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国际关系学界水太深了

——原题：宫少朋现象，国际关系学者的狰狞死法

　　人类历史上最充满着荒谬的悖论之处，就是你热爱的事物反过来成为你受害的最大起因。宫少朋现象，一个令国际关系学者不寒而栗的警钟类型，让我们的天灵盖如同悬着一把The Sword of Damocles。宫少朋酷爱国际关系专业，对中东问题信手拈来，然而一记来自体制内的老拳，让他彻底翻不身来。他所爱的，成了他跌倒的最大助力。也许最坏的并非是专业，最坏的人，但是专业本身却异化为一种可悲的助力。

　　我们且不说宫少朋本人是否得罪了很多人，以及是否是在2010年底-2011年初被人挟怨报复。这些毕竟都是坊间的猜测。宫门弟子的回忆录，多多少少也能感知到宫师本人的耿直以及不惧权贵的本性。这些都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内，我们独独要讨论的是，国际关系学者面临着的巨大学科风险以及狰狞的死法。

　　从2016年6月18日到2017年1月10日(?)半年的时间内，外交学院连续折断三根大旗。三国中诸葛亮第二次北伐出征前,大风起,旗杆断,诸葛亮掐指一算,要损失一员大将,不一会赵云的儿子来报:赵云病逝。2016农历丙申年，对外交学院来说不是一个吉利的年头。从前院长吴建民突遭车祸身亡，到外交学院副校长朱立群患病身亡，到2017年1月宫少朋突发疾病身亡。我们从未想过，国际关系学者尽管都是普通人、普通的知识分子，但是死法却一样的脱离不了普通人的类型。然而，像宫少朋这样郁郁寡欢，抱恨而终的类型，堪称是国际关系学者无数死法中最狰狞的一种。

　　兔死狐悲。宫少朋尽管从2011年淡出了国际关系学界，但是在私下、背后的场合，对他的议论，对他境遇的讨论，并未中止。其实关于从事国际关系学科研究带来的风险，具有广泛的大众共识。我校的两个专业，一个是政治学，一个是国际关系，从始至终国际关系都比政治学招生要好。而政治学常常排在全校所有专业中第一志愿率的末位。2012年，笔者对非第一志愿调剂到政治学的学生分别做了问卷调查和个别访谈，发现对政治的关注度低、政治危险度大、与己无关分别排列在前三甲。相当多的学生表示，其亲属对20世纪后半叶的一些政治风波感到害怕，甚至噤若寒蝉，误以为搞政治学研究就是从事政治活动，内心里感到排斥和拒绝。《政治科学》的作者迈克尔-罗斯金区分了兴趣和研究的差别，并认为，你需要关心政治是如何运作的，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保证你和别人不被人利用。一些国际关系教材的开头，就会长篇大论国际关系与普通人生活的相关性，目的是引起学生的兴趣。然而，我们善良的愿望终究是“食洋不化”的。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度，研究政治本身就是从事政治，这一点在全能主义政治生态下绝难断开。在中国，从古至今，不仅研究政治是从事政治，而且研究近现代历史，也是在从事政治。如果当代国际关系学者不能对此有清晰的认知，那么宫少朋现象就只能是不断重复其悲剧的力量。

　　宫师去世后，有一位名叫杨闯的教授描述了其逝状的悲况：“昨日发现的。但可能在8日以后就出事了。我到屋里，闻到有臭味。可能不是2天的事，屋里有暖气，比较热。躺倒在客厅靠近门的方向，而且是头朝下摔倒。肯定是疾病发作。开电梯的王真昨天说，四天未见他出门。最后见他就发现脸色不好。他也说病了，没有去医院。如果去医院，就会保住命了”。看到这里，不禁泪如雨下。一位知名的国际关系学者，曾经在学界、舆论场、媒体叱诧风云的学术明星，就这样凄惨地离开人世，甚至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宫门弟子的回忆录很多都小心翼翼地使用化名，以免被宫师在世时的恩怨误伤。宫师本人一生的行事风格，必然得罪很多人。甚至在2011年他出事以后，个别博士研究生立即想方设法撇清与他的关系，另攀高枝。因此，很多人也许在内心深处反思、思考、悲惋，但是敢于诉诸于纪念文字的，确如凤毛麟角：毕竟大家都要在这个圈子内混口饭吃，不想躺地中枪。

　　宫少朋去世消息传出后，引起了国际关系学者圈子不小的振动。我的一个朋友说，国际关系学界水太深了，恩怨交织。在觥筹交错的桌子下面埋伏着刀光剑影。宫少朋现象本身说明，从事国际关系专业也是危险的，它并不比政治学的危险程度好多少。一位师长忧心忡忡地说，希望我们不要成为宫少朋，他的境遇和死法太凄凉了。2012年，圈子里看流行的笑话是某个博士写的是XX康政法思想研究而不得不痛苦转型时，同样转身姿势难看的是那些撰写“重庆模式”著作的投机客们。这些“事件”再次把政治学者驱赶到形而上的领域，也同样把国际关系学界驱赶到“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的对立面：后现代主义的乾嘉学派，从现实活泼的国际关系论理走向枯燥苦涩的国际关系理论。不触碰红线，成为了一种理所当然的戒律。这个问题显然并无争议，但是问题在于“常在河边走，怎能不湿脚”。在这个领域里，最可怕的运动过程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你甚至并不清楚在那些模糊的地带，究竟哪些是触犯了红线了的。

　　宫少朋现象再次无情地揭示了在当代的境维中，一个热爱这个专业的人和较真的人，是如何凄惨地死去的。无论是生活本身，还是境况本身，都无情地展示了其狰狞的一面。我说的并非是这个与体制有什么关系，但学术界深重的“主奴”等级思想和“工具论”确是从独尊儒术的西汉以来逐步渗透的政治文化。一些人可能同样具有学术能力，但是他坑害别人的能力同样是杠杠的。最要命的是，国际学科本身的敏感、陷阱重重给借刀杀人提供了便利。借助于体制的刀枪，除去自己的对手，是这个圈子内最邪恶的力量。

　　谨以此文纪念宫少朋老师，一个传奇。

　　(本文只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的观点，特此说明)

——原题：宫少朋现象，国际关系学者的狰狞死法

　　人类历史上最充满着荒谬的悖论之处，就是你热爱的事物反过来成为你受害的最大起因。宫少朋现象，一个令国际关系学者不寒而栗的警钟类型，让我们的天灵盖如同悬着一把The Sword of Damocles。宫少朋酷爱国际关系专业，对中东问题信手拈来，然而一记来自体制内的老拳，让他彻底翻不身来。他所爱的，成了他跌倒的最大助力。也许最坏的并非是专业，最坏的人，但是专业本身却异化为一种可悲的助力。

　　我们且不说宫少朋本人是否得罪了很多人，以及是否是在2010年底-2011年初被人挟怨报复。这些毕竟都是坊间的猜测。宫门弟子的回忆录，多多少少也能感知到宫师本人的耿直以及不惧权贵的本性。这些都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内，我们独独要讨论的是，国际关系学者面临着的巨大学科风险以及狰狞的死法。

　　从2016年6月18日到2017年1月10日(?)半年的时间内，外交学院连续折断三根大旗。三国中诸葛亮第二次北伐出征前,大风起,旗杆断,诸葛亮掐指一算,要损失一员大将,不一会赵云的儿子来报:赵云病逝。2016农历丙申年，对外交学院来说不是一个吉利的年头。从前院长吴建民突遭车祸身亡，到外交学院副校长朱立群患病身亡，到2017年1月宫少朋突发疾病身亡。我们从未想过，国际关系学者尽管都是普通人、普通的知识分子，但是死法却一样的脱离不了普通人的类型。然而，像宫少朋这样郁郁寡欢，抱恨而终的类型，堪称是国际关系学者无数死法中最狰狞的一种。

　　兔死狐悲。宫少朋尽管从2011年淡出了国际关系学界，但是在私下、背后的场合，对他的议论，对他境遇的讨论，并未中止。其实关于从事国际关系学科研究带来的风险，具有广泛的大众共识。我校的两个专业，一个是政治学，一个是国际关系，从始至终国际关系都比政治学招生要好。而政治学常常排在全校所有专业中第一志愿率的末位。2012年，笔者对非第一志愿调剂到政治学的学生分别做了问卷调查和个别访谈，发现对政治的关注度低、政治危险度大、与己无关分别排列在前三甲。相当多的学生表示，其亲属对20世纪后半叶的一些政治风波感到害怕，甚至噤若寒蝉，误以为搞政治学研究就是从事政治活动，内心里感到排斥和拒绝。《政治科学》的作者迈克尔-罗斯金区分了兴趣和研究的差别，并认为，你需要关心政治是如何运作的，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保证你和别人不被人利用。一些国际关系教材的开头，就会长篇大论国际关系与普通人生活的相关性，目的是引起学生的兴趣。然而，我们善良的愿望终究是“食洋不化”的。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度，研究政治本身就是从事政治，这一点在全能主义政治生态下绝难断开。在中国，从古至今，不仅研究政治是从事政治，而且研究近现代历史，也是在从事政治。如果当代国际关系学者不能对此有清晰的认知，那么宫少朋现象就只能是不断重复其悲剧的力量。

　　宫师去世后，有一位名叫杨闯的教授描述了其逝状的悲况：“昨日发现的。但可能在8日以后就出事了。我到屋里，闻到有臭味。可能不是2天的事，屋里有暖气，比较热。躺倒在客厅靠近门的方向，而且是头朝下摔倒。肯定是疾病发作。开电梯的王真昨天说，四天未见他出门。最后见他就发现脸色不好。他也说病了，没有去医院。如果去医院，就会保住命了”。看到这里，不禁泪如雨下。一位知名的国际关系学者，曾经在学界、舆论场、媒体叱诧风云的学术明星，就这样凄惨地离开人世，甚至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宫门弟子的回忆录很多都小心翼翼地使用化名，以免被宫师在世时的恩怨误伤。宫师本人一生的行事风格，必然得罪很多人。甚至在2011年他出事以后，个别博士研究生立即想方设法撇清与他的关系，另攀高枝。因此，很多人也许在内心深处反思、思考、悲惋，但是敢于诉诸于纪念文字的，确如凤毛麟角：毕竟大家都要在这个圈子内混口饭吃，不想躺地中枪。

　　宫少朋去世消息传出后，引起了国际关系学者圈子不小的振动。我的一个朋友说，国际关系学界水太深了，恩怨交织。在觥筹交错的桌子下面埋伏着刀光剑影。宫少朋现象本身说明，从事国际关系专业也是危险的，它并不比政治学的危险程度好多少。一位师长忧心忡忡地说，希望我们不要成为宫少朋，他的境遇和死法太凄凉了。2012年，圈子里看流行的笑话是某个博士写的是XX康政法思想研究而不得不痛苦转型时，同样转身姿势难看的是那些撰写“重庆模式”著作的投机客们。这些“事件”再次把政治学者驱赶到形而上的领域，也同样把国际关系学界驱赶到“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的对立面：后现代主义的乾嘉学派，从现实活泼的国际关系论理走向枯燥苦涩的国际关系理论。不触碰红线，成为了一种理所当然的戒律。这个问题显然并无争议，但是问题在于“常在河边走，怎能不湿脚”。在这个领域里，最可怕的运动过程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你甚至并不清楚在那些模糊的地带，究竟哪些是触犯了红线了的。

　　宫少朋现象再次无情地揭示了在当代的境维中，一个热爱这个专业的人和较真的人，是如何凄惨地死去的。无论是生活本身，还是境况本身，都无情地展示了其狰狞的一面。我说的并非是这个与体制有什么关系，但学术界深重的“主奴”等级思想和“工具论”确是从独尊儒术的西汉以来逐步渗透的政治文化。一些人可能同样具有学术能力，但是他坑害别人的能力同样是杠杠的。最要命的是，国际学科本身的敏感、陷阱重重给借刀杀人提供了便利。借助于体制的刀枪，除去自己的对手，是这个圈子内最邪恶的力量。

　　谨以此文纪念宫少朋老师，一个传奇。

　　(本文只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公众号的观点，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