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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今年轰轰烈烈的垃圾分类运动,就不得不提前年中国全面禁止洋垃圾入境的政策,事实上,这是一个从国际事件逐步下渗到日常生活的过程,其中的内在关联不言自明,在这里笔者试图在这个进程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全球垃圾问题。
首先来聊聊垃圾的政治经济学:
1.垃圾,尤其是固体垃圾问题,是工业文明衍生的阴暗面。农业时代制造的废物进入生态循环,奢靡如罗马贵族狂饮呕吐物,久之随着马克西姆道进入自然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而近现代工业则制造了大量难以被纳入自然物质循环的固体废物。资本主义的商品惊人的庞大堆积,不断地褪去物品交换价值的弥散之光后,它们变成现代生活的难以降解的“剩余物”。
2.垃圾问题也曾经是阶级问题。扔掉每个垃圾背后,充满了阶级冲突、贫富摩擦、公私对立。塑料发明前一个世纪,巴黎贫民区被描述成垃圾堆,伦敦泰晤士河漂浮的工业废料能冒火,曼哈顿最大的淡水湖被垃圾填平,与此同时,富人刚接上清洁用水的供水系统,而劳工五家共挤一间厕所;在细菌导致疾病理论出现之前,一般人的肮脏、疾病和贫穷被划上等号。
3.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垃圾和糟糕卫生条件滋养的霍乱和肺结核的流行,才迫使西方人正视垃圾问题,这时候,垃圾问题是技术问题,纽约除了把市政垃圾交给私人资本来管理——资本家往大西洋倾倒;政府虽然开创性提出了规定回收制度,但资本主义的成本问题,让最初的循环经济成为事实上的不可能,很快回收制度就因为再制产品没有市场而破产了。直到一百年后,纽约才恢复了这种垃圾回收制度。
4.一百年后,垃圾倚赖于下水道、垃圾箱、垃圾车、垃圾站等现代化城市卫生处理系统,城市文明试图通过技术和管理将垃圾压抑到深处,转移到看不见的地方。富裕的消费大国们开始立法,建设大量的分选分拣回收设施、垃圾处理起重机,建立富有秩序的垃圾传送带。然而一系列先进的垃圾处理流程,只是为了分拣出来打包,静悄悄地送到下游的发展中国家,既没有填埋带来巨大的土地浪费,在地理上规避了垃圾焚烧的邻避效应,国民心安理得享受上游资本主义的环保大礼包。
5.在欧美垃圾分类运动如火如荼展开的时候,也正是共和国承接制造业产业转移应接不暇的年代。制造业对塑料、五金、电子元件等基础产品需求相当饥渴,在九十年代末,就已达到每年千万吨级的贸易,这时垃圾成为了一项正儿八经的大宗交易品,而实际情况是,如果将各类走私、夹带、瞒报、偷运入境的垃圾包括在内,入境的固废数量将会是远大于明面数据。在一开始,这本是各国资本双赢的事情,进口便宜,包邮,海关能收税,让一部分老板富起来(当年的女首富就是靠进口垃圾富起来的),并带动一些就业问题,有效提升我国固体废料的处理能力。
6.归根结底,“洋垃圾”是全球资本食物链的体现,镌刻着深刻的不平衡的地理,用现在的话讲,这叫市场经济在全球资源配置的结果。在这样的秩序下,上游地区能优先获取下游的能源和原材料,也能把高熵状态的物质(比如垃圾)送到下游。从全球范围来看,欧美日韩是上游,中国是下游;从中国范围来看,北上广是上游,中西部是下游;从魔都看,徐汇、虹桥、陆家嘴是中心,周围区县是下游——所以欧美青山绿水,京沪垃圾围城。如果按照中心——边缘的思维去看数据,就会看明白,我国三分之二的城市陷入垃圾包围,很多城市已经没有堆放垃圾的合适场所。
7.需要说明,垃圾的空间转移,分直接的和间接的,直接的就是开着垃圾船越过大洋,千里倒垃圾,垃圾出口一时爽,一直出口一直爽;间接的是通过国际分工,把污染企业搬去下游,不仅能利用其国资源,污染土地,也能获得下游的廉价生命,把充满剩余价值的电子产品输送回上游享用,而当产品使用价值耗尽以后,再重新垃圾船越过大洋,这样周而复始。尽管以上隐含着上游对下游的掠夺,但形式上,是要以自由贸易的面貌出现的。
8.进口洋垃圾的正当性在于,垃圾被假设为放错的资源,也就是“短缺经济”的形势下,不得以而为之,单说接受废纸,回收化浆重新制作,无论污染还是花费,都比造纸成本低。但接受洋垃圾从更大的系统考虑,却是一个增熵的过程,不仅付出能量,也会产生废水废气,对于还要承担十四亿国民日益增长的消费升级需求而的国家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站在劳动者角度,偷渡的洋垃圾对分拣劳工也会带来致命的伤害;这些回收洋垃圾的私人资本,污染治理能力低下,属于供给侧改革要淘汰的落后产能;对于上游发达国家来说,与其寻找下一个接盘侠,不如提高共患难意识,这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要求。
(补充:真正让上游发达国家体验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独特内涵的,是继中国之后,其他下游国家集体不愿当接盘侠,美国进口垃圾大户泰国暂停所有垃圾进口;马来西亚宣布一系列打压洋垃圾措施;越南、印度禁止进口废塑料;杜特尔特自掏腰包把偷运的洋垃圾送回加拿大。)
9.预计本世纪中叶,非洲大陆就可能淹没在全人类制造的电子垃圾之海下。
以上,是中国拒绝洋垃圾的逻辑。
那么,禁止洋垃圾和即将全国范围展开的垃圾分类运动又有什么关系呢?
按照那时的说法,垃圾分类是为了应对洋垃圾禁令下回收品供应紧张的问题,同时缓解迫在眉睫的环境压力(垃圾围城,湿垃圾焚烧出的二噁英),反过来说,只有严控固废进口,才能形成市场牵引机制和价格倒逼机制,完成腾笼换鸟,也就是说,这是接下来为全面推行垃圾分类政策,为可回收物再生利用争取空间。
之后的步骤我们也清楚了,然而就像那个男人说的,全面推行垃圾分类政策,出发点自然是好的。但就像前面举例的当年纽约的回收政策体现的悖论,即资本主义的成本问题,让循环经济看上去难以维继,即使靠居民自己动手分类,转化为一种为公益的额外支出,为末端企业节约一点成本,但没法让末端企业回收不赚钱的固废再加工,让湿垃圾变为肥料,因为没有利润空间,这事只能靠政府来进行补贴。
当然,垃圾的政治经济学,到最后总是要转化为地缘与阶级交织的问题。在没有垃圾分类的时候,有害垃圾混合投放后的人工分拣和回收是会把成本转嫁给下游地区的劳工和人民,全国各地处理拆解电子垃圾的癌症村基本上无法进入人们的视线。
而当强推垃圾分类时候,核心地区的人们,也是分阶级的。定时定点投放这一点,作为加班族996赶不上扔垃圾时间,这也是众所周知的问题。我们知道这本质上是转嫁社会成本的问题,对于有保姆和靠收租剥削的有闲阶级来说可以忽略不计,对于那些闲暇和收入已经被压缩到最低程度的上班族来说,那些繁复的垃圾分类标准和处理方法,无疑是加重负担。这样的吐槽,也是阶级认同的需要。
所以,最后垃圾分类提高的用工成本,企业如果不补上,这是没有道理的。如果不这样做,对通过禁止洋垃圾以谋求供给侧改革、倒逼产业升级的道路会带来阻碍。
就全球进程而言,大家的日子都并不会好过,起初通过地理不均衡发展消化的垃圾转移矛盾的新自由主义,终究会以幽灵的状态反噬回来,让上游国家的小清新们不知所措。这样时代已步入尾声。垃圾不是几个接盘侠能承担的,所以要倒逼回上游地区提升危机意识;因为塑料通过海洋会进入食物链,也关乎大多数人的命运,这叫做人类命运共同体。如果说前几十年靠中国牺牲环境拯救全球资本主义,而现在已经不符合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
最后:
在推进垃圾分类过程中,必须纠正“只管分类不管去向”、“只管局部不管全局”的片面观念和形式主义,从改善环境质量全局出发,也要从城市建设的规律出发,开展垃圾分类处理全链条设计,提升垃圾分类处理技术水平与环境管理水平,推动再生资源回收行业转型升级。
提到今年轰轰烈烈的垃圾分类运动,就不得不提前年中国全面禁止洋垃圾入境的政策,事实上,这是一个从国际事件逐步下渗到日常生活的过程,其中的内在关联不言自明,在这里笔者试图在这个进程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全球垃圾问题。
首先来聊聊垃圾的政治经济学:
1.垃圾,尤其是固体垃圾问题,是工业文明衍生的阴暗面。农业时代制造的废物进入生态循环,奢靡如罗马贵族狂饮呕吐物,久之随着马克西姆道进入自然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而近现代工业则制造了大量难以被纳入自然物质循环的固体废物。资本主义的商品惊人的庞大堆积,不断地褪去物品交换价值的弥散之光后,它们变成现代生活的难以降解的“剩余物”。
2.垃圾问题也曾经是阶级问题。扔掉每个垃圾背后,充满了阶级冲突、贫富摩擦、公私对立。塑料发明前一个世纪,巴黎贫民区被描述成垃圾堆,伦敦泰晤士河漂浮的工业废料能冒火,曼哈顿最大的淡水湖被垃圾填平,与此同时,富人刚接上清洁用水的供水系统,而劳工五家共挤一间厕所;在细菌导致疾病理论出现之前,一般人的肮脏、疾病和贫穷被划上等号。
3.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垃圾和糟糕卫生条件滋养的霍乱和肺结核的流行,才迫使西方人正视垃圾问题,这时候,垃圾问题是技术问题,纽约除了把市政垃圾交给私人资本来管理——资本家往大西洋倾倒;政府虽然开创性提出了规定回收制度,但资本主义的成本问题,让最初的循环经济成为事实上的不可能,很快回收制度就因为再制产品没有市场而破产了。直到一百年后,纽约才恢复了这种垃圾回收制度。
4.一百年后,垃圾倚赖于下水道、垃圾箱、垃圾车、垃圾站等现代化城市卫生处理系统,城市文明试图通过技术和管理将垃圾压抑到深处,转移到看不见的地方。富裕的消费大国们开始立法,建设大量的分选分拣回收设施、垃圾处理起重机,建立富有秩序的垃圾传送带。然而一系列先进的垃圾处理流程,只是为了分拣出来打包,静悄悄地送到下游的发展中国家,既没有填埋带来巨大的土地浪费,在地理上规避了垃圾焚烧的邻避效应,国民心安理得享受上游资本主义的环保大礼包。
5.在欧美垃圾分类运动如火如荼展开的时候,也正是共和国承接制造业产业转移应接不暇的年代。制造业对塑料、五金、电子元件等基础产品需求相当饥渴,在九十年代末,就已达到每年千万吨级的贸易,这时垃圾成为了一项正儿八经的大宗交易品,而实际情况是,如果将各类走私、夹带、瞒报、偷运入境的垃圾包括在内,入境的固废数量将会是远大于明面数据。在一开始,这本是各国资本双赢的事情,进口便宜,包邮,海关能收税,让一部分老板富起来(当年的女首富就是靠进口垃圾富起来的),并带动一些就业问题,有效提升我国固体废料的处理能力。
6.归根结底,“洋垃圾”是全球资本食物链的体现,镌刻着深刻的不平衡的地理,用现在的话讲,这叫市场经济在全球资源配置的结果。在这样的秩序下,上游地区能优先获取下游的能源和原材料,也能把高熵状态的物质(比如垃圾)送到下游。从全球范围来看,欧美日韩是上游,中国是下游;从中国范围来看,北上广是上游,中西部是下游;从魔都看,徐汇、虹桥、陆家嘴是中心,周围区县是下游——所以欧美青山绿水,京沪垃圾围城。如果按照中心——边缘的思维去看数据,就会看明白,我国三分之二的城市陷入垃圾包围,很多城市已经没有堆放垃圾的合适场所。
7.需要说明,垃圾的空间转移,分直接的和间接的,直接的就是开着垃圾船越过大洋,千里倒垃圾,垃圾出口一时爽,一直出口一直爽;间接的是通过国际分工,把污染企业搬去下游,不仅能利用其国资源,污染土地,也能获得下游的廉价生命,把充满剩余价值的电子产品输送回上游享用,而当产品使用价值耗尽以后,再重新垃圾船越过大洋,这样周而复始。尽管以上隐含着上游对下游的掠夺,但形式上,是要以自由贸易的面貌出现的。
8.进口洋垃圾的正当性在于,垃圾被假设为放错的资源,也就是“短缺经济”的形势下,不得以而为之,单说接受废纸,回收化浆重新制作,无论污染还是花费,都比造纸成本低。但接受洋垃圾从更大的系统考虑,却是一个增熵的过程,不仅付出能量,也会产生废水废气,对于还要承担十四亿国民日益增长的消费升级需求而的国家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站在劳动者角度,偷渡的洋垃圾对分拣劳工也会带来致命的伤害;这些回收洋垃圾的私人资本,污染治理能力低下,属于供给侧改革要淘汰的落后产能;对于上游发达国家来说,与其寻找下一个接盘侠,不如提高共患难意识,这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要求。
(补充:真正让上游发达国家体验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独特内涵的,是继中国之后,其他下游国家集体不愿当接盘侠,美国进口垃圾大户泰国暂停所有垃圾进口;马来西亚宣布一系列打压洋垃圾措施;越南、印度禁止进口废塑料;杜特尔特自掏腰包把偷运的洋垃圾送回加拿大。)
9.预计本世纪中叶,非洲大陆就可能淹没在全人类制造的电子垃圾之海下。
以上,是中国拒绝洋垃圾的逻辑。
那么,禁止洋垃圾和即将全国范围展开的垃圾分类运动又有什么关系呢?
按照那时的说法,垃圾分类是为了应对洋垃圾禁令下回收品供应紧张的问题,同时缓解迫在眉睫的环境压力(垃圾围城,湿垃圾焚烧出的二噁英),反过来说,只有严控固废进口,才能形成市场牵引机制和价格倒逼机制,完成腾笼换鸟,也就是说,这是接下来为全面推行垃圾分类政策,为可回收物再生利用争取空间。
之后的步骤我们也清楚了,然而就像那个男人说的,全面推行垃圾分类政策,出发点自然是好的。但就像前面举例的当年纽约的回收政策体现的悖论,即资本主义的成本问题,让循环经济看上去难以维继,即使靠居民自己动手分类,转化为一种为公益的额外支出,为末端企业节约一点成本,但没法让末端企业回收不赚钱的固废再加工,让湿垃圾变为肥料,因为没有利润空间,这事只能靠政府来进行补贴。
当然,垃圾的政治经济学,到最后总是要转化为地缘与阶级交织的问题。在没有垃圾分类的时候,有害垃圾混合投放后的人工分拣和回收是会把成本转嫁给下游地区的劳工和人民,全国各地处理拆解电子垃圾的癌症村基本上无法进入人们的视线。
而当强推垃圾分类时候,核心地区的人们,也是分阶级的。定时定点投放这一点,作为加班族996赶不上扔垃圾时间,这也是众所周知的问题。我们知道这本质上是转嫁社会成本的问题,对于有保姆和靠收租剥削的有闲阶级来说可以忽略不计,对于那些闲暇和收入已经被压缩到最低程度的上班族来说,那些繁复的垃圾分类标准和处理方法,无疑是加重负担。这样的吐槽,也是阶级认同的需要。
所以,最后垃圾分类提高的用工成本,企业如果不补上,这是没有道理的。如果不这样做,对通过禁止洋垃圾以谋求供给侧改革、倒逼产业升级的道路会带来阻碍。
就全球进程而言,大家的日子都并不会好过,起初通过地理不均衡发展消化的垃圾转移矛盾的新自由主义,终究会以幽灵的状态反噬回来,让上游国家的小清新们不知所措。这样时代已步入尾声。垃圾不是几个接盘侠能承担的,所以要倒逼回上游地区提升危机意识;因为塑料通过海洋会进入食物链,也关乎大多数人的命运,这叫做人类命运共同体。如果说前几十年靠中国牺牲环境拯救全球资本主义,而现在已经不符合可持续发展观和全球治理观。
最后:
在推进垃圾分类过程中,必须纠正“只管分类不管去向”、“只管局部不管全局”的片面观念和形式主义,从改善环境质量全局出发,也要从城市建设的规律出发,开展垃圾分类处理全链条设计,提升垃圾分类处理技术水平与环境管理水平,推动再生资源回收行业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