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卡帕罗斯：关于饥饿，你知道的不多

　　在整个20世纪，饥荒发生的次数还是成倍地增长，而它的特点越来越不同寻常、令人恐惧：最大规模、最可怖的饥荒是由某一个人造成的。说得更通俗一点吧：饥荒是当权者的决定引起的。

作者: [阿根廷] 马丁·卡帕罗斯 / Martín Caparrós;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6出版；本文选编自《饥饿》一书。

　　斯大林的“饥饿瘟疫”

　　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是不清楚乌克兰到底发生了什么。1929年，苏联统治者约瑟夫·斯大林发表讲话称土地应当集体化，私有土地的农民是国家的敌人，土地私有制应该彻底消失。而拥有土地的农民要把他们的土地和财产上交国家。很多农民对此进行了反抗。在乌克兰，4000万头牛、羊和马遭到了屠杀。在1930年至1931年间，100万乌克兰农民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或中亚地区。没有确切数字表明到底有多少农民遭到了杀害。

　　1932年，乌克兰农村的情况一片混乱。莫斯科下令说留下的农民必须上缴一定的粮食税，这一规定最终使得农民们无饭可吃。同年春天，每天大约有25000人饿死，没人敢提这些事，只是说他们“以传统的方式死去了”。当地政府请求中央给他们下拨粮食，被拒绝了。青年武装巡逻队到那些农村去抢夺人们仅剩的食物，因为他们的长官对他们说那里的农民是想颠覆共产主义的反革命分子。饥饿的情况不断恶化，出现了人吃人的情况。在有的村子里出现了这种标语：“吃小孩是野蛮的行为”，有很多吃人的或是试图吃人的人最后被枪决了。

　　乌克兰人把这次事件叫作Holodomor，也就是“饥饿瘟疫”的意思，而在苏联的历史里我们则很难找到相应的记录。甚至直到六十年后我们才能大致搞清楚那场灾难的规模。也因此，针对那场饥荒的数字很难统一，但是确实有上百万人失踪：有人说死了大约50万人，也有人说是8万、10万。

　　有关饥饿的数字总是很不确切，但是要为饥饿问题负责的人恰恰喜欢这一点。

　　纳粹的饥饿计划

　　在使用齐克隆B化学药剂之前，阿道夫·希特勒和他的爪牙们也曾大量使用饥饿的手段来进行屠杀。纳粹们很了解饥饿：从几年前起，饥饿就是他们最好的盟友之一。那时德国刚刚在一战中失利，德国人自己也被迫只能吃很少的东西。

　　饥饿计划是一套非常精密的方案，它的目的也很简单：要把珍贵的粮食用在供给德国军队上面，而不能用于那些被德国占领土地上的人民。这对于纳粹而言是一种良性循环，因为饿死那些被他们视为低等民族的人对他们而言只能算是一种好事。

　　正和当时纳粹的心态相符，饥饿计划代表了一种过分自尊，计划中隐藏着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需要分配食物的人共分四个等级，每个等级应该分配的食物也各不相同。正如一名纳粹部长的工作报告中指出的：“低等种族需要的空间、衣服和食物都应该少于日耳曼民族。”能得到足够食物的只能是那些德国人认为有利用价值的人。那些“无需给予足够食物的人”每天只能得到1000卡路里的食物，这些人被纳粹认为既不需要保护，又不必须杀死。而“无需给予食物的人”是那些德国人决心消灭掉的人，他们几乎得不到任何食物，大部分这种人都是在与俄国战争中抓获的俘虏。

　　这些俘虏被德军以上千人为单位关押起来。他们没有生活空间，住的地方没有房顶，得不到食物，也几乎没有水喝。有些情况下，那些筋疲力尽的人们只能去吃死掉了的同伴，但是几乎没有人能活过三周。在其中的一个集中营里，竟然有上千名俄国俘虏签署了人类历史上最残忍的请愿书之一：他们求德国人枪毙他们。可惜他们连这个要求都没得到满足。

　　据统计，德国和俄国的战争中有大约400万俄国人饿死。在一些被围困的城市中，例如列宁格勒，当地政府只能枪决那些不是皮包骨的人，因为只有抢夺过食物的人才有可能有脂肪。

　　1917年俄国革命的口号是“和平和面包”，这条路看上去依旧很漫长。

　　德国侵略者于1940年10月12日宣布建立华沙犹太人区。全城所有的犹太人都被要求进入到那个被严密监视的区域，周围是三米高的围墙，上面还有尖刺。大约50万人挤在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华沙30%的人口挤到了3%的城市土地上。

　　根据德国官僚的说法，住在犹太人区的人们属于饥饿计划的第三类人群：当每个第三帝国的军人每天能够摄入2613卡路里的热量，而波兰的基督徒，699卡路里，至于犹太人区里的波兰犹太人则只有184卡路里：每天一小块面包和一碟汤。“犹太人会因为饥饿而消失，犹太问题将不复存在，剩下的只不过是一座座墓碑罢了。”德国政府的一位官员这样写道。本来只有那么一点食物人是活不长的，但犹太人凭借自身的团结和偷偷运送食物，在第一年中只有五分之一被关押者死于饥饿或饥饿引起的疾病：大约10万人。

　　英雄与恶人、团结与自私的故事在那些日子里是非同寻常的：走私者、通敌者、乞丐、小偷、抵抗者，成千上万各种身份的人为了得到一口吃的做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很多人被饿死。他们在去劳动的路上就死了，有的死在了店铺的门口，也有的死在了自己家里。人们把衣服剥掉，把尸体往巷子里一扔，身上往往也不留证件，这样家人就可以继续用他的证件去领救济粮了。因此街道里充满了死者和粪便的气味。”谢尔曼·阿普特·罗素在他的《饥饿》一书中这样写道。

　　吃饭的权利

　　二战时的饥荒是欧洲最近的一次大饥荒。据计算，5600万人口中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有超过1800万人在那六年中饿死。白俄罗斯人口的一半因为饥饿而消失了，在传统意义上的“先进国家”荷兰和挪威，情况也是一样：饥饿杀死了无数的人。

　　1946年，一亿欧洲人每天消耗含1500卡路里的食物：这意味着他们所有人都营养不良。同一年，一家新创立的专门为了避免再次爆发类似战争的机构发起了第一场对抗饥饿的运动。二战刚过，联合国此时惊魂未定，而1944年1月罗斯福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则说得比较清楚：“我们认为：真正的个体自由是建立在经济独立、安全有保障的基础上的。需要依赖别人的人不是自由的人。所以饥饿和失业的人都是造成独裁的根源。”于是他们的理念展露无遗了：饥饿的人是罪恶之源。实际上给几百万挨饿的人饭吃自然要比对抗希特勒容易得多。

　　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颁布了《世界人权宣言》，其中第一条是这么写的：“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最早签署这一宣言的只有六十四个国家，但其实原因是剩下的国家大部分是它们的殖民地。《宣言》的第二十五条写道：“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

　　联合国粮农组织是联合国系统内最早的常设专门机构，它设立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人类的吃饭问题。它的宗旨建立在一种虚无缥缈的原则之上：所有人都有一样共同的东西：人道。“人道这种东西往往会在缺失它的地方被提出来：我们要知道在小群体中，一个人的命运会影响到所有人。在这一点被人们想清楚的时候，人们就会互相帮助了，”一位阿根廷现代作家这样写道，“但没有什么想法是牢固不破的。人们手上做的和嘴里说的往往完全不一致，可是大家总会说人们的所作所为只是一时糊涂，于是那些最好的想法往往永远得不到实现，而它们的不现实性又使得人们一次又一次地把它们提出来。”

　　在那些从来没有被兑现过的权利中，最突出的就要属吃饭的权利了。人们很自然地会认为说一个全世界人民都该享有的权利是比其他事情要重要得多的，某些个人因素也好、“自由贸易”因素也好，都不应该阻挠这项权利的兑现。所有的国家都应该保证本国的人民全都能吃得上饭。

　　但是在那些从来没有被兑现过的权利中，最少被人提及的也恰恰是吃饭的权利。这很奇怪：当人们谈论人权的时候想到最多的可能是不被无理由地拘禁、不被折磨、不被杀、被允许旅游、言论自由，但却很少会想到食物。吃饭的权利变成了次要的东西。当上述那些权利遭到侵犯时，会演变成社会丑闻，而当上亿人吃不饱饭时，人们或某些机构的愤怒却显得那么的微不足道。

　　与此同时，在那些习惯发表关于饥饿的政治演说的国家里，饥饿变成了其他国家的事情。只有出于宽厚的仁慈之心和些许的内疚，政治演讲里才会出现饥饿的话题。

　　当下的饥饿

　　从20世纪60年代中叶开始，所谓的“绿色革命”蔓延到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墨西哥、中国、印度、东南亚……

　　粮食产量飞速增长。

　　让我们所有人都能吃上饭是一个奇迹。很多人吃不上饭是一种罪恶。

　　人类在几个世纪中都没有找到对抗饥荒的办法。那时，每当干旱、洪水、战争、瘟疫降临的时候，饥荒也就随之到来。最有钱的人自然总是有吃的东西，但是其他人就不行了。在一些权力高度集中的王国，周边地区会给核心地区提供粮食，但是在这些王国，交流和交通方式往往都很落后，偏远地区饥饿人民的呐喊声可能要耽搁几周或是几个月的时间才会传达到上层那里，而那时几百万甚至几千万人可能已经饿死了。在那个年代，没有什么人能拯救这些人的性命，也没有什么方式能做到这一点。

　　而如今给饥民食物已经变成了意愿问题。如果有人吃的不够、如果有人因为饥饿而生病或是死亡了，那是因为有食物的人没有把食物分给他们：我们这些有食物的人不给他们食物。如今的世界，生产的粮食产量已经超过了人类的需求，我们全都知道是谁吃不饱饭，给他们食物应该只是个时间问题。

　　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饥饿在当下已经变得比一百年、一千年前更加残酷、恐怖了。

　　作者简介：马丁·卡帕罗斯(Martín Caparrós)，1957年出生于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1976至1983年间，他曾活跃于多个地下刊物，期间在巴黎获历史硕士学位，之后旅居马德里，在西班牙《国土报》工作。马丁·卡帕罗斯高中毕业后就开始写作，1987年回到阿根廷后陆续出版了一些旅行笔记，以及几部小说。2004年，马丁·卡帕罗斯获得行星奖，该奖项的奖金数额仅次于诺贝尔文学奖。2011年，小说《活着的人》获得埃拉尔德小说奖。《饥饿》是他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已经在全世界超过25个国家出版发行。

　　在整个20世纪，饥荒发生的次数还是成倍地增长，而它的特点越来越不同寻常、令人恐惧：最大规模、最可怖的饥荒是由某一个人造成的。说得更通俗一点吧：饥荒是当权者的决定引起的。

作者: [阿根廷] 马丁·卡帕罗斯 / Martín Caparrós;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6出版；本文选编自《饥饿》一书。

　　斯大林的“饥饿瘟疫”

　　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是不清楚乌克兰到底发生了什么。1929年，苏联统治者约瑟夫·斯大林发表讲话称土地应当集体化，私有土地的农民是国家的敌人，土地私有制应该彻底消失。而拥有土地的农民要把他们的土地和财产上交国家。很多农民对此进行了反抗。在乌克兰，4000万头牛、羊和马遭到了屠杀。在1930年至1931年间，100万乌克兰农民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或中亚地区。没有确切数字表明到底有多少农民遭到了杀害。

　　1932年，乌克兰农村的情况一片混乱。莫斯科下令说留下的农民必须上缴一定的粮食税，这一规定最终使得农民们无饭可吃。同年春天，每天大约有25000人饿死，没人敢提这些事，只是说他们“以传统的方式死去了”。当地政府请求中央给他们下拨粮食，被拒绝了。青年武装巡逻队到那些农村去抢夺人们仅剩的食物，因为他们的长官对他们说那里的农民是想颠覆共产主义的反革命分子。饥饿的情况不断恶化，出现了人吃人的情况。在有的村子里出现了这种标语：“吃小孩是野蛮的行为”，有很多吃人的或是试图吃人的人最后被枪决了。

　　乌克兰人把这次事件叫作Holodomor，也就是“饥饿瘟疫”的意思，而在苏联的历史里我们则很难找到相应的记录。甚至直到六十年后我们才能大致搞清楚那场灾难的规模。也因此，针对那场饥荒的数字很难统一，但是确实有上百万人失踪：有人说死了大约50万人，也有人说是8万、10万。

　　有关饥饿的数字总是很不确切，但是要为饥饿问题负责的人恰恰喜欢这一点。

　　纳粹的饥饿计划

　　在使用齐克隆B化学药剂之前，阿道夫·希特勒和他的爪牙们也曾大量使用饥饿的手段来进行屠杀。纳粹们很了解饥饿：从几年前起，饥饿就是他们最好的盟友之一。那时德国刚刚在一战中失利，德国人自己也被迫只能吃很少的东西。

　　饥饿计划是一套非常精密的方案，它的目的也很简单：要把珍贵的粮食用在供给德国军队上面，而不能用于那些被德国占领土地上的人民。这对于纳粹而言是一种良性循环，因为饿死那些被他们视为低等民族的人对他们而言只能算是一种好事。

　　正和当时纳粹的心态相符，饥饿计划代表了一种过分自尊，计划中隐藏着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需要分配食物的人共分四个等级，每个等级应该分配的食物也各不相同。正如一名纳粹部长的工作报告中指出的：“低等种族需要的空间、衣服和食物都应该少于日耳曼民族。”能得到足够食物的只能是那些德国人认为有利用价值的人。那些“无需给予足够食物的人”每天只能得到1000卡路里的食物，这些人被纳粹认为既不需要保护，又不必须杀死。而“无需给予食物的人”是那些德国人决心消灭掉的人，他们几乎得不到任何食物，大部分这种人都是在与俄国战争中抓获的俘虏。

　　这些俘虏被德军以上千人为单位关押起来。他们没有生活空间，住的地方没有房顶，得不到食物，也几乎没有水喝。有些情况下，那些筋疲力尽的人们只能去吃死掉了的同伴，但是几乎没有人能活过三周。在其中的一个集中营里，竟然有上千名俄国俘虏签署了人类历史上最残忍的请愿书之一：他们求德国人枪毙他们。可惜他们连这个要求都没得到满足。

　　据统计，德国和俄国的战争中有大约400万俄国人饿死。在一些被围困的城市中，例如列宁格勒，当地政府只能枪决那些不是皮包骨的人，因为只有抢夺过食物的人才有可能有脂肪。

　　1917年俄国革命的口号是“和平和面包”，这条路看上去依旧很漫长。

　　德国侵略者于1940年10月12日宣布建立华沙犹太人区。全城所有的犹太人都被要求进入到那个被严密监视的区域，周围是三米高的围墙，上面还有尖刺。大约50万人挤在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华沙30%的人口挤到了3%的城市土地上。

　　根据德国官僚的说法，住在犹太人区的人们属于饥饿计划的第三类人群：当每个第三帝国的军人每天能够摄入2613卡路里的热量，而波兰的基督徒，699卡路里，至于犹太人区里的波兰犹太人则只有184卡路里：每天一小块面包和一碟汤。“犹太人会因为饥饿而消失，犹太问题将不复存在，剩下的只不过是一座座墓碑罢了。”德国政府的一位官员这样写道。本来只有那么一点食物人是活不长的，但犹太人凭借自身的团结和偷偷运送食物，在第一年中只有五分之一被关押者死于饥饿或饥饿引起的疾病：大约10万人。

　　英雄与恶人、团结与自私的故事在那些日子里是非同寻常的：走私者、通敌者、乞丐、小偷、抵抗者，成千上万各种身份的人为了得到一口吃的做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很多人被饿死。他们在去劳动的路上就死了，有的死在了店铺的门口，也有的死在了自己家里。人们把衣服剥掉，把尸体往巷子里一扔，身上往往也不留证件，这样家人就可以继续用他的证件去领救济粮了。因此街道里充满了死者和粪便的气味。”谢尔曼·阿普特·罗素在他的《饥饿》一书中这样写道。

　　吃饭的权利

　　二战时的饥荒是欧洲最近的一次大饥荒。据计算，5600万人口中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有超过1800万人在那六年中饿死。白俄罗斯人口的一半因为饥饿而消失了，在传统意义上的“先进国家”荷兰和挪威，情况也是一样：饥饿杀死了无数的人。

　　1946年，一亿欧洲人每天消耗含1500卡路里的食物：这意味着他们所有人都营养不良。同一年，一家新创立的专门为了避免再次爆发类似战争的机构发起了第一场对抗饥饿的运动。二战刚过，联合国此时惊魂未定，而1944年1月罗斯福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则说得比较清楚：“我们认为：真正的个体自由是建立在经济独立、安全有保障的基础上的。需要依赖别人的人不是自由的人。所以饥饿和失业的人都是造成独裁的根源。”于是他们的理念展露无遗了：饥饿的人是罪恶之源。实际上给几百万挨饿的人饭吃自然要比对抗希特勒容易得多。

　　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颁布了《世界人权宣言》，其中第一条是这么写的：“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最早签署这一宣言的只有六十四个国家，但其实原因是剩下的国家大部分是它们的殖民地。《宣言》的第二十五条写道：“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

　　联合国粮农组织是联合国系统内最早的常设专门机构，它设立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人类的吃饭问题。它的宗旨建立在一种虚无缥缈的原则之上：所有人都有一样共同的东西：人道。“人道这种东西往往会在缺失它的地方被提出来：我们要知道在小群体中，一个人的命运会影响到所有人。在这一点被人们想清楚的时候，人们就会互相帮助了，”一位阿根廷现代作家这样写道，“但没有什么想法是牢固不破的。人们手上做的和嘴里说的往往完全不一致，可是大家总会说人们的所作所为只是一时糊涂，于是那些最好的想法往往永远得不到实现，而它们的不现实性又使得人们一次又一次地把它们提出来。”

　　在那些从来没有被兑现过的权利中，最突出的就要属吃饭的权利了。人们很自然地会认为说一个全世界人民都该享有的权利是比其他事情要重要得多的，某些个人因素也好、“自由贸易”因素也好，都不应该阻挠这项权利的兑现。所有的国家都应该保证本国的人民全都能吃得上饭。

　　但是在那些从来没有被兑现过的权利中，最少被人提及的也恰恰是吃饭的权利。这很奇怪：当人们谈论人权的时候想到最多的可能是不被无理由地拘禁、不被折磨、不被杀、被允许旅游、言论自由，但却很少会想到食物。吃饭的权利变成了次要的东西。当上述那些权利遭到侵犯时，会演变成社会丑闻，而当上亿人吃不饱饭时，人们或某些机构的愤怒却显得那么的微不足道。

　　与此同时，在那些习惯发表关于饥饿的政治演说的国家里，饥饿变成了其他国家的事情。只有出于宽厚的仁慈之心和些许的内疚，政治演讲里才会出现饥饿的话题。

　　当下的饥饿

　　从20世纪60年代中叶开始，所谓的“绿色革命”蔓延到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墨西哥、中国、印度、东南亚……

　　粮食产量飞速增长。

　　让我们所有人都能吃上饭是一个奇迹。很多人吃不上饭是一种罪恶。

　　人类在几个世纪中都没有找到对抗饥荒的办法。那时，每当干旱、洪水、战争、瘟疫降临的时候，饥荒也就随之到来。最有钱的人自然总是有吃的东西，但是其他人就不行了。在一些权力高度集中的王国，周边地区会给核心地区提供粮食，但是在这些王国，交流和交通方式往往都很落后，偏远地区饥饿人民的呐喊声可能要耽搁几周或是几个月的时间才会传达到上层那里，而那时几百万甚至几千万人可能已经饿死了。在那个年代，没有什么人能拯救这些人的性命，也没有什么方式能做到这一点。

　　而如今给饥民食物已经变成了意愿问题。如果有人吃的不够、如果有人因为饥饿而生病或是死亡了，那是因为有食物的人没有把食物分给他们：我们这些有食物的人不给他们食物。如今的世界，生产的粮食产量已经超过了人类的需求，我们全都知道是谁吃不饱饭，给他们食物应该只是个时间问题。

　　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饥饿在当下已经变得比一百年、一千年前更加残酷、恐怖了。

　　作者简介：马丁·卡帕罗斯(Martín Caparrós)，1957年出生于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1976至1983年间，他曾活跃于多个地下刊物，期间在巴黎获历史硕士学位，之后旅居马德里，在西班牙《国土报》工作。马丁·卡帕罗斯高中毕业后就开始写作，1987年回到阿根廷后陆续出版了一些旅行笔记，以及几部小说。2004年，马丁·卡帕罗斯获得行星奖，该奖项的奖金数额仅次于诺贝尔文学奖。2011年，小说《活着的人》获得埃拉尔德小说奖。《饥饿》是他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已经在全世界超过25个国家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