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远：苏联高等教育国际化为什么失败了？

 　　上世纪60年代开始，苏联在文化教育上也开始追求与其政治军事第二强国同等相称的地位，开始大力招徕留学生，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苏联留学生数量1950年为5900人，1960年为1.35万人，1970年为2.62万人，1980年剧增到8.83万人，这十年增加了两倍多，到1990年苏联解体前夕，留学生人数已经达到至少15万人(其中俄罗斯有13.3万人，乌克兰有1.8万人)，苏联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留学生目的地国，占全世界留学生的10%以上。

　　苏联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与其全球政治军事扩张方向是高度匹配的，增量部分主要来自亚非拉国家。其中非洲留学生从1960年的900余人，猛增到1979年的14690人，到80年代达到2万多人，这个时期，苏联有可能超越美国、法国和英国，成为非洲留学生的第一大目的地国。1970年代，苏联加快向中美洲的渗透后，也大幅增加这个区域留学生奖学金的名额，从1970 年的400名增加到1980年的5000名，其中古巴1983年到1984年到苏联留学的有9000人，尼加拉瓜有1000多人。而美国给该地区提供的奖学金名额仅781名。此外，叙利亚、印度、蒙古等国在苏联也有千计规模以上的留学生。

　　为了更好、更方便培养亚非拉地区留学生，1960年苏联政府特地在莫斯科郊外兴建了卢蒙巴各国人民友谊大学，即今天的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这所大学校园优美，校舍豪华，建成后就成为全苏联设施数一数二的好大学，在顶峰时期有来自105个国家的6700多名留学生在这里就读。据美国联邦政府的估算，苏联1980年给予63000名留学生的预算为3.25亿美元，而美国政府该年度相关拨款仅3000万美元，平均一个学生消耗的经费为5000多美元，这大概相当于当时苏联一个工人两年的工资(当时苏联工人薪水在130卢布左右)。在苏联的第三世界留学生不仅享受学费全免，还获得免费的医疗、置装、往返祖国的旅行费的待遇。

　　从“文革”前在中国在苏联的留学生的回忆和资料，也可以窥见苏联政府对留学生周到的照顾。根据中苏两国达成的《关于中国公民在苏联高等学校学习的协定》，每位在苏联的中国留学的将获得不菲的补贴，本科生有500卢布，研究生900卢布，团校学生1200卢布，大概分布相当于250、450和600人民币，而当时中国国内部长级别工资为520元，副部级468元，一个研究生的待遇与副部级干部不相上下。虽然中苏协议规定这些津贴由苏联垫付，然后中方再支付一半，苏联根据厚往薄来的惯例，又对中方需要缴纳的费用大打折扣，只根据国际标准的六分之一收取。

　　当时中国留学生在苏联不仅受到很好的伙食照顾，还有机会到苏联度假胜地旅游疗养。留学列宁格勒建筑工程学院的戚元靖(曾任冶金工业部长)回忆说，学校专门为中国学生开小灶。许宝文(曾任地矿部副部长)回忆，1954年莫斯科共青团市委组织留学生到南方旅游，留学生们乘坐豪华大游轮，一直南下到伏尔加河入海口的阿斯特拉罕，两岸美丽的风光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留学生续大我回忆：我们获得了去黑海疗养的机会，一到疗养院，工作人员马上对我们进行细致的体检，并且提出饮食、运动和治疗建议，修养一个月后，每个人的体重都增加了好几斤，各个红光满面，精神放松，从而以更充沛的精力投入到学习中去。

　　不仅仅是苏联，这个时期前后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的高等教育国际化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比如小国罗马尼亚每年接收的留学生高达2万左右，成为全世界十五个主要留学生目的地之一。古巴也曾经投入大量经费吸引拉美和非洲留学生，仅吸引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留学生就有5800多人，卡斯特罗骄傲地宣称：如果按照人口比例计算，古巴的留学生数量居世界首位。

　　苏联高等教育的快速国际化，让更多亚非拉学生了解和接受了苏联的革命理念和社会制度，配合了苏联在第三世界扩张的战略，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政策制定者的初衷。苏联在专业设置和培养方向上特意照顾亚非拉国家的实际需要，比如卢蒙巴大学专门设立“热带农业系”支援非洲绿色革命，这些都为亚非拉输送了有用的基础专业人才。

　　然而，放在更深层次和国际比较的视角去考虑，苏联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效果与其巨额的投入相比却是不尽人意，甚至做得很失败：对于苏联(以及后来的俄罗斯)来讲，它没有像留学英国、美国、法国的学生群体一样，形成一个传播留学所在国价值观和思想文化的坚定群体，即便是后来苏联解体了，这些留学生没有成为捍卫苏式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火种，继承苏联衣钵的俄罗斯在当年大力投放留学生资源的国家也没有收获强有力的“亲俄派”或传播俄罗斯文化的有生力量;对第三世界国家而言，留苏的学生也没有像留学美国、西欧的学生一样，对本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较强的影响，苏联留学生虽然数量多，但是在本国的影响力远远不如留学美国、西欧的群体。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苏联高等教育的快速国际化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而是政府刻意推动的效果，这就意味着，苏联虽然成为第二大留学目的国，并不意味着苏联就成为世界第二教育强国。相反，到六十年代以后，在政治高压的桎梏下，苏联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已经开始江河日下，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虽然可以培养一些有用的技术专业人才，但是不能像欧美的教育那样，培养出对社会有思想性、创新性的社会栋梁。

　　第二，与欧美学校对本国学生和留学生一视同仁的方法不同，苏联高等教育体制下，始终把留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对待，不仅在一个学校内部与本地生隔离，更设立专门培养留学生的大学，并处于各种政治考虑，有意识地限制留学生与外界的接触，这种对留学生隔离式的教育培养模式，既不利于留学生按照教育的自然规律成长，也更难让留学生可以深入了解苏联社会和文化，产生对苏联的深厚感情。

　　第三，苏联中后期社会矛盾重重，体制的弊端已经明显暴露，通过留学教育达到宣扬苏联社会制度优越性的目的自然难以达到。早在50年代，中国在苏联的留学生就发现苏联社会制度并不像宣传的那位完美，在莫斯科的留学生主动请缨到哈萨克斯坦参加义务劳动，结果发现虽然政府命令集体农庄十天内完成收割，但这里竟然还有前一年尚未收割的麦子。同样到哈萨克劳动的莫斯科铁道学院的留学生，目睹了苏联地方官僚主义导致的学生罢工的事件。这些促使留学生非但没有因为苏联物质发达而推崇苏联，反而对苏联体制产生失望，在“中苏论战”中成为批判苏联的先锋。

　　从根本上讲，苏联人为地过度将高等教育国际化是系统违背教育规律的事情。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根本还是靠大学作为一种独立实体，产生出来的强大生命力和创造力，这才是能够吸引外部的学生的关键。另外，只有作为独立个体的大学才能吸引学生产生参与感、归属感和荣誉感的机制，更好地让留学生产生对学校和目的国的认同。单纯靠行政力量的推动，虽然可以从数量和形式上推动教育的国际化，却无法根本提高教育和思想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苏联中后期高等教育发展历史，是现代高等教育史上的特殊一幕。但是对于后发国家如何正确促进高等教育走向世界，以及处理教育发展与国家战略的关系，提供了很多有意义的经验和教训。

 　　上世纪60年代开始，苏联在文化教育上也开始追求与其政治军事第二强国同等相称的地位，开始大力招徕留学生，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苏联留学生数量1950年为5900人，1960年为1.35万人，1970年为2.62万人，1980年剧增到8.83万人，这十年增加了两倍多，到1990年苏联解体前夕，留学生人数已经达到至少15万人(其中俄罗斯有13.3万人，乌克兰有1.8万人)，苏联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留学生目的地国，占全世界留学生的10%以上。

　　苏联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与其全球政治军事扩张方向是高度匹配的，增量部分主要来自亚非拉国家。其中非洲留学生从1960年的900余人，猛增到1979年的14690人，到80年代达到2万多人，这个时期，苏联有可能超越美国、法国和英国，成为非洲留学生的第一大目的地国。1970年代，苏联加快向中美洲的渗透后，也大幅增加这个区域留学生奖学金的名额，从1970 年的400名增加到1980年的5000名，其中古巴1983年到1984年到苏联留学的有9000人，尼加拉瓜有1000多人。而美国给该地区提供的奖学金名额仅781名。此外，叙利亚、印度、蒙古等国在苏联也有千计规模以上的留学生。

　　为了更好、更方便培养亚非拉地区留学生，1960年苏联政府特地在莫斯科郊外兴建了卢蒙巴各国人民友谊大学，即今天的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这所大学校园优美，校舍豪华，建成后就成为全苏联设施数一数二的好大学，在顶峰时期有来自105个国家的6700多名留学生在这里就读。据美国联邦政府的估算，苏联1980年给予63000名留学生的预算为3.25亿美元，而美国政府该年度相关拨款仅3000万美元，平均一个学生消耗的经费为5000多美元，这大概相当于当时苏联一个工人两年的工资(当时苏联工人薪水在130卢布左右)。在苏联的第三世界留学生不仅享受学费全免，还获得免费的医疗、置装、往返祖国的旅行费的待遇。

　　从“文革”前在中国在苏联的留学生的回忆和资料，也可以窥见苏联政府对留学生周到的照顾。根据中苏两国达成的《关于中国公民在苏联高等学校学习的协定》，每位在苏联的中国留学的将获得不菲的补贴，本科生有500卢布，研究生900卢布，团校学生1200卢布，大概分布相当于250、450和600人民币，而当时中国国内部长级别工资为520元，副部级468元，一个研究生的待遇与副部级干部不相上下。虽然中苏协议规定这些津贴由苏联垫付，然后中方再支付一半，苏联根据厚往薄来的惯例，又对中方需要缴纳的费用大打折扣，只根据国际标准的六分之一收取。

　　当时中国留学生在苏联不仅受到很好的伙食照顾，还有机会到苏联度假胜地旅游疗养。留学列宁格勒建筑工程学院的戚元靖(曾任冶金工业部长)回忆说，学校专门为中国学生开小灶。许宝文(曾任地矿部副部长)回忆，1954年莫斯科共青团市委组织留学生到南方旅游，留学生们乘坐豪华大游轮，一直南下到伏尔加河入海口的阿斯特拉罕，两岸美丽的风光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留学生续大我回忆：我们获得了去黑海疗养的机会，一到疗养院，工作人员马上对我们进行细致的体检，并且提出饮食、运动和治疗建议，修养一个月后，每个人的体重都增加了好几斤，各个红光满面，精神放松，从而以更充沛的精力投入到学习中去。

　　不仅仅是苏联，这个时期前后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的高等教育国际化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比如小国罗马尼亚每年接收的留学生高达2万左右，成为全世界十五个主要留学生目的地之一。古巴也曾经投入大量经费吸引拉美和非洲留学生，仅吸引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的留学生就有5800多人，卡斯特罗骄傲地宣称：如果按照人口比例计算，古巴的留学生数量居世界首位。

　　苏联高等教育的快速国际化，让更多亚非拉学生了解和接受了苏联的革命理念和社会制度，配合了苏联在第三世界扩张的战略，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政策制定者的初衷。苏联在专业设置和培养方向上特意照顾亚非拉国家的实际需要，比如卢蒙巴大学专门设立“热带农业系”支援非洲绿色革命，这些都为亚非拉输送了有用的基础专业人才。

　　然而，放在更深层次和国际比较的视角去考虑，苏联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效果与其巨额的投入相比却是不尽人意，甚至做得很失败：对于苏联(以及后来的俄罗斯)来讲，它没有像留学英国、美国、法国的学生群体一样，形成一个传播留学所在国价值观和思想文化的坚定群体，即便是后来苏联解体了，这些留学生没有成为捍卫苏式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火种，继承苏联衣钵的俄罗斯在当年大力投放留学生资源的国家也没有收获强有力的“亲俄派”或传播俄罗斯文化的有生力量;对第三世界国家而言，留苏的学生也没有像留学美国、西欧的学生一样，对本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较强的影响，苏联留学生虽然数量多，但是在本国的影响力远远不如留学美国、西欧的群体。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苏联高等教育的快速国际化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而是政府刻意推动的效果，这就意味着，苏联虽然成为第二大留学目的国，并不意味着苏联就成为世界第二教育强国。相反，到六十年代以后，在政治高压的桎梏下，苏联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已经开始江河日下，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虽然可以培养一些有用的技术专业人才，但是不能像欧美的教育那样，培养出对社会有思想性、创新性的社会栋梁。

　　第二，与欧美学校对本国学生和留学生一视同仁的方法不同，苏联高等教育体制下，始终把留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对待，不仅在一个学校内部与本地生隔离，更设立专门培养留学生的大学，并处于各种政治考虑，有意识地限制留学生与外界的接触，这种对留学生隔离式的教育培养模式，既不利于留学生按照教育的自然规律成长，也更难让留学生可以深入了解苏联社会和文化，产生对苏联的深厚感情。

　　第三，苏联中后期社会矛盾重重，体制的弊端已经明显暴露，通过留学教育达到宣扬苏联社会制度优越性的目的自然难以达到。早在50年代，中国在苏联的留学生就发现苏联社会制度并不像宣传的那位完美，在莫斯科的留学生主动请缨到哈萨克斯坦参加义务劳动，结果发现虽然政府命令集体农庄十天内完成收割，但这里竟然还有前一年尚未收割的麦子。同样到哈萨克劳动的莫斯科铁道学院的留学生，目睹了苏联地方官僚主义导致的学生罢工的事件。这些促使留学生非但没有因为苏联物质发达而推崇苏联，反而对苏联体制产生失望，在“中苏论战”中成为批判苏联的先锋。

　　从根本上讲，苏联人为地过度将高等教育国际化是系统违背教育规律的事情。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根本还是靠大学作为一种独立实体，产生出来的强大生命力和创造力，这才是能够吸引外部的学生的关键。另外，只有作为独立个体的大学才能吸引学生产生参与感、归属感和荣誉感的机制，更好地让留学生产生对学校和目的国的认同。单纯靠行政力量的推动，虽然可以从数量和形式上推动教育的国际化，却无法根本提高教育和思想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苏联中后期高等教育发展历史，是现代高等教育史上的特殊一幕。但是对于后发国家如何正确促进高等教育走向世界，以及处理教育发展与国家战略的关系，提供了很多有意义的经验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