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瑾：结构改革为何难——日本经验

 　　2019年注定并不简单。

　　唯有痛苦之中，才会动力改变，但这个时候选择往往变得更为有限，甚至在措手不及中走错方向。人性如此，国家也是如此。伴随着中国经济不再保八，对于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保增长还是重启结构性改革的讨论再度泛起，如何看待这一情况?也许日本经验可以给予一些参考。

　　《前川报告》的成败

　　日本的八十年代，和当下中国颇为神似。

　　一方面，从日本自身而言，这是日本的泡沫经济顶峰时代。日本是亚洲第一个创造战后经济奇迹的国家，从1955～1973年被称为高速成长期，期间GDP增速平均10%，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在70年末更是涌起“日本第一”风潮。虽然日本经济已经不是70年代的高速增长期了，但是泡沫经济的初期甜蜜弥合了这一落差。也正因此，80年代是日本将高速增长转化为高速财富的时代，日本社会享受的盛极转衰之前最后的好时光，从企业到个人不缺乏买买买的动力。

　　另一方面，从国际而言这也是日美贸易摩擦频发的年代，日美关系也从昔日的亦步亦趋变得敏感对立。在美国经济双赤字背景下，日美顺差成为彼此摩擦点。美国对日本人偷走了美国工作、倾销便宜产品、不平等竞争等等指责，是不是听起来是曾相识?美国不仅对日本启动301调查，甚至出现国会议员用大锤砸碎东芝收音机的戏剧性场面。

　　对于国人来说，印象最深刻大概是广场协议，直到今天，在公号《徐瑾经济人》讨论中，不少人还是误会这是日本经济转折点，事实上，日本经济的症结还是在内部。回头来看，在广场协议之前，日本已经出现资产泡沫迹象。广场协议之后，除了美国要求日本开放国内市场的压力外，日元升值对于不少出口行业带来压力，日本经济处于前所未有不安之中，也期待有所改变。1986年的《前川报告》，就是在这样背景下出台。

　　《前川报告》最开始以当时首相中曾根康弘的私人咨询机构名义发布，命名来自当时日本银行总裁前川，随后进入政策领域。与当时民族主义看法不同，《前川报告》指出如果继续保持顺差模式，不仅破坏国际和谐，日本经济自身也难以继续，将顺差原因主要归结为日本战后的出口导向模式，提出转向内需，因此需要进行产业转型、开放国内市场、推进日元国际化、促进对外合作投资、扩大消费等一揽子方案。

　　《前川报告》被认为是日本结构性改革的先声，对80年代后期与90年代日本经济有重大影响，当然，很多人也认为《前川报告》导致了泡沫的进一步放大。真相到底如何?

　　结构性改革：总是被推迟

　　事实上，《前川报告》提出的一揽子改革方案，并没有得到全面落实。

　　参与前川报告起草委员的宫崎勇回忆，前川报告的判断是，为缩小顺差财政政策应该加大支出，货币政策应该为配合稳定物价。但在不同部门博弈之下，日本财政部(大藏省)等强势部门话语权长期压过日本央行，结果还是货币政策被迫出力更多。结果，不断增加的货币量导致了房地产和股市的价格上涨，最终造成不可挽回的悲剧。

　　80年代末期房地产泡沫继续做大，到了1989年日本央行骤然紧缩，导致日本资本市场在泡沫中崩溃。到今天很多人还是指责日本央行应对不当，但是一位日本央行家对此颇感委屈，他曾经对我回忆，在当时的氛围之下，如果保持宽松对于所有人看起来都有利的情况下，其实没有人敢于去收紧，实际上央行的决策也是集体意识的体现。

　　至于真正需要付出代价的结构性改革，却没有得力实施，某种意义，可以说当时日本过于依赖前川报告中提出的金融财政措施，也可以说当时并没有全力贯彻前川报告中结构性措施。

　　这其实涉及政治经济学的普遍规律。在经济看似花团锦簇之际，其实先知先觉者已经洞察其趋势难以为继，一切泡沫只是强弩之末，但是这一共识难以得到普遍认可，政治家在决策过程中往往会选择更为短期而方便的政策，这也是经济学家给政府献策的普遍困境——无论出于专业与良心甚至虚荣，经济学家给出的方案包含多少正确和错误的建议，相关部门往往会倾向于采取最有利于自身的建议。

　　那么经济学家或者政策执行者，如何做才对?多次参与日本政策建议的宫崎勇经历了经济安定本部经济审议厅、经济企划厅与市场经济学家不同角色，为多位首相建言献策，他晚年从日本经验，总结了五点经验：首先，应该强调国际观点不应该凌驾于国人权益，即民主主义之上的市场经济，其次应该认识到个人与企业是经济活动核心，从上而下的统制经济难行其道，第三政府的主要工作应该是将宏观波动控制在最小波动范围，加大透明度，第四，经济改革应该将国内与国际结合，最后经济学家既要专业，又要能眼观大局。

　　中国的当下

　　日本的故事，是中国最好的一面镜子。

　　在经济乏力的当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谁该出力，已经引发“互怼”，而结构性改革与稳增长的争议也再次重现，除了长期支持中国经济还可以保持数十年8%的几位经济学家之外，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近期也在总理见面会上提出，当前应提高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如果没有必要的增长速度，所有稳定性指标都会恶化，结构调整、经济体制改革等长期问题将无从谈起或难以推进” 。与之对应，吴敬琏等则继续主张重启改革。

　　结构性改革是一个大家都爱谈却不爱做的美丽口号。当经济遇到挫折，结构性改革的呼声总是很高，结构改革在日语是構造改革(こうぞうかいかく)，也表示制度深层次变化。在90年代，首相小泉纯一郎宣称自己是日本结构性改革第一人，甚至提出没有结构性改革就没有增长。其实日本一直陆续有结构性改革提议，从80年代前川报告到90年代的《平岩报告》甚至桥本龙太郎，都有涉及，如何落实却一直存在问题。

　　更重要是，结构性改革的具体政策往往会导致更大波动，典型在桥本内阁时期。桥本龙太郎1996年当选首相，接替短暂执政的政权社会党政权(1994～1995)，这其实是自民党失去政权之后重回政坛中心，桥本本人也被称为日本“后自民党时代”第一位首相。桥本本人很多政策很有决断，比如加增消费税，但是他的短暂执政也说明结构性改革与解决经济衰退问题的两难。当时执政党根基不稳，桥本本人希望以强力的财政重建以及金融改革等强力政策获得支持，经济问题是他的核心议题，但恰恰为此失利而下台。此前美国曾经多次关照日本的经济问题，不想日本的问题没有解决，东南亚国家却陷入金融危机之中。

　　当桥本龙太郎因为应对危机不当而下台，他2000年曾经在《朝日新闻》发表文章，反思桥本改革为何失败，他认为最大原因在于信息不足导致的判断失误。

　　从这里看来，日本经验证明无论强调财政支出的凯恩斯主义还是强调加大货币供应的再通胀派都无法取代结构政策。更重要的是，无论刺激派还是改革派观点对错都不是要点，要点在于需要容许不同意见存在，形成经济政策观念博弈市场，这为透明决策提供更多可靠依据。否则，如果只允许一种声音，那么必然是一水儿的心理按摩，那么危机到来前也会茫然无知。

　　总计而言，结构性改革是一位见效慢的苦药，并非立竿见影的神奇药丸，甚至可能带波动。对于政党政治而言往往依赖有强大执政基础的领导人，但是能够采取结构性改革的政治家，必然是有远见的政治家，短视的人往往只在乎眼下，根本不会在乎下一个十年的变化。

 　　2019年注定并不简单。

　　唯有痛苦之中，才会动力改变，但这个时候选择往往变得更为有限，甚至在措手不及中走错方向。人性如此，国家也是如此。伴随着中国经济不再保八，对于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保增长还是重启结构性改革的讨论再度泛起，如何看待这一情况?也许日本经验可以给予一些参考。

　　《前川报告》的成败

　　日本的八十年代，和当下中国颇为神似。

　　一方面，从日本自身而言，这是日本的泡沫经济顶峰时代。日本是亚洲第一个创造战后经济奇迹的国家，从1955～1973年被称为高速成长期，期间GDP增速平均10%，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在70年末更是涌起“日本第一”风潮。虽然日本经济已经不是70年代的高速增长期了，但是泡沫经济的初期甜蜜弥合了这一落差。也正因此，80年代是日本将高速增长转化为高速财富的时代，日本社会享受的盛极转衰之前最后的好时光，从企业到个人不缺乏买买买的动力。

　　另一方面，从国际而言这也是日美贸易摩擦频发的年代，日美关系也从昔日的亦步亦趋变得敏感对立。在美国经济双赤字背景下，日美顺差成为彼此摩擦点。美国对日本人偷走了美国工作、倾销便宜产品、不平等竞争等等指责，是不是听起来是曾相识?美国不仅对日本启动301调查，甚至出现国会议员用大锤砸碎东芝收音机的戏剧性场面。

　　对于国人来说，印象最深刻大概是广场协议，直到今天，在公号《徐瑾经济人》讨论中，不少人还是误会这是日本经济转折点，事实上，日本经济的症结还是在内部。回头来看，在广场协议之前，日本已经出现资产泡沫迹象。广场协议之后，除了美国要求日本开放国内市场的压力外，日元升值对于不少出口行业带来压力，日本经济处于前所未有不安之中，也期待有所改变。1986年的《前川报告》，就是在这样背景下出台。

　　《前川报告》最开始以当时首相中曾根康弘的私人咨询机构名义发布，命名来自当时日本银行总裁前川，随后进入政策领域。与当时民族主义看法不同，《前川报告》指出如果继续保持顺差模式，不仅破坏国际和谐，日本经济自身也难以继续，将顺差原因主要归结为日本战后的出口导向模式，提出转向内需，因此需要进行产业转型、开放国内市场、推进日元国际化、促进对外合作投资、扩大消费等一揽子方案。

　　《前川报告》被认为是日本结构性改革的先声，对80年代后期与90年代日本经济有重大影响，当然，很多人也认为《前川报告》导致了泡沫的进一步放大。真相到底如何?

　　结构性改革：总是被推迟

　　事实上，《前川报告》提出的一揽子改革方案，并没有得到全面落实。

　　参与前川报告起草委员的宫崎勇回忆，前川报告的判断是，为缩小顺差财政政策应该加大支出，货币政策应该为配合稳定物价。但在不同部门博弈之下，日本财政部(大藏省)等强势部门话语权长期压过日本央行，结果还是货币政策被迫出力更多。结果，不断增加的货币量导致了房地产和股市的价格上涨，最终造成不可挽回的悲剧。

　　80年代末期房地产泡沫继续做大，到了1989年日本央行骤然紧缩，导致日本资本市场在泡沫中崩溃。到今天很多人还是指责日本央行应对不当，但是一位日本央行家对此颇感委屈，他曾经对我回忆，在当时的氛围之下，如果保持宽松对于所有人看起来都有利的情况下，其实没有人敢于去收紧，实际上央行的决策也是集体意识的体现。

　　至于真正需要付出代价的结构性改革，却没有得力实施，某种意义，可以说当时日本过于依赖前川报告中提出的金融财政措施，也可以说当时并没有全力贯彻前川报告中结构性措施。

　　这其实涉及政治经济学的普遍规律。在经济看似花团锦簇之际，其实先知先觉者已经洞察其趋势难以为继，一切泡沫只是强弩之末，但是这一共识难以得到普遍认可，政治家在决策过程中往往会选择更为短期而方便的政策，这也是经济学家给政府献策的普遍困境——无论出于专业与良心甚至虚荣，经济学家给出的方案包含多少正确和错误的建议，相关部门往往会倾向于采取最有利于自身的建议。

　　那么经济学家或者政策执行者，如何做才对?多次参与日本政策建议的宫崎勇经历了经济安定本部经济审议厅、经济企划厅与市场经济学家不同角色，为多位首相建言献策，他晚年从日本经验，总结了五点经验：首先，应该强调国际观点不应该凌驾于国人权益，即民主主义之上的市场经济，其次应该认识到个人与企业是经济活动核心，从上而下的统制经济难行其道，第三政府的主要工作应该是将宏观波动控制在最小波动范围，加大透明度，第四，经济改革应该将国内与国际结合，最后经济学家既要专业，又要能眼观大局。

　　中国的当下

　　日本的故事，是中国最好的一面镜子。

　　在经济乏力的当下，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谁该出力，已经引发“互怼”，而结构性改革与稳增长的争议也再次重现，除了长期支持中国经济还可以保持数十年8%的几位经济学家之外，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近期也在总理见面会上提出，当前应提高基础设施投资增速，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如果没有必要的增长速度，所有稳定性指标都会恶化，结构调整、经济体制改革等长期问题将无从谈起或难以推进” 。与之对应，吴敬琏等则继续主张重启改革。

　　结构性改革是一个大家都爱谈却不爱做的美丽口号。当经济遇到挫折，结构性改革的呼声总是很高，结构改革在日语是構造改革(こうぞうかいかく)，也表示制度深层次变化。在90年代，首相小泉纯一郎宣称自己是日本结构性改革第一人，甚至提出没有结构性改革就没有增长。其实日本一直陆续有结构性改革提议，从80年代前川报告到90年代的《平岩报告》甚至桥本龙太郎，都有涉及，如何落实却一直存在问题。

　　更重要是，结构性改革的具体政策往往会导致更大波动，典型在桥本内阁时期。桥本龙太郎1996年当选首相，接替短暂执政的政权社会党政权(1994～1995)，这其实是自民党失去政权之后重回政坛中心，桥本本人也被称为日本“后自民党时代”第一位首相。桥本本人很多政策很有决断，比如加增消费税，但是他的短暂执政也说明结构性改革与解决经济衰退问题的两难。当时执政党根基不稳，桥本本人希望以强力的财政重建以及金融改革等强力政策获得支持，经济问题是他的核心议题，但恰恰为此失利而下台。此前美国曾经多次关照日本的经济问题，不想日本的问题没有解决，东南亚国家却陷入金融危机之中。

　　当桥本龙太郎因为应对危机不当而下台，他2000年曾经在《朝日新闻》发表文章，反思桥本改革为何失败，他认为最大原因在于信息不足导致的判断失误。

　　从这里看来，日本经验证明无论强调财政支出的凯恩斯主义还是强调加大货币供应的再通胀派都无法取代结构政策。更重要的是，无论刺激派还是改革派观点对错都不是要点，要点在于需要容许不同意见存在，形成经济政策观念博弈市场，这为透明决策提供更多可靠依据。否则，如果只允许一种声音，那么必然是一水儿的心理按摩，那么危机到来前也会茫然无知。

　　总计而言，结构性改革是一位见效慢的苦药，并非立竿见影的神奇药丸，甚至可能带波动。对于政党政治而言往往依赖有强大执政基础的领导人，但是能够采取结构性改革的政治家，必然是有远见的政治家，短视的人往往只在乎眼下，根本不会在乎下一个十年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