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德性：托克维尔眼中的东西方世界

　　十九世纪上半叶，基督教世界正进入一场空前的大变革时代：法、美革命的尘埃开始落定，由这两场革命开启的西方两种现代性道路开始呈现其基本轮廓。对于这两场革命对整个文明世界的意义，生逢这一特殊时代的托克维尔提出如下洞见：即随着贵族社会的没落，新的民主社会将走向民主的自由还是民主的暴政?在政制上是建立美国式的自由的民主政体还是法国式的专制的民主政体?随着君主制度在各国纷纷垮台，新建立的共和国是自由的共和国还是专横的共和国?这不仅在政治上决定着各国在新的世界帝国体系中的地位，而且关系到帝国背后文明的兴衰。托克维尔将视线转向美国，并非旨在效仿美国的制度形式，更不是要颂扬这一新生共和国各项创制，而是找到法国可以引以为鉴的诸多原则和教训。

　　日薄西山的法兰西帝国

　　旧制度下的法国曾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傲视群雄，即便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自由、平等、博爱”这样的现代政治原则也能扣人心弦，引领时代。大革命致力于人类的新生，激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带有布道热忱的政治革命，它发生在法国，其原则却传布整个世界，革命本身俨然成为一种新宗教，它预示着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然而托克维尔却发现，法国大革命所承诺的理想王国并未在它的祖国落地生根，反而让这个国家陷入长期的动荡不安之中，革命后建立的所谓新制度实际上是旧制度的瓦砾重新组装而成的，与旧制度相比，新的中央集权变本加厉，法兰西共和国沉疴缠身，遍试各种药方，病情非但未能减轻，却有不断加重之势。

　　内政不修，法兰西帝国国势横遭销蚀，在列强之林节节败退，对外战争相继败于英、俄、奥、普。为此，托克维尔痛心疾首：曾几何时，在美洲，法兰西人一度有望建立一个大法兰西国，与英帝国在新大陆平分秋色，法兰西帝国在北美拥有的领土，几近于整个欧洲大小，北美大陆三条最大河流，都流经法国人的管辖地，从圣劳伦斯河口到密西西比河三角洲，人们只能听到法国的语言，路易斯堡、圣路易、新奥尔良等那些让法国人备感亲切的地方，如今已经不属于法兰西了，1803年，疲于应付欧洲战事的拿破仑以1500万美圆的现金和贷款将这块本该属于法国的领土拱手出让。

　　针对法国人在经营殖民地方面的拙劣表现，托克维尔指出主要应当归因于以下五个方面，前三个主要体现在民族性格上，后两个体现在政治习惯和法律方面：①、从地理位置上看，法国主要是一个大陆国家，在法国人的心目中，陆地代表着权力和荣耀，海洋并不能激起他们的特殊兴趣，海上贸易始终处于从属地位，航运业得不到足够的重视;②、法兰西民族性格既耽于安逸又热衷冒险：一方面他们容易满足现状，并不像有些民族对发财致富有着难以餍足的渴望，与此同时，法国人一旦离开他们的安乐窝，进入荒野，他们却能够迅速适应野蛮人的生活。这两种相反的脾性均不利于进行殖民活动;③、法国农民宁肯在困乏中老死田园，也不愿筚路蓝缕，流落他乡，即便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将他们送至海外，也很难让他们定居下来，也不像英国人那样将一切力量团结起来发财致富，法国殖民者对交给他们经营的拓居地并不怎么上心，他们的需求很容易满足，只要可能，他们宁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④、在法国迁延数百年的行政中央集权制，帝国权力中心力图控制各个省份的地方事务，对于千里之外的殖民地，不仅委派官员，颁布法令，而且控制殖民地的日常行政事务，将法国国内政治和行政原则不加分辨强加于殖民地，中央权力不顾殖民地的具体实际，一意孤行，干预一切，监视一切，指挥一切，致使其职能超载，庞杂琐碎;⑤、法国殖民者在国内所形成的政治习惯使其无法在没有指导的情况下独立行事，一个习惯于一切行动听指挥的人不可能行使好新获得的自治权利，如果政府能够将一切安排妥当，他宁肯对之俯首帖耳，他不会因为自己独力完成了一件事而感到自豪，他对自治独立兴趣不大，他的自由几乎是被强加到他的头上的。

　　正是由于以上诸多因素，尽管法国曾经投入巨大的人力和财力，但在北美的核心地带建立一个新法兰西帝国的尝试却终告失败，原有的殖民地非但未能向周边肥沃的旷野扩张，反而日渐萎缩，人口未能增殖，民智远未开化，财富未有积累，新社会趑趄不前，最终在与英帝国的争雄中败下阵来。

　　停滞萎坠的清帝国

　　1839年底，中华帝国与英帝国发生军事冲突，英帝国随即派遣远征军，力图以武力打开对华贸易通道，占领军事要冲，勒索赔款。在得知英国正在派遣军队远征中国的消息后，托克维尔在给友人的信里这样写道：

　　如果我是英国人，当我看到正在开始的对中国的远征时，我无法不感到焦虑。作为一个善意但公正的观察者，当我想到一支欧洲军队入侵天朝帝国时只会感到高兴。欧洲的活跃终于和中国的停滞交锋了!这是个重大事件，特别是当人们考虑到它只是许多同样性质的事件的延续，是它们中间的最后一个时——所有这些事件都推动欧洲人离开家园、不断将所有其他种族纳入他们的帝国，或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

　　有关中华帝国这一令人费解的停滞状态，托克维尔指出，300年前，欧洲人初到中国，他们惊讶地发现，中国的所有工艺均已相当完善。但至此便停滞不前。后来，他们发现中国人的某些高级知识业已失传。这个国家注重实业;大部分科学方法得到保留;但科学本身已经不复存在。因此，欧洲人发现，“这个民族的精神已陷入一种特有的停滞状态。”中国人对祖先亦步亦趋，而将那些曾经引导他们祖先前进的原理抛诸脑后。他们沿袭祖传的成法，而对其意义不甚了了;他们沿用过去的生产工具，而不思改进。因此，中国人墨守陈规。这就使他们不再进步。他们必然对祖先亦步亦趋，以免偏离祖先所划定的轨道，使自己陷入不可预测的境地。人类知识的源泉几近枯竭;尽管河水依然流动，但已不能卷起波澜或改变河道。在生产工艺方面，中国人注重的是实用技艺，缺少对实践背后高级理论的提炼，“高级知识”即原理科学始终无法得到实质性的提升，没有原理科学的新发现，也就无从产生新的科学方法，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实践也就只能不断重复以往的“祖传秘方”。

　　托克维尔对中国的上述观察，显然受到18世纪法国来华耶稣会士相关著述的启发。其中一部重要文献即入华耶稣会士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1674-1745)编辑的《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该书在相当长时间里成为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知识界了解中国的权威读本，书中收录了巴多明(Dominicus Parrenin，1665-1741)神父在1730年8月11日从北京写给法国科学院院长德·梅朗(Dortous de Mairan，1678-1771)的一封信，其中在谈到中国在高级科学即思辨科学方面的困乏时，指出：“中国人的天才，而且是很值得受人尊重的天才，在人称之为思辨科学方面要远远低于我们。”这种才智尽管使中国人善于施政，要求民众乐天知命，对统治者驯顺服从，但却使中国人丧失了“精明的洞察力”，后者正是好奇心的源泉，而科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源自这种好奇心。“中国人是所有民族中在艺术和科学方面最为天生不幸的人，他们既无力于改进已有的科学技术，又不善于对它们进行创新。……中国人自很久以来就专心于研究人们称之为思辨科学的内容，却不存在一个能对之略作深化的人。”巴多明神父认为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因循，科学发现得不到鼓励;二是在中华帝国内部和外部都没有刺激和维护竞争的任何机制，例如天文学研究无法成为通向财富与荣誉的道路，作为帝国官僚系统的人才吸纳机制，科举制度将社会的主要注意力导向仕途，而进入仕途的“敲门砖”便是研究经书、史书、法律和伦理经典。社会的创造力就这样在无形之中遭到扼杀。(《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启蒙大哲伏尔泰(1694-1778)也为此深感困惑，中国人拥有他们引以为豪的“四大发明”，然而“奇怪的是，这个有发明力的民族在几何学方面从没有超出基本知识的范围。……人们要问，既然在如此遥远的古代，中国人便已如此先进，为什么他们又一直停留在这个阶段;为什么在中国，天文学如此古老，但其成就却又如此有限;……这些与我们迥然不同的人，似乎大自然赋予他们的器官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他们所需的一切，却无法有所前进。……中国人最深刻了解、最精心培育、最致力完善的东西是道德和法律。儿女孝敬父亲是国家的基础。在中国，父权从来没有削弱。儿子要取得所有亲属、朋友和官府的同意才能控告父亲。一省一县的文官被称为父母官，而帝王则是一国的君父。这种思想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把这个幅员广大的国家组成一个大家庭。”

　　即便在高级科学方面全面落伍，中华帝国君主专制制度却表现出高度的稳定性。在国家治理方面，中国的社会理想、伦理组织、政治制度一度成为18世纪欧洲尤其是法国知识界极力推崇的典范。在这一方面，德国大哲莱布尼兹(1646-1716)首当其冲，正是在他的极力说服下，法国政府取代葡萄牙成为欧洲在华耶稣会传教活动的主要赞助者和保护人。1697年，莱布尼兹用拉丁文编辑出版《中国近事：为了照亮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他指出，虽然在逻辑学、形而上学、数学等方面，欧洲人比中国人更胜一筹，但“中国人比我们这个自以为在各方面都有教养的民族过着更具有道德的公民生活……如果说我们在手工技能上与他们不分上下、在理论科学方面超过他们的话，那么，在实践哲学方面，即在人类生活及日常风俗的伦理道德和政治学说方面，我不得不汗颜地承认他们远胜于我们。”。该书1699年再版之际，莱布尼兹还特地收入了法国入华传教士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撰写的《中国现任皇帝传》，该传记是作者打算呈献给法王路易十四的，在这部传记中，作者对康熙皇帝誉美有加，称他为“统治天下的帝王之中最为圣明的君主之一”。莱布尼兹关于中国的认识，对18世纪流行欧洲知识界的所谓“全盘华化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诸如法国的重农学派、百科全书派，都试图在中华帝国的文物制度中寻找解救近代欧洲面临危机的灵感和药方。

　　如果说莱布尼兹对中国文化和制度的推崇主要集中在哲学思想领域，那么18世纪法国的“重农学派”(Physiocrats)思想家则力图进一步将其引入政治实践层面。在18世纪欧洲一度出现的崇尚中国文化的风潮中，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素有“欧洲的孔子”之美誉的魁奈(1694-1774)对中国可以说崇拜到了极点，他著名的《格言集》，直接借用了《论语》的写作手法。在魁奈眼里，仅孔子一部《论语》便可使希腊七贤黯然失色。他向法国各都市下发的关于经济状况的《质问》，即是模仿中国古代采风之官巡行天下以采诗的成果汇编。早在1756年，魁奈曾劝说法王路易十五模仿中国古代举行“籍田大礼”，在他看来，举行籍田仪式是理想君主的重要标志。关于籍田礼，孟德斯鸠也曾论及：“有关中国的记述谈到了皇帝每年一次的籍田仪式，这种公开而隆重的仪式旨在鼓励人民耕作。不但如此，皇帝还年年根据禀报，将八品官职赐予当年最出色的农夫。”魁奈去世后，他的忠实信徒，大革命时期著名政治家米拉波(count de Mirabeau，1754-1792)发表了一段哀辞，其中有这样的表述：“孔子立教的目的在于恢复人类的天性，不再为愚昧和情欲所隐蔽，所以他教人敬天、畏天、爱人、战胜物欲，勿以情欲去衡量行为，应以理性为标准;凡是并不合理性的，叫他们勿动、勿思、勿言。宗教的道德，优美到这个地步，真是无以复加了。但是还有一件要事待我们去做，就是把这种道德普行于世界，这就是吾师的事业，他已发明了自然所给的秘传，这就是经济的体系。”。1764年，米拉波在《农业哲学》一书的卷首插图中，特意设计了一幅中国皇帝参加春季籍田大礼的图画，他还将魁奈的代表作《经济表》视为旨在完成孔子遗训的伟大尝试。魁奈还以中国皇帝的这一形象来劝导法王路易十五于1756年仿效中国皇帝的习惯举行“籍田”仪式，皇太子即后来的法王路易十六也于1768年春季在凡尔赛王宫举行类似的仪式，亲自拿着用丝带装饰的耕犁模型在众人面前展示，以象征他对法国农民的同情以及农民对国家所做贡献的重视，这一举动很快成为画家和诗人的创作素材和称颂对象。1769年，奥地利的约瑟夫皇帝在摩拉维亚地区亲自驾犁耕地，可以说是直接效法中国皇帝的又一例证。在1767年出版的《中国的专制制度》一书中，魁奈为中国的专制君主制度做了更加明确的理论辩护，在他看来，中国的专制君主与为所欲为的或不合法的专制君主有着明显区别，“中国的制度系建立于明智和确定不移的法律之上，皇帝执行这些法律，而他自己也审慎地遵守这些法律。”(页24)中华帝国之所以能够“年代绵长、疆土辽阔、繁荣不息”，根本上在于它遵守了“自然法”，而那些靠人的意志统治的民族在中国人看来只不过是野蛮民族罢了。在魁奈看来，服从自然秩序的疆土辽阔的中华帝国，可以说是一个稳定而持久不变的政府的范例，“它的政府所以能维持很长的时间，并不是由于局部的情况，而是本质上的稳固的秩序。”魁奈这里所说的“自然法”即社会的基本规律，它包括实践和道德两个层面：在实践层面，作为整个国家管理工作的基础的实际规律，即显然是对人类最有利的自然领域中的一切实际现象的正常趋向;而在道德层面，作为整个国家管理工作的基础的道德规律，就是显然对人类最有利的自然领域中的一切道德活动的正常趋向。这两个层面的规律加在一起，共同构成了所谓的自然法。

　　针对以“重农学派”为代表的十八世纪欧洲知识界对中华帝国治理模式的热捧，托克维尔指出，这种制度实际上是一种“名为民主专制制度(démocratie despotisme)的特殊的专制形式”，他进而以不无反讽的口吻评论道：

　　他们(即重农学派——引者)环顾四周，似乎找不到任何合乎这种理想的东西，于是他们便到亚洲的深处去找。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所有人都会在其著述中对中国推崇备至。读他们的书，对中国的赞美比比皆是;由于对中国不甚了了，他们有关中国的论述尽是些无稽之谈。被一小撮欧洲人玩弄于股掌之间的那个虚弱野蛮的政府，在他们眼里似乎是可供世界各国仿效的最完美典范。他们心目中的中国政府，好比是后来全体法国人心目中的英国和美国。在中国，专制君主不怀偏见，一年一度举行亲耕礼，以奖掖适应技艺;一切官职都要经过科举考试才能获得;以哲学代宗教，文人被奉为贵族。看到这样的国家，他们叹为观止，心驰神往。”

　　托克维尔发现，行政集权在中华帝国根深蒂固，而这正是这个帝国长期陷入停滞的根源所在：“在我看来，中国是通过非常集权的行政为其统治下的人民提供社会福利的最为典型的代表。从旅行家们那里我们得知：中国人有安宁而无幸福，有百业而无进步，有稳劲而无创劲，有社会秩序而无公共的品德。在中国人那里，社会总是运转良好，但决不是甚好。我认为，中国一旦对欧洲人开放，欧洲人就会从那里发现世界上现存的最为完美的行政集权的典范。”

　　蒸蒸日上的美利坚帝国

　　与日薄西山的法国和停滞萎坠的中华帝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裔美国人却朝气蓬勃，蒸蒸日上，在对美利坚共和制度深入考察的基础上，托克维尔对这个仍然处于“青年时代”的民族在文明世界的未来命运做了如下预见：“当我看到英裔美国人的那种经商干劲、经商的便利条件和经商获得的成就时，就情不自禁地相信，他们总有一天会成为地球上的第一海上强国。他们生来就是统治海洋的，就象罗马人生来就是来统治世界一样。”

　　英裔美国人生而有幸且生得其所，北美这片大陆，似乎是为一个伟大民族准备的空摇篮，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为民主共和制度的茁壮成长提供了其他民族所没有的有利的自然环境。但托克维尔通过比较发现，地理位置这种偶然和天赐的原因固然重要，但促使英裔美国人蒸蒸日上的动力更多来自那里的法制和民情。民主革命在美国发展得最完满和最和平，平等在那里发展到其自然的极限，但英裔美国人却避免了平等带来的大多数弊害，这首先得益于美利坚人的各项自由创制：诸如地方自治、行政分权、陪审制度、司法独立、出版和结社自由、宗教精神、妇女教育，等等。

　　由于共和国内部所激发的无限活力，使得北美这一新建立的共和国表现出明显的自我扩张特性：购买路易斯安那、夺取德克萨斯，并最终到达太平洋沿岸。在荷兰、西班牙、法国、英国相继退出北美大陆的同时，英裔美国人将布满从北极的冰原到热带之间的整个辽阔大地，从大西洋沿岸一直扩散到太平洋之滨。任何力量均无法阻止新大陆英裔人的飞跃发展，阻止不了他们“追补现实注定要他们完成的使命”，他们强烈的致富欲望和积极的进取精神以及使他们开化的知识，将促使移民们“开进这片为勤奋的人敞开的大门，为受苦受难的人提供休养生息场所的沃野。”

　　观察十九世纪中叶的国际政治格局，托克维尔发现两个新的民族正在迅速崛起，那就是俄国人和美国人。在其他民族要么停滞不前要么步履蹒跚，俄国人和美国人却“正沿着一条还看不到止境的道路轻松而迅速地前进”：美国人与天斗，即不断向西部拓殖，俄国人与人斗，即依靠武力争雄欧洲;美国人以无数的个人利益为动力，俄国人力图将一切权力集中于一人之手，美国人以自由为行动手段，俄国人以奴役为行动手段;美国人凭借劳动者的犁，俄国人依靠士兵的剑。两个民族虽然起点不同，道路各异，但他们好像得到天意的安排，“终有一天各主宰世界一半的命运。”

　　托克维尔的理论与实践难题

　　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似乎是托克维尔笔下法国大革命的重演，大革命本身并未将新旧两种社会斩为两截，革命者在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感情、习惯和思想。现代中国革命了推翻君主专制政体，政党国家与王朝(家族)国家呈现高度的连续性，新的政党国家继承了官僚国家这一帝国遗产的同时，其集权程度非但未有稍减，反而大有不断强化之势。不可否认，二十一世纪的国际政治格局与十九世纪的世界格局不可同语，但我们仍然面临托克维尔提出的民主理论和实践难题：即两种民主政制秩序之间的紧张。自由在21世纪的人民民主政体中如何可能?或者说在这一政体中实现并巩固自由的现实途径是什么?这一问题不仅与人民民主政体的正当性息息相关，更直接关涉到人民共和国于外交舞台上的成败利钝。

　　加图曾说，“意大利是罗马人用剑获得，用犁巩固的。”而以“新罗马”自命的美利坚帝国继承了古罗马的这一精神衣钵，并承诺将克服古代帝国均未能摆脱的盛衰循环。21世纪的中华帝国能否打破帝国崛起的战争铁律?能否实现自由与帝国互为表里，相得益彰?复兴中华帝国的光荣与梦想，始终是中国革命者以及之后的改革者挥之不去的“情结”，如何将这一梦想变为现实?无疑是对中国的仁人志士先知先觉者治世智慧和决断能力的巨大考验。

　　如果托克维尔活到现在，他会对曾经“停滞的帝国”的立法者们说些什么?

　　十九世纪上半叶，基督教世界正进入一场空前的大变革时代：法、美革命的尘埃开始落定，由这两场革命开启的西方两种现代性道路开始呈现其基本轮廓。对于这两场革命对整个文明世界的意义，生逢这一特殊时代的托克维尔提出如下洞见：即随着贵族社会的没落，新的民主社会将走向民主的自由还是民主的暴政?在政制上是建立美国式的自由的民主政体还是法国式的专制的民主政体?随着君主制度在各国纷纷垮台，新建立的共和国是自由的共和国还是专横的共和国?这不仅在政治上决定着各国在新的世界帝国体系中的地位，而且关系到帝国背后文明的兴衰。托克维尔将视线转向美国，并非旨在效仿美国的制度形式，更不是要颂扬这一新生共和国各项创制，而是找到法国可以引以为鉴的诸多原则和教训。

　　日薄西山的法兰西帝国

　　旧制度下的法国曾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傲视群雄，即便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自由、平等、博爱”这样的现代政治原则也能扣人心弦，引领时代。大革命致力于人类的新生，激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带有布道热忱的政治革命，它发生在法国，其原则却传布整个世界，革命本身俨然成为一种新宗教，它预示着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然而托克维尔却发现，法国大革命所承诺的理想王国并未在它的祖国落地生根，反而让这个国家陷入长期的动荡不安之中，革命后建立的所谓新制度实际上是旧制度的瓦砾重新组装而成的，与旧制度相比，新的中央集权变本加厉，法兰西共和国沉疴缠身，遍试各种药方，病情非但未能减轻，却有不断加重之势。

　　内政不修，法兰西帝国国势横遭销蚀，在列强之林节节败退，对外战争相继败于英、俄、奥、普。为此，托克维尔痛心疾首：曾几何时，在美洲，法兰西人一度有望建立一个大法兰西国，与英帝国在新大陆平分秋色，法兰西帝国在北美拥有的领土，几近于整个欧洲大小，北美大陆三条最大河流，都流经法国人的管辖地，从圣劳伦斯河口到密西西比河三角洲，人们只能听到法国的语言，路易斯堡、圣路易、新奥尔良等那些让法国人备感亲切的地方，如今已经不属于法兰西了，1803年，疲于应付欧洲战事的拿破仑以1500万美圆的现金和贷款将这块本该属于法国的领土拱手出让。

　　针对法国人在经营殖民地方面的拙劣表现，托克维尔指出主要应当归因于以下五个方面，前三个主要体现在民族性格上，后两个体现在政治习惯和法律方面：①、从地理位置上看，法国主要是一个大陆国家，在法国人的心目中，陆地代表着权力和荣耀，海洋并不能激起他们的特殊兴趣，海上贸易始终处于从属地位，航运业得不到足够的重视;②、法兰西民族性格既耽于安逸又热衷冒险：一方面他们容易满足现状，并不像有些民族对发财致富有着难以餍足的渴望，与此同时，法国人一旦离开他们的安乐窝，进入荒野，他们却能够迅速适应野蛮人的生活。这两种相反的脾性均不利于进行殖民活动;③、法国农民宁肯在困乏中老死田园，也不愿筚路蓝缕，流落他乡，即便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将他们送至海外，也很难让他们定居下来，也不像英国人那样将一切力量团结起来发财致富，法国殖民者对交给他们经营的拓居地并不怎么上心，他们的需求很容易满足，只要可能，他们宁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④、在法国迁延数百年的行政中央集权制，帝国权力中心力图控制各个省份的地方事务，对于千里之外的殖民地，不仅委派官员，颁布法令，而且控制殖民地的日常行政事务，将法国国内政治和行政原则不加分辨强加于殖民地，中央权力不顾殖民地的具体实际，一意孤行，干预一切，监视一切，指挥一切，致使其职能超载，庞杂琐碎;⑤、法国殖民者在国内所形成的政治习惯使其无法在没有指导的情况下独立行事，一个习惯于一切行动听指挥的人不可能行使好新获得的自治权利，如果政府能够将一切安排妥当，他宁肯对之俯首帖耳，他不会因为自己独力完成了一件事而感到自豪，他对自治独立兴趣不大，他的自由几乎是被强加到他的头上的。

　　正是由于以上诸多因素，尽管法国曾经投入巨大的人力和财力，但在北美的核心地带建立一个新法兰西帝国的尝试却终告失败，原有的殖民地非但未能向周边肥沃的旷野扩张，反而日渐萎缩，人口未能增殖，民智远未开化，财富未有积累，新社会趑趄不前，最终在与英帝国的争雄中败下阵来。

　　停滞萎坠的清帝国

　　1839年底，中华帝国与英帝国发生军事冲突，英帝国随即派遣远征军，力图以武力打开对华贸易通道，占领军事要冲，勒索赔款。在得知英国正在派遣军队远征中国的消息后，托克维尔在给友人的信里这样写道：

　　如果我是英国人，当我看到正在开始的对中国的远征时，我无法不感到焦虑。作为一个善意但公正的观察者，当我想到一支欧洲军队入侵天朝帝国时只会感到高兴。欧洲的活跃终于和中国的停滞交锋了!这是个重大事件，特别是当人们考虑到它只是许多同样性质的事件的延续，是它们中间的最后一个时——所有这些事件都推动欧洲人离开家园、不断将所有其他种族纳入他们的帝国，或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

　　有关中华帝国这一令人费解的停滞状态，托克维尔指出，300年前，欧洲人初到中国，他们惊讶地发现，中国的所有工艺均已相当完善。但至此便停滞不前。后来，他们发现中国人的某些高级知识业已失传。这个国家注重实业;大部分科学方法得到保留;但科学本身已经不复存在。因此，欧洲人发现，“这个民族的精神已陷入一种特有的停滞状态。”中国人对祖先亦步亦趋，而将那些曾经引导他们祖先前进的原理抛诸脑后。他们沿袭祖传的成法，而对其意义不甚了了;他们沿用过去的生产工具，而不思改进。因此，中国人墨守陈规。这就使他们不再进步。他们必然对祖先亦步亦趋，以免偏离祖先所划定的轨道，使自己陷入不可预测的境地。人类知识的源泉几近枯竭;尽管河水依然流动，但已不能卷起波澜或改变河道。在生产工艺方面，中国人注重的是实用技艺，缺少对实践背后高级理论的提炼，“高级知识”即原理科学始终无法得到实质性的提升，没有原理科学的新发现，也就无从产生新的科学方法，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实践也就只能不断重复以往的“祖传秘方”。

　　托克维尔对中国的上述观察，显然受到18世纪法国来华耶稣会士相关著述的启发。其中一部重要文献即入华耶稣会士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1674-1745)编辑的《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该书在相当长时间里成为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知识界了解中国的权威读本，书中收录了巴多明(Dominicus Parrenin，1665-1741)神父在1730年8月11日从北京写给法国科学院院长德·梅朗(Dortous de Mairan，1678-1771)的一封信，其中在谈到中国在高级科学即思辨科学方面的困乏时，指出：“中国人的天才，而且是很值得受人尊重的天才，在人称之为思辨科学方面要远远低于我们。”这种才智尽管使中国人善于施政，要求民众乐天知命，对统治者驯顺服从，但却使中国人丧失了“精明的洞察力”，后者正是好奇心的源泉，而科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源自这种好奇心。“中国人是所有民族中在艺术和科学方面最为天生不幸的人，他们既无力于改进已有的科学技术，又不善于对它们进行创新。……中国人自很久以来就专心于研究人们称之为思辨科学的内容，却不存在一个能对之略作深化的人。”巴多明神父认为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因循，科学发现得不到鼓励;二是在中华帝国内部和外部都没有刺激和维护竞争的任何机制，例如天文学研究无法成为通向财富与荣誉的道路，作为帝国官僚系统的人才吸纳机制，科举制度将社会的主要注意力导向仕途，而进入仕途的“敲门砖”便是研究经书、史书、法律和伦理经典。社会的创造力就这样在无形之中遭到扼杀。(《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启蒙大哲伏尔泰(1694-1778)也为此深感困惑，中国人拥有他们引以为豪的“四大发明”，然而“奇怪的是，这个有发明力的民族在几何学方面从没有超出基本知识的范围。……人们要问，既然在如此遥远的古代，中国人便已如此先进，为什么他们又一直停留在这个阶段;为什么在中国，天文学如此古老，但其成就却又如此有限;……这些与我们迥然不同的人，似乎大自然赋予他们的器官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他们所需的一切，却无法有所前进。……中国人最深刻了解、最精心培育、最致力完善的东西是道德和法律。儿女孝敬父亲是国家的基础。在中国，父权从来没有削弱。儿子要取得所有亲属、朋友和官府的同意才能控告父亲。一省一县的文官被称为父母官，而帝王则是一国的君父。这种思想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把这个幅员广大的国家组成一个大家庭。”

　　即便在高级科学方面全面落伍，中华帝国君主专制制度却表现出高度的稳定性。在国家治理方面，中国的社会理想、伦理组织、政治制度一度成为18世纪欧洲尤其是法国知识界极力推崇的典范。在这一方面，德国大哲莱布尼兹(1646-1716)首当其冲，正是在他的极力说服下，法国政府取代葡萄牙成为欧洲在华耶稣会传教活动的主要赞助者和保护人。1697年，莱布尼兹用拉丁文编辑出版《中国近事：为了照亮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他指出，虽然在逻辑学、形而上学、数学等方面，欧洲人比中国人更胜一筹，但“中国人比我们这个自以为在各方面都有教养的民族过着更具有道德的公民生活……如果说我们在手工技能上与他们不分上下、在理论科学方面超过他们的话，那么，在实践哲学方面，即在人类生活及日常风俗的伦理道德和政治学说方面，我不得不汗颜地承认他们远胜于我们。”。该书1699年再版之际，莱布尼兹还特地收入了法国入华传教士白晋(Joachim Bouvet，1656-1730)撰写的《中国现任皇帝传》，该传记是作者打算呈献给法王路易十四的，在这部传记中，作者对康熙皇帝誉美有加，称他为“统治天下的帝王之中最为圣明的君主之一”。莱布尼兹关于中国的认识，对18世纪流行欧洲知识界的所谓“全盘华化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诸如法国的重农学派、百科全书派，都试图在中华帝国的文物制度中寻找解救近代欧洲面临危机的灵感和药方。

　　如果说莱布尼兹对中国文化和制度的推崇主要集中在哲学思想领域，那么18世纪法国的“重农学派”(Physiocrats)思想家则力图进一步将其引入政治实践层面。在18世纪欧洲一度出现的崇尚中国文化的风潮中，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素有“欧洲的孔子”之美誉的魁奈(1694-1774)对中国可以说崇拜到了极点，他著名的《格言集》，直接借用了《论语》的写作手法。在魁奈眼里，仅孔子一部《论语》便可使希腊七贤黯然失色。他向法国各都市下发的关于经济状况的《质问》，即是模仿中国古代采风之官巡行天下以采诗的成果汇编。早在1756年，魁奈曾劝说法王路易十五模仿中国古代举行“籍田大礼”，在他看来，举行籍田仪式是理想君主的重要标志。关于籍田礼，孟德斯鸠也曾论及：“有关中国的记述谈到了皇帝每年一次的籍田仪式，这种公开而隆重的仪式旨在鼓励人民耕作。不但如此，皇帝还年年根据禀报，将八品官职赐予当年最出色的农夫。”魁奈去世后，他的忠实信徒，大革命时期著名政治家米拉波(count de Mirabeau，1754-1792)发表了一段哀辞，其中有这样的表述：“孔子立教的目的在于恢复人类的天性，不再为愚昧和情欲所隐蔽，所以他教人敬天、畏天、爱人、战胜物欲，勿以情欲去衡量行为，应以理性为标准;凡是并不合理性的，叫他们勿动、勿思、勿言。宗教的道德，优美到这个地步，真是无以复加了。但是还有一件要事待我们去做，就是把这种道德普行于世界，这就是吾师的事业，他已发明了自然所给的秘传，这就是经济的体系。”。1764年，米拉波在《农业哲学》一书的卷首插图中，特意设计了一幅中国皇帝参加春季籍田大礼的图画，他还将魁奈的代表作《经济表》视为旨在完成孔子遗训的伟大尝试。魁奈还以中国皇帝的这一形象来劝导法王路易十五于1756年仿效中国皇帝的习惯举行“籍田”仪式，皇太子即后来的法王路易十六也于1768年春季在凡尔赛王宫举行类似的仪式，亲自拿着用丝带装饰的耕犁模型在众人面前展示，以象征他对法国农民的同情以及农民对国家所做贡献的重视，这一举动很快成为画家和诗人的创作素材和称颂对象。1769年，奥地利的约瑟夫皇帝在摩拉维亚地区亲自驾犁耕地，可以说是直接效法中国皇帝的又一例证。在1767年出版的《中国的专制制度》一书中，魁奈为中国的专制君主制度做了更加明确的理论辩护，在他看来，中国的专制君主与为所欲为的或不合法的专制君主有着明显区别，“中国的制度系建立于明智和确定不移的法律之上，皇帝执行这些法律，而他自己也审慎地遵守这些法律。”(页24)中华帝国之所以能够“年代绵长、疆土辽阔、繁荣不息”，根本上在于它遵守了“自然法”，而那些靠人的意志统治的民族在中国人看来只不过是野蛮民族罢了。在魁奈看来，服从自然秩序的疆土辽阔的中华帝国，可以说是一个稳定而持久不变的政府的范例，“它的政府所以能维持很长的时间，并不是由于局部的情况，而是本质上的稳固的秩序。”魁奈这里所说的“自然法”即社会的基本规律，它包括实践和道德两个层面：在实践层面，作为整个国家管理工作的基础的实际规律，即显然是对人类最有利的自然领域中的一切实际现象的正常趋向;而在道德层面，作为整个国家管理工作的基础的道德规律，就是显然对人类最有利的自然领域中的一切道德活动的正常趋向。这两个层面的规律加在一起，共同构成了所谓的自然法。

　　针对以“重农学派”为代表的十八世纪欧洲知识界对中华帝国治理模式的热捧，托克维尔指出，这种制度实际上是一种“名为民主专制制度(démocratie despotisme)的特殊的专制形式”，他进而以不无反讽的口吻评论道：

　　他们(即重农学派——引者)环顾四周，似乎找不到任何合乎这种理想的东西，于是他们便到亚洲的深处去找。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所有人都会在其著述中对中国推崇备至。读他们的书，对中国的赞美比比皆是;由于对中国不甚了了，他们有关中国的论述尽是些无稽之谈。被一小撮欧洲人玩弄于股掌之间的那个虚弱野蛮的政府，在他们眼里似乎是可供世界各国仿效的最完美典范。他们心目中的中国政府，好比是后来全体法国人心目中的英国和美国。在中国，专制君主不怀偏见，一年一度举行亲耕礼，以奖掖适应技艺;一切官职都要经过科举考试才能获得;以哲学代宗教，文人被奉为贵族。看到这样的国家，他们叹为观止，心驰神往。”

　　托克维尔发现，行政集权在中华帝国根深蒂固，而这正是这个帝国长期陷入停滞的根源所在：“在我看来，中国是通过非常集权的行政为其统治下的人民提供社会福利的最为典型的代表。从旅行家们那里我们得知：中国人有安宁而无幸福，有百业而无进步，有稳劲而无创劲，有社会秩序而无公共的品德。在中国人那里，社会总是运转良好，但决不是甚好。我认为，中国一旦对欧洲人开放，欧洲人就会从那里发现世界上现存的最为完美的行政集权的典范。”

　　蒸蒸日上的美利坚帝国

　　与日薄西山的法国和停滞萎坠的中华帝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英裔美国人却朝气蓬勃，蒸蒸日上，在对美利坚共和制度深入考察的基础上，托克维尔对这个仍然处于“青年时代”的民族在文明世界的未来命运做了如下预见：“当我看到英裔美国人的那种经商干劲、经商的便利条件和经商获得的成就时，就情不自禁地相信，他们总有一天会成为地球上的第一海上强国。他们生来就是统治海洋的，就象罗马人生来就是来统治世界一样。”

　　英裔美国人生而有幸且生得其所，北美这片大陆，似乎是为一个伟大民族准备的空摇篮，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为民主共和制度的茁壮成长提供了其他民族所没有的有利的自然环境。但托克维尔通过比较发现，地理位置这种偶然和天赐的原因固然重要，但促使英裔美国人蒸蒸日上的动力更多来自那里的法制和民情。民主革命在美国发展得最完满和最和平，平等在那里发展到其自然的极限，但英裔美国人却避免了平等带来的大多数弊害，这首先得益于美利坚人的各项自由创制：诸如地方自治、行政分权、陪审制度、司法独立、出版和结社自由、宗教精神、妇女教育，等等。

　　由于共和国内部所激发的无限活力，使得北美这一新建立的共和国表现出明显的自我扩张特性：购买路易斯安那、夺取德克萨斯，并最终到达太平洋沿岸。在荷兰、西班牙、法国、英国相继退出北美大陆的同时，英裔美国人将布满从北极的冰原到热带之间的整个辽阔大地，从大西洋沿岸一直扩散到太平洋之滨。任何力量均无法阻止新大陆英裔人的飞跃发展，阻止不了他们“追补现实注定要他们完成的使命”，他们强烈的致富欲望和积极的进取精神以及使他们开化的知识，将促使移民们“开进这片为勤奋的人敞开的大门，为受苦受难的人提供休养生息场所的沃野。”

　　观察十九世纪中叶的国际政治格局，托克维尔发现两个新的民族正在迅速崛起，那就是俄国人和美国人。在其他民族要么停滞不前要么步履蹒跚，俄国人和美国人却“正沿着一条还看不到止境的道路轻松而迅速地前进”：美国人与天斗，即不断向西部拓殖，俄国人与人斗，即依靠武力争雄欧洲;美国人以无数的个人利益为动力，俄国人力图将一切权力集中于一人之手，美国人以自由为行动手段，俄国人以奴役为行动手段;美国人凭借劳动者的犁，俄国人依靠士兵的剑。两个民族虽然起点不同，道路各异，但他们好像得到天意的安排，“终有一天各主宰世界一半的命运。”

　　托克维尔的理论与实践难题

　　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似乎是托克维尔笔下法国大革命的重演，大革命本身并未将新旧两种社会斩为两截，革命者在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感情、习惯和思想。现代中国革命了推翻君主专制政体，政党国家与王朝(家族)国家呈现高度的连续性，新的政党国家继承了官僚国家这一帝国遗产的同时，其集权程度非但未有稍减，反而大有不断强化之势。不可否认，二十一世纪的国际政治格局与十九世纪的世界格局不可同语，但我们仍然面临托克维尔提出的民主理论和实践难题：即两种民主政制秩序之间的紧张。自由在21世纪的人民民主政体中如何可能?或者说在这一政体中实现并巩固自由的现实途径是什么?这一问题不仅与人民民主政体的正当性息息相关，更直接关涉到人民共和国于外交舞台上的成败利钝。

　　加图曾说，“意大利是罗马人用剑获得，用犁巩固的。”而以“新罗马”自命的美利坚帝国继承了古罗马的这一精神衣钵，并承诺将克服古代帝国均未能摆脱的盛衰循环。21世纪的中华帝国能否打破帝国崛起的战争铁律?能否实现自由与帝国互为表里，相得益彰?复兴中华帝国的光荣与梦想，始终是中国革命者以及之后的改革者挥之不去的“情结”，如何将这一梦想变为现实?无疑是对中国的仁人志士先知先觉者治世智慧和决断能力的巨大考验。

　　如果托克维尔活到现在，他会对曾经“停滞的帝国”的立法者们说些什么?