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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夏天,我从贝尔格莱德旧皇宫探访出来。融合了奥斯曼式四角屋顶和塞尔维亚传统礼拜堂的宫殿仿佛沐浴在帝国的斜阳中,在深深庭院簇拥下风韵犹存。驶出大门不久,进入一个貌不惊人的住宅区,路旁出现一个孤零零的小院,其中有一座似乎久已无人居住的大宅。它没有任何显眼的标记,门前亦没有没有行人驻足——这一带远离市中心,除了每日来往于旧皇宫的游客,一贯冷清。
“那就是铁托夫人的住处。铁托死后她一直住在那里,”同行的一位塞尔维亚人说。人群一阵小小骚动:许多年轻塞尔维亚人居然也不知道她还在世,更不知道她隐居于此。
这一切充满讽刺。约万卡·布罗兹(Jovanka Broz),这位曾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倾倒众生的第一夫人,在丈夫、总统约西普·布罗兹·铁托(Josip Broz Tito)1980年死后被政府扫地出门,穿着睡袍,被全无尊严地驱赶到这个小院。2009年,她在接受塞尔维亚报纸《Politika》采访时说:“他们不允许我带任何私人物品,甚至是我和他的一张合影,或是一封信。”直到90年代南斯拉夫解体,她在此熬过了漫长的软禁时光。在塞尔维亚成为独立国家后,她仍然选择隐居于公众视野之外。
2013年10月20日,死亡为她带来了永久的解脱。根据塞尔维亚医疗中心发布的消息,约万卡·布罗兹10月20日因心力衰竭在贝尔格莱德去世,享年88岁。
她曾是南斯拉夫唯一的第一夫人。领袖铁托一生有过无数爱人,有十几个证实或未证实的孩子,1952年5月,60岁的铁托与28岁的约万卡结婚,她成为铁托第三任夫人,也是铁托当政南斯拉夫期间唯一的一次婚姻。
铁托与约万卡·布罗兹
自从17岁参加铁托的游击队抗击德军,塞族少女约万卡就对革命充满激情,这种情感在战后她被指派为铁托秘书后达到顶点。“她奉他为神明,同时又像爱一个男人一样爱他,随时准备为他献出一切,或默默凋零,因为这是她梦中的神明,既然他选择她,她就只属于他……”异见分子米洛万·吉拉斯(Milovan Djilas)在名作《与铁托为友》(Druzanje s Titom)写道。他曾是铁托的革命战友,后来因公开宣称南斯拉夫是集权国家而受到迫害。他回忆,即使和铁托开会直到深夜,约万卡也在走廊里一直守候。在他们结婚前,约万卡如此全心投入已经遭到铁托其他心腹的排斥,被视为怀有狼子野心;铁托衰弱不堪的最后几年,政府高层公开怀疑她想继承丈夫的宝座,将她彻底逐出了权力核心。
在铁托生命的最后三年,约万卡再也没能见他一面。但从她孤零零的院落,几乎可以望见远处旧皇宫的轮廓,铁托就住在那里。如此短的距离,却成了天堑。宫殿花园里陪伴铁托的,是他的一生挚爱达沃连卡·保诺维奇(Davorjanka Paunovic)白色的坟墓,她也曾是铁托的革命战友和秘书,于1946年死于肺结核。铁托执意将她安葬在此,以便时常凭吊。也是在1946年,约万卡成为铁托的秘书。
他们结为夫妻的原因模糊不清,但最终的决裂伴随着此起彼伏的政治纷争:政府高层久已怀疑她对丈夫肆意施加影响,玩弄权术,在高层安插自己的心腹,并且密谋发动政变。她甚至被指是苏联间谍。晚年的铁托疑窦丛生,多次下令对她进行调查。1977年,她和铁托分居,消失在公众视野中。
正巧,我也赶上铁托陵园旁的南斯拉夫历史博物馆展的一次展览,陈列出一系列铁托和约万卡在一起的照片,名为“南斯拉夫时代的时尚”。照片上的约万卡风姿绰约,戴着各色礼帽,穿着巴黎式样的套装,与来访的伊丽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等电影明星共进晚餐。海岛上的假期,游艇上的海风,度假别墅的院落……约万卡算的上是社会主义阵营内第一位如此西式的第一夫人,仿佛南斯拉夫版杰奎琳·肯尼迪(Jacqueline Kennedy)。但她最终也为这种高调付出了沉重代价。
往日繁华使约万卡的小院愈发悲凉。
铁托去世、约万卡被软禁的岁月里,南斯拉夫活力渐失的社会主义经济使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科索沃各地骚乱四起。1970年代南斯拉夫的去中心化趋势在此刻依托各加盟国的天然边界,从民主运动发展为民族主义运动,机会主义的政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公众支持。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当属1987年崛起的塞族人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sevic)——铁托当政时期,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势力占据主要地位,曾经强势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受到压制,米洛舍维奇的时机来了:他呼吁塞尔维亚人捍卫自己历史悠久的传统,建立一个塞族主导、囊括所有居住着塞族人土地的国家——民族混杂的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山最为重要,并借科索沃发生塞族和阿尔巴尼亚族冲突之机会,号召全体塞族反对党内铁托派官员的压制,并把他们清除出党。塞族强硬派占据了政府,开始谋求武力改造南斯拉夫。但是,克罗地亚也有同样民族主义追求。传统社会主义大联合意识形态兵败如山倒,血腥和屠杀在克罗地亚、波黑和科索沃造成数十万人死伤,百万人流离失所。
1999年,美军轰炸贝尔格莱德的炮声终结了杀戮。虽然米洛舍维奇被移交给了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对于普通塞族民众,直面道德的重负是艰难的。在米氏制造的民族主义灾难中,每个支持者手上都沾染了血污。国际社会谴责塞尔维亚,甚至将其妖魔化,使民族主义者们困惑、失落,乃至反对新成立的亲西方民主政府。即使在努力与科索沃关系正常化、向欧盟靠拢的今天,这些自视为“受害者”的群体仍是很不稳定的因素。
硝烟散去,约万卡已被时代洪流所遗忘。
在离约万卡住所不远的旧皇宫中,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现代南斯拉夫第一位统一者,1921-1934在位)的孙子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Karadjordjevic II)已经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为慈善事业奔忙,同时呼吁恢复二战前的君主立宪制。宫殿已被整修一新,物归原主。在一间俄罗斯帝国风格的宫室内——古董家具环绕,暖色调壁纸极尽华丽,水晶吊灯从拱顶倾泻而下,墙角是克里米亚可汗宫殿的“泪之喷泉”复制品,我见到了这位王储。
我问亚历山大二世:身为“南斯拉夫王储”到底是怎样一种体验?“感觉太疯狂了!”他大笑起来,崩溃的经济,混乱的社会,艰难转型的政治,有许多工作要做,但在国外长大的他却不懂多少塞尔维亚语……几乎是一墙之隔,当初禁止他回国的铁托的遗孀在年久失修、没有暖气的寒舍中挣扎。在塞尔维亚,历史常常带来如此超现实的体验。
约万卡的逝去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博物馆参观者对她从前的华服赞叹不已,却对她当下的命运一无所知。她的人生默默契合了南斯拉夫和塞尔维亚的命运:曾经辉煌而举世瞩目,今天却无人问津。科索沃战争尘埃落定后,厌倦血腥的塞尔维亚人眼中只有加入欧盟一件大事。欧洲化大潮将对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留恋抛在身后,也动摇了对塞族圣地科索沃的坚守。曾被波黑和科索沃惨剧撼动的世界,并不关心这些社会事后的漫长挣扎和艰难和解。毕竟,这只是些落魄的东欧小国,唯欧盟马首是瞻。
多年来,约万卡唯有在铁托逝世纪念日才现身于墓园中。这座位于贝尔格莱德小山丘上安息之所被当地人称为“鲜花之屋”,已接受了全球名人的凭吊。在长久的忍耐后,约万卡将被与铁托合葬在此。她在心中早已原谅了这个男人,相信那几年两人的分离是由于党内斯洛文尼亚族高层对她这个塞族人的排斥,而她丈夫已经年老衰弱,任人摆布。她对塞尔维亚《Blic》日报表示,他已经尽力保护她了,况且他们从未正式离婚,“我相信他至死仍然爱着我”。
2011年夏天,我从贝尔格莱德旧皇宫探访出来。融合了奥斯曼式四角屋顶和塞尔维亚传统礼拜堂的宫殿仿佛沐浴在帝国的斜阳中,在深深庭院簇拥下风韵犹存。驶出大门不久,进入一个貌不惊人的住宅区,路旁出现一个孤零零的小院,其中有一座似乎久已无人居住的大宅。它没有任何显眼的标记,门前亦没有没有行人驻足——这一带远离市中心,除了每日来往于旧皇宫的游客,一贯冷清。
“那就是铁托夫人的住处。铁托死后她一直住在那里,”同行的一位塞尔维亚人说。人群一阵小小骚动:许多年轻塞尔维亚人居然也不知道她还在世,更不知道她隐居于此。
这一切充满讽刺。约万卡·布罗兹(Jovanka Broz),这位曾在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倾倒众生的第一夫人,在丈夫、总统约西普·布罗兹·铁托(Josip Broz Tito)1980年死后被政府扫地出门,穿着睡袍,被全无尊严地驱赶到这个小院。2009年,她在接受塞尔维亚报纸《Politika》采访时说:“他们不允许我带任何私人物品,甚至是我和他的一张合影,或是一封信。”直到90年代南斯拉夫解体,她在此熬过了漫长的软禁时光。在塞尔维亚成为独立国家后,她仍然选择隐居于公众视野之外。
2013年10月20日,死亡为她带来了永久的解脱。根据塞尔维亚医疗中心发布的消息,约万卡·布罗兹10月20日因心力衰竭在贝尔格莱德去世,享年88岁。
她曾是南斯拉夫唯一的第一夫人。领袖铁托一生有过无数爱人,有十几个证实或未证实的孩子,1952年5月,60岁的铁托与28岁的约万卡结婚,她成为铁托第三任夫人,也是铁托当政南斯拉夫期间唯一的一次婚姻。
铁托与约万卡·布罗兹
自从17岁参加铁托的游击队抗击德军,塞族少女约万卡就对革命充满激情,这种情感在战后她被指派为铁托秘书后达到顶点。“她奉他为神明,同时又像爱一个男人一样爱他,随时准备为他献出一切,或默默凋零,因为这是她梦中的神明,既然他选择她,她就只属于他……”异见分子米洛万·吉拉斯(Milovan Djilas)在名作《与铁托为友》(Druzanje s Titom)写道。他曾是铁托的革命战友,后来因公开宣称南斯拉夫是集权国家而受到迫害。他回忆,即使和铁托开会直到深夜,约万卡也在走廊里一直守候。在他们结婚前,约万卡如此全心投入已经遭到铁托其他心腹的排斥,被视为怀有狼子野心;铁托衰弱不堪的最后几年,政府高层公开怀疑她想继承丈夫的宝座,将她彻底逐出了权力核心。
在铁托生命的最后三年,约万卡再也没能见他一面。但从她孤零零的院落,几乎可以望见远处旧皇宫的轮廓,铁托就住在那里。如此短的距离,却成了天堑。宫殿花园里陪伴铁托的,是他的一生挚爱达沃连卡·保诺维奇(Davorjanka Paunovic)白色的坟墓,她也曾是铁托的革命战友和秘书,于1946年死于肺结核。铁托执意将她安葬在此,以便时常凭吊。也是在1946年,约万卡成为铁托的秘书。
他们结为夫妻的原因模糊不清,但最终的决裂伴随着此起彼伏的政治纷争:政府高层久已怀疑她对丈夫肆意施加影响,玩弄权术,在高层安插自己的心腹,并且密谋发动政变。她甚至被指是苏联间谍。晚年的铁托疑窦丛生,多次下令对她进行调查。1977年,她和铁托分居,消失在公众视野中。
正巧,我也赶上铁托陵园旁的南斯拉夫历史博物馆展的一次展览,陈列出一系列铁托和约万卡在一起的照片,名为“南斯拉夫时代的时尚”。照片上的约万卡风姿绰约,戴着各色礼帽,穿着巴黎式样的套装,与来访的伊丽莎白·泰勒(Elizabeth Taylor)等电影明星共进晚餐。海岛上的假期,游艇上的海风,度假别墅的院落……约万卡算的上是社会主义阵营内第一位如此西式的第一夫人,仿佛南斯拉夫版杰奎琳·肯尼迪(Jacqueline Kennedy)。但她最终也为这种高调付出了沉重代价。
往日繁华使约万卡的小院愈发悲凉。
铁托去世、约万卡被软禁的岁月里,南斯拉夫活力渐失的社会主义经济使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科索沃各地骚乱四起。1970年代南斯拉夫的去中心化趋势在此刻依托各加盟国的天然边界,从民主运动发展为民族主义运动,机会主义的政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公众支持。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当属1987年崛起的塞族人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sevic)——铁托当政时期,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势力占据主要地位,曾经强势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受到压制,米洛舍维奇的时机来了:他呼吁塞尔维亚人捍卫自己历史悠久的传统,建立一个塞族主导、囊括所有居住着塞族人土地的国家——民族混杂的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山最为重要,并借科索沃发生塞族和阿尔巴尼亚族冲突之机会,号召全体塞族反对党内铁托派官员的压制,并把他们清除出党。塞族强硬派占据了政府,开始谋求武力改造南斯拉夫。但是,克罗地亚也有同样民族主义追求。传统社会主义大联合意识形态兵败如山倒,血腥和屠杀在克罗地亚、波黑和科索沃造成数十万人死伤,百万人流离失所。
1999年,美军轰炸贝尔格莱德的炮声终结了杀戮。虽然米洛舍维奇被移交给了前南问题国际法庭,对于普通塞族民众,直面道德的重负是艰难的。在米氏制造的民族主义灾难中,每个支持者手上都沾染了血污。国际社会谴责塞尔维亚,甚至将其妖魔化,使民族主义者们困惑、失落,乃至反对新成立的亲西方民主政府。即使在努力与科索沃关系正常化、向欧盟靠拢的今天,这些自视为“受害者”的群体仍是很不稳定的因素。
硝烟散去,约万卡已被时代洪流所遗忘。
在离约万卡住所不远的旧皇宫中,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现代南斯拉夫第一位统一者,1921-1934在位)的孙子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 Karadjordjevic II)已经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为慈善事业奔忙,同时呼吁恢复二战前的君主立宪制。宫殿已被整修一新,物归原主。在一间俄罗斯帝国风格的宫室内——古董家具环绕,暖色调壁纸极尽华丽,水晶吊灯从拱顶倾泻而下,墙角是克里米亚可汗宫殿的“泪之喷泉”复制品,我见到了这位王储。
我问亚历山大二世:身为“南斯拉夫王储”到底是怎样一种体验?“感觉太疯狂了!”他大笑起来,崩溃的经济,混乱的社会,艰难转型的政治,有许多工作要做,但在国外长大的他却不懂多少塞尔维亚语……几乎是一墙之隔,当初禁止他回国的铁托的遗孀在年久失修、没有暖气的寒舍中挣扎。在塞尔维亚,历史常常带来如此超现实的体验。
约万卡的逝去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博物馆参观者对她从前的华服赞叹不已,却对她当下的命运一无所知。她的人生默默契合了南斯拉夫和塞尔维亚的命运:曾经辉煌而举世瞩目,今天却无人问津。科索沃战争尘埃落定后,厌倦血腥的塞尔维亚人眼中只有加入欧盟一件大事。欧洲化大潮将对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留恋抛在身后,也动摇了对塞族圣地科索沃的坚守。曾被波黑和科索沃惨剧撼动的世界,并不关心这些社会事后的漫长挣扎和艰难和解。毕竟,这只是些落魄的东欧小国,唯欧盟马首是瞻。
多年来,约万卡唯有在铁托逝世纪念日才现身于墓园中。这座位于贝尔格莱德小山丘上安息之所被当地人称为“鲜花之屋”,已接受了全球名人的凭吊。在长久的忍耐后,约万卡将被与铁托合葬在此。她在心中早已原谅了这个男人,相信那几年两人的分离是由于党内斯洛文尼亚族高层对她这个塞族人的排斥,而她丈夫已经年老衰弱,任人摆布。她对塞尔维亚《Blic》日报表示,他已经尽力保护她了,况且他们从未正式离婚,“我相信他至死仍然爱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