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裁者为什么会恐惧？

 　　拉里·查尔斯执导的电影《独裁者》以恶搞的幽默手法，杜撰了“瓦迪亚共和国”的残暴独裁者在一次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出访过程中，政权被阴谋颠覆，后又失而复得，并在美女情人的感召下改邪归正的离奇经历，影片轻松诙谐，俨然是位风流王子意外落入现代文明丛林的一次奇遇。丝毫没有在独裁制下人民被压迫的痛感和独裁者为维护统治而绞尽脑汁的焦虑和不安全感。

　　在独裁制下，最高统治者真的有那么轻松，那么潇洒吗?

　　的确，当独裁者大权在握，势力极盛，可以掌控一切，并不会受到致命挑战的时候，那种穷奢极欲，生杀予夺，唯我独尊的感觉，自是妙不可言。

　　然而这样的状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独裁者必须时刻提防这种状态的改变，因为独裁制下，权力的掌控是一环扣着一环，一级叠着一级，紧绷着的，有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那怕是一个小小的BUG，都有可能是致命的。所以多数情况下越是权力集中的独裁者，就越不能指望他会主动地对体制进行改革。

　　脆断总是来的那么出乎意料

　　齐奥塞斯库当年对罗马尼亚的管控不可谓不严，他不仅直接颁布法律，任命政府官员，连妇女堕胎、一平方水田里播种几株水稻都要亲自做出指示。在控制舆论方面，他除了把反对派和异见分子关进精神病院，让他们接受“政治偏执狂”或者“老年痴呆症”的治疗，还别出心裁地颁布了一部《大罗马尼亚打字机法》，让罗马尼亚的每一公民、企业、机关、学校等，凡拥有打字机者必须要得到警方的许可，领取使用执照;打字员也必须照此办理，并且要将所打字的样品同时上报。即便是淘汰的旧打字机也不能随便处置，键盘需上交警方，私自处理哪怕已经损坏的打字机，都将遭受严厉处罚。

　　齐奥塞斯库自以为高枕无忧，1989年12月蒂米什瓦拉的民众抗议活动，没有令他意识到大厦将倾。他在使用坦克和装甲车镇压示威者后，信心满满地如期对伊朗进行了为期三天的国事访问。回来后却发现，灾难并没有结束，并正在向全国蔓延。

　　21日，在布加勒斯特的党中央广场，齐奥塞斯库召开了一场10万人的群众大会。在党中央大厦的阳台上，他情绪激动地说：“蒂米什瓦拉发生的骚乱是流氓、暴徒煽动的，是以破坏国家机关和公共财产为目的的，这是恐怖行动，与反动势力、帝国主义、沙文主义势力相勾结，试图搞乱罗马尼亚的秩序与稳定……”

　　“要坚决打退外国的干涉和蒂米索拉流氓集团的动乱!”齐奥塞斯库提高了嗓音，挥舞着手臂。按照惯例，接下来就要迎来一片群众的欢呼和掌声。权力最幸福最高潮的时刻马上就要到来了。

　　然而没有听到群情激昂的欢呼声，却突然从广场的某个角落有人大喊了一声：“打倒齐奥塞斯库!”

　　这喊声，如同一道闪电划过寂静的夜空，广场上的人们惊呆了，就连齐奥塞斯库举在半空的手也僵硬得如同一尊塑像。正在进行现场直播的国家电视台在这一瞬间中断了转播，呆若木鸡的齐奥塞斯库半举起手的画面，被定格在罗马尼亚每一户家庭的电视机上。

　　等到齐奥塞斯库反应过来，广场已经被愤怒点燃了，人们高喊着：“蒂米索拉!蒂米索拉!”“打倒杀人犯!”排山倒海的口号声响彻云霄，偌大的广场如同正在喷发的火山口。

　　接着就是头戴钢盔的武装警察被调来从四面包围了广场，试图驱散愤怒的人群。

　　齐奥塞斯库命令向示威群众开枪，而当时的国防部长米列亚却是向自己开了枪，他以自杀的形式拒绝了齐奥塞斯库的命令。

　　米列亚将军义薄云天的壮举与元首的暴虐无情同样激起了罗马尼亚军人的义愤。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斯登古雷斯库接替米列亚，继续拒绝执行齐奥塞斯库的命令，并下令军队撤回军营。这是对齐奥塞斯库最为致命的一击。

　　面对失控的局面，齐奥塞斯库夫妇心慌意乱。22日中午，这位独裁者夫妇乘坐直升飞机逃离党中央大厦，开始了逃亡之旅，并很快落入罗马尼亚救国阵线之手。经过简短的审判，被执行死刑。

　　从“世界上最伟大的领袖”到被执行死刑，仅仅经过了6天时间，齐奥塞斯库大概做梦也不会想到会有这么一天。

　　同样没有想到的还有中东的阿拉伯革命中的突尼斯和利比亚。

　　2010年12月17日，在突尼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商贩因不满市场执法人员的执法而自杀，意外地引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抗议活动。据说，小贩Bouazizi在医院抢救期间，总统本•阿里还去看望了他，或许本•阿里都觉得委屈，“这不是我的错，这是底下的人干的。”而底下的人也会认为，我是没有错的，我只是正当执法，有错的是那些违反政府规定的人。

　　然而，这些已经没有什么意义，有意义的是革命就这样出乎意料地爆发了。执政20多年的本•阿里被赶下了台，离开突尼斯前往沙特阿拉伯。

　　2011年2月16日，受到埃及和突尼斯革命的影响，利比亚爆发了大规模示威抗议，民众要求统治利比亚长达42年的革命领导人穆阿迈尔·卡扎菲下台和进行民主变革。随着卡扎菲一意孤行的镇压行动，抗议很快转化为内战。6月27日，国际刑事法院以涉嫌反人类罪为由签发了针对卡扎菲的逮捕令。8月20日，反对派发动针对首都的的黎波里之战，攻入了该市，开始在全城搜捕卡扎菲。10月20日，卡扎菲当天在苏尔特的一个废弃下水管道中被捕，并在随后执政当局武装与卡扎菲支持者的交火中，头部和腹部遭到致命连环枪击身亡。

　　郭建龙先生在研究中东的“警察国家”突发革命时，使用了“脆断”这样的词汇，可谓形象之至。他把这样的依赖警察暴力维稳的国家，比喻成铁板一块，看似坚不可摧，牢不可破，但由于这种体制缺乏韧性，总有一天铁板会突然间绷断，让人猝不及防。

　　尽管20世纪，在“革命”的语境下，那些依靠武装暴力和军事政变而建立独裁政权的统治者们，不乏被奉为“伟人”而至今还在配享国礼的，但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苏东集团的垮台，世界上现存的那些大大小小的独裁者们基本上陷入了惶惶不可终日的境地。

　　“脆断”，是独裁政权难以摆脱的宿命。除了上述几个独裁者在“脆断”中被推翻的案例以外，我们还可以拉出一大串这样的名单：

　　1988年人民的反对声中黯然下台的缅甸的奈温将军;

　　1990年被推翻并被折磨至死的利比里亚的多伊军士;

　　1991年被迫逃亡的埃塞俄比亚的残暴统治者门格斯图;

　　1998年在嫖妓时离奇死亡，后又被清算的“尼日利亚的狮子”阿巴查;2011年同样是在“阿拉伯之春”中被推翻的埃及总统穆巴拉克;

　　2003年被推翻的伊拉克的萨达姆;

　　2017年被政变推翻，并于今年九月刚刚离世的津巴布韦的穆加贝;2019年4月刚被推翻的统治苏丹近30年的独裁者巴希尔;

　　2019年11月因选举舞弊遭到民众抗议并失去军队支持而不得不选择外逃的玻利维亚前总统莫拉莱斯;

　　还有，尚在“脆断”中煎熬的委内瑞拉的独裁者马杜罗、身处抗议浪潮中的伊朗总统哈梅内伊……

　　脆断怎能不让独裁者恐惧

　　在民主体制下，最高权力的竞争是智力上的，而在专制体制下，独裁者大位的的竞争是肉体上的。

　　民主制下政治权力不是基于权威，而是基于同意，即来自于被统治者的同意，从而为政权的更替建立起一整套公开透明而又具有竞争性的和平运行机制，这是现代民主国家，通过基于公民真实意思表达的民主选举赋予执政者合法性的意义所在。

　　我们时常看到，在民主国家里，领导人的“落魄”景象，比如：2018年5月28日，意大利临时总理科塔雷利独自背着双肩包，手拖行李箱前往就任;英国前首相卡梅伦退休后，象个素人一样，拖鞋、短裤、座公交，混在瓜众里吃炸鱼薯条;德国总理默克尔也象普通主妇一样去市场买菜;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家要自己洗衣、刷碗、倒垃圾;前首相村山富市退休后一如普通村夫依靠养老金简朴度日，年近九旬还骑着自行车给妻子上街买药……

　　这些充满着人间烟火味的景象，对于独裁国家的统治者来说，有时是可欲不可求的。独裁者一旦登高望远，就再也回不到平民的生活中去了。因为没有一种机制让他可以平稳落地，他要么高高在上，维持“神”一样的存在，要么摔的很惨。回到平民，意味着权力的丧失，意味着被清算的日子到了。

　　在独裁制下，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主要在于意识形态的权威和施政绩效。欺世盗名的独裁主义的意识形态随着人们的日益觉醒，总有破产的一天;而在施政绩效方面，独裁制国家除了通过“国有化”(官有化)等手段实现对土地和自然资源的垄断，以及通过滥发货币，洗劫国民财富以外，大多都是乏善可陈。这方面“表现优异”的两个国家，一是穆加贝的津巴布韦，二是马杜罗的委内瑞拉。

　　剩下的独裁制国家赖以维系的重要手段，就只有对国家暴力机器的把控了。而按照现代人们所普遍接受的人权与民主理论，征服并不能获得任何权利与合法性，任何未经人民授权，仅仅通过暴力获取并通过暴力维护的政权，都是不合法的。所以人们对于暴政的反抗具有天然的正当性。

　　如此以来，独裁者的恐惧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一个不能让它的人民免于恐惧的国家，它的人民就总是有机会让这种“恐惧”奉还给它的统治者们。独裁者的恐惧正是由于他们亲手制造了恐惧。

　　事实上，近四十年来，由于独裁国家政治合法性的先天不足，权力的更迭越来越陷于混乱，独裁者本人也鲜有善终的。轻者被颠覆耻辱地下台，重者则身死国灭。

　　齐奥塞斯库、萨达姆、卡扎菲们的结局，殷鉴不远。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首领巴格达迪临死前因恐惧而失态，被特朗普嘲笑为懦夫，“象狗一样死去”。而独裁者中死的最惨的是上文中我们提到的那位利比里亚的多伊军士，他被政变者活捉后，剥光了衣服，砍掉了10根手指，割掉了双耳和生殖器，被活活折磨而死，年仅39岁。

　　据说当年在卡扎菲死后，埃及的前总统穆巴拉克在看到利比亚执政当局“全国过渡委员会”传出的卡扎菲被杀时的电视新闻和画面后，竟歇斯底里地大哭起来，并很快昏厥过去。如果不是大夫采取措施及时，并给他吃了镇静药，穆巴拉克的心脏可能当时就会停止跳动。

　　穆巴拉克的悲伤除了惺惺相惜，物伤其类而外，更多地或许是对自己未来命运的恐惧。彼时，他可能有些悔不当初，唯愿“生生世世,不生帝王家”。

　　独裁者恐惧什么

　　由于独裁者在道义上的孤立，以及权力对竞争者的吸引力，总是能令勇武之士铤而走险。因而多数情况下独裁者都会处于寝食难安的境地，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恐惧感也会与日俱增。

　　那么，独裁者在哪些方面最容易遭遇挑战，或者说独裁者最为恐惧的是什么呢?

　　下面我们从如下角度来论述一下独裁者的三怕：

　　(1)一怕来自同盟内部的挑战

　　我们再次引用笔者《资源型穷国是怎样炼成的》一文中的观点：没有任何一位独裁者是靠一个人的力量上台并维持统治的，他必须有一群不可或缺的关键支持者或致胜联盟。而这个联盟是由利益集团内(或党内)一小撮能够确立候选人，并制定选举规则的人组成的。他们的支持对于独裁者保持权力起核心作用。而另一方面，这些家伙有能力推翻他们的老板，他们自己也心知肚明，只是在他们认为有十足的胜算，并且确保不会让自己的既得利益有所损失之前会表现得格外顺从，断然不会采取任何行动。而一旦这样的利益格局有所改变，后果就难以想象了。

　　事实上，对独裁者最容易构成致命挑战的往往就是这些成员中的佼佼者，尤其是联盟中掌握军警力量的实力派人物，更是独裁者不得不防的重点。

　　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在亚洲、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独裁国家内的军事政变象吃饭一样频繁发生。远的不说，近一两年内的，就有津巴布韦的穆加贝、苏丹的巴希尔，都是被军事政变所推翻。

　　而对于独裁者而言，政权的存续，一刻都离不开军警力量的支持。莫说是军事政变，就算是军警在独裁者与民众的对抗中保持中立，这种情况对独裁者都是致命的，中立无异于叛变。罗马尼亚的军警中立，不再受命于齐奥塞斯库时，齐氏的丧钟也就敲响了;玻利维亚的军警中立，不再镇压人民时，莫拉莱斯只能选择了逃亡……

　　对于独裁者而言，为了避免这样的结局，除了拼命地捞钱，用以收买联盟成员的忠诚以外，更为有效的方法就是，不断地对核心支持者联盟进行清洗。

　　聪明的领导人不会过分依赖助他上位的那些人。在推翻从前的统治者后，联盟成员迟早会意识到一点：有必要把相同的事情再干一遍。

　　独裁者权力确立，往往会把帮助他获得权力的那些人中的一部分清除掉，替换成那些所获利益更能确保其未来忠诚度的人。只有在开除、清洗、收缩某些特定的关键支持者后，独裁者的未来权位才有保障。

　　(2)二怕来自国际社会的干预

　　事实上，独裁体制的脆断，并不总是西方国家干预的结果，而是其内部运行的必然规律。然而，几乎所有独裁制国家当出现群众抗议事件时，你总能听到官方谴责西方国家干预内部事务或阴谋颠覆其政权的声音。这些其实都是独裁者心虚的表现。

　　齐奥塞斯库在镇压蒂米什瓦拉抗议群众时，除了将他们诬为流氓、暴徒外，仍不忘谴责境外反对势力、帝国主义、沙文主义者的阴谋勾当。在委内瑞拉，马杜罗谴责西方的话音未落，伊朗因油价上涨，民众起来抗争，哈梅内伊们又是不出意料地指责西方“阴谋颠覆”的一番叫骂。

　　独裁者们之所以如此害怕西方的干预，一方面是虚张声势，转移矛盾，绑架民众，把独裁者与民众之间的对立转化成整个国家与“西方敌对势力”之间的对立，另一方面，则是担心，局势一旦失控而不得不采取暴力手段对示威群众进行镇压时，西方国家则会真的进行干预。

　　那么，如果真是那样，国际社会的干预是正当的吗?

　　我们还是引用笔者《苏丹的军事政变是否具有合法性》一文关于“公民抗暴权的救济”一节的观点，“在独裁制下，暴政是一种难以摆脱的灾难。就如同自然灾害让某一地区的人民身受苦难，国际社会理应施以援手一样，在全球化时代，倘若某一国家的人民深受独裁者暴政所害，陷于“人权灾难”时，国际社会虽无权要求该国可怜的民众不计得失地与当权者对抗，行使抗暴权，却也不能袖手旁观，负有在人权方面给予“人道主义”支援的义务。”

　　试想一下，当年如果不是越南军队“入侵”柬埔寨，推翻了红色高棉政权，恶魔波尔布特不知道还会残杀多少平民，柬埔寨人民会继续遭受怎样的苦难?另一方面，卢旺达事件由于美军的置身事外，造成了严重的人权灾难，倘若美军能够尽到大国应有的责任，早一点介入，那会有多少图西族平民的生命免遭荼毒?

　　当然，笔者并不赞同那种非真正提供人权方面“救灾”援助，而是打着人权之名，扩张军事势力，实现本国利益的行动。这类援助理应在具有民意表决机制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框架下进行，并受到国际法的约束。

　　(3)三怕自由思想的传播

　　思想的传播依赖言论的自由。言论自由是一种基本人权，它通常被认为是现代民主制下一个不可或缺的概念，在这概念之下，言论不应受到政府的审查和管制。这一点在民主国家已是不言而喻的共识。

　　一般认为，一个国家，有了言论自由，那么集会、结社等自由也就水到渠成了。独裁制下如果有了这些，你觉得独裁制还会是独裁制吗?显然不是，两者几乎是不是可共生的。

　　在独裁国家内对言论、思想的钳制是普遍的，没有例外的。齐奥塞斯库连打字机都不放心让人随便拥有，害怕的就是自由思想的传播;金正恩治下的朝鲜，没有国际互联网，听收音机都要经过政审，担心的是人们知道真相;伊朗的毛拉们在遭遇群众抗议时，不是想办法与抗议者对话，解决实际问题，而是关闭互联网，恐惧的是被西方和平演变……

　　其实言论本身并不可怕，由于在独裁制下，普通民众对于独裁者的上位和在位根本就无足轻重，至于他们说些什么，有什么样的诉求，完全可以置之不理，或者干脆把人抓起来让他闭嘴。然而这些是不可以随意传播的，有些言论和思想一旦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开来，就会成为解构独裁主义意识形态的的力量，就会让独裁者为维护统治编织的谎言不攻自破，就会成为社会成员普遍的价值共识。

　　如此以来，就会有两种情况发生，一是觉醒的民众开始上街抗议游行示威，要求结束独裁统治，实现民主化;二是思想被联盟中的野心家所利用，成为其推翻旧政权，实现个人目标的工具。

　　这两者不管哪一种情况发生，对独裁者而言，都将是灭顶之灾。

　　结束语

　　一般认为，独裁者应该还有一怕，那就是经济的衰退，令独裁政权收入减少，从而无力支撑镇压机器运转，无力收买关键支持者的忠诚，导致联盟的背叛，体制脆断。

　　事实上，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笔者之所以没把它列入重点，那是因为，一般的独裁者对此并不敏感。他们搞钱的渠道多样，并非仅限于税收和其它合法的渠道。正如笔者《资源型国家统治的秘诀》一文所讲，“除了随意性、无节制的税收以外，独裁制国家还会有抢劫、没收、充公、征收征用、土改、新发或增发货币，以及国有化之类，各式各样的手段，摆脱税收依赖，让人民依靠国家，而不是国家依靠人民，以打消系统地民主化风险，确保权力不失。”

　　所以通过改善国民经济，提高政府收入，同时也让民众受益，并不是独裁者最好的选项。

　　只是这种“温水煮青蛙”的具有独裁特色的经济运行模式彻底无法持续的时候，独裁者才会意识到上述的“最后一怕”，但却为时已晚，脆断已然开始了。

 　　拉里·查尔斯执导的电影《独裁者》以恶搞的幽默手法，杜撰了“瓦迪亚共和国”的残暴独裁者在一次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出访过程中，政权被阴谋颠覆，后又失而复得，并在美女情人的感召下改邪归正的离奇经历，影片轻松诙谐，俨然是位风流王子意外落入现代文明丛林的一次奇遇。丝毫没有在独裁制下人民被压迫的痛感和独裁者为维护统治而绞尽脑汁的焦虑和不安全感。

　　在独裁制下，最高统治者真的有那么轻松，那么潇洒吗?

　　的确，当独裁者大权在握，势力极盛，可以掌控一切，并不会受到致命挑战的时候，那种穷奢极欲，生杀予夺，唯我独尊的感觉，自是妙不可言。

　　然而这样的状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独裁者必须时刻提防这种状态的改变，因为独裁制下，权力的掌控是一环扣着一环，一级叠着一级，紧绷着的，有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那怕是一个小小的BUG，都有可能是致命的。所以多数情况下越是权力集中的独裁者，就越不能指望他会主动地对体制进行改革。

　　脆断总是来的那么出乎意料

　　齐奥塞斯库当年对罗马尼亚的管控不可谓不严，他不仅直接颁布法律，任命政府官员，连妇女堕胎、一平方水田里播种几株水稻都要亲自做出指示。在控制舆论方面，他除了把反对派和异见分子关进精神病院，让他们接受“政治偏执狂”或者“老年痴呆症”的治疗，还别出心裁地颁布了一部《大罗马尼亚打字机法》，让罗马尼亚的每一公民、企业、机关、学校等，凡拥有打字机者必须要得到警方的许可，领取使用执照;打字员也必须照此办理，并且要将所打字的样品同时上报。即便是淘汰的旧打字机也不能随便处置，键盘需上交警方，私自处理哪怕已经损坏的打字机，都将遭受严厉处罚。

　　齐奥塞斯库自以为高枕无忧，1989年12月蒂米什瓦拉的民众抗议活动，没有令他意识到大厦将倾。他在使用坦克和装甲车镇压示威者后，信心满满地如期对伊朗进行了为期三天的国事访问。回来后却发现，灾难并没有结束，并正在向全国蔓延。

　　21日，在布加勒斯特的党中央广场，齐奥塞斯库召开了一场10万人的群众大会。在党中央大厦的阳台上，他情绪激动地说：“蒂米什瓦拉发生的骚乱是流氓、暴徒煽动的，是以破坏国家机关和公共财产为目的的，这是恐怖行动，与反动势力、帝国主义、沙文主义势力相勾结，试图搞乱罗马尼亚的秩序与稳定……”

　　“要坚决打退外国的干涉和蒂米索拉流氓集团的动乱!”齐奥塞斯库提高了嗓音，挥舞着手臂。按照惯例，接下来就要迎来一片群众的欢呼和掌声。权力最幸福最高潮的时刻马上就要到来了。

　　然而没有听到群情激昂的欢呼声，却突然从广场的某个角落有人大喊了一声：“打倒齐奥塞斯库!”

　　这喊声，如同一道闪电划过寂静的夜空，广场上的人们惊呆了，就连齐奥塞斯库举在半空的手也僵硬得如同一尊塑像。正在进行现场直播的国家电视台在这一瞬间中断了转播，呆若木鸡的齐奥塞斯库半举起手的画面，被定格在罗马尼亚每一户家庭的电视机上。

　　等到齐奥塞斯库反应过来，广场已经被愤怒点燃了，人们高喊着：“蒂米索拉!蒂米索拉!”“打倒杀人犯!”排山倒海的口号声响彻云霄，偌大的广场如同正在喷发的火山口。

　　接着就是头戴钢盔的武装警察被调来从四面包围了广场，试图驱散愤怒的人群。

　　齐奥塞斯库命令向示威群众开枪，而当时的国防部长米列亚却是向自己开了枪，他以自杀的形式拒绝了齐奥塞斯库的命令。

　　米列亚将军义薄云天的壮举与元首的暴虐无情同样激起了罗马尼亚军人的义愤。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斯登古雷斯库接替米列亚，继续拒绝执行齐奥塞斯库的命令，并下令军队撤回军营。这是对齐奥塞斯库最为致命的一击。

　　面对失控的局面，齐奥塞斯库夫妇心慌意乱。22日中午，这位独裁者夫妇乘坐直升飞机逃离党中央大厦，开始了逃亡之旅，并很快落入罗马尼亚救国阵线之手。经过简短的审判，被执行死刑。

　　从“世界上最伟大的领袖”到被执行死刑，仅仅经过了6天时间，齐奥塞斯库大概做梦也不会想到会有这么一天。

　　同样没有想到的还有中东的阿拉伯革命中的突尼斯和利比亚。

　　2010年12月17日，在突尼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小商贩因不满市场执法人员的执法而自杀，意外地引发了一场席卷全国的抗议活动。据说，小贩Bouazizi在医院抢救期间，总统本•阿里还去看望了他，或许本•阿里都觉得委屈，“这不是我的错，这是底下的人干的。”而底下的人也会认为，我是没有错的，我只是正当执法，有错的是那些违反政府规定的人。

　　然而，这些已经没有什么意义，有意义的是革命就这样出乎意料地爆发了。执政20多年的本•阿里被赶下了台，离开突尼斯前往沙特阿拉伯。

　　2011年2月16日，受到埃及和突尼斯革命的影响，利比亚爆发了大规模示威抗议，民众要求统治利比亚长达42年的革命领导人穆阿迈尔·卡扎菲下台和进行民主变革。随着卡扎菲一意孤行的镇压行动，抗议很快转化为内战。6月27日，国际刑事法院以涉嫌反人类罪为由签发了针对卡扎菲的逮捕令。8月20日，反对派发动针对首都的的黎波里之战，攻入了该市，开始在全城搜捕卡扎菲。10月20日，卡扎菲当天在苏尔特的一个废弃下水管道中被捕，并在随后执政当局武装与卡扎菲支持者的交火中，头部和腹部遭到致命连环枪击身亡。

　　郭建龙先生在研究中东的“警察国家”突发革命时，使用了“脆断”这样的词汇，可谓形象之至。他把这样的依赖警察暴力维稳的国家，比喻成铁板一块，看似坚不可摧，牢不可破，但由于这种体制缺乏韧性，总有一天铁板会突然间绷断，让人猝不及防。

　　尽管20世纪，在“革命”的语境下，那些依靠武装暴力和军事政变而建立独裁政权的统治者们，不乏被奉为“伟人”而至今还在配享国礼的，但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苏东集团的垮台，世界上现存的那些大大小小的独裁者们基本上陷入了惶惶不可终日的境地。

　　“脆断”，是独裁政权难以摆脱的宿命。除了上述几个独裁者在“脆断”中被推翻的案例以外，我们还可以拉出一大串这样的名单：

　　1988年人民的反对声中黯然下台的缅甸的奈温将军;

　　1990年被推翻并被折磨至死的利比里亚的多伊军士;

　　1991年被迫逃亡的埃塞俄比亚的残暴统治者门格斯图;

　　1998年在嫖妓时离奇死亡，后又被清算的“尼日利亚的狮子”阿巴查;2011年同样是在“阿拉伯之春”中被推翻的埃及总统穆巴拉克;

　　2003年被推翻的伊拉克的萨达姆;

　　2017年被政变推翻，并于今年九月刚刚离世的津巴布韦的穆加贝;2019年4月刚被推翻的统治苏丹近30年的独裁者巴希尔;

　　2019年11月因选举舞弊遭到民众抗议并失去军队支持而不得不选择外逃的玻利维亚前总统莫拉莱斯;

　　还有，尚在“脆断”中煎熬的委内瑞拉的独裁者马杜罗、身处抗议浪潮中的伊朗总统哈梅内伊……

　　脆断怎能不让独裁者恐惧

　　在民主体制下，最高权力的竞争是智力上的，而在专制体制下，独裁者大位的的竞争是肉体上的。

　　民主制下政治权力不是基于权威，而是基于同意，即来自于被统治者的同意，从而为政权的更替建立起一整套公开透明而又具有竞争性的和平运行机制，这是现代民主国家，通过基于公民真实意思表达的民主选举赋予执政者合法性的意义所在。

　　我们时常看到，在民主国家里，领导人的“落魄”景象，比如：2018年5月28日，意大利临时总理科塔雷利独自背着双肩包，手拖行李箱前往就任;英国前首相卡梅伦退休后，象个素人一样，拖鞋、短裤、座公交，混在瓜众里吃炸鱼薯条;德国总理默克尔也象普通主妇一样去市场买菜;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家要自己洗衣、刷碗、倒垃圾;前首相村山富市退休后一如普通村夫依靠养老金简朴度日，年近九旬还骑着自行车给妻子上街买药……

　　这些充满着人间烟火味的景象，对于独裁国家的统治者来说，有时是可欲不可求的。独裁者一旦登高望远，就再也回不到平民的生活中去了。因为没有一种机制让他可以平稳落地，他要么高高在上，维持“神”一样的存在，要么摔的很惨。回到平民，意味着权力的丧失，意味着被清算的日子到了。

　　在独裁制下，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主要在于意识形态的权威和施政绩效。欺世盗名的独裁主义的意识形态随着人们的日益觉醒，总有破产的一天;而在施政绩效方面，独裁制国家除了通过“国有化”(官有化)等手段实现对土地和自然资源的垄断，以及通过滥发货币，洗劫国民财富以外，大多都是乏善可陈。这方面“表现优异”的两个国家，一是穆加贝的津巴布韦，二是马杜罗的委内瑞拉。

　　剩下的独裁制国家赖以维系的重要手段，就只有对国家暴力机器的把控了。而按照现代人们所普遍接受的人权与民主理论，征服并不能获得任何权利与合法性，任何未经人民授权，仅仅通过暴力获取并通过暴力维护的政权，都是不合法的。所以人们对于暴政的反抗具有天然的正当性。

　　如此以来，独裁者的恐惧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一个不能让它的人民免于恐惧的国家，它的人民就总是有机会让这种“恐惧”奉还给它的统治者们。独裁者的恐惧正是由于他们亲手制造了恐惧。

　　事实上，近四十年来，由于独裁国家政治合法性的先天不足，权力的更迭越来越陷于混乱，独裁者本人也鲜有善终的。轻者被颠覆耻辱地下台，重者则身死国灭。

　　齐奥塞斯库、萨达姆、卡扎菲们的结局，殷鉴不远。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首领巴格达迪临死前因恐惧而失态，被特朗普嘲笑为懦夫，“象狗一样死去”。而独裁者中死的最惨的是上文中我们提到的那位利比里亚的多伊军士，他被政变者活捉后，剥光了衣服，砍掉了10根手指，割掉了双耳和生殖器，被活活折磨而死，年仅39岁。

　　据说当年在卡扎菲死后，埃及的前总统穆巴拉克在看到利比亚执政当局“全国过渡委员会”传出的卡扎菲被杀时的电视新闻和画面后，竟歇斯底里地大哭起来，并很快昏厥过去。如果不是大夫采取措施及时，并给他吃了镇静药，穆巴拉克的心脏可能当时就会停止跳动。

　　穆巴拉克的悲伤除了惺惺相惜，物伤其类而外，更多地或许是对自己未来命运的恐惧。彼时，他可能有些悔不当初，唯愿“生生世世,不生帝王家”。

　　独裁者恐惧什么

　　由于独裁者在道义上的孤立，以及权力对竞争者的吸引力，总是能令勇武之士铤而走险。因而多数情况下独裁者都会处于寝食难安的境地，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恐惧感也会与日俱增。

　　那么，独裁者在哪些方面最容易遭遇挑战，或者说独裁者最为恐惧的是什么呢?

　　下面我们从如下角度来论述一下独裁者的三怕：

　　(1)一怕来自同盟内部的挑战

　　我们再次引用笔者《资源型穷国是怎样炼成的》一文中的观点：没有任何一位独裁者是靠一个人的力量上台并维持统治的，他必须有一群不可或缺的关键支持者或致胜联盟。而这个联盟是由利益集团内(或党内)一小撮能够确立候选人，并制定选举规则的人组成的。他们的支持对于独裁者保持权力起核心作用。而另一方面，这些家伙有能力推翻他们的老板，他们自己也心知肚明，只是在他们认为有十足的胜算，并且确保不会让自己的既得利益有所损失之前会表现得格外顺从，断然不会采取任何行动。而一旦这样的利益格局有所改变，后果就难以想象了。

　　事实上，对独裁者最容易构成致命挑战的往往就是这些成员中的佼佼者，尤其是联盟中掌握军警力量的实力派人物，更是独裁者不得不防的重点。

　　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在亚洲、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独裁国家内的军事政变象吃饭一样频繁发生。远的不说，近一两年内的，就有津巴布韦的穆加贝、苏丹的巴希尔，都是被军事政变所推翻。

　　而对于独裁者而言，政权的存续，一刻都离不开军警力量的支持。莫说是军事政变，就算是军警在独裁者与民众的对抗中保持中立，这种情况对独裁者都是致命的，中立无异于叛变。罗马尼亚的军警中立，不再受命于齐奥塞斯库时，齐氏的丧钟也就敲响了;玻利维亚的军警中立，不再镇压人民时，莫拉莱斯只能选择了逃亡……

　　对于独裁者而言，为了避免这样的结局，除了拼命地捞钱，用以收买联盟成员的忠诚以外，更为有效的方法就是，不断地对核心支持者联盟进行清洗。

　　聪明的领导人不会过分依赖助他上位的那些人。在推翻从前的统治者后，联盟成员迟早会意识到一点：有必要把相同的事情再干一遍。

　　独裁者权力确立，往往会把帮助他获得权力的那些人中的一部分清除掉，替换成那些所获利益更能确保其未来忠诚度的人。只有在开除、清洗、收缩某些特定的关键支持者后，独裁者的未来权位才有保障。

　　(2)二怕来自国际社会的干预

　　事实上，独裁体制的脆断，并不总是西方国家干预的结果，而是其内部运行的必然规律。然而，几乎所有独裁制国家当出现群众抗议事件时，你总能听到官方谴责西方国家干预内部事务或阴谋颠覆其政权的声音。这些其实都是独裁者心虚的表现。

　　齐奥塞斯库在镇压蒂米什瓦拉抗议群众时，除了将他们诬为流氓、暴徒外，仍不忘谴责境外反对势力、帝国主义、沙文主义者的阴谋勾当。在委内瑞拉，马杜罗谴责西方的话音未落，伊朗因油价上涨，民众起来抗争，哈梅内伊们又是不出意料地指责西方“阴谋颠覆”的一番叫骂。

　　独裁者们之所以如此害怕西方的干预，一方面是虚张声势，转移矛盾，绑架民众，把独裁者与民众之间的对立转化成整个国家与“西方敌对势力”之间的对立，另一方面，则是担心，局势一旦失控而不得不采取暴力手段对示威群众进行镇压时，西方国家则会真的进行干预。

　　那么，如果真是那样，国际社会的干预是正当的吗?

　　我们还是引用笔者《苏丹的军事政变是否具有合法性》一文关于“公民抗暴权的救济”一节的观点，“在独裁制下，暴政是一种难以摆脱的灾难。就如同自然灾害让某一地区的人民身受苦难，国际社会理应施以援手一样，在全球化时代，倘若某一国家的人民深受独裁者暴政所害，陷于“人权灾难”时，国际社会虽无权要求该国可怜的民众不计得失地与当权者对抗，行使抗暴权，却也不能袖手旁观，负有在人权方面给予“人道主义”支援的义务。”

　　试想一下，当年如果不是越南军队“入侵”柬埔寨，推翻了红色高棉政权，恶魔波尔布特不知道还会残杀多少平民，柬埔寨人民会继续遭受怎样的苦难?另一方面，卢旺达事件由于美军的置身事外，造成了严重的人权灾难，倘若美军能够尽到大国应有的责任，早一点介入，那会有多少图西族平民的生命免遭荼毒?

　　当然，笔者并不赞同那种非真正提供人权方面“救灾”援助，而是打着人权之名，扩张军事势力，实现本国利益的行动。这类援助理应在具有民意表决机制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框架下进行，并受到国际法的约束。

　　(3)三怕自由思想的传播

　　思想的传播依赖言论的自由。言论自由是一种基本人权，它通常被认为是现代民主制下一个不可或缺的概念，在这概念之下，言论不应受到政府的审查和管制。这一点在民主国家已是不言而喻的共识。

　　一般认为，一个国家，有了言论自由，那么集会、结社等自由也就水到渠成了。独裁制下如果有了这些，你觉得独裁制还会是独裁制吗?显然不是，两者几乎是不是可共生的。

　　在独裁国家内对言论、思想的钳制是普遍的，没有例外的。齐奥塞斯库连打字机都不放心让人随便拥有，害怕的就是自由思想的传播;金正恩治下的朝鲜，没有国际互联网，听收音机都要经过政审，担心的是人们知道真相;伊朗的毛拉们在遭遇群众抗议时，不是想办法与抗议者对话，解决实际问题，而是关闭互联网，恐惧的是被西方和平演变……

　　其实言论本身并不可怕，由于在独裁制下，普通民众对于独裁者的上位和在位根本就无足轻重，至于他们说些什么，有什么样的诉求，完全可以置之不理，或者干脆把人抓起来让他闭嘴。然而这些是不可以随意传播的，有些言论和思想一旦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开来，就会成为解构独裁主义意识形态的的力量，就会让独裁者为维护统治编织的谎言不攻自破，就会成为社会成员普遍的价值共识。

　　如此以来，就会有两种情况发生，一是觉醒的民众开始上街抗议游行示威，要求结束独裁统治，实现民主化;二是思想被联盟中的野心家所利用，成为其推翻旧政权，实现个人目标的工具。

　　这两者不管哪一种情况发生，对独裁者而言，都将是灭顶之灾。

　　结束语

　　一般认为，独裁者应该还有一怕，那就是经济的衰退，令独裁政权收入减少，从而无力支撑镇压机器运转，无力收买关键支持者的忠诚，导致联盟的背叛，体制脆断。

　　事实上，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笔者之所以没把它列入重点，那是因为，一般的独裁者对此并不敏感。他们搞钱的渠道多样，并非仅限于税收和其它合法的渠道。正如笔者《资源型国家统治的秘诀》一文所讲，“除了随意性、无节制的税收以外，独裁制国家还会有抢劫、没收、充公、征收征用、土改、新发或增发货币，以及国有化之类，各式各样的手段，摆脱税收依赖，让人民依靠国家，而不是国家依靠人民，以打消系统地民主化风险，确保权力不失。”

　　所以通过改善国民经济，提高政府收入，同时也让民众受益，并不是独裁者最好的选项。

　　只是这种“温水煮青蛙”的具有独裁特色的经济运行模式彻底无法持续的时候，独裁者才会意识到上述的“最后一怕”，但却为时已晚，脆断已然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