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林元：非洲三十载 ——我眼中的非洲

　　问答

　　提问：中国人在非洲外来人口中占多大比例?

　　王林元：我觉得很难说，也是很难统计。我估计谁也没有权威的数据。在整个非洲，现在可能有近百万中国人。在南非，最多的时候据说有三十几万中国人，但是现在也很少了，2014年经济危机以后就比较少了。在安哥拉，最多的时候号称也是三十多万，但是现在大概在三万左右。

　　提问：您选在安哥拉经营，是因为安哥拉法治环境更好一些?还是因为资产更安全?

　　王林元：不是的，我选在安哥拉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一个中国公司，当时是江苏的国际公司，他们在战争时期就开始在这里做援外，战争结束以后有重建生意，他们造房子造得越来越好，就需要做工程勘察。当时他们老板跟我合作，叫我来搭几个勘察的队伍，筹建以后，他就叫我留下来，跟他个人合作，我们是个人间合作的。合作以后，做着做着，我就自己开始做了。

　　提问：能不能讲讲管理黑人兄弟的故事?

　　王林元：对黑人的管理，故事太多了。我有很多黑人朋友。比如说我在纳米比亚的时候，有一个黑人朋友，他在那里跟了我三年，后来我到坦桑尼亚去的时候，都把他带到坦桑尼亚，他愿意跟着我，非常好。黑人也有非常勤劳的。有些黑人发了工资就用完，这个黑人就不是这样子，他说：你把我的工资放着，不要给我，我回家的时候再给我。

　　提问：在非洲经营是不是赚钱?

　　王林元：我觉得当然要赚钱，我们商人就是要赚钱，不赚钱，老婆孩子在这里，我也不能闲着。

　　提问：能再多讲讲非洲人的习性吗?

　　王林元：我们在坦桑尼亚看到很奇怪的现象。在中国，如果哪个地方土地比较肥沃、气候比较适宜，人就会比较勤劳，但是非洲不是这样的。在非洲，自然条件越好的地方，人就会越懒惰，为什么呢?后来想到这个道理——我们以前在援外的时候有一句话说黑人：“身上一块布，吃饭靠大树”。他们就是这样子的。自然条件非常好，就不用劳动也可以生活，所以他们就不太需要勤劳。

　　提问：埃塞俄比亚的经济发展得怎么样?

　　王林元：有人说埃塞俄比亚经济增长很好，但是埃塞俄比亚整个国家的经济状况不是很正常，因为它自己没有资源，没有什么出口，但是有外汇需求。它主要的外汇来源是旅游业，咖啡出口上，埃塞俄比亚也不是很出名，而一年的外汇收入只够它进口大概三分之二左右的需求物资。在非洲人里，埃塞俄比亚人比较聪明;谭德塞现在是世卫组织总干事，他就是埃塞俄比亚人。埃塞俄比亚人号称自己是所罗门的后代。他们的塞拉西皇帝，有一次非洲要给他一个奖的时候，他说他不是非洲人，他们是所罗门的后代。我这次到埃塞俄比亚去，特意到他们博物馆看了一趟，他们有一个叫示巴女王的先祖，到了以色列，给所罗门国王临幸了。

　　相对来讲，埃塞俄比亚人比较聪明，西非这边的很多商人都是从埃塞俄比亚、索马里那边过来的。

　　提问：在非洲的资产安全性如何?

　　王林元：我觉得非洲资产很不安全，我们一般来讲很少会把资金留在非洲，因为也经不起它的贬值。我去年曾经到欧洲旅游一个月，跟我夫人。一个月之内，我们的非洲当地货币资产贬值30%左右，后来回弹一点，但是当时的损失就非常大，我们整个损失要上千万美金，非常恐怖。

　　提问：如何看待非洲各国的政治转型?这种转型是否会有利于经济发展?

　　王林元：政治转型是不是有利于经济发展，我倒是很难说，但是政治转型以后，会使得社会比较安定，人不会经受那种残酷。比如说以前安哥拉的内战，比如说卡比拉在刚果(金)这样的情况;一个政府上台，就要把前面政府整治一遍，老百姓、各个派系大家就要闹，闹了就要死人，社会会变得残酷。政治转型以后，总统的更换不会导致国家发生暴乱，我觉得这是一个主要的作用，而不是说经济一定发展。我认为，相对来讲，可能独裁之下，经济会发展更好——弄上一个好总统，多当一段时间，经济会发展更快、更好一点，但是对老百姓来讲不一定是好事。希特勒当权的时候，德国经济也在发展，发展以后就开始打仗，就把德国人民再蹂躏一遍。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提问：“黑人能生能闹，适合生存，代表人类希望”，您同意这个观点吗?

　　王林元：黑人肯定是能生的。我原来在纳米比亚的时候，有一次在一个工地上，我们打井的时候，丛林里黑人都在围着看，我看到一个小女孩，大概刚刚到生育年龄，肚子就大了。我就跟白人开玩笑，我说这个小姑娘这么小，肚子就大了，就生孩子了。他说：你想想，他们在丛林里，太阳一下山以后，他们的only game，就是干这个，当然就是生孩子。所以只要能生孩子，她就会生。至于能不能代表人类的希望，我是这样看的：人类历史上，生育当然是一个人最高的追求，所以我们有更多的对于生育、两性的崇拜，实际上是因为对生育的渴望、对种族繁衍的渴望，但是到了现代社会，这就是一个问题了——人口多，我觉得对地球是一个灾难，我是学地质的，我们对地球的资源会有一个想法，如果这样下去的话，这个世界就会毁在我们这么多人口的手上。如果产生的人口是有质量的，还好说点，对世界会有贡献的。黑人目前这种情况，有什么贡献?

　　提问：非洲制造业机会大还是商贸机会大?

　　王林元：我觉得做制造业也有机会，我认为做各种生意都是取决于个人的。很多朋友问我：你看什么生意好做?应该去做什么?我说：你首先要知道你能干什么，每天扫垃圾也有发财的，高科技每天也有关门的，关键是什么适合你。任何行业，不管什么时候，都有关门开门的，就看我们是否适应。

　　提问：中国人在非洲的安全问题如何?

　　王林元：中国人的安全问题，我来讲讲我在非洲遇到的安全问题。我在坦桑尼亚遇到一次抢劫，在安哥拉遇到五次，当时我是很绝望，我最后一次被抢的时候，甚至想到是不是回国了，不干了。当然，我们都是男人，有不服输的精神。当时我一个月时间瘦了好几斤，一个原因就是这样的恐惧。而我这个人应该算是胆子比较大的，被抢过以后，我们员工都对别人讲：我们老板心理素质非常强大。我要跟强盗应付周旋，还要跟他讲话。有一次，一个强盗用枪对着我的脑袋，数一二三，我当时想，这辈子就这么结束了?后来想想，不会这么简单吧;我就跟他不断地周旋，跟他讲话，我说：你打死我也没用，钱都给你了，你枪一响，别人就会报警。他说：你认识我吗?我说：我不认识你。我看都不看他。他说：我抢你，这是第三次了。当时是非常恐惧的感觉。我当时曾经想自己成立一个保安公司，专门搞保安，要改变这种状况，但是当时我们的实力还不够，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也是很麻烦，搞保安公司也不是很简单的事情。最后我不服输，不能轻易溜，就留下来了。我们现在公司的安保工作，是整个安哥拉中国公司里做得不能说最好，应该是最好的之一。

　　尽管安哥拉没有那么恐怖，但是我主要是考虑要保证员工安全，我们公司有十多个女孩子，她们出去一般都是坐防弹车——我们公司有三辆防弹车，很多公司都没有，我们是为了保险，这是我个人对大家负责任。

　　提问：中国在留学等方面对非洲黑人有优待政策，您怎么看?

　　王林元：现在我们讲黑人在国内的事情，我认为对中国人是一个灾难。我非常不同意我们国内的学校大量吸收和优待非洲黑人留学生。现在在非洲的很多中国商人，为了所谓跟当地合作，找一些黑人到中国去上学。当然上学这点也没问题，但是这些黑人回国了以后，比如回到安哥拉以后，实际上能够达到学有所用的很少，他们到中国学到的东西并不是很多。讲中文的黑人，从中国学完，回来以后反而是油腔滑调，反而对中国的习性增加了了解甚至效仿，中国人的公司很难用这样的人。在中国广州有那么多黑人在那里。中国人跟西方人还不同，西方人有宗教理念，有开门的思想，而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人的伦理道德，对黑人这种行为是很难接受的。当然，他们到中国留学没问题，但是我们国家要花那么多钱让他们来上学，这是匪夷所思的。我不敢对政府发表什么意见，但我是一个在非洲工作的人，应该对这个问题鼓与呼。甚至我们有时候都遇到有些人，他们说送一些非洲人到中国去学习，但是我个人对这个事情不看好。

　　提问：中国以前也很落后，茅草屋几十年前都还有，如果非洲没有灾难，政府把教育普及，会像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一样发展吗?

　　王林元：我认为非洲没有机会，因为民族性和中国人是两码事。我们讲“低端人口”，我不知道这个说法对不对;非洲的民族性，我认为有待进化，放到现代文明的熔炉里，他们的进步会快一点，但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上街闹事、制造暴乱，都是黑人为主，这是很难立刻改变的。这种随意性，没有节制，激动起来接近无限，这种性格是很难改变的。

　　提问：在非洲的公司给员工发的是周薪还是月薪，或者以其他方式支付?

　　王林元：对当地劳工，我们安哥拉这边还是发月薪，有的地方是发周薪。但是很多非洲人会借钱，尤其当我们在苏丹的时候，借钱的黑人很多，比如借几个月工资——他们总是找很多理由跟你借钱。

　　提问：日本这个国家在亚洲人中的印象如何?

　　王林元：我们就是亚洲人啊，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今天是讲非洲人。但是，对日本，在世界上据说有调查，有民意测验，说日本是二战以后被改造得很好的国家，我也同意这个观点。

　　提问：对于蔓延各处的BLM(Black Lives Matter的缩写——编者注)运动，非洲人如何看?

　　王林元：我不知道什么叫BLM运动。

　　提问：非洲人的智力水平是真的低还是因为教育程度的问题?

　　王林元：我觉得非洲人有些东西不是智商问题，是习性问题。很多非洲政治家也是非常有水平的，包括安哥拉的桑托斯，包括科菲·安南这些人。我觉得他们的智商并不低，贼精贼精的非洲人特别多，但是他们的习性有不足，另外，他们直率。在安哥拉，有一段时间，一些中国人在这里绑架中国人，把黑人带得也会做这个事情了：一开始黑人是不会做，黑人没有做过绑架这个事情，而中国人为了不出面，就让黑人绑架中国人，后来把黑人也教会了中国人这套方式。我们在安哥拉这里搞了一个联防组织，我是发起人之一;当时因为各个公司都受到黑人抢劫和绑架，我们成立了联防，遇到这种事情我们就去报警。报警以后，警察跟我们说：这个肯定是你们中国人干的，我们安哥拉人哪有这些复杂的操作，没有那么复杂。非洲人的问题不是智商问题，是一种习性问题，当然也有后天习得的因素。

　　提问：您老家是江苏哪里?

　　王林元：我老家是常州的，我是常州武进人。

　　提问：对“一带一路”，您怎么看?

　　王林元：我觉得“一带一路”是令人质疑的。刚才稍微讲了一下中坦友谊纺织厂的问题。实际上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大概集中在楼堂馆所，满足当地总统虚荣的需要，高大上，比如造一个什么体育馆，修一条坦赞铁路。实际上坦赞铁路是一个败笔，朱镕基当总理的时候说要改造它的机车、设备、通信，我们沿线给它的通信塔做过勘探项目，坦赞铁路实际上是非常失败的。毛泽东为了要当非洲尼雷尔(坦桑尼亚独立后的领导人——编者注)的老师，动用了我们国家这么多资金，修了1800公里铁路。我认为，按照成本计算，当时花的钱，在中国可以造三倍的铁路。独立之前，津巴布韦叫“南罗得西亚”，赞比亚叫“北罗得西亚”。独立后的赞比亚对坦桑尼亚说：南罗得西亚(津巴布韦)听从南非政府，对赞比亚进行封锁，赞比亚产铜矿就出口不了，因为出口要经过津巴布韦到纳米比亚的港口。赞比亚就同意要造一条铁路，从坦桑尼亚出口。坦桑尼亚、赞比亚两国领导人去找毛泽东，说要造一条铁路。据说当时他们跟英国人说，也要求英国搞，英国人就没答应。毛泽东说我们应该支持他们，因为两国总统说他们都是毛泽东的学生，把毛泽东说得心花怒放。后来我们说：因为我们支援了他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时候，他们把我们抬到了联合国。我后来看了一下资料，实际上，当时美国人也认为台湾很难继续在里面，美国很难阻止中国大陆进来，因为中国大陆有这么大一块土地，这么多人民，如果不在联合国，是说不过去的;尼克松总统开始放弃阻止，不是说支持中国大陆进入联合国，但是是尼克松任其自然造成这样的结果。关键是，花这么多钱造了这条路，有没有用?大家知道，开矿首先需要技术，还要管理、资金，这三要素。如果没有技术，没有资金，没有管理，你是开不出矿来的。坦赞铁路开通以后，这条铁路根本没有好好用过。我在1997年从纳米比亚开车到坦桑尼亚，五千多公里——我在我们单位里也算是一个传奇了——顺着这条铁路跑了两趟，只看到一班车在开。

　　后来朱镕基总理给了它设备以后，还是这样子，一个礼拜两班车，客车对开，上面基本没有货运。货运是在沿途的公路上面，集装箱车子，一千多公里，从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港一直到赞比亚的公路经常堵车——经常因为有车子坏在路上，路堵了——但是人家不坐火车，我不清楚为什么。对中国，我觉得这个钱花得非常冤枉。当然我们一直说，进到联合国去，他们投了一票，是无价的;如果这样说，我也就没有什么话好说了。

　　提问：广州黑人问题的前景会怎样?

　　王林元：按照我的理解，中国政府对中国老百姓要做一个什么事情，都是可以雷厉风行的。我觉得对黑人问题主要就是一点，当我们国家整个价值观、外交思路改变了，就会有办法。而照目前的态势，长此下去，广州黑人问题对中国肯定是很不利的。现在这是一个马蜂窝或者刺猬，如果你对他们采取强烈的手段，非洲国家要对你群起而攻之，上次一个事情就是这样。你如何对待这些问题?这是一个艺术问题，更是一个思路问题，如果现在联合国等各种场合需要非洲人支持你，你这个事情永远解决不了——“不管怎么说，我们需要他们的选票，我们跟美国人干，需要这个选票”。所以我的判断是，如果思路不变，这个问题就解决不了。

　　提问：非洲哪一个国家最有发展潜力?

　　王林元：这个问题跟沃顿商学院的博士生提的问题“哪一个国家最有希望”一样。我觉得发展一定要有资源，现在尼日利亚人口多，也增长很快，也有很多资源。安哥拉前几年有大量资源开采，现在也开采得差不多了，今后开采数量再增加的可能性也比较小，能够维持就不错了。安哥拉人口也比较少，负担比较轻，但是很难发展。

　　提问：安哥拉长毛兔是源自安哥拉吗?

　　王林元：“安哥拉长毛兔”的说法有问题，安哥拉这种非洲热带的地方是不可能有长毛兔的，长毛兔早就热死了。以前我也对这个事情有过疑问，据说是“安卡拉长毛兔”，不是“安哥拉长毛兔”。当然我没有在搜索引擎上查，大家可以查查维基或者百度。应该是“安卡拉长毛兔”，是土耳其那边的。

　　提问：赞比亚杀害三名中国公民的事情会有怎样的发展?

　　王林元：这个事情在我们这边影响也很大，大家反响也很大，因为我们处在这种环境里。对这个事情，很多中国人在网上说是他们那个市长做的;我们中国人的很多群里，群情激愤地说，要把这个市长绳之以法。我感觉这个说法是有点问题的，因为作为一个市长，他对一个市政的政策进行要求或者对中国人有看法，是有可能的，但是最后他们国家出来道歉了;我认为，作为一个国家，他们能够表现出那样的诚意，就已经很不错了。你看到我们的外交部有这样对别人表示诚意的道歉吗?包括广州事件，我们也是很含蓄地说了一下这个问题，让老百姓都看不懂是怎么回事。

　　治安事件，在安哥拉这边也经常发生，但是这个事情闹得大，主要是把市长联系在一起说，认为他就是教唆犯，说：就是因为他说了这个事情，对中国人检查，才会有强盗。我觉得这个看法很牵强，没有道理，实际上应该是一个巧合。另外，我认为他们防范不严，不像安哥拉的一些中国公司——在我们这边，歹徒很少有那样的作案机会。

　　提问：非洲的旅游方面有什么注意事项?

　　王林元：我觉得非洲旅游的主要问题是治安。在东非和津巴布韦这条线路，治安还是比较好的——肯尼亚、坦桑尼亚、津巴布韦，治安还不错的。对南非，大家都会比较恐惧，实际上我们去的话，应该说到开普敦还是可以的。在坦桑尼亚有我们认识的中国人也在做旅游，如果谁想去的话，我可以给你们介绍，他们做得也不错的。

　　非洲的旅游肯定比国内贵，因为这个地方不是热线，来的人、很多旅馆，季节性比较强，包括野生动物园也是。我也为此搜索了很多。基础设施不像欧洲那么方便，所以旅游费用是很贵的。到这种穷地方旅游，总是贵一些。

　　提问：您对索马里有什么观感?

　　王林元：我没有去过索马里，没有印象，因为索马里这个地方好像也没有旅游景点。我去年想过去，后来因为疫情，也耽误了。埃塞俄比亚一个火山口靠近索马里的地方，据说很危险，进去要有护送的，但是我想，这两年我还是要去一下，因为我是学地质的，我希望去看看那个地方，是活火山口。对索马里没有太多认识。

　　提问：非洲的税收制度是怎样的情况?

　　王林元：非洲的税收是这样的，我们一开始到安哥拉的时候，税收体系是很差的，现在在逐步完善，各种企业现在都有软件，也是增值税制度，越来越完善。唯一的区别就是现在还没有太完善的设计，发现的问题交罚款来解决。

　　提问：非洲人对中国人的印象如何?

　　王林元：非洲人还是认为中国人比他们有钱，中国人是白人。我记得以前在坦桑尼亚，有黑人跟我讲：毛泽东主席非常好，但是现在，中国人比较有钱了。这位非洲朋友跟我认识以后，说：Mr. Wang，你跟其他中国人不太相同，很多中国人都不愿意跟人家搭理。这点我刚才没有讲，我们很多中国人，在外面商场里、外面街道上面，看到了不认识的中国人，大家都不讲话，特别是男的看到女的，女的看到男的;对不认识的男人，女的都不讲话。我那个朋友说：你们大家都是中国人，为什么不见面打声招呼问声好呢?他说：很多中国人见了人很胆小。总体来讲，他还是认为我们是上等人。

　　(本文为6月19日共识国际讲坛王林元先生讲座的文字整理稿。王先生是安哥拉苏杰国际董事长、安哥拉江苏商会会长、江苏省海外交流协会第六届理事会副会长，本文未经作者审定)

轮胎大王——王林元先生

　　首先感谢共识国际讲坛给我这么一个机会与大家聊一聊，也感谢周总。

　　对于非洲问题，我不能算是一个权威，因为我并不是一个学者，也不是一个社会问题专家，我没有更多的什么理性上的数据方面的支持——作为研究的话，应该有这样的数据。我今天是一个在非洲工作了三十年的人：从一开始的地质专家，到后来自己做企业。由于个人个性问题，对一些问题也会形成自己的看法，平时也有一些思考。今天我来跟大家讲，在条理性、逻辑性方面会比较差一点，请大家谅解。

　　三十年非洲经历略述和总体观感

　　今天我要说的主题就是“非洲三十载——我眼中的非洲”。我是1991年6月16日踏上非洲的土地。当时我第一个到的国家是苏丹，记得是从北京到埃塞俄比亚再到苏丹喀土穆。1991年的时候，中国民航开的航班很有限，很长一段时间埃塞俄比亚的航线都是由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经营的，因为当时中国民航经营亏本、不行。现在大家如果到非洲的话，看到埃塞俄比亚机场还是比较现代化的;我们当时进去的时候，都是草房子——我们在非洲农村可以看到的那种草棚子，搭得比较高大一点。然后在非洲的第一个工作地点是苏丹，当时我在国内的单位是江苏省水文地质队，承担的也都是援外项目，是承包项目，做了一个乡村改水的，给他们打井，做农村改水的供水设施。1995年我到了纳米比亚，承担中国政府的援助项目。1997年以后就到坦桑尼亚，在桑给巴尔岛，然后坦桑尼亚大陆，一直到2005年到安哥拉。到安哥拉以后，我做公司，一开始与人合作，2008年自己成立公司到现在。

　　在非洲三十年时间，我在这几个国家工作：苏丹、纳米比亚、坦桑尼亚，在坦桑期间到莫桑比克，在肯尼亚也工作过一段时间。因为我们是干地质工作的，接触的面会比较广，农村贫穷的地方都去过，包括最原始的民族在的地方。我们为他们解决水的问题，打井什么的。以前中国政府给纳米比亚的援助项目，有很多井是用于非洲布须曼(Bushmen)人，就是丛林人，给他们打井，让他们定居下来。做这些事情的过程中就会接触到很多当地人。2008年以前，我大部分时间都在非洲乡下甚至在丛林里，特别是在纳米比亚、坦桑尼亚的时候，基本上在丛林里度过，所以对非洲有比较深刻的认识。

　　刚才有人介绍，我在非洲遇到过六次抢劫，确实是这样。我第一次被抢劫是在坦桑尼亚，因为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是比较恐惧的。2005年到了安哥拉以后，在2008年底到2009年之间，一年中间，被抢了五次，抢劫损失大概三十六七万美金。当时我的公司刚刚成立，因为条件也比较差，实力也不够，租当地人的房子。后来在2008年底、2009年，我们有了基地。我们公司现在是安哥拉的中国公司里安全防范做得最好的。我们公司在安哥拉，人员最多的时候，是2014年，有200多号中国员工，现在还有100号，因为当地2014年经济危机，一直持续到现在。今年又遇上新冠肺炎疫情，我们现在除了大概一百多号中国员工之外，有三百到五百号黑人员工。

　　在非洲工作这么多年，我经常跟非洲朋友说：“我是非洲人”。很多黑人也说，“你现在已经比我们非洲人还了解非洲了”——因为一般非洲人很少会到这么多地方。我有时候考察，有时候工作，有时候旅游，我看了一下，大概游历了十八个非洲国家，南部非洲除了莱索托以外，其他地方应该都去过。北非的埃及、摩洛哥，西非的几内亚这些地方我都去过。由于常年在非洲工作，我自己的性格也非洲化了，更加强化自己的简单、直率、不绕弯子，已经不太适应国内的社会环境了。

　　另外，在非洲这些年的工作和生活，也使我对世界的认识有了很多新的感悟。比如说我们原来对艺术的看法，比如原来说原始人类是怎么进化过来的，什么原始共产主义……我可以接触到底层的非洲民族，比如布须曼人、纳米比亚的“红泥族”(辛巴人)、坦桑尼亚的马萨伊(Maasai)人，这些都是在草原上非常原始的民族。我们原来说原始社会是共产主义，我觉得实际不是这样的，原始丛林的法则就是弱肉强食，你完全可以在这些民族身上发现。比如说坦桑尼亚的马萨伊(Maasai)人，男人要结婚的话，成年，大概多少岁，要行割礼，行了割礼，说明成年了以后，要结婚的话，前提条件里，第一，要打死一头狮子——当然现在政府不允许了。马萨伊人就在马赛马拉(Maasai Mara)草原上生活，男子要结婚，就需要证明足够强壮。第二，要有二十头牛才能娶一个老婆，因为这说明男子有足够的组织能力、经济能力。我认为这也是丛林法则，强者生存。我们以前教科书说原始共产主义是怎么怎么样的，我觉得那是根本不存在的。非洲男人是游手好闲的，现在到非洲，你可以看到市场上很多做生意的都是女人，包括我们现在在安哥拉，我们在做贸易，来拿货的，大部分是女人。我们贸易部叫她们黑婆，男人干什么?就是游手好闲。当然政治上还是男人说了算。他们的理论是什么呢?他们说：“为什么我们要做那个?你看狮子，公狮子抚养小孩吗?公狮子狩猎吗?”大家可能不知道，公狮子是不狩猎的，母狮子才狩猎。这就是非洲男人游手好闲的依据，男人就是圈地盘，就是防外敌。我觉得，狮子防外敌也主要是针对同类里面的外敌，而不是说针对其他野兽，因为狮子本身就是一个丛林之王。

　　非洲人比较简单、直率，还是保持着丛林里那一套。当然，随着社会进步，现在有所改变，向人类文明进化。另外，现在我们有一个理论——因为我是学地质的，这方面我也是比较关注的——说人类起源于非洲，如果这个论证确实成立的话，前面说的现象也论证了我们中国一句古话，叫“树挪死、人挪活”。人类从非洲大陆迁移以后，随着环境的变化，人是不断进步的;你要在那里不动，你肯定不会进化。人类可能因为从非洲大陆迁移到中国，迁移到欧洲，变成肤色白的人，这也是非洲大陆一直没有的变化。非洲黑人一直保持着原始风貌，是因为他们在原地不动，没有得到进化，基因上没有改变。

　　大家都在关心非洲，尤其是最近广州发生的事件，包括非洲当地的舆论也在关注。在国内也有很多人关注。昨天我看到一个视频，就是说非洲人的生育能力强，今后世界要变成黑人的世界。确实，现代文明带来的影响生育的副产品是令人担忧的，后面我要说这个事情。

　　我们现在说的非洲是指什么?什么叫非洲?大家看非洲地图，都叫非洲。实际上，传统意义上的非洲是指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国家。撒哈拉沙漠北面是地中海沿岸的文化，人的习性、宗教(当然，撒哈拉沙漠以南也有伊斯兰教)，跟黑人完全是两种文化，那边讲阿拉伯语，主要是中东地区迁移过去的，以及跟欧洲人的混血，当然也有跟非洲人的混血，但是属于阿拉伯文化。传统我们讲“黑非洲”，就是指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撒哈拉沙漠，很多人不太清楚为什么叫“撒哈拉”。阿拉伯语里，沙漠就叫“撒哈拉”，这就是撒哈拉沙漠名字的来源——就说这是一个热漠，人迹罕至，人很难跨越的地方。

　　非洲政治转型的成果与政治文明水平的提高

　　从1991年我到非洲以来，我发觉非洲也一直在变化，我觉得世界工业化、全球化、科技进步，对世界的改变是全方位的，非洲也是在进步。首先在社会政治上，我们以前印象中非洲就是动乱、政变不断，但是最近，非洲的独裁政权一个一个更换倒台，尤其是2017-2019年这几年中间，比如苏丹的巴希尔政府。我是1991年去苏丹的，他是1989年政变上台的;我到苏丹的时候，他才立稳脚跟。我们去的时候，苏丹社会也是秘密警察什么的控制。我们曾经碰到过一件事：在我们家里，来了一个小偷，我们追出去不到两百米，四个便衣警察来帮我们，这就说明了当时的社会什么样。在台上三十年，去年听说他被政变下台了，不知道后面上来的政府会怎么样。但是其他的，比如安哥拉，多斯·桑托斯从1979年就掌权，三十几年，到2017年总统选举的时候就下台了，是他自动提出下台的。据说安哥拉早些年跟游击队打仗的时候，桑托斯跟美国布什总统承诺(退休)，同时美国认定另一派萨文比的“安盟”(“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的简称——编者注)武装是恐怖主义——我们一些中国人应该也比较了解——然后把它剿灭了。苏联垮台以后，安哥拉也走向民主化，但是桑托斯一直赖在台上，虽然是宪政国家，到时间修改宪法，就让他能连任。上次选举的时候，他自动提出来退出。

　　在早前以及选举的时候，我们听到很多当地的政界黑人朋友——有的是军人——的看法，他们认为桑托斯总统对国家的贡献已经到头了，不太可能再对国家有新的贡献;他们认为总统当长了会有很多问题，但是“他要当，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也不想发动战争，大家都希望和平”。当时有这样的议论，但是那一届桑托斯还是继续当下去，因为当时他在安哥拉的地位，就像毛泽东在当年的中国一样——那些部长见到桑托斯，都跟老鼠见了猫一样，他非常强势。但是，我作为在安哥拉的一个商人，对桑托斯还是比较欣赏的：他非常聪明，也是一个睿智的政治家，最终他选择了下台，这对他来讲很明智。后来他女儿也想参政，他当时有一些善后的安排，甚至在议会里立了法，说有几个部长是不能更换的，但是新总统上台以后，不到一个月时间，就以违宪为由，把他当时的一些安排废除了，把他安插下来的心腹全部解除职务。他们这些做法还是和平、理性的，不是腥风血雨的，在宪政基础上做这个事。

　　大家也知道津巴布韦的穆加贝2019年去世了，也是前几年发生政变——实际是政变，但是当时军人没有以政变的名义，就说要让他辞职，也没有流血。我说这些东西的意思是，非洲政治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文明的。安哥拉新总统上台以后，对前任一些官员的腐败的追查，也是在法律范围之内，没有要把人整死。我看当地的报纸，都是法院来处理这些事情。当然我们中国人会说，法院法官也是新总统任命的，但是我对这位安哥拉的新总统(若昂·洛伦索)还是很看好，我觉得他在民主化进程上面走得比较好。

若昂·洛伦索

　　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刚果(金)的卡拉比政府。对于被他一再拖延的总统大选，卡比拉一开始说他一定要选，后来周围国家包括安哥拉都给他很大的压力，甚至有一段时间他不下台，继续拖延举行新总统选举，安哥拉的军队都陈兵边界，最终他还是同意放弃参加拖延至2018年底的选举，勉强下台了。他没有参选，新总统选上以后他不交权，最后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也下台了。

　　包括非洲联盟(简称“非盟”)都对非洲政治进程是有控制的，比如说穆加贝的军人把他扣押以后，为什么他们不承认是政变，而且也没有对他动用权力手段，因为非盟对非洲的秩序是有控制的。我听说是这样的：如果搞了政变，政变的发动者要受到惩罚的。所以现在应该说，非洲社会政治上比以前更加民主化。这样就造成什么呢?造成一个社会比较安定，民族和解进程也加速，冲突和战争会减少。这几年大家很少看到非洲哪个地方在打仗。现在信息比以前畅通得多，总归听到非洲哪个地方不好，这个很正常，美国还在闹呢，但是这个社会逐渐安定，我是比较理解这种变化，这点对我们是有好处的，因为作为一个商人，在一个地方投资，在一个地方做生意，不希望发生动乱。

　　我们中国人有一个习惯，哪个地方马上要选举了，大家都会很紧张，提心吊胆，但是实际上不必这样。比如坦桑尼亚，每次选举的时候，因为黑人的情绪比较激动，又烧轮胎又游行，实际上整个政局的控制相对还是比较好的。非洲这些国家里，只要是政治矛盾，都是比较好解决的，只有民族矛盾才很难解决。我觉得现在非洲社会还是逐步稳定的。

　　非洲的经济社会发展概观

　　我在非洲这三十年，一直在基层。经济上，三十年来非洲各国人民的生活也是在改善。我觉得可归功于科技进步的助力，发达国家的援助——当然中国政府也给非洲很大的援助，但是我们的援助大部分是铁路、体育馆等。我在坦桑尼亚的时候做过一个项目，是比利时政府的援助项目。当时比利时的一个经济参赞，是一个女的，她为了给地方村子上打井，一个一个村子去跑，去了解情况。我干了这么多年项目，觉得我们的领导干部能做到这一点的(不多)。改善非洲的卫生条件很重要，我看到有一个说法说，除了抗生素原因以外，饮用水卫生也是人类平均寿命提高的一大因素。我是做水文地质工作的，我们在非洲就是给非洲人打井供水，包括我现在的公司还保留着传统的打井供水、水处理方面的业务。非洲人在以前寿命很短，一方面是由于疾病，如疟疾、后来的艾滋病等，另一方面，实际上饮用水对他们的影响是最大的。我们在坦桑尼亚的时候，曾经有很多村子要用黄油桶——有的是用驴子去拉——到二十公里以外的地方去拉一桶水回来。有一个报道说，苏丹人里母亲用一碗水可以给小孩洗一个澡，很多地方人们一年不洗澡，只有雨季的时候才洗澡。

　　我在坦桑尼亚的时候，也曾经跟他们的国家水务局局长吃饭，我说我们有一句话说“水是生命之源”，我们两个人的工作非常高尚，一辈子为保障非洲人民的生命而工作。他还非常认可，说：对对对，是这样子的。

　　非洲最大的改善里，供水是非常大的项目，包括现在我们所在的安哥拉也是这样。你可以看到非洲的进步，现在每个首都都堵车，每个首都都是高楼林立;现在非洲国家的农村，主干公路基本都是黑色路面。我在非洲这么多年，以前成天在那种很差的路上开车，心里总说“这样的路，哪一天能开到头啊”，有这种感觉;现在尤其是安哥拉，战后这么多年，黑石路基本在全国普及。在坦桑尼亚，到乞力马扎罗火山口的国家公园，以前开车去也是很长的路，很差，都是土路，雨天泥泞，现在都是柏油路，黑色路面。非洲的变化也还是很大的。

　　另外，学校教育普及也比以前要好。在安哥拉这边，政府也是投资大量的学校，但是教育质量就不好说了，因为它本身的教育资源是非常有限的，老师的素质也很有限。

　　在住房方面，网上可以看到很多黑人的茅草房，我们在非洲的感觉就是：黑人如果要搬个家的话，一个包袱就可以走了，茅草房里面是什么也没有的。现在逐步改善，中国大量的彩钢瓦出口到非洲，价格又便宜，对他们来讲，比起茅草房来要好得多，有砖墙，等等，农村也在改善。

　　高生育率与对非洲前景的刍议

　　民生上的改变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生育率的提高，人口暴涨。我2005年到纳米比亚，当时据说该国有一百万人口，其中十万白人，九十万黑人;最近听说，纳米比亚人口在2018年达到253万，我估计白人人口增长得很少。我2005年到安哥拉的时候，该国是1500万人口，当时战争刚结束，据说在(首都)罗安达有500万人口，占到安哥拉整个国家人口的三分之一。2018年的人口调查，安哥拉人口已经达到2900多万;现在要调查的话，我估计最起码有3000多万。

　　我觉得生育将是未来非洲的一个灾难，也是世界的灾难。我在这边，有一次跟一个中国国企老总吃饭，他说非洲将是下一个全球经济发展的亮点——我也不知道是叫亮点还是怎么说。我当时就跟他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不好意思说他是无稽之谈。我个人认为，非洲大陆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大陆——用国内的话讲，叫“低端人口”——非洲人的习性使非洲很难成为今后经济发展的亮点，而只会拖累整个世界的文明进程。他们这种个性，我后面再讲。我记得，在2012年，美国沃顿商学院有一个教授带着一帮博士生到非洲来了解外国公司在非洲各个国家的投资情况，有一个朋友介绍我跟他们交流，当时我跟他们说：我在非洲二十来年了。他们也很惊讶，我当时跟他们讲：我对非洲国家，最喜欢的是纳米比亚，纳米比亚这个国家非常好。后来他们就问我：你认为非洲哪一个国家最有希望呢?我给他们的回答是：No(None)。因为问我的人是教授带来的加纳的一个留学生，博士生，也是黑人，所以我当时说，对不起，不好意思，这是我个人的想法。他说：没关系，对的，你说的非常对，我们也理解到这一点。

　　我觉得非洲是没有希望的，如果人种上要变化，还需要非常漫长的时间。生活改善以后，大量的时间用来繁殖人口。我们经常讲：非洲地大物博，资源丰富，西方都是掠夺他们。这些说法实际是不对的，从我们地质环境角度来讲，非洲是一个环境很脆弱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现在在非洲砍伐大量木材，最终要恢复是很难很难的。我们喜欢说非洲有一种黑木，一棵黑木长成材要几百年。从非洲运回国内的红木，花了几百年才能长成这样一棵树。现在很多中国商人都在非洲贩卖这些木材回去。我们送法国来的商船回家的时候，他们都拉着木材，最近各个国家限制比较紧，可能这种生意要少一点，而且安哥拉做木材生意的中国商人都受到了损失，不是太好。非洲的环境是很脆弱的，大部分地区都是干燥的，雨量很小，一旦破坏了原始状态以后，就会沙漠化。关键是，这么一个“低端人口”的聚集地，要指望它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亮点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可笑的。

　　去年我也到埃塞俄比亚去考察了一下，跟我们全国工商联的一个代表去考察。在非洲，埃塞俄比亚的劳工素质相对是高的，因为埃塞俄比亚实际是黑人跟阿拉伯人的混血，人长得也灵巧，其他国家很难跟它比。像坦桑尼亚，中国政府援建过一个纺织厂——中坦友谊纺织厂，我在那个厂里待了很长时间，我的经历有一段时间就是在那里。朱镕基当总理的时候，又给提供了两个多亿人民币的贷款，据说朱镕基当时说把援助变成投资，变成股份制。因为我们一方也是国企参与，我记得当时是常州纺工局派去的，是政府行为，坦桑尼亚也是政府行为，所以我当时就说：两个政府搞一个公司，怎么可能搞得好?两个多亿投入以后，过一段时间就没有了。后来的中坦友谊纺织厂，他们曾经想卖给一个浙江老板，浙江老板看一看，结果可能也没有接手，现在还烂在那里。坦桑尼亚政府说，你们问这个钱到哪里去了，是你们给我们贷款投资的。中国的领导一任一任换，我估计现在也说不清楚怎么回事了。

　　关于劳工素质、管理水平方面，坦桑尼亚纺织厂里面的挡车工是男的，我们都很难想象，为什么呢?因为在非洲，如果你要用一个女工的话，按照当地的劳动法规定，女工有很多假期。现在中国做工程的稍微好一点，因为雇用的都是临时工。但是在工厂长期上班的岗位，要用女工的话，要有合同，要合法化，合法化下来以后，一个女工每个月要有例假，生孩子要有产假，哺乳期要有哺乳假，每年还要有旅游假，这样下来的话，你就无法用一个女工。而关于男工，中国的男人都不愿意在纺织机上接线挡车等，何况黑人男子呢?所以这个厂子肯定搞不好。非洲这种状况很难发展工业，由于劳工素质太低。中国为什么能发展这么快?因为中国人勤劳，只要有钱，中国人干16个小时都行，非洲人是不可能这样的，他们的维权意识还是非常强的，而且有工会。我觉得，关于非洲要成为一个制造业基地、成为经济发展亮点的这种想法非常幼稚。我认为，如果非洲大陆人口膨胀的话，会成为整个人类的负担，因为你不可能不援助他们，不可能不按照现代文明来帮他们，实际上全世界对于非洲的援助也越来越多。非洲现在自身的经济发展不够人口增长消耗的，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还有很多人认为非洲矿产丰富、地大物博，实际上严格讲起来，非洲的矿产并不是很丰富，说丰富是因为它自己不开，自己不用。别人来发现了，别人来开走了，当地处理不了，当地不能把它转化成产品和生产资料。所以非洲并不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地方。按照人均来讲，如果像中国、美国和西方世界这样的消耗来讲，它的资源是很贫乏的。我觉得非洲是很难有未来的。

　　非洲人的特性

　　对于非洲人，我是一个种族主义者。我曾经有一个极端的言论，认为：猿猴会说话了，就是黑人。这是我个人的一些想法。最近我看了，有一个朋友给我推荐了一个南京大学非洲研究所的博导张振克写的《让非洲文化“走进寻常百姓家”》。去年我们和张振克教授一起吃过饭，我当时还不知道他写这个文章。要是看到了他写这个文章，我肯定要当面和他讨教或者质问他。南京大学非洲研究所和华智研究中心，相当于承担政府职能的中心。我觉得，我们中国政府如果有这样的智囊，真的是非常令人悲哀。说“让非洲文化走进寻常百姓家”，我觉得这个观点比较幼稚，好像在迎合一种意识形态需要，不是理性讨论一个问题，这大概也是中国特别是学术界的通病。不是大家坐下来讨论出来的。我估计他们就是跟一些非洲留学生有接触，不一定来过非洲。我当时没有问他有没有到过非洲，只是跟他说：如果需要一些一手资料，我们可以探讨。后来我们也没有联系。但是我看了他那篇文章，觉得非常可笑。

　　什么是非洲文化?我觉得就是丛林文化，男人游手好闲，女人要抚养后代这样的丛林文化。这跟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是格格不入的，完全是两回事。非洲人有哪些特点?从优点来说，我觉得善良、淳朴、直率、热情奔放、随遇而安、幸福感强，这些词都可以用在他们身上。但是，这些里面涉及的很多是一些缺点，比如随意、放荡、善变、没规矩、无节制、无计划性。你可以发现，非洲很少有大公司。比如说有一个工程公司，拿了工程，算算能赚多少钱以后，或者算都不算，就马上把预付款拿去喝酒，找几个人，喝完了再说。所以非洲很难有大公司。虽然有些黑人精英受到了西方教育——我也碰到过一些受西方教育的黑人——但是他们本身无节制、放荡、随意、没有什么太多的耻辱感。用中文形容，可以说恬不知耻。比如，他觉得：我比你穷，我问你要东西，很简单，你有东西就应该给我，给我点有什么问题呢?另外，你给他的钱，他用掉了，没有了，他觉得我就是没有了。有时候，你要说非洲人坏，其实坏得很可爱，比如说，他跟你发生交易的时候，把你的钱用掉，或者你给他钱去买东西，结果把你的钱用掉了，他不会去找很多理由，就很简单地说“我没有钱了”。

　　我一个朋友，现在也在我们公司里，当时我注册的时候，他也挂了一个名。在非洲人里，这个人还是比较有素质的，也比较善良也比较好。他曾经说，我是上帝送给他的礼物。这个人以前是一个下级军官，到南非受过培训，也能讲英语，所以我们两个交流还是比较好。有一次我给他钱让他去办一个手续，办一个什么证，结果三百美金放在他的口袋，到礼拜五下午他来找我，说：这个钱给你，这个事情没办成。我说：没办成，你下个礼拜去办。他说：因为什么什么原因，没有人什么的。我说：你下个礼拜办嘛。他说：我把钱还给你。我说：你把钱还给我干吗?你下个礼拜再去。他说：不行，明天是礼拜六——我礼拜六把这个钱放在口袋里，要难过的。这就是非洲人，你说可爱、善良也可以，你说他们没有节制、没有计划也可以。我们会发现，有很多非洲人，发了工资以后，可以几天不来上班，把钱用掉了再来上班。

　　我也没有太多的理论支持，再跟大家讲几个故事。我在坦桑尼亚的时候，我们公司有一个开车的工人，有一次我们要出差，全部要出去，家里一个人不留。他说：你最好把窗户、玻璃用报纸糊起来，不要让我们看到里面——看到里面以后，我们就会过来。他们是很直率的，很简单。所以我们大部分中国人对待黑人的办法就是：有些好的黑人，你爱护他们的话，就不要给他们(犯错的)机会。

　　如果要说现在的非洲文化，大家看到的黑人身上的一些东西，我觉得他们的文化也是殖民者带来的文化。现在一些非洲精英，有些方面也不比我们差，比如宗教、对人权的追求、民主意识。我刚才讲的我在安哥拉合作的一个朋友，他有一次跟我说：Mr. Wang，我们最近议会选举，有一个政党得到了百分之八十几的议席，不好。我问他：你支持谁呢?他说他支持这个政党。这个党就是桑托斯的政党，当时桑托斯在台上，还是非常强势的，这个政党当时控制了整个议会90%左右的议席。我说：你既然支持他们，为什么认为不好呢?他说：如果一个政党在里面有这么高的议席的话，今后会通过一些相对残酷的法律——非常容易通过。他应该是一个底层知识分子，他们都会有这样的想法。我都很难理解，当时不太理解，但是仔细想想，他说的是对的。他体现的主要是西方民主思想、宗教、权利意识的觉醒。

　　现在因为中国经济强大了，黑人对中国还是比较友好，说：你们中国有钱了。我们也试图以各种方式影响他们，实际上这是很难做到的，因为他们大部分精英还是接受了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你要说非洲文化，我认为个人的权利意识，包括我刚才讲的这些工人有工会，等等，也可以说是非洲文化。

　　我刚才还说了，我是一个种族主义者，我觉得黑人种族是很难的，因为他们的进化还是不够。大家可能觉得，既然你是种族主义，那么你肯定会对黑人很残酷;但实际上，我到每个国家都有很好的黑人朋友，包括我们现在公司的员工，黑人员工都说我还不错。这是两个概念。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群有看法，这是很正常的，但是不排除这个人对他们很善良。善良地对待每个人，每个人有自己的权利，这也是我的信念。我们做生意也好，当官也好，不要以为自己有钱，自己有权，就可以对别人肆意妄为。我这个人虽然是一个无神论者——我从来不拜神不拜佛，从来不相信这些东西——但是我同意基督教的价值观：人与人之间应该善良相待。这是我个人的理念。

　　中国人对非洲的认识误区和行为误区

　　现在很多中国人都到非洲来了，国内也因为现在的信息畅通，大家对非洲都有个人的看法。刚才我谈了我的看法，现在我们大部分中国人对非洲人的看法可能就是：非洲野蛮，非洲动乱，非洲人不讲信誉，非洲贪污腐败，对非洲人只要给钱就什么都能解决，殖民主义在非洲进行掠夺屠杀，曼德拉把南非搞坏了……我觉得，中国人到了非洲以后，会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去解决问题，给非洲人钱，行贿;几乎每个到非洲的中国人都希望在非洲攀上上层关系，然后给钱。

　　我们在纳米比亚的时候就有一个感觉。我去的时候纳米比亚刚刚独立不久，白人政府下台不久，当时已有很多黑人警察，它的一套政策还是比较清明的，按照西方的规则运行——纳米比亚在早前是德国人统治的，德国人有一套非常严格的制度。到现在为止，我还是最喜欢纳米比亚这个国家：干净、有秩序。我去年从安哥拉出发，带着朋友到那边去了一趟，一过边境，你就感觉到：那边的警察跟这边安哥拉的警察的素质相比来讲，就不一样。尽管纳米比亚人说现在不行了，不如以前了，但是相对还是比较好的。包括南非也是，以前在西方这套体制下，还是相对好的，但是现在，由于没有西方这套管理方式，非洲的腐败还是非常严重的。像安哥拉，人们到周末的时候，礼拜六、礼拜天要花钱，警察就可能礼拜五、礼拜六在马路边上找中国人拦下来，要钱，当然他也抓当地人，不光抓中国人。中国人说不行就给钱，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不行就掏钱。实际上，对中国人来讲，掏钱解决不了的事情，就是最大的事情、最大的问题。

　　我觉得中国人的一些做法是把他们往丛林里引，而不是把他们带出丛林。特别是，你到纳米比亚、南非，看到现在的变化就是这样子的。中国人在这里，受到敲竹杠的比比皆是，随时都有;一出门碰到警察，你就准备掏钱。人们常说非洲殖民者对非洲掠夺、屠杀，残酷是在非洲的殖民者带来的，当时他们对当地民族很残酷，有贩奴什么的;但实际上，非洲的贩奴，很多是当地人干的，当地部落间的残杀，在丛林里面相互残杀，一点不比殖民者做得差。就像中国国内，你说：现在西方对我们怎么怎么样，西方要入侵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说国内被侵略后要千百万人头落地。然而，我们每个朝代的更换，不是一样的吗?甚至残酷一百倍。我们可以看看：清政府上台，怎么处置明朝的人;太平天国、明朝的李闯王、张献忠，对本民族的残害。而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大概不这么如实说。

　　还有就是关于曼德拉。有人说曼德拉把南非搞坏了，我不这样认为，我对曼德拉还是比较欣赏的。曼德拉是站在黑人立场上;据说曾经有过这样的说法，黑人政府上台以后，当时的世界取消对南非的制裁。之前的南非就像以色列一样，西方国家也对它进行制裁，因为它实行种族主义。南非本身比较发达，科技是比较好的;1995年我们到纳米比亚的时候，据说日本丰田、美国福特都在南非设有工厂，南非的制造业制造的坦克好像还是比较先进的。之前西方一直在制裁它，它的很多东西都不能出口，比如南非的红酒。南非红酒价格比较便宜，但是品质很不错，南非的气候条件适合生产葡萄酒，南非的制酒技术是法国人引入的，当时法国受宗教迫害的异教徒到南非去制酒，据说酒的品质非常好。为什么便宜?就是因为南非酒受到世界的制裁，在世界上没有名气。

　　曼德拉上台以后，他提出来：我们要保证我们的原始状态，要对环境进行保护，不要发展太快。我个人也同意这个观点，过度发展经济，不光是对环境有破坏，同时对人文的破坏也很大。我们改革开放以后，人心浮躁，大家只要钱，我们拼命追求GDP，把什么都放到后面。这就是一个理念问题。曼德拉觉得：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非洲人大部分在丛林里面，发展这么快，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好处。当然，现在南非经济下去了。按我所讲的传统意义上的非洲来看，南非在白人政府下台以前，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非洲，是一个相对发达的国家。现在的南非回归传统意义上的非洲了。

　　非洲的旅游资源丰富且有吸引力

　　我刚才讲了非洲并非地大物博、资源丰富;我是觉得，就算非洲有再好的资源，大家对非洲感兴趣的，应该是非洲的旅游资源。非洲确实有很多旅游资源，特别是原生态的地理风貌、景观。比如说坦桑尼亚的乞力马扎罗山，是世界最高的火山口，而且是在赤道上的雪山，还有一点点雪——现在说它的雪帽要消失了，有人在写文章，说是因为环境的恶化——这是非常壮观的，据说它还是世界上唯一不用专业登山技术就可以登上去的雪山，因为乞力马扎罗周围的气候相对来讲比较宜人。我们在坦桑尼亚的时候经常会碰到欧洲女孩子、学生，她们带着黑人向导就单独登山去了，我几次碰到这种情况。我年轻的时候曾经想爬乞力马扎罗山的，结果没有机会去，后来闲下来时也没有去。还有我们从小在地理书上知道的好望角——好望角也是南非一个非常好的景点。再比如，津巴布韦和赞比亚交界处的维多利亚瀑布，是非常壮观的。它的特点就是落差大，水量大，它在丰水期，是美国水牛城瀑布(也就是尼亚加拉瀑布——编者注)的三倍水量，落差好像是104米;水落下来以后，在一个沟槽里，升腾到半空，老远就看到那种云雾，形成很多彩虹。还有坦桑尼亚的恩戈罗恩戈罗保护区，大家看到狮子王的动画片，原型就是这个野生动物保护区。

　　非洲这些自然地理风貌非常吸引人，大家有机会的话，以及经常跑发达国家的，不如到非洲来看看。与国内景点的到处都是人山人海相比，非洲这些地方都很幽静，相对来讲是非常不错的，欢迎大家到非洲一游。如果有机会的话，我给大家当个导游还是不错的，因为我本身学地质，对地质地理还比较敏感，曾经带我们高中班主任到非洲玩过一趟，我说我这个导游还是不错吧，还得到了大家的赞扬。

　　中国人在非洲的地位和面临的挑战

　　现在很多中国人在非洲工作、做生意，中国人的处境怎么样?我觉得非洲是中国人扩张的最后一块领地。但是，在法治完善的非洲国家，中国人的公司要做到像我们这样的上百号人的大公司，那是非常困难的——在南非、纳米比亚就比较困难，因为它们法治相对完善。而在非洲很多国家，因为法治不完善，中国人“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不行就掏钱，只要掏钱能解决问题，中国人就没有问题;在非洲很多地方，目前掏钱还能解决问题。像我们遇到问题，大家心里都不会慌，最终还是掏钱的问题。而且非洲是需要中国人的地方，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只要不改变勤劳、逆来顺受、好死不如赖活着、有奶就是娘这样的性格——意思就是什么都愿意干的本性——非洲永远少不了中国人的。当然，我把我们自己说得这么不堪，但确实是这个样子的。

　　因为非洲是落后的，以前白人在这里带着非洲人做，现在西方世界包括那些欧洲人不愿意这样干了，他们很难再来到这样的地区，不再像以前探险者那样子——他们已经没有那个欲望了。我们中国人在国内面临这么多人口就业和商业上的压力，很多中国人涌入非洲。而且非洲有我们的空间，毕竟，我们相对非洲人来讲算是白人。有一次要到政府部门办事，我的一个好朋友跟我说：“你们自己去，你们白人要好办一点。”我们算是上等人，至少是有钱人，比他们有钱。我们在这里，心理上还是有优势的。我记得在纳米比亚的时候，遇到过一个德国志愿者，他在我们项目上当监理，是德国过来的——纳米比亚农场里很多农场主都是德国人的后裔，他们也很勤劳，也很辛劳，但是子女都不愿意在农场，都到外面读书甚至回欧洲去了。我就问他们：为什么你们这些德国人不愿意回德国呢?他说，他们为什么要回德国呢?他们在这里可以像皇帝一样生活。好有道理。我们中国人，包括我们的工匠，在非洲相对来讲，都有很多的当地劳工可以支配，比国内要轻松得多。在这种环境下生活久了，我们今后回国就很不适应。以前我们搞援外的时候有一个说法，说：你来非洲工作两年，你就是来挣钱的——当时国内经济也很差，我们到非洲毕竟多拿钱;如果超过两年以后，你就是来出卖青春的。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时间一长，我们回国了就很不适应。我个人从国企里出来，追求天高皇帝远的生活，不再愿意过国内那种成天一张报纸吹牛皮的生活。

　　现在中国人在当地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融入当地社会，我觉得这是中国人最大的问题。我们在这里挣钱，都是临时性的;中国人的价值观、宗教信仰、传统伦理、生活习惯跟他们是有区别的，尤其是我们中国这种无神论的观点，与他们泾渭分明。比如我在苏丹的时候，帮我们看门的一个黑人，我们工人每天给他饭吃的时候，他就说感谢真主。我们中国人说：“我是真主吗?”他说：“不是，你不是真主。”“那你为什么说感谢真主，不感谢我呢?”他说：“这是因为真主叫你过来的。我们什么事情都是真主安排的。”这种理念，我们中国人是没有的。

　　另外，我们更多的传统伦理跟非洲的文化是完全不适应的。我们中国人喜欢按自己的意志做事。在非洲的中国人目前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国企的，当然是背靠国家，做一些大的项目，也承接一些大的项目;反正国家有钱，国家资金做的，更多的是我们国家的援助项目，基本都是贷款项目，都是由国企来承担。另外一种就是民企和小商户，我刚才讲的基本都是一些民企和小商户的情况。我们中国一直对国企进行保护，在国外也是这样，很多民企在做一些国企的项目——国企转包或分包的，等等。国企领导一般都有临时行为，他们很难长期扎根在一个地方的，换了一个领导，一个企业的风格就变了。真正要长期扎根在当地干的，像在我们安哥拉这边，浙江、福建人(我是江苏人)很多都是长期扎根要干下去，而且身家性命都在这里，遇到疫情、动乱，我们还必须要坚持在这里。怎么坚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像刚才讲的，我们需要适应，我们需要适应法治化、规范化，合法经营，因为非洲社会现在逐步走向法治。比如安哥拉现在也是这样子的，一些体系都在法治化，要求合法。战争刚结束的时候，随便哪个人都可以来经商，也没人管，现在要合法，要有营业执照，要交税，这些事情要做好。对于我们有些小企业来讲，它们在这里一直不规范的，实际上面临非常大的挑战。还有一个因素是，今后如果法治健全，劳工保护健全，对我们雇用员工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同时，我觉得在国外的中国企业也带来了一些国内存在的非常不好的风气。我们国内有强大的政府管理，企业到了国外以后，出现什么问题呢?有些企业，有些个人，到了国外就无法无天了，因为谁也管不着——大使馆也管不着，也没这个能力管。我觉得对中国企业的监管，包括对员工的保护，存在很大问题。有些企业对在国外的员工是很不负责任的，欠薪不给，甚至动用黑社会手段，黑社会化，产生很多问题。我非常有感触的一个事情是，2008年前后，韩国人也到安哥拉来承包工程，三星、现代这样的公司也带了劳工过来，结果后来就退出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劳工到安哥拉，他们要受到国内工会的严格管理，甚至说一个劳工到安哥拉，居住面积要有多少，伙食费开支是多少，一天工作时间是多少，都有国内管的。没有人这样管我们中国人的公司，有些老板甚至对员工非常残酷：有的是多少年里一发生伤亡，能赖则赖，一遇到经济危机、一遇到企业的经济困难，首先考虑的是克扣工人工资——这种劳资纠纷也非常多。另外，中国人在竞价上自相残杀，这是中国人现在在非洲最大的问题。

　　所以我说，中国人应该像印度、巴基斯坦人(下文简称“印巴人”——编者注)那样——印度、巴基斯坦以前是英国殖民地，但实际上现在非洲经济的半壁江山大部分在印巴人手里，中国人还是后来者，而印度、巴基斯坦这些人都扎根当地，对国际规则比我们理解得透，熟悉国际市场的风向。我们中国人很简单，从中国拿点东西过来卖，而印巴人对国际市场的规则、国际市场的风向比我们掌握得要好。他们对当地文化的适应，对当地的认同，也比我们强。我们认为我们中国人有两千多年的传统，我们比印巴人要先进，比他们有内涵，但是在非洲，相对来讲，我们可能会更另类。中国人如果要在非洲长期发展下去，还会有很大波折、很大问题。当然，我们这些在非洲经营的人也是在不断探索。

　　我是一个愿意为这些事情思考的人，但是考虑问题考虑得很浅，所以在这里只能给大家讲讲故事，只是抛砖引玉。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也可以在这里说说。今后大家对非洲有什么其他方面的想法，我也愿意跟大家交流。谢谢大家!

　　问答

　　提问：中国人在非洲外来人口中占多大比例?

　　王林元：我觉得很难说，也是很难统计。我估计谁也没有权威的数据。在整个非洲，现在可能有近百万中国人。在南非，最多的时候据说有三十几万中国人，但是现在也很少了，2014年经济危机以后就比较少了。在安哥拉，最多的时候号称也是三十多万，但是现在大概在三万左右。

　　提问：您选在安哥拉经营，是因为安哥拉法治环境更好一些?还是因为资产更安全?

　　王林元：不是的，我选在安哥拉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一个中国公司，当时是江苏的国际公司，他们在战争时期就开始在这里做援外，战争结束以后有重建生意，他们造房子造得越来越好，就需要做工程勘察。当时他们老板跟我合作，叫我来搭几个勘察的队伍，筹建以后，他就叫我留下来，跟他个人合作，我们是个人间合作的。合作以后，做着做着，我就自己开始做了。

　　提问：能不能讲讲管理黑人兄弟的故事?

　　王林元：对黑人的管理，故事太多了。我有很多黑人朋友。比如说我在纳米比亚的时候，有一个黑人朋友，他在那里跟了我三年，后来我到坦桑尼亚去的时候，都把他带到坦桑尼亚，他愿意跟着我，非常好。黑人也有非常勤劳的。有些黑人发了工资就用完，这个黑人就不是这样子，他说：你把我的工资放着，不要给我，我回家的时候再给我。

　　提问：在非洲经营是不是赚钱?

　　王林元：我觉得当然要赚钱，我们商人就是要赚钱，不赚钱，老婆孩子在这里，我也不能闲着。

　　提问：能再多讲讲非洲人的习性吗?

　　王林元：我们在坦桑尼亚看到很奇怪的现象。在中国，如果哪个地方土地比较肥沃、气候比较适宜，人就会比较勤劳，但是非洲不是这样的。在非洲，自然条件越好的地方，人就会越懒惰，为什么呢?后来想到这个道理——我们以前在援外的时候有一句话说黑人：“身上一块布，吃饭靠大树”。他们就是这样子的。自然条件非常好，就不用劳动也可以生活，所以他们就不太需要勤劳。

　　提问：埃塞俄比亚的经济发展得怎么样?

　　王林元：有人说埃塞俄比亚经济增长很好，但是埃塞俄比亚整个国家的经济状况不是很正常，因为它自己没有资源，没有什么出口，但是有外汇需求。它主要的外汇来源是旅游业，咖啡出口上，埃塞俄比亚也不是很出名，而一年的外汇收入只够它进口大概三分之二左右的需求物资。在非洲人里，埃塞俄比亚人比较聪明;谭德塞现在是世卫组织总干事，他就是埃塞俄比亚人。埃塞俄比亚人号称自己是所罗门的后代。他们的塞拉西皇帝，有一次非洲要给他一个奖的时候，他说他不是非洲人，他们是所罗门的后代。我这次到埃塞俄比亚去，特意到他们博物馆看了一趟，他们有一个叫示巴女王的先祖，到了以色列，给所罗门国王临幸了。

　　相对来讲，埃塞俄比亚人比较聪明，西非这边的很多商人都是从埃塞俄比亚、索马里那边过来的。

　　提问：在非洲的资产安全性如何?

　　王林元：我觉得非洲资产很不安全，我们一般来讲很少会把资金留在非洲，因为也经不起它的贬值。我去年曾经到欧洲旅游一个月，跟我夫人。一个月之内，我们的非洲当地货币资产贬值30%左右，后来回弹一点，但是当时的损失就非常大，我们整个损失要上千万美金，非常恐怖。

　　提问：如何看待非洲各国的政治转型?这种转型是否会有利于经济发展?

　　王林元：政治转型是不是有利于经济发展，我倒是很难说，但是政治转型以后，会使得社会比较安定，人不会经受那种残酷。比如说以前安哥拉的内战，比如说卡比拉在刚果(金)这样的情况;一个政府上台，就要把前面政府整治一遍，老百姓、各个派系大家就要闹，闹了就要死人，社会会变得残酷。政治转型以后，总统的更换不会导致国家发生暴乱，我觉得这是一个主要的作用，而不是说经济一定发展。我认为，相对来讲，可能独裁之下，经济会发展更好——弄上一个好总统，多当一段时间，经济会发展更快、更好一点，但是对老百姓来讲不一定是好事。希特勒当权的时候，德国经济也在发展，发展以后就开始打仗，就把德国人民再蹂躏一遍。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提问：“黑人能生能闹，适合生存，代表人类希望”，您同意这个观点吗?

　　王林元：黑人肯定是能生的。我原来在纳米比亚的时候，有一次在一个工地上，我们打井的时候，丛林里黑人都在围着看，我看到一个小女孩，大概刚刚到生育年龄，肚子就大了。我就跟白人开玩笑，我说这个小姑娘这么小，肚子就大了，就生孩子了。他说：你想想，他们在丛林里，太阳一下山以后，他们的only game，就是干这个，当然就是生孩子。所以只要能生孩子，她就会生。至于能不能代表人类的希望，我是这样看的：人类历史上，生育当然是一个人最高的追求，所以我们有更多的对于生育、两性的崇拜，实际上是因为对生育的渴望、对种族繁衍的渴望，但是到了现代社会，这就是一个问题了——人口多，我觉得对地球是一个灾难，我是学地质的，我们对地球的资源会有一个想法，如果这样下去的话，这个世界就会毁在我们这么多人口的手上。如果产生的人口是有质量的，还好说点，对世界会有贡献的。黑人目前这种情况，有什么贡献?

　　提问：非洲制造业机会大还是商贸机会大?

　　王林元：我觉得做制造业也有机会，我认为做各种生意都是取决于个人的。很多朋友问我：你看什么生意好做?应该去做什么?我说：你首先要知道你能干什么，每天扫垃圾也有发财的，高科技每天也有关门的，关键是什么适合你。任何行业，不管什么时候，都有关门开门的，就看我们是否适应。

　　提问：中国人在非洲的安全问题如何?

　　王林元：中国人的安全问题，我来讲讲我在非洲遇到的安全问题。我在坦桑尼亚遇到一次抢劫，在安哥拉遇到五次，当时我是很绝望，我最后一次被抢的时候，甚至想到是不是回国了，不干了。当然，我们都是男人，有不服输的精神。当时我一个月时间瘦了好几斤，一个原因就是这样的恐惧。而我这个人应该算是胆子比较大的，被抢过以后，我们员工都对别人讲：我们老板心理素质非常强大。我要跟强盗应付周旋，还要跟他讲话。有一次，一个强盗用枪对着我的脑袋，数一二三，我当时想，这辈子就这么结束了?后来想想，不会这么简单吧;我就跟他不断地周旋，跟他讲话，我说：你打死我也没用，钱都给你了，你枪一响，别人就会报警。他说：你认识我吗?我说：我不认识你。我看都不看他。他说：我抢你，这是第三次了。当时是非常恐惧的感觉。我当时曾经想自己成立一个保安公司，专门搞保安，要改变这种状况，但是当时我们的实力还不够，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也是很麻烦，搞保安公司也不是很简单的事情。最后我不服输，不能轻易溜，就留下来了。我们现在公司的安保工作，是整个安哥拉中国公司里做得不能说最好，应该是最好的之一。

　　尽管安哥拉没有那么恐怖，但是我主要是考虑要保证员工安全，我们公司有十多个女孩子，她们出去一般都是坐防弹车——我们公司有三辆防弹车，很多公司都没有，我们是为了保险，这是我个人对大家负责任。

　　提问：中国在留学等方面对非洲黑人有优待政策，您怎么看?

　　王林元：现在我们讲黑人在国内的事情，我认为对中国人是一个灾难。我非常不同意我们国内的学校大量吸收和优待非洲黑人留学生。现在在非洲的很多中国商人，为了所谓跟当地合作，找一些黑人到中国去上学。当然上学这点也没问题，但是这些黑人回国了以后，比如回到安哥拉以后，实际上能够达到学有所用的很少，他们到中国学到的东西并不是很多。讲中文的黑人，从中国学完，回来以后反而是油腔滑调，反而对中国的习性增加了了解甚至效仿，中国人的公司很难用这样的人。在中国广州有那么多黑人在那里。中国人跟西方人还不同，西方人有宗教理念，有开门的思想，而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人的伦理道德，对黑人这种行为是很难接受的。当然，他们到中国留学没问题，但是我们国家要花那么多钱让他们来上学，这是匪夷所思的。我不敢对政府发表什么意见，但我是一个在非洲工作的人，应该对这个问题鼓与呼。甚至我们有时候都遇到有些人，他们说送一些非洲人到中国去学习，但是我个人对这个事情不看好。

　　提问：中国以前也很落后，茅草屋几十年前都还有，如果非洲没有灾难，政府把教育普及，会像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一样发展吗?

　　王林元：我认为非洲没有机会，因为民族性和中国人是两码事。我们讲“低端人口”，我不知道这个说法对不对;非洲的民族性，我认为有待进化，放到现代文明的熔炉里，他们的进步会快一点，但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上街闹事、制造暴乱，都是黑人为主，这是很难立刻改变的。这种随意性，没有节制，激动起来接近无限，这种性格是很难改变的。

　　提问：在非洲的公司给员工发的是周薪还是月薪，或者以其他方式支付?

　　王林元：对当地劳工，我们安哥拉这边还是发月薪，有的地方是发周薪。但是很多非洲人会借钱，尤其当我们在苏丹的时候，借钱的黑人很多，比如借几个月工资——他们总是找很多理由跟你借钱。

　　提问：日本这个国家在亚洲人中的印象如何?

　　王林元：我们就是亚洲人啊，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今天是讲非洲人。但是，对日本，在世界上据说有调查，有民意测验，说日本是二战以后被改造得很好的国家，我也同意这个观点。

　　提问：对于蔓延各处的BLM(Black Lives Matter的缩写——编者注)运动，非洲人如何看?

　　王林元：我不知道什么叫BLM运动。

　　提问：非洲人的智力水平是真的低还是因为教育程度的问题?

　　王林元：我觉得非洲人有些东西不是智商问题，是习性问题。很多非洲政治家也是非常有水平的，包括安哥拉的桑托斯，包括科菲·安南这些人。我觉得他们的智商并不低，贼精贼精的非洲人特别多，但是他们的习性有不足，另外，他们直率。在安哥拉，有一段时间，一些中国人在这里绑架中国人，把黑人带得也会做这个事情了：一开始黑人是不会做，黑人没有做过绑架这个事情，而中国人为了不出面，就让黑人绑架中国人，后来把黑人也教会了中国人这套方式。我们在安哥拉这里搞了一个联防组织，我是发起人之一;当时因为各个公司都受到黑人抢劫和绑架，我们成立了联防，遇到这种事情我们就去报警。报警以后，警察跟我们说：这个肯定是你们中国人干的，我们安哥拉人哪有这些复杂的操作，没有那么复杂。非洲人的问题不是智商问题，是一种习性问题，当然也有后天习得的因素。

　　提问：您老家是江苏哪里?

　　王林元：我老家是常州的，我是常州武进人。

　　提问：对“一带一路”，您怎么看?

　　王林元：我觉得“一带一路”是令人质疑的。刚才稍微讲了一下中坦友谊纺织厂的问题。实际上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大概集中在楼堂馆所，满足当地总统虚荣的需要，高大上，比如造一个什么体育馆，修一条坦赞铁路。实际上坦赞铁路是一个败笔，朱镕基当总理的时候说要改造它的机车、设备、通信，我们沿线给它的通信塔做过勘探项目，坦赞铁路实际上是非常失败的。毛泽东为了要当非洲尼雷尔(坦桑尼亚独立后的领导人——编者注)的老师，动用了我们国家这么多资金，修了1800公里铁路。我认为，按照成本计算，当时花的钱，在中国可以造三倍的铁路。独立之前，津巴布韦叫“南罗得西亚”，赞比亚叫“北罗得西亚”。独立后的赞比亚对坦桑尼亚说：南罗得西亚(津巴布韦)听从南非政府，对赞比亚进行封锁，赞比亚产铜矿就出口不了，因为出口要经过津巴布韦到纳米比亚的港口。赞比亚就同意要造一条铁路，从坦桑尼亚出口。坦桑尼亚、赞比亚两国领导人去找毛泽东，说要造一条铁路。据说当时他们跟英国人说，也要求英国搞，英国人就没答应。毛泽东说我们应该支持他们，因为两国总统说他们都是毛泽东的学生，把毛泽东说得心花怒放。后来我们说：因为我们支援了他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时候，他们把我们抬到了联合国。我后来看了一下资料，实际上，当时美国人也认为台湾很难继续在里面，美国很难阻止中国大陆进来，因为中国大陆有这么大一块土地，这么多人民，如果不在联合国，是说不过去的;尼克松总统开始放弃阻止，不是说支持中国大陆进入联合国，但是是尼克松任其自然造成这样的结果。关键是，花这么多钱造了这条路，有没有用?大家知道，开矿首先需要技术，还要管理、资金，这三要素。如果没有技术，没有资金，没有管理，你是开不出矿来的。坦赞铁路开通以后，这条铁路根本没有好好用过。我在1997年从纳米比亚开车到坦桑尼亚，五千多公里——我在我们单位里也算是一个传奇了——顺着这条铁路跑了两趟，只看到一班车在开。

　　后来朱镕基总理给了它设备以后，还是这样子，一个礼拜两班车，客车对开，上面基本没有货运。货运是在沿途的公路上面，集装箱车子，一千多公里，从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港一直到赞比亚的公路经常堵车——经常因为有车子坏在路上，路堵了——但是人家不坐火车，我不清楚为什么。对中国，我觉得这个钱花得非常冤枉。当然我们一直说，进到联合国去，他们投了一票，是无价的;如果这样说，我也就没有什么话好说了。

　　提问：广州黑人问题的前景会怎样?

　　王林元：按照我的理解，中国政府对中国老百姓要做一个什么事情，都是可以雷厉风行的。我觉得对黑人问题主要就是一点，当我们国家整个价值观、外交思路改变了，就会有办法。而照目前的态势，长此下去，广州黑人问题对中国肯定是很不利的。现在这是一个马蜂窝或者刺猬，如果你对他们采取强烈的手段，非洲国家要对你群起而攻之，上次一个事情就是这样。你如何对待这些问题?这是一个艺术问题，更是一个思路问题，如果现在联合国等各种场合需要非洲人支持你，你这个事情永远解决不了——“不管怎么说，我们需要他们的选票，我们跟美国人干，需要这个选票”。所以我的判断是，如果思路不变，这个问题就解决不了。

　　提问：非洲哪一个国家最有发展潜力?

　　王林元：这个问题跟沃顿商学院的博士生提的问题“哪一个国家最有希望”一样。我觉得发展一定要有资源，现在尼日利亚人口多，也增长很快，也有很多资源。安哥拉前几年有大量资源开采，现在也开采得差不多了，今后开采数量再增加的可能性也比较小，能够维持就不错了。安哥拉人口也比较少，负担比较轻，但是很难发展。

　　提问：安哥拉长毛兔是源自安哥拉吗?

　　王林元：“安哥拉长毛兔”的说法有问题，安哥拉这种非洲热带的地方是不可能有长毛兔的，长毛兔早就热死了。以前我也对这个事情有过疑问，据说是“安卡拉长毛兔”，不是“安哥拉长毛兔”。当然我没有在搜索引擎上查，大家可以查查维基或者百度。应该是“安卡拉长毛兔”，是土耳其那边的。

　　提问：赞比亚杀害三名中国公民的事情会有怎样的发展?

　　王林元：这个事情在我们这边影响也很大，大家反响也很大，因为我们处在这种环境里。对这个事情，很多中国人在网上说是他们那个市长做的;我们中国人的很多群里，群情激愤地说，要把这个市长绳之以法。我感觉这个说法是有点问题的，因为作为一个市长，他对一个市政的政策进行要求或者对中国人有看法，是有可能的，但是最后他们国家出来道歉了;我认为，作为一个国家，他们能够表现出那样的诚意，就已经很不错了。你看到我们的外交部有这样对别人表示诚意的道歉吗?包括广州事件，我们也是很含蓄地说了一下这个问题，让老百姓都看不懂是怎么回事。

　　治安事件，在安哥拉这边也经常发生，但是这个事情闹得大，主要是把市长联系在一起说，认为他就是教唆犯，说：就是因为他说了这个事情，对中国人检查，才会有强盗。我觉得这个看法很牵强，没有道理，实际上应该是一个巧合。另外，我认为他们防范不严，不像安哥拉的一些中国公司——在我们这边，歹徒很少有那样的作案机会。

　　提问：非洲的旅游方面有什么注意事项?

　　王林元：我觉得非洲旅游的主要问题是治安。在东非和津巴布韦这条线路，治安还是比较好的——肯尼亚、坦桑尼亚、津巴布韦，治安还不错的。对南非，大家都会比较恐惧，实际上我们去的话，应该说到开普敦还是可以的。在坦桑尼亚有我们认识的中国人也在做旅游，如果谁想去的话，我可以给你们介绍，他们做得也不错的。

　　非洲的旅游肯定比国内贵，因为这个地方不是热线，来的人、很多旅馆，季节性比较强，包括野生动物园也是。我也为此搜索了很多。基础设施不像欧洲那么方便，所以旅游费用是很贵的。到这种穷地方旅游，总是贵一些。

　　提问：您对索马里有什么观感?

　　王林元：我没有去过索马里，没有印象，因为索马里这个地方好像也没有旅游景点。我去年想过去，后来因为疫情，也耽误了。埃塞俄比亚一个火山口靠近索马里的地方，据说很危险，进去要有护送的，但是我想，这两年我还是要去一下，因为我是学地质的，我希望去看看那个地方，是活火山口。对索马里没有太多认识。

　　提问：非洲的税收制度是怎样的情况?

　　王林元：非洲的税收是这样的，我们一开始到安哥拉的时候，税收体系是很差的，现在在逐步完善，各种企业现在都有软件，也是增值税制度，越来越完善。唯一的区别就是现在还没有太完善的设计，发现的问题交罚款来解决。

　　提问：非洲人对中国人的印象如何?

　　王林元：非洲人还是认为中国人比他们有钱，中国人是白人。我记得以前在坦桑尼亚，有黑人跟我讲：毛泽东主席非常好，但是现在，中国人比较有钱了。这位非洲朋友跟我认识以后，说：Mr. Wang，你跟其他中国人不太相同，很多中国人都不愿意跟人家搭理。这点我刚才没有讲，我们很多中国人，在外面商场里、外面街道上面，看到了不认识的中国人，大家都不讲话，特别是男的看到女的，女的看到男的;对不认识的男人，女的都不讲话。我那个朋友说：你们大家都是中国人，为什么不见面打声招呼问声好呢?他说：很多中国人见了人很胆小。总体来讲，他还是认为我们是上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