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太湖论坛】彭森：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形势与任务

　　“钝角网”按：9月6日-7日，由西太湖科技产业园、北京智享荟主办，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联合主办的2019第二届西太湖全球公司发展论坛在江苏常州举行。今年是建国70周年，也是改革开放的第41个年头，西太湖论坛以“共建开放型经济、同享新规则机遇”为主题，邀请到了全球公司的决策者、研究者和实践者，共计300余人，共同为世界、中国和江苏开放发展献计献策，促进国际共商共建共享。

　　本文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彭森先生在论坛闭幕特别活动智享荟上的演讲。

彭森

　　各位嘉宾，各位企业家朋友，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晚上好!

　　非常高兴接受会议主办方的邀请，到美丽的太湖之滨，参加西太湖论坛。这个论坛其实下午已经圆满结束了，但是会议的主办方提出来让我和朱院长加一个板块，原想大家已经享受了一天的思想盛宴，还有没有兴趣再听我们啰嗦几句，我有点犹豫。但是，后来想，自己作为一个改革开放40年的受益者、参与者、见证者，在这个场合讲一讲中国的改革问题，还是责无旁贷的。

　　所谓受益者，1978年改革的发端之年，我有幸参加了文革以后第一次全国统一高考，到北大经济系读书。所谓见证者和参与者，我又有幸在北大毕业以后不久，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那一年，进入到刚刚成立不久的国家体改委工作。以后的35年，我在国家体改委、国务院体改办、国家发改委，包括人大财经委，一直到现在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一直没有离开改革的战线。

　　我今天讲的题目，可能没打出来，这个题目是受了朱院长的启发，我看朱院长下面讲的是“中美经贸关系：分析与展望”，我就忽然想对应一下，跟朱院长保持一致，我讲“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形势与任务”。准备讲三个问题，第一个是关于中国改革的长期性与复杂性;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在面对百年未见之大变局的情况下，市场化改革的再出发;第三个问题是当前市场化改革的重点任务。我争取用45分钟讲完。

　　中国改革的长期性与复杂性

　　第一个问题，关于中国改革的长期性与复杂性。这从何谈起呢?大家知道，再过二十几天就是七十周年大庆，而去年我们又庆祝纪念了中国改革开放的40周年。这就有一个问题，在建国7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改革改了40年。我前不久在北京大学讲课的时候，经济系的老师和同学就问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说如果以1953年我们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为标志，中国搞计划经济，从苏联拷贝来的计划经济，只搞了25年。为什么我们改革改了40年还没有完成?这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恐怕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回答的问题，但是我想必须回答。因为在去年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大会上，习近平主席讲到改革的历程取得了成就以后，引用了毛泽东主席的一句话“万里长征第一步”。改革改了40周年，现在是船到江中浪更急，人到半山坡更陡。而且，是越进越险，越进越难，不进则退，必须前进的这么一个时候。

　　怎么来理解这个问题?第一，要考虑改革的基本概念、基本定义是什么?什么是改革?按照十二届三中全会当时所讲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小平同志讲“改革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不改革死路一条”，所以说一般意义上的改革就是在保持基本政治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对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进行完善、变革、创新，解放生产力，发展壮大。从这个意义上讲，那改革确实是一个永恒的任务。但是，我们讲的市场化改革是一个什么定义呢?市场化改革就意味着从计划经济，从暂时的管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的改革的任务。最核心、最本质的是什么呢?就是把行政计划的这种资源配置方式转变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中国改革的目标模式和路径，长期以来是在争论的，认识是在不断深化的。大家都说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路线，但是如果看看当年的决定，改革只提了一句话“对过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当时讲的还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了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决定，提出了一个目标，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去年有一些学者就讲到，这是一个最重大的转折。因为商品经济，那不就是市场经济吗?其实不然，回过头来如果再认真地看一看十二届三中全会原文怎么写的?“总体来说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当时说到商品经济，有计划的，而且前面还加了一个大定语“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一直到了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才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一个目标模式。从1978年到1992年，已经过了14年了，但即使这样，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国内外当时争论也很多。我记得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故事、小例子，我们提出这样一个决定以后，1994年，当时英国的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已经下台了，应邀到北京来参加一个高峰论坛。我当时也是刚从英国牛津回来，撒切尔夫人是牛津大学毕业的，体改委组织活动，就让我陪撒切尔夫人。她走一路，就一路在问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理解。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时总书记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调节下的市场经济，实际上是同意的反复，撒切尔根本听不明白。最后到了晚上吃饭的时候，体改委的主任、国务委员李铁映同志请她吃饭，又问这个问题，铁映同志说，我给你打一个比方，中国人过去吃饭用筷子，你们西方人吃饭用刀叉。现在我们右边放筷子，左边放刀叉，吃面条的时候就用筷子，吃牛排的时候用刀叉，我们把计划和市场都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它是工具，它不涉及社会性质。这么说以后，撒切尔夫人不再提这个问题了，但是这个问题解决没解决?尽管我们经过了40年的改革，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还总是有不同的一些声音。

　　1990年的时候，当时一个很主要的媒体曾经就讲过：和平演变最重要的领域在经济领域，农村的大包干瓦解公有制，国有企业搞私有化，对外开放是卖国主义。如果没有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中国的改革中途夭折。就是到了今天，今天改革开放40年了，我刚刚看到一个所谓著名的经济学家，发表了一篇文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七十周年的时候，关于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几点思考——里面还明确地讲：社会主义就是有计划按比例的;在宏观层面，永远要保持有计划按比例。好像倒退了二十年、三十年了。这是第二个问题，就是对于改革目标模式一直是有争论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

　　第三个问题，关于改革所要进行的时间，我们的认识，我们党的认识，也是不断深化的。近代中国人对时间的观念比较短，八年抗战，十年文革。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中央总的看法，十年左右要完成改革的任务，这不是我信口说出来的，有档案为凭。1982年国家体改委成立之初，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兼任体改委的主任，他在1982年5月20号，第一次参加国家体改委的党组会的时候，讲了三层意思：第一层，中国的改革实质就是改计划经济，这个话说得非常对;第二，改革的重点有两个，一个是要解决计划和市场的关系，第二个是解决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个讲得无疑是很正确的，改革开放40年，实际上还是这两大问题;第三，大体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完成改革任务。他说，我认为十年可能用不了;所以他前面讲的大体用十年，传达的是中央其他领导的意见。他说，我认为十年用不了，五年又不够，你们能不能制定一个六年规划。从1978年开始，到1988年，明确讲了时间，大体完成改革的任务。这个是不是他个人的意见呢?不是。两年之后，就是刚才我讲到的十二届三中全会，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是列举了国企改革、计划体制改革、价格改革、政府职能的转换，等等。列举了这些任务以后，当时有一句什么话呢?就是中央认为这些改革任务，要根据国民经济的内在联系和它们的先后次序，有序推出，争取用五年的时间基本完成，这是1984年。五年的时间也是到1988年、1989年，总的概念就是十年左右完成。

　　但是，计划没有变化快。到了1986年就反自由化了，后面还有一系列其他的问题。胡耀邦下台，我讲到的总理兼了总书记，这时候国家体改委的主任就由李铁映同志来兼任。他来了以后，做的最重要的工作——1986年到1987年他做了一年，这是他第一次担任体改委主任——就是“358规划”。后来，因为我长期是在陪着李铁映同志工作，到了十年、二十年后，我就问他，我说，当年你第一次到体改委搞“358规划”到底是怎么考虑的?他也讲得很清楚，来的时候中央领导同志有交代，原来想中国的改革用十年完成，现在看来已经完不成了。后来1987年了，就是过了9年了，争取再用8年的时间，到1995年完成任务，这是有明确的时间界限的，所以就搞了“358规划”。

　　为了完成“358规划”，当时搞了8个课题组，把所有的精英都动员起来了，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吴敬琏老师牵头，社科院是刘国光和张卓元老师牵头，北大厉以宁老师牵头，人大是吴树青教授牵头去做，党校王珏教授牵头，一共是8个组。最后“358规划”一致意见，再过8年完成改革。

　　其中吴敬琏老师那个组，组里的人，很多都是青年才俊，包括后来央行的行长、财政部的部长、证监会的主席，都在这个组里。当时怎么说呢?一年稳中起步，二到四年基本转轨，五到八年巩固完善。当时的意见，就觉得原来定的是十年，现在再增加五年，十五年，到1995年还完不成吗?实际上后来价格闯关的失败、经济的治理整顿、结构调整，一直到2002年十六大这时候才宣布我们初步建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了今天，按照总书记讲，还是船到中央，人到半山。所以，到了本世纪初的时候，我们又有一次老的体改委同志在一块座谈，后来李铁映同志就讲，看来我们党在改革初期的时候，把改革的目标任务、时间看短了，看易了，看浅了。所以，真正说起来，是发展无止境，改革亦无止境。后来又增加一句“解放思想永无止境”，现在这句话变成金句了，实际上它的发明权是李铁映同志。

　　但是，能不能以改革长期性、复杂性为由而把市场化的改革长期拖而未决呢?这也不行。我们讲的改革是有两个定义的，一个是一般改革的定义，一个是市场化改革的定义。你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无论如何也不能搞40年后，还要再搞40年嘛。

　　我再举一个例子，2011年的时候，我在国家发改委分管改革，考虑到准备中央的文件，特别是改革问题，当时请了一些外国专家，包括美国很有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哈佛大学的教授迈克尔·斯宾塞。他到中国来，我是主接待，跟他谈中国改革，介绍情况讲了四个半天。最后我说，谈了这么多，你们对中国改革有什么印象?能不能提一点建议?他也没有客气，他说：中国的改革有一个宏伟的计划，同时经过了将近三十年的改革，你们也建立了一个宏观的大厦;但是，这个大厦说起来只能远看，不能近看，门、窗讲的是对外开放的，是不是都装够了，装正确了?你们大厦里面的动力系统、信息系统、循环系统和安全系统是不是都建立起来了?因为你们说你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基本的社会公平正义做得怎么样?我当时觉得外国专家讲得很尖锐，我把这个问题整理成简报给中央领导同志报过去。我想归根到底一句话，改革的长期性、复杂性，我们必须承认，同时市场化的改革，我们又不能久拖不决，必须用最大的勇气，来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是讲的第一个问题。

　　“钝角网”按：9月6日-7日，由西太湖科技产业园、北京智享荟主办，中国友好和平发展基金会联合主办的2019第二届西太湖全球公司发展论坛在江苏常州举行。今年是建国70周年，也是改革开放的第41个年头，西太湖论坛以“共建开放型经济、同享新规则机遇”为主题，邀请到了全球公司的决策者、研究者和实践者，共计300余人，共同为世界、中国和江苏开放发展献计献策，促进国际共商共建共享。

　　本文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彭森先生在论坛闭幕特别活动智享荟上的演讲。

彭森

　　各位嘉宾，各位企业家朋友，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晚上好!

　　非常高兴接受会议主办方的邀请，到美丽的太湖之滨，参加西太湖论坛。这个论坛其实下午已经圆满结束了，但是会议的主办方提出来让我和朱院长加一个板块，原想大家已经享受了一天的思想盛宴，还有没有兴趣再听我们啰嗦几句，我有点犹豫。但是，后来想，自己作为一个改革开放40年的受益者、参与者、见证者，在这个场合讲一讲中国的改革问题，还是责无旁贷的。

　　所谓受益者，1978年改革的发端之年，我有幸参加了文革以后第一次全国统一高考，到北大经济系读书。所谓见证者和参与者，我又有幸在北大毕业以后不久，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那一年，进入到刚刚成立不久的国家体改委工作。以后的35年，我在国家体改委、国务院体改办、国家发改委，包括人大财经委，一直到现在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一直没有离开改革的战线。

　　我今天讲的题目，可能没打出来，这个题目是受了朱院长的启发，我看朱院长下面讲的是“中美经贸关系：分析与展望”，我就忽然想对应一下，跟朱院长保持一致，我讲“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形势与任务”。准备讲三个问题，第一个是关于中国改革的长期性与复杂性;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在面对百年未见之大变局的情况下，市场化改革的再出发;第三个问题是当前市场化改革的重点任务。我争取用45分钟讲完。

　　中国改革的长期性与复杂性

　　第一个问题，关于中国改革的长期性与复杂性。这从何谈起呢?大家知道，再过二十几天就是七十周年大庆，而去年我们又庆祝纪念了中国改革开放的40周年。这就有一个问题，在建国7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改革改了40年。我前不久在北京大学讲课的时候，经济系的老师和同学就问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说如果以1953年我们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为标志，中国搞计划经济，从苏联拷贝来的计划经济，只搞了25年。为什么我们改革改了40年还没有完成?这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恐怕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回答的问题，但是我想必须回答。因为在去年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大会上，习近平主席讲到改革的历程取得了成就以后，引用了毛泽东主席的一句话“万里长征第一步”。改革改了40周年，现在是船到江中浪更急，人到半山坡更陡。而且，是越进越险，越进越难，不进则退，必须前进的这么一个时候。

　　怎么来理解这个问题?第一，要考虑改革的基本概念、基本定义是什么?什么是改革?按照十二届三中全会当时所讲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小平同志讲“改革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不改革死路一条”，所以说一般意义上的改革就是在保持基本政治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对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进行完善、变革、创新，解放生产力，发展壮大。从这个意义上讲，那改革确实是一个永恒的任务。但是，我们讲的市场化改革是一个什么定义呢?市场化改革就意味着从计划经济，从暂时的管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的改革的任务。最核心、最本质的是什么呢?就是把行政计划的这种资源配置方式转变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中国改革的目标模式和路径，长期以来是在争论的，认识是在不断深化的。大家都说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路线，但是如果看看当年的决定，改革只提了一句话“对过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当时讲的还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了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做决定，提出了一个目标，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去年有一些学者就讲到，这是一个最重大的转折。因为商品经济，那不就是市场经济吗?其实不然，回过头来如果再认真地看一看十二届三中全会原文怎么写的?“总体来说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当时说到商品经济，有计划的，而且前面还加了一个大定语“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一直到了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才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一个目标模式。从1978年到1992年，已经过了14年了，但即使这样，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国内外当时争论也很多。我记得一个很有意思的小故事、小例子，我们提出这样一个决定以后，1994年，当时英国的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已经下台了，应邀到北京来参加一个高峰论坛。我当时也是刚从英国牛津回来，撒切尔夫人是牛津大学毕业的，体改委组织活动，就让我陪撒切尔夫人。她走一路，就一路在问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理解。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当时总书记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社会主义调节下的市场经济，实际上是同意的反复，撒切尔根本听不明白。最后到了晚上吃饭的时候，体改委的主任、国务委员李铁映同志请她吃饭，又问这个问题，铁映同志说，我给你打一个比方，中国人过去吃饭用筷子，你们西方人吃饭用刀叉。现在我们右边放筷子，左边放刀叉，吃面条的时候就用筷子，吃牛排的时候用刀叉，我们把计划和市场都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它是工具，它不涉及社会性质。这么说以后，撒切尔夫人不再提这个问题了，但是这个问题解决没解决?尽管我们经过了40年的改革，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还总是有不同的一些声音。

　　1990年的时候，当时一个很主要的媒体曾经就讲过：和平演变最重要的领域在经济领域，农村的大包干瓦解公有制，国有企业搞私有化，对外开放是卖国主义。如果没有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中国的改革中途夭折。就是到了今天，今天改革开放40年了，我刚刚看到一个所谓著名的经济学家，发表了一篇文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七十周年的时候，关于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几点思考——里面还明确地讲：社会主义就是有计划按比例的;在宏观层面，永远要保持有计划按比例。好像倒退了二十年、三十年了。这是第二个问题，就是对于改革目标模式一直是有争论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

　　第三个问题，关于改革所要进行的时间，我们的认识，我们党的认识，也是不断深化的。近代中国人对时间的观念比较短，八年抗战，十年文革。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中央总的看法，十年左右要完成改革的任务，这不是我信口说出来的，有档案为凭。1982年国家体改委成立之初，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兼任体改委的主任，他在1982年5月20号，第一次参加国家体改委的党组会的时候，讲了三层意思：第一层，中国的改革实质就是改计划经济，这个话说得非常对;第二，改革的重点有两个，一个是要解决计划和市场的关系，第二个是解决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这个讲得无疑是很正确的，改革开放40年，实际上还是这两大问题;第三，大体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完成改革任务。他说，我认为十年可能用不了;所以他前面讲的大体用十年，传达的是中央其他领导的意见。他说，我认为十年用不了，五年又不够，你们能不能制定一个六年规划。从1978年开始，到1988年，明确讲了时间，大体完成改革的任务。这个是不是他个人的意见呢?不是。两年之后，就是刚才我讲到的十二届三中全会，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是列举了国企改革、计划体制改革、价格改革、政府职能的转换，等等。列举了这些任务以后，当时有一句什么话呢?就是中央认为这些改革任务，要根据国民经济的内在联系和它们的先后次序，有序推出，争取用五年的时间基本完成，这是1984年。五年的时间也是到1988年、1989年，总的概念就是十年左右完成。

　　但是，计划没有变化快。到了1986年就反自由化了，后面还有一系列其他的问题。胡耀邦下台，我讲到的总理兼了总书记，这时候国家体改委的主任就由李铁映同志来兼任。他来了以后，做的最重要的工作——1986年到1987年他做了一年，这是他第一次担任体改委主任——就是“358规划”。后来，因为我长期是在陪着李铁映同志工作，到了十年、二十年后，我就问他，我说，当年你第一次到体改委搞“358规划”到底是怎么考虑的?他也讲得很清楚，来的时候中央领导同志有交代，原来想中国的改革用十年完成，现在看来已经完不成了。后来1987年了，就是过了9年了，争取再用8年的时间，到1995年完成任务，这是有明确的时间界限的，所以就搞了“358规划”。

　　为了完成“358规划”，当时搞了8个课题组，把所有的精英都动员起来了，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吴敬琏老师牵头，社科院是刘国光和张卓元老师牵头，北大厉以宁老师牵头，人大是吴树青教授牵头去做，党校王珏教授牵头，一共是8个组。最后“358规划”一致意见，再过8年完成改革。

　　其中吴敬琏老师那个组，组里的人，很多都是青年才俊，包括后来央行的行长、财政部的部长、证监会的主席，都在这个组里。当时怎么说呢?一年稳中起步，二到四年基本转轨，五到八年巩固完善。当时的意见，就觉得原来定的是十年，现在再增加五年，十五年，到1995年还完不成吗?实际上后来价格闯关的失败、经济的治理整顿、结构调整，一直到2002年十六大这时候才宣布我们初步建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了今天，按照总书记讲，还是船到中央，人到半山。所以，到了本世纪初的时候，我们又有一次老的体改委同志在一块座谈，后来李铁映同志就讲，看来我们党在改革初期的时候，把改革的目标任务、时间看短了，看易了，看浅了。所以，真正说起来，是发展无止境，改革亦无止境。后来又增加一句“解放思想永无止境”，现在这句话变成金句了，实际上它的发明权是李铁映同志。

　　但是，能不能以改革长期性、复杂性为由而把市场化的改革长期拖而未决呢?这也不行。我们讲的改革是有两个定义的，一个是一般改革的定义，一个是市场化改革的定义。你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无论如何也不能搞40年后，还要再搞40年嘛。

　　我再举一个例子，2011年的时候，我在国家发改委分管改革，考虑到准备中央的文件，特别是改革问题，当时请了一些外国专家，包括美国很有名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哈佛大学的教授迈克尔·斯宾塞。他到中国来，我是主接待，跟他谈中国改革，介绍情况讲了四个半天。最后我说，谈了这么多，你们对中国改革有什么印象?能不能提一点建议?他也没有客气，他说：中国的改革有一个宏伟的计划，同时经过了将近三十年的改革，你们也建立了一个宏观的大厦;但是，这个大厦说起来只能远看，不能近看，门、窗讲的是对外开放的，是不是都装够了，装正确了?你们大厦里面的动力系统、信息系统、循环系统和安全系统是不是都建立起来了?因为你们说你们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基本的社会公平正义做得怎么样?我当时觉得外国专家讲得很尖锐，我把这个问题整理成简报给中央领导同志报过去。我想归根到底一句话，改革的长期性、复杂性，我们必须承认，同时市场化的改革，我们又不能久拖不决，必须用最大的勇气，来加快推进市场化改革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是讲的第一个问题。

　　面对百年未见之大变局，市场化改革的再出发

　　第二个问题是，面对百年未见之大变局，市场化改革的再出发。百年未见之大变局这个提法是什么时候提的呢?是去年7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分析国内外形势提出来的，现在已经一年过去了，中央当时到底是出于什么角度来考虑?我想，百年未见之大变局，它最基本的特征越来越明显。

　　第一点因素就是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国际的政治、经济格局深刻地调整、动荡、变化，不确定性大大增加。从政治上，政治的格局，二战以后长期是两超争霸。后来近三十年是美国一霸、一超，多极，这样的局面。但是，近年来出现了大国博弈、强人政治、新威权主义这样一些新的倾向和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国际上的一些大的联盟、一些阵营分化动荡，开始失序。就是在几年前，大家能想象到美国居然能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退出来吗?能想象到美国刚签了伊核协定又退出来吗?能想到美国动辄就以退出世贸组织、退出联合国的某一个专委会相威胁吗?大家能想到英国能够无协议脱欧，过去的一切东西一转身就不认账了，管你一地鸡毛?大家能想象到最近发生的韩国和美国叫板，说23个美军基地要怎么全部撤销?这都是想象不到的。

　　在经济方面，近年来的逆全球化浪潮、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特别是经济霸凌主义，也是甚嚣尘上。最突出的案例就是美国特朗普发动的中美贸易战。从去年3月301调查开始，到今年就已经一年多了，五个大的攻守，往来多次，12轮谈判，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是一个最大的不确定性。这个问题朱院长待会要发表重要的意见，我就不展开了。

　　但是我想讲，在今天中午，我吃饭的时候恰巧和中国美国商会主席坐在一起，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他是明天就要赶回华盛顿见美国的贸易代表。他问我，你有什么信息要带过去?我说，有三个信息：第一个信息，美中贸易战没有赢家。按照中国比较权威的一个智库机构，我不说名字了，说了名字，可能新闻界的朋友一捅出去有点问题。中美贸易战如果是按照最大的打法，5000亿的输美产品都征25%的关税，对中国的经济影响1.59个百分点，造成中国的失业到827万人，中国输美的产品会下降41%，2000亿美金。中美的贸易顺差也会下降1000亿以上。当然没有赢家，美国损失也不小，特朗普开始讲贸易战很容易，很简单，一打就赢，实际上美国损失惨重。美国资本市场损失上万亿，从去年7月正式对中国商品加税到今年7月一年的时间，美国输华产品已经下降了38%。它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80亿美金。另外，据美国智库机构统计，这样打下去对美国的经济损失是1.01个百分点，不幸被言中了，一季度增长率是3.1%，二季度已经掉到2.0%了，三季度、四季度可能还要继续下跌。所以，我跟他讲，中美贸易战是没有赢家的。

　　第二个就是，中美贸易战已经搞了这么长时间，你带一个信息回去，中国政府、中国企业的承受能力开始增加了，你以关税作为极限施压的手段，边际效应已经递减、递减，再递减。中国对贸易战现在也就觉得是一个常态化的事情，谈谈打打，无非就这样拖着。

　　第三个可能需要带回去的信息就是，中美贸易战，这个贸易关系不要被美国国内的政治问题来绑架。咱们也可以看出来特朗普最近很多政策的调整，口径的变化，出尔反尔，考虑的主要还是美国国内的选情，这是不对的。美中是世界第一、第二大两个国家，而且中国的贸易总额是世界第一的，原来讲的贸易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这个拿来做文章，不仅破坏中美两国的经济，同时对全球的经济也是很大的威胁和破坏。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都打乱了。对全球传统的贸易规则，形成了非常大的冲击。

　　今天我看的消息，IMF做了一个最新的预测，中美贸易战对明年全球经济增长会影响0.8个百分点。全球的经济增长从去年到今年在一路下行，预测还会一路下行，这都是中美贸易战带来的问题。而且现在又被美国国内的政治问题、选举问题绑架，我觉得这不对。当然，这些问题、不确定性带来中国的百年未见之大变局。这是最大的因素。

　　第二点因素，是中国目前经济长期下行的压力。一方面，我们说稳中有进，大的格局还没有变化。但是，去年7月31日政治局会议第一次提出“稳中有变”，变中有忧。这是第一次承认了这个问题。如果大家冷静一点，回忆一下，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是9.6%，但是从本世纪初开始，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中国采取了一系列的货币宽松、积极财政政策。2010年曾经达到10.6%的增长速度。但是，从那以后一路下行，10.6%降到去年6.6%，实际上去年第四季度已经是6.4%了，什么意思呢?这八年的时间，大概每年下降0.5个百分点。这个速度，我想还会继续向下滑落，特别是考虑到中美贸易的最大的不确定性，中国的三季度、四季度能不能保住6%，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全年保持在6%以上，这是年初定的目标，肯定还能实现，这个速度对中国这个大国也算不错了。就是6.5%左右的增长，一年也是增长差不多9000亿美金，这是很大的规模。现在正在搞“十四五”规划，“十四五”规划最大的难题是经济增长怎么定指标，是6%，还是5%，还是5.5%。也可能再过多少年回头看，当年中国经济还有过6.4%的增长，还不错了。但是，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一个大的问题;统计数字总体来讲真实可靠，但是宣传上，有的时候给人误导。比如说上半年很多媒体讲，在中美贸易战这样大的背景下，中国的顺差增加了，1.23万亿人民币的顺差，增加了41%，相当于1800亿美金的顺差。这个顺差怎么来的?你要看我们的出口，上半年的出口按照人民币的计算，增长了3.4%，按照美元的计算，只增长了2.0%。特别是6月份，出口是负的1.3%，但是进口是负的7.4%。所以，顺差不是靠增加了出口得来了，是国内需求的萎缩，需求不足，进口进不来东西，是这个形成的顺差。所以，对这些数字要有客观的分析。

　　当然，中央从去年7月31日以后，对大的政策也做出了调整，特别是一系列的逆周期的调整，积极的财政政策，包括减税、增资。在货币方面，去年四次降准。今年1月份降了一个点，昨天又降了0.5个点，所以上半年M2余额已到了192万亿，增长了8.5%。我们的新增贷款9.7万亿，如果加上这一次降准，还会继续增加流动性9000亿，这是放量的一个大的宽松瞄准线。这个反映了什么呢?不是说我们对于中国的GDP的追求又卷土重来，要搞大水漫灌式的一些宏观的手段。关键是考虑到当前的国际背景，经济如果再继续下行，特朗普觉得更有底气要和你叫板了，和你讨价还价，提高要价，这个情况下，有针对性地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经济相对的稳定。中央提出了“六稳”，“六稳”里面没讲稳增长，讲的是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最核心的就是稳增长。上一周国务院的常务会议，最后终于把“稳增长”拿出来了。这是国际斗争的需要，这是第二点因素。

　　第三点因素就是科技革命、数字革命带来新的挑战，飞速发展。这个问题说半天也说不完，今天上午、下午几个发言者都讲到了这个问题。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AI、5G，这对我们的体制、制度、法律的冲击，必须要有思想准备。过去长期以来，我们说中国改革的动力在哪呢?地方是改革的动力，国有企业是改革的动力，农民是改革的动力，现在很难说这还是改革的动力。回到哲学的根本意义上，先进的生产力是推动改革的动力。先进的生产力要求我们进一步改革生产关系，变革生产关系，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这样的例子很多，我就不讲了。

　　针对这样一个带有突出明显特点的三大因素的世界，就是这样大的变局，中央是怎么考虑的呢?总书记去年、今年多次讲到，当前我国面临的国际形势异常严峻复杂，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不利因素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做好应对各种困难的准备，关键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情。我想，关键先做好自己的事情，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战略思想。其实，两千多年前，《孙子兵法》中就有很有名的一句话，“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什么意思呢?两军对垒的时候，真正善战的要先解决自己的问题，使自己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先为不可胜”，使自己站在不可战胜的位置上;然后“以待敌之可胜”，等待对方出现破绽和漏洞。“不可胜在己”，能不能做到不可战胜，看你自己的事情做没做好。“可胜在敌”，能不能战胜敌人，那就看敌人，敌人如果像你这样做，可能很难有机会。但是，古往今来，一些霸权主义，一些大的霸主，最后往往走向失败的两个大问题，一个是违背规律，另外一个是穷兵黩武、四面出击。这两个问题，特朗普现在恰恰都是这样做的。所以，我们可以“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

　　那么，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是哪些事情呢?去年12月13日，中央政治局开会，提出“五个坚持”：第一，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第二，坚持高质量的发展;第三，坚持新的发展理念;第四，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第五，最重要的，坚持深化市场化改革和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为什么说深化市场化改革讲得非常重要呢?因为大家知道，十八届三中全会讲到市场化的改革，但是从那之后，在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媒体看不到这个口号，我们讲得最多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市场化改革好像成了一个禁忌，总书记这次12月13日讲了“五个坚持”，刚好12月18日的在改革开放的庆祝大会上，讲到今后的改革的时候，讲了一句：坚持改革的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我们的理解，中国的很多改革是问题导向的改革，包括当年农村，不改革没有饭吃。价格双轨制，极大地影响了经济的士气和党的形象。分税制，不搞分税制，中央的财政要向地方借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全是典型的问题导向的改革。

　　我们讲的目标导向的改革和市场化的改革是同义的。2012年的时候，我写了一篇文章，当时用的提法还是市场导向的改革，后来在不同的会议上，我就开始逐渐改用目标导向的改革。中央很早就承认问题导向改革，但是目标导向的改革是去年庆祝大会上第一次提出。这两个问题的统一，就是说现在的问题要通过改革来解决，关键是要通过市场化的办法来解决。比如说，现在同样是贸易战的问题，我们怎么样调整政策呢?如果说我们从负面理解，我们还要搞更多的产业政策，我们要集中力量办大事，搞攻关，搞全产业链，我们要搞更多的国有企业。这对不对?我觉得完全搞反了。贸易战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我们要坚持市场化的改革。华为是最大的案例，为什么华为在美国举国体制的围剿下，能够屹立不倒?这不是国家财政扶植起来的，不是吃了财政的补贴成长起来的，完全是市场竞争中发展起来的。所以，国家之间的竞争，最根本的是体制的竞争、制度的竞争。

　　在今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的报告讲了105处改革，是历年来最多的一次。讲到今年的十大任务第一项，第一句话：要坚持用市场化改革的思路和方法，破解当前发展中的难题。所以，在面对百年未见之大变局的大的背景下，我们要坚定信心，坚持通过市场化改革的办法，来破解目前我们遇到的问题，市场化改革必须再出发，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问题。

　　当前市场化改革的重点任务

　　第三个问题，当前市场化改革的重点，无非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产权制度改革，另一个方面是要素的市场化改革。产权的改革是中国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产权的问题根本上就是所有制的问题;产权没有界定清楚，根本没有一个合格的市场主体。今年的产权制度改革，包括混合所有制的改革、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的设立，也包括一些垄断行业的改革的推进，但我想最本质的、最实际的问题是什么呢?事实上是引入竞争中性的原则，把国有企业纳入到竞争政策的体系中来，这样为民营经济的发展腾挪出更大的空间，培育更多、更有活力的市场主体。政府工作报告里第一次采用了“竞争中性原则”这句话，但是放在哪呢?它是放在民营企业发展里头;我们看，应该放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因为关键是过去如果没有强调竞争中性，是什么问题呢?国有企业获得了过多的国家补贴、财政的补贴，以及过多的低价的优势的资源，这些问题必须在竞争中性原则的指导下解决。所以，我们就提出来，一个问题是对过去传统的一些垄断行业，电力、电信、铁路、石油、天然气等，包括航空，对这些行业要坚持放开两头、管住中间，把两头属于竞争性的业务剥离出来，全面放开市场，允许民营经济进入这样一些领域。包括过去传统很难想象的石油、天然气的勘探，一般的油品的进口和成品油的出口，民营企业都可以做的。电力、通信方面的基础设施，民营企业都可以进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

　　另外，在一般竞争性领域，我们说的一般竞争性领域指的是商贸、物流、房地产，包括机械加工，一般竞争性领域除了少数已经做强、做优、做大的企业可能实现不了退出，一般的国有企业应该逐步退出。这个政策也不是今天提出来的，2011年我在国家发改委的时候，给国务院上报的改革里把这一条就写进去，国务院转发了，这是很重要的原则，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开辟道路。

　　产权制度改革中另外一条很重要的是土地制度的改革。今天上午周教授讲到这个问题，我觉得土地制度是今天中国改革的一个新的动力源。因为改革初期推行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解决的是经营权问题，而当前要解决的土地问题是土地产权的问题，这是根本性的问题。从2015年开始，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在全国33个县(市、区)搞“三块地”(指农村承包经营土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宅基地——编者注)改革的试验，经过了三年，到2017年时，国务院没有提交报告;我当时在人大财经委，我们给国务院提出来，三年过去了，到底这“三块地”改革试验搞得怎么样?搞得好要推广，搞不好要停下来，或者是国务院要起一个报告延长一年。到2018年，去年12月提交了一个对《农村土地承包法》的修订案。

　　今年8月，又对《土地管理法》进行了修订，这个是很大的突破。一个是对农村土地的征用，过去的那种三十年农业收入的封顶，把它彻底打破了，允许各省从本省的实际出发，按不同区片对土地价格做出市场化的评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对农村的集体建设用地，允许不经国家政府征用，和国有土地一并进入土地交易市场，同权同价。前一个政策实际上可能有一些问题，就是提高了土地的价格。后一个实际上是增加了土地的供给，可能又会使土地的价格便宜了。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宅基地，宅基地的使用，我觉得这个应该长久化，甚至永久化，能有利于宅基地的使用者，增加其财产性收入，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几个改革是今后几年产权制度改革的重中之重。

　　关于要素市场化方面，最重要的改革题目，第一个就是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2018年版的负面清单，实际上已经在全国统一实施了。但是，实施的过程中，我们还注意有些隐形的问题，不断地要进行评估和解决。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按照负面清单的政策，比如说煤炭的进口已经完全放开了，但是民营企业到俄罗斯去想进点煤，合同签了运不进来，因为铁路运输煤炭的指标，铁总公司都分给了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要运煤，还得再去国有企业那儿买指标，这个问题发现了以后，国家发改委找有关的企业一块谈，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不是说出台一个政策就解决了，这个问题还要不断地(优化)。一年还要一次修订，151项禁止准入和许可准入，比过去试点版减少了177项，现在还每年动态调整一次。我觉得这都是市场经济的一个最基础性的制度。

　　还有一个基本制度，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是依据竞争政策提出来的，过去我们只有产业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没有竞争政策。实际上市场经济最重要的就是竞争政策，这个竞争政策的审查，现在已经出台两年了，但是执行、落实得很不好。它针对的是什么呢?是政府违背、阻碍公平竞争的行为，包括划地为牢、地区补贴、地区封锁、国有企业在招投标方面的吃偏饭的，主要是解决这些问题。它对市场的准入和退出，对于生产要素的流动，对于生产经营过程中的成本标准和行为标准，四个方面提出了18条标准，以使政府所有出台的文件首先要能通过公平竞争审查制度。这个也是要素市场化改革最重要的制度，要把它落实好。

　　当然，还有一些很重要的制度，一些改革，包括一些重要商品价格的改革，这些改革都是目前摆在议事日程上的，要进一步来深化。我可能只能先讲到这儿，因为时间有限，是不是耽误了大家的时间。如果大家觉得可以的话，还可以继续进行讨论。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