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不是写在书上的：我在台湾公车上看到真正的幸福感

　　从二月下旬到四月上旬，我有机会和夫君白亚仁一起到台湾访学，在台北生活了一个半月，参观了东西两岸的主要城市和景点。

　　既有与学人、作家、媒体朋友的叙谈，更多与餐馆、书店、美术馆、博物馆、公共交通工具、计程车、酒店、咖啡馆、旅游景点等各类公共场所时时偶遇的当地人的互动。

　　自然风光、城市建设，连闻名已久的台湾美食，都没有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的眼中，台湾最美的是人们随时展现的自然而然的微笑，是公共场域中人们体现的秩序感、人们对自己言行的收敛、对他人的友善与谦让。

　　这里没有喧嚣，没有争抢;人们说话轻声细语，那是一种感觉完全不费力气的谈话方式，友善，但是不像美国人那样热情到有些夸张，也不像英国人那样有距离的礼貌，真正是恰恰好;两个人的交谈、一桌人的交谈，总不致干扰到旁人。

　　公共场所没人吞云吐雾，吸烟的人聚集在底楼门洞处过烟瘾;公共交通工具上，尽管由于连绵的阴雨，乘客们拎着湿漉漉的伞，却不见人拥挤，没听过人争吵;多挤的时候，常常，中年以下的人都不在“博爱座”落座，也常见中青年人自然而然地给幼者、长者让座……“对不起、谢谢”声随时听闻。

　　在台湾的一个半月，日子过得风轻云淡，抒情写意，没有任何戏剧化的经历，没见过高谈阔论，也没有恶语相向;没见过颐指气使，也没有低声下气。无论是学术会议，还是日常交谈，人们都平和、文雅，各抒己见，自由表达。所有的交谈都是平等的，流畅的，人际关系中看不到基于地位、财富、学识的等级差异。

　　天天造访的中研院保安、人社科学研究中心门卫、图书馆工作人员不卑不亢的微笑致意令人如沐春风;餐馆、咖啡馆服务人员透着喜悦的朗声欢迎令你感觉宾至如归，点什么、点多少，他们都高高兴兴地服务。

　　旅游地、博物馆、美术馆几乎都免费参观，工作人员还热情欢迎你、谢谢你光临;特别喜欢270路公车司机以亲切、体贴的声音报站，提醒乘客站稳、扶牢，每一位乘客下车刷卡付费，他都说声谢谢。工作者们对工作对象有恰当的尊重，自己也有足够的尊严，我推想他们尊重、喜欢自己的工作。

　　犹记得那些偶遇的小感动。这天傍晚，台北风大雨急，在距离车站50米处，公车来了，我和亚仁开始奔跑，这时，车在我们身边停下，我们意外而感动。

　　那天中午丽日当头，在台南的长途公车站等候去安平的公车时，我坐在街边一辆摩托车上休息，中年娴雅的女车主来了，先道一声对不起她要骑车走了，建议我坐旁边的摩托车，还跟我聊了聊何来何往及天气，最后话别翩然而去。

　　还有那位水果摊主，我们先买了他的苹果、橙子，然后一种不知名的水果引起我的好奇，他说那是芭乐，送一个给我尝尝，给他钱却不肯收取……如果说欧美公共场域中人们体现的秩序、谦让、友善令我欣羡，那么，台湾的类似情形则带给我思想冲击。

　　欧美究竟是异文化，作为发达的国家，那里人际互动的文明我有心理准备，多少感觉理所当然;台湾人则跟我们分享共同的文化，所谓同文同种，怎么他们的社会氛围、人们的言谈举止，跟我们有这么大的差别?

　　在台湾，医治身体疾患的医院，眼科、牙科、小儿科、内科、妇产科、外科之类的医院就分布在居民区;安抚精神心理需求的多元宗教、准宗教场所就在住宅楼间，佛寺、基督教堂、道观、妈祖庙、国姓爷庙、关公庙、孔庙、算命卜卦所之类五花八门。

　　亚仁发作了支气管炎，我陪他去南港的一家诊所看门诊，诊所从早晨9点开诊到晚上11点。

　　台湾居民看病刷健保卡，外国人交五百台币(相当于100元人民币)，挂号、检查、诊疗、药费都在里面了，方便、便宜;宗教场所日夜开放，白天、夜间参观寺庙，都见有人参拜、许愿、进香。

　　看着那些虔诚跪拜、口中念念有词的人，我不禁想，他们有烦恼的时候，随时可以信步就近来到寺庙，一番诉说、祈求，洗去心中的烦愁，轻松回家过日子。有信仰，有敬畏，这是他们守礼、友善、平和的原因吗?

　　后来就此询问友人、作家张典婉女士，她说他们是从小背着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长大的——真的呢，我刚到台北，就注意到街道名、商号名中，爱、仁、慈、恭、安这些词汇出现的频率挺高的。

　　台北、台中、台南、高雄的博物馆、美术馆是我们最喜欢流连的地方。

　　这些公共建筑差不多是台湾最有风格的建筑物，展品、陈列都精彩，参观者众多，性别、年龄分布广泛，大家安安静静欣赏，偶有交谈也是轻声细语的。感觉台湾当代艺术与欧美接近，艺术家对环境、家园非常关切。

　　高雄的历史博物馆当时正在做专题的环境展览，追溯化工产业对环境的污染和台湾的环保运动发展历程——我不由想起家乡成都的彭州石化，成都人为之担忧、恐惧，可是，却无人正面回应，连公开讨论也不允许。台湾人的环境意识之强，于我亲历的一件事可见一斑。

高雄市历史博物馆

　　入住中研院访问学者楼的第一个周末，我们清理垃圾后，发现去往宿舍楼负一楼的垃圾清倒处门锁着，于是我们拎着垃圾袋，想着在街上或者中研院顺便找个垃圾桶丢掉，这才发现附近街上、中研院院子里都没有垃圾桶。

　　好在亚仁想起，他曾经住过的中研院院内的访问学者楼地下室有垃圾桶，我们这才给那两包垃圾找到了安放的地方。也才发现，台湾的垃圾分类比美国更细致，美国把垃圾分为可回收和不可回收两类，台湾则把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如纸张、玻璃、电池、金属之类及其它一般垃圾。

　　台湾的餐馆大多都小小的，也没有包间(包厢)，看起来食客以家人、朋友自己掏钱消费为主。亚仁笑说台湾大概不流行“勾兑”(编按：原意是把不同的酒适量混合，并添加调味酒，进行调和)。

　　社会有更多的平等，通过包间的方式隐藏秘密和显示等级的需求不大;台湾临街建筑都有骑楼，既为人们遮阳避雨，也方便停放作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摩托车，有些商家摆放桌椅、易拉宝(海报架、展示架)、商品，有时候不免显得凌乱，但是，方便。也许他们觉得方便是更大的价值，比机械的整齐划一更以人为本。

　　透过公共场所的一些设置，可以感受到台湾社会浓浓的人文关怀，社会对弱势人群相当体贴、关照。

　　一些街道上设有旧衣服收集柜，说明是捐给残胞的;公共汽车上，设有书籍流通袋，乘客可以把书放在袋子里，以供其他人取阅，除了“博爱座”，公共汽车上还设有轮椅安放处;火车站设有夜间妇女候车区，有的地铁站设有哺乳室，有的火车站设有穆斯林祈祷室。

　　对于游客的我来讲，尤其赞叹台湾的文明的一个方面是，所到之处，无论多么偏远，所有“化妆室”都干干净净，都有完备的、独立可闭门的厕位，还都配备手纸、洗手水管和烘手机或者擦手纸。

　　对待原住民文化，台湾的政策已经从同化改为保护、发扬，族群关系更平等、和谐;台湾的女性从政人数比美国还高出10多个百分点，如今，更是两大党的党魁、即将就任的总统都是女性——不过，台湾女性在纵横政坛、商场、学术界的同时，普遍都温婉恭谦，保持着比较传统的家庭角色。在着装上，大多数女性比较随意，似乎以舒适为主，多素面、梳清汤挂面发型。女性从政比例、女性装束显示台湾女性的独立和与男性的平等;无论现实还是历史，台湾社会比较公开。

　　台湾中研院院长、诺贝尔奖候选人因为女儿持有一家关联公司的股票没有申报，被媒体连篇累牍地穷追猛打;历史反思比较全面、深入，比方说228事件，那真是大讲特讲，而在历史事件的表述方面，措辞比较客观、节制，以还原事实为主，较少带立场的臧否。

　　我所接触到的台湾人，从学者、文化人到计程车司机，交谈中普遍对自己的文化感到骄傲，对身为台湾人的身份感觉良好。

　　对大陆的感觉，学者、文化人似乎都不愿多谈，但也流露出或深或浅的疏离感，倒是遇到的几位计程车司机比较直率，需要陆客来旅游、消费，但是“非常不喜欢大陆人”，有位计程车司机还加一句：“日本游客特别讨厌陆客，总是避开陆客远远的。”问为什么，回答是粗鲁、不讲规矩、不讲礼貌、闹腾、随地吐痰、一些男士一身烟臭味、吸烟随地丢烟头，有位计程车司机抱怨有陆客招手叫车，待他开过去时，客人却上了另一辆先到的计程车。

　　一位到过大陆的咖啡馆女老板告诉我，感觉大陆人和台湾人的交流风格不一样，“他们说话急、嗓门大，感觉好像在吵架。”每个人都是所在文化的代表，信然。就像任何社会一样，台湾社会当然也有它自己的问题和麻烦，我的台湾朋友们对自己的社会也有很多的批评，认为内部问题很多。

　　比方说，转型以后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仍在呈现，很挑战，很考验智慧，经济不景气、与大陆的关系问题也是普遍的忧虑，广受赞美的健保制度也滥用、浪费的情况。不过，他们都同意，台湾人的日常生活是安宁的，政府机关不是管他们的，而是服务他们的，他们手中握有选票，根据自己的利益和对待具体问题的立场，而不是什么宏大抽象的主义，把一个政党选上去或者选下来。所谓民进党、国民党的支持者划分不一定可靠，我被告知那得看他们是否代表选民自身的利益和诉求。

　　媒体和个人都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台湾一位知名学者批评台湾媒体太自由了，一位大陆媒体学者回应说，“你们的电视上立法院、政客吵吵嚷嚷，一派纷乱，社会却安安静静，一派祥和。”那位学者以为然。

　　我喜欢台湾人的风范，如果可以选择，我愿意选择生活在台湾那样的社会，希望我生活的社会像台湾社会一样。

　　一天当中，每个人大致在家庭、单位和公共场域等三个不同的空间活动，相应地和家人、同事、公众互动。如果说，在大陆中国，我们在家人、朋友、同事、熟人之间还讲个礼节和形象，那么，进入公共场域就像进入了丛林，言辞粗野横冲直撞的情况不鲜见。文明不是写在书上的，而是内化于社会成员内心深处并通过人际互动在举手投足间表现出来，每个人的行为都或多或少影响着其他社会成员的观感和心情。

　　台湾地不大物不博，经济不发达，军事不强大，国际话语权阙如，可是他们的幸福指数在全世界排在30来位，比中国大陆高出50多位，我想我大致理解了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异。台湾和大陆在上世纪中期国共分治后，各自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和方式也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在继承什么、扬弃什么方面，差异很大。

　　台湾人更多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制度方面，则已做到了现代化，其转型方式被视为世界最佳。传统文化与现代制度在这里做到了堪称完美的结合，制度现代化并没有导致所谓“中国文化主体性”的丧失，去过台湾的大陆中国人多认为台湾保存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

　　对大陆、台湾、香港、美国都有深入观察的思想者、学者笑蜀先生认为台湾“创造了传统农业文明与现代工商文明的深度融合的一种新文明”，赞叹之下，主张台湾对大陆进行文化输出。笑蜀先生其情可感。只是，即便大陆能够认同、欢迎、悦纳台湾的文化反哺，基于我与台湾人的交谈，我也不确定他们有这种兴趣。

　　不知道有多少台湾人把大陆中国人视为同胞，我甚至隐隐觉得，虽然台湾人用汉字、讲国语，保持了中国的传统节日、习俗，但已经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的他们，在社会关系、人际关系、言谈举止、交流方式、风范气质上与西方人更相似，思想、感情上恐怕也更倾向于西方，尤其是美国。

　　中研院一位人类学家佐证了我的观感，他说台湾甚至有一个组织专事鼓吹台湾加入美国、希望台湾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

　　对此，大陆中国不会允许，大多数台湾人也未必支持，亚仁认为美国也不可能接受，但是，在曾经以“反攻大陆”为念的蒋介石之后，在许多“外省人”故去之后，很多台湾人在放弃“反攻大陆”的同时，似乎也不再把大陆中国视为一体，或者需要回归的故土。对大陆的故土意识淡去，台湾本土意识、台湾人身份感在增强，出于现实的考量，很多人愿意保持当前现状，不独不统，你们过你们的日子，just leave us alone。

　　孔夫子说“只闻来学，未闻往教”，别人没有教我们的义务，如果我们觉得一种文化、文明真的好，真的堪为典范，也许主动学习效果更好，如果我们没有敞开心扉、心悦诚服、心向往之，就算别人教，效果也未必好。

　　这些年，一方面是中国强势崛起，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另一方面，国民的安全感、安宁感、幸福感并未同步增长，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移民世界各地，蔚为一个举世关注的现象。

　　传统上，中国人安土重迁，这么多的人竟然选择离开故土、抛下亲人、朋友、事业根基，加入一个陌生的社会，适应一个陌生的文化，情感乃至金钱损失不可谓不小，挑战不可谓不大。

　　很多的退出恐怕是情非得已的选择。除了退出，建设是另一种选择，何况绝大多数人即便有心也很难退出，那么，如果不想苟且，是不是可以加紧建设?建设是更整全、更福泽长远的选择。我想，在社会建设方面，台湾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先例和范本，可资学习、借鉴。

　　从二月下旬到四月上旬，我有机会和夫君白亚仁一起到台湾访学，在台北生活了一个半月，参观了东西两岸的主要城市和景点。

　　既有与学人、作家、媒体朋友的叙谈，更多与餐馆、书店、美术馆、博物馆、公共交通工具、计程车、酒店、咖啡馆、旅游景点等各类公共场所时时偶遇的当地人的互动。

　　自然风光、城市建设，连闻名已久的台湾美食，都没有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的眼中，台湾最美的是人们随时展现的自然而然的微笑，是公共场域中人们体现的秩序感、人们对自己言行的收敛、对他人的友善与谦让。

　　这里没有喧嚣，没有争抢;人们说话轻声细语，那是一种感觉完全不费力气的谈话方式，友善，但是不像美国人那样热情到有些夸张，也不像英国人那样有距离的礼貌，真正是恰恰好;两个人的交谈、一桌人的交谈，总不致干扰到旁人。

　　公共场所没人吞云吐雾，吸烟的人聚集在底楼门洞处过烟瘾;公共交通工具上，尽管由于连绵的阴雨，乘客们拎着湿漉漉的伞，却不见人拥挤，没听过人争吵;多挤的时候，常常，中年以下的人都不在“博爱座”落座，也常见中青年人自然而然地给幼者、长者让座……“对不起、谢谢”声随时听闻。

　　在台湾的一个半月，日子过得风轻云淡，抒情写意，没有任何戏剧化的经历，没见过高谈阔论，也没有恶语相向;没见过颐指气使，也没有低声下气。无论是学术会议，还是日常交谈，人们都平和、文雅，各抒己见，自由表达。所有的交谈都是平等的，流畅的，人际关系中看不到基于地位、财富、学识的等级差异。

　　天天造访的中研院保安、人社科学研究中心门卫、图书馆工作人员不卑不亢的微笑致意令人如沐春风;餐馆、咖啡馆服务人员透着喜悦的朗声欢迎令你感觉宾至如归，点什么、点多少，他们都高高兴兴地服务。

　　旅游地、博物馆、美术馆几乎都免费参观，工作人员还热情欢迎你、谢谢你光临;特别喜欢270路公车司机以亲切、体贴的声音报站，提醒乘客站稳、扶牢，每一位乘客下车刷卡付费，他都说声谢谢。工作者们对工作对象有恰当的尊重，自己也有足够的尊严，我推想他们尊重、喜欢自己的工作。

　　犹记得那些偶遇的小感动。这天傍晚，台北风大雨急，在距离车站50米处，公车来了，我和亚仁开始奔跑，这时，车在我们身边停下，我们意外而感动。

　　那天中午丽日当头，在台南的长途公车站等候去安平的公车时，我坐在街边一辆摩托车上休息，中年娴雅的女车主来了，先道一声对不起她要骑车走了，建议我坐旁边的摩托车，还跟我聊了聊何来何往及天气，最后话别翩然而去。

　　还有那位水果摊主，我们先买了他的苹果、橙子，然后一种不知名的水果引起我的好奇，他说那是芭乐，送一个给我尝尝，给他钱却不肯收取……如果说欧美公共场域中人们体现的秩序、谦让、友善令我欣羡，那么，台湾的类似情形则带给我思想冲击。

　　欧美究竟是异文化，作为发达的国家，那里人际互动的文明我有心理准备，多少感觉理所当然;台湾人则跟我们分享共同的文化，所谓同文同种，怎么他们的社会氛围、人们的言谈举止，跟我们有这么大的差别?

　　在台湾，医治身体疾患的医院，眼科、牙科、小儿科、内科、妇产科、外科之类的医院就分布在居民区;安抚精神心理需求的多元宗教、准宗教场所就在住宅楼间，佛寺、基督教堂、道观、妈祖庙、国姓爷庙、关公庙、孔庙、算命卜卦所之类五花八门。

　　亚仁发作了支气管炎，我陪他去南港的一家诊所看门诊，诊所从早晨9点开诊到晚上11点。

　　台湾居民看病刷健保卡，外国人交五百台币(相当于100元人民币)，挂号、检查、诊疗、药费都在里面了，方便、便宜;宗教场所日夜开放，白天、夜间参观寺庙，都见有人参拜、许愿、进香。

　　看着那些虔诚跪拜、口中念念有词的人，我不禁想，他们有烦恼的时候，随时可以信步就近来到寺庙，一番诉说、祈求，洗去心中的烦愁，轻松回家过日子。有信仰，有敬畏，这是他们守礼、友善、平和的原因吗?

　　后来就此询问友人、作家张典婉女士，她说他们是从小背着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长大的——真的呢，我刚到台北，就注意到街道名、商号名中，爱、仁、慈、恭、安这些词汇出现的频率挺高的。

　　台北、台中、台南、高雄的博物馆、美术馆是我们最喜欢流连的地方。

　　这些公共建筑差不多是台湾最有风格的建筑物，展品、陈列都精彩，参观者众多，性别、年龄分布广泛，大家安安静静欣赏，偶有交谈也是轻声细语的。感觉台湾当代艺术与欧美接近，艺术家对环境、家园非常关切。

　　高雄的历史博物馆当时正在做专题的环境展览，追溯化工产业对环境的污染和台湾的环保运动发展历程——我不由想起家乡成都的彭州石化，成都人为之担忧、恐惧，可是，却无人正面回应，连公开讨论也不允许。台湾人的环境意识之强，于我亲历的一件事可见一斑。

高雄市历史博物馆

　　入住中研院访问学者楼的第一个周末，我们清理垃圾后，发现去往宿舍楼负一楼的垃圾清倒处门锁着，于是我们拎着垃圾袋，想着在街上或者中研院顺便找个垃圾桶丢掉，这才发现附近街上、中研院院子里都没有垃圾桶。

　　好在亚仁想起，他曾经住过的中研院院内的访问学者楼地下室有垃圾桶，我们这才给那两包垃圾找到了安放的地方。也才发现，台湾的垃圾分类比美国更细致，美国把垃圾分为可回收和不可回收两类，台湾则把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如纸张、玻璃、电池、金属之类及其它一般垃圾。

　　台湾的餐馆大多都小小的，也没有包间(包厢)，看起来食客以家人、朋友自己掏钱消费为主。亚仁笑说台湾大概不流行“勾兑”(编按：原意是把不同的酒适量混合，并添加调味酒，进行调和)。

　　社会有更多的平等，通过包间的方式隐藏秘密和显示等级的需求不大;台湾临街建筑都有骑楼，既为人们遮阳避雨，也方便停放作为主要交通工具的摩托车，有些商家摆放桌椅、易拉宝(海报架、展示架)、商品，有时候不免显得凌乱，但是，方便。也许他们觉得方便是更大的价值，比机械的整齐划一更以人为本。

　　透过公共场所的一些设置，可以感受到台湾社会浓浓的人文关怀，社会对弱势人群相当体贴、关照。

　　一些街道上设有旧衣服收集柜，说明是捐给残胞的;公共汽车上，设有书籍流通袋，乘客可以把书放在袋子里，以供其他人取阅，除了“博爱座”，公共汽车上还设有轮椅安放处;火车站设有夜间妇女候车区，有的地铁站设有哺乳室，有的火车站设有穆斯林祈祷室。

　　对于游客的我来讲，尤其赞叹台湾的文明的一个方面是，所到之处，无论多么偏远，所有“化妆室”都干干净净，都有完备的、独立可闭门的厕位，还都配备手纸、洗手水管和烘手机或者擦手纸。

　　对待原住民文化，台湾的政策已经从同化改为保护、发扬，族群关系更平等、和谐;台湾的女性从政人数比美国还高出10多个百分点，如今，更是两大党的党魁、即将就任的总统都是女性——不过，台湾女性在纵横政坛、商场、学术界的同时，普遍都温婉恭谦，保持着比较传统的家庭角色。在着装上，大多数女性比较随意，似乎以舒适为主，多素面、梳清汤挂面发型。女性从政比例、女性装束显示台湾女性的独立和与男性的平等;无论现实还是历史，台湾社会比较公开。

　　台湾中研院院长、诺贝尔奖候选人因为女儿持有一家关联公司的股票没有申报，被媒体连篇累牍地穷追猛打;历史反思比较全面、深入，比方说228事件，那真是大讲特讲，而在历史事件的表述方面，措辞比较客观、节制，以还原事实为主，较少带立场的臧否。

　　我所接触到的台湾人，从学者、文化人到计程车司机，交谈中普遍对自己的文化感到骄傲，对身为台湾人的身份感觉良好。

　　对大陆的感觉，学者、文化人似乎都不愿多谈，但也流露出或深或浅的疏离感，倒是遇到的几位计程车司机比较直率，需要陆客来旅游、消费，但是“非常不喜欢大陆人”，有位计程车司机还加一句：“日本游客特别讨厌陆客，总是避开陆客远远的。”问为什么，回答是粗鲁、不讲规矩、不讲礼貌、闹腾、随地吐痰、一些男士一身烟臭味、吸烟随地丢烟头，有位计程车司机抱怨有陆客招手叫车，待他开过去时，客人却上了另一辆先到的计程车。

　　一位到过大陆的咖啡馆女老板告诉我，感觉大陆人和台湾人的交流风格不一样，“他们说话急、嗓门大，感觉好像在吵架。”每个人都是所在文化的代表，信然。就像任何社会一样，台湾社会当然也有它自己的问题和麻烦，我的台湾朋友们对自己的社会也有很多的批评，认为内部问题很多。

　　比方说，转型以后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仍在呈现，很挑战，很考验智慧，经济不景气、与大陆的关系问题也是普遍的忧虑，广受赞美的健保制度也滥用、浪费的情况。不过，他们都同意，台湾人的日常生活是安宁的，政府机关不是管他们的，而是服务他们的，他们手中握有选票，根据自己的利益和对待具体问题的立场，而不是什么宏大抽象的主义，把一个政党选上去或者选下来。所谓民进党、国民党的支持者划分不一定可靠，我被告知那得看他们是否代表选民自身的利益和诉求。

　　媒体和个人都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台湾一位知名学者批评台湾媒体太自由了，一位大陆媒体学者回应说，“你们的电视上立法院、政客吵吵嚷嚷，一派纷乱，社会却安安静静，一派祥和。”那位学者以为然。

　　我喜欢台湾人的风范，如果可以选择，我愿意选择生活在台湾那样的社会，希望我生活的社会像台湾社会一样。

　　一天当中，每个人大致在家庭、单位和公共场域等三个不同的空间活动，相应地和家人、同事、公众互动。如果说，在大陆中国，我们在家人、朋友、同事、熟人之间还讲个礼节和形象，那么，进入公共场域就像进入了丛林，言辞粗野横冲直撞的情况不鲜见。文明不是写在书上的，而是内化于社会成员内心深处并通过人际互动在举手投足间表现出来，每个人的行为都或多或少影响着其他社会成员的观感和心情。

　　台湾地不大物不博，经济不发达，军事不强大，国际话语权阙如，可是他们的幸福指数在全世界排在30来位，比中国大陆高出50多位，我想我大致理解了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异。台湾和大陆在上世纪中期国共分治后，各自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和方式也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在继承什么、扬弃什么方面，差异很大。

　　台湾人更多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制度方面，则已做到了现代化，其转型方式被视为世界最佳。传统文化与现代制度在这里做到了堪称完美的结合，制度现代化并没有导致所谓“中国文化主体性”的丧失，去过台湾的大陆中国人多认为台湾保存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

　　对大陆、台湾、香港、美国都有深入观察的思想者、学者笑蜀先生认为台湾“创造了传统农业文明与现代工商文明的深度融合的一种新文明”，赞叹之下，主张台湾对大陆进行文化输出。笑蜀先生其情可感。只是，即便大陆能够认同、欢迎、悦纳台湾的文化反哺，基于我与台湾人的交谈，我也不确定他们有这种兴趣。

　　不知道有多少台湾人把大陆中国人视为同胞，我甚至隐隐觉得，虽然台湾人用汉字、讲国语，保持了中国的传统节日、习俗，但已经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的他们，在社会关系、人际关系、言谈举止、交流方式、风范气质上与西方人更相似，思想、感情上恐怕也更倾向于西方，尤其是美国。

　　中研院一位人类学家佐证了我的观感，他说台湾甚至有一个组织专事鼓吹台湾加入美国、希望台湾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

　　对此，大陆中国不会允许，大多数台湾人也未必支持，亚仁认为美国也不可能接受，但是，在曾经以“反攻大陆”为念的蒋介石之后，在许多“外省人”故去之后，很多台湾人在放弃“反攻大陆”的同时，似乎也不再把大陆中国视为一体，或者需要回归的故土。对大陆的故土意识淡去，台湾本土意识、台湾人身份感在增强，出于现实的考量，很多人愿意保持当前现状，不独不统，你们过你们的日子，just leave us alone。

　　孔夫子说“只闻来学，未闻往教”，别人没有教我们的义务，如果我们觉得一种文化、文明真的好，真的堪为典范，也许主动学习效果更好，如果我们没有敞开心扉、心悦诚服、心向往之，就算别人教，效果也未必好。

　　这些年，一方面是中国强势崛起，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另一方面，国民的安全感、安宁感、幸福感并未同步增长，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移民世界各地，蔚为一个举世关注的现象。

　　传统上，中国人安土重迁，这么多的人竟然选择离开故土、抛下亲人、朋友、事业根基，加入一个陌生的社会，适应一个陌生的文化，情感乃至金钱损失不可谓不小，挑战不可谓不大。

　　很多的退出恐怕是情非得已的选择。除了退出，建设是另一种选择，何况绝大多数人即便有心也很难退出，那么，如果不想苟且，是不是可以加紧建设?建设是更整全、更福泽长远的选择。我想，在社会建设方面，台湾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先例和范本，可资学习、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