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务合作与政权安全——美利坚霸权在波斯湾的界限

　　美国所要面对的区域政策挑战

　　在遭受了2001年9月11日的袭击之后，美国加强了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力度，同时也在安全政策、情报以及军事方面开展了与海湾国家间的相应合作。同时，“混合型”和“非对称”的威胁，即那种贯穿了国境内外的威胁，促使美国与海合会国家的合作不断向更高层面发展。

　　本文后面几节会更详细地讨论其中不为人所注意的地方：美国在波斯湾地区的现行安全和防务政策依旧主要依赖那些调解国与国之间冲突的手段。这些手段主要是建立军事基地、确保美国海军舰队能驻防此地，以及签下几个装备出口方面的“大单”——比如坦克、战斗机或弹道导弹防御武器这样的货品。在浏览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安全政策的历史之后，安德鲁•巴切维奇(Andrew J. Bacevich)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在美国的政客和他们的军事顾问之间大体上存在着一种共识，他们均认为在波斯湾地区最根本的威胁都来自于国家，或者说来自于以国家形式出现的行动方。[19]

　　在这个背景下，美国的政策特别在三个方面遭遇到了挑战，这些挑战的核心是各国内政、社会和宗教的发展。第一个挑战，来自于现代化危机和执政合法性危机，该地区的大多数国家都已遭遇到这类危机，而它们在伊拉克、叙利亚和也门则激化为国家危机，直至引发内战。在海合会六国中，这些挑战尚未形成国家危机，但执政的各个王室都有愈来愈大的压力去为自己的统治辩护。尽管现代化危机的发展过程并不快，但它于2011年在阿拉伯世界中突然深化、加速[20]，而且-自2014年石油价格下跌之后，它在海湾地区各王室眼中的危险性正变得越来越大。[21]

巴林的示威民众

　　美国的中东政策所遭遇到的第二个挑战，与宗教因素的重要性有关。这也可以归因于政治性伊斯兰势力开始勃兴。[22]不过近年来“教派极端化”[23]的程度也同样变大了，宗教上的身份已经越来越成为实现政治统治的一种工具，而且如同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斗争一样，原教旨主义者与现代阐释派之间“为夺取伊斯兰的未来而进行的斗争”[24]也愈演愈烈。[25]

　　第三个挑战，是伊朗影响力的增长和一个“什叶派联盟”的巩固。这个联盟包括叙利亚的巴沙尔政权、真主党、美国人颠覆萨达姆•侯赛因政权之后的伊拉克政府和身处伊拉克的什叶派武装力量。[26]

　　上述三个挑战共同燃起了一场波斯湾“冷战”的硝烟，而其中的两位主角正是伊朗和沙特阿拉伯。这场斗争的一个根本特点是没有发生公开的军事冲突，而是在围绕着能够向各国国内政治和社会层面渗透的影响力而进行争斗。用格利高里•高泽(F. Gregory Gause)的话来说，“这不是一场纯粹的军事斗争，而是一场在中东各国的内政发展中所进行的斗争”。[27]因此，伊朗与其他海湾阿拉伯国家的争斗主要就在非国家层面、社会层面或者(或者说“并且”)宗教层面的领域中展开。例如，德黑兰会指责沙特支持伊朗的库尔德分离主义分子。[28]

　　在环波斯湾地区，这样的斗争同样也存在于逊尼派内部，比如沙特王室与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之间的对立，以及沙特与其他阿拉伯国家间的矛盾。而且在这些斗争中同样也显现出了伊斯兰宗教身份与政治统治问题之间的联系。[29]

　　上述这些地区性的动荡，对于美国雄心勃勃地要称霸波斯湾的安全政策来说是个大麻烦。因为美国与海湾地区阿拉伯国家在安全和防务政策方面的合作出现了不接榫的情况：在供给侧，美国对这些阿拉伯国家的安全承诺，仍是主要针对国家间冲突和经典防御问题的;而在需求侧，海湾诸国政府一直越来越渴盼能维护自身的“政权安全”，需要的是在社会出现动乱时能保住他们的权力。[30]

　　这种危机意识在不同的海湾国家中强弱并不一致。在什叶派人数占多数的巴林，其王室对伊朗影响力的上升尤为敏感，不过沙特阿拉伯也对在其人口中不占多数的什叶派民众疑心重重。此外，沙特王室还觉得自己作为“伊斯兰圣城”守护者的权利主张受到了挑战。

　　但所有海湾国家都认为，内部威胁和外部威胁之间的界限正在消失。[31]虽然对这个地区而言这种发展趋势早已存在[32]，可是这些威胁在阿拉伯世界2011年的动荡之后有了质的变化。最后，本研究还想说明的是，内部和外部威胁之间的联系还体现在伊朗核协议中、也门之战中以及与“伊斯兰国”的作战中。

　　美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安全和防务关系

　　美国用其留在该地区的驻军支撑了自己在波斯湾地区的霸主地位。2016年共有约31000美军士兵驻扎在海合会六国，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驻扎在科威特(13000人)，其次是卡塔尔(8000人)，紧随其后是阿联酋和巴林(各5000人)。[33]美国驻扎在整个中东地区(包括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海陆总兵力约为58000人。[34]

　　如果单把驻军作为风向标，那么就很难认为奥巴马执政时期的美国想从海湾地区抽身，恰恰相反：2013年时驻扎于海合会六国的兵力还有26000人，而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前的2001年时这个数字仅为14000人。[35]

　　用于在政治上和法律上支持美军驻扎的，大多是一些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与海湾地区阿拉伯国家缔结的防务合作协定(Defence Cooperation Agreements，缩写为DCAs)——它们出现于海湾战争之后。

　　这些协定赋予了美国在所驻扎的国家内使用军事基地的权利、安装军事设施的权利，同时还将相互间的协商常规化，并规定了美军士兵在防务协定框架内的法律地位。不过，美国与海湾国家所建立的并非是一种如同北约般的正式同盟关系。因此，这些防务协定中并没有写明政治上和法律上的援助义务。那种要将与海湾国家的安全和防务协作向建立共同防御同盟方向发展的想法，总是一再遭受挫折。比如在2009年7月，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曾提议：要是伊朗已经成功拥有了核武器，那么就应该在该地区选择特定伙伴组建一个共同的“保护伞”。[36]后来，当美国要与伊朗就原子能问题展开谈判时，为了安抚海湾地区的阿拉伯国家，“保护伞”的建议又被当作一种实施安全担保的方案重新拿出来讨论。[37]但这个设想从来就是空中楼阁，因为美国国会几乎不可能批准。还有一个含糊不清的问题是，这样一种防御联盟又将怎样和美国对以色列的亲密关系协调一致呢?

2015年美国与海合会国家举行峰会

　　美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在安全政策上合作所涉及的不单单是军事方面的问题。美国与海合会六国之间都建立了在反恐斗争、边境安全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领域的紧密合作。除了和其伙伴之间的情报合作之外，美国还向它们提供了增强警察和国内治安能力方面的项目。另外，在2015年美国与海合会国家举行的峰会上，双方决定进一步致力于阻止那些想要与国外恐怖组织建立联系的海湾国家公民出境。并且双方还决定加强对资助恐怖组织的行为的打击。[38]

　　不过，在反恐斗争中进行合作并不是那么轻松的。华盛顿曾经一再指责科威特[39]和卡塔尔[40]，称它们对本国的个人和社会团体资助恐怖组织的行为打击力度不够。对于与沙特阿拉伯在这些领域的合作，至少在奥巴马的任期内也被认为是难以令人满意的。[41]与它们相反，阿曼在反恐斗争中被看作是优等生[42]，而且阿联酋的进步也得到了美国的肯定。[43]

　　对于什么样的组织算是“恐怖的”，美国和阿联酋之间存有分歧。[44]此外，美国国会通过的《正义反对恐怖主义赞助者法案》(Justice Against Sponsors of Terrorism Act)也在以最严重的方式考验着华盛顿与利雅得之间的关系。这项法案在遭到奥巴马反对的情况下生效，它使得2001年“9•11袭击事件”的遇难者家属可以对沙特阿拉伯政府提出诉讼，因为他们怀疑袭击者可能受到了沙特官方人员的帮助。[45]

　　然而，美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在安全及防务政策上合作的核心依然是军备合作。海湾国家要从美国获得军事装备一共有三种途径：一是通过五角大楼的“对外军售”(Foreign Military Sales，缩写为FMS);二是在取得美国政府的相应许可后直接从美国的军火公司购买;三是将美国军队用不完的装备作为“过剩防务用品”(Excess Defense Articles)购入。

　　美国与以色列的特殊关系是其与海湾国家进行军备合作时的一个限制因素。这也是美国中东安全政策的一个原则：要保证以色列获得的武器装备在技术上(即军事性能上)领先于阿拉伯世界。例如，在以色列获得F-35联合打击战斗机之前，美国会一直拒绝向阿联酋出售这种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机。[46]

　　从2011年到2015年，海合会六国仅通过“对外军售”(FMS)项目就采购了总价为766亿美元的美国军事装备，其中最大的一份属于沙特阿拉伯(518亿美元)。[47]根据美国国务院的消息，还有总价约1000亿美元的“对外军售”项目尚未与沙特阿拉伯签订合同。[48]在2011到2015年间紧随沙特之后的军火买家是卡塔尔(总共88.9亿美元)和阿联酋(85.3亿美元)。正如布鲁金斯学会的布鲁斯•里德尔(Bruce Riedel)所言，在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卖给沙特的军事装备远远超过了历史售出量的总和。[49]

　　特朗普在2017年首次访问沙特阿拉伯时签下了1100亿美元的军售大单，舆论界一片哗然，然而，与奥巴马执政时期军售相比，这个数字也并非那么惊人。事实上，这份军火大订单中的一大部分都是在奥巴马任总统时就开始商谈的。而且这份订单中的相当一部分还处于“预售”状态——还需要取得国会的批准并由企业细化操作，而这一切最终落实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50]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沙特时的一个仪式

　　美国与海湾国家之间的装备合作将主要以“大订单、大项目”的方式展开，即总价极高、安装时间极长的综合军事装备的“特大贸易”(Megadeals)。[51]在近期进行的军火贸易中，包括了出售给沙特阿拉伯的萨德导弹防御系统、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含装备升级)、多用途军舰和各种空对地武器;为阿联酋针对“伊斯兰国”的和在也门的军事行动提供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精确制导武器;还包括出售给卡塔尔的F-15战斗机。[52]

　　在美国国会和公共舆论中一再有呼声传出，认为美国可以将与海湾国家的装备合作当成施加政治影响的一个杠杆。这种期待背后的设想，是海合会国家对美国军火市场的高度依赖。因此，之前的美国政府也被勾起过类似的期待。

　　自2011年巴林政府镇压反对派之后，奥巴马政府限制了美国与该国国民警卫队和内政部的合作。[53]这样做的公开目的，是为了敦促巴林进行政治改革。[54]此外，华盛顿还将改善当地的人权状况作为先决条件，使一项本已经计划好的对巴林出售F-16战斗机的军售与之挂钩。[55]到了2015年6月，部分有关军事合作的限制又放开了——尽管在美国国务院看来巴林的政治状况并没有多少改善。不过，限制美国与该国内政部进行合作的命令依旧有效。[56]

　　特朗普在他履职后第一个月内所做出的决定表明，他绝不会将对海湾国家的军售再与政治改革或人权等问题联系起来。比如，这位新总统刚上台就批准了一笔向沙特阿拉伯出口总数达16000发精确制导炸弹(总价值3.5亿美元)的生意——这项军售正是奥巴马鉴于也门内战中的人道主义状况而在其离职之前叫停的。[57]

　　但即便是在特朗普之前，也没有多少证据能表明双边军备合作是美国对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内政、外交行为施加影响的有效杠杆。从根本上说，这或许是因为这种军备合作所产生的依赖性并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的确，海合会六国的武装部队要实现所追求的装备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要指望美国的军火。但在美国的军火公司看来，这六国也同样是不可或缺的主顾。根据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的计算，单沙特阿拉伯一国的军火订单就占了2011年到2015年间美国军火出口总量的近百分之十。[58]更何况喊出“美国优先”口号的特朗普要将振兴国内工业作为目标。所以与奥巴马相比，商业上的利润，或者说在与海湾国家的军事合作中维护和扩展美国军火工业销售市场的目标，在特朗普那里肯定具有更高的优先级。

　　美国对海湾国家的依赖性还不止于此。至少是在美国还想保有其世界强国地位的情况下，那些在波斯湾已经占据的港口、机场和军事基地都是难以割舍的。比如对美国舰队，尤其是对其中的航空母舰而言，阿联酋的杰贝阿里港(Port Jebel Ali)是最重要的补给点之一。[59]

　　直到现在，美国与海合会六国之间的安全和防务合作仍然具有浓厚的双边色彩。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旨在增进海湾阿拉伯国家相互之间多边军事合作的倡议。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海合会六国组建了所谓的“半岛之盾部队”(Peninsula Shield Force)——一支阿拉伯人的多国部队。这支部队曾在2011年被派去镇压反对巴林逊尼派王室的暴动。[60]

　　慑于2011年以来在北非和中东发生的动荡，加强海湾国家之间以及海湾国家与其他阿拉伯国家之间的防务合作成为一种趋势。[61]比如阿拉伯国家联盟于2015年3月宣布，要组建一支满编人数为4万人的联合部队。[62]但该项目到目前为止进展不大，各方尚未组织起一个强有力的协调机构，也未能将各阿拉伯国家的武装力量整合起来。

“半岛之盾部队”举行演习

　　一直以来，只要这类倡议的合作内容并非与自己密切相关，美国一般都是冷眼旁观。它想要推进的，是海湾国家处于自己领导之下的在安全和防务政策上的集体合作。华盛顿的目标从来都是在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安全政策上施加影响，并同时更多地让这些国家分担安全政策方面的负担。在小布什和奥巴马的任期内，美国一直在提倡地区性防御方案，为的正是这个目标。[63]2013年末，白宫还宣布美国在出售军火时，可以将整个海合会视为一个集团。[64]在美国强化与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多边防御合作的努力之中，重点是针对弹道导弹的共同防御系统。[65]

　　在海湾阿拉伯国家内部为什么没能建立起一种更加紧密的安全和防务合作呢?原因是多方面的。这既是因为各国政府对合作的范围和目标都有不同的想法，也是因为海合会六国相互之间并不信任。[66]最主要的，是其中那些小国担心沙特会占据支配地位。

　　[编者按]本文作者马可·奥弗豪斯博士(Dr. Marco Overhaus)是德国科学与政治基金会(SWP)-德国国际政策和安全研究所美洲研究组的研究人员。本文原为德语报告，系德国国际政策和安全研究所研究报告2017年第20期(SWP-Studien 2017/S 20)，于2017年10月首刊于该所网站(网址为https://www.swp-berlin.org/publikation/grenzen-us-amerikanischer-hegemonie-am-persischen-golf/)，经作者和该研究所许可，本刊予以翻译发表，翻译的准确性文责由本刊编辑部承担。

　　德国科学与政治基金会-德国国际政策和安全研究所是一家科学机构，主要为德国联邦议院、联邦政府以及诸如欧盟、北约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提供关于外交和安全政策问题的建议;它是一家独立的非政府组织，独立决定其研究课题和研究成果开发，不接受研究合同。

　　[译者按]自21世纪初开始，随着欧盟一体化进程的推行，欧洲学界越来越重视对“超国家关系”(transnational relationship)的研究。这类研究将传统的国家政府之间的官方外交关系降格为两国关系的一个方面，而不再自然而然地赋予其首要性甚至重要性。同时，学术界越来越重视各个国家之间各类非官方的团体、个人之间的交流——这些交流在很大程度上不受国境线和公民身份的限制，而且这些“行动主体”在超越民族国家框架之后的合作、冲突、融合和分裂的丰富性、重要性也足以构成研究的对象。这种学术思潮特别契合欧盟现状(至少是英国脱欧之前的状态)——传统的民族国家政府影响力变小——但该思潮的波及面并不限于对欧盟地区的研究。比如在历史学领域，学者们开始特别注意其他历史时期和世界其他地方的“超国家关系”，毕竟“民族国家”这个概念本身也仅是在近代欧洲才出现。

　　本文也具有这种思路，独辟蹊径，从“超国家关系”的层面去审视海湾地区的安全危机，指出美国所采取的依旧是传统的调解国与国之间冲突的手段，恐怕难以真正消解目前中东地区所面临的最大安全挑战——因国内政治动荡而导致的政权更迭。换句话说，美国可以帮这些阿拉伯国家抗击强敌入侵，却难以帮它们提防乱起萧墙。

　　本文笔锋犀利、论证严密，足为一家之言。而用产自欧洲的新视角去观察中东问题是否合宜，则留待读者评判。

　　问题阐述和建议

　　在大约四十年的时间里，美国一直在波斯湾地区的安全政策方面扮演着领导者和霸主的角色。然而，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后果、奥巴马政府与海湾地区的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分歧，以及近期唐纳德•特朗普的胜选，都给美国的领导角色蒙上了被怀疑的阴影。一方面，特朗普引人注目地抛出他“美国优先”的口号，将美国推向孤立主义的路线;另一方面，他在中东不仅想要战胜“伊斯兰国”，同时还想用一切手段遏制伊朗。

　　本文想要讨论的问题是，阿拉伯世界2011年陷入动荡以来，美国是否还有意愿和能力继续在波斯湾地区扮演霸主的角色。此讨论将聚焦于美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Gulf Cooperation Council，缩写是GCC，下文简称为“海合会”)中的六个阿拉伯国家在安全与防务政策方面的合作。这六国分别是：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阿曼。

　　要使这项研究得到有意义的答案，必须有一个清晰的评估标准——这是因为美国在世界不同地区的霸权要求是很不一样的，而且每一届美国政府所提出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若是将视线放得更长远些，我们会发现美国的波斯湾政策基本上属于一种基于现实主义政治的霸权策略。要实施这样的策略需要三个核心条件：第一，美国必须有能力与阿拉伯世界的合作伙伴结成联盟，以便共同面对安全方面的威胁;第二，美国能对海湾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动用其安全与防务政策上的手段以施加政治影响;第三也是最后一点，当各类威胁来临时，美国还要为海湾地区的阿拉伯国家提供一种安全担保(或叫“再保险”)，这也使它能对其合作伙伴施加一种令它们“保持克制”的影响。

　　在上台之后的九个月内，特朗普并没有显现出要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在海湾地区领袖角色的意愿。与他的前任一样，特朗普将反恐斗争作为他中东战略的一面旗帜。他甚至也与海湾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建立了一种紧密的合作关系——尽管他对沙特阿拉伯的偏爱正是2017年夏初“卡塔尔危机”爆发的原因。真正的战略转向发生在2017年10月：特朗普对德黑兰采取了对抗性的路线，这构成了一个全新的针对伊朗的战略。

　　在这一背景下，上文所提到的评估标准就指明了美利坚霸权在波斯湾地区的界限。若谈起组织各方进行集体行动，或是通过军事潜力来施加政治影响，那么可以说，即便是特朗普上台之前的美国政府也难以将这些想法完全付诸实践。这其中还有一个原因：美国与各阿拉伯国家在军事和装备方面的合作所带来的并非是一种单方面的依赖，而是一种相互的依赖性。

　　美国在形象上的潜质和其作为一个外在于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安全担保人”的角色密不可分，但即便是这一点也有很大的局限性。美国所提供的安全承诺这一“产品”，首先是用来解决经典的国家间冲突的情况的。此外，这承诺还通过武器装备方面的合作和美国在该地区的驻军彰显出来。这些安全承诺绝对没有过时，因为它们使伊朗与海湾地区的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公开军事冲突得以避免。

　　自2011年以来，由于北非和中东许多国家发生了变革，石油价格暴跌，以及考虑到自身与伊朗之间不断加剧的冷战，海湾国家在安全“需求”上的重点越来越多地内转，也就是说转向了巩固自身政权方面。这是因为现在该地区的各种矛盾冲突，比如与伊朗之间的核谈判、也门内战、与“伊斯兰国”(IS)作战等，总是与这些海湾国家国内的统治问题联系在一起。

　　奥巴马的政策最显著的方面是：除了反恐战争之外，尽可能地让自身远离该地区的这类矛盾冲突。特朗普政府所推行的遏制伊朗和亲近沙特阿拉伯立场、观点的政策会带来的后果是——无论其主观上想不想要这样的后果——美国将卷入这些矛盾，而同时又无法借此对对立的各方施加影响或提升自身形象。

　　德国和欧洲同样会受到波斯湾局势发展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并不限于经济关系。通过参与反对“伊斯兰国”的全球联盟，德国首次在中东地区发展出一套安全政策方针。与特朗普政府一再谈论的在大西洋两岸分担责任的话题相关的是，德国和其他北约成员国会感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更多地参与到海湾地区的安全和军事事务中去。

　　德国与欧盟的利益在于：不能让波斯湾地区的冲突再继续加剧。而现在看来，在某些领域欧洲的政策需要与美国的政策拉开一段清晰的距离。所以，德国及其北约和欧盟中的盟友应该尽力将反恐斗争聚焦于那些对欧洲和美国产生实质性恐怖威胁的组织——目前首要的是“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

　　在特朗普上台之后，要与美国制定一个针对伊朗的共同政策变得比此前更加困难了。欧盟及其成员国应该秉持这样一种外交路线——寻求与德黑兰合作并将这一合作和清晰的、多边谈判已达成的条件联系起来，即履行有关伊朗核计划的协议以及履行限制伊朗导弹装备的措施。

　　最后，德国及其欧洲伙伴还应该从美国在该地区的过往经历中汲取教训：考虑到这个地区的种种国际争端会越来越多地传导到各国国内的、社会层面的和意识形态-宗教领域的各个“战场”，出口武器并非是令武器进口国“保持克制”的合适手段。而且，这种做法是否能为波斯湾地区带来更多的安全，也颇令人生疑。

　　美国在波斯湾地区的霸权角色

　　美国对自身地位的认识

　　自美国宣布“卡特主义”以来，美国已将自身视为波斯湾地区的霸主。这意味着在美国看来，成为该地区安全政策方面的领袖和仲裁人是一个不容放弃的任务。[1]1980年1月，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宣布：美国将阻止任何外来力量控制海湾地区的企图，为此亦不惜使用军事手段。[2]由此，美国国防部开始用具体的计划将这个政治宣言落到实处。[3]同时这也成为通过向该地区投送军事力量以维护其安全和稳定的依据。为达成此目的，美军于1983年成立了延续至今的负责波斯湾地区的美军中央司令部(United States Central Command，缩写为“USCENTCOM”)。

美军中央司令部的标志

　　在美国国内，对于海湾地区的安全、防务政策和美国的霸主角色的争议，自从这一政策出台后就争论不休。有人主张美国应该从海湾地区的安全政策领域中大范围地撤离[4]，有人要求美国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到保证原油供应和商路畅通上，还有人认同新保守主义的方案：即用军事手段在中东地区掀起一波广泛的民主运动。参照伊拉克在2003年之后的发展，最后这个方案已经被公认为是失败了。

　　不过，纵然有这些争论存在，美国外交精英们依旧认定：美国作为全球和地区层面的领导者的角色是不容放弃的。[5]这种霸主的自我定位不但在奥巴马政府的行为中有所反映，甚至在对这种定位的批评之中都显露无遗。[6]

　　关于中东问题，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论调：据说在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安全政策领域中有所退却，或者说他在抑制自己的参与度(即所谓的“紧缩”政策，retrenchment)，这导致海湾地区的阿拉伯国家纷纷在它们的地区政策中采取了一种越来越独立于美国的路线——有些人还称之为“更富侵略性的”路线。[7]据说这样一来就违背了美国的利益并恶化了海湾地区的安全局势。

　　现阶段美国从海湾地区撤军的举动及其“紧缩”政策究竟意味着什么?各界对此莫衷一是。某些观察者指出，美国会减少在海湾地区的驻军;另一些人则注意到美国对该地区的兴趣绵延不绝——至少海湾国家的主观感受是这样;同时，还有些人在谈论一种华盛顿和其阿拉伯伙伴之间似是而非的疏离。

　　伴随着特朗普入主白宫，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领袖和霸主角色又开始充满变数。特朗普在总统竞选期间提出了“美国优先”的口号，他所推行的政策是将国内的经济建设摆在首位，对外则奉行一种重商主义和孤立主义的路线。

　　在履职九个月之后，这位新晋美国总统尚未明确美国是否会放弃在波斯湾地区的领导权。与奥巴马一样，特朗普宣称反恐斗争是其政策的重中之重，而且愿意和阿拉伯世界的伙伴们紧密合作。他所做的只是与其他国家一起构建了一个对付“伊斯兰国”的全球同盟，而这项工作他的前任早已发起。

　　此外，特朗普还提出了建立一个阿拉伯军事同盟的设想，除了沙特阿拉伯之外，该同盟还将包括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埃及和约旦。这个军事同盟的主要目标是共同应对伊朗的影响。因此，美国和以色列尽管并未名列其中，但会一起支持这样一个同盟。[8]特朗普对沙特阿拉伯的倚重意味着，这位美国总统正越来越有力地将沙特扶植为地区秩序的维护者。这个策略完全符合一种现实主义的美利坚霸权的利益，它能将安全方面的统领角色与军事上的负担分摊结合起来。同时，特朗普也肯定了现有安全承诺的有效性，这些承诺将保证美军继续维持在海湾地区的驻军。与北约里欧洲诸国的境遇不同的是，沙特、阿联酋或巴林将在特朗普上台之后担负起复兴与美国的伙伴关系的重任。[9]

　　特朗普偏爱沙特阿拉伯的后果是，沙特王室与卡塔尔之间的由来已久的矛盾在2017年6月突然加剧了。沙特、阿联酋和巴林采取一致行动对卡塔尔实行了交通封锁，试图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孤立该国。这几个国家指责卡塔尔支持恐怖主义团伙，并以此作为采取封锁行动的理由。事实上，真正的原因恐怕是：在利雅得看来，卡塔尔埃米尔对伊朗实在太过友好。

卡塔尔与沙特之间的陆路口岸

　　“卡塔尔危机”显现出，特朗普政府在入主白宫之后对波斯湾地区的态度是如此摇摆不定、政出多门。结果美国的这位新总统居然还自鸣得意，觉得三位阿拉伯伙伴对卡塔尔的封锁正是由他一手促成的。相反，美国的国务院和国防部则力求赶紧止损，敦促尽快解决争端。要知道，美国在卡塔尔的乌代德(Al Udeid)有一个重要的空军基地——而且这里也正是美军中央司令部的地区指挥部安家的地方。除此之外，这个危机还会造成海合会内部愈来愈深的裂痕，从而与华盛顿多年来试图让海合会内部国家在安全政策问题上紧密团结的努力相抵牾。

　　与奥巴马政府不同，而且尤其与前国务卿约翰•克里不同的是，到目前为止，特朗普对于在外交中调解地区冲突以及在波斯湾地区展示出强有力的外交方针(比如在也门问题上)丝毫不感兴趣。

　　美国究竟是否有意愿在波斯湾地区扮演一个霸主的角色，特朗普在这方面究竟是什么态度?只有当评估标准清晰的时候，这些问题才会有一个有意义的答案。因为在历史上，美国的外交政策运用“霸权”的手法千差万别。比如小布什用一个“自由日程”来为2003年美国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辩护，也就是说美国负有使命，让自由和民主的价值观念推广开去。他将这个愿景与帝国式的手段结合起来，因为他需要这手段去改变这一地区诸国的政体，在伊拉克这样的个案中亦不惜使用武力。

　　若是将视线放得更长远些，不局限于小布什政府而是通盘考虑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后的情况，我们会发现美国在波斯湾地区的安全和防务政策基本上属于一种基于现实主义政治的霸权策略——这也正是本文所要研究的对象。而且，美国也没有什么核心诉求，比如没有要推广自由的价值观念或者革新该地区诸国的内政。这种现实主义政治的方案建立在三个基本条件之上：

　　第一个条件是，唯有美国有能力召集波斯湾地区的盟友和伙伴，针对地区性安全问题采取集体行动。

　　关于这一点的典型例子，就是1991年的“沙漠风暴”行动。当时，美国在联合国的背书之下组织起了一个广泛的国际联盟，为的是反击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为了动员海湾国家们参与到国际联盟中来，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使出了“私人外交、说服艺术和委婉的威胁”等种种手段。[10]

　　同样，奥巴马政府也能够承担在中东地区(或者说波斯湾地区)组建联盟的重任。让奥巴马引以为傲的是，美国建成的同盟是一个既能对伊朗实施有序制裁，又能将关于伊朗核计划的谈判引向成功的国际同盟。[11]

　　奥巴马政府的最后一任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Ashton Carter)认定，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像美国这样组织并支撑起一个对抗“伊斯兰国”的国际联盟。他觉得，华盛顿在安全政策和军事方面的热忱不但对美国的利益十分重要，而且也大大有益于该地区各国的安全。[12]

　　在叙利亚内战中，由俄罗斯联合伊朗、什叶派武装和巴沙尔政权所构建的“反联盟”，其实也是为了对抗美国的影响。目前还不大清楚，俄罗斯以及其他一些国家(如土耳其或中国)是否有意常年在中东充当“联盟组织者”。

　　第二个条件是，美国能对海湾国家动用其安全与防务政策上的手段(尤其是安全承诺和军事援助)，并通过这些“威逼”和“利诱”对它们施加政治影响。

　　施加这些影响，要么是为了鼓动那些阿拉伯伙伴为波斯湾地区的安全共同负担一笔在美国看来合适的经费，要么是为了打压那些对地区安全有妨碍的政策。这究竟属于哪一类政治手段，当然由霸主自己来界定。早在卡特主义出台之前，美国已经开始谋划通过与波斯湾地区伙伴国家密切的军事装备合作来实现自己的利益。[13]因此，直到1979年为止，美国一直将伊朗(当时还是伊朗国王在执政)和沙特阿拉伯视为“双支柱”，扶植它们成为美国领导下的“作为副手的地区警察(deputized policemen)”。[14]虽然这个方案很快被证明行不通，但是通过装备合作和军事援助来施加政治影响的做法，至今仍在美国的波斯湾政策中扮演重要角色。

　　支持美国与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海湾国家建立一种紧密的军事合作关系的人认为，这样能使应对地区安全问题——比如应对“伊斯兰国”所带来的挑战——的协作更为密切。[15]而反对与沙特阿拉伯建立防务政策方面的紧密合作的人却思路与之相反：他们认为只有对利雅得威胁动用制裁，才能迫使其重视改善人权或结束对也门的军事干涉。

　　最后，美国还要为其伙伴提供一种安全担保(或叫“再保险”)，并同样能以此影响这些国家的外交举措。通过以驻军为基础的安全承诺，华盛顿既能够消弭海湾国家相互之间的不信任，又能够对抗伊朗对这些国家的威胁。借此，美国可以实实在在地对这些海湾国家的安全政策施加令其“保持克制”的影响。

　　即便美国期待自己作为霸主所许下的安全承诺能够有足够的分量，但考虑到美国人在波斯湾地区履行其责任的历史，人们对于其承诺的成色依然疑虑长存。1980年至1988年的两伊战争期间，美国所执行的外交路线并非中立而是不断变换：它既暗中支持伊朗，又越来越公开地支持伊拉克。里根政府在为这种摇摆的路线辩护时说，这是为保护其他的海湾国家，特别是沙特阿拉伯。[16]

　　自2003年美国颠覆伊拉克政权之后，已经看得越来越清楚，没有了萨达姆•侯赛因制衡的伊朗在波斯湾地区赢得了很大的影响力——为此，小布什政府从2007年开始加强与海湾地区阿拉伯国家的安全和防务合作。[17]随着海湾阿拉伯国家越来越对伊朗核协议(2015年达成)表示不满，奥巴马政府同样也把深化防务合作作为回应这种不满的一种方式，比如美国加强了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在导弹防御领域的合作，并放松了对装备出口的限制。[18]

　　美国所要面对的区域政策挑战

　　在遭受了2001年9月11日的袭击之后，美国加强了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力度，同时也在安全政策、情报以及军事方面开展了与海湾国家间的相应合作。同时，“混合型”和“非对称”的威胁，即那种贯穿了国境内外的威胁，促使美国与海合会国家的合作不断向更高层面发展。

　　本文后面几节会更详细地讨论其中不为人所注意的地方：美国在波斯湾地区的现行安全和防务政策依旧主要依赖那些调解国与国之间冲突的手段。这些手段主要是建立军事基地、确保美国海军舰队能驻防此地，以及签下几个装备出口方面的“大单”——比如坦克、战斗机或弹道导弹防御武器这样的货品。在浏览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安全政策的历史之后，安德鲁•巴切维奇(Andrew J. Bacevich)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在美国的政客和他们的军事顾问之间大体上存在着一种共识，他们均认为在波斯湾地区最根本的威胁都来自于国家，或者说来自于以国家形式出现的行动方。[19]

　　在这个背景下，美国的政策特别在三个方面遭遇到了挑战，这些挑战的核心是各国内政、社会和宗教的发展。第一个挑战，来自于现代化危机和执政合法性危机，该地区的大多数国家都已遭遇到这类危机，而它们在伊拉克、叙利亚和也门则激化为国家危机，直至引发内战。在海合会六国中，这些挑战尚未形成国家危机，但执政的各个王室都有愈来愈大的压力去为自己的统治辩护。尽管现代化危机的发展过程并不快，但它于2011年在阿拉伯世界中突然深化、加速[20]，而且-自2014年石油价格下跌之后，它在海湾地区各王室眼中的危险性正变得越来越大。[21]

巴林的示威民众

　　美国的中东政策所遭遇到的第二个挑战，与宗教因素的重要性有关。这也可以归因于政治性伊斯兰势力开始勃兴。[22]不过近年来“教派极端化”[23]的程度也同样变大了，宗教上的身份已经越来越成为实现政治统治的一种工具，而且如同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斗争一样，原教旨主义者与现代阐释派之间“为夺取伊斯兰的未来而进行的斗争”[24]也愈演愈烈。[25]

　　第三个挑战，是伊朗影响力的增长和一个“什叶派联盟”的巩固。这个联盟包括叙利亚的巴沙尔政权、真主党、美国人颠覆萨达姆•侯赛因政权之后的伊拉克政府和身处伊拉克的什叶派武装力量。[26]

　　上述三个挑战共同燃起了一场波斯湾“冷战”的硝烟，而其中的两位主角正是伊朗和沙特阿拉伯。这场斗争的一个根本特点是没有发生公开的军事冲突，而是在围绕着能够向各国国内政治和社会层面渗透的影响力而进行争斗。用格利高里•高泽(F. Gregory Gause)的话来说，“这不是一场纯粹的军事斗争，而是一场在中东各国的内政发展中所进行的斗争”。[27]因此，伊朗与其他海湾阿拉伯国家的争斗主要就在非国家层面、社会层面或者(或者说“并且”)宗教层面的领域中展开。例如，德黑兰会指责沙特支持伊朗的库尔德分离主义分子。[28]

　　在环波斯湾地区，这样的斗争同样也存在于逊尼派内部，比如沙特王室与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之间的对立，以及沙特与其他阿拉伯国家间的矛盾。而且在这些斗争中同样也显现出了伊斯兰宗教身份与政治统治问题之间的联系。[29]

　　上述这些地区性的动荡，对于美国雄心勃勃地要称霸波斯湾的安全政策来说是个大麻烦。因为美国与海湾地区阿拉伯国家在安全和防务政策方面的合作出现了不接榫的情况：在供给侧，美国对这些阿拉伯国家的安全承诺，仍是主要针对国家间冲突和经典防御问题的;而在需求侧，海湾诸国政府一直越来越渴盼能维护自身的“政权安全”，需要的是在社会出现动乱时能保住他们的权力。[30]

　　这种危机意识在不同的海湾国家中强弱并不一致。在什叶派人数占多数的巴林，其王室对伊朗影响力的上升尤为敏感，不过沙特阿拉伯也对在其人口中不占多数的什叶派民众疑心重重。此外，沙特王室还觉得自己作为“伊斯兰圣城”守护者的权利主张受到了挑战。

　　但所有海湾国家都认为，内部威胁和外部威胁之间的界限正在消失。[31]虽然对这个地区而言这种发展趋势早已存在[32]，可是这些威胁在阿拉伯世界2011年的动荡之后有了质的变化。最后，本研究还想说明的是，内部和外部威胁之间的联系还体现在伊朗核协议中、也门之战中以及与“伊斯兰国”的作战中。

　　美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安全和防务关系

　　美国用其留在该地区的驻军支撑了自己在波斯湾地区的霸主地位。2016年共有约31000美军士兵驻扎在海合会六国，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驻扎在科威特(13000人)，其次是卡塔尔(8000人)，紧随其后是阿联酋和巴林(各5000人)。[33]美国驻扎在整个中东地区(包括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海陆总兵力约为58000人。[34]

　　如果单把驻军作为风向标，那么就很难认为奥巴马执政时期的美国想从海湾地区抽身，恰恰相反：2013年时驻扎于海合会六国的兵力还有26000人，而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之前的2001年时这个数字仅为14000人。[35]

　　用于在政治上和法律上支持美军驻扎的，大多是一些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与海湾地区阿拉伯国家缔结的防务合作协定(Defence Cooperation Agreements，缩写为DCAs)——它们出现于海湾战争之后。

　　这些协定赋予了美国在所驻扎的国家内使用军事基地的权利、安装军事设施的权利，同时还将相互间的协商常规化，并规定了美军士兵在防务协定框架内的法律地位。不过，美国与海湾国家所建立的并非是一种如同北约般的正式同盟关系。因此，这些防务协定中并没有写明政治上和法律上的援助义务。那种要将与海湾国家的安全和防务协作向建立共同防御同盟方向发展的想法，总是一再遭受挫折。比如在2009年7月，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曾提议：要是伊朗已经成功拥有了核武器，那么就应该在该地区选择特定伙伴组建一个共同的“保护伞”。[36]后来，当美国要与伊朗就原子能问题展开谈判时，为了安抚海湾地区的阿拉伯国家，“保护伞”的建议又被当作一种实施安全担保的方案重新拿出来讨论。[37]但这个设想从来就是空中楼阁，因为美国国会几乎不可能批准。还有一个含糊不清的问题是，这样一种防御联盟又将怎样和美国对以色列的亲密关系协调一致呢?

2015年美国与海合会国家举行峰会

　　美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在安全政策上合作所涉及的不单单是军事方面的问题。美国与海合会六国之间都建立了在反恐斗争、边境安全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领域的紧密合作。除了和其伙伴之间的情报合作之外，美国还向它们提供了增强警察和国内治安能力方面的项目。另外，在2015年美国与海合会国家举行的峰会上，双方决定进一步致力于阻止那些想要与国外恐怖组织建立联系的海湾国家公民出境。并且双方还决定加强对资助恐怖组织的行为的打击。[38]

　　不过，在反恐斗争中进行合作并不是那么轻松的。华盛顿曾经一再指责科威特[39]和卡塔尔[40]，称它们对本国的个人和社会团体资助恐怖组织的行为打击力度不够。对于与沙特阿拉伯在这些领域的合作，至少在奥巴马的任期内也被认为是难以令人满意的。[41]与它们相反，阿曼在反恐斗争中被看作是优等生[42]，而且阿联酋的进步也得到了美国的肯定。[43]

　　对于什么样的组织算是“恐怖的”，美国和阿联酋之间存有分歧。[44]此外，美国国会通过的《正义反对恐怖主义赞助者法案》(Justice Against Sponsors of Terrorism Act)也在以最严重的方式考验着华盛顿与利雅得之间的关系。这项法案在遭到奥巴马反对的情况下生效，它使得2001年“9•11袭击事件”的遇难者家属可以对沙特阿拉伯政府提出诉讼，因为他们怀疑袭击者可能受到了沙特官方人员的帮助。[45]

　　然而，美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在安全及防务政策上合作的核心依然是军备合作。海湾国家要从美国获得军事装备一共有三种途径：一是通过五角大楼的“对外军售”(Foreign Military Sales，缩写为FMS);二是在取得美国政府的相应许可后直接从美国的军火公司购买;三是将美国军队用不完的装备作为“过剩防务用品”(Excess Defense Articles)购入。

　　美国与以色列的特殊关系是其与海湾国家进行军备合作时的一个限制因素。这也是美国中东安全政策的一个原则：要保证以色列获得的武器装备在技术上(即军事性能上)领先于阿拉伯世界。例如，在以色列获得F-35联合打击战斗机之前，美国会一直拒绝向阿联酋出售这种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机。[46]

　　从2011年到2015年，海合会六国仅通过“对外军售”(FMS)项目就采购了总价为766亿美元的美国军事装备，其中最大的一份属于沙特阿拉伯(518亿美元)。[47]根据美国国务院的消息，还有总价约1000亿美元的“对外军售”项目尚未与沙特阿拉伯签订合同。[48]在2011到2015年间紧随沙特之后的军火买家是卡塔尔(总共88.9亿美元)和阿联酋(85.3亿美元)。正如布鲁金斯学会的布鲁斯•里德尔(Bruce Riedel)所言，在奥巴马执政期间美国卖给沙特的军事装备远远超过了历史售出量的总和。[49]

　　特朗普在2017年首次访问沙特阿拉伯时签下了1100亿美元的军售大单，舆论界一片哗然，然而，与奥巴马执政时期军售相比，这个数字也并非那么惊人。事实上，这份军火大订单中的一大部分都是在奥巴马任总统时就开始商谈的。而且这份订单中的相当一部分还处于“预售”状态——还需要取得国会的批准并由企业细化操作，而这一切最终落实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50]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沙特时的一个仪式

　　美国与海湾国家之间的装备合作将主要以“大订单、大项目”的方式展开，即总价极高、安装时间极长的综合军事装备的“特大贸易”(Megadeals)。[51]在近期进行的军火贸易中，包括了出售给沙特阿拉伯的萨德导弹防御系统、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含装备升级)、多用途军舰和各种空对地武器;为阿联酋针对“伊斯兰国”的和在也门的军事行动提供的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精确制导武器;还包括出售给卡塔尔的F-15战斗机。[52]

　　在美国国会和公共舆论中一再有呼声传出，认为美国可以将与海湾国家的装备合作当成施加政治影响的一个杠杆。这种期待背后的设想，是海合会国家对美国军火市场的高度依赖。因此，之前的美国政府也被勾起过类似的期待。

　　自2011年巴林政府镇压反对派之后，奥巴马政府限制了美国与该国国民警卫队和内政部的合作。[53]这样做的公开目的，是为了敦促巴林进行政治改革。[54]此外，华盛顿还将改善当地的人权状况作为先决条件，使一项本已经计划好的对巴林出售F-16战斗机的军售与之挂钩。[55]到了2015年6月，部分有关军事合作的限制又放开了——尽管在美国国务院看来巴林的政治状况并没有多少改善。不过，限制美国与该国内政部进行合作的命令依旧有效。[56]

　　特朗普在他履职后第一个月内所做出的决定表明，他绝不会将对海湾国家的军售再与政治改革或人权等问题联系起来。比如，这位新总统刚上台就批准了一笔向沙特阿拉伯出口总数达16000发精确制导炸弹(总价值3.5亿美元)的生意——这项军售正是奥巴马鉴于也门内战中的人道主义状况而在其离职之前叫停的。[57]

　　但即便是在特朗普之前，也没有多少证据能表明双边军备合作是美国对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内政、外交行为施加影响的有效杠杆。从根本上说，这或许是因为这种军备合作所产生的依赖性并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的确，海合会六国的武装部队要实现所追求的装备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要指望美国的军火。但在美国的军火公司看来，这六国也同样是不可或缺的主顾。根据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的计算，单沙特阿拉伯一国的军火订单就占了2011年到2015年间美国军火出口总量的近百分之十。[58]更何况喊出“美国优先”口号的特朗普要将振兴国内工业作为目标。所以与奥巴马相比，商业上的利润，或者说在与海湾国家的军事合作中维护和扩展美国军火工业销售市场的目标，在特朗普那里肯定具有更高的优先级。

　　美国对海湾国家的依赖性还不止于此。至少是在美国还想保有其世界强国地位的情况下，那些在波斯湾已经占据的港口、机场和军事基地都是难以割舍的。比如对美国舰队，尤其是对其中的航空母舰而言，阿联酋的杰贝阿里港(Port Jebel Ali)是最重要的补给点之一。[59]

　　直到现在，美国与海合会六国之间的安全和防务合作仍然具有浓厚的双边色彩。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旨在增进海湾阿拉伯国家相互之间多边军事合作的倡议。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海合会六国组建了所谓的“半岛之盾部队”(Peninsula Shield Force)——一支阿拉伯人的多国部队。这支部队曾在2011年被派去镇压反对巴林逊尼派王室的暴动。[60]

　　慑于2011年以来在北非和中东发生的动荡，加强海湾国家之间以及海湾国家与其他阿拉伯国家之间的防务合作成为一种趋势。[61]比如阿拉伯国家联盟于2015年3月宣布，要组建一支满编人数为4万人的联合部队。[62]但该项目到目前为止进展不大，各方尚未组织起一个强有力的协调机构，也未能将各阿拉伯国家的武装力量整合起来。

“半岛之盾部队”举行演习

　　一直以来，只要这类倡议的合作内容并非与自己密切相关，美国一般都是冷眼旁观。它想要推进的，是海湾国家处于自己领导之下的在安全和防务政策上的集体合作。华盛顿的目标从来都是在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安全政策上施加影响，并同时更多地让这些国家分担安全政策方面的负担。在小布什和奥巴马的任期内，美国一直在提倡地区性防御方案，为的正是这个目标。[63]2013年末，白宫还宣布美国在出售军火时，可以将整个海合会视为一个集团。[64]在美国强化与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多边防御合作的努力之中，重点是针对弹道导弹的共同防御系统。[65]

　　在海湾阿拉伯国家内部为什么没能建立起一种更加紧密的安全和防务合作呢?原因是多方面的。这既是因为各国政府对合作的范围和目标都有不同的想法，也是因为海合会六国相互之间并不信任。[66]最主要的，是其中那些小国担心沙特会占据支配地位。

　　合作和冲突中的核心领域

　　与伊朗打交道和核协议

　　在美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安全和防务政策合作关系中，对伊朗采取何种态度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华盛顿一直在努力让它的阿拉伯伙伴们对德黑兰采取一致立场。然而，每当总统换届之时，这项政策的目的在某些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海湾国家对奥巴马极为不信任，是基于它们害怕华盛顿会试图以牺牲它们的利益为代价接近伊朗。

　　海合会六国对伊朗的政策绝非铁板一块。各国对内部和外部威胁的感受很不一样。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巴林对伊朗采取的是一种强硬路线。巴林与伊朗的关系尤为受到历史纠葛的拖累。巴林的逊尼派王室曾指责德黑兰：早在2011年的暴乱之前，伊朗就一直在支持巴林岛内的什叶派反政府武装。[67]

　　阿联酋也有类似的烦恼(尽管全国各地对此的感受并不相同)——在迪拜有约40万伊朗裔人口，有人蔑称他们是德黑兰的“第五纵队”。[68]此外，伊朗和阿联酋之间还存在着领土争端。该争端所涉及的大、小通布岛(Greater and Lesser Tunbs)和阿布穆萨岛(Abu Musa)都位于波斯湾内。[69]

　　科威特和卡塔尔尽管也同意了海合会针对伊朗势力扩张所做出的决定和采取的立场，但与沙特、阿联酋和巴林相比，它们却更加积极地想要与德黑兰进行对话。[70]在利雅得看来，除了对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之外，多哈的外交路线也过于亲伊朗——这一点一再刺激沙特王室与卡塔尔埃米尔之间的矛盾，并使其在2017年夏终于爆发出来。至于阿曼，则始终在海合会、美国和伊朗之间采取居间调停的立场。[71]

位于阿拉克的重水反应堆

　　对伊朗的不同认知，也在海湾阿拉伯国家对国际社会与伊朗进行的核谈判的反应之中表现出来。2015年7月14日在维也纳，“E3加3”六国(包括法国、英国、德国、俄罗斯、中国和美国)为一方，伊朗为另一方，双方签订了协议(“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oint Comprehensive Plan of Action，缩写为JCPOA)，其中规定伊朗将限制其铀浓缩活动15年，废弃其在阿拉克(Arak)生产军事用钚所必需的重水反应堆，并接受严格的监督核查。作为回报，因其核计划而对伊朗实施的经济、金融制裁将被解除。

　　海湾国家对“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评价与奥巴马政府大相径庭。白宫把与德黑兰达成的这项交易看作是一件能长期阻止伊朗核技术军事化的工具。同时，有些美国人还期待着这次协商能够给海湾地区带来全新的政治秩序，或者说能改变伊朗的外交政策。根据奥巴马的说法，就完成核不扩散的目标而言，该协定是最好的选择。这位彼时的美国总统断言：如果没有这个协定，波斯湾地区迟早会再爆发一场战争。[72]

　　沙特阿拉伯则对“联合全面行动计划”格外疑心，这不但是因为利雅得怀疑这项行动计划是否真的能长时间地阻止伊朗的核技术军事化，而且利雅得还担心这次谈判会引发伊朗在该地区称霸的野心。在金融封锁被解除之后，德黑兰拥有了众多融资渠道，这些资金可能会被用来升级军事装备，也可能用于进一步干涉海湾国家的内部事务，总之就是让波斯湾地区变得更加不安全。[73]这一点对该地区错综复杂的内部和外部安全局面而言具有特殊的意义。

　　奥巴马认为，美国在平息与伊朗的核争议的外交斡旋中扮演着领袖的角色。[74]华盛顿试着将自己所提出的条件当成是深化与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安全和防务合作的一种手段，指望以此来换得这些国家对“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政治支持。华盛顿相信，这个计划即便不能打消海湾诸国在安全方面的顾虑，至少也能将其大大缓解。[75]

　　于是美国与海合会六国于2015年5月在戴维营举行峰会，商量一系列的具体措施。协商的目标是由美国提供更为广泛的安全保证(security assurance)，以应对“来自外部的侵略”。此外，美国还会推动一个共同的导弹防御系统的建设，以及简化自己向海湾国家出售军火的手续。

　　戴维营峰会各方除了讨论这些主要针对国家间冲突的措施之外，也一致认为要加强针对所谓的非对称威胁和混合型威胁的措施。这涉及伊朗通过所谓“代理人”(proxies)对波斯湾诸国国内安全及中东地区的安全所造成的直接威胁(比如向反对派输送武器)，也涉及对重要计算机系统的攻击。为了应对这方面的威胁，美国和其阿拉伯伙伴商定，要进一步深化在特种部队、海洋安全和网络防御领域的合作。[76]

　　海合会六国并不认为美国的方案深化了安全和防务方面的合作，它们对“E3加3”六国与伊朗的谈判及核协议也仅仅予以有条件的支持。它们坚持核协议必须“充分解决该地区的和国际上的疑虑”，而且必须是“全面且可核查的”。[77]同时也可以看出，海湾诸国基本上已经做好准备从长计议，实现与伊朗关系的正常化。

　　对美国的方案是否能深化安全和防务合作的不同看法，事实上导致了海合会成员国立场的转变。有一种说法认为，海湾诸国其实采取的是一种机会主义的立场：反正也不可能阻止各大国与伊朗谈判，倒不如将自己的政治支持卖个好价钱(此外，利用此协议还能借美国的手，在与原子能无关的问题上对伊朗施加更大的压力——这主要指的是伊朗的导弹项目和伊朗插手中东冲突的行动)。[78]

　　与伊朗进行的核谈判展示了，美国给予海湾国家安全领域的担保承诺在两个方面有极为明显的局限性。首先，缺乏“延伸威慑”的核武器部分的内容。因此，伴随着“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的出台，人们又自然而然地重新怀疑起沙特是否还会寻求拥核。[79]

　　其次，强化安全和防务合作对于应对因伊朗而产生的威胁中的混合型或非对称因素作用有限。能立竿见影取得成效的，只有防范网络攻击或阻隔对伊朗代理人的武器输送。但同时，对美国而言，在“在传统上并不被视为‘冲突’的灰色地带”[80]上遏制伊朗其实潜藏着一个困境。因为在目前的安全和防务合作框架内，并没有什么手段去解决在波斯湾地区不断发展着的各国国内的动荡和冲突，而这些政治动荡正是伊朗施加其影响的抓手。

　　在深化安全合作的这段时间内，这类国内政治动荡甚至还加剧了。比如，在美国人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安全力量(不管是警察还是军队)都加强了对各国反对派的镇压。奥巴马在2015年4月接受《纽约时报》的一次采访时，就表示出他早已意识到这样的问题。他在该采访中谈道：“我想，它们【指逊尼派阿拉伯盟国】所面临的最大威胁，并非是一次由伊朗发动的入侵。最大的威胁来自它们各国国内的不满。”[81]

　　然而，奥巴马想要继续保有美国的霸主角色，他所用的方法是让海湾国家在美国的领导下遵循统一的对伊朗政策。在这个过程中，他也想将安全和防务合作当作对这些国家施加政治影响的杠杆。至少在这一个方面，特朗普似乎并不准备改弦更张。

　　而这位美国的新总统想要彻底改变的，是美国对伊朗政策的目标。他对德黑兰采取了一种比他的前任明显更加强硬的立场。特朗普于2017年10月所发布的关于伊朗战略的官方声明中称：要遏制伊朗在中东的影响。为此，美国将更加严厉地对待伊朗在海湾诸国内部的盟友(即“代理人”)，而且还会出面反对伊朗的革命卫队。[82]在特朗普发布其伊朗战略后不久，他虽然宣称暂时还将继续遵守与伊朗达成的核协议，但同时他又向美国国会和欧洲伙伴施压，要求修正那些(在他看来)“联合全面行动计划”中存在的缺点。他威胁说，如若不然，他就会动用总统权力，让美国单方面退出该协议。[83]

　　核协议的其他各方不禁会对特朗普产生疑问：他究竟想要怎样在不被更深地卷入波斯湾各国内部冲突的情况下，同时又遏制伊朗的影响?这不可避免地又涉及迁延日久的也门内战。

　　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在也门的军事干预

　　2015年3月，一支由沙特阿拉伯领导的武装联盟开始干涉也门内战，其目的是让受国际社会承认的阿卜杜拉布•曼苏尔•哈迪(Abd Rabbuh Mansur Hadi)总统的政府重新获得权力。除了阿曼之外，海合会的其他国家以及一些非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其中有埃及和苏丹)都参与了这次干涉行动。哈迪是在2015年1月被亲伊朗的胡塞武装组织(Houthis)和前总统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Ali Abdullah Salih)的支持者一起赶下台的。在此之前，胡塞武装已经夺取了首都萨那和其他一些地方的控制权。这样一来，2011年由海合会发起并已经签署的协议就成了一纸空文，该协议设计了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政府和也门的权力分配方案。

　　作为干涉势力中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中坚力量，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这场冲突中所关心的是：绝不能让一个伊朗的桥头堡在它们的邻国出现。这两国将胡塞武装看作是一个“正在成长中的真主党”——也就是说是一个愿意在政治和军事上顺服伊朗的工具，而伊朗则意欲操纵此工具在波斯湾地区趁火打劫并增强自己的影响力。[84]

　　然而，这次由沙特领头的对也门的军事干涉，不单单是德黑兰与利雅得之间矛盾的一次剧烈爆发，同时也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已经准备好在没有美国领导或紧密协调的情况下用军事手段实现自身利益的一个明证。[85]阿拉伯盟国已经能实施如此复杂的军事行动，这让一些观察家感到吃惊。[86]

胡塞武装

　　美国对这次干涉行动的反应并不那么协调。一方面，奥巴马政府立刻宣称这次军事干涉是合法的。[87]华盛顿对阿拉伯联军从军事上予以了情报、空中加油和军火供应的支持。[88]但另一方面，白宫从很早开始就尽量在公开表态时对美国的军事支持轻描淡写[89]，而且还敦促沙特阿拉伯尽快结束作战行动并让也门的事态重新回到政治解决的轨道上来。

　　利雅得领头的这次在也门的军事行动，凸显出了美国在它与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安全和防务合作关系中身陷困境：一方面，奥巴马无论如何都不想再卷入到中东地区的任何战争中去，另一方面又不能把关系(特别是与沙特的关系)弄得太僵。媒体对白宫决策过程的报道表明，不久前与伊朗达成的核协议是白宫决定支持沙特在也门行动的一个重要因素。[90]奥巴马和他的国务卿约翰•克里都不想再进一步地刺激沙特。而那些美国政府内部对此次海湾诸国在也门的军事进攻的意义和目标的怀疑，也只能被搁置一旁了。

　　与此处所描述的发展进程相关的事实是，美国是重要的参与者却不是推动力量。同时，美国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对伊朗角色的不同看法也拖累了双方的军事合作。[91]奥巴马政府尽管并不否认伊朗以输送武器的方式支持了胡塞武装[92]，但在华盛顿看来，在也门爆发的军事冲突首先仍是一种地区性的不同派别和部落之间的冲突。而在沙特看来，胡塞武装的叛乱在很大程度上是伊朗操纵的——对这一点，当时的美国政府有不同看法。[93]

　　此外，沙特阿拉伯和美国在安全政策方面所遵循的优先性也有所不同。美国最关注的是那些由“基地”组织的地区分支——“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Al Qaeda in the Arabian Peninsula，简称AQAP)——和“伊斯兰国”所带来的威胁。海湾诸国虽然也将这两大组织视为安全威胁，但在军事干涉行动的第一年，沙特领导的联盟却容忍了“基地”组织，并允许这些恐怖分子控制了也门的大片领土。这种情况直到2016年4月才有所转变。[94]根据华盛顿的说法，针对胡塞武装的作战，大大影响了阿拉伯盟国参与美国领导的全球联盟打击“伊斯兰国”的作战。[95]

　　看来，沙特阿拉伯及其盟友已经无法实现它们异想天开的目标，反倒使也门的人道主义状况每况愈下。当事情变得越来越明白的时候，奥巴马政府试图说服沙特当局尽快结束作战行动。[96]华盛顿也想将军事方面和装备技术方面的合作当作筹码向沙特施压，然而却没有成功。

　　2015年4月，白宫宣布阿拉伯对也门的军事干预结束。这次通告令人充满希望地宣称，现在到了“各方都无条件地坐下来谈判”的时候了。[97]可就在数小时之后，沙特空军开始轰炸胡塞武装据点。当时的沙特驻美国大使阿德尔•朱拜尔(Adel al-Jubeir)说得很清楚，军事行动并没有结束，只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98]

　　2015年9月，沙特国王萨勒曼在访美时当面对奥巴马许下承诺：他的政府将“无条件地”与胡塞武装展开政治对话，并且会设法为人道主义援助进入也门开辟通道。然而，根据联合国官员的评估，在此之后，这些承诺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兑现。[99]

　　当2016年10月传来消息，以沙特为首的联盟在也门发动空袭时致使一场葬礼上超过百人丧生，白宫不得不再次从根本上检视自己与沙特阿拉伯在安全和防务政策上的合作。[100]其结果是，美方称这项合作并非可以无限透支的“空白支票”。其实早在2016年6月，美国已经撤回了驻联军司令部的大部分联络军官。[101]

　　在美国国会中，也出现了反对与沙特阿拉伯进行安全政策合作的声音。参议院有一群议员在民主党人克里斯•墨菲(Chris Murphy)和共和党人兰德•保罗(Rand Paul)的带领下，试图中止一项价值11.5亿美元的军售计划。[102]但这个动议遭到了参议院多数议员的反对。影响力很大的共和党议员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和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争辩说，中止这单生意将损害与一个重要盟友的关系，同时还有损于美国作为一个可以信赖的伙伴的声誉。[103]

　　因此，在奥巴马任职期间，美国未能将其安全和防务合作当作影响沙特阿拉伯或其他干涉也门的海湾国家行为的政治杠杆。华盛顿要搁置与利雅得的合作这种威胁，很难让人当真。真要采取这种手段，就有可能持续性地损害与阿拉伯伙伴的关系，并在该地区丧失它们的(在美国看来急需的)支持，这种结果对于白宫和美国国会来说难以接受。这也进一步证明了，这一安全、防务和装备合作中的依赖性，并不是单向的，而是互相的。

　　特朗普在就职之后宣称，他将采取与其前任截然不同的中东政策。这位新总统令沙特方面大为欢喜，因为他将也门当成了一个中心秀场，要在这里打击伊朗在波斯湾地区的影响力。[104]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2017年4月访问沙特阿拉伯时估计，需要通过军事行动将胡塞武装真正逼回谈判桌前。[105]

　　与此同时，特朗普还宣布要加大对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军事支持，而且还要取消奥巴马为军火贸易所设置的限制。奥巴马在临卸任前中止了一笔向沙特阿拉伯出口价值3.5亿美元的精确制导武器的生意，因为在也门展开的军事行动正剧烈恶化着那里的人道主义状况。[106]特朗普已经取消了这个限令。他在2017年5月访问利雅得时宣布与沙特签订了庞大的军火订单，这批武器正是其中的一部分。[107]

马蒂斯访问沙特

　　在沙特和阿联酋看来，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又重新成为值得信赖的安全合作伙伴。朱拜尔(此时已经被擢升为沙特外交大臣)愉快地说，本国与美国的关系经历了一个“转折点”。阿联酋驻美国大使优素福•阿里-奥泰巴(Yousef al-Otaiba)说，现在华盛顿、利雅得和阿布扎比又重新“站在一条线上了”。[108]然而到目前为止，美国并未能利用重新在安全合作中赢得的信用去施加令海湾国家“保持克制”的影响，也没能用它为调处也门冲突做出任何贡献——或许是根本不想。尽管前任国务卿约翰•克里曾为一个政治解决方案不停奔走[109]，但特朗普政府目前还是对此事漠不关心。[110]

　　也门现在已经成为显现波斯湾地区主要玩家心意的一个实验场，沙特阿拉伯和伊朗都想在第三国的内政战场上赢得主导权。在这样一种复杂的局面下，美国既难以通过在经典意义上的国际冲突前线驻军的方式“遏制”伊朗，也难以实现对其阿拉伯盟友的安全担保。相反，美国面临着因防御义务而被更深地卷入海湾国家内战的危险。

　　针对“伊斯兰国”的全球联盟

　　在针对恐怖主义的作战中，海湾阿拉伯国家是群麻烦的伙伴。不但沙特阿拉伯是这样，海湾地区其他参与合作的国家——在不同的方面——也是这样。一方面，正如美国国务院的年度反恐报告所证实的，在这些国家中依然有个人或团体在资助恐怖主义团伙。沙特阿拉伯以极大的热情向全世界宣扬的国教——【伊斯兰教】瓦哈比教义——正是“伊斯兰国”的战士及其他“圣战者”的意识形态武装。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在反恐斗争中又必须依赖这些阿拉伯地区性强国。[111]

　　在“伊斯兰国”占领了伊拉克的大片土地之后，奥巴马政府曾于2014年9月宣布要建立一个“全球联盟”，其宗旨是“削弱并最终战胜”恐怖组织。正如美国当时的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所言，美国是唯一有能力组建并维护这样一个庞大的国际联盟的国家。[112]特朗普与他的前任奥巴马一样，都将针对“伊斯兰国”的斗争当作其中东政策的重点，同时他也依靠着前任所组建的国际联盟。

　　截至2017年10月，这个联盟一共吸纳了来自非洲、美洲、亚洲-太平洋地区、欧洲和中东的69个国家和4个国际组织(欧盟、北约、国际刑警组织和阿拉伯国家联盟)。[113]除军事部分外，该联盟的日程上还另有四大任务：一是防止“伊斯兰国”从外国招募战士;二是切断恐怖组织的资金来源;三是对遭受“伊斯兰国”暴行的人们施以人道主义援助;四是与“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和宣传作斗争(“揭示真相”，exposing the true nature)。[114]联盟在执行军事行动时自然以美国和伊拉克政府为首，但事实上，这个联盟内部既没有紧密的联系也没有总体的战略。同时，它也没有拿出一个如何分步实现其宗旨的具体方案。[115]

美国主持召开打击“伊斯兰国”全球联盟部长级会议

　　海合会六国从一开始就参与了这个全球联盟，只不过阿曼至今也没有直接参加任何军事行动。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奥巴马政府曾为了让阿拉伯部队参与到对“伊斯兰国”的军事打击中而大费工夫。此外，如果美国想要对“伊斯兰国”予以有效打击，它也必须依仗海湾地区的军事基地。例如，由美国领导的“坚定决心”(Inherent Resolve)军事行动就以科威特为指挥中心，而且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对美军的空袭作战也具有重大意义。

　　尽管有这些需要，但奥巴马政府还是公开指责过海湾阿拉伯国家对参与打击“伊斯兰国”的作战行动不够积极。据兰德公司的研究人员介绍，到2016年1月为止，约旦、沙特阿拉伯、巴林和阿联酋总共只参加了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进行的针对恐怖分子武装的9000次空袭中的27次。[116]

　　美国的这些对参与军事行动不积极的批评不但适用于海湾阿拉伯国家，其实也适用于欧洲国家。但美国人的不满却特别指向自己的阿拉伯伙伴。正如阿什顿•卡特在2016年1月所说，海湾诸国是恐怖组织兴起后受威胁最严重的国家，可它们竟然不愿意在打击“伊斯兰国”的作战中出力，这真是十足的讽刺。他还说，这些国家到现在为止所做的太少，“我们希望它们能做得更多”。[117]在全球联盟的框架内，美国人对阿拉伯国家积极参加行动的要求并不限于空袭，而是还包括其他能打击“伊斯兰国”的可能形式，比如在当地组织友军，或是为特种部队提供后勤保障。[118]

　　或许是为了回应美国人的批评，沙特国防大臣穆罕默德•本•萨勒曼(Mohammad bin Salman)在2015年底宣布“伊斯兰反恐军事联盟”成立，该同盟共由34个国家组成，指挥中心设在利雅得。与之前的情况类似，海合会成员国中除了阿曼之外都参加了这个同盟。[119]奥巴马政府也曾对此表示祝贺，称这个动议是对打击“伊斯兰国”斗争的一个贡献，但总体而言白宫对此同盟的反应并不那么热情。[120]华盛顿的冷漠有三个原因：首先，这个伊斯兰同盟究竟准备具体打击哪些恐怖组织尚不清楚。虽然美国是目标明确地要打击“伊斯兰国”，但沙特方面的说法至今还是：该同盟将打击一切“威胁到同盟成员的反叛组织和武装，比如也门的胡塞武装”。[121]其次，这项动议难免让人怀疑它首先是针对伊朗的，[122]因此它会进一步加深该地区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裂痕。再次，有媒体报道显示，沙特的这个突然行动在事先既没有跟美国也没有跟其他任何西方国家协商过。[123]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对美国领导的全球反恐联盟而言，沙特的这个反恐同盟究竟能起到多少互补的作用?抑或是它要与全球联盟唱对台戏?

　　到了2017年，在分担任务责任方面还是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124]这个“伊斯兰反恐军事联盟”依旧没有清晰的结构和打击对象。[125]特朗普与他的前任不同，在要求沙特阿拉伯以及其他海湾国家更加积极地参与反恐军事行动方面，他至少没有公开向这些国家施加大的压力。不过，即便是奥巴马那种声色俱厉的谴责，也并不意味着美国政府会试图将军事和装备合作与这些国家对(针对“伊斯兰国”的)反恐战争的贡献挂钩。

伊斯兰反恐军事联盟的一次会议

　　美国所感受到的来自“伊斯兰国”的威胁，与沙特阿拉伯、其他海湾阿拉伯国家所感受到的并不一致。“伊斯兰国”被认为是军事方面、恐怖主义方面和意识形态-宗教方面三大问题的综合体。虽然全球联盟从一开始就宣称致力于解决这三方面的问题，但美国还是将它的资源和注意力首先放到了解决军事方面和恐怖主义方面的威胁上。

　　现在，“伊斯兰国”已经失去了对伊拉克城市摩苏尔的控制，而且将在2017年10月中旬在叙利亚城市拉卡(Rakka)陷入崩溃。这意味着，在打击恐怖主义武装的斗争中，夺回“伊斯兰国”所占领的土地的任务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重要了。尽管如此，特朗普依然还和他的前任一样把军事手段放在首位。至于在这个“哈里发国家”灭亡之后针对“伊斯兰国”的反恐战略，迄今为止美国仍未发展出来。

　　长期以来，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海湾国家都低估了来自圣战者恐怖主义的危险。同“基地”组织一样，“伊斯兰国”甚至能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得到帮助。[126]不过，在海湾诸国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自然也会改变这些国家对恐怖主义威胁的看法。比如，“伊斯兰国”自2014年开始也在沙特阿拉伯境内发动恐怖袭击，但主要是针对外国人、什叶派少数派和沙特安全部队。[127]2015年6月，“伊斯兰国”第一次在科威特发动恐怖袭击，针对的是一座什叶派清真寺。

　　对利雅得而言，圣战者的兴起同样也是一个意识形态和宗教方面的威胁。[128]首领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在2014年6月自封为哈里发，这个恐怖组织是在公开挑衅沙特王室的宗教权威。时至今日，作为伊斯兰教圣城麦加和麦地那的守护者带来的合法性，以及与瓦哈比派阿訇的联盟，是沙特王室得以执掌国家政权的两根支柱。恰恰因为“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在如此大的程度上植根于瓦哈比派教义，它才对沙特王室的作为伊斯兰保卫者的合法性产生了如此大的威胁。在这个恐怖主义组织中竟然有如此之多的沙特人作为外国志愿兵参加，也从另一方面体现了它在意识形态和宗教方面给沙特领导人带来的挑战。[129]在这个“哈里发国”毁灭之后，“伊斯兰国”组织在宗教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辐射力或许会减弱，但不会完全消失。

　　“伊斯兰国”的恐怖分子不但是西方国家和沙特王室的敌人，他们的袭击对象也包括伊朗，例如2017年6月初在德黑兰发动的针对议会和对国家创建者霍梅尼墓地的袭击。到目前为止，在打击“伊斯兰国”的作战中，核心问题并不是海湾阿拉伯国家与伊朗之间的矛盾(尽管这一矛盾是伊朗核问题或也门内战问题的关键)。针对“伊斯兰国”的作战还表明，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海湾阿拉伯国家自己也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威胁——这并非是传统上的国与国之间的安全问题，而是更多的与来自国内政治、社会层面的挑战相关。

　　这同样会对它们与美国的合作产生重大影响。自从海湾诸国也多次遭遇恐怖主义的毒手之后，它们都加强了与美国的反恐合作。不过其中某些国家(特别是沙特和阿联酋)自身也拥有高效的安全机构，能卓有成效地对付本国境内的恐怖主义活动。[130]因此，这些国家在反恐斗争方面并不像在国防方面那样依赖美国。

科威特一座什叶派清真寺遭到恐怖袭击

　　要应对“伊斯兰国”给沙特阿拉伯及其波斯湾地区的邻居所带来的意识形态和宗教方面的威胁，它们与美国在安全和防务方面的合作形式并不同于经典意义上的安全担保。若是与美国走得过近，在各阿拉伯王室看来反而是一个麻烦，因为这恰恰符合圣战者们的叙事：这群统治者只不过是西方的傀儡，因此也是真伊斯兰教的叛徒。

　　这样一来，沙特阿拉伯与美国(或者说整个西方世界)在打击“伊斯兰国”及其他圣战者恐怖组织的作战中进行建设性合作的空间就受到限制。沙特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基于自身的安全评估，拥有自己的计划。而美国以驻军为支撑的安全担保政策，难以再对这样的计划施加影响。

　　总结和展望

　　数十年以来，美国一直都自视为波斯湾地区军事和安全方面的领导力量。它自己所认定的这个角色建立在三个核心条件之上：一是美国有能力组织该地区的盟友进行联合行动;二是美国能将其军事优势转化为对该地区伙伴国家的政治影响力;三是美国能通过其向阿拉伯伙伴提供的安全担保来抗击这些国家面临的威胁。

美国总统特朗普（右）与卡塔尔埃米尔哈迈德·阿勒萨尼

　　建立在这些特殊条件之上的霸主角色的观念，继续在美国政治机构和外交智库里深入人心。即便是在德国的讨论中(比如涉及如何解决波斯湾或其周边地区的冲突时)，有时人们也会认为华盛顿具有不同凡响的潜在的影响力和对局势的控制力。

　　然而，“阿拉伯之春”兴起以来的局势发展表明：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本研究的主要结论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所提供的安全和防务合作与另一方的需求不匹配——而且是越来越不匹配。自2011年以来阿拉伯世界的动荡和2014年之后的油价暴跌，使得国家间的权力争斗(特别是沙特阿拉伯与伊朗之间的争斗)越来越向着各国内部的、社会的、宗教的和意识形态的“战场”转移。

　　本研究详细讨论过的那些美国与海合会六国之间合作或冲突的领域——伊朗核协议、在也门进行的战争、对“伊斯兰国”的作战——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的政权问题密切相关。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若想借助它那些主要针对国与国之间冲突的手段(装备合作和传统的军事威慑)来对这些国家施加令它们“保持克制”的影响，多半都是徒劳无功的。

　　到目前为止，特朗普并没有要让美国放弃海湾霸权的样子。现在他也没有做出部署来缩减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足迹”。与奥巴马一样，他也把打击恐怖主义当作其中东政策的中心，同时也在追求一种和其盟友沙特阿拉伯之间由装备合作而变得紧密的关系。这种政策符合那种对美国霸权传统的、现实主义的理解，它将霸主视为安全政策的领导者和军事责任的承担者。

　　特朗普真正与前任分道扬镳的地方可能是：当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与伊朗争斗时，他对这些国家的无条件支持。2017年10月，他宣布了一种新的针对伊朗的战略。根据这个战略，他会首先遵守与伊朗达成的核协议，同时他又对美国国会和欧洲的伙伴们施加很大压力，要求修正那些(在他看来)“联合全面行动计划”中存在的缺点。这主要涉及限制伊朗核活动以及导弹装备的时限。

　　若是人们将目光投向核档案之外，可能会提出一个问题：特朗普是否会像奥巴马做过的那样，把在地缘政治层面遏制伊朗的目标与更广泛定义的中东反恐斗争联系起来?如果是的话，那么在沙特阿拉伯、巴林或其他地方发生的对什叶派群体的打击和在也门对胡塞武装的打击，都会更多地被当作波斯湾地区安全合作的中心议题。

　　最后，特朗普明显的亲沙特立场会加深海合会中业已存在的裂痕。2017年6月发生的危机(沙特、阿联酋和巴林发起对卡塔尔的经济和政治封锁)便证实了这个趋势。然而，海合会的分裂与华盛顿多年来所追求的目标是矛盾的，因为美国一直想要在自己的领导下整合海合会六国之间的安全和防务合作。此外，“卡塔尔危机”还表明，美国所秉持的亲沙特立场，和其对海湾国家的政策施加更大政治影响的目标是不兼容的。只要看看美国国务院和国防部对阿拉伯伙伴三国所作所为大惊失色的样子，就可知此言不虚。

　　在特朗普当政期间，美国霸权的这种名不副实的状态或许会更加严重。本文的后面附有一张表格式清单，它对比了奥巴马与特朗普各自的“中东政策”在关系到美国霸权的三大条件方面有什么异同。鉴于美国的这位新总统履职尚未满一年，这样一种对比当然只能当作粗略的参考。

反对伊拉克战争的美国人举行游行

　　其实，站在美国的立场上考虑，另外不同的政策或许比那种现实主义的霸权角色更有潜力。例如，华盛顿可以尝试缓解安全需求与安全供给之间不匹配的问题，在与海湾诸王室进行合作时，将确保他们执掌政权作为基本目标。若如此，美国和其阿拉伯伙伴们之间的安全和防务协作必须要比现在更加关注“非对称”或“混合式”的威胁——这种威胁比常规军事冲突更容易发生。特朗普目前的“海湾政策”和“对伊朗战略”都表明，他是愿意走上这条路的。只不过，这会增大美国再度深度卷入该地区暴力冲突的风险。要真是发生这种情况，根据2003年美国干预伊拉克之后的情况估计，美国政府将很难指望美国社会的大力支持。

　　华盛顿在海湾地区的第二个潜在政策选项，是做好这样一种准备：只要海合会国家的外交和内政政策不符合美国自身的利益，就在事实上基本搁置与这些国家的防务合作。但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很小，因为特朗普或是任何一位美国总统都无法承受这种选择在经济和外交方面的代价。

　　最后，美国还有第三条路，那就是改弦更张，不再优先使用自己的军事和防务资源支撑自己在海湾地区的霸主地位，而更多地改用外交推动和经济手段。或许这个选择也会吸引美国海湾军事政策批评者的目光：与军事合作相比，人们对政治的、经济的或是其他“软实力”的手段能在多大程度上对海湾诸国的政策施加更大影响，尚一无所知。

　　许多事情都说明，固守于“霸权领袖”或者说“霸权稳定”这个前提，会从根本上限制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影响力和掌控能力。该地区内外的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将会在安全和防务事物方面更多地遵循自身的立场，而不太会唯美国之马首是瞻。

　　藉由打击“伊斯兰国”的国际斗争和在与伊朗的多边外交中的突出地位，德国也在中东地区的安全政策中占有一席之地。在关于大西洋两岸责任分摊的讨论中，德国和其他欧洲北约国家所承受的压力可能会加大，美国会要求它们更多地参与世界范围的事务。

　　在特朗普的任期内欧洲与美国之间在美国的波斯湾政策和中东政策上的矛盾很可能会加剧。这也会给下一届德国联邦政府带来多个难题：在未来应如何参与反恐斗争?应采用那些手段?这些手段如何与在波斯湾地区进行的装备合作(即军火贸易)相互兼容?无论如何，德国及其欧洲伙伴都必须对特朗普治下美国对伊朗政策的调整做出自己的反应，同时确定自身在伊朗核问题上的立场，想好如何与德黑兰打交道。

　　

　　本文刊于《新视角》杂志总第80期

　　注释

　　[1] 参见：Gary Sick,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ersian Gulf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载于Lawrence G. Potter (编撰), The Persian Gulf in Histo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S. 295–310[注释中文献后的“S.”表页码，下同——译者注], 与此相关的地方在第299页。

　　[2] “An attempt by any outside force to gain control of the Persian Gulf region will be regarded as an assault on the vital interest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such an assault will be repelled by any means necessary, including military force“, Jimmy Carter, The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Delivered before a Joint Session of the Congress, 23.1.1980[注释中的日期格式顺序为：日.月.年。下同——译者注], (访问时间：29.8.2017).

　　[3] Andrew J. Bacevich,  America’s War for the Greater Middle East. A Military History,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6, S. 30.

　　[4] 参见：Christopher Layne, „America’s Middle East Grand Strategy after Iraq: The Moment for Offshore Balancing Has Arrived“, 载于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35 (2009) 1, S. 5–25.

　　[5] 参见：Peter Rudolf, Das „neue“ Amerika. Außenpolitik unter Barack Obama, Berlin: Edition Suhrkamp, 2010, S. 13; John B. Alterman, „Fierce or Feeble. Persian Gulf Assessments of U.S. Power“, 载于Craig S. Cohen (编撰), Capacity and Resolve. Foreign Assessments of U.S. Power,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 2011年6月, S. 69–79, 与此相关的地方在S. 69; Owen Worth, Rethinking Hegemon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S. 47. 对作为美国主流外交思想流派的霸权逻辑的历史梳理，参见：Patrick Callahan, Logic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ories of America’s World Role, New York: Pearson Longman, 2004, S. 7和S. 11–26. 在涉及美国的中东政策时，安德鲁·巴切维奇(Andrew Bacevich)是这样表述的：„In U.S. national security circles, the conviction that [American] engagement promotes peace and stability is not unlike the Christian belief in the Second Coming – it provides the ultimate rationale for the entire enterprise“, Bacevich, America’s War for the Greater Middle East [同注释3], S. 211.

　　[6] 参见：比如Richard Cohen, „Thanks to No-drama Obama, American Leadership Is Gone“, Washington Post (网络版), 26.12.2016; Robert J. Samuelson, „The New World Order, 2017“, Washington Post (网络版), 2.1.2017; James Dobbins, „Is the U.S. Abandoning the World Order It Created?“, The RAND Blog (网络版), 14.11.2016, (访问时间：28.9.2017); Bret Stephens, „What Obama Gets Wrong. No Retreat, No Surrender“, 载于Foreign Affairs, 94 (2015年9/10月) 5, S. 13–16, 与此相关的地方在S. 16.

　　[7] 比如，可参见：Ilan Goldenberg/Melissa G. Dalton, „Bridging the Gulf. How to Fix U.S. Relations with the GCC“, 载于Foreign Affairs, 94 (2015年11/12月) 6, S. 59–66, 与此相关的地方在S. 64–66; Hussein Ibish, Narrowing the Gulf: U.S. and GCC Revamp Relations at Camp David Summit, Washington, D.C.: Arab Gulf States Institute, 2015, S. 3. Kenneth Pollack特别明确地对奥巴马政府提出了批评：„The withdrawal of the United States has forced governments there to interact in a novel way, without the hope that Washington will provide a cooperative path out of the security dilemmas that litter the region. U.S. disengagement has made many states fear that others will become more aggressive without the United States to restrain them“, Kenneth M. Pollack, „Fight or Flight. America’s Choice in the Middle East“, 载于Foreign Affairs, 95 (2016年3/4月) 2, S. 62–67, 与此相关的地方在S. 66. 关于(假定中的)美国撤军给波斯湾安全局势所带来的后果，还可参见以下讨论：„Chapter Seven: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载于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IISS), The Military Balance, 117 (2017) 1, S. 351–416, 与此相关的地方在S. 351.

　　[8] Maria Abi-Habib, „U.S. Middle East Allies Explore Arab Military Coalition“, 载于Wall Street Journal, 15.2.2017.

　　[9] 关于这一观点，可参见时任沙特驻美国大使的阿卜杜拉·沙特(Abdullah Al Saud)的文章 „Saudis Know that U.S. Power Can Bring Lasting Peace“, 载于Wall Street Journal, 19.4.2017.

　　[10] Joel S. Migdal,  Shifting Sands.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4, S. 120 (自译为德语——作者注).

　　[11] Barack Obama,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on the Iran Nuclear Deal, Washington, D.C.: The White House, 5.8.2015.

　　[12] Ashton Carter,  Remarks by Secretary Carter at the 2016 IISS Manama Dialogue, Manama, Bahrain, Washington, D.C.: Department of Defense, 10.12.2016.

　　[13] Bacevich,  America’s War for the Greater Middle East [同注释3], S. 15; Sick,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ersian Gulf“ [同注释1], S. 296–297.

　　[14] Jeffrey R. Macris,  The Politics and the Security of the Gulf. Anglo-American Hegemony and the Shaping of a Region, Abingdon: Routledge, 2010, S. 207.

　　[15] 与此主题相关的对美国国内政治的讨论，参见：Christopher M. Blanchard, Saudi Arabia: Background and U.S. Relations,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CRS), 20.9.2016 (CRS Report RL33533), S. 18.

　　[16] Sick,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ersian Gulf“ [同注释1], S. 302–303.

　　[17] Migdal,  Shifting Sands [同注释10], S. 281.

　　[18] Julie Hirschfeld Davis/David E. Sanger, „Obama Pledges More Military Aid to Reassure Persian Gulf Allies on Iran Deal“, 载于New York Times, 14.5.2015.

　　[19] “With something akin to unanimity, civilian policymakers and their military advisers […] took it for granted that the principal threats to Persian Gulf stability  came from states. The key to maintaining access to the region’s oil reserves, therefore, was to make states behave“, Bacevich, America’s War for the Greater Middle East [同注释3], S. 47 (原文中强调).

　　[20] F. Gregory Gause III,  Beyond Sectarianism: The New Middle East Cold War,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14, S. 2.

　　[21] Anthony H. Cordesman,  Stability and Instability in the Gulf Region in 2016: A Strategic Net Assessment, Washington, D.C.: CSIS (Working Draft), 15.6.2016, S. 8; Blanchard, Saudi Arabia: Background and U.S. Relations [同注释15], S. 1.

　　[22] Migdal,  Shifting Sands [同注释10], S. 196.

　　[23] Volker Perthes,  Das Ende des Nahen Ostens, wie wir ihn kennen, Berlin: Suhrkamp Verlag, 2015, S. 43和 S. 119.

　　[24] Cordesman,  Stability and Instability in the Gulf Region in 2016 [同注释21], S. 42.

　　[25] 参见：Volker Perthes, „The Dynamics of Disorder: Power Shifts and Geo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 载于Ian Bremmer/ Wu Xinbo (编撰), What’s Next – Essays on Geopolitics that Matter, 日内瓦(Genf): World Economic Forum (Global Agenda Council on Geopolitical Risks), 2013年11月, (访问时间：9.6.2017).

　　[26] Migdal,  Shifting Sands [同注释10], S. 197.

　　[27] Gause,  Beyond Sectarianism [同注释20], S. 1 (自译为德语——作者注). F. Gregory Gause是得州农工大学(Texas A & M University)国际关系学教授和美国中东政策专家。

　　[28] Ellie Geranmayeh, „Is the Iran-Saudi Cold War Heating up?“, International New York Times (网络版), 27.7.2016, (访问时间：3.5.2017).

　　[29] Gause, Beyond Sectarianism [同注释20], S. 16.

　　[30] Geoffrey F. Gresh也曾精彩地讨论过美国的防务政策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对“政权生存”的追求之间的联系。不过他所关注的问题是：在何种国内局势和安全局势情况下，海湾诸国才会容忍美国在它们的国土上驻军。Geoffrey F. Gresh, Gulf Security and the U.S. Military. Regime Survival and the Politics of Basing,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31] IISS, Missile-Defence Cooperation in the Gulf, London 2016, S. 44.

　　[32] 参见：F. Gregory Gause III,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Persian Gulf,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S. 1: „[the leaders of regional Gulf powers] view threats primarily through the lens of regime security rather than more conventional balance of power considerations, though the latter are certainly not absent from their calculations.“

　　[33] “Chapter Seven: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同注释7], S. 389, 400, 412, 372.

　　[34] Ashton Carter, „The Logic of American Strategy in the Middle East“, 载于Survival, 59 (2017) 2, S. 13–24, 与此相关的地方在S. 13.

　　[35] Kirsten Westphal/Marco Overhaus/Guido Steinberg,  Die US-Schieferrevolution und die arabischen Golfstaaten. Wirtschaftliche und politische Auswirkungen des Energiemarkt-Wandels, Berlin: Stiftun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2014年9月(SWP-Studie 15/2014), S. 15–16. 研究中所引用的数字都来自于IISS的统计数据：IISS (编撰), The Military Balance 2014, London 2014; IISS (编撰), The Military Balance 2002, London 2002.

　　[36] Bilal Y. Saab/Barry Pavel, Artful Balance. Future U.S. Defense Strategy and Force Posture in the Gulf, Washington, D.C.: Atlantic Council, 2015年3月, S. 13.

　　[37] 同上，S. 13.

　　[38]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Annex to U.S.-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Camp David Joint Statement, Washington, D.C., 14.5.2015; U.S. Department of State, Annual Report on Assistance Related to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Fiscal Year 2016, Washington, D.C., 22.2.2017, (访问时间：28.4.2017).

　　[39] Kenneth Katzman, Kuwait: Governance, Security, and U.S. Policy, Washington, D.C.: CRS, 1.12.2016 (CRS Report 21513), S. 19.

　　[40] Kenneth Katzman,  Qatar: Governance, Security, and U.S. Policy, Washington, D.C.: CRS, 15.3.2017 (CRS Report R44533), S. 16.

　　[41] Eliza Collins, „Obama Aide: Saudi Arabia Paid ›Insufficient Attention‹ to Extremist Funding“, Politico (网络版), 18.4.2016, (访问时间：3.5.2017).

　　[42] Kenneth Katzman,  Oman: Reform, Security, and U.S. Policy, Washington, D.C.: CRS, 26.4.2016 (CRS Report RS21534), S. 17.

　　[43] Kenneth Katzman,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UAE): Issues for U.S. Policy, Washington, D.C.: CRS, 28.2.2017 (CRS Report RS21852), S. 23.

　　[44] 同上，S. 24.

　　[45] Katie Bo Williams, „House Unanimously Passes Bill to Allow 9/11 Lawsuits against Saudi Arabia“, 载于The Hill (网络版), 9.9.2016, (访问时间：20.6.2017).

　　[46] Katzman,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UAE) [同注释43], S. 20–21.

　　[47] 这里显示的是“对外军售”(FMS)协议中的数字，其定义是„Total dollar value of defense articles and defense services purchased […] by a foreign government o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in any fiscal year“, Defense Security Cooperation Agency (DSCA), Historical Facts Book, Washington, D.C., 30.9.2015, S. III, 3.

　　[48] U.S. Department of State, Bureau of Political-Military Affairs, U.S. Security Cooperation with Saudi Arabia, Washington, D.C., 20.1.2017, (访问时间：19.6.2017).

　　[49] Bruce Riedel, „Saudis Jump on Trump Bandwagon“, Al-Monitor (网络版), 24.3.2017, ; 也参见：Mazin Sidahmed/Sabrina Siddiqui, „Senator Chris Murphy: US Support for Saudi Arabia ›Can’t Be Unconditional‹“, The Guardian (网络版), 22.9.2016, (访问时间：28.9.2017): „Barack Obama has also overseen $115bn worth of arms offers to Saudi Arabia during his tenure, more than any other US administration in history.“

　　[50] Aaron Mehta, „Revealed: Trump’s $110 Billion Weapons List for the Saudis“, Defense News (网络版), 8.6.2017, ; Bruce Riedel, „The $110 Billion Arms Deal to Saudi Arabia Is Fake News“, Brookings Middle East Politics and Policy Blog (网络版), 5.6.2017, (访问时间：28.9.2017).

　　[51] 这里所举出的订单都是2015年以来美国国务院所批准的，它们还需要美国国会的批准。参见：DSCA, Press Releases, (访问时间：28.9.2017).

　　[52] Eric Beech, „U.S. Approves Possible Sale of Defense Aircraft to Qatar, Kuwait“, Reuters, 17.11.2016, (访问时间：27.4.2017).

　　[53] U.S. Department of State, Bureau of Political-Military Affairs, U.S. Security Cooperation with Bahrain, Washington, D.C., 20.1.2017; Kenneth Katzman, Bahrain: Reform, Security, and U.S. Policy, Washington, D.C.: CRS, 14.2.2017 (CRS Report 95-1013), Summary.

　　[54] Katzman,  Bahrain: Reform, Security, and U.S. Policy [同注释53], S. 21.

　　[55] 同上，Summary.

　　[56] U.S. Department of State, Bureau of Political-Military Affairs,  U.S. Security Cooperation with Bahrain [同注释53].

　　[57] Julian Pecquet, „Congress Prepares for another Showdown over Saudi Arms Sales“, Al-Monitor (网络版), 9.3.2017, (访问时间：28.4.2017).

　　[58]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U.S.-Saudi Relations, 21.4.2016, (访问时间：28.4.2017).

　　[59] Rajiv Chandrasekaran, „In the UAE, the United States Has a Quiet, Potent Ally Nicknamed ›Little Sparta‹“, Washington Post (网络版), 9.11.2014; Embassy of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in Washington DC, UAE-US Security Relations, Washington, D.C., 2009年3月.

　　[60] “Chapter Seven: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同注释7], S. 355.

　　[61] Florence Gaub,  Saudi Arabia and the Islamic Alliance, Paris: European Union Institute for Security Studies, 2016年2月, S. 1.

　　[62] Jessica Noll/Stephan Roll,  Vom Jemen-Krieg zur gemeinsamen Armee? Ägyptisch-saudische Differenzen über arabische Militärkooperation, Berlin: Stiftun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2015年4月(SWP-Aktuell 47/2015).

　　[63] Emile Hokayem/Becca Wasser, „The Gulf States in an Era of American Retrenchment“, 载于Adelphi Series, 54 (2014) 447–448, S. 135–164, 与此相关的地方在S. 143–144 und S. 152–153.

　　[64]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Presidential Determination – 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Washington, D.C., 16.12.2013.

　　[65] IISS,  Missile-Defence Cooperation in the Gulf [同注释31], S. 51.

　　[66] Hokayem/Wasser, „The Gulf States in an Era of American Retrenchment“ [同注释63], S. 160; IISS, Missile-Defence Cooperation in the Gulf [同注释31], S. 7.

　　[67] Katzman, Bahrain: Reform, Security, and U.S. Policy [同注释53], S. 27.

　　[68] Kenneth Katzman,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UAE): Issues for U.S. Policy, Washington, D.C.: CRS, 18.8.2017 (CRS Report RS21852), S. 13.

　　[69] 同上, S. 12

　　[70] Kenneth Katzman,  Qatar: Governance, Security, and U.S. Policy, Washington, D.C.: CRS, 7.9.2016 (CRS Report R44533), Summary; 氏著，Kuwait: Governance, Security, and U.S. Policy [同注释39], S. 16.

　　[71] Ibish,  Narrowing the Gulf [同注释7], S. 6; Katzman, Oman: Reform, Security, and U.S. Policy [同注释42], Executive Summary.

　　[72] Obama,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on the Iran Nuclear Deal [同注释11].

　　[73] 比如沙特外交大臣朱拜尔就认为：„I think most countries of the world are concerned that Iran will use these funds in order to fund its nefarious activities rather than use them to improve the living standards of its people“, 引自Robert Einhorn/Richard Nephew, The Iran Nuclear Deal: Prelude to Prolifer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16年5月(Arms Control and Non-Proliferation系列论文中的第11篇), S. 23.

　　[74] Obama,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on the Iran Nuclear Deal [同注释11]

　　[75] Julie Hirschfeld Davis/David E. Sanger, „Obama Pledges More Military Aid to Reassure Persian Gulf Allies on Iran Deal“, New York Times (网络版), 14.5.2015, (访问时间：19.6.2017).

　　[76] The White House,  Annex to U.S.-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Camp David Joint Statement [同注释38]; Carter, „The Logic of American Strategy in the Middle East“ [同注释34], S. 20–21.

　　[77]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U.S.-Gulf Cooperation Council Camp David Joint Statement, Washington, D.C., 14.5.2015 (自译为德语——作者注).

　　[78] Einhorn/Nephew,  The Iran Nuclear Deal [同注释73], S. 19; Ibish, Narrowing the Gulf [同注释7], S. 8–9.

　　[79] David E. Sanger, „Saudi Arabia Promises to Match Iran in Nuclear Capability“, New York Times (网络版), 13.5.2015, (访问时间：19.6.2017); Blanchard, Saudi Arabia: Background and U.S. Relations [同注释15], S. 19.

　　[80] 主管波斯湾的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Joseph Votel上将所说，U.S. Senate, Statement of General Joseph L. Votel, Commander of U.S. Central Command, before the Senat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on the Posture of U.S. Central Command, Washington, D.C., 9.3.2017, S. 28.

　　[81] Thomas L. Friedman, „Iran and the Obama Doctrine“, New York Times (网络版), 5.4.2015 (自译为德语——作者注), (访问时间：19.5.2017).

　　[82]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s New Strategy on Iran, Washington, D.C., 13.10.2017, (访问时间：16.10.2017); 参见：特朗普政府更早的声明也请见Gordon Lubold, „Across Mideast, Mattis Delivers Trump’s Message of Reassurance“, Wall Street Journal (网络版), 23.4.2017, (访问时间：19.6.2017).

　　[83]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on Iran Strategy, Washington D.C., 13.10.2017, (访问时间：16.10.2017).

　　[84] 参见：April Longley Alley/Joost Hiltermann „The Houthis Are Not Hezbollah“, Brüssel: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27.2.2017, ; „General Asiri Exposes Iranian Plot to Strike Saudi Arabia from Yemen“, Al Arabiya English (网络版), 16.4.2017, (访问时间：28.9.2017).

　　[85] 媒体的报道显示，当时的沙特驻美国大使朱拜尔在干涉行动开始前一周才向美国政府提出请求：想要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核实一份清单上拟定的空袭目标。参见：Maria Abi-Habib/Adam Entous, „U.S. Widens Role in Saudi-led Campaign Against Houthi Rebels in Yemen. Washington Has Concerns about Riyadh’s Goals in the Conflict“, 载于Wall Street Journal, 13.4.2015.

　　[86] Yago Zayed/Ben Smith,  Yemen at War, London: House of Commons Library, 20.12.2016 (Briefing Paper CBP-7184), S. 17; Emile Hokayem/David B. Roberts, „The War in Yemen“, 载于Survival, 58 (2016) 6, S. 157–186, 与此相关的地方在S. 157.

　　[87] Dan Roberts/Kareem Shaheen, „Saudi Arabia Launches Yemen Air Strikes as Alliance Builds against Houthi Rebels“, The Guardian (网络版), 26.3.2015, (访问时间：19.6.2017).

　　[88] Andrew Tilghman, „The U.S. Is Intensifying Its Military Mission in Yemen“, 载于Military Times (网络版), 3.6.2016, (访问时间：3.5.2017); Abi-Habib/Entous, „U.S. Widens Role in Saudi-led Campaign“ [同注释85].

　　[89] Colum Lynch, „U.S. Support for Saudi Strikes in Yemen Raises War Crime Concerns“, 载于Foreign Policy (网络版), 15.10.2015, (访问时间：19.6.2017).

　　[90] Mark Mazzetti/Eric Schmitt, „Quiet Support for Saudis Entangles U.S. in Yemen“, 载于New York Times (网络版), 13.3.2016, (访问时间：19.6.2017).

　　[91] Goldenberg/Dalton, „ Bridging the Gulf“ [同注释7], S. 61.

　　[92] Jeremy M. Sharp, Yemen: Civil War and Regional Intervention, Washington, D.C.: CRS, 16.11.2016 (CRS Report 43960), S. 9; IISS, „The Percolating Proxy War in Yemen“, 载于Strategic Comments, 23 (2017年1月) 1, S. iv-vi, 与此相关的地方在S. v.

　　[93] Mark Mazzetti/Shuaib Almosawa, „Support for Saudi Arabia Gives U.S. Direct Role in Yemen Conflict“, New York Times (网络版), 24.8.2016, (访问时间：19.6.2017).

　　[94] Guido Steinberg, „Islamistischer Terrorismus in der arabischen Welt: Ausbreitung und Eindämmung“,  载于Volker Perthes (编撰), „Krisenlandschaften“. Konfliktkonstellationen und Problemkomplexe internationaler Politik, Berlin: Stiftun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2017年1月(SWP-Studie 1/2017), S. 43–46, 与此相关的地方在S. 45.

　　[95] “Chapter Seven: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同注释7], S. 311; Eric Schmitt/Michael R. Gordon, „As U.S. Escalates Air War on ISIS, Allies Slip Away“, New York Times (网络版), 7.11.2015, (访问时间：19.6.2017). 不过，美国的特种部队也曾在2016年4月协同阿联酋的部队，意图将也门南部穆卡拉(Mukalla)港内的基地组织武装人员驱赶出去。参见：Katzman,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UAE) [同注释43], S. 15.

　　[96] Adam Entous/Felicia Schwartz/Asa Fitch, „U.S. Pressed Saudis to End Yemen Airstrikes – Kingdom Resumed Attacks a Day after Declaring an End to the Coalition Offensive“, 载于Wall Street Journal, 23.4.2015; Abi-Habib/Entous, „U.S. Widens Role in Saudi-led Campaign“ [同注释85]; Eric Schmitt/ Michael R. Gordon, „Saudi Resolve on Yemen Reflects Limits of U.S. Strategy“, 载于New York Times, 22.4.2015.

　　[97]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Statement by NSC Spokesperson Bernadette Meehan on the Conclusion of Operation Decisive Storm, Washington, D.C., 22.4.2015, (访问时间：28.9.2017).

　　[98] Schmitt/Gordon, „Saudi Resolve on Yemen“ [同注释96].

　　[99] Lynch, „U.S. Support for Saudi Strikes in Yemen“ [同注释89].

　　[100] The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Statement by the NSC Spokesperson Ned Price on Yemen, Washington, D.C.:, 8.10.2016, (访问时间：19.6.2017).

　　[101] Phil Steward, „Exclusive: U.S. Withdraws Staff from Saudi Arabia Dedicated to Yemen Planning“, Reuters, 19.8.2016, (访问时间：13.3.2017).

　　[102] Sidahmed/Siddiqui, „Senator Chris Murphy: US Support for Saudi Arabia ›Can’t Be Unconditional‹“ [同注释49].

　　[103] Julian Pecquet, „Senate Tacitly Endorses US Role in Yemen War“, Al-Monitor (网络版), 21.9.2016, (访问时间：13.3.2017).

　　[104] Karen De Young/Missy Ryan, „U.S. Mulls Deeper Role in Yemen’s Civil War“, 载于Washington Post, 27.3.2017.

　　[105] Lubold, „Across Mideast, Mattis Delivers Trump’s Message of Reassurance“ [同注释82].

　　[106] Pecquet, „Congress Prepares for another Showdown over Saudi Arms Sales“ [同注释57].

　　[107] Mark Landler/Eric Schmitt/Matt Apuzzo, „$110 Billion Weapons Sale to Saudis Has Jared Kushner’s Personal Touch“, New York Times (网络版), 18.5.2017, (访问时间：31.5.2017).

　　[108] De Young/Ryan, „U.S. Mulls Deeper Role in Yemen’s Civil War“ [同注释104].

　　[109] 比如，克里曾于2016年8月造访沙特阿拉伯，为的是劝沙特考虑一份和平倡议。按照该方案，胡塞武装应撤出萨那并将自己的重武器和火箭弹转交给第三方。参见：Blanchard, Saudi Arabia: Background and U.S. Relations [同注释15], S. 24。2016年11月，克里成功地撮合了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直接谈判，并导致双方达成了短时间的停火协议。参见：Mareike Transfeld, Kein Stellvertreterkrieg im Jemen. Die Unterschätzung lokaler Dynamiken fördert die Internationalisierung des Konflikts, Berlin: Stiftun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2017年3月(SWP-Aktuell 13/2017), S. 4.

　　[110] 参见：Transfeld, Kein Stellvertreterkrieg im Jemen [同注释109], S. 4.

　　[111] Guido Steinberg, „Saudi-Arabien: Wichtiger, aber schwieriger Partner bei der Terrorbekämpfung“,  Stiftung Wissenschaft und Politik. 简介(网络版), 4.1.2016, (访问时间：12.6.2017).

　　[112] Carter, „The Logic of American Strategy in the Middle East“ [同注释34], S. 18.

　　[113] 参见：U.S. Department of State, The Global Coalition to Defeat ISIS: Partners, Washington, D.C., (访问时间：5.10.2017).

　　[114] 参见：U.S. Department of State, The Global Coalition to Defeat ISIS, Washington D.C., (访问时间：12.6.2017).

　　[115] Kathleen J. McInnis,  Coalition Contributions to Countering the Islamic State, Washington, D.C.: CRS, 24.8.2016 (CRS Report R44135), S. 6.

　　[116] Brian Michael Jenkins,  A Saudi-Led Military Alliance to Fight Terrorism. Welcome Muscle in the Fight against Terrorism, Desert Mirage, or Bad Idea?,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2016, S. 10. 在美国国防部网站上，可以找到针对“伊斯兰国”进行空中打击的次数的定期更新数据。但该网站上并没有某个国家对军事行动有多少贡献的资料，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pecial Report: Operation Inherent Resolve. Targeted Operations Against ISIS Terrorists, Washington, D.C., (访问时间：16.10.2017).

　　[117] Aaron Mehta, „Carter again Slams Anti-ISIS Partners on Lack of Assistance“, Defense News (网络版), 2.2.2016, (访问时间：31.3.2017).

　　[118] 同上;然而，沙特阿拉伯向美国的训练和装备叙利亚反对派的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参见：Blanchard, Saudi Arabia: Background and U.S. Relations [同注释15], S. 25.

　　[119] “Joint Statement on Formation of Islamic Military Alliance to Fight Terrorism“, Official Saudi Press Agency (网络版), 15.12.2015, (访问时间：31.3.2017).

　　[120] Terri Moon Cronk, Carter Calls for More Global Cooperation to Defeat ISIL,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15.12.2015, (访问时间：31.3.2017); Jenkins, A Saudi-Led Military Alliance to Fight Terrorism [同注释116], S. 10.

　　[121] 这一说法来自沙特国防部的顾问Ahmed Asiri少将;参见：Saeed Shah/Margherita Stancati, „Saudi-Led Antiterror Coalition Sharpens Its Focus“, 载于Wall Street Journal, 19.4.2017. 想了解更多的【沙特方面的】表态，也可参见：Noah Browning/John Irish, „Saudi Arabia Announces 34-state Islamic Military Alliance against Terrorism“, Reuters, 15.12.2015, (访问时间：31.3.2017).

　　[122] Gaub,  Saudi Arabia and the Islamic Alliance [同注释61], S. 4.

　　[123] Ian Black, „Saudi Arabia’s Anti-terrorism Alliance: A Political Message Sketchy on Details“, The Guardian (网络版), 15.12.2015, (访问时间：9.6.2017).

　　[124] 2016 年8月，美国的国会研究局(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列举了各国(包括海湾诸国)对打击“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的贡献，见表格I：„Military Coalition Contributions to Countering the Islamic State“, 载于McInnis, Coalition Contributions to Countering the Islamic State [同注释115], S. 8–12.

　　[125] Shah/Stancati, „Saudi-Led Antiterror Coalition Sharpens Its Focus“ [同注释121].

　　[126] Steinberg, „Islamistischer Terrorismus in der arabischen Welt“ [同注释94], S. 43.

　　[127] Toby Matthiesen, The Domestic Sources of Saudi Foreign Policy: Islamists and the State in the Wake of the Arab Uprisings,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15年8月, S. 3–4; U.S. Department of State, Country Reports on Terrorism 2015, 2016年6月, S. 214, (访问时间：5.10.2017).

　　[128] Cole Bunzel将“伊斯兰国”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意识形态争斗形象地称为“争夺瓦哈比教义之魂的斗争”。参见：Cole Bunzel, The Kingdom and the Caliphate. Duel of the Islamic States,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16年2月, S. 25.

　　[129] “Chapter Seven: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同注释7], S. 307. 根据Florence Gaub 所计算的数字，在“伊斯兰国”中来自沙特的“外籍战士”多达3000人。据统计，每10万欧洲居民中会有1位响应“伊斯兰国”的征召，而在沙特阿拉伯每1万居民里就会有1位应征。参见：Gaub, Saudi Arabia and the Islamic Alliance [同注释61], S. 2.

　　[130] 对阿联酋的相关情况的评估，参见：U.S. Department of State, Country Reports on Terrorism 2015 [同注释127], S. 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