本家变得富有了，工人就变得贫穷。”实际上，这是一种正和博弈，资本家致富了、富有了，那这些工人生活也改善了，也得到了工资、得到了各种各样的好处。你很难想象，今天美国一个中产、一个普通工人，他生活的舒适程度，连一个中世纪的国王都赶不上他。你怎么换来的这些，怎么得来的这些?资本主义不是一种零和博弈，它是正和博弈。但是，人们从19世纪后半期以来，就开始敌视资本家，敌视资本主义;并且，在过去这一百多年的历史上，人们有了各种各样尝试取代资本主义的制度，包括社会主义和其他形形色色的主义，没有一个成功的。相反，那些美丽的诺言最后都是乌托邦，都是走向奴役之路。所以，并不是说，废除了资本主义，人们能生活得更好;实际上，只能生活得更糟糕。资本主义是迄今为止，人们发现的能够改善所有人生活状况的一种制度安排。人类也许有一天能找到更好的，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找到更好的能取代它的。其实，就连那些痛恨资本主义、痛恨资本家的人，也都把资本、把大量的财富据为己有，藏在自己手里，形成新阶级;他们认为，他们可以消灭资产阶级。而消灭资产阶级的后果就是一些人变成特权阶级，变成新权贵——这更糟糕。

　　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之后，有一位法国的经济学家皮凯蒂写了《21世纪资本论》，谴责资本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必然导致经济不平等，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他的逻辑就是：资本回报率总是高于经济增长率。他提出了一种激进的再分配方案：在全球范围内征收累进财富税，连同累进的所得税，最高可以达到80%——你挣100块钱，80块钱交给政府，你只对20块钱有自由支配的权利。这不是一种新的奴役吗?当你的财富被征光的时候，你没有财富的时候，那你一切都得听从政府的、听从当局的，那就是一种新的奴役制。

　　这些人甚至向往社会主义。美国历史上没有出现社会主义，竟然也出现了社会主义者作为它的总统候选人竞争者——像桑德斯这样的人，而且他在年轻人当中很有市场、很有影响力。这个人主张全民医保，主张要把美国大学生欠的贷款全部取消——那可是1.6万亿美元的数字，钱从哪里来?这些人不计后果，喜欢许诺。选民们当然喜欢这些承诺，你承诺得越好越多，他们越会支持你——他们不管这是不是一种慢性自杀，长期而言会不会造成严重后果，他们不关心这个，只为当下活着。

　　堕胎和同性婚姻问题

　　第六个方面的挑战是关于堕胎和同性婚姻的问题。这个问题大家也都很熟悉，我不想说得太多。这个问题值得关注的是，它几乎是所有这些挑战当中双方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之一，而且它的难处在于它没有妥协的余地、没有中间地带——要么支持堕胎，要么反对;要么支持同性婚姻，要么反对——没有第三种选择，不可能既支持又反对，或支持一部分、反对一部分。因此，这个问题导致的撕裂程度比较严重。虽然最高法院在过去这些年，无论对堕胎也好，对同性婚姻也好，都做出了判决，但这些判决并没有消除人们之间的争论，争论反而可能更加激烈。

　　这次大选我们也看到这一点，民主党和共和党就堕胎和同性婚姻问题上，可以说争论得你死我活。一些国家的人对这个感受不强烈。美国是个基督教国家，在很大程度上讲，堕胎和同性婚姻都跟它的宗教有关系，都跟基督教的教义有关系，都跟圣经有关系。一些国家的人对堕胎，那是非常习惯的，习以为常，甚至还有强制堕胎。但是，在美国，因为宗教的原因，导致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是你死我活。在过去几十年当中，比如对堕胎来说，支持和反对的人数几乎都差不多，都是50%左右，所以很难说谁占上风。保守主义者从美国是个基督教国家、应该捍卫基督教传统的角度来说，反对堕胎、反对同性婚姻。但是，民主党采用一种进步主义的态度或者看法，认为虽然以前人们反对，但现在应该支持。

　　随着社会的变化，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对同性婚姻的支持就是如此。在2004年的时候，对同性婚姻的支持者还很少，只有30%左右，反对者达到60%。而到了2019年，对同性婚姻的支持者就超过了一半，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的分歧就变小了，或者说双方的争论就不那么激烈——不是这样的，争论还是异常激烈。今天有同性婚姻，如果按照进步主义的看法，那么明天会有什么样的婚姻?婚姻的边界到底在哪里?有没有边界?如果历史上或者传统的婚姻是一夫一妻制的话，现在打破了这一点，打破了性别之间的差别，那么，有一天是不是会打破人数——不仅两个人可以结婚，三个人也可以结婚，或者更多的人?诸如此类，那么婚姻制度是不是还能够存在下去?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这提出来一系列问题。承认同性婚姻之后，对于家庭、对于社会所造成的影响、冲击，是非常可怕的。而且现在也有很多新的冲突领域，比如说因为变性导致的，在学校当中，在使用厕所上，等等，有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比如说，一个人是不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性别认同来自行选厕所——我认为我是男的，我就到男厕所;我认为我是女的，就进女厕所?那么，变性人应该进什么样的厕所?

　　还有美国最近几年发生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一些想要进行变性手术的人，把拒绝为他们实行手术的那些医生和医院——很多都是教会办的医院——告上法庭。更加荒唐的是，在俄亥俄州，有一对父母，因为拒绝让自己17岁的女儿服用改变其性别的辅助药物，而失去了对女儿的监护权。可以看到，这些新的冲突在不断地出现;对美国社会来说，对两党来说，对于双方的支持者来说，无疑都是新的挑战。

　　对美国宪法制度的挑战

　　第七个方面，对美国的宪法制度的挑战。我们看到，现在政治舞台上是越来越党派化——党同伐异，互相攻击，你死我活。最近，随着特朗普新任命一位女性大法官，民主党一些议员、一些政治家提出要增加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人数——他们认为里面保守派的法官太多，对民主党不利;特别是拜登上台之后，他们考虑要把法官的人数增加若干。宪法上并没有规定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的人数，这个人数在历史上也曾经变过好多次，曾经有过六个、七个、十个、九个，等等。在1869年的时候固定下来有九位大法官，但是罗斯福曾经因为不满最高法院的裁决，而想增加大法官人数——在1937年的时候，但是他失败了，没有成功：不仅共和党的人反对他，后来连本党(民主党)的很多议员也都不支持他，最后弄得他灰头土脸、不了了之。当然，罗斯福此举对最高法院也有不小的影响，后来最高法院的一些裁决被迫发生了转向。如果拜登上台，他会不会增加大法官人数?我们还不知道。民主党里的一些议员在呼吁：增加大法官的人数，以遏制保守派大法官的影响。

　　还有一些议员呼吁，要废除选举人团制度。美国这次大选，对中国人也是一个知识普及;很多人以前不知道什么是选举人团，随着这次大选，很多人都知道了。美国的总统不是每个选民直选出的，而是通过一个选举人团制度来选的，是间接选举;每个州有选举人，选举人的人数正好跟各州参众两院议员的总数相等。现在参众两院议员加起来是535人，因而50个州的选举人共有535位，再加上首都哥伦比亚特区(D.C.)有3位选举人，一共是538人。一个总统候选人要得到270张选举人票的话，就能够获胜了。民主党很多人认为，选举人团制度不民主，因为不是直接选举;应该一人一票，让所有人直接选总统，得选票多的候选人就当选;要废掉选举人团制度。但是，国父们当初设计这个制度，是有很多考虑的。不实行直选，是考虑要过滤一些选民的激情;直选的话，难免受激情的影响太大，一个人振臂一呼，影响的人多了就当选。另外考虑的是，美国实行联邦制，在选举总统的时候怎么让州发挥作用;如果直选的话，就不是以州为单位进行选举了，以州为单位的意义就没有了，就不能体现出联邦制、不能让各州在选举总统的过程当中扮演某种重要的角色了。

　　现在是按州为单位进行总统选举，很多人认为这点不民主。其实，历史上，美国因为很多人嫌宪法里有一些制度不民主，已经做过一些改变。比如说，宪法第17修正案就改变了参议员产生的办法。参议员原来是由各州的议会来选举产生的，第17修正案改变了这一点，变成选民直选。也就是说，参议院和众议院的选举方式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人数上有区别——在参议院，每个州只有两个席位。但美国国父们当时设计参议院和众议院选举的方式不同，是因为既然实行两院制，就要尽可能让两院的成员产生的方式不一样，以使两院之间形成进一步的分权制衡。不仅有立法、行政、司法之间的分权制衡，而且在国会内部也有进一步的分权制衡，就是参众两院之间的分权制衡，因为所有的法律都必须同时经过这两院同意才能通过。第17修正案其实就改变了这一点，这种内部的分权制衡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

　　国际秩序方面

　　最后一个方面的挑战就是关于国际秩序。首先，国际贸易方面，如果拜登上台，是不是要改变特朗普的国际贸易的策略或者措施?是要无条件的全球化还是有条件的全球化?特朗普在过去这几年推行的是有条件的全球化，而不是无条件的全球化，因为他认识到，全球化所带来的一些问题、一些弊端，是要追求自由贸易还是公平贸易的问题。特朗普在过去这几年，与前任的一个不同就在于，不仅要自由贸易，还要追求公平贸易——如果这个贸易是不公平的话，那么这个贸易对美国人是不利的，所以他拒绝这样的贸易。并不是说在任何条件下都应该实行自由贸易，特别是在国家与国家之间，有很多关税和非关税的壁垒之类;如果是完全自由贸易的话，对一方——当然也有可能是对双方——都是不公平的。所以，自由贸易未必是一种公平贸易。今天，在美国没有正常人主张一个国家应该跟朝鲜或者伊朗，甚至俄罗斯进行自由贸易，而不对其进行经济制裁。如果你跟这几个国家自由贸易的话，你可能助长它们，让专制国家变得更加强大，更成为你的对手。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没有时间展开来讲，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到底你是要自由贸易还是公平贸易的问题。

　　另外一些跟国际秩序有关的就是地区和平、冲突、安全的问题，特别是中东问题。特朗普在过去几年当中改变了中东的一些状况，比如说以色列和一些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不断在改善，伊斯兰国被消灭，这些都是了不起的成就——虽然反对川普的人可能觉得这些不是那么重要，但我觉得这些非常重要。假如说拜登上台的话，是不是还会延续这种状况?他最近透露说，跟伊朗的关系、对伊朗的政策可能要改变，不再实行特朗普时代退出伊核协议的做法。他肯定要跟伊朗谈判，是不是又像奥巴马时代一样，给伊朗很多很多钱，结果也没有阻止伊朗的核试验——花在伊朗身上几百几千亿美元，也没有阻止伊朗继续研究和试验核武器。对拜登的外交政策，我们还不是特别清楚，包括朝鲜问题，怎么对待朝鲜?朝鲜在过去几年没有接二连三地进行导弹试验，是不是又会重新开始试验?我们也不得而知。

　　当然更多的人关心，如果拜登上台的话，中美关系将会走向何方——是延续特朗普过去四年对华的政策、态度?还是完全改变，走一条不同的道路?或者回到奥巴马时代?诸如此类，有各种各样的猜测。最近我看有很多人出来对此发表一些看法，我自己的感受是，现在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他们对中国可以说有了某种程度的共识，这一点可能是跟过去几十年的一个很大区别。当然，两党在对待中国问题上并不是高度一致的;毫无疑问，他们之间仍然有很多分歧——无论是策略上还是在贸易政策上，等等，都有很多分歧。但是，他们也有一些基本的共识，不会再延续特朗普当总统之前的那些做法、那些政策、那些措施。我觉得，回到特朗普时代之前的可能性不是特别大;但至于会有什么具体的举措，我觉得现在还看不出来。

　　稍微总结几句。前面我讲了美国面临的八个方面的挑战。我想强调一点，美国出现今天的这些挑战，在很多方面、很多领域的挑战不是偶然的，甚至不是在短期内所造成的，其中很多挑战可以说是过去一百多年来，各种社会思潮和运动的产物，特别是进步主义、社会主义、理性主义、世俗主义、女权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等这些思潮所造成的结果。今天的两党之争或者社会撕裂，在很大程度上讲，是一种观念、文化上的冲突和分歧;特别是对待宗教或者说基督教的传统，对待有限政府的看法，对待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的看法，等等，在这些观念、认识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所以它可以被视为一场文化战争——甚至有人说，美国社会现在正在发生一场全面的文化战争，双方因为这种观念、文化上的分歧，而变得你死我活。那么，这种冲突、这种战争既然不是一天造成的，所以在短时间内也很难解决。

　　我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问答

　　提问：是左的危害更大还是右的危害更大?

　　王建勋：这种问题特别笼统，我觉得左和右是我们讨论问题的时候，经常为了便利而用的一个标签化的东西。你要看左究竟指的是什么——具体的政策或者制度安排?或者观念?右又是什么?什么意义上的右?左和右都是相对而言，谁比谁左，谁比谁右，谁比谁更左，谁比谁更右的问题。你的左指的是什么?没有具体所指，我觉得不好去评论它。而且危害到底指的什么方面，什么意义上的危害?长期的?短期的?诸如此类，这些问题不够具体，所以没法回答。国内对左右之间存在太大的混乱认识，比如很多人认为希特勒、纳粹是右派、极右，我觉得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纳粹党鼓吹社会主义，全名叫“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怎么是右派呢?那肯定是左——你看它主张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措施。鉴于对左右认识的混乱，坐标首先就不清楚，那就没法判断谁危害大、谁危害小。

　　按照我自己的坐标，按照我自己的认识，比如说是不是支持一个有限政府，是不是支持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是不是支持犹太-基督教传统——如果按我这种坐标来划分的话，我认为左的危害当然大。但如果你的坐标体系跟我的不一样，那么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就没有共识。如果你认为政府越大越好，大了无所谓，管的事多也好，那么我们在到底谁的危害大、谁的危害小这个问题上，就没有共识。如果一个人认为市场应该被限制，自由市场很糟糕、资本主义很糟糕，应该限制它，甚至应该取消它——认为这样才好的话，那我认为这很糟糕，我们在这些问题上就没有共识。按照我自己的坐标体系，毫无疑问，我认为左很糟糕，左的危害远远大于右的危害。

　　提问：亨廷顿说，美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导致美国文明变质。如何通过政策调整来避免这种情况?

　　王建勋：我觉得，政策调整，其实刚才我已经提到过，就在于移民的问题。现在是采取有限制的移民政策?还是开放边境，谁都可以来，放宽移民?在我看来，当然是通过有限的移民，在一定程度上对移民进行限制，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能让美国人口结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至少得到减缓。但是，是不是能够改变这种局面?从长远来说，也很困难。因为现在很大的一个问题在于，白人的生育率跟黑人、跟拉丁裔、跟亚裔比，可能都差得比较多——白人生孩子生得比较少，这样的话人口结构很难扭转。移民政策，还有其他一些政策，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做一些小的调整——这是有可能的。另外，就是现在两党斗争很厉害，能不能看到解决这一问题的希望?短时间内，我觉得看不到希望，而且很难解决。因为我刚才也说到，他们对有些问题的分歧，几乎是没有中间地带的——比如对同性婚姻，要么支持，要么反对，怎么找到中间地带?没有办法妥协。如果说，历史上，斗争不厉害的基本上都是通过妥协的方式解决的话，那么现在面临的很多议题、很多社会方面的问题，是很难妥协的。因为这些问题跟宗教有关系，跟观念有关系，所以我觉得，除非人们改变观念，否则的话，看不到什么特别明显的缓和趋势。

　　提问：有一种说法是，如果没有疫情，特朗普胜选概率极大。您怎么看?

　　王建勋：我基本上同意这种看法。如果没有疫情的话，他胜选的概率应该是比较大的。因为在疫情之前，经济方面、就业率，表现都是在过去这几十年当中前所未有地好，这对他来说是非常有利的。疫情来了之后，刚开始他很积极地采取了不少措施，包括把武汉的领馆人员撤走，切断航班，等等，但是在当时却遭到民主党人的反对，认为他小题大作，认为他歧视之类的，给他扣了一堆的帽子——大家可以去翻看当时的新闻，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很多人攻击他。后来有一段时间的放松，问题比较严重;当然，放松也有多方面的原因，包括他没有权力指挥各州怎么办，一些州不听他的，他也没办法。所以，在我看来，疫情确实让他的胜选受到影响。

　　提问：最近几年，美国党派之争是否水火不容?如果是，是什么原因导致走到今天这种状态?这是否伤害了美国的体制?

　　王建勋：美国党派之争是严重地水火不容。刚才我在讲座最后的部分已经提了，这种状态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我觉得，这是过去一百多年的一个产物，一个集中的爆发：随着各种社会思潮——什么进步主义、理性主义、世俗主义、女权主义、多元文化主义这些思潮——的兴起，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在观念方面，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分歧。当然，这种分歧跟美国民众观念的分歧是密不可分的，两党的分歧也反映了美国社会、美国民众的观念和文化上的分歧。

　　这是不是伤害了美国的体制?我觉得到目前为止，从宪政的角度来讲，还没那么厉害;当然，不是说完全没有伤害，比如刚才提到的宪法第17修正案的问题，其实就是一种伤害——当时是大众民主时代刚刚到来的时候，人们觉得，参议员不是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所以不够民主;于是就废掉了原先的参议员间接选举办法，而改为直选——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糟糕的改变。这就像今天很多民主党人主张废除选举人团制度、改为总统直选一样，对此我也是坚决反对的，因为这势必对美国的宪政产生严重的冲击。未来这个趋势如何?会走到什么样的地步?我们都很难预测。如果说人们能够反思大众民主所带来的问题，能够重温美国国父们的那些政治理想和政治理论，也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这种局面，但是目前我看不出来。所以，我不是特别乐观，因为美国这套宪政体制能不能有效运作，其实取决于美国这个社会的民情。就像托克维尔说的一样，当民情发生根本性改变，当人们不再认为这种盎格鲁新教文化是美国精神核心的时候，那它的制度势必会受到影响，因为它的这套制度是建立在对这种独特的民情、独特的美国精神、美国传统认可基础之上的;如果这种民情、这种文化传统发生了根本性改变，那么它的宪法、它的法律也将不会发生作用。这点上，我非常赞同托克维尔的看法。

 　　(本文为2020年12月2日“共识国际讲坛”王建勋老师讲座的文字整理稿。王老师为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博士。)

王建勋副教授

　　各位朋友们、亲友们，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大选之后的美国。我相信群里的所有朋友过去这一个月都在关注着大选。虽然大选结束马上就一个月了，明天就是一个月了，但是到现在为止，也没有一个最终的结果，双方还有分歧。虽然拜登暂时赢了，但是特朗普或者说共和党一方仍然认为大选有问题、有舞弊，所以双方在司法领域可能还有一些较量。中国的学者、知识界也加入了较量当中。这个选举很像一场大戏，可能是美国历史上非常少见的。当然，历史上惊险的选举也很多，也有一些甚至打官司，打到最高法院，特别是2000年的选举;但是像现在这个样子，像今天这个样子，双方争得你死我活、唇枪舌剑——不管是在媒体领域，还是其他领域——还是比较少见的。

　　中国人一方面是得以大饱眼福，看看自由民主的灯塔怎么来进行演练，怎么来进行自由民主的实践。另外一方面，大家为支持某一方争论得不可开交，口水四溅，甚至不惜人身攻击，乃至断交、绝情，都存在，相信大家都目睹了这一切。像骂战，我所在的几十个、几百个群里边，我看天天基本上就在争吵，有的骂得一塌糊涂，很多人不断退群，简直是闻所未闻。

　　我觉得我们暂时可以先撇开这个选举本身，因为到底最后谁能够入主白宫，我觉得是个事实问题;到底有没有舞弊、有没有大规模的舞弊，或者说即使有舞弊，会不会影响大选的结果，这些问题现在都没有定论。这些是事实问题，只有把事实搞清楚了，最终的结果才能真相大白;否则的话，只拼立场，再多的口水战都不解决问题，都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我基本上没有介入这些口水战，我觉得它对选举结果没有任何价值。因为特朗普要走司法渠道，要通过法院来解决，那就提交证据，没有证据的话，肯定最后败诉;证据充足的话，最后赢。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但是大家等不及，所以就骂得一塌糊涂。

　　今天我们暂时把这个选举本身放一放，讨论一些美国社会面临的更重要的问题;或者说无论谁当上总统，无论谁进入白宫，在2021年1月21日的时候，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是绕不开的。这就是今天我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大选之后的美国到底面临怎样的挑战。选举结束了，不管谁当上总统，这些问题都在那里;该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这才是更加根本的。过去这几年大家都注意到了，美国政治激化、两党冲突、社会撕裂，甚至过去这一年来，各种暴力事件、骚乱频发，到底美国哪里出了问题?它还是不是一个自主民主的灯塔?它面临什么样的危机?是美国的政体出了问题?美国的社会出了问题?美国的文化出了问题?美国国父们的政治遗产还能不能继续下去?美利坚合众国还能不能持续存在下去?我觉得这些问题恐怕都是值得去思考、值得去反思的。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美国现在处在一个十字路口。当然它历史上有过很多十字路口，但是这一次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说建国、废除奴隶制，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十字路口的话，那么现在也是一个十字路口。因为它现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而且是集中爆发出来。我今天主要讲它面临着哪些方面的挑战——我自己总结了一下，我认为比较重要的大概有八个方面的挑战;大家可以总结得更多，每个人对它现在存在的问题看法不同。我下面将要跟大家分享或者说讨论的八个挑战非常关键;能不能很好地应对这些挑战，也许决定着美国的前途和命运，也决定着它作为自由民主灯塔的地位，还决定着它对西方以及整个世界的影响。我下面分别来说一下这八个挑战是什么。

　　“种族歧视”问题

　　第一个挑战，种族歧视问题。过去这段时间发生很多暴力冲突，特别是当黑人弗洛伊德被警察打死之后，引发了一系列的抗议和骚乱;那么，黑人被警察打死这种事情是不是种族歧视的结果?这些抗议的导火索都跟警察如何对待黑人——犯罪嫌疑人也好，犯人也好——有很大的关系。大家很容易看出来，如果白人警察打了一个黑人犯罪嫌疑人，这在美国的舆论界马上就被认为是一个种族歧视问题。美国到底存不存在种族歧视?我觉得这个问题一直没有一个很好的结论。或者说，如果美国有种族歧视，它是在什么意义上讲的?

　　如果我们从法律、从制度上来讲，可以说美国现在没有种族歧视，因为制度上的歧视都已经废除掉了;一次是通过废除奴隶制，另外一次是通过民权运动、民权法案，它现在在制度上没有对黑人的歧视，你找不出来法律上任何的条文不利于黑人。不像一些前法治国家，大量的歧视都是制度性的，很容易找到歧视;比如某国对农民的歧视，各种各样的，对性别等，有明目张胆写在法律里的歧视。但是在美国的法律和制度上，你已经找不到歧视。如果一个人说，讲美国还有种族歧视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那是完全错误的，就是无视美国法律制度的事实。

　　如果说还存在着歧视的话，存在着什么样的歧视呢?文化和心理上的歧视。这种歧视跟制度性的歧视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是一种内在的。它不是说，我在法律和制度上剥夺了某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文化和心理上的歧视，经常是看不见的，也许一个人能感受得到。而且更加重要的是，这种歧视是无法消除的。我们没有办法到一个人内心里去看看，看这个人是不是歧视黑人。还有一点非常重要：这种文化和心理上的歧视不是限于白人歧视黑人，也可能是黑人歧视白人、黑人歧视黄种人，或者白人歧视黄种人、黄种人歧视黑人、黄种人歧视白人，或者拉丁裔的人歧视黑人、黑人歧视拉丁裔的人，等等。它是在任何的群体之间，甚至任何个人之间都会存在。同样是黑人，一个黑人可能歧视另外一个黑人，不管是因为财富，还是因为长相、因为地位，等等。这种歧视存在于任何社会当中，它不是美国所独有的。在某国，这种歧视更普遍，我可以举出来无数个例子：有钱的人歧视没钱的人，城市里的人歧视农村的人，大城市的人歧视小城市的人，首都的人歧视外地的人，有特权的人歧视没特权的人……太多太多了。这种歧视普遍存在于所有社会里，只要有人的地方就存在。如果你要说美国还存在这种文化和心理意义上的种族歧视的话，那没有人会反对你。但是，对这种歧视，你是没有办法消除的;试图去消除这种歧视，一定会带来相反或者是更加可怕的后果。因为这种歧视它不限于不同的族群之间、不同的种族之间，它在同一种族之内也会存在，所有的人与人之间都会存在;它不以族群为单位，它是普遍存在的：一个长得漂亮的人歧视一个长得丑陋的人，一个个高的人歧视一个个矮的人，一个有钱的人歧视一个没钱的人，一个有文化的人歧视一个没有文化的人，等等，它存在于所有社会当中。对这种歧视，你只能够交给历史来解决，甚至交给上帝来解决;没有任何人，通过人为的方式能够消除或者消灭这种歧视。当然，你可以在教育上，可以在舆论上，呼吁不要有这种歧视，但是你没办法消除它。

　　而且我还要进一步讲的是，美国不仅没有制度性的歧视、法律制度上的歧视，而且还有相反的、反向的歧视，就是法律界经常讲的“纠偏行动”“平权行动”(Affirmative Action)，也有人翻译成“肯定性行动”。什么意思呢?在大学招生，或者在企业、雇主招工人、雇员的招聘过程当中，要考虑少数族裔特别是考虑黑人的因素，照顾他们;比如大学招生的时候，要考虑这些因素，要降低分数，或者预留配额，等等，考虑这些所谓的“多样性”。这在过去几十年当中，是普遍存在于美国的大学和企业界，特别是在大学里。有一项对美国高等教育的研究表明，在施行这种所谓的纠偏行动的情况下，黑人学生被大学录取的可能性要高于白人学生5倍，要高于亚裔学生更多倍。一个SAT考试(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分数1250分的黑人学生与一个SAT考试分数为1560分的白人学生有同样的被录取的机会;并且，在同等情况下，一个亚裔学生的考试分数要更高。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哈佛大学一帮亚裔学生在2018年的时候，对哈佛提起了诉讼，认为哈佛在大学招生过程中歧视了亚裔学生。他们提供的资料显示，从1995年到2013年间，哈佛大学对黑人学生的录取率是13.2%，白人学生是11.1%，拉丁裔的学生是10.6%，而亚裔学生则是8.1%。我们可以看出，从录取率来看，黑人的录取率是最高的，亚裔学生是最低的;一目了然。但这官司前不久好像判决了，这些亚裔学生败诉了;也就是说，法院不认为对亚裔学生构成了歧视。从大学招生的方式或者说对于黑人的优待，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它其实是一种反向的歧视。录取的分数为什么不是一样的?为什么在同样的情况下，黑人被录取，白人不被录取?这不是一种反向歧视吗?如果一个白人考了1500，你不录取这个人，而非要录取一个考了1300的黑人，这肯定是一种歧视。好多人说：这不是歧视，这是纠正。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歧视，这是一种反向的歧视、逆向的歧视。纠正什么?纠正他们历史上曾经遭受的不公正、遭受的歧视?那他们会怎么回答?人们当然会承认，这些黑人的祖宗，而不是这些黑人自身，在历史上遭受了歧视;但是一个白人会这么回答：那是过去的白人对过去的黑人的歧视，现在的白人和其他种族的考生并没有歧视现在的黑人考生，你凭什么要让现在的白人和其他种族的考生对历史上的歧视承担责任?这种问题你怎么回答?一个白人会说，他爷爷的爷爷歧视了一个黑人学生的爷爷的爷爷;那你现在要让这个白人来为历史上他爷爷的爷爷承担责任吗?我们从法律上来讲，谁触犯了法律，谁承担责任;你不能说，一个人的爷爷犯了法、杀了人，让他的孙子住监狱，让他的孙子承担责任——这显然是不公正的，显然是背离正义的。

“黑命贵”运动

　　所以我们看得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现在不仅没有制度上的白人对黑人的歧视，而且还存在反过来的逆向歧视。现在白人和亚裔的学生受到这种逆向的歧视。当然，黑人在历史上受到歧视，这是不公正的，这是不正义的;但你不能用另外一种不正义的方式来解决此前的不正义，或者说，你不能用一种错误来弥补另一种错误。历史上的那种歧视当然是一种错误，那种奴隶制当然是一种错误，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说，你用另一种错误来弥补这种错误，你就不是错误的了——当然是。你不能用一种不正义对付另外一种曾经存在过的不正义;那么，你现在的不正义仍然是不正义，你不能说它是正义的。

　　因此，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当我们说美国还存在种族歧视的时候，其实只能说，它还存在心理和文化上的歧视，而不存在法律制度上的歧视。我觉得某国有意思，某国一些人或一些媒体动不动嘲笑美国的种族歧视，这其实很可笑，没有多少国家比某国制度性的歧视更厉害了——某国的这种歧视远远甚于美国的种族歧视。看看某国农民在过去几十年中遭受的待遇，你就知道了——他们曾经交税，但也曾经同时不享受任何福利，到现在他们也很惨;某国各种制度上对于女性以及其他一些群体的歧视，从法律上和制度上都能找出一堆来。

　　我想强调的是什么呢?美国现在面临的所谓种族歧视问题，其实是一个文化和心理上的歧视。要想消除这样的歧视、消灭这样的歧视，可以说非常非常困难。托克维尔曾经说过，这种歧视可能根本没有解。1831年，他去美国的时候，美国还有奴隶制。他甚至非常绝望地预测：如果黑人有一天被解放，他们很难和白人共存。他说：不是黑人消灭白人，就是白人消灭黑人。可以看得出来，他对他们共存在一个社会当中是多么地不抱希望。因为他注意到了现代奴隶制和古代奴隶制一些根本的区别——古代的奴隶制比如说古希腊罗马时的奴隶制，它不是在不同的肤色之间、不同的种族之间，那时候很难通过肤色、种族看出是否是奴隶，就是说，从法律和制度上废除了奴隶制之后，不是因为肤色而导致的歧视问题比较容易解决;但现代奴隶制不一样，它是在不同的种族之间，不同的文化传统等之间，很容易识别出来是否是奴隶，等等——所以这种歧视、这种冲突将会长期存在。

　　当时美国的国父们也是这么认为，他们也很担心。他们不是想要保存奴隶制——今天很多解读者对当时的历史完全无视——美国当时保留奴隶制，那是迫不得已的事情，是迫不得已的妥协;没有这个妥协的话，南北之间、蓄奴州和自由州之间不可能建一个联邦，就不可能有美利坚合众国。当时美国国父们没有几个人支持奴隶制，他们都非常反感奴隶制。杰斐逊、麦迪逊、亚当斯、华盛顿这几个人，虽然除了亚当斯之外，都有奴隶，都蓄奴，但是他们知道奴隶制毫无疑问在道德上是错误的。杰斐逊在很早之前写的一些作品当中，都已经说得很明确了：奴隶制是罪恶的，是非常糟糕的，早晚有一天肯定得废除。这些人不是空想家，不是乌托邦主义者，他们知道：在当时的大背景下，要从大英帝国中独立，不可能把奴隶制给废除，南北之间在这个问题上没法达成一致。于是，他们只能妥协。但是从内心里，他们都是反对奴隶制的，我觉得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当时他们也觉得，废除奴隶制之后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那些黑人何去何从;他们觉得，黑人和他们生活在一个社会里、融合在一块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今天我们觉得这些事情很简单，但当时的人看来，这几乎是不可思议。所以，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把那些获得自由的黑人送回非洲去，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利比里亚，一个很小的国家，在西非。这个国家还照搬了美国的宪法法律，结果发现在那里长期行不通，因为那里的民情跟北美完全不一样;后来这个国家有很多冲突，不断地内战，直到大独裁者查尔斯·泰勒这个人被逮捕之后，那里才算消停，现在还算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国家。那里也有了选举，在尝试民主，但是还有很多历史遗留问题没有解决——像很多其他非洲国家一样。

　　我们可以看出，在美国建国时的很多人看来，不是说不应该废除奴隶制，而是废除奴隶制不现实、不实际;不是说光鼓吹一下、喊喊口号就能解决当时大家面临的难题。所以，无论托克维尔还是美国的国父们看来，即使奴隶被解放之后、奴隶制被废除之后，他们面临的问题依然非常严重，面临的挑战依然非常严峻。在很大程度上讲，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奴隶制已经废除了一个半世纪还多，但是所谓的种族歧视问题——文化和心理上歧视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而且还有可能是一个无解的问题，或者说长期存在的问题。那么，以存在这样种族歧视的理由来进行烧杀抢夺，我觉得是不可思议的、是违反法律的。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最后变成了抢商店、砸汽车、砸警车，最后要废掉警察局——民主党的很多政客都主张要废除警察、废除警察局，不再给警局拨款，特别是在一些大城市里闹得比较凶的地方。那么，废除警察之后，怎么维持秩序，怎么执行法律?抢商店肯定不是为了反对种族歧视，而是趁机要捞一把。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在很多城市不断地上演，不是在一个地方。如果你呼吁解决种族歧视问题，那你就去呼吁、和平抗议。如果你抢商店、烧汽车、要求警察局关门，可能就不是所谓的反种族歧视了，那是其他的问题，是法律和秩序的问题。

　　这是美国面临的第一大挑战。不管谁上台，这个问题还会长期存在。如果一些人利用所谓的种族歧视来制造暴力事件，来制造骚乱、打砸抢，那就应该采用法律和秩序的方式来解决。我想说的是，文化和心理上的歧视没法消除，可能会伴随着人类永远存在——不是有这方面的歧视，也会有那方面的歧视，不是因为肤色，也会因为其他的理由、原因而存在歧视。这和人性有关。怎么可能把人性当中恶的部分消灭掉?如果我们承认人性当中是有恶的一面，如果我们承认人不是天使——像麦迪逊所说的一样，人有嫉妒、有歧视、有各种各样的野心——那么，没法消灭这些东西。这是第一大挑战。

　　“政治正确”问题

　　美国面临的第二大挑战，就是关于政治正确的问题。对这点大家最近关注也比较多。前几年中国人很少关注政治正确的问题，而最近闹得比较凶，特别是由新闻界、舆论界有很多不公平地对待一方的做法所导致。这种政治正确问题伤害比较大的就是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等。

　　政治正确什么时候起源的，大家不太确定。有人说至少在前苏联斯大林时代就有。斯大林说，我们不管事实上是否正确，我们要的是政治要正确;哪怕是事实上不正确的东西，我们只要政治正确，就可以;哪怕事实上正确，只要政治不正确，也不行。

　　假如说有一个科学家研究不同族群/种族的智商，发现有的族群高，有的族群低;如果他把这个研究结果发布出来，就会遭到一些群体的攻击，就会说这个是歧视，政治不正确——你怎么能说黑人智商比白人低，怎么能说女性比男性低或者男性比女性低，你怎么能说黑人智商不如亚裔或者是反过来，等等。只要你说出来，就肯定政治不正确;哪怕事实上正确，哪怕你说“我是通过科学严谨的手段研究出来的”，那也不行。发表这样的言论，是严重的政治不正确。有人总结出来，比如说你称一个胖人，绝不能说人家胖;绝对不能因为身高、肤色、种族、年龄、性别等歧视一个人或者发表一个哪怕是事实上正确的言论，因为这在政治上不正确。这种所谓的政治正确，对舆论、新闻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比如，大学招生的时候讲政治正确，说要考虑族裔：我们这个学校里要有一定的黑人的比例，要有一定女性的比例，要有一定的亚裔的比例，等等，要考虑多样性，群体不能太单一。好像单一是一种罪过，单一就不好，不利于学习，不利于大学的氛围，等等，尽管这些理由不一定站得住脚，大学还是把多样性作为招生的因素之一。就在前几天，芝加哥大学地理系的一位教授，因为对大学里所谓多样性的问题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提出一些质疑，随即遭到几十名学生联名要求芝加哥大学审查和解聘这位教授。他的几段视频出现在YouTube上，就遭到了攻击。好在有不少知识分子给芝加哥大学的校长写了联名信，要求保护言论自由，甚至引用了芝加哥大学创始人的一些说法，希望不要解聘这位教授。芝加哥大学的校长也终于顶住了压力，没有解聘这位教授。但是在过去这些年，大学教授因为政治不正确的言论被解聘的事件频繁发生，已经发生过好多起了。

　　也是在前几天，我看哈佛大学一些学生组织要求学校当局禁止在特朗普政府任职的所有人去哈佛教书、讲座或者参加其他学术活动。还没看到哈佛大学官方的回应，不知道这两天有没有出新的消息。好像说在特朗普政府工作过的人，就一定很糟糕，哈佛大学这种很左的学校，不应该接受这样的人，不应该让这样的人来讲学，不应该让这样的人参加会议之类的。这就是清教徒创建的哈佛大学现在的样子。

　　也是在前几天，我看有一些同性恋组织——其实说“同性恋”也政治不正确，因为不止有同性恋，还包括双性恋、变性人什么——这样的一些组织呼吁拜登如果上台的话，上台之后要取消对美国的教会学校——那些教会学校大部分都是基督教学校，特别是天主教学校——的认证。他们的理由是这些学校反对同性恋。好像说这些学校就不能反对同性恋，只能支持同性恋;如果要反对同性恋，政府就要把学校的认证取消掉。不知道拜登有没有看到这个消息。不知道他上台之后，会不会采取这样的措施;如果不采取的话，这些同性恋团体也会攻击拜登。

　　大学里的这种政治正确已经造成了教授们、学生们在大学里不敢发表任何政治不正确的言论，或者说，这样的言论在大学里边已经很难存在、没法存在。大学里的言论自由受政治正确的影响非常严重。过去这几年发生了多起攻击到大学里来演讲的一些人士的事件，攻击者认为要演讲的人的言论政治不正确。受到攻击的人基本上都是保守派，都是保守主义者。比如说在2017年，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保守主义学者——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研究员，叫查尔斯·莫瑞，他受一所很有名的大学的学生团体邀请发表演讲。在要演讲的时候，他遭到了大批学生的现场抗议和抵制，这导致他的演讲不得不改在没有听众的房间里通过录像的方式进行。并且，在演讲结束之后，抗议的学生又暴力阻挠他离开，导致该校一名保护莫瑞的教授受伤，被送到医院。

　　美国有一个智库叫曼哈顿研究所，也是一个保守派的智库。这个智库里有一位学者叫希瑟·麦克唐纳(Heather MacDonald)，她曾经到哈佛发表过演讲。当这位教授要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还有另外一个学校发表演讲的时候，也经历了同样的遭遇，导致讲座不得不在警察的保护下、在没有听众的情况下草草举行。

　　仅仅在2017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就发生过若干起这种讲座被迫取消的事件，几乎都是因为一些左翼的学生和教授的抗议和抵制。

　　2019年4月，哈佛大学政府系的教授，也是很有名的保守主义学者，叫曼斯菲尔德(Harvey Mansfield)，他被加拿大一个大学邀请在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结果校方给他发了邀请信之后，不久他又收到了一封不再邀请他的信，学校官方给的理由是邀请委员会的人不能达成一致。事后他了解到，真实的理由是，因为有12位校友给这所大学联名写信，表示曼斯菲尔德教授对女性不友好，所以不应该请他来讲。为什么说他对女性不友好?理由是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叫《男子汉》(Manliness)。曼斯菲尔德在课堂上也讲过这件事情，他说他演讲的内容根本和女性无关，但是仅仅因为写过这样一本书，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就遭到了抵制。

　　面临着这种大学校园里言论自由被压制的形势，在2017年，有28位普林斯顿、哈佛和耶鲁大学的教授发表了一份声明，呼吁大学生们要独立思考，不要盲从，不要服从群体思维。声明指出，在许多大学校园里，约翰·密尔所说的，公共舆论的保证，不仅正在阻碍学生们对流行的看法说不，而且让他们认为主流的看法显然是正确的，只有极端分子或者古怪之徒才会质疑他们。这个声明发表之后，有很多大学教授参与了声明。可以看得出来，大学里的言论审查、政治正确到了什么地步。

　　还有，在过去这几年当中，因为政治正确，在美国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些拆除破坏历史纪念碑、人物塑像的浪潮，很像中国的“破四旧”——认为那些东西都是落后的、糟糕的。把早年的一些人物——特别是内战时南方的一些将领或者支持奴隶制的人物——的塑像都给破坏了。在过去这一年当中，甚至把乔治·华盛顿、林肯、杰斐逊这些国父们的雕塑也都纷纷给摧毁。耶鲁大学把卡尔霍恩学院(Calhoun College)的名字改成了格雷斯·霍珀学院(Grace Murray Hopper College)，理由是卡尔霍恩是一位白人至上主义者和奴隶制的支持者。卡尔霍恩是美国历史上一位大名鼎鼎的政治家，是很了不起的一位政治家，但是被认为是白人至上主义者。如果这样的话，美国的历史都要重写、改写，像华盛顿、杰斐逊、麦迪逊这些当过美国总统的人，这些对美国的建国、美国的制宪都立过汗马功劳、起过决定性作用的人，曾经都拥有过奴隶，是不是都应该被谴责、被清除出历史?参加1787年制宪会议的55位代表当中，25位都有奴隶，那是不是要因此废除美国宪法?是不是要推翻美利坚合众国?这种政治正确已经到了要否定历史、走向历史虚无主义的程度。

　　就在今天早上，我听新闻的时候，听到这样一则消息，说纳斯达克要求所有的上市公司——在它那里上市的超过三千家公司——董事会成员至少有一位女性、一位少数族裔，或者一位LGBTQ这样的人士，目的是增加管理层的多样性。有意思吧，连企业界也逃不过去，也要搞多样性。我就在想，如果一个企业里要没有女性怎么办?还必须得弄来一位女性。要没有少数族裔怎么办?要没有LGBTQ的人怎么办?是不是还得从外边请一位过来?假如这样的人没有能力胜任董事会成员，那我们还必须得把她/他提拔上去?太荒唐了，荒唐透顶。有意思的是，现在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有四分之三都不满足这一要求;我不知道这四分之三的公司怎么满足，它们面临着很艰难的选择。像这种配额制，以前只在那些专制国家看到过，比如对要被逮捕的人有配额，要被杀的人有配额，要生个孩子有准生配额，要吃顿饭有粮食配额;现在美国这样的自由民主国家也要搞配额制，企业里也不例外——更不用说其他领域其实早就开始通过种种方式，通过所谓的多样性，已经实行配额制。

　　这是第二大挑战，关于政治正确的问题。我相信，不管谁当上总统，这一问题一时半会儿不会远去，人们像中了毒一样迷恋政治正确，对凡是政治不正确的一概无法接受。我觉得，接下来的时间，这种情况只可能愈演愈烈。

　　移民问题

　　第三大挑战，就是移民问题。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两党在竞选的时候，移民问题总是一个争论很激烈的问题，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有很大的分歧。一方主张放开移民，甚至开放边境，欢迎所有的移民来。另外一方主张要限制移民，不能什么样的人都可以来美国。双方打得不可开交。美国现在有至少1100万非法移民，相当于欧洲的那些小国，好几个国家的人口加起来的数量。怎么处理这些人，怎么对待这些人，也是双方争论的焦点。让这些人一夜之间获得合法身份，成为美国公民或者拿上绿卡?还是说把他们遣送回去?如果你要让这些人一夜之间获得合法身份的话，其实等于说，你认同通过非法手段进入美国，你认可通过这种不合法的手段，不仅可以生活在美国，甚至获得合法性。这不等于说你放弃法治吗?你如果要遣返这些人，就面临着严重的道德指责，这些人有可能无家可归或者生活艰难，等等。那么，是不是这些人就应该待在美国，享受美国人提供的福利?孩子可以在美国免费上学?……甚至包括治安问题，它会带来一系列问题。怎么解决这些现实的问题?空头谈理想、谈同情，那都很容易，但是你没有实际、没有有效的解决渠道，那基本就是廉价的同情，可能会出现很严重的问题。对待移民的态度上，很多人在看待美国移民问题的时候，总是有一个视角：美国不是一个移民国家吗?你既然是一个移民国家，你当然应该开放移民，当然应该欢迎移民;哪怕是那些通过非法的渠道进入美国的人，你也不应该把他们遣送回去。但是，美国很多的人也看到移民带来的种种问题，不管是治安方面的，还是抢了他们的工作机会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其实让很多人感到困扰。所谓的倡导世界主义、倡导开放边境，听起来都很好听、很人道主义，但是那些现实问题的解决需要大量的钱，需要执法者付出代价，需要付出很多努力。

　　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移民所带来的国家认同问题正日益凸显出来。因为早期的移民大多来自欧洲，特别是基督教国家，他们和美国人共享着基督教的道德价值观，比较容易融入美国社会。但是20世纪之后，特别是二战之后的移民，越来越多来自亚非拉国家，这些人不仅在语言上存在困难，而且在文化、传统、宗教等方面跟美国人差异很大，甚至很难融入美国社会。早期的那些移民大都主动接受美国“大熔炉”的观念，愿意被同化，愿意被吸收，抛弃原先的身份认同，最终成为美国人。其实美国长期以来，被视为是一个高效的大熔炉，因为它接受了大量的移民，来自五湖四海。比如18世纪的时候，有一个法国的贵族移民美国之后，对美国的大熔炉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他说：什么是美国人?他是一个新的人;他或者是一个欧洲人，或者是一个欧洲人的后裔，因而是一种奇怪的混血儿，你在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找到。我可以向你指出一个家庭，其祖父是一个英国人，其妻子是一个荷兰人，其儿子娶了一位法国女士——这个人的四个儿子又分别娶了来自四个不同国家的妻子。他是个美国人，将所有旧有的偏见和习俗都抛在了脑后，从今拥抱那新生活方式，遵守那新政府及其所属的新阶层，在当中获得了新的偏见和习俗。通过被我们伟大祖国拥入怀抱，他们变成了美国人。在这里，来自世界各国的人们熔化成了一个新的族群，其努力和子孙后代有一天将会引发世界的巨变。

　　大家早期的时候有这种看法，都是认为美国是大熔炉。包括美国的国父们，当时他们也是对大熔炉这种看法予以支持：一方面他们大都欢迎移民，另外一方面他们也表达了接纳大量移民的担忧，强调要同化这些移民才能维系这个共和国。杰斐逊很担心大量来自欧陆专制国家的移民会对美国带来负面影响，因为这些移民可能会把他们政府的统治模式和气质带到美国，甚至会传给子孙后代。汉密尔顿也有同样的担忧，他说：一个共和国的安全，根本上依赖一种有活力的共同民族情感，依赖于统一的原则和习惯，依赖于免受域外偏见的影响，依赖于对总是与出身、教育和家庭密切相联之国家的热爱。可以看得出来，他们一方面接纳移民，另一方面又有一些忧虑——如果不能很好地同化这些移民，如果这些人不能被融合在这个大熔炉里，那对美国的国家认同就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但现在人们不这么看了，今天很多人对大熔炉这种理念持反对态度，认为美国是一个文化马赛克或者沙拉拼盘，这些移民到美国之后，不应该被同化和吸收，应该保持他们自己的文化，保持他们自己的传统，保持他们自己的价值观。特别是随着所谓的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出现，这种看法被更加强化了。这将会导致美国出现部落化的倾向，出现各种各样的亚群体;如果每个群体都致力于保留自己的文化、自己的传统、自己的价值的话，那美国这个共同的精神根基就会出现问题，文化根基就会出现问题。美国长期以来，除了奴隶制时期之外，之所以没有出现严重的社会分裂，是因为它比较成功地阻止了这种部落主义的蔓延;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移民到美国的这些群体，主张要保留自己的文化，保留自己的传统，不应当被同化，不应当被吸收——这势必对美国的国家认同带来严重的冲击。

　　有一点值得强调的就是，今天我们都说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但是在亨廷顿看来，这是错误的。他认为，美国不是一个移民国家，因为最早去美国的那批人，对美国的文化、传统起决定作用的那些人，那些清教徒，他们不是移民;他们是什么呢?他们是定居者，或者是殖民者。定居者或者殖民者跟移民有很大的区别，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定居者指的是一群人离开一个社会，带着共同的目的，去创建一个新的社会、新的政治共同体。比如早期的清教徒到北美之后，他们是在那里创建一个新的共同体，后来变成一个新的国家——美利坚合众国。但是移民这个词的意思是从一个社会迁移到另一个社会，他到那里之后，并不创建一个新的政治共同体，也不创建一个新的社会，而且他们的迁移行动通常是个人化的，并没有共同的目的。这些移民一到那里之后，只是生活在那里，不是像早期的清教徒一样——清教徒们到那里，是创造了一个新的社会、一个新的政治共同体、一个新的国家。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亨廷顿说，美国不是一个移民国家，因为早期的那些人，奠定美国基础的那些人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移民，而是定居者/殖民者。他说，正是当时的那些人，那些定居者的文化、传统、宗教，构成了美国文化、美国传统、美国精神。他们的基督教，他们的新教伦理，他们的语言(都用英语)，他们的普通法传统，他们的有限政府的观念，等等，这些是非常独特的，它们构成了美国精神、美国文化、美国传统。正是从这样的文化、这样的传统当中，生发出了自由平等、个人主义、代议制政府以及保护私有财产等这样一些原则和制度安排。后来迁入美国的移民，大都是被吸收同化到了这个文化当中，当然也对它的发扬光大和改良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他们没有对这种文化进行根本的改变。因为正是这种文化及其生发的自由制度吸引他们移民到美国。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值得考虑的观点，或者说一个看法。在亨廷顿看来，美国国家认同的核心是它独特的宗教和文化传统，他称之为盎格鲁新教文化。

　　那么，今天在美国兴起的这种所谓身份政治也好、多元文化主义也好，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否认这种传统宗教文化的根本重要性，否认盎格鲁新教文化优于其他任何宗教和文化传统，甚至认为盎格鲁新教文化具有压迫性的特征，所以现在的人要脱离这种传统，甚至对这种传统提出挑战、提出质疑，要反对它、要打破它、要破坏它。但是，在亨廷顿看来，如果没有这种传统，或者没有托克维尔所讲的这种独特的民情，北美殖民地和南美殖民地恐怕没有根本区别。我们都知道北美和南美几乎是同时被殖民的：北美主要是被英国殖民，法国、西班牙在北美也有一点殖民地，但南美基本上被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都是在四五百年前开始。今天我们会看到，这两个大陆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景象;我们就可以看出他们殖民的后果——英国的殖民地与西班牙的殖民地或者法国的殖民地之间的这种区别。在亨廷顿看来，如果没有盎格鲁新教文化，没有托克维尔所讲的北美这种独特的民情——其实也是以基督教为核心的这种民情，那么，美国恐怕是另外一个墨西哥或者巴西。

　　现在很多人注意到美国的人口结构所发生的一种变化：很多机构都预测，在不远的将来，白人将成为少数——这里说的白人指的是欧洲移民后裔的白人，不是拉丁裔的白人——就是非拉丁裔的白人将成为少数，到2050年的时候将降到46%左右，其他族群加起来将成为多数，黑人、亚裔、拉丁裔白人将一共占到百分之五十多。有预测说，到2050年，拉美移民将会增加80%，达到1.12亿，占到总人口的28%。到2050年的时候，美国的社会结构将发生根本性变化。那时候，亨廷顿所强调的盎格鲁新教文化，托克维尔所强调的以犹太-基督教传统为核心的民情，是不是还能存在，将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没有这种民情，它的宪法、它的法律制度是不是还能发挥作用?在托克维尔看来，这种民情是最重要的;没有这样的民情，把美国的宪法、美国的法律制度抄过去，在那里也不能有效地实施，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这对美国将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社会保障问题

　　第四个方面的挑战，就是社会保障问题，医保、社保的问题。这也是两党争论比较激烈的问题。一个是要在社会保障方面，医保方面，花更多的钱，比如说要提供更多的资源，甚至一些人主张要免费——全民免费医保，提供更好的社保，要向欧洲那些福利国家学习、看齐。问题是钱从哪里来?成本有多高?现在联邦政府的医保花费已经达到了1.2万亿美元，占到整个联邦支出的三分之一左右;如果加上社保，占联邦支出的一半还要多。联邦政府一半多的钱都花在医保、社保上。喜欢福利国家、喜欢社保的人说，这不是挺好的吗?但是别着急，你要提供这些保障的话，没有足够的钱怎么办呢?现在联邦政府是通过财政赤字的方式解决，欠很多债。比如说过去这一年，联邦政府的财政收入是3.42万亿美元，而支出是6.55万亿美元，一年的赤字就达到3万多亿美元。当然这一年我们可以说很特殊，因为瘟疫、病毒来了之后，联邦政府出手，花了大量的钱来进行援助。但是我们就总的趋势来看，财政赤字是不断扩大，现在美国的国债已经超过了25万亿美元。奥巴马当政期间，就增加了12万亿美元美国国债，而在他之前，美国历史上一共有8万亿的国债。过去一年也增加了很多国债，是因为这场瘟疫所导致的。但是我相信，如果拜登上台的话，国债应该会增加得更多更快，因为民主党更倾向于在医保和社保方面有更多的开支。所以一些人就说，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增加税收，提高税率。我看有一些民主党的议员建议，个人所得税率最高可以提到60%甚至70%——现在美国联邦层面最高的个人所得税率是37%。欧洲那些国家的个人所得税率都很高，最高档可达50%、60%、70%;瑞典是61%，比利时是60%，芬兰是58%，丹麦是55%。问题是，你要加税的话，也会带来相应的其他方面的问题——加税可能会导致很多企业关门，失业率会上升——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本来你想帮助一些人，其实结果是让一些人没了工作。如果说拜登上台的话，他能不能抵制住民主党当中那些激进的人士实施“绿色新政”的要求?“绿色新政”的开支就更大了，有人估计可能达到少则50多万亿、多则90多万亿，相当于每个家庭60万美元的开支。别说全面实施绿色新政，其实即使部分实施，对于美国经济也是致命的，因为那需要太多的钱。

　　政府花的钱越多，另外的一个副作用就是政府规模不断变大，特别是联邦政府规模的扩张——在过去一百多年当中翻了好多倍，比如说在1850年的时候，联邦政府的开支只占GDP的1.5%左右;到1900年的时候，也只是2.7%;而到了1950年，联邦政府的开支达到了GDP的13%;到了2000年达到了34%，2010年的时候竟然达到了42%。不断有人警告联邦政府可能会走向破产：开支太多了，债台高筑;一个美国人一旦生下来，就要背着几万块钱的债。现在的人等于把未来几十年子孙后代的钱都花了，对子孙后代公平吗?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是，社保和医保这种东西，也是像抽大麻一样、像吸毒一样，它会上瘾，而且只能增加、不能减少——因为人们希望增加;减少的话，人们就会抗议、就会反对。可以说，联邦政府背负着沉重的财政负担、巨额的财政赤字，对美国未来的经济、可持续发展都将是一个重担;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改变的倾向。其实，现在不管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不敢得罪要福利的这些人;当然，在这个问题上，共和党比民主党要好得多。但是，今天的共和党也不敢说一点福利不提供;不提供的话，就没有人选你，没有人选你，你就上不了台——政治家被迫要讨好选民。现在已经不再是原则政治，而是利益政治，这在一百多年前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一百多年前，不要说共和党，即使民主党，都会拒绝福利制。

　　我们如果从意识形态光谱上来看的话，今天美国两党的冲突以及社会的撕裂，不是共和党太右了，而是民主党太左了——因为一百多年前的民主党在很多方面比今天的共和党还要右。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他们现在撕裂得这么厉害。在一百多年前，在19世纪末的时候，像民主党的总统克利夫兰这样的人还都坚决拒绝联邦政府为普通百姓提供救济。当时得克萨斯一些县的农场主因为旱灾没有收成，一些议员动议国会用联邦政府的钱给这些人提供救济、提供补贴。克利夫兰总统否决了这项法案，他说：我们的联邦宪法没有赋予我们联邦政府救济穷人的权力，我们也没有这项义务，这超越了我们联邦宪法的范围。那时候他还坚持有限政府的原则和理想，而现在即使共和党恐怕也很难做到这一点，现在都在向左转。

　　贫富差距问题

　　第五个方面的挑战是关于贫富差距的问题，这也是美国社会里天天在讨论的，恐怕在所有社会都是争论很激烈的问题——中国也不例外。比如，有人谈到美国的贫富差距，首先就说美国10%收入最高的人的收入总和，相当于全国所有人收入的一半。贝索斯现在有1328亿美元财富，比尔·盖茨有912亿，巴菲特有843亿，扎克伯格有694亿。人们都非常关注这些富人的财富。人们不关心他们创造了多少财富，只关心他们拥有多少财富。不关心他们创造了多少就业机会、给其他人带来了什么样的财富，人们就盯着他们的财富，觉得他们挣这么多财富肯定是不公平的，肯定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所以很多人呼吁实行经济上的平等。以前，“平等”没有所谓经济上的含义，“平等”指的是自由和权利平等，或者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今天人们赋予了“平等”新的含义，就是经济平等。这些人认为，一个人钱比你多，那就是经济不平等，或者说叫经济上不民主。不仅要政治民主，而且经济也要民主。不能光由资本家说了算，也要由工人说了算，要工人参与决策，等等。这些我们都可以看成是这样一种体现。

　　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人们经常提出来，美国两党的分歧就在于要不要加税，要不要对富人征更多的税、扩大再分配。但问题是，这也面临一些正当性的难题，一些涉及正义的问题：凭什么一个人挣钱多就应该交更多的税?假如说比尔·盖茨应该交70%的税，而其实如果他跟你一样交15%、30%的税，那他的纳税额就已经比你多得多了，因为他基数大;你现在还不满足，让他交70%的税，那么，他可以说，凭什么这么做?挣钱多难道是一种罪过吗?这不是杀富济贫吗?为什么你的私有财产和他的私有财产不是受到同等的保护?他挣的钱当然是他的私有财产。我们不是讲“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吗?怎么轮到对待富人的私有财产的时候，这个原则就不适用了?如果政府拆了你的房子、没收了你的财产，你会说“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那么，如果让政府通过税收的方式，没收或者剥夺富人的财产，那就是正当合理的?就没有违反“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你很难为这种劫富济贫的方式进行辩护。如果一个富人的私有财产权和一个穷人的私有财产权在法律面前应该平等的话，那应该受到同等的对待，否则就是歧视，是真正的歧视——凭什么要剥夺一个有钱的人更多的财产?你的正当性何在?有人说他们占用了更多的社会资源。他们占用什么社会资源?他们使用的所有的资源，为了他们的工厂也好，或者为了他们的企业也好，他们都是交换得来的，他们都是付出了代价——“我给了你钱，你才给了我什么”——他们不是抢来的，不是无缘无故占有那些所谓的社会资源。对他们征更高税率的税的所有这些理由都站不住脚。

　　人们痛恨这些富人，痛恨这些企业家、资本家，要消灭资本家。人们对资本家，可以说是羡慕嫉妒恨：羡慕他们有钱，“我怎么不是他，我怎么没有那么有钱。如果我不能成为他，没有那么有钱，我就对他嫉妒，甚至对他痛恨”——乃至于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仇恨、仇视，认为资本主义是造成贫富差距的罪魁祸首。可是，在过去两三百年当中，正是资本主义让人类财富和繁荣实现了巨大的飞跃。很多人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零和博弈：“资本家如果挣了钱，那么工人就肯定没挣到钱;资本家变得富有了，工人就变得贫穷。”实际上，这是一种正和博弈，资本家致富了、富有了，那这些工人生活也改善了，也得到了工资、得到了各种各样的好处。你很难想象，今天美国一个中产、一个普通工人，他生活的舒适程度，连一个中世纪的国王都赶不上他。你怎么换来的这些，怎么得来的这些?资本主义不是一种零和博弈，它是正和博弈。但是，人们从19世纪后半期以来，就开始敌视资本家，敌视资本主义;并且，在过去这一百多年的历史上，人们有了各种各样尝试取代资本主义的制度，包括社会主义和其他形形色色的主义，没有一个成功的。相反，那些美丽的诺言最后都是乌托邦，都是走向奴役之路。所以，并不是说，废除了资本主义，人们能生活得更好;实际上，只能生活得更糟糕。资本主义是迄今为止，人们发现的能够改善所有人生活状况的一种制度安排。人类也许有一天能找到更好的，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找到更好的能取代它的。其实，就连那些痛恨资本主义、痛恨资本家的人，也都把资本、把大量的财富据为己有，藏在自己手里，形成新阶级;他们认为，他们可以消灭资产阶级。而消灭资产阶级的后果就是一些人变成特权阶级，变成新权贵——这更糟糕。

　　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之后，有一位法国的经济学家皮凯蒂写了《21世纪资本论》，谴责资本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必然导致经济不平等，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他的逻辑就是：资本回报率总是高于经济增长率。他提出了一种激进的再分配方案：在全球范围内征收累进财富税，连同累进的所得税，最高可以达到80%——你挣100块钱，80块钱交给政府，你只对20块钱有自由支配的权利。这不是一种新的奴役吗?当你的财富被征光的时候，你没有财富的时候，那你一切都得听从政府的、听从当局的，那就是一种新的奴役制。

　　这些人甚至向往社会主义。美国历史上没有出现社会主义，竟然也出现了社会主义者作为它的总统候选人竞争者——像桑德斯这样的人，而且他在年轻人当中很有市场、很有影响力。这个人主张全民医保，主张要把美国大学生欠的贷款全部取消——那可是1.6万亿美元的数字，钱从哪里来?这些人不计后果，喜欢许诺。选民们当然喜欢这些承诺，你承诺得越好越多，他们越会支持你——他们不管这是不是一种慢性自杀，长期而言会不会造成严重后果，他们不关心这个，只为当下活着。

　　堕胎和同性婚姻问题

　　第六个方面的挑战是关于堕胎和同性婚姻的问题。这个问题大家也都很熟悉，我不想说得太多。这个问题值得关注的是，它几乎是所有这些挑战当中双方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之一，而且它的难处在于它没有妥协的余地、没有中间地带——要么支持堕胎，要么反对;要么支持同性婚姻，要么反对——没有第三种选择，不可能既支持又反对，或支持一部分、反对一部分。因此，这个问题导致的撕裂程度比较严重。虽然最高法院在过去这些年，无论对堕胎也好，对同性婚姻也好，都做出了判决，但这些判决并没有消除人们之间的争论，争论反而可能更加激烈。

　　这次大选我们也看到这一点，民主党和共和党就堕胎和同性婚姻问题上，可以说争论得你死我活。一些国家的人对这个感受不强烈。美国是个基督教国家，在很大程度上讲，堕胎和同性婚姻都跟它的宗教有关系，都跟基督教的教义有关系，都跟圣经有关系。一些国家的人对堕胎，那是非常习惯的，习以为常，甚至还有强制堕胎。但是，在美国，因为宗教的原因，导致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是你死我活。在过去几十年当中，比如对堕胎来说，支持和反对的人数几乎都差不多，都是50%左右，所以很难说谁占上风。保守主义者从美国是个基督教国家、应该捍卫基督教传统的角度来说，反对堕胎、反对同性婚姻。但是，民主党采用一种进步主义的态度或者看法，认为虽然以前人们反对，但现在应该支持。

　　随着社会的变化，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对同性婚姻的支持就是如此。在2004年的时候，对同性婚姻的支持者还很少，只有30%左右，反对者达到60%。而到了2019年，对同性婚姻的支持者就超过了一半，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的分歧就变小了，或者说双方的争论就不那么激烈——不是这样的，争论还是异常激烈。今天有同性婚姻，如果按照进步主义的看法，那么明天会有什么样的婚姻?婚姻的边界到底在哪里?有没有边界?如果历史上或者传统的婚姻是一夫一妻制的话，现在打破了这一点，打破了性别之间的差别，那么，有一天是不是会打破人数——不仅两个人可以结婚，三个人也可以结婚，或者更多的人?诸如此类，那么婚姻制度是不是还能够存在下去?它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这提出来一系列问题。承认同性婚姻之后，对于家庭、对于社会所造成的影响、冲击，是非常可怕的。而且现在也有很多新的冲突领域，比如说因为变性导致的，在学校当中，在使用厕所上，等等，有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比如说，一个人是不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性别认同来自行选厕所——我认为我是男的，我就到男厕所;我认为我是女的，就进女厕所?那么，变性人应该进什么样的厕所?

　　还有美国最近几年发生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一些想要进行变性手术的人，把拒绝为他们实行手术的那些医生和医院——很多都是教会办的医院——告上法庭。更加荒唐的是，在俄亥俄州，有一对父母，因为拒绝让自己17岁的女儿服用改变其性别的辅助药物，而失去了对女儿的监护权。可以看到，这些新的冲突在不断地出现;对美国社会来说，对两党来说，对于双方的支持者来说，无疑都是新的挑战。

　　对美国宪法制度的挑战

　　第七个方面，对美国的宪法制度的挑战。我们看到，现在政治舞台上是越来越党派化——党同伐异，互相攻击，你死我活。最近，随着特朗普新任命一位女性大法官，民主党一些议员、一些政治家提出要增加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人数——他们认为里面保守派的法官太多，对民主党不利;特别是拜登上台之后，他们考虑要把法官的人数增加若干。宪法上并没有规定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的人数，这个人数在历史上也曾经变过好多次，曾经有过六个、七个、十个、九个，等等。在1869年的时候固定下来有九位大法官，但是罗斯福曾经因为不满最高法院的裁决，而想增加大法官人数——在1937年的时候，但是他失败了，没有成功：不仅共和党的人反对他，后来连本党(民主党)的很多议员也都不支持他，最后弄得他灰头土脸、不了了之。当然，罗斯福此举对最高法院也有不小的影响，后来最高法院的一些裁决被迫发生了转向。如果拜登上台，他会不会增加大法官人数?我们还不知道。民主党里的一些议员在呼吁：增加大法官的人数，以遏制保守派大法官的影响。

　　还有一些议员呼吁，要废除选举人团制度。美国这次大选，对中国人也是一个知识普及;很多人以前不知道什么是选举人团，随着这次大选，很多人都知道了。美国的总统不是每个选民直选出的，而是通过一个选举人团制度来选的，是间接选举;每个州有选举人，选举人的人数正好跟各州参众两院议员的总数相等。现在参众两院议员加起来是535人，因而50个州的选举人共有535位，再加上首都哥伦比亚特区(D.C.)有3位选举人，一共是538人。一个总统候选人要得到270张选举人票的话，就能够获胜了。民主党很多人认为，选举人团制度不民主，因为不是直接选举;应该一人一票，让所有人直接选总统，得选票多的候选人就当选;要废掉选举人团制度。但是，国父们当初设计这个制度，是有很多考虑的。不实行直选，是考虑要过滤一些选民的激情;直选的话，难免受激情的影响太大，一个人振臂一呼，影响的人多了就当选。另外考虑的是，美国实行联邦制，在选举总统的时候怎么让州发挥作用;如果直选的话，就不是以州为单位进行选举了，以州为单位的意义就没有了，就不能体现出联邦制、不能让各州在选举总统的过程当中扮演某种重要的角色了。

　　现在是按州为单位进行总统选举，很多人认为这点不民主。其实，历史上，美国因为很多人嫌宪法里有一些制度不民主，已经做过一些改变。比如说，宪法第17修正案就改变了参议员产生的办法。参议员原来是由各州的议会来选举产生的，第17修正案改变了这一点，变成选民直选。也就是说，参议院和众议院的选举方式没有什么区别，只是人数上有区别——在参议院，每个州只有两个席位。但美国国父们当时设计参议院和众议院选举的方式不同，是因为既然实行两院制，就要尽可能让两院的成员产生的方式不一样，以使两院之间形成进一步的分权制衡。不仅有立法、行政、司法之间的分权制衡，而且在国会内部也有进一步的分权制衡，就是参众两院之间的分权制衡，因为所有的法律都必须同时经过这两院同意才能通过。第17修正案其实就改变了这一点，这种内部的分权制衡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

　　国际秩序方面

　　最后一个方面的挑战就是关于国际秩序。首先，国际贸易方面，如果拜登上台，是不是要改变特朗普的国际贸易的策略或者措施?是要无条件的全球化还是有条件的全球化?特朗普在过去这几年推行的是有条件的全球化，而不是无条件的全球化，因为他认识到，全球化所带来的一些问题、一些弊端，是要追求自由贸易还是公平贸易的问题。特朗普在过去这几年，与前任的一个不同就在于，不仅要自由贸易，还要追求公平贸易——如果这个贸易是不公平的话，那么这个贸易对美国人是不利的，所以他拒绝这样的贸易。并不是说在任何条件下都应该实行自由贸易，特别是在国家与国家之间，有很多关税和非关税的壁垒之类;如果是完全自由贸易的话，对一方——当然也有可能是对双方——都是不公平的。所以，自由贸易未必是一种公平贸易。今天，在美国没有正常人主张一个国家应该跟朝鲜或者伊朗，甚至俄罗斯进行自由贸易，而不对其进行经济制裁。如果你跟这几个国家自由贸易的话，你可能助长它们，让专制国家变得更加强大，更成为你的对手。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没有时间展开来讲，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到底你是要自由贸易还是公平贸易的问题。

　　另外一些跟国际秩序有关的就是地区和平、冲突、安全的问题，特别是中东问题。特朗普在过去几年当中改变了中东的一些状况，比如说以色列和一些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不断在改善，伊斯兰国被消灭，这些都是了不起的成就——虽然反对川普的人可能觉得这些不是那么重要，但我觉得这些非常重要。假如说拜登上台的话，是不是还会延续这种状况?他最近透露说，跟伊朗的关系、对伊朗的政策可能要改变，不再实行特朗普时代退出伊核协议的做法。他肯定要跟伊朗谈判，是不是又像奥巴马时代一样，给伊朗很多很多钱，结果也没有阻止伊朗的核试验——花在伊朗身上几百几千亿美元，也没有阻止伊朗继续研究和试验核武器。对拜登的外交政策，我们还不是特别清楚，包括朝鲜问题，怎么对待朝鲜?朝鲜在过去几年没有接二连三地进行导弹试验，是不是又会重新开始试验?我们也不得而知。

　　当然更多的人关心，如果拜登上台的话，中美关系将会走向何方——是延续特朗普过去四年对华的政策、态度?还是完全改变，走一条不同的道路?或者回到奥巴马时代?诸如此类，有各种各样的猜测。最近我看有很多人出来对此发表一些看法，我自己的感受是，现在不管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他们对中国可以说有了某种程度的共识，这一点可能是跟过去几十年的一个很大区别。当然，两党在对待中国问题上并不是高度一致的;毫无疑问，他们之间仍然有很多分歧——无论是策略上还是在贸易政策上，等等，都有很多分歧。但是，他们也有一些基本的共识，不会再延续特朗普当总统之前的那些做法、那些政策、那些措施。我觉得，回到特朗普时代之前的可能性不是特别大;但至于会有什么具体的举措，我觉得现在还看不出来。

　　稍微总结几句。前面我讲了美国面临的八个方面的挑战。我想强调一点，美国出现今天的这些挑战，在很多方面、很多领域的挑战不是偶然的，甚至不是在短期内所造成的，其中很多挑战可以说是过去一百多年来，各种社会思潮和运动的产物，特别是进步主义、社会主义、理性主义、世俗主义、女权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等这些思潮所造成的结果。今天的两党之争或者社会撕裂，在很大程度上讲，是一种观念、文化上的冲突和分歧;特别是对待宗教或者说基督教的传统，对待有限政府的看法，对待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的看法，等等，在这些观念、认识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所以它可以被视为一场文化战争——甚至有人说，美国社会现在正在发生一场全面的文化战争，双方因为这种观念、文化上的分歧，而变得你死我活。那么，这种冲突、这种战争既然不是一天造成的，所以在短时间内也很难解决。

　　我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问答

　　提问：是左的危害更大还是右的危害更大?

　　王建勋：这种问题特别笼统，我觉得左和右是我们讨论问题的时候，经常为了便利而用的一个标签化的东西。你要看左究竟指的是什么——具体的政策或者制度安排?或者观念?右又是什么?什么意义上的右?左和右都是相对而言，谁比谁左，谁比谁右，谁比谁更左，谁比谁更右的问题。你的左指的是什么?没有具体所指，我觉得不好去评论它。而且危害到底指的什么方面，什么意义上的危害?长期的?短期的?诸如此类，这些问题不够具体，所以没法回答。国内对左右之间存在太大的混乱认识，比如很多人认为希特勒、纳粹是右派、极右，我觉得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纳粹党鼓吹社会主义，全名叫“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怎么是右派呢?那肯定是左——你看它主张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措施。鉴于对左右认识的混乱，坐标首先就不清楚，那就没法判断谁危害大、谁危害小。

　　按照我自己的坐标，按照我自己的认识，比如说是不是支持一个有限政府，是不是支持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是不是支持犹太-基督教传统——如果按我这种坐标来划分的话，我认为左的危害当然大。但如果你的坐标体系跟我的不一样，那么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就没有共识。如果你认为政府越大越好，大了无所谓，管的事多也好，那么我们在到底谁的危害大、谁的危害小这个问题上，就没有共识。如果一个人认为市场应该被限制，自由市场很糟糕、资本主义很糟糕，应该限制它，甚至应该取消它——认为这样才好的话，那我认为这很糟糕，我们在这些问题上就没有共识。按照我自己的坐标体系，毫无疑问，我认为左很糟糕，左的危害远远大于右的危害。

　　提问：亨廷顿说，美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导致美国文明变质。如何通过政策调整来避免这种情况?

　　王建勋：我觉得，政策调整，其实刚才我已经提到过，就在于移民的问题。现在是采取有限制的移民政策?还是开放边境，谁都可以来，放宽移民?在我看来，当然是通过有限的移民，在一定程度上对移民进行限制，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能让美国人口结构变化在某种程度上至少得到减缓。但是，是不是能够改变这种局面?从长远来说，也很困难。因为现在很大的一个问题在于，白人的生育率跟黑人、跟拉丁裔、跟亚裔比，可能都差得比较多——白人生孩子生得比较少，这样的话人口结构很难扭转。移民政策，还有其他一些政策，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做一些小的调整——这是有可能的。另外，就是现在两党斗争很厉害，能不能看到解决这一问题的希望?短时间内，我觉得看不到希望，而且很难解决。因为我刚才也说到，他们对有些问题的分歧，几乎是没有中间地带的——比如对同性婚姻，要么支持，要么反对，怎么找到中间地带?没有办法妥协。如果说，历史上，斗争不厉害的基本上都是通过妥协的方式解决的话，那么现在面临的很多议题、很多社会方面的问题，是很难妥协的。因为这些问题跟宗教有关系，跟观念有关系，所以我觉得，除非人们改变观念，否则的话，看不到什么特别明显的缓和趋势。

　　提问：有一种说法是，如果没有疫情，特朗普胜选概率极大。您怎么看?

　　王建勋：我基本上同意这种看法。如果没有疫情的话，他胜选的概率应该是比较大的。因为在疫情之前，经济方面、就业率，表现都是在过去这几十年当中前所未有地好，这对他来说是非常有利的。疫情来了之后，刚开始他很积极地采取了不少措施，包括把武汉的领馆人员撤走，切断航班，等等，但是在当时却遭到民主党人的反对，认为他小题大作，认为他歧视之类的，给他扣了一堆的帽子——大家可以去翻看当时的新闻，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很多人攻击他。后来有一段时间的放松，问题比较严重;当然，放松也有多方面的原因，包括他没有权力指挥各州怎么办，一些州不听他的，他也没办法。所以，在我看来，疫情确实让他的胜选受到影响。

　　提问：最近几年，美国党派之争是否水火不容?如果是，是什么原因导致走到今天这种状态?这是否伤害了美国的体制?

　　王建勋：美国党派之争是严重地水火不容。刚才我在讲座最后的部分已经提了，这种状态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我觉得，这是过去一百多年的一个产物，一个集中的爆发：随着各种社会思潮——什么进步主义、理性主义、世俗主义、女权主义、多元文化主义这些思潮——的兴起，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在观念方面，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分歧。当然，这种分歧跟美国民众观念的分歧是密不可分的，两党的分歧也反映了美国社会、美国民众的观念和文化上的分歧。

　　这是不是伤害了美国的体制?我觉得到目前为止，从宪政的角度来讲，还没那么厉害;当然，不是说完全没有伤害，比如刚才提到的宪法第17修正案的问题，其实就是一种伤害——当时是大众民主时代刚刚到来的时候，人们觉得，参议员不是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的，所以不够民主;于是就废掉了原先的参议员间接选举办法，而改为直选——在我看来，这是一个糟糕的改变。这就像今天很多民主党人主张废除选举人团制度、改为总统直选一样，对此我也是坚决反对的，因为这势必对美国的宪政产生严重的冲击。未来这个趋势如何?会走到什么样的地步?我们都很难预测。如果说人们能够反思大众民主所带来的问题，能够重温美国国父们的那些政治理想和政治理论，也许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这种局面，但是目前我看不出来。所以，我不是特别乐观，因为美国这套宪政体制能不能有效运作，其实取决于美国这个社会的民情。就像托克维尔说的一样，当民情发生根本性改变，当人们不再认为这种盎格鲁新教文化是美国精神核心的时候，那它的制度势必会受到影响，因为它的这套制度是建立在对这种独特的民情、独特的美国精神、美国传统认可基础之上的;如果这种民情、这种文化传统发生了根本性改变，那么它的宪法、它的法律也将不会发生作用。这点上，我非常赞同托克维尔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