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斯·费舍尔：谁支持了希特勒？

作者：克劳斯·费舍尔;译林出版社 2011-9出版　　

　　随着阿道夫·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德国将陷入深渊，一个前所未有的黑暗年代。尽管希特勒大肆宣传的千年帝国只持续了十二年，但是，世界从来就没有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见过如此邪恶的犯罪行为。编撰历史的结果使许多描述第三帝国兴亡的历史学家产生了幻觉。希特勒散发的邪恶使这十二年在历史的长河中显得格外突出，促使许多历史学家假定了许多谬误的或误导的理论，这些理论涉及到政治的因果关系和心理动机。因为纳粹党对世界造成的破坏是巨大的，因此，历史学家假定这种邪恶必然根植于德国的历史和德国人的性格当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假设激发了某种从纳粹种族主义发展起来的，也是在第三帝国时期惯用的诽谤性解释。对于一些患有德国恐惧症的历史学家来说，纳粹的经历依然是一个中心，只有围绕着它，对德国历史的整体解释才能得到明确的表达。最为极端的是，这导致了将许多德国人或者历史事件扭变成希特勒和奥斯维辛的最初化身。过去犯下的罪行也被延伸到明天，因为希特勒的阴影依然跨越了现代，扩展到未来。

　　这种德国恐惧症倾向的对立面是对德国的辩解，它认为纳粹的经历是一个失常，与德国历史中过去的事件或体制没有关系。一些人甚至宣称纳粹的经历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事件，是根植于历史时空之外的罪恶的爆发。这些观点和它们的对立面一样是不可信的，尽管它们可能满足一些德国人，因为他们相信他们自己是希特勒侵略欲望不知情的和无辜的受害者。一些修正主义的历史学家利用各种借口——比如无知(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服从命令、同样的渺小(在那样的情况下你会和我们一样坏)、微不足道的拒绝——进行搪塞，企图以此来洗刷纳粹罪行。他们宣称尽管纳粹党人也许受到了误导，但是，他们要为德国创造最好的东西，并没有犯下对手们归罪于他们的大多数可恶的罪行。

　　本书的研究企图避开这两个极端，将国家社会主义的起源归结于一个跨度六十年的特殊环境，其中包括反犹太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战败、《凡尔赛和约》、西方大国的报复性态度、灾难性的经济环境、德国不稳定的政治制度和党派、兴登堡及保守主义派系的短视、希特勒超凡的领袖天才。

　　本书关于希特勒的研究支持了戈登·克雷格的观点：“希特勒是独特的，是一种没有真正的历史的力量，他的德国性是虚假的，因为他从来没有感到自己的德国性，最终他还否定了它。他的政治视野的惊人的野蛮和性格上的道德空虚，使得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可能将他与其他的德国领导人进行比较。他是孤立的。”

　　正如一句可笑的纳粹口号认为的那样：希特勒不是德国，德国也不是希特勒。提醒我们自己记住这一点是重要的。假如情况就是如此，那么是谁在支持希特勒?他所发动的运动的性质又是什么呢?在回答第一个问题的时候，在一开始就把它分成两个独立的、同时又不是一直关联的两个问题是重要的：谁是希特勒的追随者?谁投票支持希特勒?宽泛说来，这里有三种类型的追随者：出于信仰，出于社会经济的自我利益，出于机会主义或者赶时髦的动机。

　　出于信仰的追随者代表着纳粹运动最坚实的核心。他们几乎都是男性。这证实了纳粹党的一句大话：国家社会主义是男人的事业。这一核心主要由桀骜不驯的复员士兵组成，他们不能将天生的军国主义和魏玛共和国的民主信仰结合在一起。对于他们来说，“国家社会主义诞生于前线的生活，也只有了解前线的生活，一个人才能理解国家社会主义”。假如说存在着“纳粹党人”或“法西斯分子”的原型，那么他既不属于资产阶级也不属于无产阶级，而是一个在社会上无依无靠，认同于反革命的、种族的意识形态的局外人。尽管他来自中产阶级的背景，但并不真正认同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因为他认为这些价值观是颓废和唯利是图的。

　　同时，他也厌恶普通的大众和他们对平等主义意识形态的赞同。典型的纳粹党人视自己为介于中产阶级保守主义和工人阶级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种力量。辩证地说，他企图通过消除以上两者最为推崇的对立思想——民族主义或社会主义——对两者加以综合。法西斯主义是以上两种思想的混血儿，它的德国变种按照希特勒自己的内心冲突和妄想得到了明确的界定。

　　假如在魏玛共和国期间经济的稳定得到了恢复和维持，那么，纳粹运动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它只会停留在一个小型的恐外团体的水平上，它由一群缺乏创新的、不称职的人所组成。但是，随着经济的崩溃——第一次是1923年，第二次是1929年——纳粹党吸收了一些被误导的同情者，他们出于经济上的自我利益加入了该党。他们受到了恐吓，相信只有一种选择，即资产阶级的毁灭和共产主义的胜利。下列集团先后逐渐参加了纳粹运动：下中产阶级，他们害怕失去社会地位;绝大部分更为富有的地主，他们害怕共产主义没收财产的政策而成为牺牲品;不再有梦想的工人，他们对国家的忠诚远远超过对阶级的忠诚。

　　但是，最终是希特勒的组织和领袖的天才，使得纳粹党对广大德国人的吸引成为可能。党的成员名单和选举资料显示：纳粹党对它核心层之外的人也能够产生吸引力，并且明显吸引了和它根本不匹配的社会集团。希特勒直觉上似乎知道，投票的方式不仅受到阶级关系，也受到集团偏见的决定。希特勒认为：假如他能成功地使大众受到国家的控制，同时使他们信服种族的偏见，他就能够有效地消除经济的差异，将不同种类的社会因素重组到一个民族的共同体当中。他是正确的。在1923至1933年间，他为这样一个大众党奠定了基础。大众党是一个新奇的概念，它使当时的大多数观察家困惑不解：“通过宣称社会主义者、工人、民族主义者的三位一体，一位狂热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可以指导一场大众的运动，并且能够获得胜利，这样的想法在社会学意义上是新颖的、在政治学意义上是有害的，以至于它是难以理解的。”

　　因此，有关纳粹运动社会构成的问题就没有另外一些问题显得重要，它们与这场运动的能力相关，其中包括拓宽运动自身的基础，在魏玛共和国典型的小型政党中脱颖而出;吸引大众的支持。由于选举的实力构成了衡量大众支持的主要尺度之一，因此下面出现的问题是：是谁在投票支持希特勒?许多研究汇集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和详尽的资料，将选举的结果分解成详细的组成部分，企图显示来自不同的经济社会背景或宗教背景的德国人在1924至1933年的不同选举中是如何投票的。这些研究对传统的解释提出了严肃的疑问，这些解释认为，希特勒从忧心忡忡的下中产阶级那里得到了大部分的支持，因为这个阶级的成员害怕被工人大众所吞噬，因此投入了纳粹党的怀抱。确实，对投票方式的研究揭示了希特勒的魅力是超越阶级界限的。传统的解释认为，纳粹党在下中产阶级社区那里获得了全胜，与这种观点相反，最近的一些研究并没有找到纯粹的为选举的目的组织起来的下中产阶级的社区。由于没有纯粹的下中产阶级的选区，纳粹党如何在那里获得全胜呢?这些研究也揭示了对纳粹党最高水平的支持来自上层阶级和上中产阶级的地区。尤其在一些城市地区，越是富有，对纳粹党支持的可能性就越大。仔细的经验研究也攻破了一个神话：在德国，选举成功的关键存在于城市当中。正如上面所提到的那样，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多数德国人生活在乡村或者小城镇，那些将目标确定在乡村，尤其确定在北部清教地区的纳粹战略家熟悉这个事实。在那里，人民对党派的忠诚已经衰落，因此纳粹党成功的前景就十分看好。这就是为什么纳粹党在清教村庄和中等规模的清教城镇大有斩获的原因所在。

　　那么，是谁在支持希特勒?是德国广泛的但不是大多数选民在支持他。在1932年7月31日的自由选举中，希特勒的最高得票数为37.3%，即每八票当中只有三票支持他。但是，假如德国的政治出现了极端化，其得票差数就高于任何其余党派，从而使纳粹党“成为中产阶级长期寻找的政党”。1932年7月纳粹党的胜利产生了巨大的动力，使纳粹党能够利用其对手的虚弱和自己的组织化力量。对希特勒有所帮助的因素包括：敌对政党领导的平庸、《魏玛宪法》的缺点、对《凡尔赛和约》的普遍敌视、不断增长的极权主义情绪、统治精英层的关键分子的逐渐变节。希特勒利用了纳粹党策略和管理上的优势，以及自己的操纵天才，他完全欺骗了一个在1932年依然在阻碍他的唯一集团——围绕在总统兴登堡周围的保守主义派系。

　　魏玛共和国失败了，因为没有足够强大的共和主义者挽救它。在正常的年代，共和国还可能蒙混过关，其中期(1924—1929)温和的复苏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在充满动荡和混乱变化的年代，它的虚弱成了致命的缺点。在相互的恐惧和妄想中，许多德国人再次求助于“立竿见影的”集权式解决方法。假如右翼的、民族主义的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这种解决方法自然出自政治右翼。

　　因此，国家社会主义是一种右翼极权主义，带有强烈的大众倾向和千年盛世含义。它是右翼的，因为对它的关键支持来自广泛的中产阶级中的保守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来自传统的精英，来自军队。它的意识形态的主要成分——绝大部分是由希特勒创造的——是对19世纪最有权势的力量的聪明的德国式综合，它们是种族中心论的民族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希特勒经常用充满理想的花言巧语掩盖这些力量中难以驾驭的、军国主义的性质，这些花言巧语对德国人来说充满了魅力，但是，事实上他正稳步地、越来越深地走入极权主义的泥沼。

　　尽管数以千计的德国人欢呼希特勒在1933年的成功，但是记录也显示，来自社会各阶层的许多德国人也被恐惧和忧郁所支配，他们强烈地怀疑希特勒会不受控制地向德国和全世界释放出污浊的洪水。一些故事，以及一个在乌尔施泰因出版社编辑部流传的可怕笑话表达了对即将来临的纳粹恐怖的怪异之感。1932年阿图尔·科斯特勒在这家出版社工作，他转述了这个故事：

　　在中国明朝的第二个皇帝统治之时，有一个名叫王伦的刽子手。他是处决人的高手，他的名声传遍了帝国各省。那时，死刑是非常多的，有时一次就有十五或者二十个人被砍头。王伦的习惯是带着迷人的微笑站在断头台前，将弯曲的大刀插在背后，吹着快乐的口哨，一边向断头台走去，一边就以极快的速度将死刑犯的头砍下。

　　王伦有一个秘密的人生抱负，为了实现它他花费了五十年的时间。这个抱负就是一刀砍掉一个人的头，按照惯性法则，这个人的头依然留在他的脖子上，就如台布被极快地抽去，桌上的盘子纹丝不动一样。

　　王伦了不起的一刻在他七十二岁的时候到来了。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他必须将十六个死刑犯送去见祖宗。他像平常一样站在断头台前。他以无法模仿的快捷使十一个人头滚落在地。他的顶峰出现在第十二个人身上。当这个人走上断头台的台阶时，王伦的刀闪电般地划过了他的脖子，而他的头依然保留在原来的地方，这个人什么也没有意识到，继续往断头台上走。当他走到台上时，他对王伦说：

　　“残酷的王伦，你对其他人如此仁慈，为什么你要延长我等待的痛苦?”

　　王伦听到这些话，知道他一生的工作已经完成。平静的微笑出现在他的脸上。他十分有礼貌地对这位等待的人说：

　　“只要轻轻点点头就行了。”

　　正如阿图尔·科斯特勒补充的：“我们沿着德国民主城堡安静的走廊行进，彼此微笑着问候，只要轻轻点点头就行了。我们用手指推了推自己的脖子，确定我们的头依然牢牢地留在肩膀上面。”许多德国人在后来的十二年里，一直保持着这样的手势，其中许多人失去了他们的项上人头，再也不能把它们安上去了。

　　克劳斯·费舍尔，1942年生于德国慕尼黑，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芭芭拉分校获得文化与知识史学博士学位，目前任教于加利福尼亚州圣玛利亚市阿兰汉考克学院。本文选编自《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一书，标题为编者所拟。

作者：克劳斯·费舍尔;译林出版社 2011-9出版　　

　　随着阿道夫·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德国将陷入深渊，一个前所未有的黑暗年代。尽管希特勒大肆宣传的千年帝国只持续了十二年，但是，世界从来就没有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见过如此邪恶的犯罪行为。编撰历史的结果使许多描述第三帝国兴亡的历史学家产生了幻觉。希特勒散发的邪恶使这十二年在历史的长河中显得格外突出，促使许多历史学家假定了许多谬误的或误导的理论，这些理论涉及到政治的因果关系和心理动机。因为纳粹党对世界造成的破坏是巨大的，因此，历史学家假定这种邪恶必然根植于德国的历史和德国人的性格当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假设激发了某种从纳粹种族主义发展起来的，也是在第三帝国时期惯用的诽谤性解释。对于一些患有德国恐惧症的历史学家来说，纳粹的经历依然是一个中心，只有围绕着它，对德国历史的整体解释才能得到明确的表达。最为极端的是，这导致了将许多德国人或者历史事件扭变成希特勒和奥斯维辛的最初化身。过去犯下的罪行也被延伸到明天，因为希特勒的阴影依然跨越了现代，扩展到未来。

　　这种德国恐惧症倾向的对立面是对德国的辩解，它认为纳粹的经历是一个失常，与德国历史中过去的事件或体制没有关系。一些人甚至宣称纳粹的经历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事件，是根植于历史时空之外的罪恶的爆发。这些观点和它们的对立面一样是不可信的，尽管它们可能满足一些德国人，因为他们相信他们自己是希特勒侵略欲望不知情的和无辜的受害者。一些修正主义的历史学家利用各种借口——比如无知(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服从命令、同样的渺小(在那样的情况下你会和我们一样坏)、微不足道的拒绝——进行搪塞，企图以此来洗刷纳粹罪行。他们宣称尽管纳粹党人也许受到了误导，但是，他们要为德国创造最好的东西，并没有犯下对手们归罪于他们的大多数可恶的罪行。

　　本书的研究企图避开这两个极端，将国家社会主义的起源归结于一个跨度六十年的特殊环境，其中包括反犹太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战败、《凡尔赛和约》、西方大国的报复性态度、灾难性的经济环境、德国不稳定的政治制度和党派、兴登堡及保守主义派系的短视、希特勒超凡的领袖天才。

　　本书关于希特勒的研究支持了戈登·克雷格的观点：“希特勒是独特的，是一种没有真正的历史的力量，他的德国性是虚假的，因为他从来没有感到自己的德国性，最终他还否定了它。他的政治视野的惊人的野蛮和性格上的道德空虚，使得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可能将他与其他的德国领导人进行比较。他是孤立的。”

　　正如一句可笑的纳粹口号认为的那样：希特勒不是德国，德国也不是希特勒。提醒我们自己记住这一点是重要的。假如情况就是如此，那么是谁在支持希特勒?他所发动的运动的性质又是什么呢?在回答第一个问题的时候，在一开始就把它分成两个独立的、同时又不是一直关联的两个问题是重要的：谁是希特勒的追随者?谁投票支持希特勒?宽泛说来，这里有三种类型的追随者：出于信仰，出于社会经济的自我利益，出于机会主义或者赶时髦的动机。

　　出于信仰的追随者代表着纳粹运动最坚实的核心。他们几乎都是男性。这证实了纳粹党的一句大话：国家社会主义是男人的事业。这一核心主要由桀骜不驯的复员士兵组成，他们不能将天生的军国主义和魏玛共和国的民主信仰结合在一起。对于他们来说，“国家社会主义诞生于前线的生活，也只有了解前线的生活，一个人才能理解国家社会主义”。假如说存在着“纳粹党人”或“法西斯分子”的原型，那么他既不属于资产阶级也不属于无产阶级，而是一个在社会上无依无靠，认同于反革命的、种族的意识形态的局外人。尽管他来自中产阶级的背景，但并不真正认同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因为他认为这些价值观是颓废和唯利是图的。

　　同时，他也厌恶普通的大众和他们对平等主义意识形态的赞同。典型的纳粹党人视自己为介于中产阶级保守主义和工人阶级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种力量。辩证地说，他企图通过消除以上两者最为推崇的对立思想——民族主义或社会主义——对两者加以综合。法西斯主义是以上两种思想的混血儿，它的德国变种按照希特勒自己的内心冲突和妄想得到了明确的界定。

　　假如在魏玛共和国期间经济的稳定得到了恢复和维持，那么，纳粹运动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它只会停留在一个小型的恐外团体的水平上，它由一群缺乏创新的、不称职的人所组成。但是，随着经济的崩溃——第一次是1923年，第二次是1929年——纳粹党吸收了一些被误导的同情者，他们出于经济上的自我利益加入了该党。他们受到了恐吓，相信只有一种选择，即资产阶级的毁灭和共产主义的胜利。下列集团先后逐渐参加了纳粹运动：下中产阶级，他们害怕失去社会地位;绝大部分更为富有的地主，他们害怕共产主义没收财产的政策而成为牺牲品;不再有梦想的工人，他们对国家的忠诚远远超过对阶级的忠诚。

　　但是，最终是希特勒的组织和领袖的天才，使得纳粹党对广大德国人的吸引成为可能。党的成员名单和选举资料显示：纳粹党对它核心层之外的人也能够产生吸引力，并且明显吸引了和它根本不匹配的社会集团。希特勒直觉上似乎知道，投票的方式不仅受到阶级关系，也受到集团偏见的决定。希特勒认为：假如他能成功地使大众受到国家的控制，同时使他们信服种族的偏见，他就能够有效地消除经济的差异，将不同种类的社会因素重组到一个民族的共同体当中。他是正确的。在1923至1933年间，他为这样一个大众党奠定了基础。大众党是一个新奇的概念，它使当时的大多数观察家困惑不解：“通过宣称社会主义者、工人、民族主义者的三位一体，一位狂热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可以指导一场大众的运动，并且能够获得胜利，这样的想法在社会学意义上是新颖的、在政治学意义上是有害的，以至于它是难以理解的。”

　　因此，有关纳粹运动社会构成的问题就没有另外一些问题显得重要，它们与这场运动的能力相关，其中包括拓宽运动自身的基础，在魏玛共和国典型的小型政党中脱颖而出;吸引大众的支持。由于选举的实力构成了衡量大众支持的主要尺度之一，因此下面出现的问题是：是谁在投票支持希特勒?许多研究汇集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和详尽的资料，将选举的结果分解成详细的组成部分，企图显示来自不同的经济社会背景或宗教背景的德国人在1924至1933年的不同选举中是如何投票的。这些研究对传统的解释提出了严肃的疑问，这些解释认为，希特勒从忧心忡忡的下中产阶级那里得到了大部分的支持，因为这个阶级的成员害怕被工人大众所吞噬，因此投入了纳粹党的怀抱。确实，对投票方式的研究揭示了希特勒的魅力是超越阶级界限的。传统的解释认为，纳粹党在下中产阶级社区那里获得了全胜，与这种观点相反，最近的一些研究并没有找到纯粹的为选举的目的组织起来的下中产阶级的社区。由于没有纯粹的下中产阶级的选区，纳粹党如何在那里获得全胜呢?这些研究也揭示了对纳粹党最高水平的支持来自上层阶级和上中产阶级的地区。尤其在一些城市地区，越是富有，对纳粹党支持的可能性就越大。仔细的经验研究也攻破了一个神话：在德国，选举成功的关键存在于城市当中。正如上面所提到的那样，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多数德国人生活在乡村或者小城镇，那些将目标确定在乡村，尤其确定在北部清教地区的纳粹战略家熟悉这个事实。在那里，人民对党派的忠诚已经衰落，因此纳粹党成功的前景就十分看好。这就是为什么纳粹党在清教村庄和中等规模的清教城镇大有斩获的原因所在。

　　那么，是谁在支持希特勒?是德国广泛的但不是大多数选民在支持他。在1932年7月31日的自由选举中，希特勒的最高得票数为37.3%，即每八票当中只有三票支持他。但是，假如德国的政治出现了极端化，其得票差数就高于任何其余党派，从而使纳粹党“成为中产阶级长期寻找的政党”。1932年7月纳粹党的胜利产生了巨大的动力，使纳粹党能够利用其对手的虚弱和自己的组织化力量。对希特勒有所帮助的因素包括：敌对政党领导的平庸、《魏玛宪法》的缺点、对《凡尔赛和约》的普遍敌视、不断增长的极权主义情绪、统治精英层的关键分子的逐渐变节。希特勒利用了纳粹党策略和管理上的优势，以及自己的操纵天才，他完全欺骗了一个在1932年依然在阻碍他的唯一集团——围绕在总统兴登堡周围的保守主义派系。

　　魏玛共和国失败了，因为没有足够强大的共和主义者挽救它。在正常的年代，共和国还可能蒙混过关，其中期(1924—1929)温和的复苏证明了这一点，但是在充满动荡和混乱变化的年代，它的虚弱成了致命的缺点。在相互的恐惧和妄想中，许多德国人再次求助于“立竿见影的”集权式解决方法。假如右翼的、民族主义的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这种解决方法自然出自政治右翼。

　　因此，国家社会主义是一种右翼极权主义，带有强烈的大众倾向和千年盛世含义。它是右翼的，因为对它的关键支持来自广泛的中产阶级中的保守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来自传统的精英，来自军队。它的意识形态的主要成分——绝大部分是由希特勒创造的——是对19世纪最有权势的力量的聪明的德国式综合，它们是种族中心论的民族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希特勒经常用充满理想的花言巧语掩盖这些力量中难以驾驭的、军国主义的性质，这些花言巧语对德国人来说充满了魅力，但是，事实上他正稳步地、越来越深地走入极权主义的泥沼。

　　尽管数以千计的德国人欢呼希特勒在1933年的成功，但是记录也显示，来自社会各阶层的许多德国人也被恐惧和忧郁所支配，他们强烈地怀疑希特勒会不受控制地向德国和全世界释放出污浊的洪水。一些故事，以及一个在乌尔施泰因出版社编辑部流传的可怕笑话表达了对即将来临的纳粹恐怖的怪异之感。1932年阿图尔·科斯特勒在这家出版社工作，他转述了这个故事：

　　在中国明朝的第二个皇帝统治之时，有一个名叫王伦的刽子手。他是处决人的高手，他的名声传遍了帝国各省。那时，死刑是非常多的，有时一次就有十五或者二十个人被砍头。王伦的习惯是带着迷人的微笑站在断头台前，将弯曲的大刀插在背后，吹着快乐的口哨，一边向断头台走去，一边就以极快的速度将死刑犯的头砍下。

　　王伦有一个秘密的人生抱负，为了实现它他花费了五十年的时间。这个抱负就是一刀砍掉一个人的头，按照惯性法则，这个人的头依然留在他的脖子上，就如台布被极快地抽去，桌上的盘子纹丝不动一样。

　　王伦了不起的一刻在他七十二岁的时候到来了。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他必须将十六个死刑犯送去见祖宗。他像平常一样站在断头台前。他以无法模仿的快捷使十一个人头滚落在地。他的顶峰出现在第十二个人身上。当这个人走上断头台的台阶时，王伦的刀闪电般地划过了他的脖子，而他的头依然保留在原来的地方，这个人什么也没有意识到，继续往断头台上走。当他走到台上时，他对王伦说：

　　“残酷的王伦，你对其他人如此仁慈，为什么你要延长我等待的痛苦?”

　　王伦听到这些话，知道他一生的工作已经完成。平静的微笑出现在他的脸上。他十分有礼貌地对这位等待的人说：

　　“只要轻轻点点头就行了。”

　　正如阿图尔·科斯特勒补充的：“我们沿着德国民主城堡安静的走廊行进，彼此微笑着问候，只要轻轻点点头就行了。我们用手指推了推自己的脖子，确定我们的头依然牢牢地留在肩膀上面。”许多德国人在后来的十二年里，一直保持着这样的手势，其中许多人失去了他们的项上人头，再也不能把它们安上去了。

　　克劳斯·费舍尔，1942年生于德国慕尼黑，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芭芭拉分校获得文化与知识史学博士学位，目前任教于加利福尼亚州圣玛利亚市阿兰汉考克学院。本文选编自《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一书，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