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立文：以色列为何成功？

 　　——访以色列驻华大使馆文化处主任潘立文

潘立文

　　培养“创新意识是教育的重中之重

　　问：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犹太民族身处逆境，但是一直都紧紧地站在一起，没有被打散。为什么犹太民族十分具有民族凝聚力?

　　潘立文：自古以来，犹太民族就有很强烈的民族凝聚力，即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犹太人没有自己的家园，一直散居在世界各个地区;但是因为有相同的宗教和信仰，所以即便他们可能彼此间不相识，但是依然会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彼此倾囊相助。同为犹太人，彼此就是朋友，就有义务伸出援手，这是犹太人的习惯。众所周知，在德国、在欧洲，犹太人曾经历过很困难的一段时间，从那个时候开始，犹太人民就认识到，必须把全世界散居的犹太人汇聚到一起，让他们拥有自己的国家。我想，没有这种强烈的民族凝聚力，可能就没有今天的以色列。

　　问：犹太谚语说：两个犹太人，三种看法。您觉得您的国人是不是很善于寻找并维持彼此之间的差异呢?

　　潘立文：这句谚语虽然源自一个笑话，但是我认为还是很能反映出以色列人民的性格。而且，这种不断求异的性格也使得以色列人民不断地追求创新。

　　至于为何犹太民族有“善于求异”的性格，我想这首先是源于犹太民族的历史。自古以来，犹太人总是身处逆境，比如，犹太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自己的国家，不得不散居在世界各地。在异国生活时，他们往往被要求不能工作、不能拥有自己的资产。这使得他们不停地思考，如何能赚钱、如何能生存下去。这种“总是想办法”的状态，使得他们逐渐建立了创新的意识。

　　其次，这种性格也源于犹太人的教育观念。犹太民族信奉《圣经》，每个人从小就要学习《圣经》。在以色列，学习《圣经》的方式是，老师教给孩子们《圣经》中的道理，同时非常鼓励孩子提问，不断地追问“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这就是犹太人的学习方法。这种学习方法使得每个犹太人从小就具备提问题的意识，并且从小认识到，即使这个人是老师，但是他说的不一定全部正确，也需要经过自己的思考和思索后才能判断出：老师教给自己的是不是正确的，是不是最好的，还有没有比之更好更佳的方法。

　　问：说到教育，请问贵国衡量一个学生是否优秀的标准是什么呢?用分数吗?

　　潘立文：首先我想说的是，在我国，衡量一个学生是否优秀，分数不是最重要的尺度。因为我们认为，不怕学生犯错误，而是怕学生没有自己的思想，所以，对我们来说，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在教育中是最重要的。

　　我国的教育制度和中国不太一样。我知道，中国有高考，这对于每一个中国学生来说，都是压力很大的一个关卡。但是在我国12年的基础教育中，没有类似高考这样“一考制”的考试，而是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考试，最后得出一个综合的评估结果。所以，我想以色列的学生大概没有中国学生面临的那种巨大的压力。

　　而且，在以色列找工作，学历并不是唯一的资本，经历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比如，在以色列，出于国防安全的考量，有高中毕业后“服兵役”的规定，女生是两年，男生是三年。在部队中从事哪方面的工作，也是考核学生是否优秀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里要提到一点，支撑以色列国民经济的很大一部分是高科技。对于学生来说，不止是在本科教育中会接触到有关高新科技的学习，在服兵役的时候，就有很多接触到高新科技的机会。打个比方，一个男生25岁大学毕业，如果他大学学的是高新科技，在3年的部队生活中，也是从事高新科技的相关工作的话，那么他可能是雇主争相雇佣的对象。

　　我想，这也表明，不只是学历，不只是分数，在军队的经历也能为一个学生加分。我想，服兵役的经历可以丰富人生阅历，这对学生是大有裨益的。这也是我国教育制度中一点与众不同的地方。

　　问：在华尔街纽交所上市的约120个以色列公司几乎清一色全是高科技。除美国之外，它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多。这也和您刚刚提到的教育传统和服兵役的制度有一定关系吧?

　　潘立文：肯定是这样的。首先，高科技在军队中的应用无处不在，学生在服兵役的阶段就能接触到高科技;第二，有关高科技的学习在大学里也是很重要的科目之一;第三就是我前面提到教育观念，以色列人从小就被灌输的不断追求创新的意识。这三点都和以色列科技的发达分不开。

　　但是，我要说明的是，虽然我们说了很多有关以色列的高科技和高科技人才的话题，可是，如果一个学生的天赋不在于此，那么也没有关系，正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还有很多别的领域的人才也是以色列需要的。在孩子小的时候，他的父母和老师就会尽可能地帮助他找到他的长项，并据此培养他，而不是一定要进大学学习高科技。

　　问：在贵国，没有一个类似于中国高考的制度，请问贵国是通过何种方式选拔人才的?一个学生能否进高等学府继续深造是由什么决定的?

　　潘立文：首先，在以色列，念大学的费用并不是一项昂贵支出，而且国家会给予一定的补贴，所以无论贫富，在以色列受教育的机会都是平等的。

　　在以色列，没有中国高考这样的一考制，而是通过学生在不同阶段的考试结果形成一份综合评估，高校根据这个综合评估决定是否录取该学生。所以说，不是一个，而是一系列的考试决定一个学生能否进入高校。除此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个评估方面，就是学生在服兵役期间的表现，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量标准。因为学生高中毕业后会首先去服兵役，在兵役结束后才会进入高校学习。比如，这个学生在部队中接触的是高科技的工作，那么大学可能会考虑提供有关高科技的专业给该学生;如果这名学生在军队中从事的是类似指挥方面的工作，那么可能表明他具有统筹、运营方面的能力，可能高校会考虑就此提供他相关的学习机会。

　　在以色列，学生是否能够进入大学深造，绝不是一次考试就能决定的，而是通过从小学到高中的很多老师的评估，以及在部队的长官、司令的评估意见综合决定。

　　问：进入部队的哪个部门服役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呢?是在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吗?

　　潘立文：是的。在大概学生十七八岁的时候，军队里的有关部门会到高中里给即将面临服兵役的学生们进行考试，以确定学生在部队中适合的方向和岗位。这个考试对于以色列的学生来说是比较重要的。因为这个考试不仅考察学生在军队中适合的岗位，也对高校对学生的评估有所影响。

　　问：和您谈了这么多有关教育的话题，可以看得出，贵国十分重视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

　　潘立文：在这方面，我国和中国的观念很一致，都十分奉行“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方针。众所周知，我国一直都面临着很大的安全方面的威胁，但是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还是把很大一部分的财政支出拨给了教育，并没有因为任何原因而缩减教育经费的支出。

　　颇有主见是犹太民族的最大性格特点

　　问：您认为中以两国的文化、观念上的异同之处分别是什么?

　　潘立文：先说相同或者相似的部分吧。我想，前面提到的国家教育政策就很相似，即中以两国自古都十分重视教育，也把教育经费作为国民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就是对待家庭和朋友的方式。中以两国的人民都很重视自己的家庭和朋友。记得我刚来中国的时候，有朋友告诉我，在中国，“关系”两个字很重要。这个“关系”指的就是社交网络，指的就是“朋友”。在以色列，很多在服兵役期间结识的志同道合的好友，会选择在大学毕业后共同创立一家公司，比如同在高科技部门服役的三五个好友，可能就会共同创办一家高科技公司。以色列和中国一样，可以说是“关系社会”。

　　至于中以之间的差别，我觉得其中比较突出的是两国的“纪律观念”。我的意思是，在中国，很多时候都是父母说什么孩子做什么、老师说什么学生做什么、老板说什么员工做什么，一切都是按部就班。但是在以色列，情况绝对不是这样。两个犹太人，三种看法，这正是以色列人的性格特点。每个以色列人都很有主见，很有想法，他们不需要别人决定自己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

　　当然，中以两国的性格特点各有各的好处。就拿中国人很强的纪律观念来说吧，这可能让中国人做事很有效率。无论是国家级的大项目还是单位内部的一个小任务目标，一声令下，中国人可能就很有效率地完成了。但是在以色列，在着手完成任务之前，可能每个人都会提出很多不同的看法和意见，比如任务的可能性啊，执行方案啊，这也许会导致效率慢很多，因为要协调不同的想法是非常困难的。开玩笑地说，在中国修建从北京到上海的高速铁路，假设需要一两年的时间的话，那么在以色列，也许用五六年都不一定能完工。这就是因为每个以色列人都很有想法很有主见，不能很顺利地实施某一个方案。

　　问：这让我想起2008年贵国建国60周年的庆祝大会。时任总理的奥尔默特先生在讲话中说：以色列有600万人口，也就有600万个总理。这句话反映了以色列人民很有主见的性格。请问以色列人是如何协调彼此之间不同看法的呢?

　　潘立文：以色列建国仅60余年，现在还面临着很多的困难、威胁和挑战，这是每个以色列人都十分清楚的。所以，即使每个以色列人很有想法很有主见，甚至其中可能存在很大的分歧和争议，但是每个人的出发点和初衷是一致的，那就是更好地建设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家园。这也是协调不同意见的唯一方法，即一颗爱国的心，也就是我们最开始谈到的民族凝聚力。所以在必要的时刻，以色列人民的看法是可以一致的——只要是能更好地建设祖国，那就是最好的方法和方案。

　　说到不同的意见，这又要回到高科技创新的这个话题。正是因为以色列人很有自己的想法，很善于坚持自己不同于他人的想法，才使得以色列的创新科技如此发达。我想，这也是富有主见的性格特点的正面作用。

　　问：有专家认为，犹太文化自古就蕴含着很多现代的思想和意识。您认为呢?现代的以色列人是如何看待古老的犹太思想和犹太智慧的?

　　潘立文：中国古代的大哲学家孔子的《论语》，至今还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和处事方式，这点和以色列的情形很像。几千年前，犹太人就熟读《圣经》，在《圣经》中寻找一切问题的答案和解决方法，现代以色列人的很多观念意识依然深受《圣经》的影响。虽然以色列是个很年轻的国家，但犹太教却是一个很古老的宗教，所以很多观念都是通过几千年来的沉淀根深蒂固地扎根于以色列人心中。

　　问：也就是说，很多犹太教的古籍和思想至今还在影响着今天以色列人的思维方式?

　　潘立文：绝对是这样的。比如犹太教要求每个人都孝顺父母、真诚地对待自己的朋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想，以色列人民至今都是这样做的。并且，从某个角度说，犹太人的《圣经》影响的不仅仅是犹太人和今天的以色列人，还深深地影响着诸如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很多其他宗教的思想。

　　问：像《塔木德》这样规定了很多待人处事方法的古籍，今天的以色列人学习吗?

　　潘立文：是的。在小学的时候，就有关于《塔木德》的学科，孩子们从小就要学习里面的故事和知识，用里面提到的待人接物的方式方法规范自己的行为。而且，不仅仅是在小时候要学习《塔木德》，即使是走上了社会，《塔木德》也同样指引着人们。甚至有的时候，在法官判案的时候，假如找不到相关的法律，或者根据现有的法律无法判断孰是孰非的时候，那么法官会根据《塔木德》或者《圣经》中的处事准则做出判断。这虽然不常发生，但是在以色列是被允许的。《塔木德》中规定，雇工每工作六年，就可以休息一年。这样的想法在今天的以色列法律中也有类似的体现。比如年假制度等，就是脱胎于《塔木德》中的准则。

　　问：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从《圣经》、《塔木德》开始，犹太民族自古就是热爱阅读的民族?

　　潘立文：完全正确。因为犹太教自古就要求犹太人要读书识字。可能古代的很多国家还没认识到书籍的重要性，但是在古时候，犹太教就已经要求自己的子民要热爱读书了。到现在也是，有很多犹太家庭不是生活在以色列，但是他们仍然会教自己的小孩子希伯来语，这是因为我们的《圣经》就是用希伯来语写成的。无论是富有的犹太家庭，抑或是贫穷的家庭，都会支持孩子念书，这是犹太民族几百年来的传统。我们犹太民族还有个有趣的传统：在孩子三四岁的时候，就要开始学习读书识字。最开始，小孩子可能会对此没有兴趣，以色列的父母和老师就会用蜂蜜写字，小孩子天性比较爱吃甜的东西嘛，就会用手蘸着蜂蜜吃。这样一来，小孩子可能在用手顺着字的笔画沾取蜂蜜吃的过程中就认识、记住了这个字。

　　培养学生对图书对阅读的热爱

　　问：请介绍贵国人的阅读爱好，宗教类的图书多吗?

　　潘立文：我想不论是我本人，还是其他的以色列人民，阅读的范围都是很宽泛的。虽然我们热爱阅读的传统是来源于宗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看宗教方面的图书。以色列人民的阅读范围很广泛，比如小说类的，历史类的，非虚构类的，等等。在以色列，最常见的打发空余时间的方式不是看电视、看电影，而是读书。在以色列，每天可能要从早上8点半一直工作到晚上9点——相比起来，中国人、美国人、欧洲人在这方面幸福多了——但是即使工作很繁忙，以色列人还是会尽可能地抽出时间来阅读。

　　在以色列，教育的很重要的一方面也是培养学生对图书、对阅读的热爱。当然，这种对阅读习惯的培养是很自然的。老师会提供很多书单给学生，让学生从中选择自己感兴趣的。

　　问：在中国学生的书桌上，课辅图书占据了很大的一部分。

　　潘立文：在以色列，老师开给学生的书单也不是漫无目的的，也是和学习有一定关系的，但是绝对不是那种习题练习册之类的。学生可以很自主地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图书进行阅读。老师不会硬性规定学生必须读哪本或者哪类的图书，只是给他们建议而已;因为在以色列，除了《圣经》、《塔木德》，没有哪一本书是被要求全部的学生阅读的。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兴趣爱好，不能一概而论。当然了，学生自己选择的课外阅读图书，也不是和学校的学业毫无关系的。一般都是两者互相补充，或者是课外阅读作为课内学习的补充完善部分。我记得我读书的时候，老师告诉我，哪类的图书适合我看，或者可以帮助到我，但是绝对不会说哪本书是必须看的。

　　说到老师和学生，我还有一点想说。在中国，老师是非常受尊重的。在以色列，这种尊重和中国不太一样。以色列人民也很尊师重道，但是绝对不是对于老师说的一切都说一不二地接纳。老师绝对不是课堂上的主导者，学生也不只是听者和记录者而已。很多时候，在课堂上，老师还在讲课，学生就会打断老师，或者用中国的话说叫“七嘴八舌”、“接下茬”。当然，学生这么做，老师并不会生气，因为在以色列的教师们看来，让学生们在课堂上正襟危坐，或者一丝不苟地把所有讲义都记录下来绝对不是他们的目的。他们的目的是让学生发现自己的天赋所在，敢于提出新想法，并且敢于说出来。我觉得这也是以色列创新的原动力所在。

　　问：如此说来，以色列人从小习惯了提出异议，那么工作后面对老板的时候也会如此吗?老板不会觉得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吗?

　　潘立文：提异议的方法有很多，也不是提异议就要用强硬的态度。在以色列，员工与老板意见相左的情况时有发生。一般都是员工明确地表示，自己有一个更加优胜的方案，比现有的方案更值得大家参考。当然以色列的老板也是很民主的，因为员工和雇主的目的都是为了公司的发展。如果新的提议真的是对公司的发展更加有利，那么老板往往会欣然接受。这点和中国也不太一样，在中国，老板是绝对的权力集中者，在以色列可不是这样的。就像在中国，称呼老师都是某某老师，称呼上司也是某某经理等，但是在以色列，都是直呼其名。从这个小细节，大概就能看出中以两国的差别。

　　问：最后，请您推荐一本您认为最能代表以色列人民性格的书给我们的读者。

　　潘立文：首先，我要推荐的肯定就是我们的《圣经》——我认为最有智慧的一本书，虽然很古老，但是蕴含着很多至今都不过时的伟大智慧。第二本我要推荐的是《创业的国度——以色列经济奇迹的启示》(中信出版社2010年9月版)，这本书会告诉读者，为什么以色列这个小小的国度，在面临安全威胁和众多问题的今天，能在创新方面做得如此令人瞩目。这本书的作者一位是美国人，一位是以色列人，从不同的视角剖析以色列在高新科技方面取得瞩目成绩的原因，十分精彩。

 　　——访以色列驻华大使馆文化处主任潘立文

潘立文

　　培养“创新意识是教育的重中之重

　　问：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犹太民族身处逆境，但是一直都紧紧地站在一起，没有被打散。为什么犹太民族十分具有民族凝聚力?

　　潘立文：自古以来，犹太民族就有很强烈的民族凝聚力，即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犹太人没有自己的家园，一直散居在世界各个地区;但是因为有相同的宗教和信仰，所以即便他们可能彼此间不相识，但是依然会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彼此倾囊相助。同为犹太人，彼此就是朋友，就有义务伸出援手，这是犹太人的习惯。众所周知，在德国、在欧洲，犹太人曾经历过很困难的一段时间，从那个时候开始，犹太人民就认识到，必须把全世界散居的犹太人汇聚到一起，让他们拥有自己的国家。我想，没有这种强烈的民族凝聚力，可能就没有今天的以色列。

　　问：犹太谚语说：两个犹太人，三种看法。您觉得您的国人是不是很善于寻找并维持彼此之间的差异呢?

　　潘立文：这句谚语虽然源自一个笑话，但是我认为还是很能反映出以色列人民的性格。而且，这种不断求异的性格也使得以色列人民不断地追求创新。

　　至于为何犹太民族有“善于求异”的性格，我想这首先是源于犹太民族的历史。自古以来，犹太人总是身处逆境，比如，犹太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自己的国家，不得不散居在世界各地。在异国生活时，他们往往被要求不能工作、不能拥有自己的资产。这使得他们不停地思考，如何能赚钱、如何能生存下去。这种“总是想办法”的状态，使得他们逐渐建立了创新的意识。

　　其次，这种性格也源于犹太人的教育观念。犹太民族信奉《圣经》，每个人从小就要学习《圣经》。在以色列，学习《圣经》的方式是，老师教给孩子们《圣经》中的道理，同时非常鼓励孩子提问，不断地追问“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这就是犹太人的学习方法。这种学习方法使得每个犹太人从小就具备提问题的意识，并且从小认识到，即使这个人是老师，但是他说的不一定全部正确，也需要经过自己的思考和思索后才能判断出：老师教给自己的是不是正确的，是不是最好的，还有没有比之更好更佳的方法。

　　问：说到教育，请问贵国衡量一个学生是否优秀的标准是什么呢?用分数吗?

　　潘立文：首先我想说的是，在我国，衡量一个学生是否优秀，分数不是最重要的尺度。因为我们认为，不怕学生犯错误，而是怕学生没有自己的思想，所以，对我们来说，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在教育中是最重要的。

　　我国的教育制度和中国不太一样。我知道，中国有高考，这对于每一个中国学生来说，都是压力很大的一个关卡。但是在我国12年的基础教育中，没有类似高考这样“一考制”的考试，而是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考试，最后得出一个综合的评估结果。所以，我想以色列的学生大概没有中国学生面临的那种巨大的压力。

　　而且，在以色列找工作，学历并不是唯一的资本，经历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比如，在以色列，出于国防安全的考量，有高中毕业后“服兵役”的规定，女生是两年，男生是三年。在部队中从事哪方面的工作，也是考核学生是否优秀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里要提到一点，支撑以色列国民经济的很大一部分是高科技。对于学生来说，不止是在本科教育中会接触到有关高新科技的学习，在服兵役的时候，就有很多接触到高新科技的机会。打个比方，一个男生25岁大学毕业，如果他大学学的是高新科技，在3年的部队生活中，也是从事高新科技的相关工作的话，那么他可能是雇主争相雇佣的对象。

　　我想，这也表明，不只是学历，不只是分数，在军队的经历也能为一个学生加分。我想，服兵役的经历可以丰富人生阅历，这对学生是大有裨益的。这也是我国教育制度中一点与众不同的地方。

　　问：在华尔街纽交所上市的约120个以色列公司几乎清一色全是高科技。除美国之外，它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多。这也和您刚刚提到的教育传统和服兵役的制度有一定关系吧?

　　潘立文：肯定是这样的。首先，高科技在军队中的应用无处不在，学生在服兵役的阶段就能接触到高科技;第二，有关高科技的学习在大学里也是很重要的科目之一;第三就是我前面提到教育观念，以色列人从小就被灌输的不断追求创新的意识。这三点都和以色列科技的发达分不开。

　　但是，我要说明的是，虽然我们说了很多有关以色列的高科技和高科技人才的话题，可是，如果一个学生的天赋不在于此，那么也没有关系，正所谓“天生我材必有用”，还有很多别的领域的人才也是以色列需要的。在孩子小的时候，他的父母和老师就会尽可能地帮助他找到他的长项，并据此培养他，而不是一定要进大学学习高科技。

　　问：在贵国，没有一个类似于中国高考的制度，请问贵国是通过何种方式选拔人才的?一个学生能否进高等学府继续深造是由什么决定的?

　　潘立文：首先，在以色列，念大学的费用并不是一项昂贵支出，而且国家会给予一定的补贴，所以无论贫富，在以色列受教育的机会都是平等的。

　　在以色列，没有中国高考这样的一考制，而是通过学生在不同阶段的考试结果形成一份综合评估，高校根据这个综合评估决定是否录取该学生。所以说，不是一个，而是一系列的考试决定一个学生能否进入高校。除此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个评估方面，就是学生在服兵役期间的表现，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量标准。因为学生高中毕业后会首先去服兵役，在兵役结束后才会进入高校学习。比如，这个学生在部队中接触的是高科技的工作，那么大学可能会考虑提供有关高科技的专业给该学生;如果这名学生在军队中从事的是类似指挥方面的工作，那么可能表明他具有统筹、运营方面的能力，可能高校会考虑就此提供他相关的学习机会。

　　在以色列，学生是否能够进入大学深造，绝不是一次考试就能决定的，而是通过从小学到高中的很多老师的评估，以及在部队的长官、司令的评估意见综合决定。

　　问：进入部队的哪个部门服役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呢?是在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决定了吗?

　　潘立文：是的。在大概学生十七八岁的时候，军队里的有关部门会到高中里给即将面临服兵役的学生们进行考试，以确定学生在部队中适合的方向和岗位。这个考试对于以色列的学生来说是比较重要的。因为这个考试不仅考察学生在军队中适合的岗位，也对高校对学生的评估有所影响。

　　问：和您谈了这么多有关教育的话题，可以看得出，贵国十分重视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

　　潘立文：在这方面，我国和中国的观念很一致，都十分奉行“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方针。众所周知，我国一直都面临着很大的安全方面的威胁，但是即使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还是把很大一部分的财政支出拨给了教育，并没有因为任何原因而缩减教育经费的支出。

　　颇有主见是犹太民族的最大性格特点

　　问：您认为中以两国的文化、观念上的异同之处分别是什么?

　　潘立文：先说相同或者相似的部分吧。我想，前面提到的国家教育政策就很相似，即中以两国自古都十分重视教育，也把教育经费作为国民财政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就是对待家庭和朋友的方式。中以两国的人民都很重视自己的家庭和朋友。记得我刚来中国的时候，有朋友告诉我，在中国，“关系”两个字很重要。这个“关系”指的就是社交网络，指的就是“朋友”。在以色列，很多在服兵役期间结识的志同道合的好友，会选择在大学毕业后共同创立一家公司，比如同在高科技部门服役的三五个好友，可能就会共同创办一家高科技公司。以色列和中国一样，可以说是“关系社会”。

　　至于中以之间的差别，我觉得其中比较突出的是两国的“纪律观念”。我的意思是，在中国，很多时候都是父母说什么孩子做什么、老师说什么学生做什么、老板说什么员工做什么，一切都是按部就班。但是在以色列，情况绝对不是这样。两个犹太人，三种看法，这正是以色列人的性格特点。每个以色列人都很有主见，很有想法，他们不需要别人决定自己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

　　当然，中以两国的性格特点各有各的好处。就拿中国人很强的纪律观念来说吧，这可能让中国人做事很有效率。无论是国家级的大项目还是单位内部的一个小任务目标，一声令下，中国人可能就很有效率地完成了。但是在以色列，在着手完成任务之前，可能每个人都会提出很多不同的看法和意见，比如任务的可能性啊，执行方案啊，这也许会导致效率慢很多，因为要协调不同的想法是非常困难的。开玩笑地说，在中国修建从北京到上海的高速铁路，假设需要一两年的时间的话，那么在以色列，也许用五六年都不一定能完工。这就是因为每个以色列人都很有想法很有主见，不能很顺利地实施某一个方案。

　　问：这让我想起2008年贵国建国60周年的庆祝大会。时任总理的奥尔默特先生在讲话中说：以色列有600万人口，也就有600万个总理。这句话反映了以色列人民很有主见的性格。请问以色列人是如何协调彼此之间不同看法的呢?

　　潘立文：以色列建国仅60余年，现在还面临着很多的困难、威胁和挑战，这是每个以色列人都十分清楚的。所以，即使每个以色列人很有想法很有主见，甚至其中可能存在很大的分歧和争议，但是每个人的出发点和初衷是一致的，那就是更好地建设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家园。这也是协调不同意见的唯一方法，即一颗爱国的心，也就是我们最开始谈到的民族凝聚力。所以在必要的时刻，以色列人民的看法是可以一致的——只要是能更好地建设祖国，那就是最好的方法和方案。

　　说到不同的意见，这又要回到高科技创新的这个话题。正是因为以色列人很有自己的想法，很善于坚持自己不同于他人的想法，才使得以色列的创新科技如此发达。我想，这也是富有主见的性格特点的正面作用。

　　问：有专家认为，犹太文化自古就蕴含着很多现代的思想和意识。您认为呢?现代的以色列人是如何看待古老的犹太思想和犹太智慧的?

　　潘立文：中国古代的大哲学家孔子的《论语》，至今还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和处事方式，这点和以色列的情形很像。几千年前，犹太人就熟读《圣经》，在《圣经》中寻找一切问题的答案和解决方法，现代以色列人的很多观念意识依然深受《圣经》的影响。虽然以色列是个很年轻的国家，但犹太教却是一个很古老的宗教，所以很多观念都是通过几千年来的沉淀根深蒂固地扎根于以色列人心中。

　　问：也就是说，很多犹太教的古籍和思想至今还在影响着今天以色列人的思维方式?

　　潘立文：绝对是这样的。比如犹太教要求每个人都孝顺父母、真诚地对待自己的朋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想，以色列人民至今都是这样做的。并且，从某个角度说，犹太人的《圣经》影响的不仅仅是犹太人和今天的以色列人，还深深地影响着诸如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很多其他宗教的思想。

　　问：像《塔木德》这样规定了很多待人处事方法的古籍，今天的以色列人学习吗?

　　潘立文：是的。在小学的时候，就有关于《塔木德》的学科，孩子们从小就要学习里面的故事和知识，用里面提到的待人接物的方式方法规范自己的行为。而且，不仅仅是在小时候要学习《塔木德》，即使是走上了社会，《塔木德》也同样指引着人们。甚至有的时候，在法官判案的时候，假如找不到相关的法律，或者根据现有的法律无法判断孰是孰非的时候，那么法官会根据《塔木德》或者《圣经》中的处事准则做出判断。这虽然不常发生，但是在以色列是被允许的。《塔木德》中规定，雇工每工作六年，就可以休息一年。这样的想法在今天的以色列法律中也有类似的体现。比如年假制度等，就是脱胎于《塔木德》中的准则。

　　问：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从《圣经》、《塔木德》开始，犹太民族自古就是热爱阅读的民族?

　　潘立文：完全正确。因为犹太教自古就要求犹太人要读书识字。可能古代的很多国家还没认识到书籍的重要性，但是在古时候，犹太教就已经要求自己的子民要热爱读书了。到现在也是，有很多犹太家庭不是生活在以色列，但是他们仍然会教自己的小孩子希伯来语，这是因为我们的《圣经》就是用希伯来语写成的。无论是富有的犹太家庭，抑或是贫穷的家庭，都会支持孩子念书，这是犹太民族几百年来的传统。我们犹太民族还有个有趣的传统：在孩子三四岁的时候，就要开始学习读书识字。最开始，小孩子可能会对此没有兴趣，以色列的父母和老师就会用蜂蜜写字，小孩子天性比较爱吃甜的东西嘛，就会用手蘸着蜂蜜吃。这样一来，小孩子可能在用手顺着字的笔画沾取蜂蜜吃的过程中就认识、记住了这个字。

　　培养学生对图书对阅读的热爱

　　问：请介绍贵国人的阅读爱好，宗教类的图书多吗?

　　潘立文：我想不论是我本人，还是其他的以色列人民，阅读的范围都是很宽泛的。虽然我们热爱阅读的传统是来源于宗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看宗教方面的图书。以色列人民的阅读范围很广泛，比如小说类的，历史类的，非虚构类的，等等。在以色列，最常见的打发空余时间的方式不是看电视、看电影，而是读书。在以色列，每天可能要从早上8点半一直工作到晚上9点——相比起来，中国人、美国人、欧洲人在这方面幸福多了——但是即使工作很繁忙，以色列人还是会尽可能地抽出时间来阅读。

　　在以色列，教育的很重要的一方面也是培养学生对图书、对阅读的热爱。当然，这种对阅读习惯的培养是很自然的。老师会提供很多书单给学生，让学生从中选择自己感兴趣的。

　　问：在中国学生的书桌上，课辅图书占据了很大的一部分。

　　潘立文：在以色列，老师开给学生的书单也不是漫无目的的，也是和学习有一定关系的，但是绝对不是那种习题练习册之类的。学生可以很自主地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图书进行阅读。老师不会硬性规定学生必须读哪本或者哪类的图书，只是给他们建议而已;因为在以色列，除了《圣经》、《塔木德》，没有哪一本书是被要求全部的学生阅读的。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兴趣爱好，不能一概而论。当然了，学生自己选择的课外阅读图书，也不是和学校的学业毫无关系的。一般都是两者互相补充，或者是课外阅读作为课内学习的补充完善部分。我记得我读书的时候，老师告诉我，哪类的图书适合我看，或者可以帮助到我，但是绝对不会说哪本书是必须看的。

　　说到老师和学生，我还有一点想说。在中国，老师是非常受尊重的。在以色列，这种尊重和中国不太一样。以色列人民也很尊师重道，但是绝对不是对于老师说的一切都说一不二地接纳。老师绝对不是课堂上的主导者，学生也不只是听者和记录者而已。很多时候，在课堂上，老师还在讲课，学生就会打断老师，或者用中国的话说叫“七嘴八舌”、“接下茬”。当然，学生这么做，老师并不会生气，因为在以色列的教师们看来，让学生们在课堂上正襟危坐，或者一丝不苟地把所有讲义都记录下来绝对不是他们的目的。他们的目的是让学生发现自己的天赋所在，敢于提出新想法，并且敢于说出来。我觉得这也是以色列创新的原动力所在。

　　问：如此说来，以色列人从小习惯了提出异议，那么工作后面对老板的时候也会如此吗?老板不会觉得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吗?

　　潘立文：提异议的方法有很多，也不是提异议就要用强硬的态度。在以色列，员工与老板意见相左的情况时有发生。一般都是员工明确地表示，自己有一个更加优胜的方案，比现有的方案更值得大家参考。当然以色列的老板也是很民主的，因为员工和雇主的目的都是为了公司的发展。如果新的提议真的是对公司的发展更加有利，那么老板往往会欣然接受。这点和中国也不太一样，在中国，老板是绝对的权力集中者，在以色列可不是这样的。就像在中国，称呼老师都是某某老师，称呼上司也是某某经理等，但是在以色列，都是直呼其名。从这个小细节，大概就能看出中以两国的差别。

　　问：最后，请您推荐一本您认为最能代表以色列人民性格的书给我们的读者。

　　潘立文：首先，我要推荐的肯定就是我们的《圣经》——我认为最有智慧的一本书，虽然很古老，但是蕴含着很多至今都不过时的伟大智慧。第二本我要推荐的是《创业的国度——以色列经济奇迹的启示》(中信出版社2010年9月版)，这本书会告诉读者，为什么以色列这个小小的国度，在面临安全威胁和众多问题的今天，能在创新方面做得如此令人瞩目。这本书的作者一位是美国人，一位是以色列人，从不同的视角剖析以色列在高新科技方面取得瞩目成绩的原因，十分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