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聪敏：我与加拿大结缘——中加建交始末

　　在几十年的外交生涯中，可以说我与加拿大“结缘”最久。我最初是外交部主管加拿大事务的科员，后在驻加拿大使馆工作，回国后的业务范围仍包括加拿大。在国务院外办和全国人大工作期间，我数次陪国家领导人访加或接待加拿大贵宾，我自己也多次带团访加，与加拿大的联系始终没有中断。特别是在担任全国人大中加议会协会主席期间，我与加方协会举行定期会晤和互访，接触加拿大的机会就更加频繁了，在加拿大政界、商贸界、文化界、新闻界结交了不少朋友。

　　对这个幅员辽阔、多姿多彩的“枫叶之国”，我有一种自然、朴素的情怀。历历往事，是总也忘不掉的。

本文节选自《外交人生:我的回忆和感悟》一书

　　突接调令回京

　　1969年底，我结束在驻英国代办处的任期回国，稍作休整后即奉命赴外交部设在湖北钟祥的“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在干校大约半年多一点，我突然接到回京通知。在外交部干部司报到时我方知让我立即到欧美司上班，分管加拿大业务。

　　当时“文革”还没有结束，外交部机构精简。欧美司建制很特别，顾名思义，既管欧洲又管美洲，实际上业务范围还要宽，包括现在的美大、拉美、西欧、国际、条法等多项业务，国际和条法只是两个组。此前，管加拿大的只有祝秋生同志一人。论年龄，他是我的兄长，论业务和学识，他是名副其实的加拿大事务专家，是我的老师，我来是给他当助手的。

　　当时我国与加拿大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正在举行的建交谈判已接近尾声，成功在望，外交部正在抓紧配备干部，组建司里的和使馆的工作班子。因为一旦建交，一整套工作必须跟上去。

　　中加建交引起震动

　　正如所料，1970年10月10日，长达21个月的谈判胜利结束，双方大使在建交公报上签字，10月13日两国同时发表建交公报。对中加双方来说，这的确是一件外交大事，非同寻常，在国际上也引起广泛关注和积极反响。作为加拿大邻国和盟友的美国，事先对加中建交谈判是知晓的，因为加拿大外长和驻美大使均向美国领导人和国务院作了通报，打了招呼，但招呼归招呼，建交公报正式发布时美方还是着实受到了震动。因为美方对这件事压根儿是不甘心的，至少认为加拿大没有与美国保持步调一致。加拿大不同于法国，对美国来说，加拿大不顾劝阻执意与中国建交，有些“离经叛道”，美国不受震动是不可能的。事情既已如此，美国只能面对现实。

　　加拿大是北美洲第一个同中国建交的国家，也是继1964年中法建交之后同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第一个有影响的西方国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加建交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大突破和重要成果，其意义正如首任驻加大使黄华同志所说，中加建交不仅为当时隔绝的中美之间增添了一个有效的交往渠道，同时也为后来众多西方国家同我国建交起到了推动作用，我国迎来了与外国的第三次建交高潮。

　　“冷板凳”变“热板凳”

　　中加建交使外交部一向比较冷清的美洲事务顿时热络起来。我们管加拿大工作的人过去一直坐“冷板凳”，现在“冷板凳”变“热板凳”了，可以“扬眉吐气”了。这当然是玩笑话，重要的是大家对这一重大成就感到非常兴奋，工作这么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有一种成就感。

　　中加宣布建交后我们的当务之急是筹备建馆，有几件事是必须先做的：一是派先遣组赴加，二是准备必要的外交文书，三是设计大使到任后的拜会活动，四是加方建馆人员到京后的接待。

　　我方以徐中夫临时代办为首的先遣人员1971年2月离京后，我们开始为黄华大使赴任作准备。黄华大使原本考虑早一点赴任，以便尽早开展工作，因中央决定他作为与周总理、叶帅组成的三人小组成员，参加基辛格秘密访华的接待工作，赴任时间只好推延。基辛格7月12日结束访问离京后，黄华大使才得以集中精力进行赴任的准备。7月23日，他乘法航班机经巴黎赴加拿大。加拿大政府对黄华大使到任后的礼宾安排十分重视，一路绿灯。7月27日递交国书后，大使馆在临时馆址(一家旅馆)升起五星红旗，挂起国徽，开始对外正式办公。

　　北美洲同中国隔绝二十多年，人们渴望了解中国、希望尽早到中国参观访问的热情可想而知。每天到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办签证的人都排成长龙，来馆访谈的人也是络绎不绝。使馆初建，人手紧缺，馆员一人顶几个人用，非常忙碌，每个人都是超负荷工作。但是，当大家看到如此众多的外国友人和同胞带着友善、热情和向往的神情来馆，内心都感到格外高兴，忘记了劳累，使命感和荣誉感给大家带来工作的动力。

　　在我国驻加使馆开馆不久，加拿大驻华使馆也在北京开馆。临时代办弗雷泽先期抵京，时隔不久，首任大使柯林到任。柯林是一位职业外交官，出生在一个传教士家庭，童年在中国度过。几十年后居然代表加拿大出使中国，重返故地，这是他未曾想到的。我和我的同事在迎接他到来的那一刻，从其言谈和表情看出他发自内心的兴奋和感慨。他曾用“奇迹”和“梦”来形容他当时的感受。我们的任务是帮助他和他的同事尽快熟悉工作和生活环境。

　　柯林大使抵京后的第二天，正好是星期日，他在参赞弗雷泽和《环球邮报》驻京记者陪同下兴致勃勃地来到王府井大街参观和购物，巧遇也在逛街的我们夫妇和女儿。时值夏日，柯林想买一顶草帽，我带着他们到了盛锡福帽店，选购了一顶称心如意的帽子。加驻华使馆的这几位官员和驻京记者是我与加拿大结缘后的第一批朋友。

　　亲历建交初期的频繁互访

　　双方设馆后，各项工作全面铺开，人员往来开始活跃。加方在建交谈判中所关心的一些具体双边问题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加拿大是“贸易立国”，关心尽快打开中国市场。1971年，应中方外贸部邀请，加工商贸易部长佩潘访华，这是我参与接待的第一个加政府代表团。我方对这个代表团非常重视，周总理亲自会见，进行了长时间谈话，达成广泛共识。这次谈话向世界传递出一个重要信息，即中国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世界上所有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

　　建交后不久，我方还着手解决加方原在南京的大使馆的财产和民生公司贷款等问题。为搞清这些历史遗留问题的原委，祝秋生同志和我奉领导的指派，专程分赴南京和武汉等地进行调查，尽可能找到仍健在的当事人，了解有关财产和设备的下落。由于我方准备充分，加方也很合作，通过友好协商，问题得到了合情合理的解决，加方悬在心头的几件事满意了结。事隔多年，当时经办这些案件的加驻华使馆政务参赞、法学家考皮松在温哥华同我见面时回忆说，当时双方既沿用国际上通用的一些做法，又充分考虑到实际情况，体现出互让互谅精神。加方也没有预料到问题会解决得那么顺利，中方的诚意和合作精神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1972年，加外长夏普访华，主持在北京展览馆举行的加拿大贸易博览会。这次活动共有600多名加拿大官员和商界人士参加，周总理亲自出席，盛况轰动京城。夏普为促成加中建交发挥了重要作用，周总理会见他时给予高度评价。夏普结束北京的活动后，前往石家庄参观，在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欢迎会上，他正式宣布加政府承认诺尔曼·白求恩大夫的历史性贡献。这一举动表明，加政府把纪念白求恩不仅仅看做民间活动，更重要的是当做两国传统友谊的一项具有象征意义的国家行为。这一年，其他方面的交流也十分活跃。中国矿业和冶金代表团访加，中方乒乓球、游泳和跳水三个代表团和加方滑冰、篮球和羽毛球三个代表团互访。事实表明，建交为两国关系展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两国人民都感到高兴。我有幸亲历上述活动，见证了中加建交初期双边交流的活跃场景。

1973年10月10日，特鲁多偕夫人抵达北京，周恩来等到机场迎接

　　继夏普访华之后，特鲁多于1973年10月以总理身份正式访华，共庆中加建交三周年，把中加关系推向了高潮。在特鲁多成功访华的基础上，中加关系维持了长达15年的平稳发展期。我1979～1985年底在驻加使馆工作，亲历和见证了高层的多起互访、总领馆的开设、家人团聚备忘录生效、互派记者、城市结好、经济合作协定的签署、经贸联委会和加中贸易理事会的成立、加首次对华提供发展援助基金、开展白求恩纪念活动等一系列事件。在这十多年间，中国的国家主席、总理、两位副委员长、4位副总理、多位部长相继访问加拿大;加拿大总理、总督、多位部长也相继访华。领导人的互访对发展两国关系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天有不测风云，上述良好的发展势头在1989年夏季遭受挫折。西方国家对中国政府平息政治风波肆意攻击和指责，加拿大保守党政府参加了西方对中国的联合制裁，中加关系陷入困境。

　　见证中加关系新的发展期

　　1994年，加拿大自由党重新执政上台，曾在特鲁多内阁担任部长的克雷蒂安出任总理。同是法裔出身的他继承特鲁多的对外政策，积极主张发展对华关系。他在蒙克顿大学演讲时表示：“加不干涉中国内政”，“不把人权与贸易挂钩”。一个西方国家的主要领导人，能以这样极具理性的语言谈论对华关系，是难能可贵的。克雷蒂安政府的外长乌莱特在加国际事务学会渥太华分会讲话时表示，加拿大外交有四大支柱，即经济伙伴关系、环境与发展、和平与安全、法制与人权。“经济伙伴关系”是加拿大对华政策的核心。为此，加拿大奉行“亚太优先、中国优先”的政策。

　　就在这一年的10月，在中加建交24周年之际，克雷蒂安访华，带来加拿大历史上规模最为庞大的出访代表团，包括两名部长、10个省中的9名省长和两名联邦直辖地区的行政首脑及350名企业家。克雷蒂安说，他带来了真正的“加拿大国家队”(Team Canada)。访问期间，除签署政府间“和平利用核能协定”、“发展合作项目意向书”外，企业之间共签署54个经贸合同和意向书，总金额为50多亿加元，成果丰硕。此访后不久，加中贸易理事会第14届年会在北京举行，这是克雷蒂安访华最重要的后续行动。我参加了以上活动，见证了这段中加关系新的发展期。

　　1995年中加建交25周年之际，李鹏总理应邀访加，这也是对克雷蒂安访华的回访。我作为代表团成员随同李鹏访问，并在此前率先遣组赴加作准备。李鹏此行是中国总理时隔11年再次访加，意义重大。访问期间，双方签署一系列合作文件，包括合作建设秦山核电站、人力资源开发、卫生部之间的合作等内容。我记得克雷蒂安在蒙特利尔举行盛大欢迎宴会的情景，包括特鲁多等曾为中加关系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加拿大人士在内的2 000多位客人欢聚一堂，共庆中加建交25周年。

　　1997年，江泽民主席访问加拿大，这是继李先念主席1985年访问加拿大后中国国家主席首次对加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就发展中加全面合作伙伴关系达成共识，保持和巩固了中加关系良好的发展势头。

　　亲历中加议会交流

　　全国人大与加拿大议会建立定期交流机制比较早。就加方来说，应归功于资深政治家奥斯汀参议员的倡议和积极推动。九届和十届全国人大期间，我先后担任中加议会协会副主席和主席。双方协会共举行10次会议。总的看，加拿大议员普遍支持发展对华关系，但2006年1月加拿大大选中保守党获胜上台，对华关系消极因素增加。由于保守党一贯标榜以“人权、民主、自由、良政”为核心的价值观，并出于巩固执政地位的内政考虑，在涉及中国重大利益问题上采取了一些错误做法。该党内阁成员和议员接连发表对华不友好言论，干涉中国内政，使中加关系增加了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突出反映在涉藏、人权和“东突”问题上。

　　……

　　经我方做工作，许多加拿大议员开始正视出现的问题。我从参与中加议会交流的经历中感到，加拿大议会对华友好力量有所增大，反华势力受到一定制约。但工作的难度仍然不小，加拿大不少新人进入政坛，对华缺乏了解，有些议员对华偏见较深，惯用西方的价值观评价中国的内政外交，为两国关系制造障碍。改变这一状况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需要双方作出坚持不懈的努力。

　　从长远和整体看，中加关系虽有挑战和困难，但同样面临发展机遇，仍会继续保持向前发展的势头，这是因为：

　　第一，建交几十年，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互利合作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保持和发展中加友好关系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第二，两国历届政府和议会在发展中加关系问题上有重要共识，这是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的根本保证。

　　第三，中加两国没有根本利害冲突和历史积怨，发展关系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

　　第四，中加都是在亚太地区乃至世界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保持良好的国家关系，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中加友好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不可逆转。

　　在几十年的外交生涯中，可以说我与加拿大“结缘”最久。我最初是外交部主管加拿大事务的科员，后在驻加拿大使馆工作，回国后的业务范围仍包括加拿大。在国务院外办和全国人大工作期间，我数次陪国家领导人访加或接待加拿大贵宾，我自己也多次带团访加，与加拿大的联系始终没有中断。特别是在担任全国人大中加议会协会主席期间，我与加方协会举行定期会晤和互访，接触加拿大的机会就更加频繁了，在加拿大政界、商贸界、文化界、新闻界结交了不少朋友。

　　对这个幅员辽阔、多姿多彩的“枫叶之国”，我有一种自然、朴素的情怀。历历往事，是总也忘不掉的。

本文节选自《外交人生:我的回忆和感悟》一书

　　突接调令回京

　　1969年底，我结束在驻英国代办处的任期回国，稍作休整后即奉命赴外交部设在湖北钟祥的“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在干校大约半年多一点，我突然接到回京通知。在外交部干部司报到时我方知让我立即到欧美司上班，分管加拿大业务。

　　当时“文革”还没有结束，外交部机构精简。欧美司建制很特别，顾名思义，既管欧洲又管美洲，实际上业务范围还要宽，包括现在的美大、拉美、西欧、国际、条法等多项业务，国际和条法只是两个组。此前，管加拿大的只有祝秋生同志一人。论年龄，他是我的兄长，论业务和学识，他是名副其实的加拿大事务专家，是我的老师，我来是给他当助手的。

　　当时我国与加拿大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正在举行的建交谈判已接近尾声，成功在望，外交部正在抓紧配备干部，组建司里的和使馆的工作班子。因为一旦建交，一整套工作必须跟上去。

　　中加建交引起震动

　　正如所料，1970年10月10日，长达21个月的谈判胜利结束，双方大使在建交公报上签字，10月13日两国同时发表建交公报。对中加双方来说，这的确是一件外交大事，非同寻常，在国际上也引起广泛关注和积极反响。作为加拿大邻国和盟友的美国，事先对加中建交谈判是知晓的，因为加拿大外长和驻美大使均向美国领导人和国务院作了通报，打了招呼，但招呼归招呼，建交公报正式发布时美方还是着实受到了震动。因为美方对这件事压根儿是不甘心的，至少认为加拿大没有与美国保持步调一致。加拿大不同于法国，对美国来说，加拿大不顾劝阻执意与中国建交，有些“离经叛道”，美国不受震动是不可能的。事情既已如此，美国只能面对现实。

　　加拿大是北美洲第一个同中国建交的国家，也是继1964年中法建交之后同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第一个有影响的西方国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加建交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大突破和重要成果，其意义正如首任驻加大使黄华同志所说，中加建交不仅为当时隔绝的中美之间增添了一个有效的交往渠道，同时也为后来众多西方国家同我国建交起到了推动作用，我国迎来了与外国的第三次建交高潮。

　　“冷板凳”变“热板凳”

　　中加建交使外交部一向比较冷清的美洲事务顿时热络起来。我们管加拿大工作的人过去一直坐“冷板凳”，现在“冷板凳”变“热板凳”了，可以“扬眉吐气”了。这当然是玩笑话，重要的是大家对这一重大成就感到非常兴奋，工作这么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有一种成就感。

　　中加宣布建交后我们的当务之急是筹备建馆，有几件事是必须先做的：一是派先遣组赴加，二是准备必要的外交文书，三是设计大使到任后的拜会活动，四是加方建馆人员到京后的接待。

　　我方以徐中夫临时代办为首的先遣人员1971年2月离京后，我们开始为黄华大使赴任作准备。黄华大使原本考虑早一点赴任，以便尽早开展工作，因中央决定他作为与周总理、叶帅组成的三人小组成员，参加基辛格秘密访华的接待工作，赴任时间只好推延。基辛格7月12日结束访问离京后，黄华大使才得以集中精力进行赴任的准备。7月23日，他乘法航班机经巴黎赴加拿大。加拿大政府对黄华大使到任后的礼宾安排十分重视，一路绿灯。7月27日递交国书后，大使馆在临时馆址(一家旅馆)升起五星红旗，挂起国徽，开始对外正式办公。

　　北美洲同中国隔绝二十多年，人们渴望了解中国、希望尽早到中国参观访问的热情可想而知。每天到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办签证的人都排成长龙，来馆访谈的人也是络绎不绝。使馆初建，人手紧缺，馆员一人顶几个人用，非常忙碌，每个人都是超负荷工作。但是，当大家看到如此众多的外国友人和同胞带着友善、热情和向往的神情来馆，内心都感到格外高兴，忘记了劳累，使命感和荣誉感给大家带来工作的动力。

　　在我国驻加使馆开馆不久，加拿大驻华使馆也在北京开馆。临时代办弗雷泽先期抵京，时隔不久，首任大使柯林到任。柯林是一位职业外交官，出生在一个传教士家庭，童年在中国度过。几十年后居然代表加拿大出使中国，重返故地，这是他未曾想到的。我和我的同事在迎接他到来的那一刻，从其言谈和表情看出他发自内心的兴奋和感慨。他曾用“奇迹”和“梦”来形容他当时的感受。我们的任务是帮助他和他的同事尽快熟悉工作和生活环境。

　　柯林大使抵京后的第二天，正好是星期日，他在参赞弗雷泽和《环球邮报》驻京记者陪同下兴致勃勃地来到王府井大街参观和购物，巧遇也在逛街的我们夫妇和女儿。时值夏日，柯林想买一顶草帽，我带着他们到了盛锡福帽店，选购了一顶称心如意的帽子。加驻华使馆的这几位官员和驻京记者是我与加拿大结缘后的第一批朋友。

　　亲历建交初期的频繁互访

　　双方设馆后，各项工作全面铺开，人员往来开始活跃。加方在建交谈判中所关心的一些具体双边问题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加拿大是“贸易立国”，关心尽快打开中国市场。1971年，应中方外贸部邀请，加工商贸易部长佩潘访华，这是我参与接待的第一个加政府代表团。我方对这个代表团非常重视，周总理亲自会见，进行了长时间谈话，达成广泛共识。这次谈话向世界传递出一个重要信息，即中国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世界上所有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

　　建交后不久，我方还着手解决加方原在南京的大使馆的财产和民生公司贷款等问题。为搞清这些历史遗留问题的原委，祝秋生同志和我奉领导的指派，专程分赴南京和武汉等地进行调查，尽可能找到仍健在的当事人，了解有关财产和设备的下落。由于我方准备充分，加方也很合作，通过友好协商，问题得到了合情合理的解决，加方悬在心头的几件事满意了结。事隔多年，当时经办这些案件的加驻华使馆政务参赞、法学家考皮松在温哥华同我见面时回忆说，当时双方既沿用国际上通用的一些做法，又充分考虑到实际情况，体现出互让互谅精神。加方也没有预料到问题会解决得那么顺利，中方的诚意和合作精神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1972年，加外长夏普访华，主持在北京展览馆举行的加拿大贸易博览会。这次活动共有600多名加拿大官员和商界人士参加，周总理亲自出席，盛况轰动京城。夏普为促成加中建交发挥了重要作用，周总理会见他时给予高度评价。夏普结束北京的活动后，前往石家庄参观，在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欢迎会上，他正式宣布加政府承认诺尔曼·白求恩大夫的历史性贡献。这一举动表明，加政府把纪念白求恩不仅仅看做民间活动，更重要的是当做两国传统友谊的一项具有象征意义的国家行为。这一年，其他方面的交流也十分活跃。中国矿业和冶金代表团访加，中方乒乓球、游泳和跳水三个代表团和加方滑冰、篮球和羽毛球三个代表团互访。事实表明，建交为两国关系展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两国人民都感到高兴。我有幸亲历上述活动，见证了中加建交初期双边交流的活跃场景。

1973年10月10日，特鲁多偕夫人抵达北京，周恩来等到机场迎接

　　继夏普访华之后，特鲁多于1973年10月以总理身份正式访华，共庆中加建交三周年，把中加关系推向了高潮。在特鲁多成功访华的基础上，中加关系维持了长达15年的平稳发展期。我1979～1985年底在驻加使馆工作，亲历和见证了高层的多起互访、总领馆的开设、家人团聚备忘录生效、互派记者、城市结好、经济合作协定的签署、经贸联委会和加中贸易理事会的成立、加首次对华提供发展援助基金、开展白求恩纪念活动等一系列事件。在这十多年间，中国的国家主席、总理、两位副委员长、4位副总理、多位部长相继访问加拿大;加拿大总理、总督、多位部长也相继访华。领导人的互访对发展两国关系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天有不测风云，上述良好的发展势头在1989年夏季遭受挫折。西方国家对中国政府平息政治风波肆意攻击和指责，加拿大保守党政府参加了西方对中国的联合制裁，中加关系陷入困境。

　　见证中加关系新的发展期

　　1994年，加拿大自由党重新执政上台，曾在特鲁多内阁担任部长的克雷蒂安出任总理。同是法裔出身的他继承特鲁多的对外政策，积极主张发展对华关系。他在蒙克顿大学演讲时表示：“加不干涉中国内政”，“不把人权与贸易挂钩”。一个西方国家的主要领导人，能以这样极具理性的语言谈论对华关系，是难能可贵的。克雷蒂安政府的外长乌莱特在加国际事务学会渥太华分会讲话时表示，加拿大外交有四大支柱，即经济伙伴关系、环境与发展、和平与安全、法制与人权。“经济伙伴关系”是加拿大对华政策的核心。为此，加拿大奉行“亚太优先、中国优先”的政策。

　　就在这一年的10月，在中加建交24周年之际，克雷蒂安访华，带来加拿大历史上规模最为庞大的出访代表团，包括两名部长、10个省中的9名省长和两名联邦直辖地区的行政首脑及350名企业家。克雷蒂安说，他带来了真正的“加拿大国家队”(Team Canada)。访问期间，除签署政府间“和平利用核能协定”、“发展合作项目意向书”外，企业之间共签署54个经贸合同和意向书，总金额为50多亿加元，成果丰硕。此访后不久，加中贸易理事会第14届年会在北京举行，这是克雷蒂安访华最重要的后续行动。我参加了以上活动，见证了这段中加关系新的发展期。

　　1995年中加建交25周年之际，李鹏总理应邀访加，这也是对克雷蒂安访华的回访。我作为代表团成员随同李鹏访问，并在此前率先遣组赴加作准备。李鹏此行是中国总理时隔11年再次访加，意义重大。访问期间，双方签署一系列合作文件，包括合作建设秦山核电站、人力资源开发、卫生部之间的合作等内容。我记得克雷蒂安在蒙特利尔举行盛大欢迎宴会的情景，包括特鲁多等曾为中加关系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加拿大人士在内的2 000多位客人欢聚一堂，共庆中加建交25周年。

　　1997年，江泽民主席访问加拿大，这是继李先念主席1985年访问加拿大后中国国家主席首次对加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就发展中加全面合作伙伴关系达成共识，保持和巩固了中加关系良好的发展势头。

　　亲历中加议会交流

　　全国人大与加拿大议会建立定期交流机制比较早。就加方来说，应归功于资深政治家奥斯汀参议员的倡议和积极推动。九届和十届全国人大期间，我先后担任中加议会协会副主席和主席。双方协会共举行10次会议。总的看，加拿大议员普遍支持发展对华关系，但2006年1月加拿大大选中保守党获胜上台，对华关系消极因素增加。由于保守党一贯标榜以“人权、民主、自由、良政”为核心的价值观，并出于巩固执政地位的内政考虑，在涉及中国重大利益问题上采取了一些错误做法。该党内阁成员和议员接连发表对华不友好言论，干涉中国内政，使中加关系增加了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突出反映在涉藏、人权和“东突”问题上。

　　……

　　经我方做工作，许多加拿大议员开始正视出现的问题。我从参与中加议会交流的经历中感到，加拿大议会对华友好力量有所增大，反华势力受到一定制约。但工作的难度仍然不小，加拿大不少新人进入政坛，对华缺乏了解，有些议员对华偏见较深，惯用西方的价值观评价中国的内政外交，为两国关系制造障碍。改变这一状况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需要双方作出坚持不懈的努力。

　　从长远和整体看，中加关系虽有挑战和困难，但同样面临发展机遇，仍会继续保持向前发展的势头，这是因为：

　　第一，建交几十年，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互利合作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保持和发展中加友好关系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第二，两国历届政府和议会在发展中加关系问题上有重要共识，这是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的根本保证。

　　第三，中加两国没有根本利害冲突和历史积怨，发展关系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

　　第四，中加都是在亚太地区乃至世界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保持良好的国家关系，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中加友好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不可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