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咚：从建设性接触到次冷战：中美关系的危险走向丨共识国际讲坛

　　三、“失去的十年”：重塑中美关系错过的三次机遇

　　如果说三十年前中美遭遇1970年代以来的第一次重大危机是“七年之痒”，那么三十年后两国从建设性接触伙伴转向战略对手的第二次重大危机，就好比是“中年危机”。如若双方不是有效因应“危机”，从各自国家至高利益出发，遏住彼此交恶的言行，而是不断升级对抗措施，不断削弱利益交集，那么就可能导致中美渐行渐远、不可逆转地走向“离婚”——某种程度的关系“脱钩”，敌意将取代友善，遏制将超过合作，相互调动一切国家资源与对方展开新型全面冷战，甚至不惜以战争方式一决雌雄，或是两者的结合，直到击败对手、实现“你输我赢”目标。

　　中美关系已跨越第一个临界点，并可能朝着相互敌视的方向疾驰。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美在近五十年史上的第二次重大危机生成的全部过程中，从2009年到2018年10年前后，至少面临三次重塑关系的重要机遇。其中包括小布什政府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提出“利益攸关方”概念、美国重要知华派专家兰普顿警告中美正逼近“打破平衡”的临界点，并主张两国再签第四份联合公报，以及特朗普政府首任国务卿蒂勒森倡导以“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基础共同规划中美未来50年关系。

　　尽管这三次机遇没有化为两国重塑关系的战略行动，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但归根结底，最重要的是彼此缺乏战略互信、缺乏对中美关系发展的深刻危机意识、缺乏对中美潜滋暗长危机的准确把握、缺乏对中美危机即将带来巨变的战略远见。

　　从冷战中期以来的近五十年的多数时间里，中美都在正确的时间做了正确的事，在每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对中美关系进行了恰如其分的界定，从而为两国关系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在中美相继结成准结盟及建设性接触的务实合作关系的过程中，对中国的担忧和猜忌是始终存在的，某些时候还十分强烈，比如在历次选举周期，形成了某种“规律”：参选的候选人及任职之初的总统往往对华立场强硬，但不久之后其对华政策就会回归正轨。在晚近历史的多数时候，这一“规律”都在发挥作用。同样，在多数时候，对华担忧和警惕的声音都不占主流，都未进入美国政府的政策层面。

　　随着中国经济壮大，越来越逼近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对中国未来的不确定性担忧明显增强，而恰在此时中国周边的领土和海洋主权争端亦日渐突出，反过来“印证”并加强了其担忧。在这股情绪下，2008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首次将中国定义为“潜在竞争对手”。中国政府利用对美关系各种途径，特别是战略对话机制，千方百计地做解释说服工作，以打消美方顾虑，取得了明显成效，因此维持了从小布什到奥巴马时期中美关系的战略稳定。

　　而从中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前后直至特朗普接受总统大位，中美正亟需就新形势下的两国关系进行重新评估并进行符合新的战略现实的定义，以避免第二次重大危机，而且历史确实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去做这项迫在眉睫的大事，但都阴差阳错，双方都未紧紧抓住时机，在合适的时间做合适的事，以致两国矛盾不断累积、不断扩大、不断激化，并可能朝着“破局”的方向发展。

　　中美重塑关系的第一次重要机遇，是美国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代表人物之一，佐利克提出“利益攸关方”概念之际。曾任小布什政府常务副国务卿的佐利克在2005年9月的一场演讲中，代表美国政府提出了“利益攸关方”的重要概念，根据其自己的阐释，美国“在政策方面需要看得更远一些”，需要从当时的“接触”概念向前延伸，覆盖中美关系的各个领域。“利益攸关方”意涵微妙、丰富，很具有战略视野和远见，对于规范势均力敌的两大经济体的关系，驾驭彼此的问题，从而推动两国关系在更具战略性的轨道上继续前进，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但由于佐利克本人过早地离开了美国政府，同时中美两国政府都未趁热打铁，及时从更高层面接受和发展该概念，并将其作为指导重新定义两国关系的核心理念，导致中美重塑关系的第一次重大机遇白白错失。

　　中美重塑关系的第二次重要机遇，是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先生提出“美中打破平衡的临界点越来越近”之际。在2015年5月的一个论坛上，他说，“尽管美中关系的根基还没有坍塌，但是美国政策精英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倾向于把中国看成是美国在全球主导权的一个威胁，而在中国，越来越多的精英派别与民众，也把美国看作是阻止中国获得应有国际地位的一个障碍”，“我们各自的恐惧比关系正常化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超过我们对双边关系寄予的希望。”他认为，北京和华盛顿需要某种类似“第四个联合公报”这样的文件来规划两国关系，重点一是要阐明，世界已经改变、权力分布已经改变，均势和稳定是共同目标，让任何一个国家来主导，都不足以达到均势的稳定，二是要阐明，两国会通力合作，并与别国合作，共同建立和调整当前的经济和安全机制，以反映新的现状。他还说，这样一个声明应当遵循和强化相互依存的关系，而中国需要在书面声明之外，再一次向外界保证继续进行对内对外改革的决心。

　　在兰普顿这次演讲之后不久，中美在外交和元首层面相继展开了对话，但并未如同他希望的那样发表联合公报级的公开文件，相反随后奥巴马政府加强了在军事、外交、安全等领域对中国的牵制，由此意味着第二次机会的失去。

　　尽管作为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另一代表，兰普顿的观点并未完全反映中美关系发展的状况，但类似联合公报的提议在操作层面仍具相当的可行性。如若两国能够把握时机，就事关两国关系的战略问题全面梳理并讨论，缔结一份对双方有利的公开文件，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乃是大势所趋。

　　中美在跨越“临界点”，转向战略对手之前的第三个重要机遇，是特朗普政府首任国务卿蒂勒森就职后快速访华提出基于“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共同规划美中未来50年关系之际。蒂勒森的提议颇有老成的生意人风格：借助迎合中方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内涵表述以及倾向于谈战略而非具体问题，落实总统特朗普起初寄望于通过美中对话一揽子解决两国关系的实质问题，特别是其对华贸易政策目标。沿着这一逻辑，中美外交安全对话随后举行，特朗普亦亲自到访北京，在紫禁城作客，但除了一份“超级礼包(指双方签署高达2500亿美元的豪华大单)”外，并未达成其主要目的。

　　从特朗普就任总统到19大闭幕的十个月，是中美以和平与建设性方式重新定义并规划双边关系的关键时机，但显然双方未对此形成默契，弥合核心分歧，导致错失了重塑双边关系的第三次机遇。在此之后，外交安全对话无限期搁置，特朗普则将对华贸易威胁化为具体行动，美方按照自己的判断重新定义中国，并开启了对华战略转型。

　　四、最后机会：中美关系的终极走向

　　中美关系四十年来第一次逾界，从建设性接触伙伴到战略对手，对中国是一个巨大的警醒：既有可能是双方重新定义彼此、重塑关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始更高标准的合作、创造更美好未来的重大契机，亦有可能是两国关系进一步走向敌对的“跳板”，意味着双方晚近历史关系的结束——在“对华战略方针”框架下，美国极有可能为中美关系发展预设了各种前景及相应的政策应对，无论是彭斯的全面冷战警告，特朗普的“切断”关系威胁，还是一些学者作出的局部战争预测，都很有可能已成为美国政府对华战略的现实备选项。

　　随着美中全面竞争态势的展开，冲突、对抗乃至敌意都在上升，与此同时，建设性声音越来越少，越来越弱。两国关系正处在新的拐点：一边是结束的“悬崖”，一边是开始的“坦途”。是否突破最后界限，从“战略对手”再进一步，成为“战略敌人”，与美国内部各派力量如何看待中国、采取何种对华政策，与中国如何评价历史、掂量各自实力、评估研判并因应美方各项举措，都是紧密相关的。

　　中国正面临一个新的历史性时刻，中美关系是要牢牢稳定在和平竞争轨道上，还是坚持对抗到底，不惜走到相互敌对的道路上去，是“结束”过去，还是重新“开始”，将从本质上决定是否会面对一个终极的战略图景：美国从“俘获醒狮”转向对华启动“屠龙”战略，把打败中国，赢得新的胜利，捍卫其首要大国地位及其“治下的世界和平”，作为其最高追求。

　　必须看到，美国对华政策立场并非孤立。它的最重要且具独立个性的盟友虽然对其在国际事务中采取单边主义行动抱有一定警惕，但它们在对华观点中存在根本的利益交集，即对自由市场经济、对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对普世价值的共同坚持并将其视为国家关键利益。对印太一些重要大国来说，与美国基于共同价值观结成的战略伙伴关系比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可能更有吸引力，而对其他伙伴来说，推动美国强化地区存在，维持地缘秩序中的大国平衡，可能至关重要。

　　由是之故，不管是北约传统伙伴，还是其在印太的主要盟友以及正在发展中的重要伙伴国家，都将成为其实施对华政策的深厚背景。在中美关系敌对化后，美国很可能改变目前不要求地区国家“选边站”的策略，以价值观划线，将更多国家更紧密地聚拢到自己的麾下，在与中国对抗中扮演程度不同的积极角色。

　　对中美关系前景，有三种可能的假设：中美关系脱钩、重启新型全面冷战和局部战争。中美成为“战略对手”，可以说是历史上头号大国和二号大国并存的必然;但是否从“战略对手”转为“战略敌人”，又各有不同，但若出现上述三种情况之一，或者兼具两种及三种情况，那么首先就意味着两国的对抗超越了界限，导致“破局”，全面走向敌对化。

　　中美关系从建设性接触向“战略对手”的跨越，是四十年来两国关系一个质的改变，但在进行大国战略竞争的同时，既可以继续维系“建设性接触”，亦可能彻底滑向关系“脱钩”。所谓“脱钩”，可能包含了以下意涵：中美关系的主基调从建设性接触转向战略竞争甚至敌意对抗(全面冷战、局部战争或两者的结合);中美继续保持正常外交关系、但某种程度地减少经济贸易合作、政治安全对话、降低两国关系的战略因素;中国从现有国际体系中大面积退出，但更有可能是美国通过改革建立世界秩序的更高标准或者重建某些新的多边合作框架，而它们恰好能将中国排挤出去。

　　中美在关系脱钩基础上，即是升级到新型次冷战(或包含了局部战争)的水平。在中国已经融入国际体系的情况下，完全与美国隔断经贸联系以及其他对话，完全从现有国际体系退出，不大可能。

　　因此，新型冷战是中国在继续与美国保持较低层次的合作关系以及某种程度的国际交往(特别是与西方交往)的情况下，在层级、范围、限度等方面比美苏冷战次一级，且以相对孤立的处境——很显然眼下的中国不具备苏联建立广泛联盟的能力，与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冷战的美国进行的较系统的战略对抗。因此中美新型全面冷战是“次冷战”，双方都将全力避免毁灭性的世界性大战，但在两国军事实力存在较大差距的情况下，增强了局部战争可能性。在中美对抗的形势下，不排除在西太平洋及其他敏感区域，爆发一场中等规模的有限战争，以更大程度地削弱对手，更快速地击败对手，瓦解对手，赢得最后胜利。

　　地产商出身的特朗普崇尚“交易”，热衷于通过谈判方式解决分歧和问题，而对价值观外交和地缘政治保持距离——只有在其贸易谈判失利或者无法达成交易的情况下，他才会将这些提上日程，作为“极限施压”的筹码和手段。事实上，其对华推行的以关税及其他辅助手段施压以达成贸易协议的策略，是蒂勒森重新设计规划美中未来持久关系路线的持续和深化。因此，在美中关系“破局”、彻底走向敌对态势下，他是与美政治异质的中国可以通过建设性对话，达成最有利结果的美国极少数政治人物之一。

　　当此历史重大转折关头，中国实际正面临最后的机会：顺应历史大势，基于人民利益，与特朗普政府紧密合作，达成一份以贸易为核心的对等、平衡、互利的一揽子协议，在熄火止战、避免“破局”的基础上，加强两国关系的建设性、长期性和战略性内涵，有效管理分歧，深化务实合作，将两国关系牢固维系在和平竞争的良性轨道上，推进持久和平与繁荣。

 　　编者按：本文系6月26日知名国际问题研究专家丁咚老师在共识国际讲座群里的讲座文字稿。

　　特朗普政府在执政第一年就发布《国家安全战略》——创造了1987年以来的新纪录，首次明确将中国列为“战略对手”。他在报告发布前夕发表的演讲中声称，世界回归大国竞争。作出这一新定位的重要背景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辩论，华盛顿形成了新的共识，即认为中国是其长期和主要的挑战，必须从现在开始全力应对，以确保美国的持久利益和全球领导地位。

　　在此之后，从白宫到国会山，美国国家政府全面动员起来，制订与之相匹配的法案和政策，在对华关系的各个层面、各个领域采取了越来越多的强硬措施。在此过程中，副总统彭斯甚至公然对中国以重启冷战相威胁，而国会则责令特朗普政府在限定的时间里向其提交《全政府对华战略》。它们都凸显出中美关系自1970年代以来前所未有的恶化势头。

　　作为《全政府对华战略》的纲领，“对华战略方针”的颁布，标志着美国完成了对华政策从建设性接触融合到全面战略竞争的转型。

　　自从尼克松特别是1979年建交以来，美国对华奉行接触与交流政策。该战略文件承认，40年后的今天，美国认为其目标并未达成，中国并没有被民主、自由与开放的国际秩序所同化，相反，中国在经济、价值观和国家安全三个方面对美国发起强烈挑战。

　　该文件指出，《国家安全战略》(2017版)要求美国反思过去20年的对华政策，在现实主义原则指引下，承认与中国之间存在战略竞争，保护美国自身利益，以此回应中国的挑战。

　　贸易战是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最鲜明的表现之一。美国尝试动用了一切国家资源和手段逼迫中国接受一项可执行的贸易协议，其通过贸易战所欲达到的目的，不止于贸易本身，而是希望中国经济、政治、军事的全面让步。

　　针对贸易战及其他相关策略无法奏效情况下如何对付中国的问题，在华盛顿朝野形成了三种意见：中美脱钩论、局部战争论和全面冷战论。决定华盛顿是否跨越最后一道关口，将这三个政策的任意一项或多项整合后落到实处的根本因素是，美国对华认知是否突破了最后界限，既认为中国不仅是战略对手，还是一个实际的敌人。

　　特朗普的对华政策是以“俘获醒狮”为目标，概而言之，就是将中国这头在发展中觉醒了的、意欲提升和扩大影响力的狮子收复回到既有世界秩序轨道。

　　如若双方在贸易对抗及相关领域的博弈中，不能以理性务实及和平的方式处理两国关系中的问题、矛盾甚至冲突，寻求建设性解决方案，而是任由对彼此的敌意无限制地发酵和扩大，并付诸行动，那么就将使中美关系恶化势头不可逆转，进而导致相互不可避免地采取敌对措施。

　　而从美方来说，它最终对华祭出的将是“屠龙”战略，以彻底打败中国——实现它的手段可能是局部战争、可能是新型次冷战，也可能是先在总体上使两国关系脱钩，再对华综合运用局部战争和次冷战策略。

　　一、美国对华战略转型：基本态势及其制度化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美国中断了与中国大陆的关系，并视之为冷战对象，成为美苏更广泛的战略对抗的一部分。但在1970年代以来的近50年里，中美从各自的目标出发，成功进行了两次意义深远的关系重建——从“心照不宣的同盟”到建设性接触伙伴，由此带来的战略环境的变更和外部条件的支持，保证了中国从文革后的一片废墟中重新站起来，走上一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道路，逐渐融入自由国际体系并成为其建设性成员，进而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然而就在取得历史性的发展成就前后开始，中国在调适国家发展的政治方向、加强国有企业并推动其向全球发展、更积极地运用外交、军事和经济手段维护海洋权益和领土争端、下大力气创建亚投行、推进“一带一路”等内政外交两个方面，都鲜明表现出的重要变化，触动并刺激了美国人的敏感神经。

　　时任的奥巴马政府从第一任期时仅仅“关注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显著转变到在第二任期对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保持警觉，并拒绝通过恐吓解决领土争端”，表示美国将“从强势的地位管控竞争，同时坚持要求中国，在从海上安全到贸易和人权等问题上，遵守国际规则和规范”，并在网络安全领域采取措施，“保护我们的企业、捍卫我们的网络”，防止商业窃密行为。

　　奥巴马在一年一度的国情咨文中，强烈宣示将继续维护美国的首要大国地位，在世界秩序中发挥领导作用，主导国际规则的制订。针对中国日益增强的经济和地缘影响力，奥巴马政府高调提出了“亚洲再平衡”战略，重返亚太，扩大亚太概念(首次以美国政府的名义将印度洋及其所在地区，纳入“亚太”范畴)，强化其在亚太的军事、经济和外交存在，并计划将美军的三分之二部署到该地区。另一方面，联手盟友和地区伙伴大力促成了高标准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从外交、军事和经济等多个领域加强了对华牵制，形成了与中国竞争的态势。

　　与此同时，围绕如何重新认识中国，界定中国角色，应对中国“扩张”，美国朝野展开了长时间的激烈辩论，并逐渐形成了共识。依靠民粹主义上台的特朗普政府最后临门一脚，通过公开的政策立场和激进的政策行动，在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上，影响并固化了华盛顿新共识，促使美国政府各部门在对华态度和政策上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合流”趋势，迅速采取经济、外交、军事、政治、意识形态、科技封锁、网络介入等各种措施，推进对华战略的全方位整体转型。

　　美国政府已经将中国定性为“战略对手”，定性为新时代大国竞争的对象，但尚未将中国确定为战略敌人，更未采取与战略敌人定位相匹配的外交政策，美中全面脱钩尚未实施，中美建设性接触的一面仍在维持，美国对华新战略新政策，还在根据形势变化而不断调整、不断发展。

　　特朗普的前任幕僚长凯利2017年11月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的一段话很是耐人寻味，他说，中国不是美国的敌人，但中国在贸易上占了美国的大便宜，中国做得比美国人聪明。

　　这其实正是特朗普本人的观点。凯利说，特朗普总统致力于本着合作的方式来改变现状。这段话极其微妙地表述了中美关系的性质，两国关系发展仍存在一定的弹性空间，关键就看双方以何方式及如何互动，是寻求建设性结果而非导向对抗。

　　但另一方面，保持中美建设性接触关系、继续在包括经贸在内的诸多领域开展合作的基础，正受到日益严重的侵蚀，随着中美在各领域、各层面的对抗日益加剧，从战略对手朝着战略敌人突破的危险越来越大，越来越近。

　　对所谓鹰派而言，他们对现任美国政府坚持对华强硬政策及将对华政策“制度化”的诉求，尽管没有达到其所希望的程度——即视中国为敌，但总体上已经在这么做了：在近五十年来，美国政府可能很少就某项重大外交政策，达成如此广泛的共识，并携手、甚至相互比赛着谁更强硬地推进对华政策议程。在某些政策议程中，国会可能比特朗普更为激进。

　　美国朝野在对华战略转型议题上，正在形成压倒性声势。以对华“战略对手”新定位为依据，美国政府积极探索对华战略转型的理论支撑、全方位构建对华新政策并将其制度化，动员所有资源将其政策贯彻到实处。

　　美国务院前政策设计主任基伦·斯金纳在2019年4月的“未来安全论坛”上的谈话，清晰地表明了美国政府各部门认定，历届政府对华“融合政策”是一个巨大错误，并正在极力予以扭转。她在这个论坛上确认，作为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其重要任务就是为总统特朗普和国务卿蓬佩奥的政策行为，寻找理论依据，建立理论框架。

　　在美国政府内部，跟斯金纳一样认为中国比俄罗斯更难对付，是更大的对手的，不在少数。比如斯金纳的顶头上司、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小约瑟夫·法兰西斯·邓福德、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及国家情报总监丹·科茨等特朗普政府的高阶官员，都抱有类似观点。美国中央情报局东亚任务中心副主任迈克尔·科林斯的话可能更有代表性，他在2018年7月的阿斯本安全论坛上指称，中国带来的威胁，是美国目前在国际上面临的最大挑战，中美竞争在任何方面都比美俄竞争严峻得多。

　　正是特朗普政府以及它的众多官员组成的对华集体意识，彻底改变了华盛顿的政治气候，加速推进了美国对华战略的整体转向。如果将此时此刻的中美关系现状比如为深秋的话，那么在特朗普政府和国会的共同推动下，如果中方不能及时、有效应对，那么可以设想，在不久的将来，严冬就会来临。

　　中美关系处于深秋的重要标志是，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政策正在进行全面的“制度化”并落实到具体部署之中，且在某些方面特别激进，特别超前，某些脱钩动作正在实施，使中美关系进入到具有初期冷战特点的重要阶段。

　　在2017年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有这么一句话，“竞争并不总是意味着敌对，也不一定会导致冲突。”当中美在竞争之中敌对因素不断累积，导致广泛的对抗和普遍的冲突，那么就将从根本上改变两国关系的性质，中国就将从美国的战略对手转为其战略敌人。正因如此，当人们从当前形势中感受到某些冷战的凛凛寒意时，就应该更敏锐地意识到，从对手到敌人跨越的现实危险性正在逼近。

　　美国对华战略转型制度化的源头，就是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这份报告对中国最突出的地方在于，美国自出于共同对抗苏联的战略威胁需要、与中国走到一起以来的对华融合政策——从以“心照不宣的同盟”方式进行战略合作到建设性接触，开始发生质的改变。

　　建设性接触融合战略，旨在通过广泛的接触，支持中国融入自由国际体系，与中国全面开展合作，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以经济自由促进政治自由，逐步实现中国的民主化，并成为“美国治下的和平”的建设性贡献者。随着《美国对华战略方针》的出台，美国宣告了这项政策的失败。

　　美国将中国定义为“战略对手”，最大的转变是，美国对华战略将以“战略竞争”为基石，同时继续维持建设性接触。美国在做两手准备：全面推进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尽最大努力使两国关系向正面发展，但一旦战略竞争政策失败，将确保能在现有的政策框架下迅速推进到次冷战阶段，并具备开展局部战争能力，与此同时，与中国脱钩的策略也将分层次实施，以便达到其打败中国的最终目标。

　　以《国家安全战略》对中国的新定义为纲，美国国家机器全面开动，在各个层面各个领域全方位推动构建新型对华战略和政策，框架体系日趋完整、全面，涉华政策的各个领域、各个分支的制度化也在加紧实施。经过近三年来的运作，《美国对华战略方针》最后完成了全面战略竞争政策的定调。

　　美国的贸易战略、国防战略、科技战略、军事战略、核战略、太空战略、网络政策、价值观外交以及各个年度的《国防授权法案》等诸多领域，都按照新的对华战略定位，进行了针对性的修订。

　　以国防战略为例，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出笼之后的次年初，美国国防部紧跟着公布了《国防战略报告》概要。《国防战略报告》呼应《国家安全战略》，称“国与国的战略竞争，而不是反恐，将是现阶段美国国家安全方面的首要关注”，将中国当作美国及其盟友主导的世界秩序的修正者和挑战者，并将国防战略的重点转移到大国战略竞争。

　　美国国防部在2018年2月公布了另一份重要文件——《核态势评估》，进入2019年又制定了《美国核威慑政策》，根据对华新战略定位的变化，对美军的海陆空三类核武器全面现代化升级，提出了新的要求，并扩大并具体规定了允许美军使用核武器的范围。

　　美国涉华战略制度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直接针对中国的外交政策的各个分支逐步建立并持续完善。包括美国对华贸易战略——通过关税战策略，谋求达成一份对美“自由、公平和对等的贸易协议”;对华地缘战略——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对华科技战略——更严厉的出口、投资管制、促进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及技术转让限制措施。在台湾、南海、新疆、香港、西藏等涉华政治和宗教敏感地区，美国也正在以不同方式介入，实施各个突破的策略。

　　美国对华战略转型的制度化动作迅速，措施精准，落实到位，做到了多角度、宽领域、全覆盖，规范严密，具有很强的前瞻性、预应性、针对性和实战性。

　　以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战略为例，从广义上讲，它是一个整体的地缘战略;从狭义上讲，它就是直接针对一带一路的。美国官方明确界定其东到美国西海岸、西到印度西海岸，这一区域正好也是“一带一路”的核心区域。随着中国“一带一路”的伸展，印太战略的地理范围之扩张可以预期：西边可以远达非洲东海岸，北部可达东中欧及北冰洋，南部可达大洋洲。如果双方都不愿意收回自己的想法，那么未来中美就很有可能在此广阔地域展开地缘战略对抗。

　　相比较奥巴马政府，特朗普执政后的对华政策明显更加强硬。它是在全面分析总结中美交往过程中存在问题及其对美国国家利益所带来巨大影响的基础上，就对华政策进行的自觉而系统的自我调适和自我更新。在一系列直接或间接的对华战略调整举措出台后，既存在继承前任政府的建设性因素，又凸显出新时代美国政府对华态度、思路和战略积极转向的趋势，新型冷战初露端倪，具备了某些初期征候，往前跨一步，就是深渊;往后退一步，可能是坦途。中美关系由此进入一个十分微妙、十分关键的时刻。

　　二、从接触融合到战略竞争：中美关系演进的根本逻辑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华战略方针》在重新思考过去二十年的对华政策基础上认定，过去实行的接触融合战略是错误的。

　　这已成为美国朝野、两党的基本共识。正因如此，基于战略竞争的对华战略转向才能快速推进。同时它也决定了，如若美中无法在包括贸易谈判在内的对话中取得建设性成果，那么形势就会更加恶化，驱使华盛顿对华作出更大程度的战略转型，使中美关系陷入敌意的泥淖而不可逆转。

　　自尼克松启动对华外交以来，中美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第一阶段是从中美外交“破冰”到建交初期，两国关系发展基于共同应对苏联的战略威胁需要，落脚到双方结成“心照不宣的同盟”关系，中国启动改革开放战略;第二阶段是特殊事件后中美外交“融冰”到美国确定建设性接触融合对华政策，落脚到中国融入自由国际体系，在政治适度收缩同时，坚持开放战略，直到跃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三阶段是在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前后开始，中国打破战略模糊，拂逆美国“初心”，明确政治定向，政治进一步收缩，不再对美亦步亦趋，推动自己的外交议程，落脚到中美关系进行历史性调整，美国出台对华全面战略竞争政策，但调整尚未完全结束。

　　(一)尼克松以来美国对华政策发展的内在动力

　　以“反共”著称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一边积极促成了对苏缓和政策，一边打开了对华关系的大门。其背后的驱动因素是，越南战争失败引发反战运动、金融危机爆发导致经济衰退、通货膨胀和失业率攀升以及风起云涌的人权运动，都使美国内关系趋于紧张、对外政策实施有心无力。

　　与此同时，勃列日涅夫治下的苏联则大力推动军事扩张，不仅在军备竞赛中居于领先水平，而且积极介入国外事务，相继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支持孟加拉国独立、卷进古巴与安哥拉的战争、领导越南与柬埔寨作战、长驱直入阿富汗，其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一时比美国更占优势，导致美苏力量对比发生变化。

　　内忧，加上对苏力有不逮，为了在相对劣势下取得对苏关系平衡，尼克松政府搁置反共立场，对华推行现实主义外交，实现了两国关系破冰。

　　里根担任总统后，在中美已经建交的背景下，因应其升级冷战的需要，进一步巩固美中关系，以便孤立苏联、削弱华约组织实力，并在对苏冷战中取得压倒性优势，成为其战略追求。因此，中美关系在里根执政时期进入了名副其实的蜜月期，自1949年以来，两国空前绝后地达到了准盟友级水平，各领域合作、交流深入发展，客观上为中国当时的改革开放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外部环境和条件。

　　八九事件后，中美关系一下子从高潮跌到低谷，进入高度不确定期。邓小平和老布什的紧密合作，挽救了濒危的中美关系。由于美国和西方的集体制裁，中美关系一度陷入迷茫。在政治和外交动荡的历史时期，美国政府是由具浓厚“友华”情结、经历美中关系蜜月期并对两国关系的方方面面都深入了解的老布什领导，他在关键时刻的冷静、克制、理性和务实、归根结底是骨子里的友好态度，发挥了关键作用，另一方面，他也由衷认为，中美交好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基于此，与美国对华制裁同时，他给邓小平秘密送去一封亲笔信，表达了在非常时刻刹住两国关系恶化势头、推动平稳过渡的意愿和决心。当时中国仍具政治影响力的邓小平对老布什的提议予以积极响应。在特殊时代背景下，政治领导者发挥了重要的战略引领作用，维护了大局稳定，并在随后实现了中美关系的平稳过渡。否则，历史就会改写，就不会有中国的高速发展，当然也不会有今天美国人的抱怨。

　　跟里根一样，在批评前任对华软弱中上台的威廉·杰斐逊·克林顿在经历相对于其他总统更长时间的对华关系摩擦后，终于扮演了美中建设性接触关系奠基人的角色——以至于其后任也给他戴上了一顶“向中国磕头”的帽子。在克林顿政府任期，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台海问题、海洋权益、人权、价值观等斗争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占据了相当大篇幅。但也正是克林顿政府就入世与中国缔结了双边协议，力促国会放弃了对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地位”的年度审议，为中国加入WTO铺平了道路。它成为象征中美建设性接触与合作关系的一个里程碑式事件，对中国在新世纪的高速发展并稳坐世界经济的二把交椅，功莫大焉。

　　多年以后，特朗普政府在《国家安全战略》中如是描述克林顿们的所作所为和缺乏战略远见：

　　“在冷战时期自由国家取得非凡的胜利之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拥有巨大优势和动力的超级大国。然而，成功孕育了安逸。许多人认为，美国的实力不会受到挑战并可以自我维持。美国开始迷失。我们经历了信心危机和关键领域优势的丧失。当我们把政治、经济和军事优势视为理所当然之时，其他国家已稳步实施了挑战美国的长期计划，并推进了与我们、我们的盟友和我们的合作伙伴对立的议程。”

　　回到历史现场，如果人们能够亲眼看到克林顿为了说服人民及国会支持他的对华政策、支持他推动中国加入WTO所作出的艰苦努力，就应当明白中国作为冷战后幸存的前苏联阵营的国家，能够参与国际合作，融入国际体系，并从中获得巨大收益，在经历列强入侵之辱的历史记忆中重新崛起，是何等的不容易，反过来，亦能觉察到克林顿在诸多场合慷慨陈词，就为了助推中国进入国际体系，是多么难能可贵。越发应该珍惜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越发应该珍惜中国与国际体系相互撑持的关系。

　　尽管克林顿所作一切是从美国利益出发，但却无法抹杀其身上流淌着的历代政治先辈们身上所拥有的理想主义精神。正是这样的理想主义精神，造就了中国自近代以来，在长期弱势的情况下，能够在多数时候与世界强国美国保持建设性或友好，某些时候甚至上升到盟友级关系。正是由于这种理想主义精神，美国人将所有的庚子赔款返还给中国，用于中国的公益事业;正是由于这种理想主义精神，在罗斯福的坚持主张下，分裂而积弱的中国成为联合国创始成员国及“四警察”之一。

　　2000年春国会表决前，克林顿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的演讲，至少一部分受到理想主义驱动。他说，“中国的道路自己主宰，我们只能尽量影响而无法决定中国的抉择。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可以把中国朝着正确的方向猛推一把，也可以把中国往错误的深渊里狠踹一脚——这一切都取决于我们的选择。”他甚至说道，“很多中国人相信，美国并不会真心欢迎中国的崛起;如果现在我们用冷屁股贴人家‘入世’的热脸，岂非予人以口实?”

　　当然，作为一国总统，克林顿的首要任务是维护本国的国家利益，归根结底，他力推中国加入WTO的初衷，用他的话讲就是，“美国的繁荣与安全，乃至世界的繁荣与安全，和中国息息相关”，这些协议“将不可逆转地促使中国按要求向全世界开放自己的市场，向我们的商品和各种新型服务业态敞开大门”。这是基本层面的国家利益——促进国家繁荣与安全。

　　他同时宣称，“支持中国‘入世’，需要站在更高层次的国家利益上，而非仅仅基于经济考虑”，“我们所希望拓展的不光是贸易;对我而言，这将是一场全球化经济体系所依赖的基础价值观的积极推广”，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可以把北京与西方经济体联系起来，并降低其政府控制庞大人口的能力。正因此，“三十年来的历任总统，不问党派出身，都致力于引导中国朝着有利于亚洲的安全稳定、有利于对外开放、有利于构建国内外法治的道路上前进。”这是更高层面的国家利益——拥抱中国，接纳中国，改变中国，最终在中国实现自由经济和民主政体，使其成为国际体系的建设性而非破坏性成员，从而与中国共享更持久的和平与繁荣。

　　克林顿之后的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延续了对华建设性接触的融合政策，虽然不时出现摩擦、冲突甚至个案的对抗，在奥巴马政府后期，对华牵制和遏制动作增多，某些部分跨越了临界点，但总体上中美关系维系在合作轨道上。在中国前国务委员戴秉国的回忆录里，具体叙述了在他的参与下，中美开启并不断发展两国间高阶战略对话机制，而这样的机制，在美国，是只有盟友国家才能享有的“特权”。

　　“回忆录”清晰地阐述了中国对美外交的努力过程，及其对美国人产生的积极正面的影响。戴秉国在历次会议会谈中代表中方对中国外交政策进行了不少解惑释疑的工作，并作出了不少承诺，而美国人的反馈也是非常积极的。在当选总统后一度将中国称为“战略竞争对手”的小布什在任内曾私下透露，他希望同中国领导人建立起如同当年基辛格与周恩来总理那样的亲密关系。在2008年第五次中美战略对话举行期间，时任常务副国务卿内格罗蓬特在听了戴秉国的相关表态后说，虽然从严格意义上讲，美中两国不是盟友，但是，双方确实应该发展伙伴关系，争取在更广泛的领域内展开有效的合作。中国政府的首要目标是改善人民的生活，对此美方是看在眼里的，并表示完全的理解。美国把中国看作朋友，而不是潜在敌人，愿意继续推动两国关系取得发展。

　　被一些中国人认为对华强硬的希拉里前国务卿与中国外交官员相处，以及阐述对华外交主张，都非常具有建设性。在此情况下，戴秉国在离开外交舞台之前，就已经成功地说服了包括希拉里在内的美国政府官员，接受其“新型大国关系”主张——尽管在奥巴马进入第二任期后其立场不断倒退，最后拒绝对此正面回应。由此也显示了中美关系性质开始发生变化。

　　从克林顿开始的美国历届政府——事实上可以回溯至尼克松总统，都力图通过对华实施建设性接触政策，支持中国改革开放，促进中国参与国际合作、融入自由国际体系，引导中国自主实现政治自由、成为“美国治下的和平”建设性贡献者并承担相应的国际领导责任，以实现持久的繁荣和安全。这是他们热情欢迎中国参与国际合作、融入国际体系的根本动力。

　　(二)贸易战和美国对华战略转型的根本逻辑

　　特朗普政府对华发动贸易战及美国对华战略转型所遵循的逻辑,透过班农的一段话或许能一窥堂奥。他在日本所作的一份有关中国事务的演讲中说，“我们的精英们自从尼克松总统在1970年代与中国建交以来就一直相信一种错误的期望，认为一旦中国变得更富足，中国经济得到发展后，中国的民主状态将得到相应层面的改进;认为中国越富有，就会在自由市场经济下变得民主化。”“精英们相信通过遵循从二战结束到共产国际解体这期间由美国和盟国建立的国际架构和规则，中国会逐步成为其中的一分子，于是美国花了很大的努力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加入WTO，以此来帮助中国走向世界。”

　　但而今发现事实是相反的，“我们在过去二十年内看到的不过是个儒家重商主义专制模式。”特朗普跟班农的想法类似，认为帮助中国加入国际体系，不是个小小的战略错误，而是个将美国和日本及亚洲其他盟国置于极其不利的处境的根本性的错误。班农甚至认为，中国的领导者根本没打算加入遵循国际规则的行列中来，他们有自己的计划，而且他们严格执行了计划。

　　正是基于以上认识，特朗普政府在对华贸易战策略上，不像过去历届政府那样轻易妥协，不再满足于接受北京的“礼物”——增购美国商品，而是穷追猛打，不惜对几乎所有中国输美产品加征高额关税，要求与中国达成“自由、公平和对等的贸易协议”，要求中国在经济、政治、军事等全面领域让步，进行结构性改革，并将协议执行作为必要条件，明确监督和惩罚措施，以使协议落实起来看得见、摸得着，不达目的不罢休。

　　将中国视为美国主要挑战的华盛顿新共识，是美国朝野经长期观察和辩论所形成的结果。美国人逐渐认为，强大起来的中国违背了其帮助中国融入国际体系的初衷，不仅如此，中国正在挑战美国人珍视的国家利益，并成为其所在并受益的世界秩序的“修正主义势力”。

　　在美国外交传统中，经济政策、经济外交一直处于中心地位。美国主导世界秩序，最主要的就是通过建立经济霸权、编织覆盖所有大洲和海洋的贸易投资网络并在关键地区维持地区均势来实现的。美国的安全、国防和军事战略，都是为维护这一核心目标提供条件保障。基于此，美国十分注重保障海上航行和空中飞越自由，因为这对维护美国的全球贸易投资网络畅通和安全至关重要。同时，支撑自由世界秩序的民主价值观、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及美国政治体制的安全，也是美国外交政策需要保护的重要目标。

　　冷战后，得益于成为全球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美国有机会放开手脚雄心勃勃地打造新时代的世界秩序，建立并主导普世价值、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历史进程，而中国在克林顿总统任期正式被纳入这一进程之中。对经济政策和全球贸易网络的关注，在特朗普担任总统后达到一个高峰。他声称，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将经济贸易外交置于国家安全的前所未有的高度进行布局。

　　然而在进入全球化进程二十年后，中国被认为并未按照美国的初衷在价值观和民主政治方面效仿它，相反在占尽美国便宜后，正在挑战美国利益，试图建立一套自己主导的世界秩序。中国角色转变是美国朝野由来已久的辩论主题。但特朗普通过实际行动，结束了无休止的争论，并固化了华盛顿新共识，使其在美国外交政策轨道不可逆转地向前推进。

　　美国不能容忍中国的发展损害美国利益，尤其不能容忍中国利用美国和自由国际秩序实现崛起，但却背离普世价值、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原则，更糟糕的是试图以中国模式取代美国模式，塑造新的地缘和世界秩序，从而在根本上挑战美国利益。

　　特朗普史无前例地将贸易战策略付诸实施，主要就是他认为，中国长久以来钻了美国的空子，钻了国际体系的空子，造成两国贸易关系的不公平、不对等，美国向中国全面开放市场，但中国的关税非关税壁垒阻碍了美国产品进入中国，为其带来了巨额贸易赤字;中国的“知识产权剽窃”、“强制技术转让”、“倾销过剩产品”、“国有工业补贴”、“放任操纵汇率”等结构性问题，进一步剥夺了美国人的就业机会，伤害了美国制造业和产业工人，损害了美国的经济利益。他在批评前任们纵容这些情况的同时，宣示不允许它们继续下去。

　　美国对华战略转型的根本逻辑是，美国人深信，随着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崛起，中国人已经制订了未来全球霸权统治的计划并有条不紊地实施，最终是要取美国而代之，占据世界主导地位。班农在一次演讲中称，中国的2025计划是一项统治21世纪全球制造业的战略;一带一路糅合了麦金德、马汉和斯皮克曼三位地缘政治大师的学说，旨在进行大胆的地缘政治扩张，控制世界，并建立自己在南海的地缘优势;5G网络计划，是要再次在全球技术上占据主导地位;中国发展金融技术，是要摆脱美国对全球金融秩序的控制;中国推行人民币国际化，就是要取消美元霸权。中国通过这五个方面，配合经济发展计划，在2035年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2050年成就世界霸权。这样的中国，是美国从未遇到过的经竞争对手。

　　美国人更深层次的恐惧可能是，中国的一系列计划，不仅复制了美国人建立全球霸权的方法、路径和模式，将经济贸易作为打开世界的先锋工具，用庞大的贷款和基础设施投资建立自己的“经济霸权”，并将其军事、外交力量投射到全球经济贸易网络的关键节点，而且从更深远的抱负看，可能试图将其经济和政治模式推广到全世界——所谓的“中式全球化”，为主导世界服务，从而挑战其全球利益。为了确保其治下的世界秩序稳定，建立广泛的全球和地区国家联盟将是其外交重心之一，

　　在美国人看来，它在二战尤其是冷战后精心构筑的亚洲“均势”正在被中国打破，影响其在地区的领导地位。伴随着经济发展而来的军事现代化以及在南海填海造岛、开展军事部署并在地区积极构建海上、空中军事优势，中国沿着一带一路沿线不断扩展经济、军事、外交影响力，迟早将在亚洲建立自身强势的存在，危及地区均势，并将美国“挤出”这一地区，因此成为美国需要认真对待的现实“挑战”。

　　中国构建地区军事优势为美国人带来另一个担忧：对海上航行和空中飞越的自由造成威胁。美国将贸易和经济置于其外交政策的中心，海上和空中通道安全对其推行外交政策至关重要，是美国不惜动用军事力量加以捍卫的重大事项之一。若有任何外敌对其构成现实挑战，美国势必作出军事反应。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近年来美军在西太平洋海域的航行和飞越自由行动日益常态化。

　　中国对美国内愈益上升的政治影响力，是加深美国人的忧惧之心的重大因素之一。美国开国元勋乔治·华盛顿要求国人，(对外国的险恶阴谋和致命影响的渗透)必须永远保持警惕，因为“历史和经验证明，外国影响是共和国最致命的敌人之一。”针对中国人的新“麦卡锡主义”的流行是美国对中国渗透敲响警钟的显著表现。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华裔华人学者在美学习交流活动的特别审查尤其是华为、中兴公司在美遭遇，都是美国对华“渗透”加强防范的表现。

　　为因应中国的“挑战”，就像前面说到的，美国对华准备了两手策略，一面采取各种措施与中国形成全面战略竞争局面，一面对班农的激进主张保持一定距离：在对华政策制订和实施中，根据己方立场，既不轻易妥协，坚定不移贯彻到底，又不逾越底线，不激化矛盾，维系一种微妙的平衡，留有一定的余地，在将中国当作战略敌人这个最后目标上，高度审慎。可以这么认为，在华盛顿的政治圈子里，希望在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极限施压和美国全政府对华政策以战略对手为基轴、形成压倒性态势的情况下，尼克松以来历届政府所奉行的对华接触路线，仍能发挥作用，促使中国“回归”，当然，是必须接受美方条件的“回归”，以达到不战屈人之兵的目的。

　　透彻地讲，自尼克松特别是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历届政府的对华政策主流，是采取柔性姿态，奉行积极正面引导的方针，力图促进中国内部改革，并成为美国领导的国际体系的建设性成员、有担当但又谨守本分的国际事务参与领导者(佐利克的“利益攸关方”概念可如此理解)。但随着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后“战略选择”日益“确定”，美国人猛然醒悟过去的对华政策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反倒人为地制造了一个对手乃至敌人，在此情况下，转而改变对华姿态、方针和战略，反其道而行之，全面运用其居于全球领先地位的国家实力，逼迫中国从战略上权衡利弊得失，回到其预定的轨道上，放弃挑战美国的优势地位，公平、对等地处理好贸易关系，继续深化国内改革，遵守美国治下的国际规则，成为世界秩序中负责任、有担当的建设性成员。

　　当这一切都不奏效的时候，那么中美关系就将进入真正危险的境地，彭斯警告的全面冷战就会祭到前台，班农预测的战争可能就会真的爆发，中美某种脱钩可能会成为事实。

　　三、“失去的十年”：重塑中美关系错过的三次机遇

　　如果说三十年前中美遭遇1970年代以来的第一次重大危机是“七年之痒”，那么三十年后两国从建设性接触伙伴转向战略对手的第二次重大危机，就好比是“中年危机”。如若双方不是有效因应“危机”，从各自国家至高利益出发，遏住彼此交恶的言行，而是不断升级对抗措施，不断削弱利益交集，那么就可能导致中美渐行渐远、不可逆转地走向“离婚”——某种程度的关系“脱钩”，敌意将取代友善，遏制将超过合作，相互调动一切国家资源与对方展开新型全面冷战，甚至不惜以战争方式一决雌雄，或是两者的结合，直到击败对手、实现“你输我赢”目标。

　　中美关系已跨越第一个临界点，并可能朝着相互敌视的方向疾驰。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美在近五十年史上的第二次重大危机生成的全部过程中，从2009年到2018年10年前后，至少面临三次重塑关系的重要机遇。其中包括小布什政府常务副国务卿佐利克提出“利益攸关方”概念、美国重要知华派专家兰普顿警告中美正逼近“打破平衡”的临界点，并主张两国再签第四份联合公报，以及特朗普政府首任国务卿蒂勒森倡导以“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基础共同规划中美未来50年关系。

　　尽管这三次机遇没有化为两国重塑关系的战略行动，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但归根结底，最重要的是彼此缺乏战略互信、缺乏对中美关系发展的深刻危机意识、缺乏对中美潜滋暗长危机的准确把握、缺乏对中美危机即将带来巨变的战略远见。

　　从冷战中期以来的近五十年的多数时间里，中美都在正确的时间做了正确的事，在每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对中美关系进行了恰如其分的界定，从而为两国关系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在中美相继结成准结盟及建设性接触的务实合作关系的过程中，对中国的担忧和猜忌是始终存在的，某些时候还十分强烈，比如在历次选举周期，形成了某种“规律”：参选的候选人及任职之初的总统往往对华立场强硬，但不久之后其对华政策就会回归正轨。在晚近历史的多数时候，这一“规律”都在发挥作用。同样，在多数时候，对华担忧和警惕的声音都不占主流，都未进入美国政府的政策层面。

　　随着中国经济壮大，越来越逼近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对中国未来的不确定性担忧明显增强，而恰在此时中国周边的领土和海洋主权争端亦日渐突出，反过来“印证”并加强了其担忧。在这股情绪下，2008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首次将中国定义为“潜在竞争对手”。中国政府利用对美关系各种途径，特别是战略对话机制，千方百计地做解释说服工作，以打消美方顾虑，取得了明显成效，因此维持了从小布什到奥巴马时期中美关系的战略稳定。

　　而从中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前后直至特朗普接受总统大位，中美正亟需就新形势下的两国关系进行重新评估并进行符合新的战略现实的定义，以避免第二次重大危机，而且历史确实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去做这项迫在眉睫的大事，但都阴差阳错，双方都未紧紧抓住时机，在合适的时间做合适的事，以致两国矛盾不断累积、不断扩大、不断激化，并可能朝着“破局”的方向发展。

　　中美重塑关系的第一次重要机遇，是美国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代表人物之一，佐利克提出“利益攸关方”概念之际。曾任小布什政府常务副国务卿的佐利克在2005年9月的一场演讲中，代表美国政府提出了“利益攸关方”的重要概念，根据其自己的阐释，美国“在政策方面需要看得更远一些”，需要从当时的“接触”概念向前延伸，覆盖中美关系的各个领域。“利益攸关方”意涵微妙、丰富，很具有战略视野和远见，对于规范势均力敌的两大经济体的关系，驾驭彼此的问题，从而推动两国关系在更具战略性的轨道上继续前进，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但由于佐利克本人过早地离开了美国政府，同时中美两国政府都未趁热打铁，及时从更高层面接受和发展该概念，并将其作为指导重新定义两国关系的核心理念，导致中美重塑关系的第一次重大机遇白白错失。

　　中美重塑关系的第二次重要机遇，是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先生提出“美中打破平衡的临界点越来越近”之际。在2015年5月的一个论坛上，他说，“尽管美中关系的根基还没有坍塌，但是美国政策精英的重要组成部分日益倾向于把中国看成是美国在全球主导权的一个威胁，而在中国，越来越多的精英派别与民众，也把美国看作是阻止中国获得应有国际地位的一个障碍”，“我们各自的恐惧比关系正常化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超过我们对双边关系寄予的希望。”他认为，北京和华盛顿需要某种类似“第四个联合公报”这样的文件来规划两国关系，重点一是要阐明，世界已经改变、权力分布已经改变，均势和稳定是共同目标，让任何一个国家来主导，都不足以达到均势的稳定，二是要阐明，两国会通力合作，并与别国合作，共同建立和调整当前的经济和安全机制，以反映新的现状。他还说，这样一个声明应当遵循和强化相互依存的关系，而中国需要在书面声明之外，再一次向外界保证继续进行对内对外改革的决心。

　　在兰普顿这次演讲之后不久，中美在外交和元首层面相继展开了对话，但并未如同他希望的那样发表联合公报级的公开文件，相反随后奥巴马政府加强了在军事、外交、安全等领域对中国的牵制，由此意味着第二次机会的失去。

　　尽管作为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另一代表，兰普顿的观点并未完全反映中美关系发展的状况，但类似联合公报的提议在操作层面仍具相当的可行性。如若两国能够把握时机，就事关两国关系的战略问题全面梳理并讨论，缔结一份对双方有利的公开文件，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乃是大势所趋。

　　中美在跨越“临界点”，转向战略对手之前的第三个重要机遇，是特朗普政府首任国务卿蒂勒森就职后快速访华提出基于“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共同规划美中未来50年关系之际。蒂勒森的提议颇有老成的生意人风格：借助迎合中方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内涵表述以及倾向于谈战略而非具体问题，落实总统特朗普起初寄望于通过美中对话一揽子解决两国关系的实质问题，特别是其对华贸易政策目标。沿着这一逻辑，中美外交安全对话随后举行，特朗普亦亲自到访北京，在紫禁城作客，但除了一份“超级礼包(指双方签署高达2500亿美元的豪华大单)”外，并未达成其主要目的。

　　从特朗普就任总统到19大闭幕的十个月，是中美以和平与建设性方式重新定义并规划双边关系的关键时机，但显然双方未对此形成默契，弥合核心分歧，导致错失了重塑双边关系的第三次机遇。在此之后，外交安全对话无限期搁置，特朗普则将对华贸易威胁化为具体行动，美方按照自己的判断重新定义中国，并开启了对华战略转型。

　　四、最后机会：中美关系的终极走向

　　中美关系四十年来第一次逾界，从建设性接触伙伴到战略对手，对中国是一个巨大的警醒：既有可能是双方重新定义彼此、重塑关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开始更高标准的合作、创造更美好未来的重大契机，亦有可能是两国关系进一步走向敌对的“跳板”，意味着双方晚近历史关系的结束——在“对华战略方针”框架下，美国极有可能为中美关系发展预设了各种前景及相应的政策应对，无论是彭斯的全面冷战警告，特朗普的“切断”关系威胁，还是一些学者作出的局部战争预测，都很有可能已成为美国政府对华战略的现实备选项。

　　随着美中全面竞争态势的展开，冲突、对抗乃至敌意都在上升，与此同时，建设性声音越来越少，越来越弱。两国关系正处在新的拐点：一边是结束的“悬崖”，一边是开始的“坦途”。是否突破最后界限，从“战略对手”再进一步，成为“战略敌人”，与美国内部各派力量如何看待中国、采取何种对华政策，与中国如何评价历史、掂量各自实力、评估研判并因应美方各项举措，都是紧密相关的。

　　中国正面临一个新的历史性时刻，中美关系是要牢牢稳定在和平竞争轨道上，还是坚持对抗到底，不惜走到相互敌对的道路上去，是“结束”过去，还是重新“开始”，将从本质上决定是否会面对一个终极的战略图景：美国从“俘获醒狮”转向对华启动“屠龙”战略，把打败中国，赢得新的胜利，捍卫其首要大国地位及其“治下的世界和平”，作为其最高追求。

　　必须看到，美国对华政策立场并非孤立。它的最重要且具独立个性的盟友虽然对其在国际事务中采取单边主义行动抱有一定警惕，但它们在对华观点中存在根本的利益交集，即对自由市场经济、对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对普世价值的共同坚持并将其视为国家关键利益。对印太一些重要大国来说，与美国基于共同价值观结成的战略伙伴关系比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可能更有吸引力，而对其他伙伴来说，推动美国强化地区存在，维持地缘秩序中的大国平衡，可能至关重要。

　　由是之故，不管是北约传统伙伴，还是其在印太的主要盟友以及正在发展中的重要伙伴国家，都将成为其实施对华政策的深厚背景。在中美关系敌对化后，美国很可能改变目前不要求地区国家“选边站”的策略，以价值观划线，将更多国家更紧密地聚拢到自己的麾下，在与中国对抗中扮演程度不同的积极角色。

　　对中美关系前景，有三种可能的假设：中美关系脱钩、重启新型全面冷战和局部战争。中美成为“战略对手”，可以说是历史上头号大国和二号大国并存的必然;但是否从“战略对手”转为“战略敌人”，又各有不同，但若出现上述三种情况之一，或者兼具两种及三种情况，那么首先就意味着两国的对抗超越了界限，导致“破局”，全面走向敌对化。

　　中美关系从建设性接触向“战略对手”的跨越，是四十年来两国关系一个质的改变，但在进行大国战略竞争的同时，既可以继续维系“建设性接触”，亦可能彻底滑向关系“脱钩”。所谓“脱钩”，可能包含了以下意涵：中美关系的主基调从建设性接触转向战略竞争甚至敌意对抗(全面冷战、局部战争或两者的结合);中美继续保持正常外交关系、但某种程度地减少经济贸易合作、政治安全对话、降低两国关系的战略因素;中国从现有国际体系中大面积退出，但更有可能是美国通过改革建立世界秩序的更高标准或者重建某些新的多边合作框架，而它们恰好能将中国排挤出去。

　　中美在关系脱钩基础上，即是升级到新型次冷战(或包含了局部战争)的水平。在中国已经融入国际体系的情况下，完全与美国隔断经贸联系以及其他对话，完全从现有国际体系退出，不大可能。

　　因此，新型冷战是中国在继续与美国保持较低层次的合作关系以及某种程度的国际交往(特别是与西方交往)的情况下，在层级、范围、限度等方面比美苏冷战次一级，且以相对孤立的处境——很显然眼下的中国不具备苏联建立广泛联盟的能力，与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冷战的美国进行的较系统的战略对抗。因此中美新型全面冷战是“次冷战”，双方都将全力避免毁灭性的世界性大战，但在两国军事实力存在较大差距的情况下，增强了局部战争可能性。在中美对抗的形势下，不排除在西太平洋及其他敏感区域，爆发一场中等规模的有限战争，以更大程度地削弱对手，更快速地击败对手，瓦解对手，赢得最后胜利。

　　地产商出身的特朗普崇尚“交易”，热衷于通过谈判方式解决分歧和问题，而对价值观外交和地缘政治保持距离——只有在其贸易谈判失利或者无法达成交易的情况下，他才会将这些提上日程，作为“极限施压”的筹码和手段。事实上，其对华推行的以关税及其他辅助手段施压以达成贸易协议的策略，是蒂勒森重新设计规划美中未来持久关系路线的持续和深化。因此，在美中关系“破局”、彻底走向敌对态势下，他是与美政治异质的中国可以通过建设性对话，达成最有利结果的美国极少数政治人物之一。

　　当此历史重大转折关头，中国实际正面临最后的机会：顺应历史大势，基于人民利益，与特朗普政府紧密合作，达成一份以贸易为核心的对等、平衡、互利的一揽子协议，在熄火止战、避免“破局”的基础上，加强两国关系的建设性、长期性和战略性内涵，有效管理分歧，深化务实合作，将两国关系牢固维系在和平竞争的良性轨道上，推进持久和平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