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瑞·施艾柯：如何纠正特朗普“美国优先”的错误？美国需要回归本源

　　直面问题的关键

　　更谨慎的外交政策应该从两个基本问题开始，或许亨利•基辛格在2016年对这两个问题做了最好的总结:“我们必须实现什么目标?即使我们不得不独自追求”和“我们想要阻止什么?即使我们必须只身对抗”。美国外交政策的宗旨应该是确保美国的政治独立和经济繁荣，并防止可能威胁这些事情的各种力量的联合。

　　然而，政治独立并非自我孤立，与他人协同行动可以通过集中资源来降低成本。灵活性的、以规则为基础的机构能提供可预测的趋势;激励较弱的国家分担负担，并为强大的国家提供支持，可以使它们的行动合法化。批评人士担心与其他国家的联盟将把美国拖入战争。然而，从历史上看，事实正好相反：华盛顿一直在哄骗其它国家帮助承担它选择的战争的代价。

　　像特朗普那样，仅仅靠迎合愤怒和焦虑的民众，美国领导人是找到解决方案的。不过，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必须对公众做出更积极的回应。美国政府基本上是一个非专业人士组成的政府。这意味着即使是最不合适的候选人也有竞选获胜的可能，但这也有助于华盛顿与公众舆论保持一致。每届总统任期都会有8000名政治任命人员进进出出，他们一同承担着总统的议程。公民社会对政策的制定有着巨大的影响。理查德·阿米蒂奇在被任命为美国副国务卿的听证会上开玩笑说，“外交政策不是一个由神职人员主持的外来仪式”，但外交政策已经成为精英阶层的专属，削弱了公众持续支持所能提供的活力。外交政策机构需要更加努力地让公众参与进来，并向更多的流动参与者敞开大门。

　　政府应积极让民间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参与外交政策，相信政府直接控制之外的活动仍然符合其利益。国会需要收回多年来下放给行政部门的一些权力，包括对军事力量的使用权。

　　特朗普和前总统奥巴马一样，质疑美国为什么要在本应在国内推进的建设任务的时候，却在选择在海外拓展，这并没有错。人们只需要在德国坐上一趟火车，就能看到各国通过投资基础设施而非远征军能取得什么成就。在国内进行国家建设，将减轻全球化和技术创新对美国工人的影响，并将这些经济转变的政治影响降到最低。只有解决选民对经济前景的合理担忧，领导人才能重新赢得公众的信任。

　　官员们还必须证明，政府对公共财政是节俭的。通常情况下，美国与其说是在制定战略，不如说是在海外问题上挥霍金钱。特别是自大大降低了政府风险承受能力的911恐怖袭击以来，美国外交政策的成本效益比一直非常糟糕。美国必须找到更好的方法。例如，要对抗俄罗斯对北约(NATO)的威胁，华盛顿可以以更低的成本增加其在俄罗斯太平洋沿岸和岛屿的军事存在，而不是通过在欧洲部署常规部队。华盛顿还应该找到一种比目前使用的高端武器更便宜的武器来打击恐怖主义车队。

　　回到正确的外交轨道

　　在特朗普的任期之后，华盛顿将需要回归其将自由民主价值观纳入其外交政策的传统习惯。基于交易的关系很容易形成，但也容易被背弃。相比之下，由价值观维系在一起的联盟不太可能轻易瓦解。

　　北约的强大并非偶然，而中央条约组织(Central Treaty Organization)、东南亚条约组织(South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和其他地区性联盟却未能得到美国持久的条约承诺:共同的价值观将跨大西洋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使威慑得以扩大且可信。政治学家可能会赞扬“现实主义”的好处，或者是一种促进美国利益的中立、务实的价值观，但公众和国会往往更理想化。

　　此外，无论华盛顿是否愿意，美国的外交政策都将被解读为价值驱动。正如托马斯·赖特等学者所指出的，反对者往往认为美国的任何行动都是出于意识形态动机。例如，俄罗斯政府认为华盛顿试图推翻它，因为在莫斯科看来，对俄政权的敌意是美国政治文化中不可改变的一部分。美国的政策调整不太可能消除俄罗斯人的这种信念。

　　当然，美国需要避免受到以道德教化哗众取宠的尖锐指责。保持谦逊可以使大国拥有强大的力量，美国自身也有太多的缺点，使自己并不能成为无可指责的榜样国家。

　　各国将按各自的进程选择自己的道路。尽管如此，华盛顿仍有能力支持海外积极变革的力量。这些组织包括国家民主协会、国际共和协会、国际扶轮社、宗教团体、千禧年挑战公司，以及其他将援助与善政挂钩的组织。扩大国务院的预算，为这些项目提供资金和支持，这比把这些钱投资到国防预算中要好得多。

1999年9月，澳大利亚维和部队在东帝汶

　　更温和的外交政策需要与更温和的姿态相伴而生。美国经常标榜自己是“不可或缺的国家”，尤其是自冷战结束以来。即使美国的盟友在做最艰难、最危险的工作，比如2011年北约(NATO)对利比亚的干预，美国领导人往往也会宣称，没有美国的支持，就不可能取得成功。对美国来说，更明智的做法是让盟友取得成功，然后把他们的成就归功于他们。克林顿政府1999年支持澳大利亚领导联合国在东帝汶的维和行动，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模式。这次干预不仅阻止了大规模的流血冲突;还鼓励澳大利亚在该地区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这在很大程度上符合美国的利益。当然，盟国不一定会完全按照华盛顿的意愿行事——它们可能缺乏能力，或者追求略有不同的利益。但是，允许志同道合的国家发挥带头作用，将节省美国的资源，培育更负责任的盟友。

　　美国也应该停止对军事实力的盲目推崇。当服兵役成为一种普遍的经历时，美国人明白他们可以拥有一支强大的、有能力的军队，同时仍然把军人当作普通公民对待。今天，在实行“全志愿兵”制度46年之后，人们仍怀有敬意，用象征性地礼仪称呼军官为“先生”，称所有服役人员为英雄，并让他们成为第一个登上飞机的人。这种尊敬是有代价的，当政客们像特朗普经常做的那样尊崇军方领导人时，他们就会危及健康的军民关系。过高的军费已经超出维持士兵在战斗中生存所需的作战和装备成本。但是没有国会议员愿意“投票反对军队”。越来越多的资金流向国防部，而外交政策的其他重要支柱却被忽视了，其结果是，军方现在执行许多传统的文职任务，仅仅是因为它有资源来完成这些任务。

　　要使政府的外交部门恢复昔日的实力，美国国务院需要进行重大改革。目前，它的人员严重不足——大约需要扩大四倍。在劳动力培训上的投入太少，而且大部分资金都花在了华盛顿一所私立学校的语言课程上。相反，它可以招募那些已经掌握必要语言并专攻相关国家事务的人，或者允许外交官在全国各地的大学里学习当地语言，从而使外交部门与美国社会的联系更加紧密。想象一下，如果以“为美国而教”(Teach for America)或《退伍军人权利法》(GI Bill)为蓝本的外交项目能够实现什么。为选择在国外服务两年的年轻美国公民免除学生贷款，可能会为外交部门创造无数的短期新人，并为其他人在国际商务领域的职业生涯做好准备。一些人认为，再多的钱和人力也无法让国务院像国防部那样精干。这是一个可以被检验的命题。把这个实验进行十年，看看会如何，因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军事化是以牺牲生命和声誉为代价的。

　　最后，加强美国外交需要重新审视对外援助。美国近年来所做的，至少将四分之三的外国军事援助用于埃及和以色列，是需要根据情况调整的，特别是当以色列及许多阿拉伯国家把反对伊朗作为共同事业时，也就不再需要华盛顿通过大量的军事援助来支持和平。华盛顿方面应将这些资金中的大部分用于扩大千年挑战公司(Millennium Challenge Corporation)，该组织将援助与具体治理目标的进展挂钩，比如改善医疗保健和妇女受教育的机会，目的是让各国随着时间的推移得以更加自主。

　　保持开放获取收益

　　特朗普将他“美国优先”的交易型策略视为对公众要求的回应。但他许多标志性观点的支持率正在直线下降。始于2004年，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的年度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看好贸易的人数创下了历史新高。截至2018年，82%的受访者认为贸易有利于经济(高于2016年的59%)。85%的人认为它有利于消费者(相比之下，2016年这一比例为70%)，67%的人认为有利于美国的就业(2016年这一比例为40%)。美国国会也不支持特朗普的一些浅薄的民族主义：众议院以357-22票通过一项两党立法，其中有一项规定是拒绝总统潜在尝试退出北约的任何努力。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投票力拒特朗普将军事资金转移到修建墨西哥边境的隔离墙计划后，他被迫对此发出否决令。

　　尽管如此，反对特朗普总统不稳定的政策并不等同于要等到他的任期结束后再制定一项可持续的外交政策。华盛顿不需要“改旗易帜”，但它确实需要把过去行之有效的措施改进加以利用。尽管对现有秩序的挑战构成了危险，但回到美国外交政策久经考验的原则上来，为应对这些威胁提供了最有希望、成本效益最高的方法。在这条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就是停止把美国描绘成一个不堪重负、毫无战胜对手希望的国家，并认识到美国仍然拥有让它从一开始就成为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力量。

　　作者系美国国际战略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的副所长;曾是美国前总统乔治·W·布什的助手，本文译自美国《国家事务》杂志官网，原题<Back to Basics——How to Make Right What Trump Gets Wrong>；原文网址：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2019-04-16/back-basics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强硬的民族主义、对多边主义和国际机构的反对，以及将成本转嫁给美国盟友的意图，反映出美国公众对充当全球秩序的捍卫者和守护者感到厌倦的情绪，这是可以理解的。在过去30年里，冷战后的必胜主义导致了狂妄自大和模糊的战略思维。9/11恐怖袭击后，华盛顿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问题上遭遇严重挫折;最近，俄罗斯在东欧和中东重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也显著增强。即使在特朗普的反对者中，这些进展也让很多人得出结论，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对美国战略进行根本性的反思。

　　这里却存在一种过度反应。事实上，过去70年来，美国战略的支柱——致力于保卫与美国价值观或利益相同的国家，扩大贸易，维护基于遵守规则的制度，在国际上培育自由价值观——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功，并将继续为美国的未来服务。尽管一些改变是必要的，但目前最大的风险是，美国在做出这些改变的过程中，会抛弃其外交政策中最好的一面。特朗普以直率而粗俗的方式，在戳穿“虔诚的漏洞”和质疑长期存在的(政治正确)原则方面表现得非常出色。然而，他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却是弄巧成拙，甚至是危险的。

　　当美国的战略与构建美国主导秩序的理念脱节时会发生什么?特朗普的上台应该是这方面的一个警钟，却不是一个根本性变革得以出现依据。恰恰相反，随着“美国优先”政策的成本变得越来越明显，倡导更传统、更具全球意识的美国领导地位的人士将得到另一次展示的机会。他们应该抓住这个机会，提出一个改革和更新美国外交政策的愿景。但是，对美国在世界上所扮演角色的新愿景应该重申一些核心原则，也就是说，美国能够通过减少强制执行的必要性和鼓励志同道合的国家分担负担，以互利的方式，更好地实现其目标。

　　充分把握良好条件

　　尽管近年来的政治动荡带来了恐慌和自我怀疑，但当前的危机并非没有先例。事实上，在美国历史的诸多时候，美国面临着比今天更艰巨的挑战，拥有的资源也更少。对乔治•华盛顿来说，让一个全新的国家在强敌环伺中诞生，显然比基于经济实力去谈一项多边贸易协定更艰难。而亚伯拉罕•林肯可能更愿意接受将盟友团结起来，共同对抗崛起中的中国这样简单的工作，而非费力谋求《第十三条修正案》的通过或阻止国际社会承认南方邦联。富兰克林•罗斯福也一定会觉得，管理过剩的资本远比复苏整个美国经济要简单得多。

　　美国拥有任何国家都奢求的最有利的地缘政治环境：被海洋和友好合作的邻国所包围。美国经济创造就业并推动技术创新，在全球国际收支体系中的霸权地位是如此稳固，以至于投资者对其债务毫无忧虑。华盛顿可以无所顾忌地对外国实体和政府实施制裁而不受惩罚。作为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大国，其他强国自愿支持而不是削弱美国，这种情况在历史上是罕见的。美国的军事力量如此强大，以至于它的对手不得不将其行动限定在冲突可控的范围。美国的文化产品也有着吸引力和易得性，语言更是国际通用语言。

　　更重要的是，美国国内政治并不比以前的时代更具争议性。历史学家罗恩·切尔诺写道:“美国历史上的每一位总统都认为自己是有史以来最受诽谤的总统，遭受过最尖刻的媒体攻击，不得不应对最激烈的党派斗争。”安德鲁·杰克逊说，作为总统，他唯一的遗憾是没有射杀亨利·克莱或绞死约翰·c·卡尔霍恩。1856年，废奴主义者、马萨诸塞州参议员查尔斯·萨姆纳差点被人用手杖打死在参议院的地板上。而曾经有过刺杀时任总统的企图难以数计，其中成功了的有四次。

　　然而，美国人却令自己相信，他们现在面临的挑战比过去更加艰难，他们的政治比过去更腐败。这种心态夸大了当前的困难，也扭曲了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看法，因为美国人高估了美国在国际舞台上所面临问题的复杂性和难度，从而成为无所作为的借口。事实上，外交政策并不是最近才变得复杂起来的——它历来如此——美国必须继续进行艰巨的工作，制定战略以促进其利益。

　　调适过度的反应

　　美国今天的全球地位远非理想，但绝对算不上是灾难性的。美国面临的许多问题都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冷战之后，许多外交政策精英确信，历史的弧线将向自由民主倾斜，而忽视了这一结论需要充足的证据，且忽视了无论人们以何种方式破坏自由民主，它都会发生弯曲。这种不可避免的良好感觉导致了狂妄自大，这削弱了领导人仔细计算成本收益比的能力，他们开始相信，自身可以决定结果，而不是权衡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取得的成就和付出的代价。

2005年3月，在巴格达的一个交通检查站，美军士兵搜查伊拉克平民

　　当反对者采取行动时，美国反应过度了。例如，基地组织的袭击成功地引发了连锁反应，极大地削弱了美国的全球地位。特别是入侵伊拉克，挥霍了美国在道德、制度、预算和军事方面的诸多优势资源。这些自损式的选择投下了长长的阴影，导致一些人质疑华盛顿为自己创造的领导角色的价值。对伊拉克战争的幻灭引发了更广泛的抱怨，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者对搭便车的盟友表示失望，质疑自由贸易的价值，并支持削减开支。这些观点中的许多都是对美国在海外过度扩张以及对国内经济和社会快速变化的反应，这是可以理解的。在特朗普崛起之前，这些观点就已经有了民众基础;特朗普只是以此来获取吸引力。

　　特朗普是对现有做法的有力批评者，但他缺乏提供更好解决方案的能力。他的政府没有提供政策纠正措施，反而削弱而非建立更有利的秩序，这让情况变得更糟。特朗普利用多边峰会坚持主权比商定的规则和惯例更重要，指责贸易和安保问题上的不公平，认为盟友是一种负担而非优势。他表现得好像美国从现有秩序中获益甚微，而实际上它是最大的受益者。

　　考虑下盟国分担负担的问题。美国在欧洲的盟友在世界上最安全、最繁荣的国家之列，但这些国家却难以承担起实现其自称寻求的国际成果的责任。例如，法国、德国和英国都可能赢得对伊朗的战争，但它们都没有实现这一可能的外交政策。相反，美国长期以来对分担责任的抱怨使这些国家确信，除非美国与它们并肩作战，否则它们无法发挥军事力量并取得胜利。

　　指责美国的盟友是否做得足够是错误的，显然他们没有，问题的关键是，什么样的政策会促使他们采取更多行动。特朗普政府相信，如果美国后退一步，他们就会向前迈进。事实上，当美国后退时，它的盟友甚至会后退得更远，而它的对手则会向前迈进。如果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盟国将不会增加在那里的驻军;他们也会跟着离开。当特朗普宣布美国将从叙利亚撤军时，反“伊斯兰国”(ISIS)联盟的其他成员也争相撤离。

　　这种情形有利于美国的对手，主要是俄罗斯和中国。俄罗斯在人口和经济上都在走下坡路，但绝非一个失败的国家，它擅长维持威权主义政权，比如叙利亚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它破坏东欧的稳定;也利用自由社会的开放性来暗地干预民主国家的事务，就像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做法那样。一些人希望，当俄罗斯最高掌控者、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离任时，这种颠覆活动将会平息。但谁也不知道，只要他继续掌权，还会发生什么。

　　就中国共产党而言，它寻求进入市场和获取技术，为经济发展提供动力，而这正是其执政合法性所依赖的，但北京方面却拒绝了华盛顿方面的邀请，拒绝成为现有秩序下“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相反，中国在南海有争议的区域建立军事基地，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国通过强迫外国公司向国内公司转让技术，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条款。中国的威权资本主义模式已成为那些渴望从西方国家获取繁荣、不受法治约束、不受真正自由市场带来的经济波动影响的政权效仿的榜样。

　　简而言之，美国通过质疑其同盟关系而招致了这些挑战;它的盟友也由于他们的军事弱点做同样的事情。华盛顿无视其它国家所遵循的规则，例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尚未批准的规则，这削弱了国际机构的影响力。相比之下，美国的盟友在一定程度上为国际机构提供了力量，但却没有得到公众的支持，这一点从当前欧洲对日益紧密的联盟的强烈反对就可以看出。与此同时，对手们一直在利用这两种倾向之间的差距。

　　直面问题的关键

　　更谨慎的外交政策应该从两个基本问题开始，或许亨利•基辛格在2016年对这两个问题做了最好的总结:“我们必须实现什么目标?即使我们不得不独自追求”和“我们想要阻止什么?即使我们必须只身对抗”。美国外交政策的宗旨应该是确保美国的政治独立和经济繁荣，并防止可能威胁这些事情的各种力量的联合。

　　然而，政治独立并非自我孤立，与他人协同行动可以通过集中资源来降低成本。灵活性的、以规则为基础的机构能提供可预测的趋势;激励较弱的国家分担负担，并为强大的国家提供支持，可以使它们的行动合法化。批评人士担心与其他国家的联盟将把美国拖入战争。然而，从历史上看，事实正好相反：华盛顿一直在哄骗其它国家帮助承担它选择的战争的代价。

　　像特朗普那样，仅仅靠迎合愤怒和焦虑的民众，美国领导人是找到解决方案的。不过，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必须对公众做出更积极的回应。美国政府基本上是一个非专业人士组成的政府。这意味着即使是最不合适的候选人也有竞选获胜的可能，但这也有助于华盛顿与公众舆论保持一致。每届总统任期都会有8000名政治任命人员进进出出，他们一同承担着总统的议程。公民社会对政策的制定有着巨大的影响。理查德·阿米蒂奇在被任命为美国副国务卿的听证会上开玩笑说，“外交政策不是一个由神职人员主持的外来仪式”，但外交政策已经成为精英阶层的专属，削弱了公众持续支持所能提供的活力。外交政策机构需要更加努力地让公众参与进来，并向更多的流动参与者敞开大门。

　　政府应积极让民间团体和非政府组织参与外交政策，相信政府直接控制之外的活动仍然符合其利益。国会需要收回多年来下放给行政部门的一些权力，包括对军事力量的使用权。

　　特朗普和前总统奥巴马一样，质疑美国为什么要在本应在国内推进的建设任务的时候，却在选择在海外拓展，这并没有错。人们只需要在德国坐上一趟火车，就能看到各国通过投资基础设施而非远征军能取得什么成就。在国内进行国家建设，将减轻全球化和技术创新对美国工人的影响，并将这些经济转变的政治影响降到最低。只有解决选民对经济前景的合理担忧，领导人才能重新赢得公众的信任。

　　官员们还必须证明，政府对公共财政是节俭的。通常情况下，美国与其说是在制定战略，不如说是在海外问题上挥霍金钱。特别是自大大降低了政府风险承受能力的911恐怖袭击以来，美国外交政策的成本效益比一直非常糟糕。美国必须找到更好的方法。例如，要对抗俄罗斯对北约(NATO)的威胁，华盛顿可以以更低的成本增加其在俄罗斯太平洋沿岸和岛屿的军事存在，而不是通过在欧洲部署常规部队。华盛顿还应该找到一种比目前使用的高端武器更便宜的武器来打击恐怖主义车队。

　　回到正确的外交轨道

　　在特朗普的任期之后，华盛顿将需要回归其将自由民主价值观纳入其外交政策的传统习惯。基于交易的关系很容易形成，但也容易被背弃。相比之下，由价值观维系在一起的联盟不太可能轻易瓦解。

　　北约的强大并非偶然，而中央条约组织(Central Treaty Organization)、东南亚条约组织(South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和其他地区性联盟却未能得到美国持久的条约承诺:共同的价值观将跨大西洋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使威慑得以扩大且可信。政治学家可能会赞扬“现实主义”的好处，或者是一种促进美国利益的中立、务实的价值观，但公众和国会往往更理想化。

　　此外，无论华盛顿是否愿意，美国的外交政策都将被解读为价值驱动。正如托马斯·赖特等学者所指出的，反对者往往认为美国的任何行动都是出于意识形态动机。例如，俄罗斯政府认为华盛顿试图推翻它，因为在莫斯科看来，对俄政权的敌意是美国政治文化中不可改变的一部分。美国的政策调整不太可能消除俄罗斯人的这种信念。

　　当然，美国需要避免受到以道德教化哗众取宠的尖锐指责。保持谦逊可以使大国拥有强大的力量，美国自身也有太多的缺点，使自己并不能成为无可指责的榜样国家。

　　各国将按各自的进程选择自己的道路。尽管如此，华盛顿仍有能力支持海外积极变革的力量。这些组织包括国家民主协会、国际共和协会、国际扶轮社、宗教团体、千禧年挑战公司，以及其他将援助与善政挂钩的组织。扩大国务院的预算，为这些项目提供资金和支持，这比把这些钱投资到国防预算中要好得多。

1999年9月，澳大利亚维和部队在东帝汶

　　更温和的外交政策需要与更温和的姿态相伴而生。美国经常标榜自己是“不可或缺的国家”，尤其是自冷战结束以来。即使美国的盟友在做最艰难、最危险的工作，比如2011年北约(NATO)对利比亚的干预，美国领导人往往也会宣称，没有美国的支持，就不可能取得成功。对美国来说，更明智的做法是让盟友取得成功，然后把他们的成就归功于他们。克林顿政府1999年支持澳大利亚领导联合国在东帝汶的维和行动，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模式。这次干预不仅阻止了大规模的流血冲突;还鼓励澳大利亚在该地区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这在很大程度上符合美国的利益。当然，盟国不一定会完全按照华盛顿的意愿行事——它们可能缺乏能力，或者追求略有不同的利益。但是，允许志同道合的国家发挥带头作用，将节省美国的资源，培育更负责任的盟友。

　　美国也应该停止对军事实力的盲目推崇。当服兵役成为一种普遍的经历时，美国人明白他们可以拥有一支强大的、有能力的军队，同时仍然把军人当作普通公民对待。今天，在实行“全志愿兵”制度46年之后，人们仍怀有敬意，用象征性地礼仪称呼军官为“先生”，称所有服役人员为英雄，并让他们成为第一个登上飞机的人。这种尊敬是有代价的，当政客们像特朗普经常做的那样尊崇军方领导人时，他们就会危及健康的军民关系。过高的军费已经超出维持士兵在战斗中生存所需的作战和装备成本。但是没有国会议员愿意“投票反对军队”。越来越多的资金流向国防部，而外交政策的其他重要支柱却被忽视了，其结果是，军方现在执行许多传统的文职任务，仅仅是因为它有资源来完成这些任务。

　　要使政府的外交部门恢复昔日的实力，美国国务院需要进行重大改革。目前，它的人员严重不足——大约需要扩大四倍。在劳动力培训上的投入太少，而且大部分资金都花在了华盛顿一所私立学校的语言课程上。相反，它可以招募那些已经掌握必要语言并专攻相关国家事务的人，或者允许外交官在全国各地的大学里学习当地语言，从而使外交部门与美国社会的联系更加紧密。想象一下，如果以“为美国而教”(Teach for America)或《退伍军人权利法》(GI Bill)为蓝本的外交项目能够实现什么。为选择在国外服务两年的年轻美国公民免除学生贷款，可能会为外交部门创造无数的短期新人，并为其他人在国际商务领域的职业生涯做好准备。一些人认为，再多的钱和人力也无法让国务院像国防部那样精干。这是一个可以被检验的命题。把这个实验进行十年，看看会如何，因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军事化是以牺牲生命和声誉为代价的。

　　最后，加强美国外交需要重新审视对外援助。美国近年来所做的，至少将四分之三的外国军事援助用于埃及和以色列，是需要根据情况调整的，特别是当以色列及许多阿拉伯国家把反对伊朗作为共同事业时，也就不再需要华盛顿通过大量的军事援助来支持和平。华盛顿方面应将这些资金中的大部分用于扩大千年挑战公司(Millennium Challenge Corporation)，该组织将援助与具体治理目标的进展挂钩，比如改善医疗保健和妇女受教育的机会，目的是让各国随着时间的推移得以更加自主。

　　保持开放获取收益

　　特朗普将他“美国优先”的交易型策略视为对公众要求的回应。但他许多标志性观点的支持率正在直线下降。始于2004年，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的年度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看好贸易的人数创下了历史新高。截至2018年，82%的受访者认为贸易有利于经济(高于2016年的59%)。85%的人认为它有利于消费者(相比之下，2016年这一比例为70%)，67%的人认为有利于美国的就业(2016年这一比例为40%)。美国国会也不支持特朗普的一些浅薄的民族主义：众议院以357-22票通过一项两党立法，其中有一项规定是拒绝总统潜在尝试退出北约的任何努力。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投票力拒特朗普将军事资金转移到修建墨西哥边境的隔离墙计划后，他被迫对此发出否决令。

　　尽管如此，反对特朗普总统不稳定的政策并不等同于要等到他的任期结束后再制定一项可持续的外交政策。华盛顿不需要“改旗易帜”，但它确实需要把过去行之有效的措施改进加以利用。尽管对现有秩序的挑战构成了危险，但回到美国外交政策久经考验的原则上来，为应对这些威胁提供了最有希望、成本效益最高的方法。在这条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就是停止把美国描绘成一个不堪重负、毫无战胜对手希望的国家，并认识到美国仍然拥有让它从一开始就成为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力量。

　　作者系美国国际战略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的副所长;曾是美国前总统乔治·W·布什的助手，本文译自美国《国家事务》杂志官网，原题<Back to Basics——How to Make Right What Trump Gets Wrong>；原文网址：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2019-04-16/back-bas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