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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斥移民的势头正在扩大。从波兰到美国,政客们正在关闭边境并拒绝难民。“我们的国家满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4月在推特上说。但是,对安全、缓慢同化和被夺去工作岗位的过度担忧让人们忽略了笼罩着欧洲和北美国家真正的人口危机:移民的人数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在未来几十年,欧洲和北美的人口数量将会随着老龄化而萎缩,因为新生儿正越来越少。这一趋势将会对经济的发展和增长构成损害,并使能够按时退休的人数大量减少。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无法使发达国家摆脱人口减少造成的经济后果。如果当前的移民政策不出现大幅度的调整,其他地方的工人将不能大量涌入。那么未来,为了避免僵化和衰退,发达国家将不得不通过竞争来吸引移民,而不是将他们拒之门外。
2019年5月,巴尔的摩遭废弃的成排的房屋
无人可用的窘境
如今,欧洲女性平均生育1.6个孩子,北美女性平均生育不到1.9个——远低于维持人口稳定所需的数量。预计到2050年,10个欧洲国家和日本的人口将减少15%甚至更多。在接下来的65年里,整个欧盟的劳动年龄人口预计将减少4450万人。随着人口的减少,老龄化问题随之而来。在欧洲,四分之一的人口已经超过60岁;到2050年,这一比例将超过三分之一。到2080年,欧盟将比现在多5330万退休人员。美国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2007年至2017年间,美国约80%的地区的适龄劳动人口有所下降。
人口老龄化将使福利制度不堪重负。例如,西班牙将不得不在2004年到2050年间将医疗保健、老年人护理和养老金支出提高到GDP的10%。人口老龄化也损害了经济活力。自1960年以来,在七国集团国家中,当退休人员占人口比例不到10%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4%;而当退休人员占总人口的10%到20%时,人均增长率为2%;当超过20%的人口年龄在65岁以上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只增长0.4%。根据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经济学家的估计,人口老龄化将使美国在这个十年间的GDP年增长率下降1.2个百分点,并在未来十年进一步下降0.6个百分点。
各国政府曾试图通过提高本国出生率来减缓人口下降的速度,但即便是大力度的激励措施也未能将生育率推高至自然更替的水平之上。有证据表明,给父母发放生育补贴确实能提高出生率,但幅度很小。免费托儿服务,虽然本身是一个好主意,但也不是万灵药。在意大利、挪威和西班牙,政府支持的托儿服务似乎鼓励家庭多生孩子。但是,经济学家亚历山大·比克的研究显示,在德国,托儿服务的改善令更多母亲参加工作,而那些已经参加工作的母亲则增加了她们的工作时间,对新生儿数量几乎没有影响。
若政府不能提高国内的生育率,但是其国内经济需要新一代的工人,机器人能填补空缺吗?德国在自动化和制造业就业方面的水平都是全球最高的,而德国等国家的经验表明,不能。
生产率,包括自动化产生的生产率,往往与劳动力参与率正相关,这表明,自动化创造了对工人的更多需求,而不是更少。那么解决人口危机的,就只剩下另一个办法:发达国家向移民开放边界。
引入外国工人可以迅速提高工作人口与非工作人口的比例。移民也有助于提高生育率:外国出生的人口约占美国人口的13%,但美国23%的儿童是由他们生育的。(尽管随着移民的融合,他们的生育率一般会下降到与当地人相当的水平)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的预测,如果没有移民和外国母亲的生育,美国人口在2014年至2060年间将减少约600万,有了他们,预计将增加9800万。较高的移民水平是美国相对于欧洲的人口优势最重要的原因。
移民也有助于他们所迁入社区的人们。经济学家盖塔诺·巴索和乔瓦尼·佩里的研究表明,在美国,当移民移居某个地区时,所有有一定教育水平的本地人的工资水平都有上涨的趋势。他们的发现与大量的证据相吻合,这些证据表明,即使移民工人数量急剧增加,也往往有助于本地工人。在与经济学家弗朗西斯科·奥尔特加合作进行的一项研究中,佩里进一步发现,没有证据表明移民削弱了制度或加剧了收入不平等。当美国本土人口在减少,而美国雇佣移民来提供这些服务时,移民将完全占据住房供应或政府社会项目的说法是不可信的。
移民已经成为美国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填补了本土工人不能或不愿填补的职位。在低技能工人中,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尽管法律上要求美国农民首先必须为美国公民提供季节性工作,但他们在夏季收成期间还是雇用了大量的移民。例如,2011年在北卡罗来纳州,农场主打出了6500个季节性农场工作岗位的广告;268名美国公民提出了申请,但第一天上班只有163人到场。其余的工作都交给了墨西哥农场工人。移民在高技能行业中同样重要。在美国,大约38%的科学家和27%的医生是在外国出生的,而在硅谷工作的技术人员中,这一比例为71%。
需要考虑移民短缺造成的困难时期
因此,许多发达国家的移民数量停滞不前甚至下降,令人担忧。虽然美国的平均工资是墨西哥的三倍多,但目前加入美国的墨西哥人比离开美国的墨西哥人多。美国通过提高非法移民进出的难度,使非法移民的数量短暂增加,因为这迫使许多人只能长期留在美国。但是,更严厉的执法仍然不足以遏制无证人口的减少。无证人口从2007年的1220万下降到今天的1070万。
即使在边境开放的地区,移民流动也很少。欧盟不同地区的收入差距很大——例如,保加利亚贫困地区的工人收入是伦敦的20倍左右——而且运输成本相当低,地理距离短,语言差异也很小,至少与其他主要移民路线相比是这样,但欧盟的绝大多数人仍然没有迁往机会更好的地区。2015年,只有4.5%的欧盟国家公民居住在另一个欧盟国家,仅比1960年的3%略有上升。尽管希腊经济形势严峻,但只有不到4%的人口移民到欧洲其他地方。尽管西班牙年轻人面对着高达令人咋舌的32%的失业率,但也只有不到2%的西班牙人生活在欧洲其他地方。
移民数量减少的一个原因是人们变得越来越富有。经济学家迈克尔•克莱门斯指出,在一个国家达到人均GDP约7500美元(相当于阿尔巴尼亚的平均收入)之前,这个国家越富裕,出国的人就越多。但是,过了这一点,情况就逆转了。问题在于,如今全球人口的大多数(约57%)生活在平均收入超过7500美元的国家。如果从现在到2050年,发展中国家的年平均增长率为3%,到那时,世界上仅有9%人口的国家的人均收入仍将低于7500美元。当每个国家都越过临界点后,进一步的经济增长将产生更少的移民。全球人口老龄化趋势是移民流动减少的另一个原因。年轻人最有可能离开家,所以随着老龄化,更多的人会留在原地。欧洲因靠近非洲而受益,那里的人口仍然年轻,而且增长迅速,人均GDP仍然很低。但该地区的生育率正在下降,收入也在增加。即使欧洲停止花费数十亿欧元将移民拒之门外,劳动力流动也可能很快开始下降。
移民短缺可能在高技能人才中最为严重。2000年至2011年间,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经合组织(OECD)国家移民人数增加了70%,达到3500万人左右。但这只是九牛一毛,因为经合组织超过三分之一的劳动年龄人口——超过2.8亿人——接受过高等教育。但考虑到经合组织国家超过三分之一的工作年龄人口(超过2.8亿人)接受过大学教育时,这只是九牛一毛。2012年,欧盟预测,到2020年,仅卫生保健专业人员一项就会减少100万工人,其中包括约23万名医生和59万名护士。
美国历来在吸引技术移民方面做得很好。获得发明专利的移民中约有57%移居美国,全球受大学教育的移民中有41%移居美国。但竞争正在加剧,加拿大、中国、法国、德国和英国最近都对移民法进行了改革,以吸引企业家。根据经济学家维韦克·瓦德瓦的研究,由中国和印度移民在硅谷创办的高科技初创企业的比例从2005年的52%下降到了2011年的44%,部分原因是潜在的创业者正在回国。
在过去十年里,留美完成学业的外国学生人数增长迅速。但这种情况可能很快就会改变。本世纪初,每10名中国留学生中只有不到两名毕业后回国。到2017年,80%的人都会回去。2001年,从美国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在毕业时获得临时签证的中国学生中,有98%五年后仍留在美国;今天,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85%。另一个令人担忧的迹象是,经过多年的增长趋势后,美国大学的国际研究生入学人数从2015年的126,516人降至2017年的117,960人。
排斥移民的势头正在扩大。从波兰到美国,政客们正在关闭边境并拒绝难民。“我们的国家满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4月在推特上说。但是,对安全、缓慢同化和被夺去工作岗位的过度担忧让人们忽略了笼罩着欧洲和北美国家真正的人口危机:移民的人数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
在未来几十年,欧洲和北美的人口数量将会随着老龄化而萎缩,因为新生儿正越来越少。这一趋势将会对经济的发展和增长构成损害,并使能够按时退休的人数大量减少。机器人和人工智能无法使发达国家摆脱人口减少造成的经济后果。如果当前的移民政策不出现大幅度的调整,其他地方的工人将不能大量涌入。那么未来,为了避免僵化和衰退,发达国家将不得不通过竞争来吸引移民,而不是将他们拒之门外。
2019年5月,巴尔的摩遭废弃的成排的房屋
无人可用的窘境
如今,欧洲女性平均生育1.6个孩子,北美女性平均生育不到1.9个——远低于维持人口稳定所需的数量。预计到2050年,10个欧洲国家和日本的人口将减少15%甚至更多。在接下来的65年里,整个欧盟的劳动年龄人口预计将减少4450万人。随着人口的减少,老龄化问题随之而来。在欧洲,四分之一的人口已经超过60岁;到2050年,这一比例将超过三分之一。到2080年,欧盟将比现在多5330万退休人员。美国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2007年至2017年间,美国约80%的地区的适龄劳动人口有所下降。
人口老龄化将使福利制度不堪重负。例如,西班牙将不得不在2004年到2050年间将医疗保健、老年人护理和养老金支出提高到GDP的10%。人口老龄化也损害了经济活力。自1960年以来,在七国集团国家中,当退休人员占人口比例不到10%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4%;而当退休人员占总人口的10%到20%时,人均增长率为2%;当超过20%的人口年龄在65岁以上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只增长0.4%。根据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经济学家的估计,人口老龄化将使美国在这个十年间的GDP年增长率下降1.2个百分点,并在未来十年进一步下降0.6个百分点。
各国政府曾试图通过提高本国出生率来减缓人口下降的速度,但即便是大力度的激励措施也未能将生育率推高至自然更替的水平之上。有证据表明,给父母发放生育补贴确实能提高出生率,但幅度很小。免费托儿服务,虽然本身是一个好主意,但也不是万灵药。在意大利、挪威和西班牙,政府支持的托儿服务似乎鼓励家庭多生孩子。但是,经济学家亚历山大·比克的研究显示,在德国,托儿服务的改善令更多母亲参加工作,而那些已经参加工作的母亲则增加了她们的工作时间,对新生儿数量几乎没有影响。
若政府不能提高国内的生育率,但是其国内经济需要新一代的工人,机器人能填补空缺吗?德国在自动化和制造业就业方面的水平都是全球最高的,而德国等国家的经验表明,不能。
生产率,包括自动化产生的生产率,往往与劳动力参与率正相关,这表明,自动化创造了对工人的更多需求,而不是更少。那么解决人口危机的,就只剩下另一个办法:发达国家向移民开放边界。
引入外国工人可以迅速提高工作人口与非工作人口的比例。移民也有助于提高生育率:外国出生的人口约占美国人口的13%,但美国23%的儿童是由他们生育的。(尽管随着移民的融合,他们的生育率一般会下降到与当地人相当的水平)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的预测,如果没有移民和外国母亲的生育,美国人口在2014年至2060年间将减少约600万,有了他们,预计将增加9800万。较高的移民水平是美国相对于欧洲的人口优势最重要的原因。
移民也有助于他们所迁入社区的人们。经济学家盖塔诺·巴索和乔瓦尼·佩里的研究表明,在美国,当移民移居某个地区时,所有有一定教育水平的本地人的工资水平都有上涨的趋势。他们的发现与大量的证据相吻合,这些证据表明,即使移民工人数量急剧增加,也往往有助于本地工人。在与经济学家弗朗西斯科·奥尔特加合作进行的一项研究中,佩里进一步发现,没有证据表明移民削弱了制度或加剧了收入不平等。当美国本土人口在减少,而美国雇佣移民来提供这些服务时,移民将完全占据住房供应或政府社会项目的说法是不可信的。
移民已经成为美国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填补了本土工人不能或不愿填补的职位。在低技能工人中,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尽管法律上要求美国农民首先必须为美国公民提供季节性工作,但他们在夏季收成期间还是雇用了大量的移民。例如,2011年在北卡罗来纳州,农场主打出了6500个季节性农场工作岗位的广告;268名美国公民提出了申请,但第一天上班只有163人到场。其余的工作都交给了墨西哥农场工人。移民在高技能行业中同样重要。在美国,大约38%的科学家和27%的医生是在外国出生的,而在硅谷工作的技术人员中,这一比例为71%。
需要考虑移民短缺造成的困难时期
因此,许多发达国家的移民数量停滞不前甚至下降,令人担忧。虽然美国的平均工资是墨西哥的三倍多,但目前加入美国的墨西哥人比离开美国的墨西哥人多。美国通过提高非法移民进出的难度,使非法移民的数量短暂增加,因为这迫使许多人只能长期留在美国。但是,更严厉的执法仍然不足以遏制无证人口的减少。无证人口从2007年的1220万下降到今天的1070万。
即使在边境开放的地区,移民流动也很少。欧盟不同地区的收入差距很大——例如,保加利亚贫困地区的工人收入是伦敦的20倍左右——而且运输成本相当低,地理距离短,语言差异也很小,至少与其他主要移民路线相比是这样,但欧盟的绝大多数人仍然没有迁往机会更好的地区。2015年,只有4.5%的欧盟国家公民居住在另一个欧盟国家,仅比1960年的3%略有上升。尽管希腊经济形势严峻,但只有不到4%的人口移民到欧洲其他地方。尽管西班牙年轻人面对着高达令人咋舌的32%的失业率,但也只有不到2%的西班牙人生活在欧洲其他地方。
移民数量减少的一个原因是人们变得越来越富有。经济学家迈克尔•克莱门斯指出,在一个国家达到人均GDP约7500美元(相当于阿尔巴尼亚的平均收入)之前,这个国家越富裕,出国的人就越多。但是,过了这一点,情况就逆转了。问题在于,如今全球人口的大多数(约57%)生活在平均收入超过7500美元的国家。如果从现在到2050年,发展中国家的年平均增长率为3%,到那时,世界上仅有9%人口的国家的人均收入仍将低于7500美元。当每个国家都越过临界点后,进一步的经济增长将产生更少的移民。全球人口老龄化趋势是移民流动减少的另一个原因。年轻人最有可能离开家,所以随着老龄化,更多的人会留在原地。欧洲因靠近非洲而受益,那里的人口仍然年轻,而且增长迅速,人均GDP仍然很低。但该地区的生育率正在下降,收入也在增加。即使欧洲停止花费数十亿欧元将移民拒之门外,劳动力流动也可能很快开始下降。
移民短缺可能在高技能人才中最为严重。2000年至2011年间,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经合组织(OECD)国家移民人数增加了70%,达到3500万人左右。但这只是九牛一毛,因为经合组织超过三分之一的劳动年龄人口——超过2.8亿人——接受过高等教育。但考虑到经合组织国家超过三分之一的工作年龄人口(超过2.8亿人)接受过大学教育时,这只是九牛一毛。2012年,欧盟预测,到2020年,仅卫生保健专业人员一项就会减少100万工人,其中包括约23万名医生和59万名护士。
美国历来在吸引技术移民方面做得很好。获得发明专利的移民中约有57%移居美国,全球受大学教育的移民中有41%移居美国。但竞争正在加剧,加拿大、中国、法国、德国和英国最近都对移民法进行了改革,以吸引企业家。根据经济学家维韦克·瓦德瓦的研究,由中国和印度移民在硅谷创办的高科技初创企业的比例从2005年的52%下降到了2011年的44%,部分原因是潜在的创业者正在回国。
在过去十年里,留美完成学业的外国学生人数增长迅速。但这种情况可能很快就会改变。本世纪初,每10名中国留学生中只有不到两名毕业后回国。到2017年,80%的人都会回去。2001年,从美国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在毕业时获得临时签证的中国学生中,有98%五年后仍留在美国;今天,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85%。另一个令人担忧的迹象是,经过多年的增长趋势后,美国大学的国际研究生入学人数从2015年的126,516人降至2017年的117,960人。
如何提升移民竞争优势
西方国家能做些什么来避免人口危机?来看看日本,超过四分之一的人口已经超过65岁,尽管日本传统上拒绝移民,但自1985年以来,外国移民在日本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已增加了两倍,从0.6%增至1.8%,政府还启动了招募更多移民的计划,这是了一种可行的途径。
西方国家也可以参考中东国家的做法。海湾合作委员会的成员国——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平均有20%的外国出生人口,这一比例高于法国和美国(均为13%)。在一些海湾国家,大多数居民是移民。海湾地区的公司和政府通过招聘机构寻找外国工人,给他们提供工作,并为他们支付旅费。美国和欧洲不必全盘照搬这套体系。海湾地区的许多移民的工资较低,工作条件也比招聘机构承诺的差,而且由于雇员只能为赞助他们的公司工作,他们往往无法表达不满或辞职。欧洲和美国应该为外国工人提供更多的保护。此外,大多数移民到海湾地区的时间不长,这意味着他们给接收国带来的好处比永久移民要少。但这种宽泛的方法或许值得效仿。经合组织各国政府应与面临劳动力短缺的公司合作,寻找具备必要技能的工人,提供满足监管或许可标准所需的任何额外培训,并帮助迁移。
由于文化关联和社交网络对鼓励移民至关重要,欧洲和美国应在机会出现时帮助创造这些联系和社会网络。比如国际冲突爆发时会造成难民潮,这些难民潮可能会造就新移民社区。通过接收难民,这些国家既可以在短期内提供有价值的人道主义服务,也可以在长期内鼓励移民,向整个家庭的成员提供签证有助于维持这种移民流动。
各国政府还应努力吸引更多国家的移民。这样做不仅会增加移民数量,还会增加他们的经济影响。哈佛大学和巴伊兰大学经济学家2015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多样化的第一代移民群体带来了显著的好处,比如更多的专利和更高的整体收入。经济学家认为,其原因是更广泛的视角使居民能够以不同的方式解释和解决问题。
在美国,签证抽签程序为过去五年中向美国移居少于50,000名移民的国家的公民提供了机会,如果他们具有高中或两年以上的学历,可以随机抽签获得具有工作许可证所需的技能培训。华盛顿应该扩大这一计划。使用积分制度来调控移民,给向美国移民人数不足国家的移民加分。
为了促进高技能人才的移民,政府应该在许可和监管事务上承认外国文凭。他们也可以尝试对国外的人进行特定技能的培训。芬兰、德国、意大利和挪威已根据这些原则开展了改善护士短缺状况的项目。医院和卫生部与原籍国的同行机构合作,培训工作人员以满足具体要求。基于这一想法,克莱门斯提出了一项“全球技能合作计划”,在该计划中,技能人才短缺国家的雇主将为人才提供国的培训支付费用,只要学员承诺为雇主工作。由于公司可能会滥用这样的制度,克莱门斯提出了几种保护员工的机制,例如赋予员工购买合同和为其他公司工作的权利。
逆转本土主义
无论经济效益如何,许多政客都认为,增加移民在政治上是行不通的。但他们高估了民粹主义者对移民的强烈反对。实际的移民人数对右翼民粹主义崛起的推动作用,远远小于散布恐慌的作用。事实上,一个地区的移民越多,那里的人就越倾向于支持移民,有证据表明,更多移民的到来使人们以更友好的态度看待他们。2016年,经济学家安德烈亚斯·斯坦因迈尔发现,在奥地利,与难民较少的地区相比,随机分配更多难民的地方,极右翼政党的得票率更低,对难民融入社会的乐观情绪更强。
尽管右翼民粹主义者在选举中取得了成功,但移民却越来越受欢迎,而不是越来越受排斥——尤其是在年轻人中,因为他们将不得不应对老龄化和人口下降带来的后果。皮尤研究中心今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在移民“使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强大”还是“给国家造成了负担”的选择中,只有29%的英国受访者和34%美国的受访者选择了“造成负担”。
两国选择“使国家变得更强”的数据分别为62%和59%。另一项对25个欧洲国家的调查分析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可能会采取对移民持更积极的态度。研究人员发现,老年人往往会反对移民,因此随着人口开始老龄化,反移民态度也会上升。但随着老龄化的继续,另一种变化出现了:适龄工作人口接受移民,以满足对更多工人的需求,整体态度转向对移民的更大支持。
人口结构僵化的问题远不止是在西方国家。联合国预计,全球65岁以上人口将从2020年的6.65亿增加到2090年的19亿多,占总人口的9%到18%。这一趋势将对中国造成特别严重的影响:到2040年,中国将有22%的人口年龄在65岁以上。中国在吸引移民方面也远远落后,外国出生的人口不到其总人口的0.5%。相比之下,西方国家幸运地拥有大量的移民人口。
但只有政府保持国家开放,欢迎移民,这种幸运才会继续。欧洲和北美的政治家们应该认真考虑如何保持西方的经济活力,而不是迎合在少数老龄国民那儿存在的本土主义。这意味着需要找到吸引更多移民的方法。在国际恐怖主义猖獗的时候,跨越国界的人们受到国家安全部门的极大关切。但在未来,政府更要担心的是门可罗雀而非滚滚人流。
作者系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美国全球发展中心高级研究员;本文译自《外交事务》官网,原文网址: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2019-11-11/real-immigration-cris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