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骏飞：乌尔班尼的牺牲十五年了

 　　2002年，SARS(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在中国广东顺德爆发，此后SARS危害全国，席卷全球。SARS疫情与舆情之危重，中国公共卫生与信息治理观念变革之艰难，我们都曾亲历。SARS距今，已整整十五年。

　　有太多的感触和浩叹，有太多的人和事不能遗忘。而我今天要转述的这个故事，则属于乌尔班尼。

　　卡洛·乌尔班尼是一名意大利医生，是他首次发现了SARS病毒，也是他首次将SARS确认为一种全新疾病。

卡洛·乌尔班尼（左）

　　2003年2 月26日，一个美籍华人陈强尼(Johnny Chen)在广东停留了三天，然后要去新加坡。经过越南河内的时候，他感觉自己病了。他找到河内最好的私立医院——越法医院去看病。刚开始的时候，越南医生觉得他得的是禽流感。可是病人病情迅速恶化，呼吸越来越微弱，于是越法医院的医生觉得需要找水平更高的专家来看看。

　　在河内，他们找到了卡洛·乌尔班尼(Carlo Urbani)，这位世界卫生组织派驻东南亚的儿童寄生虫研究专家。

　　乌尔班尼对病人进行了检查，发现这个病人肺部X片出现严重炎症迹象。乌尔班尼以他敏锐的洞察力，意识到这不是流感，也不是一般的肺炎，而很可能是一种以前没有记载的新型传染病。他当时的描述是：这可能是一种“严重的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SARS)”。

　　具有高度职业纪律和职业素养的乌尔班尼，立即决定将这个消息传递给世界卫生组织：河内发现一种呼吸系统疾病，有高度传染性，请做好防止疫情扩散的准备。

　　此时，越法医院7名医务人员已经感染病毒。

　　由于事态严峻，医院方面对医务人员给出了“可以不来上班”、“报名参加抢救小组”的两种选择。

　　身为儿童寄生虫病专家而非呼吸系统专家的乌尔班尼却从始至终一直留在越法医院，看望病人、记录症状、采集血样……做所有他能做的事。

　　深爱他的妻子乔日尼央求他，请他为了三个孩子考虑：既然已经报告了疫情，那已经是尽到了责任，不要再去医院了。可乌尔班尼没有听从妻子劝阻，他回答说：“如果我在这种形势下畏缩不出，我来这里干什么?难道是来参加鸡尾酒会吗?”

　　乌尔班尼知道，仅仅在越法医院内部做防疫是不够的。陈强尼刚从外国入境，而越南境内从未出现过这种病例，所以这个病的源头极有可能来自境外。病史提示这种疾病传染性极强，所以必须在全国采取措施，尤其需要迅速在边境口岸增设疫情检查。

　　于是，乌尔班尼请求跟越南卫生部官员紧急会谈，要求官方对外公布疫情，呼吁援助。对于官方来说，这不是一个轻松的决定，此举意味着损害当下越南的经济，同时也不利于政府的形象。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比较下中国当时的情况。

　　早在2002年11月16日，广东佛山就发现首个SARS病例。而《羊城晚报》最早的报道措辞是“河源市民争购抗生素，是因传闻出现未明病毒，但有关部门证实并无任何病毒流行”。在疫情出现后并没有引起中国官方足够的重视，刚开始，卫生部一直致力于让世界卫生组织相信，疫情在中国很轻微，不需要采取重大措施。而在后来疫情延续了三个多月之久后，官方认识到了疾病的严重性，但还是对媒体进行严格的控制，尤其禁止对外报道。消息的封锁，导致疫情更加严重而无法得到有效解决。

　　与此同时，国家卫生管理部门对于国际合作热情度不高。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文件，北京方面一直到3月10日才向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实验室技术援助的要求。在那之前，中国一直坚持“自主研究”。中方媒体2月18日宣称，非典型肺炎的致病源已经成功分离，“非典型肺炎的病原基本可确定为衣原体”。

　　可惜，这个结论是错误的，而且错得十分严重。这种错误判断让中国官方一直没有采取有力措施控制疫情，这就在全国引发了更大的牺牲。这也让一些病人，包括一位医学院的退休教授，意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带病到境外旅行。

　　SARS疫情迅速从中国向全球扩散。

　　相反，在越南，由于乌尔巴尼的及时提醒和政府的有效措施，越南国内的疫情迅速得到了控制。4月28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越南已经连续20天没有出现新的萨斯病例。也就是说，越南实际上在4月8日就已经控制了萨斯的传播。

　　从发现第一例患者时起，越南仅有63人感染，5人死亡。

　　而在整个SARS疫情中，全球感染8273人，死亡775人。

　　中国呢?中国感染5328人，死亡349人。即使到2004年仍然有零星病例。

　　中国跟越南的对比：疫情187天对39天，感染5328人对63人。这样的差距，很大程度上是缘于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中国那时有一个颟顸保守而缺乏关怀的卫生部、一个对信息公开毫无常识且毫无诚信的北京市政府。我曾在SARS爆发社会危机后的第三天，即2003年2月14日，于《南方周末》发表过大声疾呼，通栏标题是：“流言止于公开”。可惜，该来的，还是来了。直到4月20日，国家撤销了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长孟学农的职务，直到5月12日，《公共卫生应急条例》紧急出台。

　　自然，中越两国的巨大落差，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越南有一个富于职业精神和牺牲勇气的乌尔班尼。

 　　2002年，SARS(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在中国广东顺德爆发，此后SARS危害全国，席卷全球。SARS疫情与舆情之危重，中国公共卫生与信息治理观念变革之艰难，我们都曾亲历。SARS距今，已整整十五年。

　　有太多的感触和浩叹，有太多的人和事不能遗忘。而我今天要转述的这个故事，则属于乌尔班尼。

　　卡洛·乌尔班尼是一名意大利医生，是他首次发现了SARS病毒，也是他首次将SARS确认为一种全新疾病。

卡洛·乌尔班尼（左）

　　2003年2 月26日，一个美籍华人陈强尼(Johnny Chen)在广东停留了三天，然后要去新加坡。经过越南河内的时候，他感觉自己病了。他找到河内最好的私立医院——越法医院去看病。刚开始的时候，越南医生觉得他得的是禽流感。可是病人病情迅速恶化，呼吸越来越微弱，于是越法医院的医生觉得需要找水平更高的专家来看看。

　　在河内，他们找到了卡洛·乌尔班尼(Carlo Urbani)，这位世界卫生组织派驻东南亚的儿童寄生虫研究专家。

　　乌尔班尼对病人进行了检查，发现这个病人肺部X片出现严重炎症迹象。乌尔班尼以他敏锐的洞察力，意识到这不是流感，也不是一般的肺炎，而很可能是一种以前没有记载的新型传染病。他当时的描述是：这可能是一种“严重的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SARS)”。

　　具有高度职业纪律和职业素养的乌尔班尼，立即决定将这个消息传递给世界卫生组织：河内发现一种呼吸系统疾病，有高度传染性，请做好防止疫情扩散的准备。

　　此时，越法医院7名医务人员已经感染病毒。

　　由于事态严峻，医院方面对医务人员给出了“可以不来上班”、“报名参加抢救小组”的两种选择。

　　身为儿童寄生虫病专家而非呼吸系统专家的乌尔班尼却从始至终一直留在越法医院，看望病人、记录症状、采集血样……做所有他能做的事。

　　深爱他的妻子乔日尼央求他，请他为了三个孩子考虑：既然已经报告了疫情，那已经是尽到了责任，不要再去医院了。可乌尔班尼没有听从妻子劝阻，他回答说：“如果我在这种形势下畏缩不出，我来这里干什么?难道是来参加鸡尾酒会吗?”

　　乌尔班尼知道，仅仅在越法医院内部做防疫是不够的。陈强尼刚从外国入境，而越南境内从未出现过这种病例，所以这个病的源头极有可能来自境外。病史提示这种疾病传染性极强，所以必须在全国采取措施，尤其需要迅速在边境口岸增设疫情检查。

　　于是，乌尔班尼请求跟越南卫生部官员紧急会谈，要求官方对外公布疫情，呼吁援助。对于官方来说，这不是一个轻松的决定，此举意味着损害当下越南的经济，同时也不利于政府的形象。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比较下中国当时的情况。

　　早在2002年11月16日，广东佛山就发现首个SARS病例。而《羊城晚报》最早的报道措辞是“河源市民争购抗生素，是因传闻出现未明病毒，但有关部门证实并无任何病毒流行”。在疫情出现后并没有引起中国官方足够的重视，刚开始，卫生部一直致力于让世界卫生组织相信，疫情在中国很轻微，不需要采取重大措施。而在后来疫情延续了三个多月之久后，官方认识到了疾病的严重性，但还是对媒体进行严格的控制，尤其禁止对外报道。消息的封锁，导致疫情更加严重而无法得到有效解决。

　　与此同时，国家卫生管理部门对于国际合作热情度不高。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文件，北京方面一直到3月10日才向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实验室技术援助的要求。在那之前，中国一直坚持“自主研究”。中方媒体2月18日宣称，非典型肺炎的致病源已经成功分离，“非典型肺炎的病原基本可确定为衣原体”。

　　可惜，这个结论是错误的，而且错得十分严重。这种错误判断让中国官方一直没有采取有力措施控制疫情，这就在全国引发了更大的牺牲。这也让一些病人，包括一位医学院的退休教授，意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带病到境外旅行。

　　SARS疫情迅速从中国向全球扩散。

　　相反，在越南，由于乌尔巴尼的及时提醒和政府的有效措施，越南国内的疫情迅速得到了控制。4月28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越南已经连续20天没有出现新的萨斯病例。也就是说，越南实际上在4月8日就已经控制了萨斯的传播。

　　从发现第一例患者时起，越南仅有63人感染，5人死亡。

　　而在整个SARS疫情中，全球感染8273人，死亡775人。

　　中国呢?中国感染5328人，死亡349人。即使到2004年仍然有零星病例。

　　中国跟越南的对比：疫情187天对39天，感染5328人对63人。这样的差距，很大程度上是缘于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中国那时有一个颟顸保守而缺乏关怀的卫生部、一个对信息公开毫无常识且毫无诚信的北京市政府。我曾在SARS爆发社会危机后的第三天，即2003年2月14日，于《南方周末》发表过大声疾呼，通栏标题是：“流言止于公开”。可惜，该来的，还是来了。直到4月20日，国家撤销了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长孟学农的职务，直到5月12日，《公共卫生应急条例》紧急出台。

　　自然，中越两国的巨大落差，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越南有一个富于职业精神和牺牲勇气的乌尔班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