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设想的危机：从波黑解体、美国误读土耳其到喀麦隆政变

喀麦隆总统保罗·比亚

　如果喀麦隆发生了政变，会怎样?

　　　　Alice Vervaeke(欧盟安全问题研究所初级分析师)

　　没人预见喀麦隆会发生政变。这是个相对稳定的国家，并没有军人干政的历史——唯一的例外是1984年发生过一次失败的政变尝试，总统宫的守卫试图推翻总统保罗•比亚。从此以后，比亚在五次总统选举中连续取胜(由于他在2008年废除了总统的任期限制)。在2018年的选举中，85岁的比亚又以86.7%的得票率获得了七年任期，这一结果引发了与2016年的冈比亚和贝宁类似的抗议浪潮，这在喀麦隆是史无前例的。

　　这些抗议不仅仅是针对选举结果，而且是日积月累的不满情绪的大爆发。此前群龙无首的青年团体(青年的失业问题尤为严重)如今迎来了一位领袖人物：昵称为“黑头将军”的前反对派人士科朗坦•塔拉。他结束了长达25年的流亡，尽管被禁止参与任何政治活动，但他仍成功地动员起了喀麦隆青年(尤其是学生)。长期遭受歧视的喀麦隆英语社群也爆发了骚乱，2017年针对英语社群下达的断网令使得他们倍感愤怒。

　　尽管安全部队压制住了抗议行动，但由于糟糕的健康状况，比亚花在日内瓦治病的时间比待在总统宫的时间还多。长时间的缺席使得执政党内部及权力核心圈子里的争斗愈演愈烈。政府并未出台针对预算与财政危机的重大措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定中止援助项目。在喀麦隆以北，博科圣地仍在发动不对称的袭击，政府对北部地区的漠视令民众愤怒不已。

　　随着局势不断恶化，在让•马克•恩贝克领导下和菲利普•姆帕伊等将军支持下，一群青年军官宣布自己反对比亚的统治，并于2019年8月将他赶出了总统宫。

　　后果

　　根据非盟对于不合乎宪法的政府更迭的政策及其“2063年议程”，非盟委员会主席穆萨•法基对此次政变表示了谴责，在他的率领下，多个高级代表团前往雅温得，就恢复宪政秩序展开磋商。然而，非盟主席、尼日尔总统马哈马杜•伊素福和乍得领导人伊德里斯•代比(后者对比亚的敌意是人尽皆知的)并不愿这样做，他们将此次政变视作削弱喀麦隆的机会。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也并未果断地采取行动。

　　尽管非盟对此次政变表示了谴责，但其恢复宪政秩序的努力却遭遇了重重困难。财政和后勤资源的不足早已令非盟深感困扰，其资金来源也尚未实现多样化。非盟与非洲区域组织之间的补贴原则也并不明确，导致在面对这种局面时无法果断地采取行动。例如，在2011年的利比亚危机和2012年的马里危机期间，非盟的反应就并非前后一致，乃至与区域组织的反应相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很快便对马里政变表示了谴责，但进一步的举动却遭到了成员国的阻挠。面对危机，区域组织未能形成团结一致的立场，对于非洲来说这是个危险的先例，不仅有损民主制度的稳定性，还会损害区域组织内部的经济合作。

　　政变未受惩罚的事实促使其他国家的军队也纷纷推翻不受欢迎的领导人，政变浪潮席卷了西非。这又促使其他国家领导人采取反制措施，通过惩戒或收买等方式确保军队对自己的忠诚。由于害怕本国军队受到外部势力影响，这些领导人对各种形式的军事援助都施加了限制，并废止了军队职业化的动议(欧盟就提出了此类动议)。

　　区域合作也遭到了沉重打击。尼日利亚、乍得、喀麦隆和尼日尔为打击博科圣地而共同创建的多国联合特遣部队遭到了解散。邻国之间缺乏军事合作，导致博科圣地残余势力获得了喘息之机。喀麦隆军队更加专注于国内事务，这削弱了他们在东北部展开行动的决心。在尼日利亚境内遭受沉重打击后，博科圣地开始寻找新的落脚点。由于喀麦隆民众对于边缘化的处境和中央集权的权力架构深感不满，该组织得以在当地扎下了根。乍得也成为受害者：尽管代比也要靠军队才能掌控局势，并且多次推迟了立法机构的选举，但多国联合特遣部队的解散导致乍得也屡遭袭击，从而引发了民众对他的不满。

　　问题何在

　　引发喀麦隆政变的原因有二：其一在于内部，与军队有关;其二发生在地区层面上。

　　战斗在抗击博科圣地第一线的喀麦隆军队民望大增，2018年的“非洲晴雨表”数据显示，其支持率高达68%。喀麦隆军队的成功部分归功于专业化取得的进展：为提高其反恐能力，法国及其他欧盟国家为其提供了装备及训练。2015年时，喀麦隆军队的战斗力排在非洲第17位;到了2018年，它已经上升至第10位。这还是与北京加强合作的结果：自从2017年以来，北京占喀麦隆武器进口总量的40%，并未附加任何政治条件。随着军队的民望上升，自己的民望下降，比亚开始通过插手人事任命及把将军的数量扩充至35人等措施确保军队的忠诚。这令新一代中层军官深感受挫，他们对作为军队根本原则的“选贤任能制”遭到破坏愤恨不已。由于将军人数增多，下层军官的薪水便降低了。危险的反博科圣地行动还使得这些士兵过于劳累。所有这些因素都对军队的士气造成了不利影响，令其对政府的忠诚度下降。

　　此外，非盟的软弱性以及地区组织无力对军人干政的现象作出集体回应，长期以来便是非洲政坛的一大特征。西非本身也是成功或未遂政变发生次数最多的地区，因此，“传染”效应理应在人们的预料之中。更加重要的是，喀麦隆国内的政治环境为军人干政提供了充分的理由。比亚一而再再而三地延长总统任期，经济形势一片糟糕，民众政治参与不足——这些因素都为骚乱的蔓延创造了有利条件。国家无法为民众提供服务及就业机会，这进一步增添了青年的不满情绪。政治不具有包容性，经济缺乏增长，导致喀麦隆领导人渐渐丧失了合法性，并且为政变的发生创造了条件。　

 　　前言

　　Antonio Missiroli(欧盟安全问题研究所所长)

　　在这个不期而至的事件和进展——从九一一袭击或阿拉伯之春等“战略意外”，到常常本意良好的决策引发的意料之外的后果——影响力越来越大的世界上，想象一下对当下预设提出挑战的那些偶发事件，也许将是大有裨益的。但想象也不应该天马行空，如此一来结论也就失去了可信度。想象至少应该建立在可获得的证据基础上，探究较少为人讨论的情境，并挑战人们在思维和行动上的定式。因此，此类想象的主要贡献就在于提升决策者(既包括主动制定计划者，也包括紧急回应者)的警觉意识，令其做好准备，避免骄傲自满和陷入“团体迷思”。

　　当欧盟安全问题研究所的团队着手准备这一选题时，大家首先考虑的想象方式就是提出一系列以“如果……会怎样”开头的问题。跟在“如果”后面的内容常常是与各种历史过往及其可能后果相关的虚拟场景，这样的叙事方式始于菲利普•迪克的《高堡奇人》和罗伯特•哈里斯的《祖国》等想象二战不同结果的幻想作品，终于尼尔•弗格森和罗伯特•考利等人提出的“虚拟历史”和理查德•埃文斯提出的“更改了的过去”。类似的，《经济学人》杂志也推出了“假如的世界”这一专题，将商界、科学界和政界的虚拟未来、另类过去和各种假设情景结合了起来。

　　近来采用的另一类方法更适合进行预测和风险分析，即在于辨识出所谓“灰天鹅”——比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利卜于2007年提出的极其不可能发生的“黑天鹅”事件较可预测，但仍然是意料之外、不期而至、令人手足无措的。2014年在乌克兰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令这一方法更加受到重视。并体现为德国科学与政治基金会的一系列出版物。

　　本报告中场景的选择——由Florence Gaub、Daniel Fiott及John-Joseph Wilkins合作来协调——试图将上述两种方法综合起来，在专注于重大进程的同时(即可能喷薄而出的巨大潜流)，将其想象为已经发生了，同时侧重于考察局势在近期还能演变得多糟糕，以及在不久之前的过去如何避免其实际发生。这些场景的“灰度”各不相同，加以探讨时虚拟与现实所占比重也不同，但都跨越了三个时间区域——就如同著名的《回到未来》系列电影一样，不过时间跨度要短于三十年(引言中将更加详细地对这一方法进行介绍)。这些场景地理分布广泛，涵盖了多种行动主题，但未对欧盟的具体政策与行动提出质疑——质疑的只是总体而言的原则和利益。本报告的总体意图并非在于预测将来的危机——恰恰相反，作者实际上乐于被证明是错误的——而是在于通过出色的文字，激发具有创造力的思维和睿智的规划。

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纪念碑

　　如果波黑解体了，会怎样?

　　Zoran Nechev(欧盟安全问题研究所副分析师)

　　“今天，我们终于将自己从所谓‘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这一人造的国家中解放了出来。”波黑塞族共和国前总统、现总理米洛拉德•多迪克在巴尼亚卢卡对大批波黑塞族人说道。

　　在多迪克作出此番表态的一个小时之内，上百名波黑战争老兵及其支持者在萨拉热窝市中心集会，高声反对“一个种族灭绝之国的建立”，呼吁欧洲阻止塞族共和国脱离波黑。在当天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波黑主席团中的波斯尼亚族成员对塞族共和国的举动提出了明确的谴责：“波斯尼亚人不会接受这个以种族清洗和大规模杀戮为基础的实体成为一个国家。我们会动用一切手段反对这一举动。”波黑的克罗地亚族领导人则认为事态的发展证实了自己的判断，即克族政党“不参与不合乎宪法和法律的2018年选举”是个正确的决定。

　　这番具有煽动性的言论之后，暴力行为立即发生：次日早晨，在波黑最重要的四座城市巴尼亚卢卡、萨拉热窝、莫斯塔尔和布尔奇科，六枚炸弹同时爆炸，一群高唱着塞族民族主义歌曲的男子毁坏了斯雷布雷尼察种族灭绝纪念中心。夜间，塞族警察和塞族控制下的军队进入了布尔奇科这座存在争议的城市，从而将塞族共和国分隔的东部和西部连接了起来，并且与贝尔格莱德建立起了联系。波黑这个国家即将不复存在。

　　后果

　　数日之内，波黑便回到了1995年时的局面，三大族群各自为政。萨拉热窝试图扭转这一态势，克族则延续着自2018年以来事实上的自治。网上的圣战团体也趁机跳了出来，争取波斯尼亚人的支持，并主张对塞族和克族施暴。

　　就国际社会而言，最先作出反应的是俄罗斯和土耳其。俄罗斯外交部呼吁各方维持和平，但同时又表示“西方的政策在1995年后不顾及塞族和克族权利，加之对伊斯兰极端主义同情者公开支持，这个政策正式失败了”。在联合国安理会中，俄罗斯大使对英国和美国联合提出的就这场危机召开紧急会议的要求表示了反对，称“俄罗斯正与土耳其及其他地区伙伴密切合作，为波黑提出新的动议。欧盟和西方不再被视为波黑或是该地区值得信赖的斡旋者”。

　　与此同时，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宣布他“和土耳其人民做好了保护波斯尼亚穆斯林兄弟姐妹的准备”。塞尔维亚也很快卷入其中，塞国总统亚历山大•武契奇(正值第二个任期)和克罗地亚总理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呼吁各方保持克制，避免使用武力。更具争议的言论则出自克罗地亚总统之口，他在一次集会上表示：“如果塞族共和国成功脱离波黑，我们就不能将40万克族天主教徒遗弃在那个满是公然同情‘伊斯兰国’的穆斯林的失败国家里。”

　　奥地利和斯洛文尼亚媒体率先播出了欧盟边境管理局阻止上百名波黑人跨越边境进入克罗地亚的消息。与此同时，波黑的海外侨民开始在西欧各国首都举行抗议。

　　最后，欧盟驻波黑的部队也无力阻止这场危机。首先，当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阻挠了延长对欧盟部队授权的努力之后，该部队并无后备计划。其次，在战略要地布尔奇科该部队也并未建立起足够的影响力。

　　问题何在

　　危机的最大导火索在于，为了转移民众对于社会经济困局的注意力，波黑最为知名的政治人物开始挑动族群之间的紧张情绪和政治分歧。2017年时，几乎半数预算被用于偿还贷款。财政收入的来源是税收、新增贷款，以及出售国有资产。与此同时，波黑还受困于巨额贸易赤字，无力吸引亟需的外国直接投资，其经济和国民生活都依赖海外侨民的汇款。

　　用族群和宪政问题来遮盖社会经济困局的做法在2016年就已经发生了。在2016年夏天，波黑政客就人口普查结果的族群内容发生了冲突。9月，他们又就是否为塞族共和国设定的某个节日举行全民公投展开了争斗。到了2016年年底，对于欧洲议会要求波黑进行宪政改革以彻底实现联邦化的呼吁，各方在解读上又出现了分歧。在2016年全年，各方政客都在为谁能够参与并主导欧盟协调机制而争执不休。进入2017年，因南斯拉夫内战而指控塞尔维亚共和国的案件再度被激活。在事态发展过程中，欧盟发挥了或主动或被动的作用;而危机爆发之后，欧盟的影响力便所剩无几。

　　克罗地亚在2016年公开的游说努力取得了成果：改变波黑的选举法成为波黑获得欧盟候选成员资格的前提条件。但这并未促使波黑政客达成妥协，他们反而利用这一话题来煽动各自的基础选民。欧盟将改变选举法作为前提条件，但在2018年的大选之前又未能实现这个改变，这促使克族政党决定抵制当年的选举，从而令波黑的国家机构陷入了瘫痪。在非克族人士看来，欧盟是在偏袒克族，这使得反欧盟的情绪更加高涨。

　　欧盟最强有力的外交政策工具就是入盟谈判，但此时这一进程已经暂停。如此一来，加强法治与反腐等工作也毫无进展。欧盟低估了且未能阻止波黑穆斯林人口的极端化，也未能传播关于该国现状的可信、及时的信息。这正中俄罗斯媒体和塞族共和国总统的下怀，后者自2016年以来便利用有关波黑伊斯兰极端主义抬头的可疑数据来将波黑穆斯林刻画为宗教极端主义者。

　　此外，欧盟未能向波黑民众充分说明入盟的好处，也并未坚持要求波黑政府在道路安全、空气污染、政府采购等方面遵照欧盟标准以改善民生。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表示，至少在2019年前不会重启入盟谈判，此番表态使得局势雪上加霜，令那些希望与欧盟更加亲近的波黑政客失去了行动平台。

位于土耳其的难民营

如果美国误读了土耳其，会怎样?

　　Roderick Parkes(欧盟安全问题研究所高级分析师)

　　在2020年7月24日这一天之内，土耳其向三片区域派出了大量军队：东爱琴海、东地中海，以及摩苏尔以北土耳其边界处关键的转接点——后者令美国观察家尤为担心。土耳其外交官表示，大批士兵和军事装备的集结目的在于管控移民，又有大批离开叙利亚、以欧洲为目的地的难民及恐怖分子正被土耳其堵挡。但美国的情报部门和侦察卫星并未发现存在大批移民的证据。

　　于是，美国认为土耳其是在进行一场“混合战”，以管控移民为借口，实际上是要采取军事行动。毕竟，在不久之前关于中东地区前途的日内瓦会谈中，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未能说明该国在该地区加大军事投入的原因，而只是抱怨历史上丢失了许多领土。美国分析师预测，土耳其的下一步举措将是违背自己于2016年与欧洲各国达成的遭人厌恶的移民协定，将两百万仍待在土耳其境内的叙利亚难民向巴尔干半岛西部驱赶，从由此产生的混乱局势中获利。

　　美国的回应迅速且熟练(这种可能导致北约分裂、促使欧盟构建独立防务体系的场景在特朗普任期内逐渐变得可能，彭斯政府实际上已经对此做好了准备)。美国总统彭斯根据《北大西洋公约》第四条召开了北约峰会，要求土耳其(该国此前也曾援引过第四条)向盟国作出解释。羞愧难当的埃尔多安无法就本国的举动作出解释，只能向国内民众宣泄又一波反西方情绪，并向土耳其公民前往西方旅游施加新一轮限制。

　　但就在土耳其撤出军队及军事装备后不久，流言开始四起。有消息称，安卡拉的意图的确是管控移民。

　　在土耳其-伊拉克边界处的确没有大批难民，但这完全是因为土耳其采取了预防措施。安卡拉不仅不厌恶与欧盟达成的移民协定，反而静悄悄地将其当作了移民控制措施的核心要素。回望2016年，当时土耳其同意关闭与欧盟的边界，此后土伊边界的压力便大大减轻了。这一次土耳其又试图通过关闭与伊拉克的边界，来进一步减轻难民对自己构成的压力。

　　与此同时，据说在黎巴嫩附近海域，土耳其正在从北塞浦路斯引入边界控制技术及专家。安卡拉认为糟糕的边界管控加剧了黎凡特地区的紧张局势，令货物运输面临中断的风险。正因此，安卡拉才低调地采取了上述行动。

　　至于对东爱琴海的封锁，其原因简单但难以启齿：阻止土耳其公民逃往欧洲。由于实行了旅行限制，土耳其人不再能够乘飞机逃离这个愈发具有压迫性的政权，便越来越多地改走海路。

　　后果

　　讽刺的是，美国的回应恰恰导致了更多移民涌向欧洲。两年之后的2022年，大批移民从非洲之角抵达欧洲。当他们对为何移民会从总人口1.8亿的该地区涌出加以分析时，就不得不承认2020年是个关键的转折点。

　　2020年后，土耳其加大了对非洲之角伊斯兰主义政治势力的支持。这使得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宗教极端主义愈演愈烈。错综复杂的族群与部落体系崩溃了，大批穆斯林选择出逃。他们北上之后轻松穿越了边界管控措施更加恶化的黎凡特地区，进入了土耳其境内。他们甚至轻松穿越了爱琴海，直抵巴尔干西部——自从土耳其不再为该地区提供支持，转而由中国为其提供投资后，该地区便变得更加支离破碎了。

　　多年来，安卡拉一直在鼓励土耳其航空公司扩展在非洲之角等地的业务。这一市场多样化的努力在2020年正值其时，因为土耳其与西方的经济联系减弱了。该航空公司也转而凭借非洲乘客来弥补国内业务的下滑。伊斯坦布尔机场成为富有的东非人进入欧洲的中转站。但与这些商人一同前来的还有非法偷渡网络，一旦非洲之角被暴力笼罩，这一网络便开始发挥作用。

　　问题何在

　　误读局势的责任主要在于彭斯政府过于依赖“场景构建”这一手段。由于大批有经验的外交官纷纷去职，美国国务院只能依赖这些抽象的方法来制定政策。看上去，这似乎是在积极应对一个正变得愈发不稳定和充满敌意的世界。但事实上，这反倒成为问题的一部分：美国不是介入这个世界，而是抽身而出，仅仅对其进行揣测。而且，正如美国分析师对于自己想象力的检验结果表明的，他们只是进一步强化了自己的偏见。

　　就这一事例而言，不信任是相互的。早在2016年，安卡拉就有人批评美国“进行混合战”：北约在东爱琴海采取军事行动，以阻止叙利亚难民涌入欧洲。安卡拉的批评人士认为，这使得叙利亚难民又返回了土耳其，令土耳其感到美国和西方有意制造本国的动荡，因而针对对方的复仇心态也就愈发严重。政府的态度要更加放松一些，仅仅将北约的行为当作动用军队加强边界管控的先例。

　　表明双方互不信任的另一个例子发生在2018年，安卡拉替换了参与“布达佩斯进程”的官员(这是土耳其主持的一场移民问题对话)。安卡拉这样做是出于正面动机：它希望移民对话能够成为与欧洲和西方交流的“二轨”渠道，因此便派出了最值得信赖的谈判者。但西欧国家却认为土耳其此举又是在清洗公务员系统，并随之降低了对话的级别。

　　事实上，土耳其在邻国的利益是直截了当的，数十年来都未曾改变，即与各国保持良好的关系。但土耳其的言论往往过于夸张，并常常为其所困。

　　埃尔多安早在2000年代便曾夸夸其谈。称希望与前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领土重建联系，向非洲之角输出伊斯兰主义，并与中国等历史上的贸易对象建立伙伴关系。然而，当土耳其经济开始下行之后，他的“新奥斯曼主义”也就让位于“新凯末尔主义”，试图咄咄逼人地对国际秩序的弱点加以利用。埃尔多安言论中的新主题是为土耳其共和国首任总统复仇，夺回失去的领土。这只是空洞的话语，目的在于填补战略真空，但却令土耳其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国务院的场景规划者甚至准确地预测到了7月24日将是土耳其有所动作的确切时间点：正是在1923年的这一天，签署了《洛桑条约》，凯末尔丧失了奥斯曼帝国的领土。根据对埃尔多安言论的解读，美国分析师预测土耳其将对这一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日期大做文章。然而对于土耳其的边防部门而言，7月24日之所以具有重要意义，只不过是因为得益于良好的航行条件，非法越境者的数量在每年的这一天都会达到峰值。

喀麦隆总统保罗·比亚

　如果喀麦隆发生了政变，会怎样?

　　　　Alice Vervaeke(欧盟安全问题研究所初级分析师)

　　没人预见喀麦隆会发生政变。这是个相对稳定的国家，并没有军人干政的历史——唯一的例外是1984年发生过一次失败的政变尝试，总统宫的守卫试图推翻总统保罗•比亚。从此以后，比亚在五次总统选举中连续取胜(由于他在2008年废除了总统的任期限制)。在2018年的选举中，85岁的比亚又以86.7%的得票率获得了七年任期，这一结果引发了与2016年的冈比亚和贝宁类似的抗议浪潮，这在喀麦隆是史无前例的。

　　这些抗议不仅仅是针对选举结果，而且是日积月累的不满情绪的大爆发。此前群龙无首的青年团体(青年的失业问题尤为严重)如今迎来了一位领袖人物：昵称为“黑头将军”的前反对派人士科朗坦•塔拉。他结束了长达25年的流亡，尽管被禁止参与任何政治活动，但他仍成功地动员起了喀麦隆青年(尤其是学生)。长期遭受歧视的喀麦隆英语社群也爆发了骚乱，2017年针对英语社群下达的断网令使得他们倍感愤怒。

　　尽管安全部队压制住了抗议行动，但由于糟糕的健康状况，比亚花在日内瓦治病的时间比待在总统宫的时间还多。长时间的缺席使得执政党内部及权力核心圈子里的争斗愈演愈烈。政府并未出台针对预算与财政危机的重大措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定中止援助项目。在喀麦隆以北，博科圣地仍在发动不对称的袭击，政府对北部地区的漠视令民众愤怒不已。

　　随着局势不断恶化，在让•马克•恩贝克领导下和菲利普•姆帕伊等将军支持下，一群青年军官宣布自己反对比亚的统治，并于2019年8月将他赶出了总统宫。

　　后果

　　根据非盟对于不合乎宪法的政府更迭的政策及其“2063年议程”，非盟委员会主席穆萨•法基对此次政变表示了谴责，在他的率领下，多个高级代表团前往雅温得，就恢复宪政秩序展开磋商。然而，非盟主席、尼日尔总统马哈马杜•伊素福和乍得领导人伊德里斯•代比(后者对比亚的敌意是人尽皆知的)并不愿这样做，他们将此次政变视作削弱喀麦隆的机会。中部非洲国家经济共同体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也并未果断地采取行动。

　　尽管非盟对此次政变表示了谴责，但其恢复宪政秩序的努力却遭遇了重重困难。财政和后勤资源的不足早已令非盟深感困扰，其资金来源也尚未实现多样化。非盟与非洲区域组织之间的补贴原则也并不明确，导致在面对这种局面时无法果断地采取行动。例如，在2011年的利比亚危机和2012年的马里危机期间，非盟的反应就并非前后一致，乃至与区域组织的反应相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很快便对马里政变表示了谴责，但进一步的举动却遭到了成员国的阻挠。面对危机，区域组织未能形成团结一致的立场，对于非洲来说这是个危险的先例，不仅有损民主制度的稳定性，还会损害区域组织内部的经济合作。

　　政变未受惩罚的事实促使其他国家的军队也纷纷推翻不受欢迎的领导人，政变浪潮席卷了西非。这又促使其他国家领导人采取反制措施，通过惩戒或收买等方式确保军队对自己的忠诚。由于害怕本国军队受到外部势力影响，这些领导人对各种形式的军事援助都施加了限制，并废止了军队职业化的动议(欧盟就提出了此类动议)。

　　区域合作也遭到了沉重打击。尼日利亚、乍得、喀麦隆和尼日尔为打击博科圣地而共同创建的多国联合特遣部队遭到了解散。邻国之间缺乏军事合作，导致博科圣地残余势力获得了喘息之机。喀麦隆军队更加专注于国内事务，这削弱了他们在东北部展开行动的决心。在尼日利亚境内遭受沉重打击后，博科圣地开始寻找新的落脚点。由于喀麦隆民众对于边缘化的处境和中央集权的权力架构深感不满，该组织得以在当地扎下了根。乍得也成为受害者：尽管代比也要靠军队才能掌控局势，并且多次推迟了立法机构的选举，但多国联合特遣部队的解散导致乍得也屡遭袭击，从而引发了民众对他的不满。

　　问题何在

　　引发喀麦隆政变的原因有二：其一在于内部，与军队有关;其二发生在地区层面上。

　　战斗在抗击博科圣地第一线的喀麦隆军队民望大增，2018年的“非洲晴雨表”数据显示，其支持率高达68%。喀麦隆军队的成功部分归功于专业化取得的进展：为提高其反恐能力，法国及其他欧盟国家为其提供了装备及训练。2015年时，喀麦隆军队的战斗力排在非洲第17位;到了2018年，它已经上升至第10位。这还是与北京加强合作的结果：自从2017年以来，北京占喀麦隆武器进口总量的40%，并未附加任何政治条件。随着军队的民望上升，自己的民望下降，比亚开始通过插手人事任命及把将军的数量扩充至35人等措施确保军队的忠诚。这令新一代中层军官深感受挫，他们对作为军队根本原则的“选贤任能制”遭到破坏愤恨不已。由于将军人数增多，下层军官的薪水便降低了。危险的反博科圣地行动还使得这些士兵过于劳累。所有这些因素都对军队的士气造成了不利影响，令其对政府的忠诚度下降。

　　此外，非盟的软弱性以及地区组织无力对军人干政的现象作出集体回应，长期以来便是非洲政坛的一大特征。西非本身也是成功或未遂政变发生次数最多的地区，因此，“传染”效应理应在人们的预料之中。更加重要的是，喀麦隆国内的政治环境为军人干政提供了充分的理由。比亚一而再再而三地延长总统任期，经济形势一片糟糕，民众政治参与不足——这些因素都为骚乱的蔓延创造了有利条件。国家无法为民众提供服务及就业机会，这进一步增添了青年的不满情绪。政治不具有包容性，经济缺乏增长，导致喀麦隆领导人渐渐丧失了合法性，并且为政变的发生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