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社会比美国平等——我的亲身体会

 　　在《如何拯救资本主义》一文中，英国《金融时报》首席财经评论员马丁•沃尔夫说：“美国和英国是西方高收入国家里最不平等的两个国家”，文中提供的图表证实了我多年的猜测——英国比美国平等：美国高居不平等榜之首，英国排在第三位。

　　我曾几次听闻朋友们热血地说，要让中国孩子学习英国贵族的担当，成为社会精英，挑起对国家社稷的重任。我很哭笑不得：英国早就是平民国家，平民主宰，藐视精英，贵族早给边缘化了。这样的现实，国人为何不知?

　　国人当然不知，因为所有中国很多教科书和报道的灵魂仍是“英国是贵族占主导地位的阶级社会”，“英国平民饱受贵族蒙蔽”，这些无稽之谈随处可见。这种对英国的错误与落后认知需要扭转。

　　此前我在《自由主义尚未被脱欧打败》一文中描述过英国的平等现实带给我的惊讶。对于“欧洲和英国贵族已成历史”这样一个任何英国人都懂的普遍常识，我曾四处访问英国贵族后代与家人，试图求证。我写道：“七年前我开始采访英国各界精英。我第一个采访的是海克利尔庄园里的伯爵夫人，该庄园以拍摄《唐顿庄园》名声大噪(文章见《专访“唐顿”伯爵夫人》。)她自称“中产阶级”。我问她，为何报纸上她的照片都是休闲普通装扮，甚至牛仔裤?因为我当时认为伯爵夫人的形象应该是像《唐顿庄园》里贵族那样讲究，她告诉我，英国媒体就是那样的审美观，她如果去美国就会打扮得很隆重。这个采访第一次让我亲眼目睹英国贵族的真实生活，它与《唐顿庄园》有百年的差距，完全改变了我对贵族的看法。

《唐顿庄园》刻画的贵族生活

　　但那时我仍然不敢确认英国贵族影响力已经基本完全从社会舞台全面撤出，直到我发现了早在1990年，耶鲁大学出版社就出版了英国历史学家大卫•康纳汀爵士(Sir David Cannadine)的著作《英国贵族的没落》(Declin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Aristocracy)。结合我的访问与此书，我写下了《隐身阶层：英国“上流社会”》。这篇文章发表后，有一位中国国家媒体记者采访我，她对英国贵族的印象仍然停留在《唐顿庄园》时代。她问：“英国的贵族不是不用工作的吗?”

　　而至于英国皇室，自从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等在欧洲各国爆发，皇室纷纷崩溃垮台，英国皇室为了自保，选择了完全不干涉政治并顺从民意的中立姿态，以英国最高形象大使的位置，继续保持其传统与地位。而皇室地位的脆弱，我在《从哈里王子大婚谈“英王室”存续之争》里做过详细解释。

　　至于为何中国国内很多人的认识会如此落后，仍然仰视英国贵族与王室，低看平民?在我看来，大致有三个原因。

　　一是研究经费短缺：国家社会科学经费大多用在研究美国，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一道，被打入欧洲范畴，研究经费较少。

　　二是时代原因：中国从1949年到1978年一直对外封闭，对英国二战后的社会资本主义改良运动无从而知。等1978年开放后，尽管那时英国早已进入平民时代，贵族已经基本退出舞台，但中国对英国的报道始于撒切尔的资本主义时代，估计跨越(忽视)了从1945年到1978年这30来年英国的社会平民化巨变，直接把1945年左右的英国阶级社会状态，当成现实，报道给了中国读者，至今不改。

　　三是学术水平有待提高：基于现实原因，国内很多学者很难真正理解并跟上民主国家的思维与思潮，有人甚至还停留在单纯对西方百年前启蒙运动崇拜的阶段。

　　此前我在其他文章中几次发出“英国甚至比美国还自由”的评论。从我多年的英国生活与访问实践，我已经意识到——欧洲大陆国家(如法国)比英国平等，而英国比美国平等。在一个英国纪录片当中，手捧厚厚的法国雇员的权利保障一书，英国主持人发出感慨：相形之下，英国雇员的权利保障简直如同小巫。而当时在我眼里，英国雇员地位与权利比发展中国家已经高出无数倍，看来法国的更高。我的一位法国朋友告诉我：受到一些穆斯林的反对，去年她侄子上的法国学校不允许摆圣诞树。还有一位法国朋友告诉我：除非房客自愿，否则法国房东在冬天不能要求房客搬家(就算房客付不起房租，或者不付费，也得等把冬天过完)。这意味着法国房东的权利比英国还小，还更受房客欺负。

　　因为我和我先生今年就受到了英国房客的欺负——在他8个月不缴房租的情况下，我们不能换锁，不能骚扰他的生活，不能停水断电，总之是要保障他的基本生活。而他在滥用法律保护，恶意不缴租金的状况下，其生活品质并不比我们差!至于房东的经济利益损失则无人过问，只能房东自己买保险解决。我们依照法律请了律师，上诉到法庭，最后按法庭裁决把房客请出门之前，房客还对我进行肢体冲撞，我平生第一次打电话报警求救，当时手在发抖。我们的英国朋友们无人敢介入此事帮忙。

　　但我仍然感慨一点：在与英国房客发生语言与肢体冲突过程中，他们从来没有使用种族歧视的言论对待我，没有骂我是中国人，没有说你滚回中国去。完全没有!因为种族言论在英国不但过时，而且违法。这样英国人司空见惯的房客与房东间的纠纷，如同我花了几年才能消化英国贵族真的退出社会舞台的现实，我最初感到委屈。后来我自己想明白了，我的委屈形同英国贵族上世纪被征高税，认为自己是受害者一样的矫情。

　　而不少美国人一直仰视欧洲与英国的王宫贵族文化，这反映在其影视节目当中：不时在电影里造出个虚拟欧洲王室国家，让美国人嫁入其中，过把王室瘾。另外，那些美国荧幕上富人和坏人势利的眼色和表情——不耻、鄙视、狂傲等等，我在英国人脸上几乎从未见过，可我在中国人脸上见识过。

　　英国虽然在平等度上高于美国，但因为私立学校仍然存在的现实，其平等度仍然低于法国等欧洲国家。私立学校是英国现存唯一不平等的领域，但其与英国公立学校的区别，并没有华文文章报道得那般悬殊。英国媒体的确常常批评英国精英多来自于私立学校的不公现实，但中国媒体没有必要对这样的报道见风就是雨，因为英国是一个“出现问题，就要报道，就要解决”的国家，与一些发展中国家“事情严重到保不住才被捅出”的报喜不报忧的编辑方针完全不同。如果私立学校还是当今英国社会最大的社会激愤，为何此次大选之前工党没有把它当令箭?

　　我的两个孩子都在英国公立学校读书。昨天我的大孩子终于获得了全班的“英雄”奖，在全校面前被校长颁奖。此前老大的好同学成了英雄，此后她一直念念不忘，也想做英雄。与英国法律一样，英国小学保护弱者的自信心与自尊心，不鼓励竞争，讲究互帮互助，讲究共进退。多数老师认为“英雄”应该颁给需要被鼓励的孩子，等了五年，今年老大终于遇上一位愿意把奖项给她的老师。我曾经数次抱怨这样的教学理念——孩子将没有面对竞争世界的能力。不过英国本土是一个包容与保护弱者的象牙塔，英国国土以外的狂风暴雨，苦难与贫穷，许多英国人一辈子不懂。为何不少英国人愿意一辈子不追逐名利，而将时间与青春献给自己的理想：拯救非洲难民、保护环境、保护动物等等?因为他们在温室成长，有颗温室的心。而且“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让他们全无后顾之忧。

　　而英国离完全平等仍然千万里。如今的英国不平等，不再是贵族与平民之间的，而是新型产业造就的富人与穷人间的不平等。如大选前工党曾经为社会福利重金投入辩解道：“凭什么英国纳税人要花几十亿英镑为金融机构犯的错买单?”意即既然国家要为富人修补错误，自然也应该为穷人多投福利，这样才公平。此外还有谷歌、脸书等新型科技行业造就的新型不平等，西方人还需要时间来反应，也许需要一位科技时代的“马克思”，总结出新型的剥削手段模式，然后才能对症下药。

　　(注：作者是英国社会学者。)

 　　在《如何拯救资本主义》一文中，英国《金融时报》首席财经评论员马丁•沃尔夫说：“美国和英国是西方高收入国家里最不平等的两个国家”，文中提供的图表证实了我多年的猜测——英国比美国平等：美国高居不平等榜之首，英国排在第三位。

　　我曾几次听闻朋友们热血地说，要让中国孩子学习英国贵族的担当，成为社会精英，挑起对国家社稷的重任。我很哭笑不得：英国早就是平民国家，平民主宰，藐视精英，贵族早给边缘化了。这样的现实，国人为何不知?

　　国人当然不知，因为所有中国很多教科书和报道的灵魂仍是“英国是贵族占主导地位的阶级社会”，“英国平民饱受贵族蒙蔽”，这些无稽之谈随处可见。这种对英国的错误与落后认知需要扭转。

　　此前我在《自由主义尚未被脱欧打败》一文中描述过英国的平等现实带给我的惊讶。对于“欧洲和英国贵族已成历史”这样一个任何英国人都懂的普遍常识，我曾四处访问英国贵族后代与家人，试图求证。我写道：“七年前我开始采访英国各界精英。我第一个采访的是海克利尔庄园里的伯爵夫人，该庄园以拍摄《唐顿庄园》名声大噪(文章见《专访“唐顿”伯爵夫人》。)她自称“中产阶级”。我问她，为何报纸上她的照片都是休闲普通装扮，甚至牛仔裤?因为我当时认为伯爵夫人的形象应该是像《唐顿庄园》里贵族那样讲究，她告诉我，英国媒体就是那样的审美观，她如果去美国就会打扮得很隆重。这个采访第一次让我亲眼目睹英国贵族的真实生活，它与《唐顿庄园》有百年的差距，完全改变了我对贵族的看法。

《唐顿庄园》刻画的贵族生活

　　但那时我仍然不敢确认英国贵族影响力已经基本完全从社会舞台全面撤出，直到我发现了早在1990年，耶鲁大学出版社就出版了英国历史学家大卫•康纳汀爵士(Sir David Cannadine)的著作《英国贵族的没落》(Declin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Aristocracy)。结合我的访问与此书，我写下了《隐身阶层：英国“上流社会”》。这篇文章发表后，有一位中国国家媒体记者采访我，她对英国贵族的印象仍然停留在《唐顿庄园》时代。她问：“英国的贵族不是不用工作的吗?”

　　而至于英国皇室，自从法国大革命、俄国革命等在欧洲各国爆发，皇室纷纷崩溃垮台，英国皇室为了自保，选择了完全不干涉政治并顺从民意的中立姿态，以英国最高形象大使的位置，继续保持其传统与地位。而皇室地位的脆弱，我在《从哈里王子大婚谈“英王室”存续之争》里做过详细解释。

　　至于为何中国国内很多人的认识会如此落后，仍然仰视英国贵族与王室，低看平民?在我看来，大致有三个原因。

　　一是研究经费短缺：国家社会科学经费大多用在研究美国，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一道，被打入欧洲范畴，研究经费较少。

　　二是时代原因：中国从1949年到1978年一直对外封闭，对英国二战后的社会资本主义改良运动无从而知。等1978年开放后，尽管那时英国早已进入平民时代，贵族已经基本退出舞台，但中国对英国的报道始于撒切尔的资本主义时代，估计跨越(忽视)了从1945年到1978年这30来年英国的社会平民化巨变，直接把1945年左右的英国阶级社会状态，当成现实，报道给了中国读者，至今不改。

　　三是学术水平有待提高：基于现实原因，国内很多学者很难真正理解并跟上民主国家的思维与思潮，有人甚至还停留在单纯对西方百年前启蒙运动崇拜的阶段。

　　此前我在其他文章中几次发出“英国甚至比美国还自由”的评论。从我多年的英国生活与访问实践，我已经意识到——欧洲大陆国家(如法国)比英国平等，而英国比美国平等。在一个英国纪录片当中，手捧厚厚的法国雇员的权利保障一书，英国主持人发出感慨：相形之下，英国雇员的权利保障简直如同小巫。而当时在我眼里，英国雇员地位与权利比发展中国家已经高出无数倍，看来法国的更高。我的一位法国朋友告诉我：受到一些穆斯林的反对，去年她侄子上的法国学校不允许摆圣诞树。还有一位法国朋友告诉我：除非房客自愿，否则法国房东在冬天不能要求房客搬家(就算房客付不起房租，或者不付费，也得等把冬天过完)。这意味着法国房东的权利比英国还小，还更受房客欺负。

　　因为我和我先生今年就受到了英国房客的欺负——在他8个月不缴房租的情况下，我们不能换锁，不能骚扰他的生活，不能停水断电，总之是要保障他的基本生活。而他在滥用法律保护，恶意不缴租金的状况下，其生活品质并不比我们差!至于房东的经济利益损失则无人过问，只能房东自己买保险解决。我们依照法律请了律师，上诉到法庭，最后按法庭裁决把房客请出门之前，房客还对我进行肢体冲撞，我平生第一次打电话报警求救，当时手在发抖。我们的英国朋友们无人敢介入此事帮忙。

　　但我仍然感慨一点：在与英国房客发生语言与肢体冲突过程中，他们从来没有使用种族歧视的言论对待我，没有骂我是中国人，没有说你滚回中国去。完全没有!因为种族言论在英国不但过时，而且违法。这样英国人司空见惯的房客与房东间的纠纷，如同我花了几年才能消化英国贵族真的退出社会舞台的现实，我最初感到委屈。后来我自己想明白了，我的委屈形同英国贵族上世纪被征高税，认为自己是受害者一样的矫情。

　　而不少美国人一直仰视欧洲与英国的王宫贵族文化，这反映在其影视节目当中：不时在电影里造出个虚拟欧洲王室国家，让美国人嫁入其中，过把王室瘾。另外，那些美国荧幕上富人和坏人势利的眼色和表情——不耻、鄙视、狂傲等等，我在英国人脸上几乎从未见过，可我在中国人脸上见识过。

　　英国虽然在平等度上高于美国，但因为私立学校仍然存在的现实，其平等度仍然低于法国等欧洲国家。私立学校是英国现存唯一不平等的领域，但其与英国公立学校的区别，并没有华文文章报道得那般悬殊。英国媒体的确常常批评英国精英多来自于私立学校的不公现实，但中国媒体没有必要对这样的报道见风就是雨，因为英国是一个“出现问题，就要报道，就要解决”的国家，与一些发展中国家“事情严重到保不住才被捅出”的报喜不报忧的编辑方针完全不同。如果私立学校还是当今英国社会最大的社会激愤，为何此次大选之前工党没有把它当令箭?

　　我的两个孩子都在英国公立学校读书。昨天我的大孩子终于获得了全班的“英雄”奖，在全校面前被校长颁奖。此前老大的好同学成了英雄，此后她一直念念不忘，也想做英雄。与英国法律一样，英国小学保护弱者的自信心与自尊心，不鼓励竞争，讲究互帮互助，讲究共进退。多数老师认为“英雄”应该颁给需要被鼓励的孩子，等了五年，今年老大终于遇上一位愿意把奖项给她的老师。我曾经数次抱怨这样的教学理念——孩子将没有面对竞争世界的能力。不过英国本土是一个包容与保护弱者的象牙塔，英国国土以外的狂风暴雨，苦难与贫穷，许多英国人一辈子不懂。为何不少英国人愿意一辈子不追逐名利，而将时间与青春献给自己的理想：拯救非洲难民、保护环境、保护动物等等?因为他们在温室成长，有颗温室的心。而且“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让他们全无后顾之忧。

　　而英国离完全平等仍然千万里。如今的英国不平等，不再是贵族与平民之间的，而是新型产业造就的富人与穷人间的不平等。如大选前工党曾经为社会福利重金投入辩解道：“凭什么英国纳税人要花几十亿英镑为金融机构犯的错买单?”意即既然国家要为富人修补错误，自然也应该为穷人多投福利，这样才公平。此外还有谷歌、脸书等新型科技行业造就的新型不平等，西方人还需要时间来反应，也许需要一位科技时代的“马克思”，总结出新型的剥削手段模式，然后才能对症下药。

　　(注：作者是英国社会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