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塌后的柏林墙：两个男人的灵魂拥抱

 　　两个德国统一之后的某天，前东德国家安全局窃听人员奥普曼·威斯勒路过书店，看到橱窗上有作家德雷曼新书的大幅宣传画。他进去随手翻了翻，便买下了这本书。新书扉页上写着：献给HGW XX/7先生，那是柏林墙倒塌之前威斯勒在东德国安局的代号。

　　店员问：“要不要包起来，是送人的吗?”

　　威斯勒没有什么表情地说：“不，这是给我的。”

　　灰色制服里的灰色灵魂

　　《窃听风暴》一片的原名是有深意的，叫做《别人的生活》(The Life of Others)。经典剧作结构的规范要求“高潮离结尾越近越好。”因此能像《别人的生活》这样将高潮和结尾安排在同一场戏、同一句台词就颇显匠心独运之意。就像剧作在描绘人物、安排突变和转折一样，这里的结构营造也显示出非常严谨、和谐的形式美。

　　也许，本片更为艰难精细的任务还不在于结构上的严谨、精妙安排，而是怎样可信而又感人地写出一颗国家机器的螺丝钉，变成一个具有独立思考、有兴趣了解别人、甚至和他人互相救赎的人，

　　本来，威斯勒只是一个灰色制服下面的警察，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作为一个具备高超审讯技术、高深心理学经验的国安局特工，在工作中他只管效率，脑子里绝没有讲良心、讲道理这些人之常情。在布置全套窃听装置时没有任何的肮脏感，甚至还敲开邻居的门，坚定地对老太太说：“如果你说出去一个字，你就永远再也见不到你的家人。”

　　但他跟其它的螺丝钉不同的起点大概就是他有那么一点点感同身受的能力?或者是那么一点点怜悯之心?

　　威斯勒并非富有同情心。他可以冷静地将人审讯40个小时，成功地逼问出或跟被审讯者共同编写出上级所要的供词。在这种行为受到学生“是不是有点不人道”的质疑时，我们既未见到他怀疑自己的作为，也未见到他出于坚定、真诚的信念去帮助学生和他自己弄清这类行为的必要性、道德性、以及在具体意义和形而上意义上的罪责。他只是在点名册上将提问学生的名字下打个记号。

　　这种记号往往不是为了跟学生交流学术，而是为了将来扣分或考虑不及格。类似的故事我在中国还听过一些，我的朋友就因为得罪过老师、朋友、同事，被人在档案中写上“不适合作人事组织工作”、“不适合做外交工作”、“应控制使用”之类的评语。

　　那么，这个特工教授转变的起点在哪里呢?是爱情?影片中的场景和人物行动是能引起某些猜测，但只是有些迹象，在观影过程中我们没有得到明显、直接的信息交代出他做那些“出格”的事情是基于他对剧作家女朋友克丽斯·玛丽亚的迷恋或者爱情。

　　一颗螺丝钉的觉醒

　　连自己都没有太注意的是，他开始偏离了自己执行的任务。这颗钢铁铸就的螺丝钉有了自己意愿，他开始对作家和同居女演员有了了解和思考。第一个行动好象有点不经意，多少有点像小孩的恶作剧：他在女演员被文化部长的汽车送回来时弄响门铃。

　　我把这个行动读解为他对女演员的迷恋或者心理上的虐待。这个举动在剧作上引出三个人的变化。在作家和女演员那里，此举让作家下楼看到女友对自己扯谎了。作家知道她在为自己忍受并持续承担巨大的屈辱和痛苦，他们当天的拥抱和对此事的争论改变了克丽斯的行动。

　　更大的、也许更加不被察觉的变化发生在威斯勒这里，这一个打动手中两根线头触响门铃的行动是他以后一系列“犯规”行动的开始。他在没有得到命令的情况下跟被监听对象有了关系，我们很难说这就是道德的或者有什么善意。但惊人之处在于，这完全是他出于自己的意愿的行动，有了这点对别人生活的关注和关切，一颗只会被别人拧来拧去的螺丝钉就可能起变化，就可能会慢慢变成一个有强大力量的发动机。

　　自此威斯勒的变化更大了：他偷了一本《布莱希特诗集》拿回家读;他躺在自家的沙发上读着从作家床下偷来的诗集中的《忆玛丽亚》：

　　“初秋九月的每一天都是蓝色的，年轻挺拔的树干向上伸展，就像爱情一样茂盛生长。我们头顶着美丽洁净的天空，一朵云慢慢移动着，它是那样洁白无瑕：只要你从心底相信，它就会一直在你身边。”

　　读诗这个行动不仅说明威斯勒这个螺丝钉会违反机器的指令而按照自己的意志转动，它有诗的感觉，它还会思想!这就要出事了。

　　对于在极权主义下生活的人来说，思想作为动词在这里对于考察一个人的生存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汉娜·阿伦特在考察了纳粹的极权主义性质和集中营杀人犯艾克曼的平庸性质后提出了“平庸的邪恶”的概念。她指出，"在罪恶的极权统治下，(人的)不思想所造成的灾难可以远胜于人作恶本能的危害的总和。”

　　在影片中威斯勒开始具有了解别人的愿望和思考的能力与兴趣。在我看来，这不是同情、怜悯这些道德感，而是由于认真和精神的勇敢，由于思想的辛勤导致了他大脑中意识形态的钢筋混凝土板块出现了裂缝。正是由于这点思考的勇气和勤劳，他原本对工作的认真、思维的缜密都成了他思想的火花点燃之后的燃料。威斯勒这点要思考的性格偏好是害了他或者说挽救了他的根本原因。

　　思想着的人是有诗意的。他们和懒惰、逃避或死心塌地的犬儒主义者是大有差别的。我们看到威斯勒有了更大胆的变化——以一个仰慕者在酒吧里偶遇克丽斯，并告诉她正在做的不是一个好买卖。他还真诚地对她说，你撒谎的时候就像另一个人。

　　我们看到威斯勒在违反国家机器意志的情况下，慢慢地进入了别人的生活。第二天早晨他来到作家楼上的监听阁楼，同事告诉他昨天那个女演员出去之后不到二十分钟就回来了。而那二十分钟就是二人在酒吧谈话的时间。听到这个汇报，威斯勒只是说了一句：很好的报告。

　　渎职与自救

　　被威斯勒监听的剧作家德雷曼其实对体制一向采取妥协态度，影片开头我们就看到他的戏剧在按照宣传部的要求修改后还可以风光地上演，文化部长等头面人物也出场来看他的戏。与此同时，他的好友、著名导演杰斯卡被政府禁止创作已有七年，即使是艺术圈的朋友，也无法真正理解他被剥夺创作自由的痛苦。而后杰斯卡便自杀了。

　　这给德雷曼很大触动，他在家满怀悲伤地弹奏一首《好人奏鸣曲》。这首曲子却打动了威斯勒——他一个人戴着耳机坐在阁楼上，眼中流出热泪。

　　接着，影片用一个十分巧妙、看似遥远不相干的笔触告诉我们，威斯勒的心里起了重大变化。当天晚上，他在回家的电梯里遇到一个小孩，当小孩表示因为自己的父亲被抓走而憎恨国安局时，他习惯地问那小孩的名字，这与他对有疑问学生的反应是一个模式。但这一次他突然改口，问足球叫什么名字。此举弄得小孩很莫名，他嘟囔着：“足球还有什么名字。”

　　但思想的火花可以顷刻间烧毁他头脑中背诵教条的藩篱，却很难提升他超越具体利害的门槛。偷听到作家要写一篇东德自杀的研究报告后，他还是立刻向上级汇报。是的，在看透一切之后选择犬儒主义的生活是我们绝大多数人在后极权主义社会的绝大多数时间的不二选择。

　　在《犬儒理性批判》(critique of Cynical Reason)中，彼得·斯洛特迪基克(Peter Sloterdijk)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主要方式是犬儒性的。……虽然犬儒性主体对于意识形态面具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距离心知肚明，但他依然坚守面具。”。

　　在库尔威茨上校的办公室里，他用自己的犬儒主义和冷酷给威斯勒竖起一面镜子。他炫耀自己花200马克买来的博士论文：《论对艺术界各种性格类型政治意识形态异己分子的监控标准》，他还告诉威斯勒在自己的勤奋工作下，像德雷曼这样的“第四类”艺术家已经很罕见了。威斯勒悄然收起自己带来的窃听成果，转而要求独自来执行监听任务，他改变了自己的决定——从带着工作成果邀功请赏转变为渎职、隐藏信息，从而保护这对文艺界恋人免受国家机器的无情碾压。

　　这之后，威斯勒的选择更为艰难，在库尔威茨上校的监督下，他在认同感、目的性、道德感完全分裂的情况下逼迫克丽斯供出藏匿“罪证”的地方，又抢先一步转移了罪证。在她临终对他发出无比怨恨的谴责时，威斯勒急切地告慰她：放心，我已经把打字机转移了。这些对极权体制的渎职行为成了威斯勒的英勇自救。

　　两个男人的灵魂互救

　　两德统一后，威斯勒每天拉着小车给各家送信。但我们知道，如果没有当年的行动，他就不会引起德雷曼知道真相后的巨大敬意和钦佩。他或许像前文化部长一样继续在黑暗中欣赏、咀嚼自己虐待的得意;或许为自己逝去的美好时光而哀号。

　　在影片结尾，书店的橱窗里，戏剧达到了的高潮——两个男人的灵魂在拥抱。威斯勒，这个前国安局特工明白了，自己的行动得到了作家无声的响应。当年，他曾冒险保护过这个作家，如今，他平淡的生活在书店橱窗里被作家点亮了。威斯勒以干扰、闯入、摧毁别人的生活开始，以挽救别人的生活、挽救自己的生活结束。

　　一个人面对别人的生活，就是面对自己的生活;一个人思考别人的生活，就是在思考自己的生活，挽救别人的生活，就是在挽救自己的生活。为了我们的生活，看看《别人的生活》。

 　　两个德国统一之后的某天，前东德国家安全局窃听人员奥普曼·威斯勒路过书店，看到橱窗上有作家德雷曼新书的大幅宣传画。他进去随手翻了翻，便买下了这本书。新书扉页上写着：献给HGW XX/7先生，那是柏林墙倒塌之前威斯勒在东德国安局的代号。

　　店员问：“要不要包起来，是送人的吗?”

　　威斯勒没有什么表情地说：“不，这是给我的。”

　　灰色制服里的灰色灵魂

　　《窃听风暴》一片的原名是有深意的，叫做《别人的生活》(The Life of Others)。经典剧作结构的规范要求“高潮离结尾越近越好。”因此能像《别人的生活》这样将高潮和结尾安排在同一场戏、同一句台词就颇显匠心独运之意。就像剧作在描绘人物、安排突变和转折一样，这里的结构营造也显示出非常严谨、和谐的形式美。

　　也许，本片更为艰难精细的任务还不在于结构上的严谨、精妙安排，而是怎样可信而又感人地写出一颗国家机器的螺丝钉，变成一个具有独立思考、有兴趣了解别人、甚至和他人互相救赎的人，

　　本来，威斯勒只是一个灰色制服下面的警察，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作为一个具备高超审讯技术、高深心理学经验的国安局特工，在工作中他只管效率，脑子里绝没有讲良心、讲道理这些人之常情。在布置全套窃听装置时没有任何的肮脏感，甚至还敲开邻居的门，坚定地对老太太说：“如果你说出去一个字，你就永远再也见不到你的家人。”

　　但他跟其它的螺丝钉不同的起点大概就是他有那么一点点感同身受的能力?或者是那么一点点怜悯之心?

　　威斯勒并非富有同情心。他可以冷静地将人审讯40个小时，成功地逼问出或跟被审讯者共同编写出上级所要的供词。在这种行为受到学生“是不是有点不人道”的质疑时，我们既未见到他怀疑自己的作为，也未见到他出于坚定、真诚的信念去帮助学生和他自己弄清这类行为的必要性、道德性、以及在具体意义和形而上意义上的罪责。他只是在点名册上将提问学生的名字下打个记号。

　　这种记号往往不是为了跟学生交流学术，而是为了将来扣分或考虑不及格。类似的故事我在中国还听过一些，我的朋友就因为得罪过老师、朋友、同事，被人在档案中写上“不适合作人事组织工作”、“不适合做外交工作”、“应控制使用”之类的评语。

　　那么，这个特工教授转变的起点在哪里呢?是爱情?影片中的场景和人物行动是能引起某些猜测，但只是有些迹象，在观影过程中我们没有得到明显、直接的信息交代出他做那些“出格”的事情是基于他对剧作家女朋友克丽斯·玛丽亚的迷恋或者爱情。

　　一颗螺丝钉的觉醒

　　连自己都没有太注意的是，他开始偏离了自己执行的任务。这颗钢铁铸就的螺丝钉有了自己意愿，他开始对作家和同居女演员有了了解和思考。第一个行动好象有点不经意，多少有点像小孩的恶作剧：他在女演员被文化部长的汽车送回来时弄响门铃。

　　我把这个行动读解为他对女演员的迷恋或者心理上的虐待。这个举动在剧作上引出三个人的变化。在作家和女演员那里，此举让作家下楼看到女友对自己扯谎了。作家知道她在为自己忍受并持续承担巨大的屈辱和痛苦，他们当天的拥抱和对此事的争论改变了克丽斯的行动。

　　更大的、也许更加不被察觉的变化发生在威斯勒这里，这一个打动手中两根线头触响门铃的行动是他以后一系列“犯规”行动的开始。他在没有得到命令的情况下跟被监听对象有了关系，我们很难说这就是道德的或者有什么善意。但惊人之处在于，这完全是他出于自己的意愿的行动，有了这点对别人生活的关注和关切，一颗只会被别人拧来拧去的螺丝钉就可能起变化，就可能会慢慢变成一个有强大力量的发动机。

　　自此威斯勒的变化更大了：他偷了一本《布莱希特诗集》拿回家读;他躺在自家的沙发上读着从作家床下偷来的诗集中的《忆玛丽亚》：

　　“初秋九月的每一天都是蓝色的，年轻挺拔的树干向上伸展，就像爱情一样茂盛生长。我们头顶着美丽洁净的天空，一朵云慢慢移动着，它是那样洁白无瑕：只要你从心底相信，它就会一直在你身边。”

　　读诗这个行动不仅说明威斯勒这个螺丝钉会违反机器的指令而按照自己的意志转动，它有诗的感觉，它还会思想!这就要出事了。

　　对于在极权主义下生活的人来说，思想作为动词在这里对于考察一个人的生存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汉娜·阿伦特在考察了纳粹的极权主义性质和集中营杀人犯艾克曼的平庸性质后提出了“平庸的邪恶”的概念。她指出，"在罪恶的极权统治下，(人的)不思想所造成的灾难可以远胜于人作恶本能的危害的总和。”

　　在影片中威斯勒开始具有了解别人的愿望和思考的能力与兴趣。在我看来，这不是同情、怜悯这些道德感，而是由于认真和精神的勇敢，由于思想的辛勤导致了他大脑中意识形态的钢筋混凝土板块出现了裂缝。正是由于这点思考的勇气和勤劳，他原本对工作的认真、思维的缜密都成了他思想的火花点燃之后的燃料。威斯勒这点要思考的性格偏好是害了他或者说挽救了他的根本原因。

　　思想着的人是有诗意的。他们和懒惰、逃避或死心塌地的犬儒主义者是大有差别的。我们看到威斯勒有了更大胆的变化——以一个仰慕者在酒吧里偶遇克丽斯，并告诉她正在做的不是一个好买卖。他还真诚地对她说，你撒谎的时候就像另一个人。

　　我们看到威斯勒在违反国家机器意志的情况下，慢慢地进入了别人的生活。第二天早晨他来到作家楼上的监听阁楼，同事告诉他昨天那个女演员出去之后不到二十分钟就回来了。而那二十分钟就是二人在酒吧谈话的时间。听到这个汇报，威斯勒只是说了一句：很好的报告。

　　渎职与自救

　　被威斯勒监听的剧作家德雷曼其实对体制一向采取妥协态度，影片开头我们就看到他的戏剧在按照宣传部的要求修改后还可以风光地上演，文化部长等头面人物也出场来看他的戏。与此同时，他的好友、著名导演杰斯卡被政府禁止创作已有七年，即使是艺术圈的朋友，也无法真正理解他被剥夺创作自由的痛苦。而后杰斯卡便自杀了。

　　这给德雷曼很大触动，他在家满怀悲伤地弹奏一首《好人奏鸣曲》。这首曲子却打动了威斯勒——他一个人戴着耳机坐在阁楼上，眼中流出热泪。

　　接着，影片用一个十分巧妙、看似遥远不相干的笔触告诉我们，威斯勒的心里起了重大变化。当天晚上，他在回家的电梯里遇到一个小孩，当小孩表示因为自己的父亲被抓走而憎恨国安局时，他习惯地问那小孩的名字，这与他对有疑问学生的反应是一个模式。但这一次他突然改口，问足球叫什么名字。此举弄得小孩很莫名，他嘟囔着：“足球还有什么名字。”

　　但思想的火花可以顷刻间烧毁他头脑中背诵教条的藩篱，却很难提升他超越具体利害的门槛。偷听到作家要写一篇东德自杀的研究报告后，他还是立刻向上级汇报。是的，在看透一切之后选择犬儒主义的生活是我们绝大多数人在后极权主义社会的绝大多数时间的不二选择。

　　在《犬儒理性批判》(critique of Cynical Reason)中，彼得·斯洛特迪基克(Peter Sloterdijk)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主要方式是犬儒性的。……虽然犬儒性主体对于意识形态面具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距离心知肚明，但他依然坚守面具。”。

　　在库尔威茨上校的办公室里，他用自己的犬儒主义和冷酷给威斯勒竖起一面镜子。他炫耀自己花200马克买来的博士论文：《论对艺术界各种性格类型政治意识形态异己分子的监控标准》，他还告诉威斯勒在自己的勤奋工作下，像德雷曼这样的“第四类”艺术家已经很罕见了。威斯勒悄然收起自己带来的窃听成果，转而要求独自来执行监听任务，他改变了自己的决定——从带着工作成果邀功请赏转变为渎职、隐藏信息，从而保护这对文艺界恋人免受国家机器的无情碾压。

　　这之后，威斯勒的选择更为艰难，在库尔威茨上校的监督下，他在认同感、目的性、道德感完全分裂的情况下逼迫克丽斯供出藏匿“罪证”的地方，又抢先一步转移了罪证。在她临终对他发出无比怨恨的谴责时，威斯勒急切地告慰她：放心，我已经把打字机转移了。这些对极权体制的渎职行为成了威斯勒的英勇自救。

　　两个男人的灵魂互救

　　两德统一后，威斯勒每天拉着小车给各家送信。但我们知道，如果没有当年的行动，他就不会引起德雷曼知道真相后的巨大敬意和钦佩。他或许像前文化部长一样继续在黑暗中欣赏、咀嚼自己虐待的得意;或许为自己逝去的美好时光而哀号。

　　在影片结尾，书店的橱窗里，戏剧达到了的高潮——两个男人的灵魂在拥抱。威斯勒，这个前国安局特工明白了，自己的行动得到了作家无声的响应。当年，他曾冒险保护过这个作家，如今，他平淡的生活在书店橱窗里被作家点亮了。威斯勒以干扰、闯入、摧毁别人的生活开始，以挽救别人的生活、挽救自己的生活结束。

　　一个人面对别人的生活，就是面对自己的生活;一个人思考别人的生活，就是在思考自己的生活，挽救别人的生活，就是在挽救自己的生活。为了我们的生活，看看《别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