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苏联二战时期的官僚体制

 　　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被评为20世纪最伟大的俄语小说，它是时代的心灵史。1980年该书被禁20年后历经坎坷首次出版引起巨大轰动。作者以托尔斯泰式的写作笔法围绕沙波什尼科夫一家的命运对那段历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格罗斯曼在给赫鲁晓夫的信中说，“我花费毕生心血写成的书在坐牢，那么我自己的人身自由，我现在的职务都毫无意义，请你把自由还给我的书”。格罗斯曼穷其后半生完成的这部作品是要告诉人们，在苏联汗牛充栋的二战题材中，很多真相并没有展现出来。《生活与命运》作者具有一双穿透过铁幕的“魔眼”，他“总能灵视般地在密不透风的铁箱内看见一点多余”，正是“这多出来的一点点，有时候还会替这个世界留下一点最后的希望”。

　　格罗斯曼除了谈战争、谈斯大林格勒苏德双方的军事较量以外，还以大量的篇幅论及制度本身的问题。比如我在苏联作品中较少读到描写战争时期官僚主义的情景，以前人们所熟悉的卫国战争文学《日日夜夜》、《青年近卫军》、《他们为祖国而战》等著作都是在描述苏联人民的浩然正气和艰苦卓绝的斗争。使读者感觉，在外敌的压力下，党国体制显现出来高度动员的优势，完全没有了和平年代那些丑陋的官场恶习。但是在格罗斯曼笔下，我们看到，即便是在战争年代苏联官僚体制的弊病依然暴露无遗。

　　老革命家的女儿叶妮亚报户口就是一例，古比雪夫有以他父亲命名的街道，但是官僚们只认图章，把她折腾了个七荤八素，就是无法落户口，这也意味着领不到政府的配给面包。有一个步兵排被包围了，没有东西吃，空军得到命令，要用降落伞向他们空投食品，可是军需处不发给食品，说是需要领物人在发货单上签字，如果飞机从上面把东西空投给他们，他们在下面怎么签字呢?格罗斯曼深刻地指出，“官僚主义并不是国家身上的赘疣，赘疣是可以割掉的，这种官僚制度所以特别可怕，因为官僚制度就是国家”。

　　还有在苏联“血统论”思维模式下，对每一个人就像德国查民族属性一样不翻完祖宗八代绝不罢休。因为党的逻辑是，在非劳动出身的人中间遇到敌人，比在无产者中间遇到敌人的可能性大得多，“社会出身”，是一株大树的树干，下面是许许多多宽大的履历树叶，只有每一片树叶是纯正的，才能保证树干的忠诚性。

　　组织上需要了解一个人前八辈子和所有社会关系的信息：父亲和母亲的社会出身，父亲的父母的社会出身，妻子的社会出身，妻子父母的社会出身，前妻父母的社会出身，在填完24份表格以后没有一个人可以证明自己“根正苗红”。这样做的结果是为了“让人们充满无限的负罪感，觉得自己不清白”，一个填完无数表格的共产党员真诚地坦白说“同志们，我不是我们的人。”作者的诘问很质朴，这和“德国法西斯根据可能性大小在消灭一些国家的人民和民族”有什么两样?

　　某人有一个非婚生男孩，他从来没有见这个孩子但是需要付给孩子赡养费，等孩子长大后在前线跑到德占区去了，于是他被判了十年徒刑，理由是因为他成为“祖国叛徒”的父亲。排字工人在排一篇社论的时候，把斯大林同志的姓氏排错了一个字母，校对没能更正，结果被判7年牢狱。又有多少人是因为讲了真话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斯大林就知道，苏联推行的这一套制度要站住脚，“就要靠铁的恐怖手段，靠集中营，靠中世纪对付异端邪说的办法，我们不戴手套，我们手沾满鲜血，我们弄脏了手，这有什么呢?”于是所谓的各级领导的工作“是以整人为乐趣”的。肃反人员得出的最严密的结论：“世界上没有无罪的人，没有不能判罪的人，逮捕证写的是谁，谁就有罪，在逮捕证上写谁都可以，每个人都可以上逮捕证，给别人写逮捕证写了一辈子的人也可以。

　　格罗斯曼结论是，战争中“消灭敌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人杀自己人”。可怕的是“所要保卫的那个国家成为一个吞噬个人的怪物”，可怕的是“国家的善总是尽可能是自己带上虚伪的公共性，披上无私为公的外衣，实则打击自己认为恶的东西，这种善的概念本身会成为人生的灾难，成为比恶更恶的恶”。人们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当希特勒的集中营被解放的时候，斯大林的集中营却在扩大?以建造人间天堂的名义为什么会造成饿殍遍野?“要杀掉一些人，摧残一些人的生活”呢?

　　一部弘扬人性的作品

　　《生活与命运》的作者以大量的篇幅论及苏式体系运作模式中“人与国家的关系”。提出“国家制度是为人设计的还是为整人而设计的”?政权认为自己代表了人民就具有了凌驾于个人之上的权威，在国家、政党、民族这些“抽象宏大名词”面前，“个人只能是历史体制的奴隶”，只是被摆布的“他者”，只是些“砖瓦、螺丝钉”而已。“有三件大事是重新认识现实和人与人关系的重要标示，那就是：农业集体化、工业化、1937年，这些事件和1917年十月革命一样，造成了广大阶层人民的动荡和变化，这些动荡随着对人肉体的消灭，”以国家民族光荣为名义，以对全世界行善为名义而进行疯狂残杀的时候，”人们还能不产生怀疑吗?“斯大林兴建的工程是国家的需要，而不是人民的需要，需要重工业的是国家，而不是人民，白-波运河对人民无益，一头是国家的需要，一头是人民的需要，二者永远不能调和”。

　　因为“革命的目的以道德的名义摆脱了道德，借口为了未来，证明今天的伪君子、告密者、两面三刀的人是正确的，还要宣传，为什么一个人为了人民的幸福应该把无罪的人推入陷阱，这股势力叫人不要理睬进入劳改营的人的孩子，也是以革命的名义，这股势力还在说，如果一个妻子不揭发自己清白无辜的丈夫，就必须离开孩子在劳改营里关十年，这都是革命的需要。

　　革命的势力与死亡的恐怖、对刑讯的恐惧，感受到远方劳改营气息的人的痛苦结成联盟，以前人们走向革命的时候，知道等待自己的是监狱、苦役、成年累月的流浪和无家可归，断头台。而现在最糟糕、最令人不安的是，为了换取对革命的忠诚，换取对伟大目标的信仰，”走向了与当初奋斗目标背道而驰的方向。“不能为虚构的未来的幸福，牺牲整个一代人的生命。”。

　　作者认为在苏联的话语中，表面上虽然“革命”从未被抛弃，但理想主义在最高领导层那里早已变质或死去。所谓的唯物主义不过了“唯利主义”的另一种说法。

　　1926年4月14日托洛茨基致卢那察尔斯基的私人信件说，“党内高层都心知肚明与革命动员时的许诺背道而驰”，党要强调它的历史继承权，要在社会主义这块牌子下做他们想做的事，于是只能“把无产阶级革命的带血的肌肉和热腾腾的心肝抛进垃圾堆里，因为新时期不需要这些，需要的只是革命的皮，所以把这张皮从活人身上剥下来，披上革命的皮的人便说起革命的话，做起革命的动作，但是脑子、肺、肝、眼睛却是另一个人的。”他们不再有什么信条，可以自由的裁判一切，哪儿不在有理想，只看是否有利于我，翻云覆雨，心狠手辣，不惜任何手段。最高层只有几个翻云覆雨的高手，这些高手提拔人的标准，对信念、思想、哲学、逻辑一致丝毫不感兴趣，没有什么分析能力，他们唯一追求的是靠卖身投靠使自己得到实惠，任命一些奉命行事的人，为的是让他们干特别血腥的事。

　　在谈到苏德关系和战争初期的失利时，作者谈到，伟大领袖一直在加强同德国人的友好关系，就在战争开始的前几天还用特快列车给希特勒送橡胶和其他战略物资。伟大领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深谋远虑，而作为执行者的下属几乎无一列外地成为替罪羊。

　　剧作家考涅楚克在自己的剧本《前线》中文过饰非的为斯大林开脱，说战争的失败是由于愚蠢的将军不能执行最高统帅的指示，最高统帅是永远不会错的。另外，在“肃反”后期，斯大林问叶若夫，为什么他在执行肃反政策上犯了扩大化的错误，叶若夫回答说，他完完全全不走样地执行的是最高统帅的直接指示。就凭这句话，叶若夫还能活的下来吗?

　　在谈到苏联“告密”盛行下，导致了一种畸形社会文化，出现了以“告密”吸食他们人鲜血的新人种。正如格罗斯曼所言：“一位希腊人预言，一切都会过去，我们这可以断言，一切都会告密上去，一切皆可告密”。这种政治生态，“让我们都成了‘准地下工作者’”，每一家的电话上都用一个大枕头蒙着，整个国家都像患上了侦查狂犬病。

　　即便在战争时期，“任何一个战斗指挥员任何时候都不敢干预政工机关的行动”，所有军人的通信都首先要经过军事检察机构的阅读。至于前任告密后任、亲属之间的互相揭发诬陷、同事之间落井下石、劳改营里的“啄木鸟(线人)”遍布，更是达到匪夷所思的地步。一个劳改营的囚室里关押着LN格勒的某个区党委的三位书记，他们之间是前后任的关系，因为每一个新上任的书记都揭发自己的前任是敌人和恐怖分子，最后的结果是他们全被作为敌人被关住在一起了。元帅、人民委员、中央委员、州委书记——这些人昨天还指挥者千军万马，还领导着边区、自治州、巨大的工厂，今天由于STL猜忌、一句发怒的话就变得一文不值，变成劳改营里的尘土。

　　于是乎学乖了的无耻文人早就把历史常识抛在一边。好像没有了斯大林，整个伟大的民族就会像可怜的牲口一样死掉。在阿.托尔斯泰的剧本里，LN勤快地给STL点烟，在一位画家笔下，STL昂首阔步地走在斯莫尔尼宫的台阶上，LN匆匆忙忙、毕恭毕敬跟在后面，历史学家笔下，不论是喀朗斯塔德叛乱时期、保卫察里津时期，还是波兰入侵时期，都是列宁向斯大林请教。有一天的《真理报》上，斯大林的名字被提到86次。“党之所以永远正确，党的道理或者没有道理之所以能战胜其他道理，主要靠秘密警察的工作，这真是一根魔杖，要是失手掉落了，魔力就消失了，伟大的演说家就会变成牛皮大王，学术巨著就会变成异端邪说，万万不能放下这根魔杖”。

　　作者借用契可夫的话说，“让上帝到一边去吧，让所谓伟大的思想到一边去吧，我们要善良，要关心人，不管什么人，僧侣、庄稼汉、百万巨富的工厂主，萨哈林的苦役犯，饭店的跑堂，首先要尊重人，怜惜人，热爱人，不这样绝对不行。”这部书中用力最大的地方就在于强调“人的意义”，强调“人的自由是最高价值和目的”，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应该是人、人性、个体”。所以我们说《生活与命运》是一部弘扬人性的史诗，它的不朽意义也正在于此。

 　　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被评为20世纪最伟大的俄语小说，它是时代的心灵史。1980年该书被禁20年后历经坎坷首次出版引起巨大轰动。作者以托尔斯泰式的写作笔法围绕沙波什尼科夫一家的命运对那段历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格罗斯曼在给赫鲁晓夫的信中说，“我花费毕生心血写成的书在坐牢，那么我自己的人身自由，我现在的职务都毫无意义，请你把自由还给我的书”。格罗斯曼穷其后半生完成的这部作品是要告诉人们，在苏联汗牛充栋的二战题材中，很多真相并没有展现出来。《生活与命运》作者具有一双穿透过铁幕的“魔眼”，他“总能灵视般地在密不透风的铁箱内看见一点多余”，正是“这多出来的一点点，有时候还会替这个世界留下一点最后的希望”。

　　格罗斯曼除了谈战争、谈斯大林格勒苏德双方的军事较量以外，还以大量的篇幅论及制度本身的问题。比如我在苏联作品中较少读到描写战争时期官僚主义的情景，以前人们所熟悉的卫国战争文学《日日夜夜》、《青年近卫军》、《他们为祖国而战》等著作都是在描述苏联人民的浩然正气和艰苦卓绝的斗争。使读者感觉，在外敌的压力下，党国体制显现出来高度动员的优势，完全没有了和平年代那些丑陋的官场恶习。但是在格罗斯曼笔下，我们看到，即便是在战争年代苏联官僚体制的弊病依然暴露无遗。

　　老革命家的女儿叶妮亚报户口就是一例，古比雪夫有以他父亲命名的街道，但是官僚们只认图章，把她折腾了个七荤八素，就是无法落户口，这也意味着领不到政府的配给面包。有一个步兵排被包围了，没有东西吃，空军得到命令，要用降落伞向他们空投食品，可是军需处不发给食品，说是需要领物人在发货单上签字，如果飞机从上面把东西空投给他们，他们在下面怎么签字呢?格罗斯曼深刻地指出，“官僚主义并不是国家身上的赘疣，赘疣是可以割掉的，这种官僚制度所以特别可怕，因为官僚制度就是国家”。

　　还有在苏联“血统论”思维模式下，对每一个人就像德国查民族属性一样不翻完祖宗八代绝不罢休。因为党的逻辑是，在非劳动出身的人中间遇到敌人，比在无产者中间遇到敌人的可能性大得多，“社会出身”，是一株大树的树干，下面是许许多多宽大的履历树叶，只有每一片树叶是纯正的，才能保证树干的忠诚性。

　　组织上需要了解一个人前八辈子和所有社会关系的信息：父亲和母亲的社会出身，父亲的父母的社会出身，妻子的社会出身，妻子父母的社会出身，前妻父母的社会出身，在填完24份表格以后没有一个人可以证明自己“根正苗红”。这样做的结果是为了“让人们充满无限的负罪感，觉得自己不清白”，一个填完无数表格的共产党员真诚地坦白说“同志们，我不是我们的人。”作者的诘问很质朴，这和“德国法西斯根据可能性大小在消灭一些国家的人民和民族”有什么两样?

　　某人有一个非婚生男孩，他从来没有见这个孩子但是需要付给孩子赡养费，等孩子长大后在前线跑到德占区去了，于是他被判了十年徒刑，理由是因为他成为“祖国叛徒”的父亲。排字工人在排一篇社论的时候，把斯大林同志的姓氏排错了一个字母，校对没能更正，结果被判7年牢狱。又有多少人是因为讲了真话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斯大林就知道，苏联推行的这一套制度要站住脚，“就要靠铁的恐怖手段，靠集中营，靠中世纪对付异端邪说的办法，我们不戴手套，我们手沾满鲜血，我们弄脏了手，这有什么呢?”于是所谓的各级领导的工作“是以整人为乐趣”的。肃反人员得出的最严密的结论：“世界上没有无罪的人，没有不能判罪的人，逮捕证写的是谁，谁就有罪，在逮捕证上写谁都可以，每个人都可以上逮捕证，给别人写逮捕证写了一辈子的人也可以。

　　格罗斯曼结论是，战争中“消灭敌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人杀自己人”。可怕的是“所要保卫的那个国家成为一个吞噬个人的怪物”，可怕的是“国家的善总是尽可能是自己带上虚伪的公共性，披上无私为公的外衣，实则打击自己认为恶的东西，这种善的概念本身会成为人生的灾难，成为比恶更恶的恶”。人们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当希特勒的集中营被解放的时候，斯大林的集中营却在扩大?以建造人间天堂的名义为什么会造成饿殍遍野?“要杀掉一些人，摧残一些人的生活”呢?

　　一部弘扬人性的作品

　　《生活与命运》的作者以大量的篇幅论及苏式体系运作模式中“人与国家的关系”。提出“国家制度是为人设计的还是为整人而设计的”?政权认为自己代表了人民就具有了凌驾于个人之上的权威，在国家、政党、民族这些“抽象宏大名词”面前，“个人只能是历史体制的奴隶”，只是被摆布的“他者”，只是些“砖瓦、螺丝钉”而已。“有三件大事是重新认识现实和人与人关系的重要标示，那就是：农业集体化、工业化、1937年，这些事件和1917年十月革命一样，造成了广大阶层人民的动荡和变化，这些动荡随着对人肉体的消灭，”以国家民族光荣为名义，以对全世界行善为名义而进行疯狂残杀的时候，”人们还能不产生怀疑吗?“斯大林兴建的工程是国家的需要，而不是人民的需要，需要重工业的是国家，而不是人民，白-波运河对人民无益，一头是国家的需要，一头是人民的需要，二者永远不能调和”。

　　因为“革命的目的以道德的名义摆脱了道德，借口为了未来，证明今天的伪君子、告密者、两面三刀的人是正确的，还要宣传，为什么一个人为了人民的幸福应该把无罪的人推入陷阱，这股势力叫人不要理睬进入劳改营的人的孩子，也是以革命的名义，这股势力还在说，如果一个妻子不揭发自己清白无辜的丈夫，就必须离开孩子在劳改营里关十年，这都是革命的需要。

　　革命的势力与死亡的恐怖、对刑讯的恐惧，感受到远方劳改营气息的人的痛苦结成联盟，以前人们走向革命的时候，知道等待自己的是监狱、苦役、成年累月的流浪和无家可归，断头台。而现在最糟糕、最令人不安的是，为了换取对革命的忠诚，换取对伟大目标的信仰，”走向了与当初奋斗目标背道而驰的方向。“不能为虚构的未来的幸福，牺牲整个一代人的生命。”。

　　作者认为在苏联的话语中，表面上虽然“革命”从未被抛弃，但理想主义在最高领导层那里早已变质或死去。所谓的唯物主义不过了“唯利主义”的另一种说法。

　　1926年4月14日托洛茨基致卢那察尔斯基的私人信件说，“党内高层都心知肚明与革命动员时的许诺背道而驰”，党要强调它的历史继承权，要在社会主义这块牌子下做他们想做的事，于是只能“把无产阶级革命的带血的肌肉和热腾腾的心肝抛进垃圾堆里，因为新时期不需要这些，需要的只是革命的皮，所以把这张皮从活人身上剥下来，披上革命的皮的人便说起革命的话，做起革命的动作，但是脑子、肺、肝、眼睛却是另一个人的。”他们不再有什么信条，可以自由的裁判一切，哪儿不在有理想，只看是否有利于我，翻云覆雨，心狠手辣，不惜任何手段。最高层只有几个翻云覆雨的高手，这些高手提拔人的标准，对信念、思想、哲学、逻辑一致丝毫不感兴趣，没有什么分析能力，他们唯一追求的是靠卖身投靠使自己得到实惠，任命一些奉命行事的人，为的是让他们干特别血腥的事。

　　在谈到苏德关系和战争初期的失利时，作者谈到，伟大领袖一直在加强同德国人的友好关系，就在战争开始的前几天还用特快列车给希特勒送橡胶和其他战略物资。伟大领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深谋远虑，而作为执行者的下属几乎无一列外地成为替罪羊。

　　剧作家考涅楚克在自己的剧本《前线》中文过饰非的为斯大林开脱，说战争的失败是由于愚蠢的将军不能执行最高统帅的指示，最高统帅是永远不会错的。另外，在“肃反”后期，斯大林问叶若夫，为什么他在执行肃反政策上犯了扩大化的错误，叶若夫回答说，他完完全全不走样地执行的是最高统帅的直接指示。就凭这句话，叶若夫还能活的下来吗?

　　在谈到苏联“告密”盛行下，导致了一种畸形社会文化，出现了以“告密”吸食他们人鲜血的新人种。正如格罗斯曼所言：“一位希腊人预言，一切都会过去，我们这可以断言，一切都会告密上去，一切皆可告密”。这种政治生态，“让我们都成了‘准地下工作者’”，每一家的电话上都用一个大枕头蒙着，整个国家都像患上了侦查狂犬病。

　　即便在战争时期，“任何一个战斗指挥员任何时候都不敢干预政工机关的行动”，所有军人的通信都首先要经过军事检察机构的阅读。至于前任告密后任、亲属之间的互相揭发诬陷、同事之间落井下石、劳改营里的“啄木鸟(线人)”遍布，更是达到匪夷所思的地步。一个劳改营的囚室里关押着LN格勒的某个区党委的三位书记，他们之间是前后任的关系，因为每一个新上任的书记都揭发自己的前任是敌人和恐怖分子，最后的结果是他们全被作为敌人被关住在一起了。元帅、人民委员、中央委员、州委书记——这些人昨天还指挥者千军万马，还领导着边区、自治州、巨大的工厂，今天由于STL猜忌、一句发怒的话就变得一文不值，变成劳改营里的尘土。

　　于是乎学乖了的无耻文人早就把历史常识抛在一边。好像没有了斯大林，整个伟大的民族就会像可怜的牲口一样死掉。在阿.托尔斯泰的剧本里，LN勤快地给STL点烟，在一位画家笔下，STL昂首阔步地走在斯莫尔尼宫的台阶上，LN匆匆忙忙、毕恭毕敬跟在后面，历史学家笔下，不论是喀朗斯塔德叛乱时期、保卫察里津时期，还是波兰入侵时期，都是列宁向斯大林请教。有一天的《真理报》上，斯大林的名字被提到86次。“党之所以永远正确，党的道理或者没有道理之所以能战胜其他道理，主要靠秘密警察的工作，这真是一根魔杖，要是失手掉落了，魔力就消失了，伟大的演说家就会变成牛皮大王，学术巨著就会变成异端邪说，万万不能放下这根魔杖”。

　　作者借用契可夫的话说，“让上帝到一边去吧，让所谓伟大的思想到一边去吧，我们要善良，要关心人，不管什么人，僧侣、庄稼汉、百万巨富的工厂主，萨哈林的苦役犯，饭店的跑堂，首先要尊重人，怜惜人，热爱人，不这样绝对不行。”这部书中用力最大的地方就在于强调“人的意义”，强调“人的自由是最高价值和目的”，社会主义的出发点应该是人、人性、个体”。所以我们说《生活与命运》是一部弘扬人性的史诗，它的不朽意义也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