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中美关系和对“数字经济”的财税支持

　　谢谢主持人!尊敬的到会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大家好!

　　参加这次会，到了会场我才知道，我们所说的科技和财税的关系，实际上是涉及英文里特别关键的一个词，“Tax Tech”，直译是税收科技。我马上联想到在很多年前，中央决策层就注意到必须跟上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在财税管理方面要不失时机来开辟和发展金税工程、金财工程，对接到整个社会上我们已经一定要建立的数字化社会。现在看，数字经济正在日新月异蓬勃发展，从国家治理的现实需要出发，金税、金财还要不断升级，还要对接像我们的腾讯和高灯这样有抱负、有实干精神的企业所开发出来的现在一些已经推进到前沿区块链技术应用的实际科技成果，让它们在现实生活中服务于越来越频繁发生的各种类型的经济活动，又对接到财税服务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水平管理的推进过程。

　　我现在先向各位汇报的，还是从宏观视角谈一下大家关心的中美关系。这是按照咱们会议邀请方的约定，命题作文。然后，再说一下怎么认识数字经济和财税管理发展的趋势。

　　首先，比较简要地勾画一下我对中美关系的基本认识判断和可以做出的粗线条前瞻。中美关系最近几年是以贸易战为概念开始的关系恶化，两边的往来受到种种不利因素干扰，主要是美方遏制中国所形成的关系交恶。基辛格是世界顶级的战略家，他在中美贸易战打响后就明确地说中美关系已回不到从前，在最新的进展中，基辛格甚至说现在的氛围很类似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情形，这无疑是对全世界的一个严重警告。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特别警惕局势向不利方面发展的同时，也还要千方百计争取一些对于中美长远发展来说、对于世界总体在和平发展主题下的人类文明主潮流的推进来说，应积极发挥和利用的正面因素。比如现在看，网上大家对于特朗普和拜登这两个美国领袖人物谁能通过选举成为下届总统，观点极端对立，但估计最大的可能性是拜登入主白宫，那么是不是也存在一定的中美增加理性交流的机会?因为拜登的基本特点被称为建制派，他多少得讲点儿绅士风度，在谈判过程中更讲究一些直观上看起来至少是礼貌的成分。也有人说他过去在中国来做的访问有好几十次，他称得上是个“中国通”，按他的谈判风格，他愿意做反向思维至少表态理解对方的一些诉求而寻求妥协，这种因素是否存在，是否值得争取?显然是应该肯定的。

　　当然实际上无论是特朗普连任还是拜登替代他入主白宫，中美之间贸易战开始以后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的过程中，一定要有持久战思维。这个背景最简单的说，就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现代化之路有希望越走越宽，在整个发展成就方面被世界上称为中国奇迹，经济的总量已经成为全球老二，并且继续缩小和美国的差距，现在已经达到了美国整个经济体量的2/3出头，于是在过了某一个临界点以后，美国的两党、朝野，已空前一致地认为必须遏制中国了。在特朗普这样个性又特别强烈的政客的推波助澜之下，基本的概念叫全面遏制中国。这样好像双方形成了非常对立、很长一段时间里从未有过的高烈度的冲突——但是，仍然存在着斗而不破的可能性。

　　从这个视角，要简单勾画一下自己的认识。因为过去我们已经见识过二战以后本来是同盟关系的美苏两国，因为利益冲突迅速变成了对立方，然后他们滑入了所谓冷战局面，持续好几十年。什么叫冷战呢?这两边(后来被称为两个超级大国)各贴一个主义标签，各领一个阵营(一边叫北约，一边叫华约)，各领一条基本是闭环的产业链，这两个阵营的产业链相互之间可以基本不来往，那么经济上无所顾忌，在利益冲突对立的情况之下，无所顾忌地讲对抗，却又不滑入热战，是什么道理?那么这就可以捅破窗户纸来说话：一战、二战两次惨烈的世界大战只相隔约20年，为什么二战结束以后到现在70多年了，没有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是因为人类社会生产力解放、供给侧创新进入核能时代以后，实际形成的核威慑、核战略平衡，给出了非常重大的一个制约条件，使这两边在他们的决策集团有基本理性的情况下，知道核武器在二战用于实战的结果而以它的惨烈程度告诉全人类再要进入热战状态，比如超级大国之间用核武器对抗开打，就没有谁赢谁输的问题了，那就是人类毁灭的问题。这种核战争毁灭人类的极度的威胁，逼着两边只敢冷战，而不敢滑入热战。曾有很危险的古巴导弹危机那二十几天，但是人类基本的理性终于避免了这种核武器毁灭世界的危险。在那以后，学术界越来越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在核威慑的平衡下已经成为极小概率事件，这也就成为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初确定经济建设为主线的基本路线的同时，他也给出非常重要的战略性原点判断的客观依据：我们的时代主题不是战争与革命，而是和平与发展。这样的基本认识现在改变了没有?中央几次说没有改变。最新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重申我们时代主题仍然是和平与发展。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盘来看，中美之间现在的关系，跟美苏当年是绝对不可同日而语的。中美之间早就共享全球一个产业链，早已经在双方的经济关系方面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十多年、二十多年前，曹德旺就“走出去”到美国投资建厂，后来还追加投资。在中美贸易战剑拔弩张之际，被称为“男神”的企业家——特斯拉的掌门人马斯克，突然飞到上海，跟上海的领导签约建全球最大规模的外商投资单体工厂，后来披露，在上海这一个厂投资当量超过500亿人民币规模，一年多一点儿的时间，生产线就源源不断生产出特斯拉高水平新能源汽车，供应中国市场，也供应全球市场。这种情况说明什么呢?就是世界头号强国美国那边投资界有胆识的企业家，是一直盯着中国市场的，在大家都感觉气氛不够好、都恐惧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可以谈个好的对价，该出手时就出手。近来已听说，像跨国公司埃克森·美孚等，准备在中国要兴办比特斯拉更大规模的投资建设项目，这说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投资这个领域里，这种基本盘没有被贸易战所颠覆。中国的企业家们，也仍然在考虑继续走出去，不仅有商品输出、劳务输出，还有一些技术输出，特别是也一定会寻找机会继续做资本输出。这样一个基本盘，是我们考虑中美关系、在以底线思维做充分准备应对最不利局面的同时，应千方百计追寻最好结果的一种历史唯物论所揭示的根本性决定因素。所谓生产关系，实际讲的就是人际关系，加上社会形态色彩的一种人类集群——不同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生产力是其最根本的决定性因素。如果你认同历史唯物论所揭示的原理，就能够体会到形势比人强，生产力的发展现在到了数字经济时代更是日新月异，带有共享经济的特征，相互间的竞争已经不是赢者通吃的问题，而是谁多一些利益、谁少一些利益、但是仍然可以大家一起共存共同发展的问题。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总书记强调了几次：必须“摒弃你输我赢的旧思维”，打造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美关系也是这样，中国如果能如愿地和平发展，跟美国斗而不破，在未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基本建成现代化，和平崛起建成现代化强国的话，中美之间已经不是“谁战胜谁”的问题，也一定是继续共存共荣、共同发展的问题。

　　在这样的一个基本格局之下，我们要特别强调认准供给侧的创新从正面的共享经济发展和制约方面的核威慑战略平衡，使我们的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在出现全球化逆流等等不利情况下并没有改变。我们中华民族现在走向现代化道路之上的根本利益，仍然在于要按照既定的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坚定不移去寻求和平发展中的和平崛起。

　　这样的背景之下，要接着说一说数字经济的发展。我们如果能够看清楚全球现在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有这样争取斗而不破的极大可能性，我们就要继续保持战略耐心、战略定力，于双边关系上有理、有利、有节地加以理性处理，多边关系上跟全球各国尽量多交朋友，多做生意，实际上这对于美国对中国的打压也是一种反制。那么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中国人自己可选择、可把握的确定性，其中就包括非常重要的在信息革命时代，在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日新月异的情况下，我们再也不能和这种创新的大潮擦肩而过。数字经济发展的开端，当然是出自美国的硅谷，现在仍然在引领科技创新的潮流，中国的现代化目标如果要实现，我们就必须紧跟上硅谷创新的步伐，在比较优势可做的范围之内，要充分发挥我们的后发优势。中央现在所说到的“双循环”所强调的新意，是在过去扩大内需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强调内循环为主体，内需首先得到本土供给的回应——这是内循环，但是这个内循环更多的意思说的是我们已经雄厚起来的本土统一市场，可给需求以供给回应，但同时又绝不放弃外循环。我们已经有这么多年发展的“国际经济大循环”和内循环的相互促进关系，在一般的、中高端的这样一些供需对应的领域里，国际的循环仍然有巨大的潜力和发展的可能性，科技交流在这方面同样也是这样的。科技发展中，我们过去被人家远远甩在后面，但我们急起直追的时候，有技术角度上所说的后发优势——人家发展到了586，我们没必要从286开始，再386、486这样一步一步走，我们可以利用比较优势上可以形成的世界范围投资和贸易方面的对接和交流，超常规地体现出技术领域里的后发优势，也一下瞄准586，来安排我们的方案。但同时也要承认，比较优势还有它在高端解释不了的一些特别的问题。比如说最高端的芯片，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外循环，我们想以天价去换取高端芯片这样的核心前沿技术，但是不论出多高的价钱还是买不来，这叫“卡脖子技术”。在这样高端的技术领域里，比较优势原理失效。我们现在的选择上，中央强调科技自立自强，就是针对这样最高端的问题。比如高端芯片，既然只有华山一条路，我们就必须以新型举国体制的攻关来最后取得这个科技成果，在我们手里攻关成功以后，形成高端供需的内循环。这样的过程当然还待以时日。我们现在可能别无选择，这种新型举国体制，一方面要借鉴原来传统体制下我们哪怕勒紧裤腰带也要搞出“两弹一星”的那种经验，另外要清醒意识到新型举国体制攻关的成功，是要对接世界市场，我们如果真的能够有了高端芯片的产出，它是要经受全球市场的考验，看我们能不能大批量、高稳定性、高质量地，以性价比有竞争力的状态，源源不断形成我们的产能和以这样带来的产品供给，适应世界市场的需要，形成有超过临界点意义的可观的市场份额，那时才表明我们的新型举国体制在芯片领域里攻关成功。

　　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的数字经济领域里我们可以先肯定一下，已经见到具有世界影响的头部企业的发展历程，它客观地表明民营企业为主的这些市场主体在数字经济里抓住创新的机遇，一些成功的头部企业实现了颠覆性创新中所体现出来的机制上和市场经济竞争的适应性，也应该肯定他们有不可替代的卓越贡献。我们可以设想一下，2020年疫情突然发生，武汉封城，其他很多地方几乎全国都是在实行严格隔离状态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冲在前面的那些头部企业他们线上线下结合地联通供需双方的这种供给能力，我们的局面会败坏到什么样的状态?必须肯定，这是在改革开放给出制度环境，使这些头部企业脱颖而出的情况下，我们形成的更强大的应对疫情突发等等的有效供给能力。但是我们也要承认，这些企业他们在规范化发展方面怎样配套上有效监管，明显进入了磨合期。前一段时间可能所有的朋友们都注意到了蚂蚁金服马上要上市的情况下，又被突然叫停暂缓上市。怎么样认识这种变化?我觉得还是要看到总体创新发展的潮流并没有改变，但是在创新发展过程中，管理部门认为需要加强监管，我们也要在这方面充分认识它的必要性。蚂蚁金服表态，他们要拥抱监管。希望经过半年左右的调整、适应，在更有效地匹配上规范性要素之后，重新启动和完成他们的上市。

　　总体中国的发展，还要进一步探讨这种数字经济所形成的所谓垄断问题——在经济学意义上，就是少数头部企业寡头垄断在数字经济时代也有新的变化。在我们强调规范化防范风险，纠正偏差的同时，要注意这些寡头垄断企业不是简单重复过去那些寡头垄断那种赢者通吃和压抑创新，现在的头部企业显然他们已经做的这些创新里，有它的经济价值之外带出来的社会价值。全中国为什么能有几万个淘宝村，几千个淘宝镇?很多穷乡僻壤，低端的草根层面的创业创新者，却能得到小额贷款的支持，能得到他自己参与市场交易的机会，能够走上致富过程。这个方面的经济价值带出的社会价值，我们需要更好地作做客观的分析和认识，要支持这些新因素在它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更好发挥作用。

　　总体来说，必须坚定不移支持数字经济继续超常规发展，勇敢创新。相关的财税管理，我简单谈一谈自己的认识。数字经济的财税管理还处在探索阶段，全球电商税收、数字经济的税收、所谓数字服务税，还没有成熟方案，欧美和OECD国家过去总体来说是持审慎态度，现在似乎欧洲方面更积极一些，而美国产生了不少不同的看法。中国的管理者在审慎的同时，近来表现出更多的、做出规范监管的姿态，最新推出的《关于网贷规范化的征求意见稿》，预示着议论多年的相关监管，在提出电商平台融资属性和它业务等方面怎样管理的问题后，开始形成一些比过去清晰得多的规定。相关的税收也会受到更多的关注和依法依规的考虑，比如直播带货的税收办法，现在已经有所制定。怎么样依托我们企业现在用最新前沿技术开发的发票管理方式，形成比较规范完整的信息系统和管理的通盘运行机制，显然这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一套一揽子解决方案。

　　除了在监管与调控方面做出必要探索、在税收上从无到有形成规范之外，还要强调财政对于数字经济资金的政策支持，是不可或缺的责任担当。我们深圳南山区政府以财政为后盾，以政府公权在手的调控职责的发挥，去支持新经济、数字经济的发展，体现了这种责任担当。在具体分析来说，我们可设定至少如下几个角度：财政资金可以政策性融资的手段拉动和引领社会资本来支持新经济，特别是现在中央强调的新领域的数据中心、人工智能中心、工业互联网等等基础设施的建设项目，这是非抓住不可的。中国已有一定发展基础，但是总体来说我们现在还是跟随，要争取在未来不太长的时间内，在数字经济领域里以新基建支持实现它的升级发展，并在资金安排、信息服务和政策配套方面，要支持数字经济的技术研发、产学研结合的攻关;还要在以PPP(就是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创新机制，促进数字经济相关的新区开发和连片综合开发项目方面，我们有更好的作为。中国已经表现出来不少的综合连片开发案例，是我们的亮点：地方政府和企业形成签约的伙伴关系，政府只出很有限的财力——现在越来越感觉政府财力必须发挥乘数放大作用，才能履行好自己的职能，实际上是以少量“引子钱”，拉来体外大量的民间资本、社会资本，包括国企、民企和外资来，一起做开发。特别是可以在不长的时间段内，使整个区域改天换地超常规发展的连片综合开发。在我们的珠三角，在深圳，在中国其他不同区域里，结合着新基建，以及和新基建匹配的城乡一体化建设和老基建必须要做的所有建设项目，我觉得首先要注意的是有战略意义的新区开发和综合开发。还有，就是我们以新型举国体制集中的财政资金配套支持前面所说到的高端芯片、高端的航空发动机等等的攻关，这些短板、这些卡脖子技术的突破，被五中全会的建议称为国家的战略科技力量—这种力量的成长，就必须有新型举国体制高水平协调之下，调动可能几千个以上的科研团队集体攻关，日日紧盯，取得最后的意愿中的中国成果。

　　我们也一定要重温邓小平的思想指引，注意“继续和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搞好关系”，这是冷静观察沉着应对之后必然的善于守拙，知道我们的短板和不足，韬光养晦，要以外交的趋利避害，减少一些对自己发展的不利因素，绝不当头。邓小平说不当头是我们的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你如果想当头，很多的相关优势反而就丧失了。然后，追求的是“有所作为”，以我们自己充分的战略耐心和战略定力，在整个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下，要特别注意和美国斗而不破地继续往前推中国的和平发展过程。数字经济领域里怎么样和相关的财税管理很好形成对接，我们还要继续摸索与总结经验，把这方面国家治理的机制安排做得更好，进一步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和我们的潜力、活力。

　　这些看法，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谢谢主持人!尊敬的到会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大家好!

　　参加这次会，到了会场我才知道，我们所说的科技和财税的关系，实际上是涉及英文里特别关键的一个词，“Tax Tech”，直译是税收科技。我马上联想到在很多年前，中央决策层就注意到必须跟上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在财税管理方面要不失时机来开辟和发展金税工程、金财工程，对接到整个社会上我们已经一定要建立的数字化社会。现在看，数字经济正在日新月异蓬勃发展，从国家治理的现实需要出发，金税、金财还要不断升级，还要对接像我们的腾讯和高灯这样有抱负、有实干精神的企业所开发出来的现在一些已经推进到前沿区块链技术应用的实际科技成果，让它们在现实生活中服务于越来越频繁发生的各种类型的经济活动，又对接到财税服务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水平管理的推进过程。

　　我现在先向各位汇报的，还是从宏观视角谈一下大家关心的中美关系。这是按照咱们会议邀请方的约定，命题作文。然后，再说一下怎么认识数字经济和财税管理发展的趋势。

　　首先，比较简要地勾画一下我对中美关系的基本认识判断和可以做出的粗线条前瞻。中美关系最近几年是以贸易战为概念开始的关系恶化，两边的往来受到种种不利因素干扰，主要是美方遏制中国所形成的关系交恶。基辛格是世界顶级的战略家，他在中美贸易战打响后就明确地说中美关系已回不到从前，在最新的进展中，基辛格甚至说现在的氛围很类似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情形，这无疑是对全世界的一个严重警告。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特别警惕局势向不利方面发展的同时，也还要千方百计争取一些对于中美长远发展来说、对于世界总体在和平发展主题下的人类文明主潮流的推进来说，应积极发挥和利用的正面因素。比如现在看，网上大家对于特朗普和拜登这两个美国领袖人物谁能通过选举成为下届总统，观点极端对立，但估计最大的可能性是拜登入主白宫，那么是不是也存在一定的中美增加理性交流的机会?因为拜登的基本特点被称为建制派，他多少得讲点儿绅士风度，在谈判过程中更讲究一些直观上看起来至少是礼貌的成分。也有人说他过去在中国来做的访问有好几十次，他称得上是个“中国通”，按他的谈判风格，他愿意做反向思维至少表态理解对方的一些诉求而寻求妥协，这种因素是否存在，是否值得争取?显然是应该肯定的。

　　当然实际上无论是特朗普连任还是拜登替代他入主白宫，中美之间贸易战开始以后打打停停、停停打打的过程中，一定要有持久战思维。这个背景最简单的说，就是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现代化之路有希望越走越宽，在整个发展成就方面被世界上称为中国奇迹，经济的总量已经成为全球老二，并且继续缩小和美国的差距，现在已经达到了美国整个经济体量的2/3出头，于是在过了某一个临界点以后，美国的两党、朝野，已空前一致地认为必须遏制中国了。在特朗普这样个性又特别强烈的政客的推波助澜之下，基本的概念叫全面遏制中国。这样好像双方形成了非常对立、很长一段时间里从未有过的高烈度的冲突——但是，仍然存在着斗而不破的可能性。

　　从这个视角，要简单勾画一下自己的认识。因为过去我们已经见识过二战以后本来是同盟关系的美苏两国，因为利益冲突迅速变成了对立方，然后他们滑入了所谓冷战局面，持续好几十年。什么叫冷战呢?这两边(后来被称为两个超级大国)各贴一个主义标签，各领一个阵营(一边叫北约，一边叫华约)，各领一条基本是闭环的产业链，这两个阵营的产业链相互之间可以基本不来往，那么经济上无所顾忌，在利益冲突对立的情况之下，无所顾忌地讲对抗，却又不滑入热战，是什么道理?那么这就可以捅破窗户纸来说话：一战、二战两次惨烈的世界大战只相隔约20年，为什么二战结束以后到现在70多年了，没有第三次世界大战?这是因为人类社会生产力解放、供给侧创新进入核能时代以后，实际形成的核威慑、核战略平衡，给出了非常重大的一个制约条件，使这两边在他们的决策集团有基本理性的情况下，知道核武器在二战用于实战的结果而以它的惨烈程度告诉全人类再要进入热战状态，比如超级大国之间用核武器对抗开打，就没有谁赢谁输的问题了，那就是人类毁灭的问题。这种核战争毁灭人类的极度的威胁，逼着两边只敢冷战，而不敢滑入热战。曾有很危险的古巴导弹危机那二十几天，但是人类基本的理性终于避免了这种核武器毁灭世界的危险。在那以后，学术界越来越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在核威慑的平衡下已经成为极小概率事件，这也就成为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初确定经济建设为主线的基本路线的同时，他也给出非常重要的战略性原点判断的客观依据：我们的时代主题不是战争与革命，而是和平与发展。这样的基本认识现在改变了没有?中央几次说没有改变。最新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重申我们时代主题仍然是和平与发展。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盘来看，中美之间现在的关系，跟美苏当年是绝对不可同日而语的。中美之间早就共享全球一个产业链，早已经在双方的经济关系方面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十多年、二十多年前，曹德旺就“走出去”到美国投资建厂，后来还追加投资。在中美贸易战剑拔弩张之际，被称为“男神”的企业家——特斯拉的掌门人马斯克，突然飞到上海，跟上海的领导签约建全球最大规模的外商投资单体工厂，后来披露，在上海这一个厂投资当量超过500亿人民币规模，一年多一点儿的时间，生产线就源源不断生产出特斯拉高水平新能源汽车，供应中国市场，也供应全球市场。这种情况说明什么呢?就是世界头号强国美国那边投资界有胆识的企业家，是一直盯着中国市场的，在大家都感觉气氛不够好、都恐惧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可以谈个好的对价，该出手时就出手。近来已听说，像跨国公司埃克森·美孚等，准备在中国要兴办比特斯拉更大规模的投资建设项目，这说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投资这个领域里，这种基本盘没有被贸易战所颠覆。中国的企业家们，也仍然在考虑继续走出去，不仅有商品输出、劳务输出，还有一些技术输出，特别是也一定会寻找机会继续做资本输出。这样一个基本盘，是我们考虑中美关系、在以底线思维做充分准备应对最不利局面的同时，应千方百计追寻最好结果的一种历史唯物论所揭示的根本性决定因素。所谓生产关系，实际讲的就是人际关系，加上社会形态色彩的一种人类集群——不同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生产力是其最根本的决定性因素。如果你认同历史唯物论所揭示的原理，就能够体会到形势比人强，生产力的发展现在到了数字经济时代更是日新月异，带有共享经济的特征，相互间的竞争已经不是赢者通吃的问题，而是谁多一些利益、谁少一些利益、但是仍然可以大家一起共存共同发展的问题。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总书记强调了几次：必须“摒弃你输我赢的旧思维”，打造和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美关系也是这样，中国如果能如愿地和平发展，跟美国斗而不破，在未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基本建成现代化，和平崛起建成现代化强国的话，中美之间已经不是“谁战胜谁”的问题，也一定是继续共存共荣、共同发展的问题。

　　在这样的一个基本格局之下，我们要特别强调认准供给侧的创新从正面的共享经济发展和制约方面的核威慑战略平衡，使我们的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在出现全球化逆流等等不利情况下并没有改变。我们中华民族现在走向现代化道路之上的根本利益，仍然在于要按照既定的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坚定不移去寻求和平发展中的和平崛起。

　　这样的背景之下，要接着说一说数字经济的发展。我们如果能够看清楚全球现在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有这样争取斗而不破的极大可能性，我们就要继续保持战略耐心、战略定力，于双边关系上有理、有利、有节地加以理性处理，多边关系上跟全球各国尽量多交朋友，多做生意，实际上这对于美国对中国的打压也是一种反制。那么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中国人自己可选择、可把握的确定性，其中就包括非常重要的在信息革命时代，在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日新月异的情况下，我们再也不能和这种创新的大潮擦肩而过。数字经济发展的开端，当然是出自美国的硅谷，现在仍然在引领科技创新的潮流，中国的现代化目标如果要实现，我们就必须紧跟上硅谷创新的步伐，在比较优势可做的范围之内，要充分发挥我们的后发优势。中央现在所说到的“双循环”所强调的新意，是在过去扩大内需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强调内循环为主体，内需首先得到本土供给的回应——这是内循环，但是这个内循环更多的意思说的是我们已经雄厚起来的本土统一市场，可给需求以供给回应，但同时又绝不放弃外循环。我们已经有这么多年发展的“国际经济大循环”和内循环的相互促进关系，在一般的、中高端的这样一些供需对应的领域里，国际的循环仍然有巨大的潜力和发展的可能性，科技交流在这方面同样也是这样的。科技发展中，我们过去被人家远远甩在后面，但我们急起直追的时候，有技术角度上所说的后发优势——人家发展到了586，我们没必要从286开始，再386、486这样一步一步走，我们可以利用比较优势上可以形成的世界范围投资和贸易方面的对接和交流，超常规地体现出技术领域里的后发优势，也一下瞄准586，来安排我们的方案。但同时也要承认，比较优势还有它在高端解释不了的一些特别的问题。比如说最高端的芯片，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外循环，我们想以天价去换取高端芯片这样的核心前沿技术，但是不论出多高的价钱还是买不来，这叫“卡脖子技术”。在这样高端的技术领域里，比较优势原理失效。我们现在的选择上，中央强调科技自立自强，就是针对这样最高端的问题。比如高端芯片，既然只有华山一条路，我们就必须以新型举国体制的攻关来最后取得这个科技成果，在我们手里攻关成功以后，形成高端供需的内循环。这样的过程当然还待以时日。我们现在可能别无选择，这种新型举国体制，一方面要借鉴原来传统体制下我们哪怕勒紧裤腰带也要搞出“两弹一星”的那种经验，另外要清醒意识到新型举国体制攻关的成功，是要对接世界市场，我们如果真的能够有了高端芯片的产出，它是要经受全球市场的考验，看我们能不能大批量、高稳定性、高质量地，以性价比有竞争力的状态，源源不断形成我们的产能和以这样带来的产品供给，适应世界市场的需要，形成有超过临界点意义的可观的市场份额，那时才表明我们的新型举国体制在芯片领域里攻关成功。

　　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的数字经济领域里我们可以先肯定一下，已经见到具有世界影响的头部企业的发展历程，它客观地表明民营企业为主的这些市场主体在数字经济里抓住创新的机遇，一些成功的头部企业实现了颠覆性创新中所体现出来的机制上和市场经济竞争的适应性，也应该肯定他们有不可替代的卓越贡献。我们可以设想一下，2020年疫情突然发生，武汉封城，其他很多地方几乎全国都是在实行严格隔离状态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冲在前面的那些头部企业他们线上线下结合地联通供需双方的这种供给能力，我们的局面会败坏到什么样的状态?必须肯定，这是在改革开放给出制度环境，使这些头部企业脱颖而出的情况下，我们形成的更强大的应对疫情突发等等的有效供给能力。但是我们也要承认，这些企业他们在规范化发展方面怎样配套上有效监管，明显进入了磨合期。前一段时间可能所有的朋友们都注意到了蚂蚁金服马上要上市的情况下，又被突然叫停暂缓上市。怎么样认识这种变化?我觉得还是要看到总体创新发展的潮流并没有改变，但是在创新发展过程中，管理部门认为需要加强监管，我们也要在这方面充分认识它的必要性。蚂蚁金服表态，他们要拥抱监管。希望经过半年左右的调整、适应，在更有效地匹配上规范性要素之后，重新启动和完成他们的上市。

　　总体中国的发展，还要进一步探讨这种数字经济所形成的所谓垄断问题——在经济学意义上，就是少数头部企业寡头垄断在数字经济时代也有新的变化。在我们强调规范化防范风险，纠正偏差的同时，要注意这些寡头垄断企业不是简单重复过去那些寡头垄断那种赢者通吃和压抑创新，现在的头部企业显然他们已经做的这些创新里，有它的经济价值之外带出来的社会价值。全中国为什么能有几万个淘宝村，几千个淘宝镇?很多穷乡僻壤，低端的草根层面的创业创新者，却能得到小额贷款的支持，能得到他自己参与市场交易的机会，能够走上致富过程。这个方面的经济价值带出的社会价值，我们需要更好地作做客观的分析和认识，要支持这些新因素在它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上更好发挥作用。

　　总体来说，必须坚定不移支持数字经济继续超常规发展，勇敢创新。相关的财税管理，我简单谈一谈自己的认识。数字经济的财税管理还处在探索阶段，全球电商税收、数字经济的税收、所谓数字服务税，还没有成熟方案，欧美和OECD国家过去总体来说是持审慎态度，现在似乎欧洲方面更积极一些，而美国产生了不少不同的看法。中国的管理者在审慎的同时，近来表现出更多的、做出规范监管的姿态，最新推出的《关于网贷规范化的征求意见稿》，预示着议论多年的相关监管，在提出电商平台融资属性和它业务等方面怎样管理的问题后，开始形成一些比过去清晰得多的规定。相关的税收也会受到更多的关注和依法依规的考虑，比如直播带货的税收办法，现在已经有所制定。怎么样依托我们企业现在用最新前沿技术开发的发票管理方式，形成比较规范完整的信息系统和管理的通盘运行机制，显然这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一套一揽子解决方案。

　　除了在监管与调控方面做出必要探索、在税收上从无到有形成规范之外，还要强调财政对于数字经济资金的政策支持，是不可或缺的责任担当。我们深圳南山区政府以财政为后盾，以政府公权在手的调控职责的发挥，去支持新经济、数字经济的发展，体现了这种责任担当。在具体分析来说，我们可设定至少如下几个角度：财政资金可以政策性融资的手段拉动和引领社会资本来支持新经济，特别是现在中央强调的新领域的数据中心、人工智能中心、工业互联网等等基础设施的建设项目，这是非抓住不可的。中国已有一定发展基础，但是总体来说我们现在还是跟随，要争取在未来不太长的时间内，在数字经济领域里以新基建支持实现它的升级发展，并在资金安排、信息服务和政策配套方面，要支持数字经济的技术研发、产学研结合的攻关;还要在以PPP(就是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创新机制，促进数字经济相关的新区开发和连片综合开发项目方面，我们有更好的作为。中国已经表现出来不少的综合连片开发案例，是我们的亮点：地方政府和企业形成签约的伙伴关系，政府只出很有限的财力——现在越来越感觉政府财力必须发挥乘数放大作用，才能履行好自己的职能，实际上是以少量“引子钱”，拉来体外大量的民间资本、社会资本，包括国企、民企和外资来，一起做开发。特别是可以在不长的时间段内，使整个区域改天换地超常规发展的连片综合开发。在我们的珠三角，在深圳，在中国其他不同区域里，结合着新基建，以及和新基建匹配的城乡一体化建设和老基建必须要做的所有建设项目，我觉得首先要注意的是有战略意义的新区开发和综合开发。还有，就是我们以新型举国体制集中的财政资金配套支持前面所说到的高端芯片、高端的航空发动机等等的攻关，这些短板、这些卡脖子技术的突破，被五中全会的建议称为国家的战略科技力量—这种力量的成长，就必须有新型举国体制高水平协调之下，调动可能几千个以上的科研团队集体攻关，日日紧盯，取得最后的意愿中的中国成果。

　　我们也一定要重温邓小平的思想指引，注意“继续和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搞好关系”，这是冷静观察沉着应对之后必然的善于守拙，知道我们的短板和不足，韬光养晦，要以外交的趋利避害，减少一些对自己发展的不利因素，绝不当头。邓小平说不当头是我们的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你如果想当头，很多的相关优势反而就丧失了。然后，追求的是“有所作为”，以我们自己充分的战略耐心和战略定力，在整个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下，要特别注意和美国斗而不破地继续往前推中国的和平发展过程。数字经济领域里怎么样和相关的财税管理很好形成对接，我们还要继续摸索与总结经验，把这方面国家治理的机制安排做得更好，进一步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和我们的潜力、活力。

　　这些看法，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