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明：欧洲穆斯林问题和新自由主义带来的挑战

　　“钝角网”按：本文为6月29日举办的钝角网会员讲座——《法国议会选举之后的社会思潮变迁》文字稿，主讲人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世界政治研究中心崇明教授。崇明教授从马克龙取得总统选举与议会选举的胜利说起，结合法国政坛的新变化，为我们带来了一场法国社会思潮与政治文化的思想盛宴。以下为讲座的互动问答部分。

崇明教授

 　　欧洲的伊斯兰教挑战：马克龙的穆斯林政策会让法国会走向何方?

　　问：我来提一个伊斯兰教的问题，我看了您写的那篇很长的文章《教法与自由：当代欧洲的伊斯兰教挑战》里面有一些问题。我先谈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我们看到在网上有一个叫雅科夫(俄罗斯社会学家)的学者，他研究总结了一个“穆斯林路线图”，阐述了伊斯兰教在世界各地的扩张规律。其中谈到穆斯林在一个其它民族的国家占到5%的时候，穆斯林聚居区有可能要独立。如果占到10%的人口的话，这个国家会发生全国性的动乱或者是局部的国家宗教和伊斯兰教引发的战争。复旦大学的包刚升教授有一次谈到伊斯兰教在欧洲的问题，他给出的数据是法国现在的穆斯林已经占到8.7%，德国占到5.8%。网上有另外一个数据是法国穆斯林占到10%，德国的穆斯林现在占到3%，如果按照穆斯林路线图的规律，法国现在的穆斯林介于5%到10%之间，在穆斯林的聚居区发生动乱和全国性发生动乱的状态之间，最近英国和法国发生了一些和穆斯林有关的暴力事件，规模都比以前要大，而且网上有一种说法叫穆斯林的超限战，这是我听到的一个这方面的现象。

　　我在你的《教法自由》这篇文章里看到，你谈到了关于基督教复兴的问题，我认为基督教的复兴只是暂时性的，和穆斯林现在的扩张，使得基督教进行了一些反弹，只是暂时性的。长久来看，当代社会基督教的式微是必然的趋势。相反，伊斯兰教现在在欧洲却是一种势如破土的发展或者是扩张。现在网上对伊斯兰教在欧洲，尤其是法、德、英三个主要国家的移民或者是二代移民产生了一些问题，大家都对这个方面比较悲观，欧洲最近的局势，尤其是和伊斯兰教相关的这个问题上比较悲观。在这方面，你怎么看?

　　崇明：我觉得不容乐观，确实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最主要的问题是欧洲人对这个挑战没有很好的应对方式，他们很多人都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到底怎么去回应这个挑战，他们之间是有分歧的。而且很重要的问题是，我刚才讲到的文化多元主义，使得很多欧洲的政治人物不能直面这个问题，不能把这个问题的症结讲出来，让大家去面对。所以，我们看到一旦发生爆恐事件，政治人物出来的反应就说这是一小部分恐怖分子，一小部分激进的伊斯兰恐怖分子的行为，不代表伊斯兰教。

　　前一阵子我们看到在英国的暴力恐怖事件发生之后，法国政府发言人说，“伊斯兰国”和伊斯兰教没有关系，“伊斯兰国”只是一小部分邪恶的人，利用伊斯兰教来谋求他们的权力的一个工具。出于政治正确或者是政治顾虑，这些政治人物不敢让人们面对伊斯兰教本身，他们的策略就是“伊斯兰教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一小部分激进分子，他们把经念歪了，把《古兰经》理解错了，把《古兰经》加以扭曲作为他们行为的依据”。作为总统，马卡龙当然意识到极端伊斯兰的恐怖主义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他现在也开始加强对这方面的重视，加强对激进的伊斯兰分子进行打击。接下来，法国会制定一个相关法律。法国现在一直是处于紧急状态，从2015年年底巴塔克兰的剧场遭到袭击以后，它一直是处于紧急状态。这个紧急状态已经维持了有两年的时间了，但是不能总是维持这种紧急状态。所以，他们现在要通过一个新的法案，在结束紧急状态的同时，加强对恐怖主义和激进的伊斯兰主义的打击。在打击恐怖主义这一点上欧洲的政要们都是一致的，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德国。

　　但是问题是除了针对于激进的伊斯兰之外，如何面对伊斯兰教本身。伊斯兰教本身和欧洲社会的张力和冲突，欧洲政治人物似乎缺乏深入的理解。前一阵子穆斯林的斋月刚刚结束，他们的斋月结束的时候，开斋节的仪式都有一个盛大的宴会。马克龙在开斋节的时候，到了法国穆斯林协会，去参加了他们的仪式，并且发表了讲话。这是比较罕见的事情，此前从来没有一个总统去参加开斋节的活动，他是第一个参加开斋节活动的总统。

　　关键的是在讲话里面，他一上来就讲，现在没有人会认为伊斯兰教和共和国是不可兼容的。他认为伊斯兰教和共和国的兼容性是毋庸置疑的，也就是说不应该去质疑伊斯兰教是不是能够接受共和国的价值观，穆斯林是不是能够成为共和国的公民。当然，作为总统，他需要在这种问题上有一个表态。也就是是说要让这些大多数的穆斯林能够感到他们是得到共和国接纳的，不会因为他们的信仰受到歧视。如果在这个问题上表述得比较激进的话，有可能会让这些穆斯林感到共和国不欢迎他们，觉得法国不欢迎他们，少数的激进力量就会利用穆斯林的不满去扩张他们的势力。

　　但是，我觉得他的表态也过于的政治正确。你可以说大多数穆斯林只是按照他们的信仰来生活，不是恐怖分子。但是，大多数的穆斯林不是恐怖分子，是不是就意味着穆斯林的价值和共和国的价值是完全一致的?这个就很难说了。我觉得他这个表态，回避了问题。真正重要的是要让穆斯林去思考，以什么样的价值来参与到共和国当中去。他在一些针对伊斯兰教的政策上，可能也很难有很好的效果。具体的我就不详细讲了。现在法国事实上在整体上表现出文化多元主义立场强调个人权利，因此即使法国强调融合和政教分离，也很难以有效的方式来面对伊斯兰教所带来的挑战。我说的伊斯兰教带来的挑战，不是恐怖分子带来的挑战。

　　你刚刚说的路线图，我也不知道它是不是可靠，这个很难说。但是，在这些国家里面，确实穆斯林人口的比例不断地在上涨，也确实形成了很多穆斯林的社区。穆斯林在这些国家当中，它还是独立的，并没有融入到共同体当中去，时间长了，它会不断地扩张，规模不断壮大，会有很大的挑战。

　　我觉得欧洲应该正视伊斯兰教和西方价值的冲突，要以一种方式来讨论这个问题，不能总是回避这个问题。从启蒙运动以来欧洲精神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和宗教的辩论。为什么今天基督教在欧洲可以和现代社会和平共处了?有很多的原因，首先当然是因为基督教不是伊斯兰教，基督教本身是可以支持现代社会的。还有就是大家可以公开地讨论宗教的问题，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双方可以达成妥协，形成一种关系。这样，就能够彼此共处，哪怕可能还存在着一种张力。伊斯兰教完全没有经过这样的启蒙运动，在伊斯兰教的发源地，在中东地区，在阿拉伯世界都没有这样的启蒙运动。

　　在今天，欧洲人因为政治正确和文化多元主义，没有试图针对伊斯兰教进行这样的启蒙运动。伊斯兰教是不是真的能够像马克龙说的那样和共和国可以兼容，关键是要经过这样一种辩论，一种公开的讨论之后，才能得出结论，不能现在想当然的说伊斯兰教和共和国之间不存在问题，事实上不是这样。

2017年6月20日，法国巴黎，法国穆斯林委员会(CFCM)举办开斋晚宴，马克龙出席

　　问：马克龙的穆斯林政策继续下去，法国会走向何方?

　　崇明：他的穆斯林政策一方面当然是要打击恐怖主义，打击这些激进的伊斯兰力量。另一方面，他是想强化国家对于穆斯林的管理，只能从管理的层面来加强。我刚才说了，他没有这个认识和魄力去推动一种启蒙运动。当然，这种启蒙运动不是光靠政治人物来进行的，必须是法国社会和欧洲社会有一个整体的反思，要有这个勇气。他们现在很怕讨论穆斯林问题，就是因为讨论伊斯兰教的问题很可能就会激怒那些激进分子，就会受到威胁。所以，他们宁可回避这个问题，宁可息事宁人，宁可先眼下有一种相对的和平。长远看来，这个问题迟早是要爆发的。眼下来看，马克龙不可能在文化层面，在价值层面去推动穆斯林的变化或者是推动整个社会展开对伊斯兰教的讨论。

　　他的措施可能就是加强对穆斯林的控制，加强对伊斯兰教的管理。管理上，无非就是想通过伊斯兰教组织来规范引导穆斯林，试图遏制那些激进力量。但是，虽然伊斯兰教的信仰、价值在很多方面是比较同质性的，但在组织方面是比较分散的，没有像天主教会那样的组织体系。在天主教会里面有教皇和统一的教会，可以对天主教徒形成有力的控制。但是，在穆斯林当中没有这样的组织。在法国，穆斯林一方面是按照他们的教派，一方面是按照他们的发源地进行组织，所以比较分散，各种组织之间也缺乏有效的协调。这种组织方式不能有效地控制、约束、规范穆斯林。

　　另外，马克龙试图通过国家介入到穆斯林神职人员的培养，这也很难做到。伊斯兰教强调教法高于国家的法律，不能接受国家强加给穆斯林的教育体系，穆斯林不太能容忍国家介入神职人员的培养。所以，我觉得在对伊斯兰教的管理方面，马克龙所能做的也是比较有限的，在这方面难有很大的作为。

　　问：我在刚才关于穆斯林的问题上追问一句。如果说马克龙现在的政策相对而言还不够，不管是在学界，还是在政界，有没有哪些政治团体或者是政治人物提出更具有可操作性以及更可能有实效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如果有的话，你觉得怎么来更有效的解决这些问题。当然，你刚才在教育方面也提了一些，有没有提出进一步的可以值得思考和借鉴的方案?

　　崇明：关于法国的伊斯兰教的政策方面，我刚才说了马克龙构想的对伊斯兰教进行管理的方案可能是有限的，不会有效。这方面还可以继续加强，像右派共和党的菲永有一套更强的方案，比如说他强调要切断法国穆斯林资金的外部来源，因为很多法国穆斯林的资金都是从穆斯林国家过来的。他们从这些穆斯林国家拿到资金以后，事实上会受到这些穆斯林国家的控制。菲永强调要切断穆斯林外部资金的来源，并且迫使沙特来遏制瓦哈比主义的传播。沙特是瓦哈比主义的大本营，在法国的穆斯林社会里面，瓦哈比主义有很大的影响。瓦哈比主义是比较保守的，它排斥欧洲的主流价值。沙特是有意识传播瓦哈比主义的。在传统上，我们看到在外交上沙特和美国的关系比较密切，所以欧洲对沙特瓦哈比主义一直没有很正面的应对，菲永强调应该进一步约束沙特对瓦哈比主义的传播。当然这是一些看得见的方案，还有一些更重要的东西，首先要限制移民。法国人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平等主义导致法国对移民缺乏有效限制。菲永甚至说过要采取配额制，大家知道美国在移民上采取配额制，通过配额制来控制移民的来源，法国是没有的。法国认为配额制违背了平等，而平等原则要求不能根据来源、文化区别移民。

　　法国某些保守的知识分子是提出了限制移民的想法的，甚至有可能的话，要让一部分穆斯林能够回到他们的来源国家去。这个就太政治不正确了，在法国的社会里，如果你提出这样的方案就被认为是极右。还有一些右派知识分子，他们甚至说不应该认为移民来了就不走了。因为在法国历史上有一些移民，比如说有些南欧的移民和亚洲的移民来了之后又离开法国了，并不是就在法国长期定居下去。在他们看来为什么这种事情不能发生在穆斯林身上。如果加强对移民的控制，削减福利国家的保障，那么有可能移民就会慢慢地减少。

　　有些知识分子像我认为的一样，主张要去讨论伊斯兰教的问题，要求伊斯兰教对信仰自由、良心自由做出一个正面的回应。比如说在伊斯兰教内部，如果信了伊斯兰教，是不能放弃或改宗的，那被认为是背叛和犯罪。在现代社会里面，根据良心自由原则，当然你可以放弃信仰，也可以改信其它的宗教。这个问题是不是可以和穆斯林进行讨论?很多年之前，一位社会党的内政部长曾经草拟过一个关于法国的伊斯兰教的文件，他希望伊斯兰教的领袖能接受良心自由的原则，也就是允许穆斯林改教或放弃信仰。结果他遭到了伊斯兰领袖的抵制，最后他也放弃了，没有能够把这个文件制定出来。

　　这个问题，我觉得政府是可以和社会一起来推动大家去讨论的。而不能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子里不去看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始终在那里，你不去看它也在那里，而且还会不断地恶化。就我看到的，我觉得法国和欧洲人对伊斯兰教的问题，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方案。谁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谁在欧洲可能就是最了不起的政治家了。

2015年9月12日，两名女权主义者在法国巴黎Pontoise的一场隆重的穆斯林集会上，赤裸上身冲上讲台呼吁伊斯兰社会重视女权

　　问：国民阵线提出的那些针对穆斯林的政策呢?

　　崇明：国民阵线的主要方案就是限制移民，比如说它的一个方案就是取消针对外国人的社会保障制度。法国人的社会保障制度是非常好的，只要在法国生活就可以享受它的社会保障制度。所以，很多外国人愿意去法国。国民阵线的方案就是要取消针对外国人的社会保障制度，仅仅把这个社会保障制度保留给法国人。它还要推出加强对法国边界的管理，让这些移民、难民、恐怖分子没有办法进入到法国。它也没有说要把法国的穆斯林都赶走。有些人对极右有一种妖魔化，认为极右就是排外的。它是有这种色彩，但是也没有发展到像法西斯、纳粹一样把外国人赶走，而是要限制，要加强边界的防卫。也许它骨子里面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并没有表示出来。

　　“钝角网”按：本文为6月29日举办的钝角网会员讲座——《法国议会选举之后的社会思潮变迁》文字稿，主讲人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世界政治研究中心崇明教授。崇明教授从马克龙取得总统选举与议会选举的胜利说起，结合法国政坛的新变化，为我们带来了一场法国社会思潮与政治文化的思想盛宴。以下为讲座的互动问答部分。

崇明教授

 　　欧洲的伊斯兰教挑战：马克龙的穆斯林政策会让法国会走向何方?

　　问：我来提一个伊斯兰教的问题，我看了您写的那篇很长的文章《教法与自由：当代欧洲的伊斯兰教挑战》里面有一些问题。我先谈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我们看到在网上有一个叫雅科夫(俄罗斯社会学家)的学者，他研究总结了一个“穆斯林路线图”，阐述了伊斯兰教在世界各地的扩张规律。其中谈到穆斯林在一个其它民族的国家占到5%的时候，穆斯林聚居区有可能要独立。如果占到10%的人口的话，这个国家会发生全国性的动乱或者是局部的国家宗教和伊斯兰教引发的战争。复旦大学的包刚升教授有一次谈到伊斯兰教在欧洲的问题，他给出的数据是法国现在的穆斯林已经占到8.7%，德国占到5.8%。网上有另外一个数据是法国穆斯林占到10%，德国的穆斯林现在占到3%，如果按照穆斯林路线图的规律，法国现在的穆斯林介于5%到10%之间，在穆斯林的聚居区发生动乱和全国性发生动乱的状态之间，最近英国和法国发生了一些和穆斯林有关的暴力事件，规模都比以前要大，而且网上有一种说法叫穆斯林的超限战，这是我听到的一个这方面的现象。

　　我在你的《教法自由》这篇文章里看到，你谈到了关于基督教复兴的问题，我认为基督教的复兴只是暂时性的，和穆斯林现在的扩张，使得基督教进行了一些反弹，只是暂时性的。长久来看，当代社会基督教的式微是必然的趋势。相反，伊斯兰教现在在欧洲却是一种势如破土的发展或者是扩张。现在网上对伊斯兰教在欧洲，尤其是法、德、英三个主要国家的移民或者是二代移民产生了一些问题，大家都对这个方面比较悲观，欧洲最近的局势，尤其是和伊斯兰教相关的这个问题上比较悲观。在这方面，你怎么看?

　　崇明：我觉得不容乐观，确实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最主要的问题是欧洲人对这个挑战没有很好的应对方式，他们很多人都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到底怎么去回应这个挑战，他们之间是有分歧的。而且很重要的问题是，我刚才讲到的文化多元主义，使得很多欧洲的政治人物不能直面这个问题，不能把这个问题的症结讲出来，让大家去面对。所以，我们看到一旦发生爆恐事件，政治人物出来的反应就说这是一小部分恐怖分子，一小部分激进的伊斯兰恐怖分子的行为，不代表伊斯兰教。

　　前一阵子我们看到在英国的暴力恐怖事件发生之后，法国政府发言人说，“伊斯兰国”和伊斯兰教没有关系，“伊斯兰国”只是一小部分邪恶的人，利用伊斯兰教来谋求他们的权力的一个工具。出于政治正确或者是政治顾虑，这些政治人物不敢让人们面对伊斯兰教本身，他们的策略就是“伊斯兰教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一小部分激进分子，他们把经念歪了，把《古兰经》理解错了，把《古兰经》加以扭曲作为他们行为的依据”。作为总统，马卡龙当然意识到极端伊斯兰的恐怖主义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他现在也开始加强对这方面的重视，加强对激进的伊斯兰分子进行打击。接下来，法国会制定一个相关法律。法国现在一直是处于紧急状态，从2015年年底巴塔克兰的剧场遭到袭击以后，它一直是处于紧急状态。这个紧急状态已经维持了有两年的时间了，但是不能总是维持这种紧急状态。所以，他们现在要通过一个新的法案，在结束紧急状态的同时，加强对恐怖主义和激进的伊斯兰主义的打击。在打击恐怖主义这一点上欧洲的政要们都是一致的，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德国。

　　但是问题是除了针对于激进的伊斯兰之外，如何面对伊斯兰教本身。伊斯兰教本身和欧洲社会的张力和冲突，欧洲政治人物似乎缺乏深入的理解。前一阵子穆斯林的斋月刚刚结束，他们的斋月结束的时候，开斋节的仪式都有一个盛大的宴会。马克龙在开斋节的时候，到了法国穆斯林协会，去参加了他们的仪式，并且发表了讲话。这是比较罕见的事情，此前从来没有一个总统去参加开斋节的活动，他是第一个参加开斋节活动的总统。

　　关键的是在讲话里面，他一上来就讲，现在没有人会认为伊斯兰教和共和国是不可兼容的。他认为伊斯兰教和共和国的兼容性是毋庸置疑的，也就是说不应该去质疑伊斯兰教是不是能够接受共和国的价值观，穆斯林是不是能够成为共和国的公民。当然，作为总统，他需要在这种问题上有一个表态。也就是是说要让这些大多数的穆斯林能够感到他们是得到共和国接纳的，不会因为他们的信仰受到歧视。如果在这个问题上表述得比较激进的话，有可能会让这些穆斯林感到共和国不欢迎他们，觉得法国不欢迎他们，少数的激进力量就会利用穆斯林的不满去扩张他们的势力。

　　但是，我觉得他的表态也过于的政治正确。你可以说大多数穆斯林只是按照他们的信仰来生活，不是恐怖分子。但是，大多数的穆斯林不是恐怖分子，是不是就意味着穆斯林的价值和共和国的价值是完全一致的?这个就很难说了。我觉得他这个表态，回避了问题。真正重要的是要让穆斯林去思考，以什么样的价值来参与到共和国当中去。他在一些针对伊斯兰教的政策上，可能也很难有很好的效果。具体的我就不详细讲了。现在法国事实上在整体上表现出文化多元主义立场强调个人权利，因此即使法国强调融合和政教分离，也很难以有效的方式来面对伊斯兰教所带来的挑战。我说的伊斯兰教带来的挑战，不是恐怖分子带来的挑战。

　　你刚刚说的路线图，我也不知道它是不是可靠，这个很难说。但是，在这些国家里面，确实穆斯林人口的比例不断地在上涨，也确实形成了很多穆斯林的社区。穆斯林在这些国家当中，它还是独立的，并没有融入到共同体当中去，时间长了，它会不断地扩张，规模不断壮大，会有很大的挑战。

　　我觉得欧洲应该正视伊斯兰教和西方价值的冲突，要以一种方式来讨论这个问题，不能总是回避这个问题。从启蒙运动以来欧洲精神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和宗教的辩论。为什么今天基督教在欧洲可以和现代社会和平共处了?有很多的原因，首先当然是因为基督教不是伊斯兰教，基督教本身是可以支持现代社会的。还有就是大家可以公开地讨论宗教的问题，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双方可以达成妥协，形成一种关系。这样，就能够彼此共处，哪怕可能还存在着一种张力。伊斯兰教完全没有经过这样的启蒙运动，在伊斯兰教的发源地，在中东地区，在阿拉伯世界都没有这样的启蒙运动。

　　在今天，欧洲人因为政治正确和文化多元主义，没有试图针对伊斯兰教进行这样的启蒙运动。伊斯兰教是不是真的能够像马克龙说的那样和共和国可以兼容，关键是要经过这样一种辩论，一种公开的讨论之后，才能得出结论，不能现在想当然的说伊斯兰教和共和国之间不存在问题，事实上不是这样。

2017年6月20日，法国巴黎，法国穆斯林委员会(CFCM)举办开斋晚宴，马克龙出席

　　问：马克龙的穆斯林政策继续下去，法国会走向何方?

　　崇明：他的穆斯林政策一方面当然是要打击恐怖主义，打击这些激进的伊斯兰力量。另一方面，他是想强化国家对于穆斯林的管理，只能从管理的层面来加强。我刚才说了，他没有这个认识和魄力去推动一种启蒙运动。当然，这种启蒙运动不是光靠政治人物来进行的，必须是法国社会和欧洲社会有一个整体的反思，要有这个勇气。他们现在很怕讨论穆斯林问题，就是因为讨论伊斯兰教的问题很可能就会激怒那些激进分子，就会受到威胁。所以，他们宁可回避这个问题，宁可息事宁人，宁可先眼下有一种相对的和平。长远看来，这个问题迟早是要爆发的。眼下来看，马克龙不可能在文化层面，在价值层面去推动穆斯林的变化或者是推动整个社会展开对伊斯兰教的讨论。

　　他的措施可能就是加强对穆斯林的控制，加强对伊斯兰教的管理。管理上，无非就是想通过伊斯兰教组织来规范引导穆斯林，试图遏制那些激进力量。但是，虽然伊斯兰教的信仰、价值在很多方面是比较同质性的，但在组织方面是比较分散的，没有像天主教会那样的组织体系。在天主教会里面有教皇和统一的教会，可以对天主教徒形成有力的控制。但是，在穆斯林当中没有这样的组织。在法国，穆斯林一方面是按照他们的教派，一方面是按照他们的发源地进行组织，所以比较分散，各种组织之间也缺乏有效的协调。这种组织方式不能有效地控制、约束、规范穆斯林。

　　另外，马克龙试图通过国家介入到穆斯林神职人员的培养，这也很难做到。伊斯兰教强调教法高于国家的法律，不能接受国家强加给穆斯林的教育体系，穆斯林不太能容忍国家介入神职人员的培养。所以，我觉得在对伊斯兰教的管理方面，马克龙所能做的也是比较有限的，在这方面难有很大的作为。

　　问：我在刚才关于穆斯林的问题上追问一句。如果说马克龙现在的政策相对而言还不够，不管是在学界，还是在政界，有没有哪些政治团体或者是政治人物提出更具有可操作性以及更可能有实效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如果有的话，你觉得怎么来更有效的解决这些问题。当然，你刚才在教育方面也提了一些，有没有提出进一步的可以值得思考和借鉴的方案?

　　崇明：关于法国的伊斯兰教的政策方面，我刚才说了马克龙构想的对伊斯兰教进行管理的方案可能是有限的，不会有效。这方面还可以继续加强，像右派共和党的菲永有一套更强的方案，比如说他强调要切断法国穆斯林资金的外部来源，因为很多法国穆斯林的资金都是从穆斯林国家过来的。他们从这些穆斯林国家拿到资金以后，事实上会受到这些穆斯林国家的控制。菲永强调要切断穆斯林外部资金的来源，并且迫使沙特来遏制瓦哈比主义的传播。沙特是瓦哈比主义的大本营，在法国的穆斯林社会里面，瓦哈比主义有很大的影响。瓦哈比主义是比较保守的，它排斥欧洲的主流价值。沙特是有意识传播瓦哈比主义的。在传统上，我们看到在外交上沙特和美国的关系比较密切，所以欧洲对沙特瓦哈比主义一直没有很正面的应对，菲永强调应该进一步约束沙特对瓦哈比主义的传播。当然这是一些看得见的方案，还有一些更重要的东西，首先要限制移民。法国人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平等主义导致法国对移民缺乏有效限制。菲永甚至说过要采取配额制，大家知道美国在移民上采取配额制，通过配额制来控制移民的来源，法国是没有的。法国认为配额制违背了平等，而平等原则要求不能根据来源、文化区别移民。

　　法国某些保守的知识分子是提出了限制移民的想法的，甚至有可能的话，要让一部分穆斯林能够回到他们的来源国家去。这个就太政治不正确了，在法国的社会里，如果你提出这样的方案就被认为是极右。还有一些右派知识分子，他们甚至说不应该认为移民来了就不走了。因为在法国历史上有一些移民，比如说有些南欧的移民和亚洲的移民来了之后又离开法国了，并不是就在法国长期定居下去。在他们看来为什么这种事情不能发生在穆斯林身上。如果加强对移民的控制，削减福利国家的保障，那么有可能移民就会慢慢地减少。

　　有些知识分子像我认为的一样，主张要去讨论伊斯兰教的问题，要求伊斯兰教对信仰自由、良心自由做出一个正面的回应。比如说在伊斯兰教内部，如果信了伊斯兰教，是不能放弃或改宗的，那被认为是背叛和犯罪。在现代社会里面，根据良心自由原则，当然你可以放弃信仰，也可以改信其它的宗教。这个问题是不是可以和穆斯林进行讨论?很多年之前，一位社会党的内政部长曾经草拟过一个关于法国的伊斯兰教的文件，他希望伊斯兰教的领袖能接受良心自由的原则，也就是允许穆斯林改教或放弃信仰。结果他遭到了伊斯兰领袖的抵制，最后他也放弃了，没有能够把这个文件制定出来。

　　这个问题，我觉得政府是可以和社会一起来推动大家去讨论的。而不能像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子里不去看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始终在那里，你不去看它也在那里，而且还会不断地恶化。就我看到的，我觉得法国和欧洲人对伊斯兰教的问题，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方案。谁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谁在欧洲可能就是最了不起的政治家了。

2015年9月12日，两名女权主义者在法国巴黎Pontoise的一场隆重的穆斯林集会上，赤裸上身冲上讲台呼吁伊斯兰社会重视女权

　　问：国民阵线提出的那些针对穆斯林的政策呢?

　　崇明：国民阵线的主要方案就是限制移民，比如说它的一个方案就是取消针对外国人的社会保障制度。法国人的社会保障制度是非常好的，只要在法国生活就可以享受它的社会保障制度。所以，很多外国人愿意去法国。国民阵线的方案就是要取消针对外国人的社会保障制度，仅仅把这个社会保障制度保留给法国人。它还要推出加强对法国边界的管理，让这些移民、难民、恐怖分子没有办法进入到法国。它也没有说要把法国的穆斯林都赶走。有些人对极右有一种妖魔化，认为极右就是排外的。它是有这种色彩，但是也没有发展到像法西斯、纳粹一样把外国人赶走，而是要限制，要加强边界的防卫。也许它骨子里面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并没有表示出来。

　　新自由主义给欧洲带来的挑战：作为欧洲的联邦主义者的马克龙会给欧盟带来什么？

　　问：我想问一个小问题，我看了一篇文章，包括你提到现在的新自由主义。今天听了你的解释更清楚了，我们知道新自由主义有两个，一个是19世纪、20世纪初的New Liberalism那个是对原来自由发展的一种反思，它在经济上和在社会政治上都是偏左的。经济上更强调政府的干预和介入，政治上要提供福利，来帮助人们实现经济自由。到了80年代末期又有一个新自由主义，这个自由主义就是Neoliberalism 。这个恰恰是对之前的苏联共产主义的失败的反思，还是对欧美国家的福利国家的实际问题的反思，这个新自由主义不管是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是偏右的。在经济上是强调相对放松管制，包括降低税负，诸如此类的。在政治上也是对之前的强调国家要帮助人类实现经济的自由，要给大家各种帮助，这样一种反思，这都是右的。我听了你对现代的新自由主义的概括，它跟之前的两种都有所不同。它在经济上是偏右的，还是尽量的自由贸易。但是，在政治上和文化上，比如说文化上的多元主义，甚至是文化相对主义，它在这上面是偏左的。你提出的这个是不是可以再做一个界定，定义跟之前历史上的两个定义都不同。不管是叫它新兴自由主义，或者是其它的方式，它有一个新的特点。这个特点不能用之前的概念来概括，当然它所产生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它只强调个人的权利，而不强调个人的业务，一方面是偏左的，一方面是偏右的，这可能是进一步的澄清。

　　崇明：谢谢，这个评论很重要。新自由主义我确实没有很好地界定，我在我的文章里面提到一点，它的特点是强调文化上的自由主义。在法语里面有一个说法，比较难以翻译，意思就是放任式的自由主义，当然它跟传统的自由放任主义不太一样。一般来说，现代思想史上有一种自由主义，还有一种更彻底的自由放任主义，我讲的新自由主义跟这两个都不一样。

　　这个新自由主义不同于你讲的19世纪中后期的密尔、格林他们代表的自由主义，也就是强调社会正义的自由主义。也不同于你刚才讲的20世纪后期的哈耶克、弗里德曼，英美保守主义式的自由主义。法国这个新自由主义的特点首先是经济上更加自由化。法国国家一直在经济和社会当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从70年代开始，法国人试图淡化国家的角色。但是，法国的国家在经济事务中的比重一直还是很大的，今天也是如此。现在马克龙想做的这个工作就是进一步削弱国家在经济事务中的影响。这个新自由主义的更重要的特点是在文化和社会上不断扩张个人权利。谢谢你帮我做这个澄清。

　　问：1968年的五月风暴和新自由主义是什么关系?

　　崇明：1968年的五月风暴主要是一场学生运动，学生不满当时大学的教育和组织方式，走向街头进行了一场抗议。当时的巴黎大学规模非常大，今天我们看到巴黎大学已经分成了很多大学，当时只有巴黎大学。当时大学比较官僚，管理上也比较僵化。大学的课程设置、教育方面比较滞后，所以在那时候就爆发了这一场学生运动。这场学生运动很快就跃出了大学校园，开始变成一种全民的社会文化运动，一度还试图要跟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当然并没有真正把这个运动变成一场工人运动。

　　它的特点就是这些年轻人试图冲击这样一个体制，他们认为这样的教育体制、政治体制、社会体制太过于僵化，对他们的自由构成了约束。所以，他们要求伸张个人的权利，打破传统的约束。实际上使得个人权利再一次成为社会文化的核心，我们知道法国大革命之后，美国独立之后，从18世纪末开始个人权利的扩张一直是一个潮流。但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期个人权利还是和传统和宗教之间有一种平衡，还是受到宗教和传统的约束。当然，它不断在挑战这种约束。1968年的五月风暴只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这个事件背后实际上是强化个体权利的趋势的强化。这种个人权利的逻辑就是要不断地突破一切的束缚。1968年之后，法国政府也开始进行了一些改革，进行了社会、政治、文化、教育各方面的改革，改革也使得社会有更多的自由，个体有更多的权利。

　　我觉得1968年的五月风暴实际上是为新自由主义提供了很强的动力，五月风暴只是一场学生运动、社会运动，但是在70年代之后，这个运动在很多方面，在政治、文化方面开始以一种制度化的方式逐渐体现出来。比如说女性的权利、男女平等、同性恋的权利等等，社会保障不断加强，个人在性上、在情感上、生活方式的自由不断加强。五月风暴在当代法国是一个节点性的重要事件。

巴黎同志游行今年庆祝40周年。法国已于4年前承认同性婚姻的法律地位，但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的权利尚未完全平等，今年游行主题之一就是争取开放女同性恋者适用人工生殖

　　问：法国在宗教解放的方面比美国人要开一些。

　　崇明：对，法国的世俗化比美国更加深入，这一点毫无疑问。在50年代之前，天主教在法国社会还是有比较大的影响力。二战之后到50年代，我们看到法国人去教会还是比较多的。从60年代、70年代以来，去教会的人数，我说的去教会的人，就是有规律去参加宗教仪式，参加礼拜，参加弥撒的这些天主教徒，他们的人口比例不断在下降。今天法国人有规律在星期天去参加礼拜，参加宗教仪式的天主教徒，包括新教教徒，人口比例也就是5%、6%的样子。当然，他们很多人在价值上会认同基督教的价值，或者仍然认可自己是一个天主教徒，但是更多的是一种文化上的认可。

　　刚才这位朋友提到法国的宗教复兴是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这个也很难说。现在谈不上宗教复兴，我在那篇文章里谈到有这个复兴的迹象，法国人开始认识到他们文化的危机、信仰的危机、价值的危机，特别是在伊斯兰教的挑战和刺激之下，他们开始重新反思他们的传统，重新认识到传统的意义。这也许可以成为某种持续性的运动。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刚才说的同性恋婚姻合法化，以及现在的同性恋要求他们的生育权利等比较激进的权利诉求，也使得法国社会的保守力量开始试图去抵制这种激进化。以前的保守力量是比较边缘的。随着法国社会的世俗化，特别是同性恋婚姻和女性同性恋生育的权利对传统的婚姻、的家庭，子女和父母的关系都构成了很大的挑战。这些比较保守的法国人，特别是有天主教信仰和背景的法国人，他们也开始动员起来。这种动员是不是会持久也很难说，我的感觉是法国社会开始有这样一种自我意识，开始对传统和宗教有一种自我反省和反思。

　　随着社会越来越个体化，他们现在已经陷入到一种价值上的混乱、迷茫、碎片化的状态。在这样一种状态里面，我不知道人是否可以长期生活下去，一个社会是否可以长期维持下去。我觉得很有可能走到这一步的时候，他们也会重新去思考他们生活当中精神的维度、灵性的维度、宗教的维度，而不是说我们就是一些个体权利的追求者。

　　问：老师刚刚提到的个人利益和共同体利益的问题，这好像也涉及到全球化的问题。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如果说那是理想社会，共同体利益应该怎么样起到价值尺度或者是一个底线的作用。在反方面同时又对民主选举制度产生厌倦，这是不是一个矛盾，既想个人利益极大化，又不想承担共同体的责任，这一全球性的问题您是怎么看的?

　　崇明：这也是现代社会的问题，现代社会、现代政治，我讲的西方的自由民主政治，它是以社会契约论为基础的，强调的是个人权利、个体自由是政治的基础。国家主要的任务就是在法律的范围内保护这些权利，这是现代政治的一个基本的面向。我们现在看到现代社会的特点，个人权利、个人自由不断强化。不断强化的结果就是传统的团体，无论是传统的阶层、传统的宗教、传统的习俗、地域，这些对个人的约束都越来越小。随着全球化的推进更是如此，全球化只是把这个逻辑进一步展开，这当然是和商业，资本主义的特点是有关系的。在18世纪的时候，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就说，商业是世界性的，很难对商业进行限制。

　　商业的自由，资本主义的扩展，很多时候也是个人权利扩展的表现，简单来说可以这样去理解。但是，在近代初期，自由主义思想家们提出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学说，他们的意图一方面当然是承认个体有不可剥夺的权利，但另一方面是通过这个方式来建构国家，建构一个新的政治共同体。在欧洲中世纪历史上，在封建制度中存在等级和团体，欧洲在中世纪的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治。这些中世纪的团体，这些贵族对建构一个统一的国家和民族构成了挑战。近代的这些思想家提出以个人权利为基础，一个国家里面，大家都是平等的，没有等级差别，没有特权。这样可以在个人和政府之间，个人和共同体之间建立政治认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法国大革命的时候，颁布的《人权宣言》，它叫“人权和公民权的宣言”，不光是人权，它强调的法国人是个体的同时，也是公民，他获得权利，也要承担相应的义务。

　　近些年来，随着欧盟的扩张，随着全球化，民族国家的维度在不断地削弱，个体权利在加强。我刚刚说了马克龙是一个欧洲的联邦主义者，这一点他背离了戴高乐主义。戴高乐主义构想的是一个民族国家的欧洲，不是一个联邦，欧洲是这些民族国家形成的一个联合，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欧洲主权和联邦。我讲的70年代法国新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从德斯坦开始，，法国的总统都在推动欧洲向联邦化的方向发展，他们都在逐渐地背离戴高乐主义。他们最终的想法就是要建构一个统一的欧洲，在统一的欧洲里面，每个人都有他的权利，每个人都有他的自由，可以自由地流动，欧洲的特点就是在欧盟里面是，人员、商品、资本都是可以自由流动的。

　　他们构想这样一个社会，一个个人不断流动的社会，在他们看来国家层面和政治层面都不是很重要。国家和政治更多的是一个技术性的东西，是帮助个人获得权利，获得个人自由的工具。个体并不试图从共同体那里获得意义，这背离了强调公民自治的民主政治传统。在这一传统里，譬如在法国现代的政治文化里，如果我是一个法国的公民，我承担了政治义务，我可以在政治生活当中通过行动影响这个社会，去树立某种政治价值。但是现在这样的公民的维度、义务的维度、责任的维度已经比较淡薄，所以欧洲现在在政治和宗教方面都面临个体化的巨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