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传播：东方与南方

　　在大多数西巴尔干国家，就像其政府一样，民众也更喜欢鱼与熊掌兼得：加入欧盟而不抛弃俄罗斯。不过，结果是对欧盟的偏好强烈。即使在塞尔维亚，民调显示，大多数人宁可在西欧生活、工作和学习而不愿在俄罗斯。欧盟所欠缺的是俄罗斯的情绪感染力，这种感染力来源于共同的文化归属感和共有的受害于西方的心理。

表三：欧盟驻各东部伙伴关系国代表团在推特和脸书上的影响力

　　统计时段：2016年3月18日至4月18日。

表四：欧盟驻西巴尔干各国代表团在推特和脸书上的影响力

　　统计时段：2016年3月18日至4月18日。

第二章　北约的战略传播

　　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占领被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菲利普•布里德洛夫(Philip Breedlove)描述为可能是“信息战历史上我们所见到的最令人惊奇的闪电战”。然而，盟军对于(虚假)信息战和现在被称为“战略传播”的行为的关注已经有长久的历史。

　　尽管当时没有被称为战略传播，整个冷战期间，苏联在西欧的隐秘行动的威胁是非常真实存在的，这些行动包括破坏西欧的影响力、恐吓西欧国家国内受众以及削弱西欧国家执政的政治结构。在1947年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Cominform)成立后，共产主义宣传增加。该机构的建立使苏联、其在东欧的卫星国及西欧的共产党能够协调信息和宣传行动并能利用西方国家之间的不和。

　　对苏联宣传和影响力的担忧导致几个西方国家建立了它们自己的信息和(反)宣传机构。然而，很多西方国家当时不愿参与在情报事务上的紧密合作——甚至不愿与近邻、盟友进行——而更愿由本国来控制情报。

　　北约信息局(NATIS)——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公共外交司——于1950年建立。冷战期间，其主要工作是在成员国公众中宣传北约，而不是直接参与反共产主义宣传。在共产党规模庞大、组织有序的国家，对北约的支持特别弱。只有一小部分人知道北约是什么、如何运转，因而有担忧共产主义宣传会利用这种广泛存在的认知缺乏，损害联盟整体的防务努力。北约信息局协调成员国政府在该领域所做的工作，也自己制作信息材料(海报、小册子、演讲和系列研讨、电影以及巡回展览)。然而，很多成员国政府缺乏热情，北约信息局又没有专门预算，迫使其依赖不定期的国家出资，由此限制了其工作。实际上，北约的几个欧洲成员国抵制更高的集权度和信息共享活动，而认为在开展(反)宣传活动上，每个国家都应该保有自由以使这些活动适合本国的要求和需要。

　　回到未来?

　　2014年1月起，北约战略传播卓越中心(StratCom CoE)投入使用。该中心位于里加，视战略传播为达成政治和军事两种目标的工具。北约战略传播卓越中心有23名职员，大致分为行政人员和专家两个部门。这些职员来自民用、军事、私立和学术部门并和这些部门协调，以支持和推进北约的传播进程。除了发布包括不定期报告和一年两期的同行评审期刊《防务战略传播》(Defence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在内的分析报告外，北约战略传播卓越中心还使用现代技术和虚拟工具向联盟提供有效支持。

　　根据该中心网站，2015年该中心的主要活动有：

　　•支持北约军事委员会战略传播政策与学说的发展;

　　•研究如何识别混合战(hybrid warfare)情形的早期迹象;

　　•发展《防务战略传播》学术期刊;

　　•研究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信息战;

　　•研究北约及其成员如何保护自身免于颠覆策略;

　　•研究驻阿富汗联军十年的战略传播活动以从中提炼出最好的做法和经验教训;

　　•分析北约战略传播政策在整个北约军事指挥架构中的实施情况;

　　•研究战略传播在盟国内部的实施情况;

　　•研究ISIL的信息战及其对北约国家社会的影响;

　　•为高级官员开发在线的战略传播入门课程，并为国际参谋人员开发基础和高级课程;

　　•支持北约战略传播培训和教育，包括应用教育;

　　•研究在混合战中社交媒体是如何被用作武器的。

　　迄今为止，并不知悉北约发起过针对ISIL的战略传播行动。

第三章　来自南方的战略传播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the Levant，缩写为ISIL)的战略传播在短期内名声大振。其传播的内容，以及传播的方式——漂亮的杂志和视频、对社交媒体的有效使用——都重新定义了政治信息在争议中传递的方法。从容易受到“文明冲突论”影响的国际反对者，到ISIL的活跃成员和潜在成员，ISIL的战略传播为多种群体专门订制信息。但是归根结底，所有这些都与ISIL“确保组织生存，尽可能控制更多领土”的长期战略规划紧密联系。

　　为了达到目的，ISIL的战略传播遵循了四大目标：

　　•将本组织描述成在军事上和治理上都在有效运转的机构;

　　•吸引并留住成员;

　　•解释其意识形态;

　　•灌输恐惧、分化社会。

　　这样看来，ISIL的信息传播既连贯一致，又有战略规划。

　　ISIL的宏大叙事……

　　ISIL的叙事有若干来源，创造性地结合了伊斯兰宗教文本、穆斯林受西方压迫的阴谋论，以及“受压迫者”和青年文化叙事。这样的结果就是“圣战酷”，正如ISIL的同情者、网友“Bint Chaos”写在她博客上的：

　　“圣战分子看起来很酷——就像忍者、像电玩里的勇士——甚至有些坏坏痞痞的，而他们的对手不是。”CVE(指Countering Violent Extremism反暴力极端主义)的一方则“主要由中年白人男子、一些吓坏了的前圣战分子、若干中年妇女构成。圣战分子的武器很酷。圣歌清唱很酷……”她继续写道，他们还有“年轻激情的伊玛目在战场上搏斗”，而CVE“只有领美元的老古董学者……萨拉菲圣战虔诚又时髦。引用经文、学习经文也很酷。而CVE绝对毫无招架之力。……我爱圣战行话——dem、bait、preeing、binty、akhi(兄弟)……就像电视剧《苍穹浩瀚》里的贝尔特话。而且它借鉴了各种语言，因为参与圣战的人来自所有的种族和族群。这是青年人反主流文化的声音和底层人群革命的声音。就像美国的贫民区文化一样——时髦在不可阻挡地演化”。

　　ISIL的叙事主要依靠6个元素，使用频率均等。虽然国际媒体上最常引用的是残酷的元素，但实际上，仁慈、受害者立场、战争、归属感和乌托邦的主题也至少用得一样多。

　　使用残酷这一元素炫耀着必胜的信心，也是力量的彰显。由于大部分目标受众身处阿拉伯世界和当地，描述对间谍和背叛者的严酷惩罚可以用来阻挠一切与敌人的合作。比如说他们把在摩苏尔对士兵进行的砍头和虐待的行为主要归因于伊拉克军队的逃兵事件。同时，这些宣传也向境外的潜在敌人散布了恐惧。

　　另一方面，ISIL也在其他视频里显示出仁慈，显示出对忏悔的嘉奖。这两个主题共同传递了这样的信息：ISIL严格而正义，不管个人受到残酷还是仁慈的对待都是由其自身行为导致。

　　与此同时，ISIL运用受害者立场的叙事来为其对“犹太复国主义十字军”进行“反抗”和“复仇”正名，并宣称该对手正在对伊斯兰掀起全球战争。从殖民列强创造中东国家到占领巴勒斯坦或伊拉克都属于他们编织神话的范畴。

　　与这一主题相联系而又有些矛盾的是战争的主题。它用来彰显ISIL的军事能力，ISIL号称面临着全球反对穆斯林的阴谋，不过也传达了自己具有侵略性、应当被惧怕的讯息。他们常常提起武器的种类，展示军事硬件设施，来显示专业能力、赫赫名声以及技术水平。另外，战争的报道极其具有选择性而且偏向ISIL。ISIL控制了关于它自己行动的大量信息，几乎没有独立记者可以实地向大众证实信息正确与否，或者报道不同的内容。“拉卡正在无声中被屠杀”之类的本地新闻不得不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流通。结果就是，即使是ISIL的对手也不得不依赖ISIL的材料来掌握其行动。法国媒体最近把这种材料称作“宣传”，但是大多数媒体在使用这些材料的时候并没有注明ISIL是消息的来源。

　　这样的(虚假)消息立刻给这个拥有明确宗教不满的小团体一种归属感。比如说，展示战争期间及战争结束之后的战友情谊的视频就能够体现这种凝聚力。但是也有人质疑是这种包容性相较于“本地”受众，是否对ISIL在西方招兵买马更重要。

　　最后，所有这些叙事都编织成了或许是最重要的主题：ISIL的乌托邦。这种乌托邦是理解ISIL号召力的关键，因为它解释了ISIL不仅寻求削弱现存的世界秩序，而且还提供了创造性革命性的另一种出路。这另一条出路不仅仅是理论上的：据称它已经存在于ISIL宣称的领土之上，而且正在恢复8世纪至13世纪伊斯兰黄金时代的道路上前进。

　　……和目标受众

　　ISIL的每一种叙事都有其目的，而且为某一群体观众定制。其目标是多重的，从寻求大众支持到战士动员，到警告本地人不要和敌人合作，到迫使当地和国际敌人回应等。值得注意的是ISIL不依赖于战略传播来募集资金——它的大部分资金来源于领土内的活动。这些目标也显示出ISIL总体叙事的周期性和自我加强的属性、依靠树敌来用语言和行动表达仇恨。

　　ISIL面对的是四大类型的受众，对每种类型都有不同的方法。第一类目标受众是居住在ISIL控制范围内的人们。他们接受的信息来源主要是公众电影放映、海报、小册子和讲话。这一传播的主要目的是鼓励合作，防止敌对势力产生。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ISIL胡萝卜与大棒并重：突出了自己管理的能力，同时表明自己定期、公开地处决所谓间谍及其他不听话的人士。因而对这一类型的受众使用的主要是残酷、仁慈以及正义等元素。

　　ISIL管辖范围以外的受众主要是通过电子设备接触他们的信息。ISIL会根据目标来加工信息。

　　第二类目标群体是中东和北非的穆斯林。消息一般以阿拉伯语发出，主要目标是招募战士、寻求当地支持，以便将ISIL的活动范围扩大到第三方国家。

　　ISIL的“国外”战士约一半是阿拉伯人(人数最多的有：突尼斯6000，沙特阿拉伯2500，约旦2000，摩洛哥1500，埃及1000)，而“国内”战士主要来自伊拉克和叙利亚。因此，ISIL虽然声称为国际组织，但其实主要是阿拉伯组织。而面对阿拉伯受众时，ISIL的主要目的已经不再是招募。它的传播战略不是吸引民众来到其领土范围内，而是建立民众支持。这和ISIL的5年扩张计划一致。ISIL计划在5年将领土扩展至15世纪的阿拔斯王朝范围甚至更大——该领域囊括了大多数穆斯林为主的中东北非国家，加上西班牙和巴尔干等原先在奥斯曼土耳其和阿拉伯控制下的地区。因此，ISIL重点鼓励在这些地区建立地方衍生体(称为“省”)。有些地方(比如埃及、利比亚和也门)非常活跃，有些地方(阿尔及利亚和沙特阿拉伯)则不怎么活跃。(尽管尼日利亚“博科圣地”和索马里青年党已宣布效忠于ISIL，但它们并未被ISIL中央承认为省(wilayets)或行政二级单位。)

　　ISIL的第三类受众是非阿拉伯穆斯林，主要针对的是欧洲和前苏联国家。这两个地区加在一起，构成了第二大“国外”战士来源(第一是阿拉伯人)。目前为止，接触这些群体的目的主要是招募。传播的主要信息是乌托邦的理念以及归属感。虽然也有人道主义的目的，但也会使用战争和正义的元素(尤其在针对个人的招募当中)。向欧洲传递信息的主要特点是创造另类的、乌托邦式的生活方式，个人在其中可以获得意义、归属感和冒险经历。大多数信息是正面的，而非负面的，虽然有时候也向虔诚的穆斯林把欧洲的生活描述成不可能。

　　ISIL的第四大受众就是敌人——“犹太复国主义圣战分子”。ISIL需要这个敌人来为自己的存在正名。因此，ISIL的目标不仅仅是潜在的成员，而它传播信息的功能也不仅是把人们变得更加极端。它还需要敌方的反应。它还宣称，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文明终有一场大战，以此来作为自己存在的理由。为巴黎和布鲁塞尔的恐怖袭击欢呼、威胁其他欧洲城市、斩首西方记者都有着同样的功能，就是把ISIL定位成西方国家的敌人——不仅是在它自己的敌人眼中，而且还在支持者的眼中。没有敌人，ISIL就没有战斗的理由，最终就无法吸引到成员和希望成为ISIL政治活动中一分子的人们。ISIL的叙事围绕着勇敢的受压迫者展开，但是要存在下去，最重要的还是拥有一个强大的敌人。

　　（刊于《新视角》杂志总第74期（2017年2月））

前言

　　毋须解释本报告分析的议题和活动为何对欧盟及其整体安全已变得至关重要。俄罗斯以及所谓“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L，也称“达伊沙”(Daesh))支持着通过广播电视和网络所进行的基于虚假信息宣传的敌对行动，这些行动实际上部分地造成了欧盟邻近地区以及更小范围的欧洲自身的不稳定。由于它们的行动无疑是各具特点且各自为战的，因而常常被分别调研和分析。然而，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它们的合力效应已使欧盟有必要采取合乎自己的共同价值和利益且更加协调的一套行动和方针来持之以恒地应对。因此，试着将它们二者进行比较——不管它们在来源、目的和手段上可能有多么不同——以突显我们自身的软肋所在及解决之道，这样做是有价值的。同样有益的是，把不同类型的专家意见聚合、从迄今为止的经历中汲取经验教训。

　　欧盟安全问题研究所(EUISS)非常感谢欧洲议会对外政策总司(DG EXPO)提供机会，以使敝所更系统地探究这些问题以及调动必要的专业资源于(2016年)5月初开始展开一项重大研究。该项研究是基于双方2015年年末签署的框架服务协议展开的，本报告是该研究稍加更新和修订的版本。欧洲议会也友善地许可我们刊出这一版本供我们的既有受众使用，所以我们备加感谢。

　　本报告的完成时间之短、涉猎范围之广，确缘于集体之努力。欧盟安全问题研究所所长Antonio Missiroli和公共信息官John-Joseph Wilkins负责协调该项目并监管其总体结构和范围，包括完成导论和结语部分。Nicu Popescu在Martin Breitmaier、Ido Bar以及敝所之外的Dimitar Bechev、Cameron Johnston和Stanislav Secrieru的支持下，协调第一章的写作。Jan Joel Andersson在Zoe Stanley-Lockman的协助下，协调第二章的写作。Florence Gaub在所外的Samar Batrawi和Predrag Petrovi的帮助下，协调第三章的写作。我们希望该研究成果能有助于增强欧盟内外对战略传播重要性的认知并有助于聚焦和量身定制共同的有效应对之道。

　　Antonio Missiroli

　　2016年7月于巴黎

导论

　　就如同“混合”(hybrid，常常与战争、策略或威胁相联系)一词一样，“战略传播”(strategic communication(s))一词——本报告将以复数形式使用该词——近来已变得相当流行。而且，和hybrid一词并无二致的是，“战略传播”一词常常缺乏清晰的定义。当然，这种情况的优点是，该词能被用于指涉范围广泛又千差万别的问题和行为。然而，更好地理解其可能的指涉范围会有助于评估该词在何种程度上适用于本报告所分析的行动和行为体。

　　名之下，何为实?

　　广义而言，战略传播是将日程或计划灌输进“传播”行为中。“传播”的领域广泛，包含如下的个人和组织：创作新闻或推出信息者(公关公司、广播公司)，发表新闻和诉诸媒体者(记者)，对媒体与社会的相互影响进行研究者(研究人员)。作为一个涵盖性术语，“战略传播”将上述都囊括在内，特别是(信息的)推出和发表，这也是由于新出现的多种参与形式、不同类型媒体的激增以及低的进入门槛。

　　取决于其机构的性质，“战略传播”可以把从营销到政策都包括在内。它也可指一套步骤、一种专业，更不必说，一个独立的学术科目。极其重要的是，它隐含且要求全面的紧密协作和一致性，以有目的地实施一大套各式各样、定向且量身定制的行动。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2011年的一份报告提供了一个尤其对本文所涉范围而言有用的定义，即把战略传播描述为“系统的持续连贯的一系列行动，其实施贯穿于战略、操作、策略层面，能获得目标受众的理解并识别有效渠道来促进和维系特定行为”。

　　实际上，对于政策性组织而言，战略传播包括的要素有公共外交及“粉饰”、媒体关系、广告、招聘及培训，还有最为显著的高水平态势感知(“探察与阻遏”)。在操作方面，其蕴含防御性(“反应与应对”)和进攻性(“探查与推进”)两个维度。

　　是关于什么的

　　本报告，最初在(2016年)4月末为欧洲议会对外政策总司而准备，意在探讨“战略传播”这一概念是否以及如何适用于俄罗斯与所谓“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L)(的行为)，这两个外部势力是近年来造成欧盟邻近地区不稳定的最大因素。考虑到二者均实施了攻击性的信息战和欺骗性的媒体战，有保留地对它们使用“战略传播”这一术语当然看起来是适当的。也就是说，可能有必要对二者进行相当程度的区分，一方是拥有强有力资源、触角广泛延伸(包括在第三国的侨民)并与欧盟及其成员国在诸多问题上进行积极合作的大国，另一方是分散的组织，且既具有“原初国家”的特征或类似国家的行为以至握有版图，同时又具有宗派做派——跨越边界行动，法外行事，杀害欧盟公民。

　　相应地，本报告将分析“是什么”以及“如何”：对每一行为体、它们的特征、它们之间少有的相似点和诸多的相异点分别进行阐述。

　　本文也将强调针对上述战略传播活动已经采取和正在采取的应对之举——尤其是但不只是欧盟的举措(以及在这方面的约束条件和限度)。最后，本文将探讨在当前背景下，还能再做什么，什么能做得更好，以及如何做和由谁做。本文将特别关注源头、媒介、渠道、目标——包括非常规的——当然还有应对。本文将专门用方框来突显问题的特定方面、补充核心分析。

　　作为由成员国资助的一家自主的欧盟机构，欧盟安全问题研究所将主要聚焦欧盟的机构、团体特别是专业机构在战略传播领域已经发挥和能够发挥的作用。这是本报告没有把关于国家层面举措的详细系统阐述包括进来的原因;要阐述国家层面的举措，也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资源，并必须深入探究情报和反间行动这一敏感领域。

第一章　来自东方的战略传播

　　俄罗斯的战略传播在理念和机构上都是复杂的。既直接实施，也通过代理人实施，它们在俄罗斯国内、在欧盟的东部伙伴关系国(EaP)(包括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乌克兰——译者注)或欧盟自身及其候选国塑造人们对欧盟的看法。就其意欲达到的目标而言，如果不必保持一致性，俄罗斯的信息战已被证明是相当有效的：尽管内容常常是粗糙和欺骗性的，其传送却是老练的、对准目标的、针对不同受众而量体裁衣式的，并能够利用欧盟的弱点。

　　俄罗斯的宏大叙事……

　　格鲁吉亚和乌克兰(2003～2004年)的所谓“颜色革命”对俄罗斯而言是警钟。其引发的俄罗斯国内关于出了什么错的辩论使莫斯科得出结论，认为其需要加强自己的“软实力”，部分地凭借提供更具吸引力的物品，但部分地也凭借开发能推销自己的机制，这种推销通过媒体、非政府组织以及(从商业游说团体到政党的)其他关键角色来进行。极其重要的是，与之相配合的是如下认识：只“销售”俄罗斯是不够的。要消除俄罗斯和欧盟之间的“吸引力鸿沟”，必须提高俄罗斯的声誉——主要由“俄罗斯世界”基金会(Russkiy Mir)来促进，但也使用败坏欧盟声誉的手法。一家专门的电视频道——今日俄罗斯(RT)，恰在乌克兰橙色革命发生一年后推出，这是俄罗斯吸取经验教训的第一个有形结果。

　　过去十年俄罗斯多困于经济危机，这使其没有多少可堪夸耀的，然而，这种形势下却产生了关于外部世界尤其是欧盟的一连串负面新闻。集中攻击他者，而非推销自己，也使得俄罗斯可以把触角伸向对欧洲政治经济状况失望的社会群体。

　　俄罗斯的战略传播确实含有对一系列核心主题的一种“元”(meta)叙事或宏大叙事，这些主题在大部分传播活动中连续出现。然而，这些主题又是(依据俄罗斯的机会主义而)变动不居、常常自相矛盾的。不过，诸多桥段反复出现，这是克里姆林宫授意的媒体在系统地推销。

表一：推特（Twitter）与脸书（Facebook）上的卫星通讯社（Sputnik）

　　数据日期：2016年4月15日。

表二：推特与脸书上的今日俄罗斯（RT）

　　数据日期：2016年4月18日。

　　一方面绘声绘色地把西方刻画成侵略扩张的实体，另一方面又把西方描述为虚弱不堪、行将崩溃。欧盟被描绘成在财政和移民危机的合力重压下濒临解体。欧盟还被刻画为由于多轮仓促东扩而无法决策的笨拙的庞然大物。这两种描述轮流作用，从而预测出，欧盟就如同25年前的苏联一样，行将就木。

　　……和目标受众

　　这种信息战也试图迎合欧盟内的特定受众。极右翼政治团体的支持者欣然接受如下新闻：声称欧盟以支持LGBT(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译者注)的权利、忽视欧洲的基督教根基来加剧道德堕落，或者声称“欧洲的伊斯兰化”当前正在来临。对于极左翼，俄罗斯的信息战手法是灌输反美情绪，并把欧盟描绘成顺从华盛顿的伙伴或傀儡。

　　对于左右翼，俄罗斯也依凭和推进一种反干涉主义的叙事，把西方在科索沃、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的军事行动——以及在乌克兰的冲突——都描绘成一系列非法的侵略性行动。在伊拉克的惨败被作为最重要的例子，用来重构对诸如科索沃和乌克兰等其他危机的辩论。

　　俄罗斯的战略传播活动也对准（并试图影响）西方的具体政策，尤其是西方针对俄罗斯的政策。这在制裁问题上是显而易见的。总体而言，也不出所料，俄罗斯攻击性地推销如下观念：制裁并不奏效，不应延长。把这一主题加工以适应商界口味，莫斯科试图造成一种印象：制裁对欧盟的损害超过其对俄罗斯的损害。莫斯科暗示，除了收入损失，欧盟可能长期丧失在俄罗斯的市场而被竞争对手所占，莫斯科并常常引述说中国是替代者。莫斯科还加工这种信息以适应欧盟各国政府的口味，强调由于强加制裁，它们已经丧失了那么多就业岗位。

　　莫斯科的最终目标是让欧洲受众确信欧盟在专注于幻想中的来自俄罗斯的威胁，而忽略了来自南方的真正威胁。俄罗斯还定期涉入欧洲内部其他颇具争议的议题，如苏格兰公投、英国脱欧或者阿桑奇事件。欧盟内部任何潜在的罅隙或现实的分歧都被俄罗斯抓住并夸大其词。难民危机就是一个明证：俄罗斯试图激化这一问题，支持近乎极右翼种族主义的反难民立场，同时又压制俄罗斯国内可能损害与本国穆斯林群体关系的任何信息。因此，虽然俄罗斯的新闻头条指责欧洲对巴黎和布鲁塞尔恐怖袭击的过度纵容，但俄罗斯的国家电视台甚至不报道一个乌兹别克圣战主义者移民在莫斯科杀害一名儿童的新闻。

　　俄罗斯把同样类型的这些叙事用在欧盟东部伙伴关系国，尽管随着区域而有变化。对欧盟政策的攻击是导向性的主题，同时常常把欧盟等同于苏联，并把欧盟描述为一个怀有敌意的地缘政治计划。潜台词是摆脱了苏联的欧盟东部伙伴关系国得到的只不过是在一个类似实体下再次丧失自由，而这个实体现在同样濒于经济崩溃。就文化而言，欧洲被描绘成一个道德堕落、背叛基督教传统的文明体。亲克里姆林宫的媒体还警告说难民即将被从欧盟再安置到东部伙伴关系国，或者警告说欧盟的联系国协定将迫使签约国接受同性婚姻。

　　攻击的二线目标是欧盟成员国和机构的领导人。其背后的逻辑是：欧盟领导人看起来越糟糕，作为一个整体的欧盟会显得越虚弱，结果，相较之下，俄罗斯的领导力会更令人钦佩。相应地，俄罗斯经常通过信息传达对欧盟官方声明的歪曲解读，把欧盟描绘成无礼、自私、对东部伙伴关系国冷漠以对的。把欧盟领导层说成是被美国控制，并认为欧盟成员国身份是无法获得的。还经常指责欧盟掩盖政府腐败或公开干涉内政。

　　俄罗斯的传播战还试图在欧盟东部伙伴关系国和它们的毗邻欧盟成员国之间打入楔子。莫斯科经常在当地媒体编织围绕领土主张的故事(例如，罗马尼亚或匈牙利针对乌克兰的领土要求)或其他新兴的“安全威胁”(例如，来自罗马尼亚的“吉普赛人团伙”(‘Roma gangs’))。俄罗斯也把波罗的海国家、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描绘成失败国家，说这些国家经济萧条、人口衰减，沦为欧盟的二流成员，还预言东部伙伴关系国如果加入欧盟将会有同样的命运。

　　在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白俄罗斯，俄罗斯激发当地精英对外部势力精心策划政权更迭的恐惧。俄罗斯的叙事把欧盟描绘成力图削弱这些国家的政府以取得优惠使用这些国家自然资源或工业资产的机会。在这种语境下，欧盟的经济援助及限制条件被描述成意在加重这些国家债务负担从而加重其依附性的刻意举动。

　　相较之下，在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乌克兰，俄罗斯使用统一的信息战，散布关于“深入全面自由贸易协定”(DCFTAs)和免签证制度的毁灭性后果。前者据称导致工业退化、失业和丧失进入俄罗斯市场的机会，后者被说成导致难民再安置、恐怖袭击、对LGBT权利的强制立法以及对向东流动的限制等风险。

　　在西巴尔干的大部分区域，俄罗斯还实施相当复杂的传播战略，并拥有重要的基础设施。例如，它开办了塞尔维亚语网络和平面媒体，向整个前南斯拉夫地区的受众播送。2014年，卫星通讯社开办了塞尔维亚语节目，包括数字广播电台。还有报道说今日俄罗斯(RT)将开办塞尔维亚语节目，吹嘘称未来由知名电影导演艾米尔•库斯图里察(Emir Kusturica)担任主管;但这仍有待实现。

　　还有许多由莫斯科(尽管非公开)承担经费以及资助的媒体，经常结合阴谋论和塞尔维亚极端民族主义，推销克里姆林宫的世界观。这包括期刊以及“地缘政治”(Geopolitika)、“东方”(Vostok)、“新闻阵线”(News Front)、“俄罗斯快报”(Ruski ekspres)和“公报”(Gazeta)等门户网站。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有当地媒体明确支持克里姆林宫［“真相”(Pravda)、“密封”(Pečat)、“发布”(Oslobodjenje)、Srbin.INFO、“国家力量广播”(SnagaNaroda radio)，以及马其顿门户网站Infomax］。公开支持克里姆林宫的观点还在一部分老牌的平面和电子媒体中占据重要版面。例如，分析家米罗斯拉夫•拉赞斯基(Miroslav Lazanski)最近在塞尔维亚最悠久的日报《政治报》(Politika)上发表专栏文章，抨击说巴拿马文件的曝光是由美国发起的针对普京的攻击。

　　越来越大的组织网络更深入地维系着俄罗斯的战略传播，该组织网络包括政治机构、政府资助的非政府组织(NGOs)、民间社团、学生团体以及政治运动或政党。设于贝尔格莱德的智库欧洲-大西洋研究中心(Center for Euro-Atlantic Studies)最近的一份报告计算出这样的实体有80个。名单中重点列出了“俄罗斯之家”(Russian House)，该机构的根源可追溯到内战时期离开俄罗斯的白俄移民，其现在是俄罗斯战略研究所(Russian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的当地分支部门的驻地——这一研究所隶属于俄罗斯联邦总统。“俄罗斯之家”还是亚历山大•戈尔恰科夫公共外交基金(Alexander Gorchakov Public Diplomacy Fund)的驻地，该基金董事会成员包括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还有其他的俄罗斯智库——诸如运营一家塞尔维亚语门户网站的“战略文化基金会”(Strategic Culture Foundation)等——活跃在塞尔维亚，有大量当地团体(如新塞尔维亚政治思想基金会(New Serbian Political Thought Foundation))和这些智库合作。

　　很多政党与俄罗斯有联系，如沃伊斯拉夫•舍舍利领导的塞尔维亚激进党(SRS)，舍舍利最近被位于海牙的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根据联合国安理会1993年通过的827号决议而建立——译者注)宣判无罪;塞尔维亚民主党(DSS)也与俄罗斯有联系。同样有联系的有“德维利政治运动”(Dveri political movement)以及诸如第三塞尔维亚党(Third Serbia Party)等次要角色。而且，普京的统一俄罗斯党与该地区的很多政治团体保持联系，如独立社会民主人士联盟(Alliance of Independent Social Democrats)，其在波黑塞族共和国执政，在2011年因其民族主义政策而被社会党国际开除。

　　塞尔维亚正教会也提倡与俄罗斯发展更紧密的关系，这可能并非巧合，因为俄气最近承诺资助在贝尔格莱德修复圣萨瓦教堂。牧首伊里内伊(Irinej)认为塞尔维亚政府应该感谢莫斯科，因为其在2015年11月阻止科索沃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伊里内伊并提出观点认为在应对与欧洲、美国的僵局上，塞尔维亚和俄罗斯是一致的。此外，该教会在黑山的都主教Amfilohije(其面临与自主的黑山正教会的竞争)已经游说对加入北约问题进行全民公决。

　　俄罗斯的影响

　　在欧盟，对于直接或间接与俄罗斯相关的问题，几乎没有可比较或系统的民意调查数据。而所谓俄罗斯在欧盟的“软实力”攻势获得极大成功的说法，可能是夸大其词(不过，在欧盟东部伙伴关系国和西巴尔干的情形更加复杂)。几个可用的民调显示，在过去几年，俄罗斯在整个欧盟的形象明显恶化，尤其在乌克兰危机开始之后。

　　俄罗斯在向欧洲公众推销其乌克兰叙事上不是特别成功。在欧盟主要成员国，显著多数的人谴责俄罗斯或亲俄分离主义者要为乌克兰战争的爆发负责，而俄罗斯的官方口径是冲突由乌克兰和西方造成。同时，同一民调显示，15%～20%的人相信莫斯科的说法，由此表明俄罗斯的信息战对一部分欧洲民众具有吸引力。当然，俄罗斯既没有赢得欧洲战线上争夺心灵和思想之战的胜利，也没有主宰欧洲对于特定议题的公共辩论(例如，无论如何，没有证据表明它成功影响了荷兰最近对于欧盟-乌克兰自由贸易协定的公投行动)——但是，它也没有失败。俄罗斯的叙事有意利用了欧盟里日益增大的对内不满，已经“向上扩散”到相当重要部分的欧洲精英，并影响到欧洲与乌克兰、俄罗斯的交往方式。

图一：北约国家民众认为俄罗斯应该对乌克兰发生的暴力承担最大责任

谁应该对乌克兰东部发生的暴力负最大责任?

　　注：自愿受访者回答“不只一方”、“上述所有各方”以及“上述各方都不是”的数据没有列出。所有分类中，自愿受访者国家代表的均少于15%。

　　来源：皮尤研究中心，2015年春全球态度调查(Global Attitudes Survey)，Q47。

图三：欧洲人、美国人对俄罗斯持有更负面的看法

你对俄罗斯持有正面还是负面看法?

　　来源：皮尤研究中心，2014年春全球态度调查，Q15e。

　　在欧盟东部伙伴关系国，俄罗斯战略传播行动的主要目标是塑造大众对于欧盟的看法。促进这一目标实现的手段如下：传播信息的语言，俄语媒体和社交网络的相对普及，规模可观的说俄语的少数族群的存在，普京领导风格的吸引力，作为替代欧盟的可行的欧亚经济联盟(EAEU)的强势推进，以及人们对阴谋论的总体接受。

　　另外的促成者是当地精英内生的反欧盟说辞以及据称亲欧盟的执政联盟的表面失败。根据欧洲邻国晴雨表(European Neighbourhood Barometer)，东部受访者中对欧盟持负面看法者从2012年的13%大增至2014年的21%。民调还显示，不认为欧盟将给该地区带来稳定与和平者也在增加(从26%增至34%)。欧盟的形象主要在交往较浅的国家(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白俄罗斯)受损，但在格鲁吉亚也受损。在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公众或政界中的反俄者甚至常常接受一些俄罗斯对于欧盟的叙事。

　　在亲欧盟情绪更强的地域，莫斯科致力于延续或加深社会中存在的分歧。在格鲁吉亚，随着对2008年战争记忆的慢慢消退，对于俄罗斯和欧亚经济联盟的态度正在变暖。根据全国民主研究所(NDI)进行的民调，对欧盟的支持已从2013年年末的80%以上降至2015年年中的61%。与俄罗斯的信息战相一致的是，更少的格鲁吉亚人(从2014年的约60%降至2015年的45%)现在认为与欧盟融合会带来利益。影响力很大的格鲁吉亚正教会也助力俄罗斯的一些信息战，该教会把欧盟描绘成过于注重LGBT权利的道德堕落的实体。然而，在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乌克兰等国，尽管面临来自教会的反对(这种反对是明显保守、常常质疑欧盟的)，这些国家的政府都采纳了反歧视的法律——这是免签证到欧盟旅行的前提条件之一。

　　根据公共政策研究所(IPPR)的数据，摩尔多瓦国民中，会投票反对摩尔多瓦加入欧盟者从2010年的18%增至2015年的33%。如果现在做出选择，42%的摩尔多瓦人会投票支持加入欧亚经济联盟，而39%会选择成为欧盟成员。说俄语的少数族群中的反欧盟情绪(在60%到70%之间)超过平均水平。而与俄罗斯叙事相一致的是，支持与欧盟融合的人中有很多甚至认为欧盟与摩尔多瓦已经签署的联系国协定还是会造成损害。

　　在乌克兰，对克里米亚的并吞和随后在顿巴斯的冲突已经暂时削弱了俄罗斯的吸引力，但并没有完全毁掉它。根据拉祖姆科夫中心(Razumkov Centre)的民调，在各种一体化方案的竞争中，欧盟仍然明显领先于欧亚经济联盟(尽管领先优势在慢慢缩小)——57%比16%。但是，也存在同样明显的地区分化：在该国西部和中部，对欧盟的支持率最高(分别是81%和58%)，而在南部和东部，反对加入欧盟者超过了支持者(南部是39%比33%，东部是45%比37%)。

　　西巴尔干的情形有些复杂。2014年的盖洛普民调显示塞尔维亚国民认为俄罗斯是该国最大的施援者，显著领先于欧盟。然而，综和考虑，欧盟及其成员国从2000年起已对该地区花费了35亿欧元。俄罗斯贡献的不及该数目的十分之一——主要是通过贷款而非赠予的方式——而且落后于美国甚至日本。

　　由于塞尔维亚的规模、其位于西巴尔干的中心、其邻国存在大的塞族人群体(尤其是波黑和黑山)，它成为俄罗斯发挥影响力的一个主要渠道，俄罗斯借以影响更广泛地域的媒体、政治辩论和公众舆论。因此，莫斯科影响(该地区)内政和社会的能力是显著的。例如，2015年秋，黑山政府谴责俄罗斯在背后支持反政府抗议活动。总理米洛•久卡诺维奇当时称国内存在亲西方者和亲俄者之间的分裂，以此来不分青红皂白地猛烈抨击他所有的批评者。俄罗斯还是波黑塞族共和国总统米洛拉德•多迪克的关键外交盟友，多迪克威胁说要削弱波黑的统一。

　　社会学调查描绘了一幅清晰的图景。2015年12月，益普索(Ipsos)民调发现72%的塞尔维亚国民对俄罗斯持正面看法，而对欧盟和北约持正面看法者分别只有25%和7%。在塞尔维亚，普京是迄今最受信任的外国领导人;一次民调中，其领先于总理亚历山大•武契奇。在波黑塞族共和国也一样，而当高度政治化的事件发生时，(对普京的)支持趋于高峰：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投票反对称斯雷布雷尼察(Srebrenica)事件为种族灭绝时(2015年7月)，普京参加纪念贝尔格莱德解放70周年阅兵式时(2014年10月)，在该国洪灾后俄罗斯援助时，或者人道主义物资运送给科索沃北部的塞族人时(2011年)。相较之下，2016年1月，47.3%的黑山人支持成为北约成员而37.1%的人反对。在马其顿共和国，对北约的支持率甚至更高(83%)，但是，由于该国的加入受阻，其没有迫切的需要在西方和莫斯科之间选边站。

　　俄罗斯在该地区赢得心灵和思想之战的能力并没有必然带来其对政府政策的影响力。而塞尔维亚又是一个例证。总理武契奇寻求加入欧盟、深化与北约的合作，以此来加强与西方的关系。不过，贝尔格莱德、斯科普里和萨拉热窝(由于波黑塞族共和国)拒绝支持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并热衷于通过与莫斯科保持关系来获得经济红利。相较之下，寻求早日加入北约、欧盟的黑山，实施和支持(针对俄罗斯的)限制性措施。纵然该国看到了俄罗斯在该国工业部门、旅游业和房地产业的大额投资，其领导层仍明确支持与西方的融合。在该地区的其他区域，尤其是阿尔巴尼亚，俄罗斯的影响可以忽略。

　　在大多数西巴尔干国家，就像其政府一样，民众也更喜欢鱼与熊掌兼得：加入欧盟而不抛弃俄罗斯。不过，结果是对欧盟的偏好强烈。即使在塞尔维亚，民调显示，大多数人宁可在西欧生活、工作和学习而不愿在俄罗斯。欧盟所欠缺的是俄罗斯的情绪感染力，这种感染力来源于共同的文化归属感和共有的受害于西方的心理。

表三：欧盟驻各东部伙伴关系国代表团在推特和脸书上的影响力

　　统计时段：2016年3月18日至4月18日。

表四：欧盟驻西巴尔干各国代表团在推特和脸书上的影响力

　　统计时段：2016年3月18日至4月18日。

第二章　北约的战略传播

　　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占领被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菲利普•布里德洛夫(Philip Breedlove)描述为可能是“信息战历史上我们所见到的最令人惊奇的闪电战”。然而，盟军对于(虚假)信息战和现在被称为“战略传播”的行为的关注已经有长久的历史。

　　尽管当时没有被称为战略传播，整个冷战期间，苏联在西欧的隐秘行动的威胁是非常真实存在的，这些行动包括破坏西欧的影响力、恐吓西欧国家国内受众以及削弱西欧国家执政的政治结构。在1947年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Cominform)成立后，共产主义宣传增加。该机构的建立使苏联、其在东欧的卫星国及西欧的共产党能够协调信息和宣传行动并能利用西方国家之间的不和。

　　对苏联宣传和影响力的担忧导致几个西方国家建立了它们自己的信息和(反)宣传机构。然而，很多西方国家当时不愿参与在情报事务上的紧密合作——甚至不愿与近邻、盟友进行——而更愿由本国来控制情报。

　　北约信息局(NATIS)——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公共外交司——于1950年建立。冷战期间，其主要工作是在成员国公众中宣传北约，而不是直接参与反共产主义宣传。在共产党规模庞大、组织有序的国家，对北约的支持特别弱。只有一小部分人知道北约是什么、如何运转，因而有担忧共产主义宣传会利用这种广泛存在的认知缺乏，损害联盟整体的防务努力。北约信息局协调成员国政府在该领域所做的工作，也自己制作信息材料(海报、小册子、演讲和系列研讨、电影以及巡回展览)。然而，很多成员国政府缺乏热情，北约信息局又没有专门预算，迫使其依赖不定期的国家出资，由此限制了其工作。实际上，北约的几个欧洲成员国抵制更高的集权度和信息共享活动，而认为在开展(反)宣传活动上，每个国家都应该保有自由以使这些活动适合本国的要求和需要。

　　回到未来?

　　2014年1月起，北约战略传播卓越中心(StratCom CoE)投入使用。该中心位于里加，视战略传播为达成政治和军事两种目标的工具。北约战略传播卓越中心有23名职员，大致分为行政人员和专家两个部门。这些职员来自民用、军事、私立和学术部门并和这些部门协调，以支持和推进北约的传播进程。除了发布包括不定期报告和一年两期的同行评审期刊《防务战略传播》(Defence Strategic Communications)在内的分析报告外，北约战略传播卓越中心还使用现代技术和虚拟工具向联盟提供有效支持。

　　根据该中心网站，2015年该中心的主要活动有：

　　•支持北约军事委员会战略传播政策与学说的发展;

　　•研究如何识别混合战(hybrid warfare)情形的早期迹象;

　　•发展《防务战略传播》学术期刊;

　　•研究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信息战;

　　•研究北约及其成员如何保护自身免于颠覆策略;

　　•研究驻阿富汗联军十年的战略传播活动以从中提炼出最好的做法和经验教训;

　　•分析北约战略传播政策在整个北约军事指挥架构中的实施情况;

　　•研究战略传播在盟国内部的实施情况;

　　•研究ISIL的信息战及其对北约国家社会的影响;

　　•为高级官员开发在线的战略传播入门课程，并为国际参谋人员开发基础和高级课程;

　　•支持北约战略传播培训和教育，包括应用教育;

　　•研究在混合战中社交媒体是如何被用作武器的。

　　迄今为止，并不知悉北约发起过针对ISIL的战略传播行动。

第三章　来自南方的战略传播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the Levant，缩写为ISIL)的战略传播在短期内名声大振。其传播的内容，以及传播的方式——漂亮的杂志和视频、对社交媒体的有效使用——都重新定义了政治信息在争议中传递的方法。从容易受到“文明冲突论”影响的国际反对者，到ISIL的活跃成员和潜在成员，ISIL的战略传播为多种群体专门订制信息。但是归根结底，所有这些都与ISIL“确保组织生存，尽可能控制更多领土”的长期战略规划紧密联系。

　　为了达到目的，ISIL的战略传播遵循了四大目标：

　　•将本组织描述成在军事上和治理上都在有效运转的机构;

　　•吸引并留住成员;

　　•解释其意识形态;

　　•灌输恐惧、分化社会。

　　这样看来，ISIL的信息传播既连贯一致，又有战略规划。

　　ISIL的宏大叙事……

　　ISIL的叙事有若干来源，创造性地结合了伊斯兰宗教文本、穆斯林受西方压迫的阴谋论，以及“受压迫者”和青年文化叙事。这样的结果就是“圣战酷”，正如ISIL的同情者、网友“Bint Chaos”写在她博客上的：

　　“圣战分子看起来很酷——就像忍者、像电玩里的勇士——甚至有些坏坏痞痞的，而他们的对手不是。”CVE(指Countering Violent Extremism反暴力极端主义)的一方则“主要由中年白人男子、一些吓坏了的前圣战分子、若干中年妇女构成。圣战分子的武器很酷。圣歌清唱很酷……”她继续写道，他们还有“年轻激情的伊玛目在战场上搏斗”，而CVE“只有领美元的老古董学者……萨拉菲圣战虔诚又时髦。引用经文、学习经文也很酷。而CVE绝对毫无招架之力。……我爱圣战行话——dem、bait、preeing、binty、akhi(兄弟)……就像电视剧《苍穹浩瀚》里的贝尔特话。而且它借鉴了各种语言，因为参与圣战的人来自所有的种族和族群。这是青年人反主流文化的声音和底层人群革命的声音。就像美国的贫民区文化一样——时髦在不可阻挡地演化”。

　　ISIL的叙事主要依靠6个元素，使用频率均等。虽然国际媒体上最常引用的是残酷的元素，但实际上，仁慈、受害者立场、战争、归属感和乌托邦的主题也至少用得一样多。

　　使用残酷这一元素炫耀着必胜的信心，也是力量的彰显。由于大部分目标受众身处阿拉伯世界和当地，描述对间谍和背叛者的严酷惩罚可以用来阻挠一切与敌人的合作。比如说他们把在摩苏尔对士兵进行的砍头和虐待的行为主要归因于伊拉克军队的逃兵事件。同时，这些宣传也向境外的潜在敌人散布了恐惧。

　　另一方面，ISIL也在其他视频里显示出仁慈，显示出对忏悔的嘉奖。这两个主题共同传递了这样的信息：ISIL严格而正义，不管个人受到残酷还是仁慈的对待都是由其自身行为导致。

　　与此同时，ISIL运用受害者立场的叙事来为其对“犹太复国主义十字军”进行“反抗”和“复仇”正名，并宣称该对手正在对伊斯兰掀起全球战争。从殖民列强创造中东国家到占领巴勒斯坦或伊拉克都属于他们编织神话的范畴。

　　与这一主题相联系而又有些矛盾的是战争的主题。它用来彰显ISIL的军事能力，ISIL号称面临着全球反对穆斯林的阴谋，不过也传达了自己具有侵略性、应当被惧怕的讯息。他们常常提起武器的种类，展示军事硬件设施，来显示专业能力、赫赫名声以及技术水平。另外，战争的报道极其具有选择性而且偏向ISIL。ISIL控制了关于它自己行动的大量信息，几乎没有独立记者可以实地向大众证实信息正确与否，或者报道不同的内容。“拉卡正在无声中被屠杀”之类的本地新闻不得不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流通。结果就是，即使是ISIL的对手也不得不依赖ISIL的材料来掌握其行动。法国媒体最近把这种材料称作“宣传”，但是大多数媒体在使用这些材料的时候并没有注明ISIL是消息的来源。

　　这样的(虚假)消息立刻给这个拥有明确宗教不满的小团体一种归属感。比如说，展示战争期间及战争结束之后的战友情谊的视频就能够体现这种凝聚力。但是也有人质疑是这种包容性相较于“本地”受众，是否对ISIL在西方招兵买马更重要。

　　最后，所有这些叙事都编织成了或许是最重要的主题：ISIL的乌托邦。这种乌托邦是理解ISIL号召力的关键，因为它解释了ISIL不仅寻求削弱现存的世界秩序，而且还提供了创造性革命性的另一种出路。这另一条出路不仅仅是理论上的：据称它已经存在于ISIL宣称的领土之上，而且正在恢复8世纪至13世纪伊斯兰黄金时代的道路上前进。

　　……和目标受众

　　ISIL的每一种叙事都有其目的，而且为某一群体观众定制。其目标是多重的，从寻求大众支持到战士动员，到警告本地人不要和敌人合作，到迫使当地和国际敌人回应等。值得注意的是ISIL不依赖于战略传播来募集资金——它的大部分资金来源于领土内的活动。这些目标也显示出ISIL总体叙事的周期性和自我加强的属性、依靠树敌来用语言和行动表达仇恨。

　　ISIL面对的是四大类型的受众，对每种类型都有不同的方法。第一类目标受众是居住在ISIL控制范围内的人们。他们接受的信息来源主要是公众电影放映、海报、小册子和讲话。这一传播的主要目的是鼓励合作，防止敌对势力产生。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ISIL胡萝卜与大棒并重：突出了自己管理的能力，同时表明自己定期、公开地处决所谓间谍及其他不听话的人士。因而对这一类型的受众使用的主要是残酷、仁慈以及正义等元素。

　　ISIL管辖范围以外的受众主要是通过电子设备接触他们的信息。ISIL会根据目标来加工信息。

　　第二类目标群体是中东和北非的穆斯林。消息一般以阿拉伯语发出，主要目标是招募战士、寻求当地支持，以便将ISIL的活动范围扩大到第三方国家。

　　ISIL的“国外”战士约一半是阿拉伯人(人数最多的有：突尼斯6000，沙特阿拉伯2500，约旦2000，摩洛哥1500，埃及1000)，而“国内”战士主要来自伊拉克和叙利亚。因此，ISIL虽然声称为国际组织，但其实主要是阿拉伯组织。而面对阿拉伯受众时，ISIL的主要目的已经不再是招募。它的传播战略不是吸引民众来到其领土范围内，而是建立民众支持。这和ISIL的5年扩张计划一致。ISIL计划在5年将领土扩展至15世纪的阿拔斯王朝范围甚至更大——该领域囊括了大多数穆斯林为主的中东北非国家，加上西班牙和巴尔干等原先在奥斯曼土耳其和阿拉伯控制下的地区。因此，ISIL重点鼓励在这些地区建立地方衍生体(称为“省”)。有些地方(比如埃及、利比亚和也门)非常活跃，有些地方(阿尔及利亚和沙特阿拉伯)则不怎么活跃。(尽管尼日利亚“博科圣地”和索马里青年党已宣布效忠于ISIL，但它们并未被ISIL中央承认为省(wilayets)或行政二级单位。)

　　ISIL的第三类受众是非阿拉伯穆斯林，主要针对的是欧洲和前苏联国家。这两个地区加在一起，构成了第二大“国外”战士来源(第一是阿拉伯人)。目前为止，接触这些群体的目的主要是招募。传播的主要信息是乌托邦的理念以及归属感。虽然也有人道主义的目的，但也会使用战争和正义的元素(尤其在针对个人的招募当中)。向欧洲传递信息的主要特点是创造另类的、乌托邦式的生活方式，个人在其中可以获得意义、归属感和冒险经历。大多数信息是正面的，而非负面的，虽然有时候也向虔诚的穆斯林把欧洲的生活描述成不可能。

　　ISIL的第四大受众就是敌人——“犹太复国主义圣战分子”。ISIL需要这个敌人来为自己的存在正名。因此，ISIL的目标不仅仅是潜在的成员，而它传播信息的功能也不仅是把人们变得更加极端。它还需要敌方的反应。它还宣称，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文明终有一场大战，以此来作为自己存在的理由。为巴黎和布鲁塞尔的恐怖袭击欢呼、威胁其他欧洲城市、斩首西方记者都有着同样的功能，就是把ISIL定位成西方国家的敌人——不仅是在它自己的敌人眼中，而且还在支持者的眼中。没有敌人，ISIL就没有战斗的理由，最终就无法吸引到成员和希望成为ISIL政治活动中一分子的人们。ISIL的叙事围绕着勇敢的受压迫者展开，但是要存在下去，最重要的还是拥有一个强大的敌人。

　　ISIL的做派

　　ISIL的传播策略具有创造性，尤其对其领土以外的受众使用了当代技术。但是必须强调的是，并非所有的ISIL宣传都由机构本身制造。实际上，ISIL的战略传播经过了从垂直到水平的转换。“生活报媒体中心”(Al-Hayat Media Centre)等实体依然是ISIL传播的核心，但是成员和同情者也会产生内容，这些内容不大可能完全在ISIL中央的掌控之中。不管怎样，这种传播风格更快速灵活，对于ISIL来说是有利的。个人和官方信息的界限模糊了。一位欧洲同情者发布的视频和其他同情者发布的内容一同在网上传播，不必ISIL费任何气力。这在欧洲圣战分子中尤其受欢迎，因为他们的活动环境比阿拉伯圣战分子要少去很多等级制因素。

　　图五描述的是ISIL线上内容产出的基本结构，这里的举例并不穷尽，但能够体现出网络的不同分支。由这些渠道发表的声明和视频一般会通过网站和论坛等再次传播。

　　在自己的领土以外，ISIL运用了多种方式接触受众。政府难以控制的社交媒体尤其成为ISIL的战场。社交媒体平台竭力对用户进行监管，但是封号并不意味着他们不能重新注册。ISIL在推特等阵地上使用的“打鼹鼠游戏”意味着ISIL从来不能被完全封锁。但是其生存也更加艰难。推特就反复删除圣战分子的账号，在2015年年中到2016年春期间关闭了12.5万相关账号。虽说这样并不能阻止ISIL成员与同情者再次注册，但是也相当程度地降低了他们的影响力，因为吸引粉丝关注是需要时间的。

　　ISIL使用这些在线平台的主要目的是招募和寻求支持，但是对于信息发送者和接受者来说，信息是高度个人化的。ISIL在推特上的账号影响力的多少很难确定：有些研究认为有5万个账号，但是并非所有账号的影响力都一样。有些账号(约1000个)能够产生内容，但是其他的不过是转发和推广。ISIL发现了在推特上将影响力扩大的方法。用一个特别设计的“黎明报喜”(Dawn of Glad Tiding)应用可以自动转发消息，同时还能避开推特的垃圾信息甄别算法。这样，ISIL可以每天发送4万条信息。不过，3个月以后Google Play删除了这款应用。

　　大多数ISIL的推特用户身处叙利亚或伊拉克或其他有争端的地方，而非欧洲和美国。80%的推特内容是阿拉伯语，20%使用英语及其他语言。但是这些用户只是互相联系，却没有召集新的支持者。因此这个平台只是一个碰头地点，而不是一个扩音器。

　　与之相反的是，脸书和其他类似的网站主要被用于招募新成员。因为这种网站可以把对帖子表达同情的人(通过点赞按钮)联系起来，甚至可以把不主动的用户认定为同情者。更重要的是，ISIL使用“暗网”上的网站来联系支持者，扩大宣传。这些隐藏的网站和论坛很难登入，而且比脸书、推特都要更难以追踪，因而对于安全部门来说也是难题。

　　但是，ISIL也使用更加广泛的、较少私人订制色彩的现代方法，比如说视频。除了用于彰显实力、制造恐惧的残忍斩首视频之外，ISIL还有比较友好的视频。视频内容一般是年轻男性在使用武器，一起大笑或者一起祈祷——这是之前提到过的乌托邦叙事。这些视频一般由英语或者法语母语者进行旁白，然后配上古兰经歌曲。视频一般用于评论如布鲁塞尔恐怖袭击之类的大事件，或者用来威胁特定的群体。

　　视频的剪辑可以是非常专业的，也可以用iMovie等简单的应用进行制作。ISIL也会在视频里使用电脑游戏的形象，而且也使用电脑游戏进行宣传。ISIL修改了《侠盗猎车手5》《武装偷袭3》等知名游戏，让用户在其中扮演杀害西方公民和警察的ISIL战士。值得注意的是，修改这种游戏本身并没有创造性，而且也不是特别困难。但是这种宣传针对的是某一特定年龄群体，而且也塑造了“圣战酷”的口碑。

　　ISIL还使用一些传统传播方式，比如杂志和声明。它的主要印刷出版物是2014年7月首次出版的《达比克》(Dabiq)杂志，出版周期并不确定，第14期是2016年4月。刊名“达比克”本是叙利亚北部的一座小城，也是被认为“穆斯林和叛教徒末日决战”的地方。杂志的内容是教旨文章、时事政治评论、阵亡战士照片、ISIL统治下的生活状况以及前线新闻等。杂志是以PDF文档格式发表的，设计非常精美。有英语和阿拉伯语两种版本，有几期还被译为了其他语言。

　　ISIL还通过其官方渠道对巴黎和布鲁塞尔恐怖袭击等重要事件发表声明。它在声明中使用宗教话语，以此来提高在伊斯兰人群中的声望，并将声明译为若干种语言。

　　阿拉伯语世界的反ISIL叙事

　　虽然ISIL常常突出自己对所有穆斯林的号召力以及它的伊斯兰根基，但它并没有得到穆斯林或者阿拉伯世界的倾力支持(例如，在皮尤研究中心对11个国家进行的一次民调中，除了巴基斯坦外的其他所有国家中41%～99%的受访者“非常反对”ISIL的观点，巴基斯坦受访者中有19%回答“非常反对”，而62%拒绝提供答案。参见http://www.pewglobal.org/2015/11/17/views-of-isis-topline/)。实际上阿拉伯世界有很多反对ISIL的叙事。其中最主要的两类就是讽刺和神学讨论。

　　阿拉伯语反ISIL叙事最活跃的场所是YouTube网站。个人活跃者可以上传内容，阿拉伯世界的官方电视台也可以在这个免费的平台上发布内容，也就是说其内容既多元又容易获取。讽刺是最主要的反ISIL叙事形式，官方背景的电台频道和个人用户都使用讽刺来削弱ISIL信息的核心元素。比如说伊拉克媒体基金会制作了一个讽刺节目，叫做“迷信国”(是对“伊斯兰国”的文字游戏)，主要针对ISIL的残忍和仁慈这两大主题。节目的总浏览量高达90万人次，最受欢迎的一集内容里有对著名卡通人物海绵宝宝的审判。

　　另外一个很有影响力的视频是巴勒斯坦电视节目《话题祖国》(“Watan A Watar”)的一集，该节目主要批评巴勒斯坦社会和政治，而这一集的内容是戏仿ISIL检查站的残忍和仁慈政策，收视人数几近200万，并得到英语媒体的广泛报道。

　　叙利亚当地的活跃者制作的一系列有力的动画电影也是反ISIL叙事的组成部分。其中之一的标题是“没有不同”，内容是ISIL和巴沙尔政权使用相同的暴力手段，因此都一样的坏。在一个题为“ISIS2080”的视频当中，ISIL战士以怀旧的口吻叙述了ISIL之前的生活：电器、自来水、汽车、飞机、自由，甚至伊斯兰就是遥远过去的遗迹。人们不想反转现代性，ISIL提供的另一种出路实际上是反面乌托邦。

　　神学讨论也构成了反ISIL叙事的一大重要部分，就像萨拉菲内部关于萨拉菲合法性的讨论导致阿布•巴斯尔•塔图斯(Abu Basir al-Tartusi)、阿德南•阿罗奥尔(Adnan al-Aroor)、萨法尔•哈瓦里(Safar al-Hawali)、穆罕默德•阿里菲(Muhammad al-Arefe)等高层宗教人物发表了在宗教层面批评ISIL的声明和视频。例如，穆罕默德•阿里菲就是沙特阿拉伯一位有许多追随者的学者，在YouTube上拥有6.9万订阅用户。他常常在周五的布道中讲叙利亚冲突，并批评ISIL使用“定叛”的手段。世界范围内的伊斯兰学者和领导人也对ISIL的头目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发表了谴责ISIL的公开信。

　　这些阿拉伯语的反ISIL叙事可以帮助欧洲人理解某种内容和风格是如何被阿拉伯语受众接受的。外部反ISIL叙事的可信度问题依然存在，另一个问题是欧洲人必须意识到和这些原生的反ISIL叙事打交道就不可避免地和当地对中东未来的愿景挂钩——这些愿景主要是重建或者逐步废除目前精英主导的权力结构，并且达成目前国际社会认为重要性次于稳定的一系列要求。

　　英语及其他语言中的反ISIL叙事

　　建立反ISIL叙事也是国际社会对待ISIL的一大政策，具有双重目的：一方面是从更广泛的战略层面，使得ISIL的宏大叙事不再可信。另一方面，也有更即时的策略因素，也就是为了抵消ISIL媒体输出潜在的极端化影响。

　　现有的对抗ISIL叙事的活动并非由单一的中心机构来组织或者在一个总体的倡议内进行。虽然现在至少在理论上共同反对ISIL的力量已在寻求协调行动，但是进行得不如希望中的那样顺畅。而且，不参加行动的国家被从中排除了。在欧洲，欧盟及其成员国都开始了反对ISIL的战略传播活动。欧盟有两个重点行动地区：一是中东北非，二是欧洲。

　　第一项计划是《查理周刊》事件之后，2015年1月在欧盟内政部长会议上成立的比利时-英国关于叙利亚战略传播顾问组(SSCAT)，由欧盟委员会资助。小组成员均为比利时或英国国籍，给成员国提供咨询服务，增强其战略传播能力，应对国内传播挑战。这项工作的重点主要在解决欧盟国民和居民去往叙利亚的问题，也逐渐覆盖了尤其是因为难民危机造成的恐伊斯兰现象和极左极右势力复苏的问题。

　　2015年1月项目肇始，大家不是很了解传播如何能使公民极端化，又如何能保护公民。SSCAT建立了代表26个成员国的专业人员网络，针对ISIL及其他极端组织(包括极左极右组织)利用传播力量极端化并招募欧洲民众的状况相互交换经验，共同监控进展。项目的第一阶段将在2016年7月结束，第二阶段将会提高SSCAT网络的研究能力，并在政府、公民社会、欧盟机构以及私营部门之间建立合作。SSCAT的目标是在欧洲建立强大的伙伴关系，挑战极端内容，加强欧洲及欧盟成员国的正面叙事，改变目前ISIL及其他极端组织的高速度和大规模传播将原本的正面叙事边缘化的状况。

　　一个例子是法国“停止圣战”网站，尽管SSCAT没有参与其中。网站有关于ISIL的信息，其中也有反ISIL的叙事，其中一个很有说服力的视频就是针对ISIL的典型短片《他们告诉你》(Ils te disent)。在2016年7月底，SSCAT会给15个成员国家定制传播建议，给26个成员国分享最佳传播方案。

　　防止极端化、生产积极叙事就是欧洲方法的基础。欧盟没有直接回应ISIL的叙事，而是使用了独立的、正面的信息，强调互相理解和尊重的重要性。同时还强调经济发展的作用及欧盟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从这个角度看，这不是反ISIL叙事，而是积极叙事。

　　2015年12月，欧盟委员会指定了抗击反犹-反穆斯林仇恨情结的协调员。两位协调员的作用是告知委员会(他们作为联系点的)各相关群体的特定担忧，并积极致力于消除仇恨犯罪、仇恨言论、仇外和歧视的总体战略。他们还和成员国、欧洲议会、相关公民社会机构和学术界保持联络。

　　美国也指派拉沙德•侯赛因(Rashad Hussain)担任2015年战略性反恐传播特别使节和协调员，牵头战略反恐中心(2011年创办，2015年扩大)的工作。中心致力于协调包括国防部、国土安全部门和美国情报机关等联邦机构对ISIL进行反信息战的工作。2015年6月，拉沙德•侯赛因制定了一项战略，强调加强合作，对ISIL等恐怖势力发布的信息进行反击。但总体上对ISIL媒体活动的缓慢回应令国务院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务副国务卿理查德•斯坦格尔(Richard A. Stengel)大为失望，他总结道针对ISIL的媒体战实际上已经失败了。

表五：欧盟驻中东北非地区各代表团在推特和脸书上的影响力

　　统计时段：2016年3月15日至4月15日。

第四章　欧盟的战略传播：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过去几年中，欧盟屡屡遭到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舆论攻击，其实都是一系列连贯的恶意“战略传播”活动的组成部分。俄罗斯精心策划和推广(在俄罗斯内部、欧盟内部)的这些内容直接瞄准了欧盟本身、欧盟的性质和政策。而所谓“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战略传播则更“文明”，比如针对的是欧洲或者西方的价值观——同时，也更私人化、当地化、民族化，比如，注重某些特定的疏远和边缘化现象。

　　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身份政治”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也可能加强了)欧盟内部采用的类似方法。有趣的是，欧洲被同时指控成“不再是基督徒”(俄罗斯)和“毫无包容性的十字军”(ISIL)。两种情况下，西方都被描述成“腐朽的”，其价值观有害社会凝聚和身份共享。两种情况下带有敌意的、本质上说非常狭隘的信息传输是高度个人化、极度煽情化的，一般基于真实或想象中的不满，传播技巧相当娴熟。

　　最后但也同样重要的是，两种“战略传播”活动都在利用欧盟自身的弱点。难以否认，欧盟软实力近年遭受了重创：内部分裂，政策实施不力，民粹主义加剧，都营造了更加适合这些信息(甚至在欧盟内部)传播的大环境。这样就进一步削弱了欧洲的软实力，从而削弱了欧盟的总体影响力。

　　两种活动都在欧盟内外获得了重要的进展。俄罗斯成功地把对主流政治不满的精英群体和重要少数族群作为活动的对象：它的主要重点是负面消息和损坏欧盟自身的叙事。而ISIL则主要隐蔽行事，针对草根群体，把有宗教内容的反西方话语和充满暴力的反面乌托邦结合在一起。

　　不用说，伴随这些“战略传播”活动而来的是恶意行动，不仅在网络上和在广播电视中，而且在线下也同样。这些暴力活动展现了发起者的力量，但同时也引起了反对和直接的抵触。

　　欧盟的集体应对起先非常缓慢，但是最近开始提速。欧盟不进行对抗宣传，国家层面的行动一直是主导。最近，欧盟层面联合行动会富有成效的观点已经深入人心，尤其是因为有些挑战是针对欧盟总体的，没有边境的限制，也不能分割开来解决。这样，正如本文前述的报告和分析一样，欧盟和北约发布并且实施了一些有限的活动。

　　欧盟决策者会商讨一系列试验性的行动方案，来加强欧盟自身战略传播的有效性。有些通用于俄罗斯和ISIL，有些则更特定。

　　总体方法

　　为了进一步有效落实欧盟层面尤其是欧盟对外行动中的战略传播协调的依据和逻辑，并符合欧盟机构的工作重点，必须解决一系列的问题。

　　首先，任何可靠的攻击性和防御性战略传播都需要研究分析问题、受众、信息，而且必须安排和实施。所有这些都需要足够的人力物力资源。然而，这并不首先是也不必然是数量的问题。

　　欧盟拨给“传播”的预算——包括但不限于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数目是很大的。但是，这笔拨款散落于欧盟委员会各总司和其他机构，各自职责能力不同，常常分散在各个项目和小型活动当中，这些项目有时设计得并不专业，互不相关，有时甚至只是为了应付差事。而且，欧盟的代表团(以及欧盟成员国大使馆)一直以来对待传播都漫不经心，认为不是本职工作，而是事后补充。但EEAS成立以来，一直把对外传播和公共外交当作重点。

　　欧盟把部分传播工作(如加强网络和社交媒体传播)外包给咨询机构。但有的时候只是对新闻稿进行释义，而不是把资源和技术用于统一连续的叙事。现在状况有所改变，各层级都可以精简支出、最大化产出，从而脱离原先水平参差的小项目，让欧盟的对外传播工作更加有战略意义。即将进行的多年金融框架(Multiannual Financial Framework)中期回顾可能是全面巩固传播工作和预算的机会。

　　训练和招募“适合该目的”的员工也同样重要。仅凭发布新闻稿或媒体报道(即内部人士所称的“信息政治”)显然不足以应对本文中范围如此之大、影响如此之深的挑战。为特定的环境和目标制定传播方案、发布给特定群体反击言论和正面信息，都需要相应的技能，那些具有行政和技术背景的官员不一定具备这方面技能。拥有相关文化和语言技能的地区分析专家和媒体操作人员对于实现战略传播的实质内容、增强其可信度都至关重要。他们可以给在职欧盟官员尤其是欧盟代表团进行培训，还可以在实地或者在布鲁塞尔总部担任临时/联络专员。

　　相应地，欧洲人事选拔办公室(EPSO)可以专门组织相关(有工作经验或更高级的)专家，为布鲁塞尔、欧盟代表团以及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CSDP)使团和行动提供咨询。除此之外，可以复审或仅仅修正欧盟关于调遣国内专家(SNEs)的法律，来为此类专业人士提供空间。这些专业人士应该不仅来自国家官僚机构，也来自私营部门、非政府组织或学界(东方战略传播行动组至少已部分实现)。有些分散的欧盟机构也有相关技术，不过由于陈旧的人事规章，难以充分发挥作用。现在的EEAS内部评审可以在所有这些方面发挥作用，并设计合适的、更灵活的方式来促进人员的聚集。

　　欧盟的传播方法和风格常常是没有特点的、匿名的、技术性的、无感情的，而且期待(或假设)事实可以胜于雄辩。这些情况正在改变，已经更加重视使用“真实的人”和讲故事的方法。看法依然重要，而且可以塑造——俄罗斯和ISIL的例子就是明证。改变错误的看法、回应赤裸裸的谎言或骗局并不意味着要和敌手进行混乱而不诚实的竞争。这种做法欧盟不会接受，同时也十有八九会起反作用。可以进一步扩大目前既有的对虚假消息的评论和回顾，使用尽可能多的语种，将其发布到尽可能多的电子邮件和推特账号中去。熟悉电视、电台甚至只熟悉YouTube的快速反应团队可以迅速写出和重大政治问题或危机相关的故事，最好再加上真实的事件和例子(而非官方数据和声明)。比如说，可以写俄罗斯经济下滑的国内影响，ISIL治理下个体的负面体验，甚至可以写某些移民在欧盟国家如何顺利融入社会。

　　也可以用讽刺的方法来解构某些恶意宣传——但是必须细心处理、有文化意识(毕竟，并非世上所有人都知道、理解或者喜欢巨蟒剧团)。这些都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和当地社区中心在相关公众中得到翻译和传播，加强社会对虚假信息的对抗能力。可以制作内部指南，在欧盟服务机构、代表团中间传播。可以筹备一个欧盟委员会和EEAS的联合传播机构(甚至一个专门的共同战略)来精简现有的活动，为欧盟创造适当的合力。

　　具体方法

　　所有这些建议都是为了合理化和优化欧盟的总体对外战略传播。不过没有排除针对特定情境的更为具体的方法。实际上，在东方和南方已经在逐步实现具体情景具体对待，在西巴尔干、中亚可能也即将会实现。在本文列出的分析结果的基础之上，也建议欧盟区别应对敌对战略传播活动。可以考虑如下几点：

　　对俄罗斯方面，因为意识到挑战范围大、需要合并人力物力资源，对更多共同行动(也通过北约)的呼吁也比较早。

　　很多方面，东方战略传播行动组都超出了预期，欧盟管理层内部对俄语的广泛了解起到了关键作用，应当继续加强。目前行动组的作品可以翻译成欧盟各国的语言，而且可以系统性地通过媒体放送给欧盟公民，或许也可以通过欧盟委员会在28个成员国的代表传播。乌克兰语和塞尔维亚语的翻译和散播也会提高欧盟对西巴尔干传播的(重要)资源效率。

　　加强欧盟用东部伙伴和西巴尔干国家的当地语言进行战略传播是至关重要的。例如在俄罗斯传播最为强势和有效的地区，欧洲新闻台就可以把罗马尼亚语和塞尔维亚语当成最重要的两种语言。最后，在欧洲民主基金会过去工作的基础之上，可以加强对当地独立媒体审慎稳步的支持(也通过对当地操作人员的专业培训)。

　　至于ISIL，所有成员国都受到了类似(如果不是均等)的威胁，都选择进行国家层面的行动。最近才意识到这一挑战关系到所有国家。但是，阿拉伯战略传播行动组相较而言在人事和预算上都比较欠缺，缺少说阿拉伯语的派遣专家。尤其是(但不仅是)布鲁塞尔对阿拉伯语知识的欠缺，也成为需要解决的一大问题。

　　ISIL可能最终成为一个暂时甚至短暂的现象，但是圣战极端主义本身并不是。所以，需要总体解决极端化的问题，同时避免把伊斯兰当作极端化的唯一来源。单纯关注伊斯兰可能会进一步加深欧盟内外温和穆斯林的敌意(或者抵消温和穆斯林的作用)，而他们则是应对潜在极端化群体的关键抗衡力。类似地，对欧盟来说在宗教方面与ISIL接触是危险的，因为会默认ISIL的伊斯兰合法性，而ISIL利用这个是为了追求极权。同时，没有神学讨论，欧盟也无法赢得战争。战略传播需要考虑只用“达伊沙”(Daesh)来称呼这一团体(有些成员国已经这样做了)，避免直接使用“伊斯兰”，也不承认它是一个“国”。

　　最后，反极端化不可能只通过战略传播来实现(当然也不可能只通过军事行动或者执法实现)。多种不满起初导致欧盟内外暴力极端主义产生，必须要解决这些不满，至少，这方面的一些具体行动要被更多的公众看到并认可。

　　（相关简介：Antonio Missiroli，欧盟安全问题研究所(EUISS)所长;Jan Joel Andersson、Florence Gaub和Nicu Popescu均为该所高级分析员;Ido Bar、Martin Breitmaier和Zoe Stanley-Lockman均为该所初级分析员;John-Joseph Wilkins为该所公共信息官;Samar Batrawi，伦敦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 London)本科生教学助理;Dimitar Bechev，欧洲政策研究所(European Policy Institute)所长;Cameron Johnston，英国国防部分析员;Predrag Petrovi，贝尔格莱德安全政策中心(Belgrade Centre for Security Policy)执行主任;Stanislav Secrieru，波兰国际事务研究所(Pol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高级研究员。本文原文为英文，系欧盟安全问题研究所报告(Report)第30期，于2016年7月首刊于该所网站(网址为http://www.iss.europa.eu/publications/detail/article/strategic-communications-east-and-south/)。限于篇幅，未保留文章注释，有需要的读者可向本刊编辑部索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