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鸿达：以色列与伊朗的千年恩怨

 　　波斯人和犹太人是中东地区两大古老民族，在漫长遥远而又跌宕起伏的历史洪流中，二者之间的关系既有古时的融洽和巴列维国王时期 (1941年一1979年)的默契，也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僵持。本文拟以时间为主线，以民族和国家为载体，对这两大民族之间的关系以及以这两大民族为主体的伊朗一以色列国家关系做一较为深入的分析研究，以深化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探寻二者关系发展的特点。

　　波斯人解放犹太“巴比伦之囚”

　　犹太人原是居住在阿拉伯半岛的游牧民族， 最初被称为希伯来人，意思是“游牧的人”。根据 《圣经•旧约》记载，希伯来人的始祖亚伯拉罕原来居住在苏美尔人建立的乌尔帝国附近，后来迁移到迦南(巴勒斯坦地区)。早在公元前11世纪，犹太人就在今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了统一的王国，但是不到一个世纪王国就分裂了。公元前 586年，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率大军攻陷了最后一个犹太人王国的政治之都耶路撒冷， 不仅毁掉了犹太人的宗教象征所罗门圣殿，还把王室成员、祭司、工匠等数万名犹太人掳往巴比伦，史称“巴比伦之囚”。正是犹太人历史上这一 悲惨遭遇，拉开了他们与波斯人关系的序幕。

　　早在3500多年前，波斯人就出现在今伊朗地区，正如怀有强烈波斯民族主义情感的伊朗前国王巴列维所言“约在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前，新兴的雅利安族人与定居在伊朗高原的其他部族相汇合，成为我们的老祖先。”波斯人不仅历史悠久，而且业绩卓著。公元前550年，居鲁士皇帝缔造了波斯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王朝——阿契美尼德王朝(公元前550年一公元前330年)，即古代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波斯帝国。仰仗雄厚的实力，居鲁士皇帝大力推行对外扩张政策。在攻打新巴比伦王国时，居鲁士受到居住在那里的犹太人的支持和策应，因此当他于公元前538年灭掉新巴比伦王国后，立即释放了“巴比伦之囚”并将巴比伦人掠夺来的5000多件物品归还给犹太人。此后大约有4万名犹太人得以陆续返回巴勒斯坦，并且在波斯人的帮助下在耶路撒冷重建 了他们的宗教圣殿。居鲁士皇帝对“巴比伦之囚”的解放，深深赢得了犹太人的感激和友谊，为此后中东地区这两个民族的关系发展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波斯帝国对犹太人的宽容政策

　　与漫长流散期间遭遇的种种苦难相比，犹太人在波斯人统治时期的生活可以用“平和”来形容。波斯统治者执行较为宽容的民族和宗教政策，犹太人在波斯帝国境内享有较高程度的自治， 一些犹太人还上升到宫廷显赫位置。

　　波斯帝国对犹太人的政治管理

　　波斯帝国之所以在世界历史上享有极高的声誉，原因之一就是它在国家治理，特别是行政运作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行省制度就是其创新之一。大流士一世把全国划分为多个行省，每个行省设一名省长。回归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先后生活在阿巴拉哈拉和撒玛利亚两个行省管辖之下的犹地亚地区，犹地亚“主要由耶路撒冷及其周围地区组成” 。在政治上，犹地亚接受波斯帝国中央政府和行省的双重控制，尽管如此，犹地亚对波斯帝国一直是非常忠诚的。比如在公元前448年，阿巴拉哈拉行省发生了大规模的反抗波斯统治的大起义，犹地亚就没有涉入其中。也正是在镇压了这次起义之后，为了削弱阿巴拉哈拉行省的力量，波斯统治者把犹地亚并入了撒玛利亚行省。

　　大流士一世

　　犹地亚的地位在公元前445年改革后发生了 重大变化。改革后它在政治上争取到了独立自治行省的地位，这就使得它从此直接受波斯帝国中央政府的统辖，而不再受行省一级的牵制和盘剥， 犹地亚所承担的赋税自然也就大为减少。这一时期犹地亚还发行了自己的货币。一时之间，犹地亚经济呈现出繁荣之景象，一些犹太人也发展成为土地所有者、商人、承包商、收租人等。犹地亚的独立自治行省地位一直持续到波斯帝国灭亡。这充分说明了犹太人在波斯帝国中的政治地位不断提高，同时也表明波斯人对异族特别是犹太人的包容。

　　波斯帝国对犹太人的宗教宽容政策

　　总体而言，波斯帝国对被征服地区实施了宗教宽容政策。在公元前538年攻陷巴比伦之后，居鲁士皇帝对两河流域的宗教予以恢复。感受到波斯统治者在宗教方面的宽容态度，犹太人遂向波斯统治者提出在耶路撒冷重建自己宗教圣殿的请求。怀着宽容之心的居鲁士皇帝爽快地答应了犹太人的请求，颁布赦令允许“巴比伦之囚”回 到故乡并重建他们的宗教圣殿。借此敕令，犹太人多年来回归巴勒斯坦的愿望终于得到实现。正是由于居鲁士皇帝的这一敕令对犹太民族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所以犹太人经常把这一敕令与20世 纪初英国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国的《贝尔福宣言》相提并论。此后在波斯人的帮助下， 犹太人最终在公元前515年(一说516年)完成了耶路撒冷犹太教宗教圣殿的重建。

　　在居鲁士皇帝释放“巴比伦之囚”时，并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返回了巴勒斯坦地区，也有一些犹太人宁愿继续生活在巴比伦，而且犹太社团还逐渐从巴比伦扩展到波斯帝国的其它地方，他们也受到波斯人的宽容对待。总而言之，在波斯帝国时期，犹太人不仅得以重返巴勒斯坦，再次拥有 了自己的家园;重建宗教圣殿，再次拥有了自己的 精神寄托;而且还在政治上实现了较大程度的自治，在经济上也取得进一步的发展。既然享受到如此之多的发展便利，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当面临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的强力征服时，为何很多犹太人拒绝投降“因为他们不想背叛对大流士(波斯帝国)的忠诚”。

　　历史变迁中的波斯人和犹太人

　　从公元前330年波斯帝国被亚历山大大帝统帅的希腊军队所灭，直至20世纪前期，波斯人虽然在不同时期又建立了几个统一且独立的王朝， 但是他们也曾经多次遭受异族人的统治，和流散中的犹太人一样成为他国的臣民，这使得犹太人和波斯人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时断时续、时紧时松的特点。

　　从公元前330年直至公元前129年，伊朗历史进入了所谓“希腊化”时期，先前处于波斯帝国统辖之下的犹太人也与波斯人一道成为希腊人的臣民。自然，由于共同沦落为被征服之民，所以这一时期的波斯一犹太关系也就乏善可陈。为了摆脱希腊人的统治，不管是波斯人还是犹太人，都进行了艰苦的反抗。经过持续的斗争，波斯人于公元前247年建立了帕提亚王国(中国史书中称其为“安息”)，并且在该王国带领下于公元前129年结束了希腊人对波斯的统治。而犹太人则在公元前2世纪中期建立了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马卡比王国”此后犹太人和波斯人又陷入了与罗马人的激烈斗争之中。对犹太人而言，罗马帝国是一个梦魇，在接连反抗失败并遭惨烈镇压之后，幸存下来的犹太人最终于公元2世纪前期被迫离开巴勒斯坦，开始了漫长的流散生活，其中有一部分犹太人来到伊朗。

　　公元224年，伊朗建立了在其历史上十分有名的萨珊王朝，直至651年被阿拉伯人所灭，这个王朝始终是中东地区的重要力量，与(东)罗马帝国的长期战争构成了萨珊王朝对外交往活动的主题。在这一时期，波斯人再次对犹太人敞开了宽容的胸怀。因为这时犹太人已经遭受了较为严重的基督教宗教迫害，作为非基督教地区，而且历史上又有对犹太人实行宽容政策的传统，所以伊朗自然成为流散中的犹太人的一个可靠选择，再加上人口的自身繁衍，这些因素导致萨珊王朝时期伊朗的犹太人数量呈现出稳步增长之势。

　　萨珊王朝

　　不过，此后犹太人在伊朗的日子并非一帆风顺。公元651年阿拉伯人灭掉了萨珊王朝，在此后的数百年间，伊朗成为阿拉伯伊斯兰帝国的一部分，伊斯兰教逐渐成为波斯人信奉的最重要的宗教。伊朗历史上的这一变化，对其境内存在的很多少数民族及其宗教产生了重大影响，包括犹太人在内的非穆斯林被剥夺了社会和政治的平等权利，成为阿拉伯帝国的二等公民。在阿拉伯人的统治结束之后，经过短暂的地方割据，伊朗又被蒙古人所征服，波斯人和居住在伊朗的犹太人再次沦入外族人的统治之下，直至16世纪初伊朗萨法维王朝(1502年一1736年)建立，波斯人才又 建立了自己的独立政权。

　　但是对伊朗境内的犹太人来说，萨法维王朝的建立在最初并不是一个福音。因为该王朝奉伊斯兰教什叶派为国教，在很长时期内包括犹太人在内的非穆斯林被认为是不纯洁的信仰者，因此该王朝强迫他们皈依伊斯兰教，并以此作为享有豁免人头税等权利的必备条件。此外萨法维王朝还关闭了犹太教堂。尽管犹太人被迫在表面上皈依了伊斯兰教，但是他们在内心深处仍然虔诚地信仰犹太教，所以这一时期他们实际上过着表面的穆斯林和内心的犹太教徒的双重宗教生活。直到1661年，萨法维王朝才颁布法令，宣布犹太人享有公开并践行自己宗教信仰的权利，此后犹太人在伊朗的生活又逐步归于平静。

　　进入20世纪以后，犹太人在伊朗的处境得到进一步的改善，特别值得提及的是，伊朗1906年宪法授予了犹太人在议会中拥有一名代表的权利。在巴列维王朝(1925年一1979年)时期，伊朗犹太人的政治和社会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王朝的缔造者礼萨国王给予犹太人宗教自由，希伯来语被纳入到犹太学校的课程体系中，犹太报纸也被允许出版，犹太人甚至可以到政府中任职等等。不过，随着希特勒的上台和国际社会反犹主义的加剧，相当亲德的礼萨国王也相应调整了对犹太人的政策，这使得伊朗犹太人遇到了一些发展障碍。

　　伊朗和以色列：国家关系的演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布在巴勒斯坦地区建国。因为伊朗和以色列均是波斯人和犹太人分别占主体的唯一国家，所以此后在考虑二者之间关系的时候，波斯一犹太的民族关系更多地让位于伊朗一以色列的国家关系。对于这一时期的双边关系，可以非常清晰地划分为特点鲜明的两大时期：一是巴列维国王(1941年一1979年在位)时期的默契;二是霍梅尼及其后(1979年至今)的僵持。

　　巴列维国王时期伊以关系默契发展的主要因素

　　虽然伊朗在联合国就巴勒斯坦分治决议和接纳以色列为成员国表决时投了反对票，但是在其后的历史发展中，伊朗和以色列仍然保持着较为融洽的双边关系，这既是这两个国家所面临的恶劣的周边环境和与美国的亲近关系使然，也受到各自现实利益需求的推动。

　　以色列建国后，其周边环境非常恶劣。在它建国后的第二天，就遭受到来自埃及、伊拉克、外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等五个阿拉伯国家的联合军事进攻。在此后的三十多年中，以色列又先后数次和阿拉伯国家兵戎相见。可以想象，生活在阿拉伯人占主体的中东，新生的以色列国家会承受多么严峻的压力。另一方面，伊朗虽然是一个伊斯兰国家，但是由于历史上的互相征服和现实中的利益纠葛，伊朗与阿拉伯人也是多有恩怨，其地区处境也不甚理想。这样，以色列和伊朗均处于心怀仇恨或不甚友好的阿拉伯国家的包围之中，都面临着扩展外交空间、摆脱地区孤立的紧迫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两国之间加强联系就成为其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可取选择。

　　再者，虽然在巴勒斯坦分治决议表决、给予以色列外交承认和支持以色列加入联合国等一系列行动中苏联的表现也让犹太人和以色列政府非常满意，但是睿智的以色列决策者仍然在建国后不久就确立了亲美的外交路线。另一方面，近代以来伊朗饱受英、俄(苏)两大强国的持续蹂躏，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同盟国和轴心国皆对地缘战略价值巨大的伊朗虎视眈眈，结果英苏两国于1941年8月联手武装占领伊朗，礼萨国王被迫让位于其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也就是人们通常所称的“巴列维”或“巴列维国王”。国家和家庭的惨痛经历促使巴列维国王认真思索伊朗今后的对外战略，在1953年伊朗发生了美国策划的政变之后，权力失而复得的巴列维国王在外交上就完全倒向了美国。这样，作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两个重要伙伴，伊朗和以色列两国的接近又具备了较为强大的外部推力。

　　以色列建国后，吸纳更多的犹太人成为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所在。因为阿以冲突的加剧，一些生活在阿拉伯国家中的犹太人受到程度不等的歧视或迫害，特别是伊拉克犹太人，人数较多且遭受的磨难较重，帮助这些犹太人移居自己的祖国自然成为以色列决策者的坚定使命。因为伊朗和伊拉克有漫长的边界，所以加大对伊朗的外交力度，寻求伊朗的帮助以“解救”伊拉克犹太人， 就构成了以色列对伊朗外交的初期特征。需要注意的是，伊朗本身也拥有一些犹太人，以色列与伊朗加强联系也有维护伊朗犹太人利益的考虑。不过在巴列维国王时期，伊朗犹太人并没有受到像一些阿拉伯国家犹太人所受到的那样的歧视和迫害，所以在1948年到1977年间，只有4. 5万犹太人从伊朗移民至以色列，大部分犹太人仍然继续留在伊朗生活。

　　以色列主动发展与伊朗关系的另一因素，是希望获取伊朗石油。虽然中东是世界主要石油输出地区，但是那里盛产石油的国家除伊朗外几乎都是阿拉伯国家，对于石油缺口较大且深陷阿以武装冲突中的以色列而言，获取中东石油的希望只能寄托于和犹太人有较好关系记录的伊朗。早在1950年代前期，以色列就和伊朗签署了石油供给协议，此后以色列一直积极与伊朗探讨双方的石油交易，并且取得了较为理想的结果。甚至在对阿拉伯世界造成重大灾难的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伊朗也没有停止对以色列的石油出口。从1959到1971年，以色列所获得的80% ~ 90%的原油是从伊朗进口的，1976年这一比例则是75%。来自伊朗的石油对深处困境的以色列而言，犹如雪中送炭。

　　伊朗发展与以色列关系的主要诉求

　　国际关系的发展有赖于利益价值的互相交换。在伊朗帮助以色列的同时，以色列同样可以向伊朗提供巴列维国王所渴求的东西。虽然巴列维在1941年就登基为王，但是直到1953年政变后，他才成为美国并不十分得力的地区盟友，而此时，维护以色列的安全早已成为美国中东政策的 一大鲜明主题。为了改变获取美国援助不力的现实，巴列维国王着重加强与以色列的关系，希望通过此举，可以使美国犹太人向华盛顿政府施压，以推动美国执行对伊朗更为有利的外交政策。伊朗的这一迂回战术，的确有效地推动了伊以关系的良好发展。

　　巴列维国王和王后

　　获取军事和特工等业务培训是伊朗发展与以色列关系的另一考虑。巴列维国王是一个非常崇尚军事力量的国王，同时也是一个特别注重情报机构建设的领导者，而以色列恰好在军事、情报建设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所以，伊以两国在这些领域中的合作就顺理成章了。至1961年，以色列已经为伊朗培训了约400名飞行员、伞兵和炮兵，而且从这一年起，以色列军队中包括总参谋长在内的多名高级将领多次造访伊朗，当然也有很多伊朗高级军官访问过以色列。伊朗的情报机构建设同样需要以色列的帮助，伊朗秘密警察组织“萨瓦克(SAVAK) ”在发展过程中曾经得到闻名于世的以色列摩萨德的人员培训和信息提供。总而言之，在巴列维国王时期，伊朗和以色列面临着相似的国际环境，而且都和美国保持着亲密的外交关系，在此基础上双方各取所需，进行了长时期的默契交往，两国政府间 的关系处于一个相对融洽的时期。

　　霍梅尼及其后伊以关系的僵持

　　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巴列维国王失去了政权，以色列也随之失去了与伊朗的默契交往，因为1979年以后新建立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以 色列采取了非常敌视的态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缔造者霍梅尼一再强调：“对待以色列的正确态度是：认为它是非法的、强霸的、侵犯穆斯林权利的政权，不能与它建立任何形式的关系……必须消灭以色列。每个穆斯林都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来对付以色列……我们与以色列绝不建立外交关系，因为，它是霸权者，是与穆斯林为敌的……以色列是霸权者，应该尽快离开巴勒斯坦，解决巴以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巴勒斯坦兄弟尽快消灭这一毒素……在伊斯兰国家心脏的这一毒瘤受到列强的扶植，其毒性每天都在威胁着伊斯兰国家。因此伊斯兰国家和伟大的伊斯兰民族必须将其根除。” 霍梅尼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中占据着一言九鼎的地位，他凌驾于三权之上，几乎不受宪法的束缚，对政治、宗教事务都有决策权，而且还有权罢免总统。所以，他的个人意志往往会演化为国家政策，这一点在伊朗一以色列关系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直至今日，伊朗现政权仍然不承认以色列国家的存在，并且积极支持一些激进势力反对以色列。对于国际社会爱好和平的人们深切期待的巴以和平进程，伊朗的态度也不甚积极，认为这并不能给遭受苦难的巴勒斯坦人民带来真正的希望，只有把以色列彻底赶出巴勒斯坦，才是问题最佳的和唯一的解决方案。

　　另一方面，尽管在两伊战争期间伊朗和以色列曾经进行过秘密武器交易，尽管1989年霍梅尼逝世后伊朗的强硬外交稍有缓和，但是当伊拉克在海湾战争中遭到惨败后，以色列还是迅速地把伊朗定性为地区不稳定因素，认为伊朗要趁伊拉克惨败之际追求地区霸权，认定伊朗支持黎巴嫩的“真主党”和巴勒斯坦的“哈马斯”从事反以色列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加强了对抗伊朗的力度。以色列不仅逐步强化了与土耳其的军事关系，在1996年签署了让伊朗人大为恼火的《土以军事协议》，而且还一再鼓动美国向伊朗施压， 在美国针对伊朗的“双重遏制政策”和《达马托法》出炉的过程中，以色列和美国犹太人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2001年美国“911”事件发生后，反对恐怖主义成为国际政治的新潮流。在这种形势下，以色列更为频繁地指责伊朗支持和从事恐怖主义活动，要求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特别是在2005年较为激进的内贾德出任伊朗总统后，随着他的一系列反以色列和反犹太人言论的出炉以及伊朗核危机的加剧，以色列与伊朗的对峙逐步升级。直至今日，仍然难以见到伊以关系改善的任何值得期待的迹象。

　　波斯一犹太民族关系和伊朗一以色列国家关系发展中的几个特点

　　纵观波斯一犹太民族关系和伊朗一以色列国家关系的发展历程，有几个特点尤为突出：

　　一是就1948年以色列建国前的波斯一犹太民族关系而言，体现更多的是波斯人对犹太人的宽容的统治政策，相比之下，犹太人处于双方关系发展中较为被动的地位。这主要是由两个民族的不同发展轨迹使然。公元前538年，波斯人以犹 太人解放者的姿态拉开了二者关系的序幕，在此后的二百余年中，雄踞西亚大地的波斯帝国对犹 太人的统治以及犹太人对此的反应构成了波斯一 犹太民族关系的主轴，二者关系的这一特征也表现在此后伊朗各独立王朝统治时期，比如萨珊王朝、萨法维王朝、恺加王朝和巴列维王朝时期。但是在这几个时期以外，波斯人和处于充满苦难的‘大流散”之中的犹太人一样，也基本丧失了独立 和主权，他们先后生活在希腊人、阿拉伯人、蒙古人、阿富汗人和英、俄(苏)的统治、管辖或侵略之下，这种皆为他人臣民的状况严重制约了波斯一犹太两个民族之间的交往，自然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就极为有限了。

　　二是在巴列维国王时期，特别是在1970年代以前，以色列在伊朗和以色列两国关系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得更为积极主动。当以色列完成了建国的民族夙愿之后，得到尽可能多的国家的承认成为其外交工作重点事项之一。为了赢得伊朗的外交承认，以色列甚至通过美国情报人员行贿伊朗有关官员。经过不懈的努力，以色列终 于在1950年3月赢得了伊朗事实上的承认。此后以色列一再呼吁两国建立正常和公开的外交关系。1963年5月，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写信给巴列维国王，他在信中直言“以色列和伊朗面 临的紧迫形势需要两国在外交和军事上进行更为密切的合作，但是时下两国间的秘密交往限制了 双边关系的发展。” 为了巩固和加强与伊朗的关系，以色列领导人本•古里安、梅厄、贝京、达扬、佩雷斯和拉宾等都曾访问过德黑兰，这在双方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情况下显得尤为引人注意，也充分说明了以色列对伊朗的高度重视。与以色列相比较，伊朗巴列维国王在发展与以色列关系方面表现得特别谨慎，这主要是因为伊朗是一个伊斯兰国家，在阿以冲突异常严重的情况下，很多国内穆斯林与其他伊斯兰国家均不 认同伊朗与“犹太复国主义政权”以色列进行交往，认为这是对伊斯兰事业的背叛。正因为如此，直至巴列维政权倒台，伊朗和以色列两国都一直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而只是保持着较为默 契的秘密交往。而且，即使巴列维国王在伊以关 系上如此低调，他仍然遭到国内外伊斯兰势力的猛烈抨击，正如后来领导“伊斯兰革命”推翻巴列 维政权的霍梅尼所言，巴列维国王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代理人，以色列人是巴列维国王及其反动 政府的帮凶。事实上，巴列维政权对以色列的承认也是1960年埃及与伊朗断交的一个直接推动因素。面对国内外如此强烈的反对， 巴列维政权在发展与以色列关系时采取低调姿态 也是非常易于理解的。

　　三是1979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后，伊朗对犹太人和以色列国家的态度显然受到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问题的严重影响。自19世纪末叶犹太复国主义者掀起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的运动后，巴勒斯坦地区、特别是耶路撒冷这一宗教圣 地就成为世界各地伊斯兰势力共同关注的焦点， 此后随着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冲突的不断加剧以及以色列完全占领耶路撒冷，伊斯兰势力对犹太人和以色列的憎恶也日甚一日。作为20世纪最著名的伊斯兰主义者之一，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缔造者霍梅尼对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自然也给予了充分的关注。霍梅尼坚定地认为“耶路撒冷属 于穆斯林所有……巴勒斯坦是被压迫者，以色列欺凌他们。因此，我们是他们的支持者……我们大家应起来消灭以色列，让英勇的巴勒斯坦取而代之……从根本上来讲，解放耶路撒冷、铲除以色列这个毒木是全体穆斯林的义务。耶路撒冷的问题并非仅仅是某一个人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某个国家的问题，同时也不仅仅是今天穆斯林面对的问题，而是全世界的穆斯林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了解霍梅尼的上述观点，再考虑到直至今日霍梅尼思想对伊朗仍然有着无可质疑的巨大影响力的现实，就不难理解为何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成功后伊朗执行相当激烈 的反以色列的外交政策了。

　　伊朗伊斯兰革命

　　四是以色列国际处境的改善不但减少了它对伊朗的需求，而且加剧了它与伊朗的对抗。事实上，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取胜后，以色列已经基本摆脱了为生存而战的紧迫局面，之后阿拉伯国家再也没有足够的力量消灭或对抗国力迅速窜升的以色列了。发展至今，以色列已经在阿以冲突中占据了毋庸置疑的强势地位，这大大降低了以色列对伊朗外交的积极主动性。不仅如此， 在“阿拉伯威胁”日益消失的形势下，自1979年以来一直执行反以政策的伊朗被以色列视为是对自己国家安全的重大挑战，从而大力宣扬所谓的 “伊朗威胁论”，一再鼓动美国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并且声言要炸毁伊朗的核设施，这使得伊以关系改善的曙光更加难以显现。

 　　波斯人和犹太人是中东地区两大古老民族，在漫长遥远而又跌宕起伏的历史洪流中，二者之间的关系既有古时的融洽和巴列维国王时期 (1941年一1979年)的默契，也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僵持。本文拟以时间为主线，以民族和国家为载体，对这两大民族之间的关系以及以这两大民族为主体的伊朗一以色列国家关系做一较为深入的分析研究，以深化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探寻二者关系发展的特点。

　　波斯人解放犹太“巴比伦之囚”

　　犹太人原是居住在阿拉伯半岛的游牧民族， 最初被称为希伯来人，意思是“游牧的人”。根据 《圣经•旧约》记载，希伯来人的始祖亚伯拉罕原来居住在苏美尔人建立的乌尔帝国附近，后来迁移到迦南(巴勒斯坦地区)。早在公元前11世纪，犹太人就在今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了统一的王国，但是不到一个世纪王国就分裂了。公元前 586年，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率大军攻陷了最后一个犹太人王国的政治之都耶路撒冷， 不仅毁掉了犹太人的宗教象征所罗门圣殿，还把王室成员、祭司、工匠等数万名犹太人掳往巴比伦，史称“巴比伦之囚”。正是犹太人历史上这一 悲惨遭遇，拉开了他们与波斯人关系的序幕。

　　早在3500多年前，波斯人就出现在今伊朗地区，正如怀有强烈波斯民族主义情感的伊朗前国王巴列维所言“约在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前，新兴的雅利安族人与定居在伊朗高原的其他部族相汇合，成为我们的老祖先。”波斯人不仅历史悠久，而且业绩卓著。公元前550年，居鲁士皇帝缔造了波斯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王朝——阿契美尼德王朝(公元前550年一公元前330年)，即古代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波斯帝国。仰仗雄厚的实力，居鲁士皇帝大力推行对外扩张政策。在攻打新巴比伦王国时，居鲁士受到居住在那里的犹太人的支持和策应，因此当他于公元前538年灭掉新巴比伦王国后，立即释放了“巴比伦之囚”并将巴比伦人掠夺来的5000多件物品归还给犹太人。此后大约有4万名犹太人得以陆续返回巴勒斯坦，并且在波斯人的帮助下在耶路撒冷重建 了他们的宗教圣殿。居鲁士皇帝对“巴比伦之囚”的解放，深深赢得了犹太人的感激和友谊，为此后中东地区这两个民族的关系发展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波斯帝国对犹太人的宽容政策

　　与漫长流散期间遭遇的种种苦难相比，犹太人在波斯人统治时期的生活可以用“平和”来形容。波斯统治者执行较为宽容的民族和宗教政策，犹太人在波斯帝国境内享有较高程度的自治， 一些犹太人还上升到宫廷显赫位置。

　　波斯帝国对犹太人的政治管理

　　波斯帝国之所以在世界历史上享有极高的声誉，原因之一就是它在国家治理，特别是行政运作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行省制度就是其创新之一。大流士一世把全国划分为多个行省，每个行省设一名省长。回归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先后生活在阿巴拉哈拉和撒玛利亚两个行省管辖之下的犹地亚地区，犹地亚“主要由耶路撒冷及其周围地区组成” 。在政治上，犹地亚接受波斯帝国中央政府和行省的双重控制，尽管如此，犹地亚对波斯帝国一直是非常忠诚的。比如在公元前448年，阿巴拉哈拉行省发生了大规模的反抗波斯统治的大起义，犹地亚就没有涉入其中。也正是在镇压了这次起义之后，为了削弱阿巴拉哈拉行省的力量，波斯统治者把犹地亚并入了撒玛利亚行省。

　　大流士一世

　　犹地亚的地位在公元前445年改革后发生了 重大变化。改革后它在政治上争取到了独立自治行省的地位，这就使得它从此直接受波斯帝国中央政府的统辖，而不再受行省一级的牵制和盘剥， 犹地亚所承担的赋税自然也就大为减少。这一时期犹地亚还发行了自己的货币。一时之间，犹地亚经济呈现出繁荣之景象，一些犹太人也发展成为土地所有者、商人、承包商、收租人等。犹地亚的独立自治行省地位一直持续到波斯帝国灭亡。这充分说明了犹太人在波斯帝国中的政治地位不断提高，同时也表明波斯人对异族特别是犹太人的包容。

　　波斯帝国对犹太人的宗教宽容政策

　　总体而言，波斯帝国对被征服地区实施了宗教宽容政策。在公元前538年攻陷巴比伦之后，居鲁士皇帝对两河流域的宗教予以恢复。感受到波斯统治者在宗教方面的宽容态度，犹太人遂向波斯统治者提出在耶路撒冷重建自己宗教圣殿的请求。怀着宽容之心的居鲁士皇帝爽快地答应了犹太人的请求，颁布赦令允许“巴比伦之囚”回 到故乡并重建他们的宗教圣殿。借此敕令，犹太人多年来回归巴勒斯坦的愿望终于得到实现。正是由于居鲁士皇帝的这一敕令对犹太民族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所以犹太人经常把这一敕令与20世 纪初英国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国的《贝尔福宣言》相提并论。此后在波斯人的帮助下， 犹太人最终在公元前515年(一说516年)完成了耶路撒冷犹太教宗教圣殿的重建。

　　在居鲁士皇帝释放“巴比伦之囚”时，并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返回了巴勒斯坦地区，也有一些犹太人宁愿继续生活在巴比伦，而且犹太社团还逐渐从巴比伦扩展到波斯帝国的其它地方，他们也受到波斯人的宽容对待。总而言之，在波斯帝国时期，犹太人不仅得以重返巴勒斯坦，再次拥有 了自己的家园;重建宗教圣殿，再次拥有了自己的 精神寄托;而且还在政治上实现了较大程度的自治，在经济上也取得进一步的发展。既然享受到如此之多的发展便利，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当面临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的强力征服时，为何很多犹太人拒绝投降“因为他们不想背叛对大流士(波斯帝国)的忠诚”。

　　历史变迁中的波斯人和犹太人

　　从公元前330年波斯帝国被亚历山大大帝统帅的希腊军队所灭，直至20世纪前期，波斯人虽然在不同时期又建立了几个统一且独立的王朝， 但是他们也曾经多次遭受异族人的统治，和流散中的犹太人一样成为他国的臣民，这使得犹太人和波斯人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时断时续、时紧时松的特点。

　　从公元前330年直至公元前129年，伊朗历史进入了所谓“希腊化”时期，先前处于波斯帝国统辖之下的犹太人也与波斯人一道成为希腊人的臣民。自然，由于共同沦落为被征服之民，所以这一时期的波斯一犹太关系也就乏善可陈。为了摆脱希腊人的统治，不管是波斯人还是犹太人，都进行了艰苦的反抗。经过持续的斗争，波斯人于公元前247年建立了帕提亚王国(中国史书中称其为“安息”)，并且在该王国带领下于公元前129年结束了希腊人对波斯的统治。而犹太人则在公元前2世纪中期建立了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马卡比王国”此后犹太人和波斯人又陷入了与罗马人的激烈斗争之中。对犹太人而言，罗马帝国是一个梦魇，在接连反抗失败并遭惨烈镇压之后，幸存下来的犹太人最终于公元2世纪前期被迫离开巴勒斯坦，开始了漫长的流散生活，其中有一部分犹太人来到伊朗。

　　公元224年，伊朗建立了在其历史上十分有名的萨珊王朝，直至651年被阿拉伯人所灭，这个王朝始终是中东地区的重要力量，与(东)罗马帝国的长期战争构成了萨珊王朝对外交往活动的主题。在这一时期，波斯人再次对犹太人敞开了宽容的胸怀。因为这时犹太人已经遭受了较为严重的基督教宗教迫害，作为非基督教地区，而且历史上又有对犹太人实行宽容政策的传统，所以伊朗自然成为流散中的犹太人的一个可靠选择，再加上人口的自身繁衍，这些因素导致萨珊王朝时期伊朗的犹太人数量呈现出稳步增长之势。

　　萨珊王朝

　　不过，此后犹太人在伊朗的日子并非一帆风顺。公元651年阿拉伯人灭掉了萨珊王朝，在此后的数百年间，伊朗成为阿拉伯伊斯兰帝国的一部分，伊斯兰教逐渐成为波斯人信奉的最重要的宗教。伊朗历史上的这一变化，对其境内存在的很多少数民族及其宗教产生了重大影响，包括犹太人在内的非穆斯林被剥夺了社会和政治的平等权利，成为阿拉伯帝国的二等公民。在阿拉伯人的统治结束之后，经过短暂的地方割据，伊朗又被蒙古人所征服，波斯人和居住在伊朗的犹太人再次沦入外族人的统治之下，直至16世纪初伊朗萨法维王朝(1502年一1736年)建立，波斯人才又 建立了自己的独立政权。

　　但是对伊朗境内的犹太人来说，萨法维王朝的建立在最初并不是一个福音。因为该王朝奉伊斯兰教什叶派为国教，在很长时期内包括犹太人在内的非穆斯林被认为是不纯洁的信仰者，因此该王朝强迫他们皈依伊斯兰教，并以此作为享有豁免人头税等权利的必备条件。此外萨法维王朝还关闭了犹太教堂。尽管犹太人被迫在表面上皈依了伊斯兰教，但是他们在内心深处仍然虔诚地信仰犹太教，所以这一时期他们实际上过着表面的穆斯林和内心的犹太教徒的双重宗教生活。直到1661年，萨法维王朝才颁布法令，宣布犹太人享有公开并践行自己宗教信仰的权利，此后犹太人在伊朗的生活又逐步归于平静。

　　进入20世纪以后，犹太人在伊朗的处境得到进一步的改善，特别值得提及的是，伊朗1906年宪法授予了犹太人在议会中拥有一名代表的权利。在巴列维王朝(1925年一1979年)时期，伊朗犹太人的政治和社会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王朝的缔造者礼萨国王给予犹太人宗教自由，希伯来语被纳入到犹太学校的课程体系中，犹太报纸也被允许出版，犹太人甚至可以到政府中任职等等。不过，随着希特勒的上台和国际社会反犹主义的加剧，相当亲德的礼萨国王也相应调整了对犹太人的政策，这使得伊朗犹太人遇到了一些发展障碍。

　　伊朗和以色列：国家关系的演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宣布在巴勒斯坦地区建国。因为伊朗和以色列均是波斯人和犹太人分别占主体的唯一国家，所以此后在考虑二者之间关系的时候，波斯一犹太的民族关系更多地让位于伊朗一以色列的国家关系。对于这一时期的双边关系，可以非常清晰地划分为特点鲜明的两大时期：一是巴列维国王(1941年一1979年在位)时期的默契;二是霍梅尼及其后(1979年至今)的僵持。

　　巴列维国王时期伊以关系默契发展的主要因素

　　虽然伊朗在联合国就巴勒斯坦分治决议和接纳以色列为成员国表决时投了反对票，但是在其后的历史发展中，伊朗和以色列仍然保持着较为融洽的双边关系，这既是这两个国家所面临的恶劣的周边环境和与美国的亲近关系使然，也受到各自现实利益需求的推动。

　　以色列建国后，其周边环境非常恶劣。在它建国后的第二天，就遭受到来自埃及、伊拉克、外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等五个阿拉伯国家的联合军事进攻。在此后的三十多年中，以色列又先后数次和阿拉伯国家兵戎相见。可以想象，生活在阿拉伯人占主体的中东，新生的以色列国家会承受多么严峻的压力。另一方面，伊朗虽然是一个伊斯兰国家，但是由于历史上的互相征服和现实中的利益纠葛，伊朗与阿拉伯人也是多有恩怨，其地区处境也不甚理想。这样，以色列和伊朗均处于心怀仇恨或不甚友好的阿拉伯国家的包围之中，都面临着扩展外交空间、摆脱地区孤立的紧迫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两国之间加强联系就成为其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可取选择。

　　再者，虽然在巴勒斯坦分治决议表决、给予以色列外交承认和支持以色列加入联合国等一系列行动中苏联的表现也让犹太人和以色列政府非常满意，但是睿智的以色列决策者仍然在建国后不久就确立了亲美的外交路线。另一方面，近代以来伊朗饱受英、俄(苏)两大强国的持续蹂躏，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同盟国和轴心国皆对地缘战略价值巨大的伊朗虎视眈眈，结果英苏两国于1941年8月联手武装占领伊朗，礼萨国王被迫让位于其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也就是人们通常所称的“巴列维”或“巴列维国王”。国家和家庭的惨痛经历促使巴列维国王认真思索伊朗今后的对外战略，在1953年伊朗发生了美国策划的政变之后，权力失而复得的巴列维国王在外交上就完全倒向了美国。这样，作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两个重要伙伴，伊朗和以色列两国的接近又具备了较为强大的外部推力。

　　以色列建国后，吸纳更多的犹太人成为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所在。因为阿以冲突的加剧，一些生活在阿拉伯国家中的犹太人受到程度不等的歧视或迫害，特别是伊拉克犹太人，人数较多且遭受的磨难较重，帮助这些犹太人移居自己的祖国自然成为以色列决策者的坚定使命。因为伊朗和伊拉克有漫长的边界，所以加大对伊朗的外交力度，寻求伊朗的帮助以“解救”伊拉克犹太人， 就构成了以色列对伊朗外交的初期特征。需要注意的是，伊朗本身也拥有一些犹太人，以色列与伊朗加强联系也有维护伊朗犹太人利益的考虑。不过在巴列维国王时期，伊朗犹太人并没有受到像一些阿拉伯国家犹太人所受到的那样的歧视和迫害，所以在1948年到1977年间，只有4. 5万犹太人从伊朗移民至以色列，大部分犹太人仍然继续留在伊朗生活。

　　以色列主动发展与伊朗关系的另一因素，是希望获取伊朗石油。虽然中东是世界主要石油输出地区，但是那里盛产石油的国家除伊朗外几乎都是阿拉伯国家，对于石油缺口较大且深陷阿以武装冲突中的以色列而言，获取中东石油的希望只能寄托于和犹太人有较好关系记录的伊朗。早在1950年代前期，以色列就和伊朗签署了石油供给协议，此后以色列一直积极与伊朗探讨双方的石油交易，并且取得了较为理想的结果。甚至在对阿拉伯世界造成重大灾难的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后，伊朗也没有停止对以色列的石油出口。从1959到1971年，以色列所获得的80% ~ 90%的原油是从伊朗进口的，1976年这一比例则是75%。来自伊朗的石油对深处困境的以色列而言，犹如雪中送炭。

　　伊朗发展与以色列关系的主要诉求

　　国际关系的发展有赖于利益价值的互相交换。在伊朗帮助以色列的同时，以色列同样可以向伊朗提供巴列维国王所渴求的东西。虽然巴列维在1941年就登基为王，但是直到1953年政变后，他才成为美国并不十分得力的地区盟友，而此时，维护以色列的安全早已成为美国中东政策的 一大鲜明主题。为了改变获取美国援助不力的现实，巴列维国王着重加强与以色列的关系，希望通过此举，可以使美国犹太人向华盛顿政府施压，以推动美国执行对伊朗更为有利的外交政策。伊朗的这一迂回战术，的确有效地推动了伊以关系的良好发展。

　　巴列维国王和王后

　　获取军事和特工等业务培训是伊朗发展与以色列关系的另一考虑。巴列维国王是一个非常崇尚军事力量的国王，同时也是一个特别注重情报机构建设的领导者，而以色列恰好在军事、情报建设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所以，伊以两国在这些领域中的合作就顺理成章了。至1961年，以色列已经为伊朗培训了约400名飞行员、伞兵和炮兵，而且从这一年起，以色列军队中包括总参谋长在内的多名高级将领多次造访伊朗，当然也有很多伊朗高级军官访问过以色列。伊朗的情报机构建设同样需要以色列的帮助，伊朗秘密警察组织“萨瓦克(SAVAK) ”在发展过程中曾经得到闻名于世的以色列摩萨德的人员培训和信息提供。总而言之，在巴列维国王时期，伊朗和以色列面临着相似的国际环境，而且都和美国保持着亲密的外交关系，在此基础上双方各取所需，进行了长时期的默契交往，两国政府间 的关系处于一个相对融洽的时期。

　　霍梅尼及其后伊以关系的僵持

　　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巴列维国王失去了政权，以色列也随之失去了与伊朗的默契交往，因为1979年以后新建立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以 色列采取了非常敌视的态度。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缔造者霍梅尼一再强调：“对待以色列的正确态度是：认为它是非法的、强霸的、侵犯穆斯林权利的政权，不能与它建立任何形式的关系……必须消灭以色列。每个穆斯林都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来对付以色列……我们与以色列绝不建立外交关系，因为，它是霸权者，是与穆斯林为敌的……以色列是霸权者，应该尽快离开巴勒斯坦，解决巴以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巴勒斯坦兄弟尽快消灭这一毒素……在伊斯兰国家心脏的这一毒瘤受到列强的扶植，其毒性每天都在威胁着伊斯兰国家。因此伊斯兰国家和伟大的伊斯兰民族必须将其根除。” 霍梅尼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中占据着一言九鼎的地位，他凌驾于三权之上，几乎不受宪法的束缚，对政治、宗教事务都有决策权，而且还有权罢免总统。所以，他的个人意志往往会演化为国家政策，这一点在伊朗一以色列关系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直至今日，伊朗现政权仍然不承认以色列国家的存在，并且积极支持一些激进势力反对以色列。对于国际社会爱好和平的人们深切期待的巴以和平进程，伊朗的态度也不甚积极，认为这并不能给遭受苦难的巴勒斯坦人民带来真正的希望，只有把以色列彻底赶出巴勒斯坦，才是问题最佳的和唯一的解决方案。

　　另一方面，尽管在两伊战争期间伊朗和以色列曾经进行过秘密武器交易，尽管1989年霍梅尼逝世后伊朗的强硬外交稍有缓和，但是当伊拉克在海湾战争中遭到惨败后，以色列还是迅速地把伊朗定性为地区不稳定因素，认为伊朗要趁伊拉克惨败之际追求地区霸权，认定伊朗支持黎巴嫩的“真主党”和巴勒斯坦的“哈马斯”从事反以色列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加强了对抗伊朗的力度。以色列不仅逐步强化了与土耳其的军事关系，在1996年签署了让伊朗人大为恼火的《土以军事协议》，而且还一再鼓动美国向伊朗施压， 在美国针对伊朗的“双重遏制政策”和《达马托法》出炉的过程中，以色列和美国犹太人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2001年美国“911”事件发生后，反对恐怖主义成为国际政治的新潮流。在这种形势下，以色列更为频繁地指责伊朗支持和从事恐怖主义活动，要求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特别是在2005年较为激进的内贾德出任伊朗总统后，随着他的一系列反以色列和反犹太人言论的出炉以及伊朗核危机的加剧，以色列与伊朗的对峙逐步升级。直至今日，仍然难以见到伊以关系改善的任何值得期待的迹象。

　　波斯一犹太民族关系和伊朗一以色列国家关系发展中的几个特点

　　纵观波斯一犹太民族关系和伊朗一以色列国家关系的发展历程，有几个特点尤为突出：

　　一是就1948年以色列建国前的波斯一犹太民族关系而言，体现更多的是波斯人对犹太人的宽容的统治政策，相比之下，犹太人处于双方关系发展中较为被动的地位。这主要是由两个民族的不同发展轨迹使然。公元前538年，波斯人以犹 太人解放者的姿态拉开了二者关系的序幕，在此后的二百余年中，雄踞西亚大地的波斯帝国对犹 太人的统治以及犹太人对此的反应构成了波斯一 犹太民族关系的主轴，二者关系的这一特征也表现在此后伊朗各独立王朝统治时期，比如萨珊王朝、萨法维王朝、恺加王朝和巴列维王朝时期。但是在这几个时期以外，波斯人和处于充满苦难的‘大流散”之中的犹太人一样，也基本丧失了独立 和主权，他们先后生活在希腊人、阿拉伯人、蒙古人、阿富汗人和英、俄(苏)的统治、管辖或侵略之下，这种皆为他人臣民的状况严重制约了波斯一犹太两个民族之间的交往，自然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就极为有限了。

　　二是在巴列维国王时期，特别是在1970年代以前，以色列在伊朗和以色列两国关系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得更为积极主动。当以色列完成了建国的民族夙愿之后，得到尽可能多的国家的承认成为其外交工作重点事项之一。为了赢得伊朗的外交承认，以色列甚至通过美国情报人员行贿伊朗有关官员。经过不懈的努力，以色列终 于在1950年3月赢得了伊朗事实上的承认。此后以色列一再呼吁两国建立正常和公开的外交关系。1963年5月，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写信给巴列维国王，他在信中直言“以色列和伊朗面 临的紧迫形势需要两国在外交和军事上进行更为密切的合作，但是时下两国间的秘密交往限制了 双边关系的发展。” 为了巩固和加强与伊朗的关系，以色列领导人本•古里安、梅厄、贝京、达扬、佩雷斯和拉宾等都曾访问过德黑兰，这在双方没有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情况下显得尤为引人注意，也充分说明了以色列对伊朗的高度重视。与以色列相比较，伊朗巴列维国王在发展与以色列关系方面表现得特别谨慎，这主要是因为伊朗是一个伊斯兰国家，在阿以冲突异常严重的情况下，很多国内穆斯林与其他伊斯兰国家均不 认同伊朗与“犹太复国主义政权”以色列进行交往，认为这是对伊斯兰事业的背叛。正因为如此，直至巴列维政权倒台，伊朗和以色列两国都一直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而只是保持着较为默 契的秘密交往。而且，即使巴列维国王在伊以关 系上如此低调，他仍然遭到国内外伊斯兰势力的猛烈抨击，正如后来领导“伊斯兰革命”推翻巴列 维政权的霍梅尼所言，巴列维国王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代理人，以色列人是巴列维国王及其反动 政府的帮凶。事实上，巴列维政权对以色列的承认也是1960年埃及与伊朗断交的一个直接推动因素。面对国内外如此强烈的反对， 巴列维政权在发展与以色列关系时采取低调姿态 也是非常易于理解的。

　　三是1979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后，伊朗对犹太人和以色列国家的态度显然受到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问题的严重影响。自19世纪末叶犹太复国主义者掀起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家的运动后，巴勒斯坦地区、特别是耶路撒冷这一宗教圣 地就成为世界各地伊斯兰势力共同关注的焦点， 此后随着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冲突的不断加剧以及以色列完全占领耶路撒冷，伊斯兰势力对犹太人和以色列的憎恶也日甚一日。作为20世纪最著名的伊斯兰主义者之一，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缔造者霍梅尼对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自然也给予了充分的关注。霍梅尼坚定地认为“耶路撒冷属 于穆斯林所有……巴勒斯坦是被压迫者，以色列欺凌他们。因此，我们是他们的支持者……我们大家应起来消灭以色列，让英勇的巴勒斯坦取而代之……从根本上来讲，解放耶路撒冷、铲除以色列这个毒木是全体穆斯林的义务。耶路撒冷的问题并非仅仅是某一个人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某个国家的问题，同时也不仅仅是今天穆斯林面对的问题，而是全世界的穆斯林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了解霍梅尼的上述观点，再考虑到直至今日霍梅尼思想对伊朗仍然有着无可质疑的巨大影响力的现实，就不难理解为何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成功后伊朗执行相当激烈 的反以色列的外交政策了。

　　伊朗伊斯兰革命

　　四是以色列国际处境的改善不但减少了它对伊朗的需求，而且加剧了它与伊朗的对抗。事实上，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取胜后，以色列已经基本摆脱了为生存而战的紧迫局面，之后阿拉伯国家再也没有足够的力量消灭或对抗国力迅速窜升的以色列了。发展至今，以色列已经在阿以冲突中占据了毋庸置疑的强势地位，这大大降低了以色列对伊朗外交的积极主动性。不仅如此， 在“阿拉伯威胁”日益消失的形势下，自1979年以来一直执行反以政策的伊朗被以色列视为是对自己国家安全的重大挑战，从而大力宣扬所谓的 “伊朗威胁论”，一再鼓动美国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并且声言要炸毁伊朗的核设施，这使得伊以关系改善的曙光更加难以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