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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晋:以色列海法大学政治学院博士候选人
本月中旬发生在耶路撒冷圣殿山(巴勒斯坦称为“尊贵圣地”)的巴以冲突,不仅使得巴以关系陷入紧张局面,也同时促成了以色列与中东地区其他国家关系微妙,这其中就包括土耳其。对于土耳其来说,以色列在耶路撒冷老城加装“金属安检装置”的举措,不仅意味着以色列试图改变耶路撒冷老城的“现状”,更是对于伊斯兰世界的极大不敬,因此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也随之恶化。
在7月14日巴以双方在耶路撒冷老城的冲突爆发之后,土耳其外交部在第一时间谴责以色列,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也抨击以色列政府在耶路撒冷老城“破坏现状”,认为应当恢复老城内各个宗教共享平等权利的局面。埃尔多安在7月20日还给以色列总统里夫林通电话,表示土耳其“无法接受”当下以色列在耶路撒冷老城的处置措施。
埃尔多安的愤怒和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的不满,同样也影响了土耳其国内的政治群体,尤其是一些民族主义/伊斯兰群体,比如极右翼政党“大团结党”(BBP)下属的青年激进团体,不仅组织大规模的游行活动,还威胁在伊斯坦布尔的土耳其犹太教堂,高呼如果以色列继续在耶路撒冷老城咄咄逼人,那么这些激进团体将会报复在土耳其境内的犹太人团体。面对国内右翼群体的“群情激愤”,埃尔多安不得不出面批评针对土耳其犹太人的威胁,提出应当保护所有族群和宗教群体的权利。但是对于土耳其来说,老耶路撒冷巴以之间的冲突是重要的外交事件,在埃尔多安7月23日访问海湾国家,会见沙特国王萨勒曼时,仍然强调了当前的巴以冲突。
作为一个穆斯林占据多数的中东国家,土耳其在巴以冲突上的愤怒可以理解,毕竟土耳其并不是唯一一个公开表达愤怒的国家,埃及、约旦等国也都出现了针对以色列的大规模示威,以色列驻约旦使馆甚至还遭到了攻击,造成了人员伤亡。在此背景下,土耳其的愤怒显得相对克制和温和。
面对来自于多国的政治压力,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内阁不得不在7月24日宣布取消设立在“圣殿山”入口的金属安检装置。埃尔多安对于以色列的举措表示欢迎,但是认为“并不足够”。埃尔多安批评以色列“试图减少穆斯林在耶路撒冷的存在”,进而提出,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各个宗教都能够在耶路撒冷和平共处”。而埃尔多安的这句“奥斯曼帝国”经验,却让以色列人听起来非常不舒服。随后以色列外交部就回击,提出奥斯曼帝国在耶路撒冷的统治已经终结了近百年,而且以色列总理办公室的声明还提醒土耳其注意自己的“塞浦路斯问题”和“库尔德问题”。
除了直接批评以色列,埃尔多安还利用自己的国际影响力,通过劝说其他国家采取针对以色列一致的立场,来凸显自己的影响力。比如埃尔多安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商讨巴以危机;此外埃尔多安还与埃及和沙特领导人保持密切沟通,试图通过一系列的共同举措来促成针对以色列的外交压力。
埃尔多安的举措得到了来自于国内几乎所有政治团体的支持,甚至长期以来的反对党如“共和人民党”(CHP)和“人民民主党”(HDP),也都通过不同方式表达了对于埃尔多安在巴以问题上立场的支持。这对于埃尔多安来说,非常重要。2019年土耳其将会迎来今年4月份“修宪公投”之后的第一次总统大选,埃尔多安需要保持民众支持率,以此作为自己未来长期执政的重要基础。
而对于埃尔多安来说,4月份“修宪公投”的结果和统计数据恐怕并不让人满意,根据“修宪公投”的数据显示,支持“正义与发展党”和埃尔多安“修改宪法”的投票,大多数来自于土耳其乡村地区,而土耳其国内的主要城市,如安卡拉、伊斯坦布尔和伊兹密尔等地,民众绝大多数都反对修改宪法,赋予埃尔多安总统更多权力;此外在投票者年纪中,年轻的投票者显然对于埃尔多安并不喜爱,埃尔多安的支持者大多数是中老年选民。这种格局与2013年发生的民众要求埃尔多安(当时还是总理)下台的示威游行较为相似,那次示威游行主要发生在伊斯坦布尔和伊兹密尔等地,主要参与者是土耳其年轻人。因此如果能够通过巴以冲突来凝聚土耳其国内的愤怒情绪,引导政治力量整合,将是埃尔多安在此次巴以冲突中可以利用的重大机遇。
土耳其和以色列关系,非常容易受到巴以局势的影响和波及。此轮土耳其和以色列之间关系紧张,与2009年所发生的“加沙救援船”事件相似,那次事件中,来自于土耳其国内“非官方慈善组织”“人权、慈善和人道主义救援基金会”(IHH)的船只在试图进入加沙地区时,受到了来自于以色列军警的拦截,双方爆发冲突并且最终导致土耳其方面人员死伤。此次事件之后,土耳其国内群情激愤,一方面认为以色列封锁加沙地区“哈马斯”非法,另一方面更是认为以色列无权拦停土耳其船只。而随后,土耳其和以色列关系持续僵冷,直至2016年土耳其和以色列关系重新回暖。
尽管容易受到巴以问题的冲击,但是土耳其和以色列关系也受到另一个议题——东地中海天然气开发——的影响,促成双方尤其是土耳其方面需要维系与以色列的友好关系,至少是正常关系。十多年以来,东地中海的以色列和塞浦路斯海域,发现了多个油气田项目,过去一些年以来,以色列、塞浦路斯和希腊(以及埃及)一直在商讨修建链接以色列-塞浦路斯-希腊-欧洲腹地的天然气管道项目。而这一管线项目,将直接绕开土耳其,使得土耳其地缘优势无从发挥。
与此同时,东地中海天然气问题,同塞浦路斯问题相互缠绕。土耳其一直希望将东地中海天然气项目与塞浦路斯问题捆绑,认为塞浦路斯南部发现的油气田,应当由南北塞浦路斯(土耳其支持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共同协商。土耳其的立场,被希腊和塞浦路斯所驳斥,加之希腊是欧盟成员国,这导致了土耳其在东地中海天然气问题上的立场事实上在周边区域陷入孤立。因此,尽管从经济成本角度考虑,过境土耳其通往欧洲的天然气管道,要比过境希腊的天然气管道铺设成本要低,但是政治因素促成以色列、希腊和塞浦路斯之间的合作。因此与以色列保持至少正常的国家关系,是埃尔多安和土耳其国家利益的重要关切。
尽管敏感的巴以问题会刺激土耳其和以色列关系,但是东地中海天然气出口议题,又将会迫使土耳其切实考虑与以色列关系的重要性,促成土耳其-以色列关系斗而不破的重要根基。巴以问题刺激土耳其国内民族主义和宗教主义情绪,地中海天然气问题则事关塞浦路斯问题和土耳其民族身份议题,因此这两个问题也就成为了土耳其和以色列关系中的两个重要“底线”。
王晋:以色列海法大学政治学院博士候选人
本月中旬发生在耶路撒冷圣殿山(巴勒斯坦称为“尊贵圣地”)的巴以冲突,不仅使得巴以关系陷入紧张局面,也同时促成了以色列与中东地区其他国家关系微妙,这其中就包括土耳其。对于土耳其来说,以色列在耶路撒冷老城加装“金属安检装置”的举措,不仅意味着以色列试图改变耶路撒冷老城的“现状”,更是对于伊斯兰世界的极大不敬,因此土耳其与以色列关系也随之恶化。
在7月14日巴以双方在耶路撒冷老城的冲突爆发之后,土耳其外交部在第一时间谴责以色列,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也抨击以色列政府在耶路撒冷老城“破坏现状”,认为应当恢复老城内各个宗教共享平等权利的局面。埃尔多安在7月20日还给以色列总统里夫林通电话,表示土耳其“无法接受”当下以色列在耶路撒冷老城的处置措施。
埃尔多安的愤怒和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政府的不满,同样也影响了土耳其国内的政治群体,尤其是一些民族主义/伊斯兰群体,比如极右翼政党“大团结党”(BBP)下属的青年激进团体,不仅组织大规模的游行活动,还威胁在伊斯坦布尔的土耳其犹太教堂,高呼如果以色列继续在耶路撒冷老城咄咄逼人,那么这些激进团体将会报复在土耳其境内的犹太人团体。面对国内右翼群体的“群情激愤”,埃尔多安不得不出面批评针对土耳其犹太人的威胁,提出应当保护所有族群和宗教群体的权利。但是对于土耳其来说,老耶路撒冷巴以之间的冲突是重要的外交事件,在埃尔多安7月23日访问海湾国家,会见沙特国王萨勒曼时,仍然强调了当前的巴以冲突。
作为一个穆斯林占据多数的中东国家,土耳其在巴以冲突上的愤怒可以理解,毕竟土耳其并不是唯一一个公开表达愤怒的国家,埃及、约旦等国也都出现了针对以色列的大规模示威,以色列驻约旦使馆甚至还遭到了攻击,造成了人员伤亡。在此背景下,土耳其的愤怒显得相对克制和温和。
面对来自于多国的政治压力,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内阁不得不在7月24日宣布取消设立在“圣殿山”入口的金属安检装置。埃尔多安对于以色列的举措表示欢迎,但是认为“并不足够”。埃尔多安批评以色列“试图减少穆斯林在耶路撒冷的存在”,进而提出,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各个宗教都能够在耶路撒冷和平共处”。而埃尔多安的这句“奥斯曼帝国”经验,却让以色列人听起来非常不舒服。随后以色列外交部就回击,提出奥斯曼帝国在耶路撒冷的统治已经终结了近百年,而且以色列总理办公室的声明还提醒土耳其注意自己的“塞浦路斯问题”和“库尔德问题”。
除了直接批评以色列,埃尔多安还利用自己的国际影响力,通过劝说其他国家采取针对以色列一致的立场,来凸显自己的影响力。比如埃尔多安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商讨巴以危机;此外埃尔多安还与埃及和沙特领导人保持密切沟通,试图通过一系列的共同举措来促成针对以色列的外交压力。
埃尔多安的举措得到了来自于国内几乎所有政治团体的支持,甚至长期以来的反对党如“共和人民党”(CHP)和“人民民主党”(HDP),也都通过不同方式表达了对于埃尔多安在巴以问题上立场的支持。这对于埃尔多安来说,非常重要。2019年土耳其将会迎来今年4月份“修宪公投”之后的第一次总统大选,埃尔多安需要保持民众支持率,以此作为自己未来长期执政的重要基础。
而对于埃尔多安来说,4月份“修宪公投”的结果和统计数据恐怕并不让人满意,根据“修宪公投”的数据显示,支持“正义与发展党”和埃尔多安“修改宪法”的投票,大多数来自于土耳其乡村地区,而土耳其国内的主要城市,如安卡拉、伊斯坦布尔和伊兹密尔等地,民众绝大多数都反对修改宪法,赋予埃尔多安总统更多权力;此外在投票者年纪中,年轻的投票者显然对于埃尔多安并不喜爱,埃尔多安的支持者大多数是中老年选民。这种格局与2013年发生的民众要求埃尔多安(当时还是总理)下台的示威游行较为相似,那次示威游行主要发生在伊斯坦布尔和伊兹密尔等地,主要参与者是土耳其年轻人。因此如果能够通过巴以冲突来凝聚土耳其国内的愤怒情绪,引导政治力量整合,将是埃尔多安在此次巴以冲突中可以利用的重大机遇。
土耳其和以色列关系,非常容易受到巴以局势的影响和波及。此轮土耳其和以色列之间关系紧张,与2009年所发生的“加沙救援船”事件相似,那次事件中,来自于土耳其国内“非官方慈善组织”“人权、慈善和人道主义救援基金会”(IHH)的船只在试图进入加沙地区时,受到了来自于以色列军警的拦截,双方爆发冲突并且最终导致土耳其方面人员死伤。此次事件之后,土耳其国内群情激愤,一方面认为以色列封锁加沙地区“哈马斯”非法,另一方面更是认为以色列无权拦停土耳其船只。而随后,土耳其和以色列关系持续僵冷,直至2016年土耳其和以色列关系重新回暖。
尽管容易受到巴以问题的冲击,但是土耳其和以色列关系也受到另一个议题——东地中海天然气开发——的影响,促成双方尤其是土耳其方面需要维系与以色列的友好关系,至少是正常关系。十多年以来,东地中海的以色列和塞浦路斯海域,发现了多个油气田项目,过去一些年以来,以色列、塞浦路斯和希腊(以及埃及)一直在商讨修建链接以色列-塞浦路斯-希腊-欧洲腹地的天然气管道项目。而这一管线项目,将直接绕开土耳其,使得土耳其地缘优势无从发挥。
与此同时,东地中海天然气问题,同塞浦路斯问题相互缠绕。土耳其一直希望将东地中海天然气项目与塞浦路斯问题捆绑,认为塞浦路斯南部发现的油气田,应当由南北塞浦路斯(土耳其支持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共同协商。土耳其的立场,被希腊和塞浦路斯所驳斥,加之希腊是欧盟成员国,这导致了土耳其在东地中海天然气问题上的立场事实上在周边区域陷入孤立。因此,尽管从经济成本角度考虑,过境土耳其通往欧洲的天然气管道,要比过境希腊的天然气管道铺设成本要低,但是政治因素促成以色列、希腊和塞浦路斯之间的合作。因此与以色列保持至少正常的国家关系,是埃尔多安和土耳其国家利益的重要关切。
尽管敏感的巴以问题会刺激土耳其和以色列关系,但是东地中海天然气出口议题,又将会迫使土耳其切实考虑与以色列关系的重要性,促成土耳其-以色列关系斗而不破的重要根基。巴以问题刺激土耳其国内民族主义和宗教主义情绪,地中海天然气问题则事关塞浦路斯问题和土耳其民族身份议题,因此这两个问题也就成为了土耳其和以色列关系中的两个重要“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